自去年10月起，全国各地省级党代会及“两会”陆续召开。目前，14个省、自治区的党代会已闭幕，其他省级党代会将要召开，全国31个省级“两会”已全都闭幕，省级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四大班子已基本调整到位。在124个省级正职岗位中，有24人身兼党委书记和人大主任两职，目前省级正职官员实际为整整100人。

这100名省级官员目前公布的履历显示，有46人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下乡插队当知青，或是有过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这成为当前省级正职官员中多数人的一个显著特征。

“知青”——履历中的时代色彩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也就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知青是指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青年，这些青年大多数只接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度过了难忘的“青葱岁月”——“知青”二字，成为这一代人人生档案的关键词。

在这些省级正职官员的履历中，对于这段经历的表述各有不同，多为“农民”、“下乡”、“插队”、“知青”等明确表述。重庆市政协主席邢元敏的简历中，不仅写明是知青，还是修建襄渝铁路的民兵。吉林省长王儒林的简历则把插队经历表述为“下乡知识青年”。

而有些表述将当年插队生活的日常状态点明，如河南省政协主席叶冬松的简历，将其称为“插队劳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席项宗西的简历，把在农场青年队劳动的经历称为“下乡锻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的简历，更将其表述为“接受再教育”。这些词汇无一不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

下乡插队最小者只有15岁

这些省级正职官员下乡插队大多集中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插队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北、新疆、青海、贵州等边远地区。而最早的是在1965年8月，18岁的项宗西到宁夏永宁县农场青年队下乡锻炼。下乡插队最晚的，已经延续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其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半年——叶冬松、刘伟分别到安徽长丰县、砀山县插队劳动时，已是1977年的三四月间。

下乡插队时，这些后来的高官们大多还不到20岁，年纪轻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是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和甘肃省长刘伟平，当年都只有15岁。“大”一点的有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青海省长骆惠宁——他们插队当农民时，都是16岁。

20多岁才上大学的“工、农、兵”

与知青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工农兵大学生”经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工农兵大学生也称“工农兵学员”，特指在文革期间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群体，由于当时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来源为工、农、兵，因此得名。

研析目前省级正职官员的履历，有工农兵学员经历者，多达30人，有的此前是农民或知青，有的则是工人或军人，体现着“工、农、兵”的特色。重庆市长黄奇帆16岁至22岁在上海焦化厂焦炉车间当工人，1974年被推荐到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了3年。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16岁时参军，当兵6年，22岁时又到北京化工厂当工人，23岁时上大学。同为23岁时，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机械制造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此前，他曾当兵4年多，还当过一年多的农民。

在学校停课、高考中断的当时，能上大学，实属不易。目前省级正职官员中，成为工农兵学员时年龄最大的，是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和福建省政协主席梁绮萍。1972年，张德江进入延边大学朝鲜语系朝鲜语专业学习时，已26岁。1973年，同为26岁的梁绮萍进入福州大学化工系学习。

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经历一般为两年半到三年，也有短短一年的：浙江省长夏宝龙1975年至1976年在天津师范学院政史系进修了1年。强卫1976年在山东大学进修只有短短9个月。

从目前公开的省级正职官员履历来看，仅有上海、河北、内蒙古、海南、贵州这5个省（自治区）的省级正职官员没有知青经历。其他26个盛市、自治区都有“知青官员”。

其中，有5个省的三或四名省级正职官员全部都曾是知青或工农兵大学生：重庆的张德江、陈存根、黄奇帆、邢元敏，辽宁的王珉、陈政高、岳福洪，湖北的李鸿忠、王国生、杨松，陕西的赵乐际、赵正永、马中平，甘肃的王三运、刘伟平、冯健身——这些“知青官员”都是当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的一把手。

“知青一代”走上历史舞台

特殊年代的特殊政策，让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底层，对基层有着切身的体会。这种曾经的苦难磨砺和生活经验，影响着“知青一代”的认知。当年不寻常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造就着他们独特的风格，广阔的视野，人文的情怀，以及对底层准确的把握。因此，“知青官员”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令人格外关注。

他们熟知国情与底层有天然精神联系

不久前的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小崔会客”栏目邀请陕西省长赵正永做客。刚一落座，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拿出一副手套和一个扳手，要“考考”赵正永。赵正永戴上手套，抓过扳手，先是滑动钳口，接着咬住小崔用手指比画成的“螺帽”，继而拧转起来，动作颇为娴熟。

“我最初参加工作时，是铆工、钣金工，经常接触扳手。”赵正永呵呵笑着，没被崔永元难倒。小崔问：“现在还能经常想起基层工作吗？”赵正永说：“尽管那是很早以前了，但还是记得。我经常介绍我的情况时，都说我是工人出身，也到过农村，插过队，当过农民。”

1968年11月，17岁的知青赵正永到安徽省宣城地区水阳公社插队，当了整整两年农民。后来，又在马鞍山钢铁公司修建部机动车间做了几年工人。1974年10月，进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材料系金属物理专业学习。

赵正永的这段经历，几乎是目前许多省级官员履历的“标准范式”：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当农民；做过工人，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当年的切身体验如今的熟知基层

知青和工农兵大学生经历，是这一代人的标签。从城市到农村，从知青到农民，再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岁月中摸爬滚打，最终，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当今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精英。而在政治上，“知青一代”也有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早在2008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首次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亮相的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这三位副总理当年都曾是知青。李克强是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知青，张德江是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太平大队知青，王岐山是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接受着基层的磨炼。

当知青时，张德江22岁，王岐山21岁，李克强19岁。这个年龄正是了解基层，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的时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被一名当年的知青说过的一句话感触颇深。这名知青说，到了农村，“才知道什么叫中国，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苦，又是多么好”。钱理群为此评论说，这两个“才知道”，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都非同小可，意义重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才知道”，是“知青一代”从城市到农村、到基层，从未知到熟知的开始。因为有了在底层的特殊经历，知青这一代人会对基层有比较清晰、准确的认识和把握，容易与底层社会和民众建立起天然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从而使之熟知国情民意。

“吃过苦，不怕苦”知青岁月的共同记忆

网友“九班长”当年参加过三线建设，他看到央视“小崔会客”采访陕西省长赵正永的画面，被赵正永主动介绍知青、工人经历所感动。他在网上发帖称，“赵省长对待工人的态度令人感动，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之一，就是经过极端严酷的环境锻炼，不怕任何的困难。我们要继续发扬的是我们曾经无所畏惧，在大自然恶劣环境中英勇筑路的精神。”

“吃过苦，不怕苦”，是这名网友对自我群体肯定的表达。这也是“知青一代”对过往岁月的共同记忆，绵延一生。近年来，各地出现“知青返乡”的现象，还出现不少“知青饭馆”，还有一些以知青生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问世。

这种“知青热”的现象值得关注。它并非完全是“向后看”的，不只是对往昔的追忆，从积极的层面上剖析，是体现了“知青一代”的精神追求。

来源于生活锤炼的人文情怀

作家王小波当年也是知青。他把经历化解成幽默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在他看来，“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它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年他从北京到云南农场挖坑时，想，“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年轻人没吃过苦，也当不了作家。”他因此似乎在揶揄自己，“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

虽说作家贾平凹不是知青，但他在老家丹凤县棣花镇的农村生活到20岁，1972年才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了西北大学。在小说《秦腔》后记中，贾平凹记述了当年去上大学时的情景：“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这两名作家的话，有趣，耐读，有着深厚的人文色彩。其实文学作品中对“知青一代”的反思要更早些，因此成就了一种被称为“伤痕文学”的文学现象。它的出现，直接起因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描述了这一群体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但如同王小波、贾平凹的描述一样，这种悲剧色彩的际遇，被底层生活锤炼出浓郁的人文情怀，这或许是这一代人在触摸底层、感知社会的同时，伴随而生的。有着高中、初中，甚至所谓高小文化知识的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与底层民众建立起一种难得的人文情感联系，就好比某些知识需要在书本中学习，而更广阔的社会知识和人文素养，只能在实践中磨砺、提高。

当一部分知青能在文化大革命高考中断的情况下，成为工农兵大学生，除了诸如水电、建筑、化工之类的理工科专业外，也有一部分人成为中文、历史、哲学等文科专业的学员，而现今走上历史舞台的“知青一代”，不乏有当年的文史哲人才。这就改变了以往高层多为理工科出身的构成，令人耳目一新。

这辈人可能赋予执政党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河南郏县的大李庄乡，由于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名噪一时。大李庄乡因此改名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乡里的老年人还记得，当时谁要是拿一张盖着“闪着金光”的公章的介绍信，走到哪里都会是一路畅通。

如今已复名为“广阔天地乡”的该乡官方网站上，对知青有这样的介绍：下乡知青把新思想、新文化带到了农村，成为改变农村面貌，加快农村文明化、城镇化进程的一种动力，知识青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熔铸了一代成熟、坚定、执着而富有责任感的青年知识分子。

这种表述并不完全。大批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深入穷乡僻壤和边疆，必定会引起农村的变化，但更重要的，也为随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对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乃至当今，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钱理群说，因为有了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使“知青一代”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对世界发展趋向也有一定的把握。尤其是他们当年在深入农村后，对长期被灌输的思想观念的怀疑，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而正是有了这些思考，才为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做出了人才准备，以致于当今活跃在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是知青或曾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知青一代”当年在农村得到的经验，对他们今天的观念、行动都有重要影响，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钱理群判断，走上历史舞台的“这辈人可能赋予执政党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专访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化

党史专家张化曾是一名知青。16岁那年，她从南京市下乡，到苏南农村插队，当了一年农民。张化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有过知青生活经历的一代人，不少已经退休，有些还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3月下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张化研究员接受记者专访。她说，那段特殊的经历，影响着知青的人生，而知青这一代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

【专家简介】张化，山西忻州人，1952年5月出生。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理事。

自1985年开始从事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等党史基本著作的写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统改组成员之一。

记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已经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了。现在该怎么理解这段历史？

张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跨越了20多个年头。这一事件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出现，最初是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制度，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而城镇可以容纳的就业人数，又取决于计划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这样，就业问题非常突出。对于计划内无法安置的劳动力，便号召上山下乡予以解决。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文章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当时农村正在进行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提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他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关于《1956年到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就明确提出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1957年4月，人民日报发了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提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团中央开始号召并组织青年到边疆参加建设。以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以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方式得到推行。这一阶段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中形成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有区别的。

“文革”发动后，知青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当时由于社会严重混乱，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停课闹革命”，工矿企业也“踢开党委闹革命”,很多单位瘫痪了。1966、1967、1968年连续三年，全国有上千万中、小学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分配不出去。学生到处串连，参加武斗和夺权，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到1968年，毛泽东想要扭转混乱局面，开始号召“复课闹革命”。为了解决这批学生也就是一般称为“老三届”学生的出路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出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知青上山下乡由此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在“继续革命”理论和“再教育”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个青年下不下乡，被提升到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高度，很多青年是被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下放到农村和边疆。整个工作缺乏规划，方法生硬，搞得农民、知青和知青家长都不满意。

记者：你的知青生涯是怎样的？这种经历对你的人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张化：1968年我刚16岁，当时说是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初一都没有上完，就被卷到“革命”浪潮中了。这一年年底，我和同学下放到江苏高淳县插队落户。从我们插队的生产队到镇上路很远，要步行几个小时，还要翻过一座山。我插队的那一户有9个女生。平常我们跟男同学一样，下水田插秧、割稻，收获季节把一百斤左右的稻谷挑到镇上去卖。干这些农活，对于在城市长大的青年来讲，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原来生活在城市，不了解农村和农民。在乡下劳动、生活，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和武斗，开始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接触和了解。中国的农村、农民有什么特点？从这时起，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逐渐产生了和当时宣传不一样的想法，而且，培养起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对今后的人生是有长远影响的。

记者：你在1986年发表了《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论文。学界曾把这篇论文称为研究知青的“奠基之作”。你写知青这一代人，其实就是在写自己吧。

张化：呵呵，这篇论文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不过，研究历史和文艺创作不同，研究者个人的亲身体验，对于把握研究对象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长达20多年的历史事件，需要考察的领域远远超出个人的插队经历，研究视角是宏观的，评价应该是客观而全面的，这和“写自己”的文艺创作完全不一样。当然，有过下乡插队的亲身经历，一旦进入研究过程，可以很快进入情况，写初稿时有较强的内在冲动，征求意见时也很容易与各方面沟通。我从接到任务到写出成稿，大概用了4个多月时间，写得还算顺利，这大概与有知青经历有关。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评价知青上山下乡？

张化：我曾与很多不同年代下乡的知青朋友聊起当年，有苦涩也有回味，令人感慨不已。知青下乡插队，或者到边疆参加建设，用自己美好的青春，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青年在艰苦的地方劳动和生活，虽说是一种磨练，在实践中会有一些收获，但从人的一生来讲，毕竟耽误了在校学习的最好时机。特别是“文革”这场运动，使一大批人丧失了受到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耽误了一代人。从国家来讲，它加剧了“文革”中的教育中断，出现了“人才断层”的问题，拉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是难以弥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个悲剧。在当年下乡、支边的知青中，有很多人至今还留在当地，没有回到城市，在工作、生活上面临各种困难。由于各方面的情况，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比较敏感的现实问题。

记者：那么，当今该如何看待“‘知青一代’走上历史舞台”这种观点？

张化：从年龄上说，这一代人也到“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考上大学，当了干部，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但是，从人数上讲，在广阔天地度过青春岁月，后来又成为精英的，毕竟是极少数。在领导干部中，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相比较，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会有一些差别。那段特殊的经历，影响着知青的人生，而知青这一代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

中共利益集团内部的权势斗争

[博讯论坛]

作者: 博讯螺杆 中共利益集团内部的权势斗争 2012-03-28


中共党内的矛盾，从来就不是什么路线斗争，而始终都是帮派体系的权势斗争，所谓路线斗争，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幌子。中共，是十九世纪末以苏俄为首的第三国际派生出来的产物①，乱世英雄出四方，虽然当时的国际大气候造就了中共，但中共的根基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混合体，这注定了它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个由大小政治野心家组成的利益集团，它所建立的政权，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李自成的大顺王朝都是一个性质。

一个利益集团夺取政权后，内部必然产生权势斗争，在它打天下的过程中，同甘苦共患难是共同利益所致，待到建立了政权开始利益分配时，矛盾就全部暴露了。一群土匪内部火拼的原因，虽然多是分赃不均，但更主要还是争当大掌柜的矛盾，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口槽子不能栓两头驴，这是包括封建皇朝等一切专制政权的共性。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以均贫富这个口号，打倒皇帝，自己又做了皇帝，中共也借用了这个原始平等思想，不过是给它冠以更响亮的名义――共产主义，所以，就专制共性而言，皇帝和中共只是名称的区别。

中共利益集团内最早的“路线斗争”，始于第三国际的所谓托派，以陈独秀为代表。后来是绝对服从第三国际领导的所谓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但是当这些路线走不通的时候，共产国际就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路线执行者身上，推到间谍内奸的头上。而且，中共这个第三国际的怪胎，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个疯狂运转的绞肉机，因为它的祖师爷苏俄就是部绞肉机。经过数次“路线斗争”的血淋淋撕咬，第三国际的代表们都成了毛泽东的手下败将，最后是毛泽东胜出了。毛泽东为一世奸雄，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国际的肃反政策打击异己，拉一派打一派，在“长征”中拉拢周恩来张闻天打击博古和李德，最后窃取了中共的最高权力。

之所以毛能在这台绞肉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是他吃透了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经典，深谙权术之道，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说的明白些，就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儒术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了资治通鉴。所以，青出于蓝胜于蓝，毛的政权自建立以来，也一直就处于不断的“党内斗争”中。如果毛是苏俄领袖，相信斯大林也不是他的对手。毛玩权术的最高境界是两面派双重标准，贼喊捉贼，他一贯倡导“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而实际上他才是最擅长施展阴谋诡计的。

比如他主演的火拼王伦，就是杀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但他不出面，过后又猫哭老鼠的假装慈悲，结果袁临死前还在错误的认为：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了半边哩！②然而事实上，中共杀袁文才王佐，正是根据当时中共六大的决议③，毛泽东和李立三都是六大的委员，毛也是具体执行者。中共党史把这一事件归结为李立三的错误路线，说执行者是地方政权，美化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殊不知中共历史上的一切肃反运动本来都是中央所为，之后的苏区肃反，大杀AB团和延安整风等，也都是毛泽东玩弄两面派的结果。

中共党内，按区域分几大帮派：红区派，白区派，湘鄂帮，川帮，西北帮。在军内，还分一至四野各大体系。红区派，主要是指“中央苏区”与后来参加长征的各根据地人马；白区派，主要是指中共各地方局（北方局，南方局等等）属下的地下党组织④。湘鄂帮和川帮是指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地区先后暴动起事的共产党人，汇集到中央苏区后，鄂帮和川帮因为人数较少，依附于湖南帮，在党内斗争中结成了同盟。而西北帮和白区派，是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第一步要铲除的。

西北帮，则是指以刘志丹为首的陕北共产党，可以说，没有西北帮，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共。中共中央的“长征”，原计划本来是取道青海直奔新疆后进入苏联，再以苏联为大后方待机反攻，因青海甘肃阻力太大才折向陕甘红区，毛泽东的中央在进入陕甘前，又导演了一出鸠占鹊巢的大戏，先利用徐海东的红25军肃反，抓陕北红军的AB团，然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矫枉过正，收服了刘志丹⑤。中央红军落脚之后，毛泽东用“西征”之计消灭张国焘的主力红四方面军，又用“东征”之计消灭陕北红军主力，派心腹宋任穷担任东征部队政委，出奇巧合的是，刘志丹和陕北红军的两员著名将领，居然都在这次“东征”中死于莫名其妙的冷枪⑥。

红区派干部，主要是以出身于老红军土八路为主的军人。白区派干部则以文职人员为主，包括潜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以及民主党派，各界各领域中的地下党。显然，后者的文化层次要高于前者，数量上也多于前者，中共建政后，主要是依赖这些干部建设国家。红区派引为自豪的是“老子是扛枪打天下的功劳最大最有资格坐江山”，白区派瞧不起红区派是“农民大老粗文盲土八路外行领导内行”。如果说中共内部有左右派之争，那么红区派大多是左派，白区派则基本是右派。这个矛盾终于在1956年的反右斗争中暴发。

虽然毛泽东当上了中共大掌柜，但他疑虑重重，日夜担忧别人夺他的权，与他平分秋色特别是被架空，最大的敌手当然是刘少奇这个白区派的领袖，所以他开国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搞掉刘，他用的是二桃杀三士手法⑦，制造高刘矛盾，先利用高岗这个西北帮头子搞刘少奇，而高岗反刘少奇，打的就是路线斗争牌，他也是最早看出老毛与刘不合的，错以为老毛会站在他一边，错以为斯大林是他的后台而稳操胜券。但是，刘的势力显然太大，弄权的手段并不亚于老毛，结果高大麻子不是刘的对手，老毛则顺势帮刘推了一把，先搞掉了西北帮，从此西北帮在中共党内再也不成气候，毛泽东在这次权斗中，弄权弄的是炉火纯青。

五十年代，因为刚刚获得政权，要利用资产阶级建设国家，毛刘邓走的都是同一条路线，叫作“新民主主义”，所以那时候的党内权斗还不叫路线斗争，叫做“与反党集团的斗争”，那么高岗和彭德怀就都戴上了反党集团的高帽子，而且以这样的罪名还可以进行党内大清洗，名正言顺的清洗掉那些对毛泽东不够忠诚的“反党分子”。毛的最后大清洗是通过文革完成的，所谓打倒党内走资派不过是掩饰权斗的幌子。因为即使四人帮和林彪不垮台，他们也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金二胖不也搞了“特区”吗？关键在于谁嘴大，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⑧，靠的是权威，同样是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走起来就不叫修正主义了，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为什么要屡屡搞政治运动来实现党内清洗呢？因为党内派系多了，就只能实行党内民主，这就阻止了他的个人极权建立。纵观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与剪除“反党分子反党集团”有关，最后是文革，文革是老毛对白区派的总清算，因为白区派的七千人大会令他深恶痛绝，文革前夕已经把他完全架空了。白区派的总头子是刘少奇和周恩来，毛泽东则故伎重演，拉林周发动文革打刘，打掉刘之后再打林，打掉林之后再打周，象朱元璋为太子继位扫平障碍一样，把元老们统统卡揸掉，搞成了毛家天下，但终因年岁已高力不从心，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其实毛在临死前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失败了，他与中共右派的最后一搏，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⑨。可以说，毛也是在无奈中恨恨而死。

毛共时代结束后，进入了邓共时代，那么深得毛泽东真传，弄权最成功的则是邓小平，乘四五运动东风，拉拢知识分子，借“民主小阳春”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搞掉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然后卸磨杀驴拆除西单民主墙，大抓曾经捧他上台的民运人士，接着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利用赵紫阳搞掉胡耀邦，垂帘听政，和毛泽东一样，一直到咽气之前还在牢牢的抓住权力不放。这时候的中共理论家们，已经羞于再提路线斗争这个名词了，因为按马列主义理论衡量，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干脆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了，哪来的什么主义什么路线呢？

至于今天的中共，那就更不要提什么路线斗争了，党棍元老们都搁儿屁了，再没有铁腕级别的权威人物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打江山坐江山式的执政合法性空前危急，任何陈词滥调的理论都失去了说服力，那不就只剩下了权斗吗？其实任何社会的政治，所谓路线斗争都是虚伪的，而不讲路线斗争，只讲争权夺势的政治才是真实的。所以，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中共集团内部有上海帮，北京帮，江系，胡系，太子党，团派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帮派体系，正是权势斗争的结果。权斗的最后结果，所有的帮派体系将归结为两大阵营，最后互相角逐的将是团派和太子党派。

为什么说今后的中共政权是团派与太子党角逐目标呢，因为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想存在下去，它就必须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中共的接班人首先是“不挖祖坟”的太子党，即中共巨头子女们结成的联盟，但它除了拥有巨大财富，其人数不多，最多也就延伸到五百个特权家庭的范围。这是因为，中共权贵们为了保住特权地位，就象贵族保持家族的血统纯正那样，差不多是近亲繁殖了，这样才能永远的立于金字塔的顶尖。而金字塔尖以下，就只能由它的外围来做基础，层层叠加。那么最接近于金字塔尖的，就是中共在太子党之外培养的第三梯队――团派干部。团派干部，大部分出身于平民，其帮派体系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构建，中央团校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团校⑩，都是团派的基地，在这些基地里，团派人马结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张巨大的“先遣图”网络，后备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按中共元老们的愿望，太子党与团派，本来应该是一种主仆关系，但是为什么形成了今天这种反仆为主的局面呢？其实这是邓小平打的如意算盘，他让江胡当大班先为太子党站前台，这样太子党就能名正言顺的在后台侵吞国有资产，当全部资本完成转移之后，就该轮到太子党来执政了，这时候，即使出现了苏东波式的社会变革也无所谓，因为竞选是需要财力支持的，太子党拥有了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竞选的雄厚资本，不管社会向哪种制度转型，中国仍然还是共产党权贵的天下。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这是因为，他虽然崇尚丛林法则，但同时也信奉马列主义，具有视西方文明为虚伪民主的惯性思维，在他眼中，西方国家的民选首脑都是大财阀的代理人。

毛左们挺薄的主要理由是，薄执行了毛路线，在辽宁和重庆干得好，有突出政绩，比如搞了多少社会公益建设和社会福利等等，其实这都是假象，母鸡不喂饲料能下蛋吗？据苹果日报披露：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模式”，远看是个灯笼，近看却是个大窟窿。薄建设“五个重庆”，兴建3000公租房，六成城镇化，增加30万人就业，校园配备警员之类迪拜式的铺张，所需费用为天文数字。为了做成这个灯笼，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1年全国发债的一半，但重庆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约1000亿元，仅仅够支付公务员工资和各项行政支出，可以说，重庆市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

无论是毛路线还是邓路线，无论是分蛋糕还是做蛋糕，中共传统意义上的路线斗争，和西方政客们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都完全是两回事。民主政治是不讲什么路线主义的，谁的施政纲领好，谁能妥善解决国计民生，谁就当选上台当大掌柜，上台后干的不好，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民轰下台，执政只有方法问题，没有路线问题，这道理是最简单不过了，何须什么路线主义？薄希来的下台，也不是什么主义的错误，反而正是因为他搞了主义才导致了失败，他想通过强权政治创建业绩争取民心，利用反动的毛派造势，目的是入常上位。但是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他搞了历史倒退，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

①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联系上与上海的陈独秀。维经斯基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维基百科）

②《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井冈山上确有两个山大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两人各领一支人马。一支在山腰下，一支在山顶上，遥相呼应，靠着井冈山的有利地势，占山为王。毛泽东提出要和他们搞统一战线，结盟山大王。……会议间隙，王佐私下拉着袁文才的手说：我看这次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龙山去吧。袁文才虽然也看出事态严重，但他仍然笃信中央的毛委员，于是说道：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

③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里，对于土匪武装的问题，作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④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地方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白区中央局） →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分局、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维基百科）　

⑤《同舟共进》 2009年第2期：1935年9 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

⑥《刘志丹纪念文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1936年春东征，陕北排名前三的军事将领全部阵亡。跟随刘志丹东征的杨琪先亡。3月9 日在绥德县岱王庙，我军与敌骑兵遭遇，敌骑兵被打跑。我军正打扫战场，突然一声冷枪，将杨琪太阳穴打穿。刘志丹含着悲痛将杨琪遗体封存在一孔窑内，带兵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柳林县，攻击三交镇。4月14日下午，刘志丹和中央保卫局特派员裴周玉、警卫员谢文祥三人在我方阵地上方的山头上观察敌情，此处离敌地堡约一千米，一颗子弹射穿了刘志丹的心脏，他当场倒地身亡。5月东征红军渡黄河返陕北时，杨森带兵断后，当场中弹身亡。

⑦《邓小平年谱》（1904—1974）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彭德怀的回忆是：“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杨尚昆的说法——毛在试探高岗，进行“钓鱼”，虽不可尽信，但反映的情况显然毛是以提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因此，刘少奇才会表示轮流为好，这样才可能出现高岗乃至朱老总也表示赞成轮流的意见。在组织会议上表明自己的意见完全是合乎党规党法的，以此为由给发表意见的人戴上“反党”的政治帽子，岂不是“欲加之罪”吗。

⑧编者注：“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是毛泽东借以强调阶级斗争重要性的一个比喻。1971年8月14日到9月12 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中共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9月12日在丰台谈到，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句话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文革期间最著名的口号之一。

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末期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1975年1月，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任命邓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邓小平重掌大权之后，在周的支持下，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回到正常轨道中来。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视作自己晚年的重要功绩之一，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只能靠毛远新传达。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于11月1日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妄图“翻案”，这最终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反击邓小平。（维基百科）

⑩中央团校现聘有客座教授（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知名企业的领导和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等）和校内专聘教师近百名从事团干部培训教育。为延伸培训工作手臂，中央团校适时在长岛、青岛、无锡、呼和浩特、新郑、新疆、广西建立了七个培训基地，并以各地党校、团校为依托，每年培训各种类型、层次的团干部和青年干部近4000人。（百度百科）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