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美音乐/Sad Music

方励之走得突然 咳嗽一声就驾鹤而去 2012/04/07  美国之音　 　　中国物理学家、异议人士方励之(资料照片) 图片来源: 方励之提供 　　旅居美国的中国天体物理学家、着名异议人士方励之星期五（4月6日）在家中突然去世，终年76岁。 　　流亡学者客死美国 　　网友刘年（刘年@liunian2012 ）在推特中说，星期五早晨，方励之正准备去学校上课，临走前咳嗽一声倒在书房的椅子上就仙去了。 　　方励之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20世纪80年代因为提倡自下而上争取民主和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异议人士之一。方励之曾经向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出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民运人士，1987年在中国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后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 　　方励之在六四运动期间支持学生的民主诉求，后来他跟妻子李淑娴一道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中国当局随后对他发出通缉，罪名是煽动学生动乱。方励之夫妇在美国使馆滞留一年之后才得以转道英国，半年后到美国。他生前是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和教学。据维基百科，方励之2010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当选理由是他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 　　方励之还担任过中国人权理事会的共同主席。 　　网友震惊 表哀悼 　　中国国内和海外人士对方励之突然去世感到震惊之余，也通过互联网表达对这位着名民主人士和学者的哀悼。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王丹 ‏ @wangdan1989 ）说，“我已经跟李淑娴（方励之遗孀）老师通了电话，方老师的去世非常突然。方老师是我的精神导师，他的去世是对我的重大打击。此时此刻，我的悲痛无以言表。方励之激励了八九一代人，唤醒了人们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励之而骄傲。”王丹表示，将尽快赶赴方励之在亚利桑那州图桑的家中。 　　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笔会网络委员会协调人野渡（野渡 ‏ @ye_du ）说，“得闻方励之先生去世，悲痛。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方先生可以说得上是第一个启蒙老师。” 　　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浦志强 ‏ @puzhiqiang）说，“惊闻噩耗不胜心伤，痛悼方励之先生，哀悼这位改写了我辈青春记忆的学人。叶落无法归根，悲切！” 　　住在北京的中国异议人士陈子明向美国之音表达了对方励之先生去世的悲痛心情。他说：“是王军涛给我发伊妹儿告诉我方先生仙逝了。我感到很震惊，也很悲痛。方先生年龄还不算老，70多岁，我们本来希望他再多活个2、30年，能够看到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结出果实。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化做出过大的贡献的人。” 　　陈子明在六四事件之后被中国政府指责为事件的幕后黑手，受到通缉。1989年10月陈子明在广东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02年10月刑满出狱。 　　说到方励之就不得不联想到八九六四民主运动。网友苏雨桐（Suyutong ‏ @Suyutong ）说，“方先生仙逝必然再次引发关于‘八九学运’‘六四’的讨论，这些符号远远比他作为一个优秀物理学家更为清晰，这也许就是包遵信、方励之等先生注定背负的使命。” 　　近日多处消息来源称，中国总理温家宝唿吁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到为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平反。陈子明不无惋惜的说：“我本来很希望能够在对八九民运有新的评价以后，方先生能够回到国内，能够有机会见面，畅叙中国未来的前景。但是很遗憾，这样一个希望现在就不可能实现了。” 　　陈子明希望借这个机会再次向方先生的家人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旅居澳大利亚的独立评论人士张鹤慈2010年12月在奥斯陆出席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跟方励之先生见过面，有过交谈。张鹤慈说：“在近代史上他（方励之）应该是一个被肯定的人物。他的确走的很突然，不是时候。薄熙来事件以后，有可能是个转折点的时候，他走得太早。” 　　民运领军人物客死他乡 哀痛 　　网友吴仁华（@wurenhua）在方励之去世后发推说，1986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刘宾雁先生、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都客死异乡，令人哀痛！ 　　据维基百科，方励之1961年与同在北大物理系教书的李淑娴结为夫妻，有两个儿子。长子现居美国，次子方哲2007年因车祸丧生。   沉痛悼念民主先驱方励之先生！     贡噶扎西          今天（4月7日）用完早餐上网，惊悉方励之先生逝世。           本人未曾与方先生谋面，只是在去年曾与方先生有两度电话沟通。我深知，方先生是以敢言著称的中国良心知识分子、当代中国民主先驱，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方先生去世，令人悲痛。 (博讯 boxun.com)          作为一个笃信佛教的藏人，生老病死，共性非独一。故而，在世的人们，尤其中国人，当牢记方励之先生留下的理念，团结一致，坚定不移，继续推进中国民主化，完成方先生为之奋斗一生的未竟事业。沉痛悼念民主先驱方励之先生！          附件中的这张颇具纪念性的照片，是摄于22年前（1991年1月），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人权讨论会”上，达赖喇嘛尊者曾与方励之先生一道主持了会议并发表讲话。            贡噶扎西 [博讯来稿]     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异见人士方励之去世          来源：联合早报网      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周五（4月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去世，终年76岁。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在“脸书”（Facebook）上发表消息说，“我最最敬爱的方励之老师去世了。我现在太悲伤，容以后再说。”       “我希望中国人永远铭记，历史上曾经有方励之这样的思想者，他激励了八九一代人，唤醒了人民对人权和民主的向往。早晚有一天，中国，会因为曾经有方励之而骄傲。”      王丹表示与方励之的夫人李淑娴通过电话，将前往图桑奔丧。      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六四事件见证人吴仁华在社交微博网站“推特”（Twitter）留言说，“1986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刘宾雁先生、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都客死异乡，令人哀痛。”      他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方励之教授无异是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有‘青年导师’之称号。”      中国维权及异见人士、艺术家艾未未在“推特”上留言：“优质学者，敬意。”      民主运动      方励之原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1986年的“学潮”中支持学生的民主抗议活动，与刘宾雁、王若望成为三大领军人物。      1987年在中共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向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致公开信，要求释放民运人士。      六四事件后，与同样支持学生民主要求的妻子一道前往美国驻华使馆寻求避难。      在美国高层出面斡旋后，方励之夫妇于次年六月搭乘美国军机取道英国，半年后前往美国，并留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      搜索中国新浪微博，一些网友也转发方励之去世消息，不过无法直接输入“方励之”搜索，有网友换以“方”、“方力之”或“方Lizhi”等。      2009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际，方励之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所以如果当年提出更多关于人权的口号的话，确实可能会对后来中国人权的实现更好一点。”     方励之在美使馆滞留一年 乘美军飞机离开中国      (法广新闻网) 中国着名异议人士被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教授6日清晨在美病逝，享年76岁。原籍贯浙江杭州的方励之是着名物理学家，更是1980年代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事业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言行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一代大学生。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先是在国内受到迫害，而后流亡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      　　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份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震荡全国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方励之对学生们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隔天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且给予支持。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      　　1988年秋起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六四后被迫离开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去世（图） 2012/04/07

综合新闻 北京时间4月6日，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六四”后逃往美国的异见人士方励之去世，享年76岁。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原主任。1989年被迫离开中国。生前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 同样在4月6日，王丹和吾尔开希等数名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活动人士发表联合声明，希望中国当局允许他们“回国看看”。他们在声明中公开呼吁，希望当局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因为政见不同就不许回国的旧做法，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允许民运流亡人士回国看看。声明最后表示，愿意本着公开、诚意的原则，就此问题与内地有关部门对话，讨论具体的解决问题办法。中国当局“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因政见不同就不许回国的旧的做法，以各种有效的方式允许我们回国看看”。 方励之近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六四民运”已经过去20余年，目前大陆的人权状况已比80年代有了很大进步，“在八十年代，中国没有人敢提人权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发言或文章中用人权这个词。但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但不管怎样，人权已经变成一个可用的词了。现在从政府到一般老百姓，都会使用人权这个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是有很大的改变”。 BBC: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去世 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星期五（4月6日）在美国图桑去世，终年76岁。 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在“脸书”（Facebook）上发表消息说，与方励之的夫人李淑娴通过电话，并表示将前往当地奔丧。 方励之原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在六四事件后前往美国，并留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 方励之曾经在1989年被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责参与“动乱”，也曾经向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释放民运人士。 方励之生平：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方励之1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后就读于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毕业后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9月17日─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长。在中国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学研究，著有《宇宙的创生》、《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科学出版社出版）、《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 等著作，译作则有《引力论》（正中书局1998年版），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初版）天体物理学分支的主编；在校内他担任多个职务，如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天体物理中心主任、该校学报主编等；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宇宙学分组组委、1987─1989年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2010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2]。 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8年秋起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赴美之后方励之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仍处于学术活跃状态，每年都有若干学术论文发表。2010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当选理由为：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在美国期间曾任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议中国人权理事会内部财务管理混乱而与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国人权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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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方励之事件始末 2012/04/07

多维历史/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流亡美国的方励之星期五（4月6日）清晨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世，终年76岁。在此，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发生在23年前的“方励之事件”。 日本真正能动、灵活地展开人权外交并取得了良好实效的，是18年前围绕方励之夫妇的出境问题，以北京为对象的一场攻防战。今年6月，日《产经新闻》首次披露了这方面的密档，使这一历史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1989年6月5日）。两天后，中国当局召见美驻华大使James Lilley，要求引渡方夫妇。同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通缉全国，并在美大使馆周边地区重兵把守，严密监视。美国方面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赴北京交涉，谋求问题的解决，但中国以所谓“国内法”和“国际法”为后盾，寸步不让。 对美国而言，引渡是无法想象的。用Lilley大使的话说：“一方面，方与美学术界和人权团体关系深厚，作为民主活动家有很高的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一旦逮捕反革命分子，甚至拥有将其处死的‘合法’权利。”继而，中方展开了揭批方励之等学运“黑手”的政治攻势，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双方剑拔弩张，氛围高度紧张。 但与此同时，旨在和平解决“方励之事件”的政府间斡旋工作，也在水面下悄然展开，不仅当事的中美两国，日本也被卷了进来。事件发生于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但整个秋、冬，乃至翌年的“春夏之交”，中、美、日三国都没闲着，中美、中日、日美，双边谈判、多边协调，形形色色的方案被反复权衡、掂量。终于，一个将问题的解决与解除经济制裁挂钩的预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契机是中国总理李鹏与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的秘密会谈。后者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代日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曾主导了日方谈判的方向和进程，深受中方的信赖。 桥本回忆说，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无果而终。不久，李鹏对日本发出信号，重弹日对华援助贷款（ODA）的历史和意义，呼吁日方“信守政府间承诺，务必实施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三次贷款本来系1988年前首相竹下登访华时承诺的经援，计划从1990年起的5年内，总计贷与中国8100亿日元（约56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末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但在1989年7月于巴黎召开的第15届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上，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对华制裁措施而被冻结。 对于经济陷入空前绝境中的中国来说，第三次日元贷款与同时被冻结的世行贷款（约23亿美元）一样，不啻为强心剂，其意义完全可以用生死攸关来形容。乃至桥本恕觉得，“李总理拼命游说，令人感到冻结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90年代初，日海部（俊树）政权面对国内财界的强大压力，曾试水解除对华制裁，外务省也制定了于90年7月的休斯敦（G7）峰会上，修正前一年通过的制裁决议案的战略目标，但此举必须首先与美国取得协调。 为此，90年春，现驻华大使、时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的宫本雄二奉命访美，旨在摸清美方的底牌。 但宫本发回的报告，结论却是否定的：“美国会和舆论非常强硬，即使在政府内，解除制裁也没有讨论的余地。对方励之事件的反弹之强烈，其一日不解决，下一步便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有自己往前走，勉力推进。桥本大使秘密拜访了老相识、中共中联部长朱良。照桥本的经验和想法，对华交涉“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于是，会谈既未涉及日元贷款问题，也未触碰方励之事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我们正在面向在休斯敦峰会上解除制裁而努力，希望中国也能加以切实的应对。” 这一次，中方显然理解了日方的意图：在桥本大使与中方接触的一周后，6月中旬，中共当局做出了允许方励之一家出境的决定。在方一家乘坐美空军飞机出境的当天，中方低调发表了关于“方夫妇出国治病”的消息。在两周后召开的休斯敦峰会上，日美协调一致，解除了冻结一年之久的第三次日元贷款和世行融资。但对在方励之事件的解决上日本曾插手斡旋之事，中、美、日三国均未公开。 方夫妇半年后顺利移居美国，现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执教。不明就里的方励之，定居美国后，还屡次批判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的“机会主义”之举。   方励之启示录 2012/04/07  参考消息 愿中国的百姓醒觉，生子当如孙东某，万万莫学方励之！愿中国少出方励之，不出方励之！ 方励之何许人也？ 方励之乃闻名天体物理学家，原中科院院士，合肥中国科技大黉舍长。北京年夜学物理系结业。而今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天体物理学传授。他照旧原美国驻华大使、前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好友。 依据官方的说法，1989年的学潮方励之佳耦是构造者和批示者，因而学潮竣事今后，方励之配偶遂向美国大使馆追求政治卵翼，后碾转前去美国。 如果我是方励之，科大校长属初级常识分子也算高官了，在这个位子上一年闹点儿意思是没有什么题目，添个小蜜，玩个情妇，那是当今的时髦；如果另有更高的寻求，以自己的身份、以自己的学问、以本人的才能、以自己的干系、以自己当校长的经济根底弄个省长、部长，或更高更实惠的职位不声不响地赚它个盆满钵满，然后以迷信家的身份移居外洋，岂烦懑哉！方励之，你傻呀！到如今你背负卖国的骂名，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父母的坟不能祭，尽孝不能，效忠无门，你为了什么？ 你虽然是北大卒业，但你必定“伶俐”不敷，思想“掉队”，“坦途”不走，偏心“弯路”。你如果能应用本身的科研功效把99％的上访者定性为“神经病患者”，把三分之二的农夫定性为“下等百姓”，或为房地产商的爱国摇旗呼吁，或为老黎民的财富公示脱手互助，你一定会犯罪受奖；固然被网民追骂，但会被某些人浏览。去杭州省墓会有警车开路，去中心讲座会有人到机场恭候，说不定上个茅厕武警兵士会跟一大溜，要署名、要拍照，猖獗的粉丝围着转。老方啊，老方，你走错了路！ 退一步讲，即便你欠妥校长，搞你的科研，搞你的教学，仍然可以如虎添翼，桃李满世界。闹三年灾荒，缺不了你的吃和穿，本日到英国讲学，今天的美国考查，国外是座上宾，海内是“公仆老爷”，谁能坚定了你的“根底”？反什么靡烂，反什么老人政治？现在谁还能记得你方励之？方教授你可晓得，你辅导的学潮面前，断送了多少莘莘学子的前途，丢失落了几许莘莘学子的任务，带累了若干莘莘学子的怙恃家庭，你为了什么？方励之，你好“屈曲”呀！ 方励之便是方励之，他就是如许一团体。据科大他的同事讲，方励之在科大任职时期，常常在外洋讲学，很难在学校见到他的身影，学校的事件都是由别的向导经管的，每年他城市以小我私家的名义给科大从国外汇入资金或运回讲授设置装备摆设。方励之是搞天体物理的，但他讲的课不地道是单调的实际，他把物理中的定律延伸到了人类社会和兽性之中，从而吸引门生的爱好，教养学生的魂魄。当讲到物质的惯性时，他这样讲（据他的先生回想）：物质是有惯性的，电磁场也是一种物质的形状，固然也有惯性，并且惯性的观点可以延长到非物质的天下，好比人的行为体例和风俗也有惯性，思惟也有惯性，以致社会和社会成长也有惯性，而且可以用这个惯性理论注释良多社会征象和小我举动。从这一句冗长的话，几多可以相识方励之的学术头脑和教授教养档次。 大概有人说，方励之否决“白叟政治”，鼓舞学生反溃烂，是想做中国的老迈。 此言差矣，如果一个大学校长领几个学生就想篡夺政权，那中国的政治舞台岂不可戏台，那方励之就不只仅是傻，而且是有病了。那他就不用寻求政治呵护，而该当获得“非分特别看护”了。 可是，换句话说，政治是不能讲理的，若是政治讲理，三年束缚战役就不消打了，重庆会谈时老毛和老蒋说说理，又有美国人补救，又有平易近主人士作证，有几何生灵可免遭涂炭。政治也是不克不及讲品德的，假如政治讲道德，文明大反动就没有需要策动了，当老毛的权力遭到要挟时，想想全国人民的长处，他抛却了权利；但刘少奇哀求毛回老产业一个通俗老国民时，毛也没有须要绝决地峻拒。这是政治的无奈和无法的政治。政治关于方励之也是如斯。 方励之出走近二十年了，他反的腐化如今曾经在大陆获得了令人瞩目标成绩，这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他支持的老人，亦已加入汗青舞台，但老人留下的遗钵还在有人继续，一排排的带领人，整洁齐的“两届”或“三届”，未几不少，令人赞不绝口。中国的领导人是有这样的程度，不然，多做一天，少干一天，便精神不济了，便水平不够了。说到此，我到以为方励之有些庸人自扰，愿方励之醒悟！ 愿中国的百姓醒觉，生子当如孙东某，万万莫学方励之！ 愿中国少出方励之，不出方励之！ 方励之躲进美驻华使馆始末 外交部长警告美方 2012/04/07  环球视野 　 　方励之躲进美国驻华使馆后 　　1989年6月5日，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畏罪潜入美国使馆文化处寻求“庇护”。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闻讯后，考虑再三，不敢接受这一请求，生怕此事对使馆不利，便派使馆政治处的官员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与方夫妇交谈。二人向他们说明：给予“庇护”会引起很多麻烦。如方一家住下，其他被通缉的人也跑来，使馆将无法应付。他们建议方励之另找地方躲藏，或实在无处去，美方可给办出国签证，方夫妇可设法逃往国外。经过3小时的劝说，方夫妇同意留下护照。请美方办签证次日自行去取。李洁明如此处理，是根据美国国务院过去曾对驻外使馆做过的规定，即不要轻易接受庇护申请，否则将给使馆带来麻烦。 　　美国驻华使馆当即将上述过程申报国务院。国务院中国处代处长贝德尔接到申报后，立即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过去的规定只适用于一般情况，是针对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使馆而制定的。他认为现在是美国支持的“知名不同政见者”在危机情况下求救于美国使馆，若拒之门外，一旦遭受不测，让美国公众得和后，必然兴师问罪。贝德尔于是紧急请示副国务卿金米特、还打电话给白宫主管官员，提出自己的意见，得到上级批准后，他立即向使馆下达指示：马上接受方励之入馆。 　　李洁明得到指示后，即派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二人前往寻找方夫妇。此时方励之夫妇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佩里•林克护送下到了建国饭店，住进《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马修斯的房间（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这次对方夫妇优礼有加，不但同意他们进使馆，还说“你们将是布什总统的客人”。 　　他们四人像间谍一样行事，从建国饭店后门熘出，进入事先等候在那里的小面包车，直奔李洁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妇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内。那时李洁明的大批家具行装尚在运输途中，室内空空如也。李洁明自己还在三里屯公寓内住着，因此方励之夫妇成了官邸的惟一住户。美方规定，夜晚方夫妇不能开灯，白天不能出门，绝对不能让中国警卫人员发现行踪。 　　中国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励之夫妇的下落，不但马上增派警卫把官邸团团围住，严查出入人员，而且两天后，即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就召见李洁明，严正警告美方，方励之犯有策动动乱的罪行，美方庇护这种罪犯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抗议。 　　从此，美国非法庇护方励之便成为中美政府间的一场严重外交交涉，长达一年之久。 　　李洁明正式迁入官邸后，便叫方夫妇迁出客房，重新把他们安置在官邸大院后面的医务室内。原来的门诊室成了卧室，化验室成了厨房，牙医室成了电脑房和工作室。室内窗帘都拉上，大门加固，全室安装报警系统，任何人不准入内，还安排了专人为方夫妇采购食品、选送书报。 　　李洁明不轻易与方夫妇会面，有事要见时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国工人、佣人皆已离去，才偷偷与方见面。 　　有一次，美国的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委派一个叫希尔的人来见方励之，要发给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章。李洁明不但同意让二人暗中会面，还让方有充足的时间写出发言稿，让希尔带走。后来证明，那篇发言充满反华言论，连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事不满意。 　　李洁明曾制定一项计划，想用外交信使邮箱或男扮女装偷运方励之出境，被美国国务院制止。中方听到风声后也向李清明提出交涉，不得偷运方离开北京。李洁明只好作罢。 　　方励之夫妇待在美国大使官邸内，对中美两国都成了提心吊胆的事。对中国来说，总怕他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加强了对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不胜其烦，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反华势力常以此制造反华舆论。对美国来说，也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来，造成了极大不便。 　　第一个提出解决此难题的是邓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邓小平提出了恢复中美关系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包括双方谈判解决方励之间题和美方解除对中方的制裁等。当时邓小平指出，在方励之承认违法的基础上了中方可让他离境，但美方要保证他不得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基辛格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什总统转达。美国政府几经考虑后、由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向中方作出正式答复；（一）由李洁明大使就近与中方讨论解决方励之问题的办法：（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由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与美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谈；（三）欢迎双方就经济合作上的大项目进行研究；（四）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的时间访美，以完成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方的答复来看，似乎颇有诚意。但由于随后东欧政局发生剧变，美方错误地对国际形势进行重估，放弃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使上述答复中的大部分内容落空或未谈出结果，只剩下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中。 　　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与李洁明大使进行的。这一谈判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 1990年6月 25日双方才达成谅解，主要内容是：在方励之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方书面承认他的言行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励之夫妇出国就医。方夫妇出境后，先在英国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美国南方的亚利桑那大学。方夫妇出境后过了一段时间，中方也批准他们的儿子去美国。 　　这一案件的解决，虽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松，如当月美国宣布不再阻挠中国取得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它对缓解中美紧张关系起了一定作用，对布什总统当月宣布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1期《中外书摘》）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博讯2012年4月08日 转载        ——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博讯 boxun.com)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人大网     解龙将军：方励之的错误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   2012年4月07日          中国大陆前共产党干部、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4月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去世，终年76岁。           方励之在1986年的“学潮”中支持学生的民主抗议活动，提倡自下而上争取民主和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与刘宾雁、王若望成为三大领军人物。1987年在中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989年他曾向中共独裁者邓小平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民运人士。 (博讯 boxun.com)          方励之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支持学生的民主诉求，中共当局在六四大屠杀后对他发出通缉令，罪名是煽动学生搞动乱。方励之与同样支持学生民主要求的妻子一道前往美国驻华使馆寻求避难。在美国高层出面斡旋后，方励之夫妇于1990年6月搭乘美国军机取道英国，半年后前往美国，并留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也曾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的共同主席。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和长子现居住在美国。次子四年多前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          2009年六四大屠杀二十周年纪念之际，方励之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如果当年提出更多关于人权的口号的话，确实可能会对后来中国人权的实现更好一点。”          2011年“六四”二十二周年之际，方励之再次接受BBC中文网按键 采访，谈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新书《论中国》及六四。方励之说：“六四在当局用坦克对付学生之后，就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共产党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解龙将军认为：方励之的上述言论是错误的。          方励之的错误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          方励之认为“六四在当局用坦克对付学生之后，就让全世界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共产党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其实共产党这个暴力团伙从来就没有“统治的合法性”。共产党一抢到政权，就废除全部法律，用枪杆子实行军事管制，剥夺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团伙、绑匪集体。所有的共产党员，因此都成为罪犯。          方励之认为共产党有“统治的合法性”，仅仅是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方励之因私废公、徇私枉法，殊不可取。          方励之认为“如果当年提出更多关于人权的口号的话，确实可能会对后来中国人权的实现更好一点”，更是大错特错，因为他仍然在粉饰共产党的恐怖团伙、绑匪集体这一性质。          只要共产党这一恐怖团伙、绑匪集体在中国“执政”一天，中国就绝对不会有所谓的“人权”，所有的共产党员也都一定会参与其犯罪活动，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罪犯。          我们永远不会承认共产党的任何合法性！只有这样，民主运动才能成功！只有这样，新国家才能出现！ [博讯来稿]           中国各界人士悼念著名民主人士方励之         来源：参与 作者：武德            （参与2012年4月7日讯）美国当地时间4月6日，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六四”后逃亡美国的方励之去世，享年76岁。对此，中国各界人士深切悼念。           下面是中国民主人士、维权人士的悼念留言：          @pufei: 历史终将证明，中国科学院最大的耻辱就是开除了方院士，中国工程院最大的耻辱就是评选了方院士。          @even5435: 想起当初ccav邢质斌罗京那杀气腾腾声色俱厉的讨伐咒骂之声，方励之、李淑娴二人首当其冲，到如今真是恍然如一梦，生老病死人像走马灯，国家却还在火山口上摸石头。          @liuyun1989 將吳仁華老師 @wurenhua 關於方勵之教授的信息轉往新浪，即被加密。          @wurenhua: 王丹正在紧急与方励之教授家人商议，确定如何办理丧事。各界友人请主动联系王丹或我，时间急促，很难一一联系。我的电子信箱：yenhua2000@yahoo.com          @wuquan 哀悼 RT @wurenhua 方励之教授今天突然病逝，享年76岁。1986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刘宾雁先生、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都客死异乡，令人哀痛！          @wangdan1989 我已經跟李淑嫻老師通了電話，方老師的去世非常突然。 我將盡快趕赴圖桑.方老師是我​的精神導師，他的去世是對我的重大打擊。此時此刻，我的悲痛無以​言表。 方勵之激勵​了八九一代人，喚醒了人們對人權和民主的嚮往。早晚有一天，中國​，會因為曾經有方勵之而驕傲。          @uponsnow: “六四”后不久，方励之教授的幼子方哲与同学庆生，恰逢警察依据“通缉令”来抄家，方哲还拒绝警察进自己的房间，理由是他并未在通缉令上，所以警察只能搜查他父母的房间。请问，这在2012年还可能吗？23年过去，人权有丝毫进步吗？当时不存在的刑诉法73、 ...          @wenyunchao @shifeike 明镜网何频确认了。吴仁华老师与王丹联系上，王丹似乎正在和方家人商讨后事安排。          @Jwong1202 哀悼 RT @wurenhua 方励之教授今天突然病逝，享年76岁。1986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刘宾雁先生、王若望先生、方励之先生都客死异乡，令人哀痛！          @patrickpoon 剛看見王丹在Facebook上說方勵之老師走了，還記得2010年跟他在奥斯陸碰見，為他和他的家人祈禱。          @shifeike 方励之去世的消息，现在有直接来自权威媒体或方家的消息吗？求各位提供进一步准确信息。          @ye_du: 得闻方励之先生去世，悲痛。1987年学潮后，在流传的手抄本中第一次看到先生文字，惊为天人。此身此生，无负家国，大地悲吟，苍天落泪，魂兮归来，伏惟尚飨。          @wenyunchao 对比一下江泽民传出死讯与方励之先生传出逝世消息时在推特与微博的不同反应，真是天壤之别。奉劝重度糖尿病在身的胡锦涛先生好好想想自己要给后人留下什么。          @64tianwang: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致方励之先生夫人李淑娴的女士唁电 http://t.co/OWbeY8hT          @lijiansion: 能不能用方滨兴+方舟子换一下方励之……          @mynamexu: 吴兄若去参加吊唁仪式，请代我献上一枝百合。          @wurenhua: 我将与痛哭不已的王丹尽快赶往亚利桑那州图桑市，与方励之教授最后道别，协助其家人办理后事。方教授妻子李淑娴教授痛苦不堪，前几年小儿子车祸去世。          @uponsnow 搜索了一下，才发现当年坚决支持方励之的校长校党委书记管惟炎已经在台湾不幸去世了。管惟炎，江苏如东人，超导物理研究专家，历任中科院物理所所长，中科大校长，因学潮被免职后应台湾行政院邀赴台任新竹清华大学教授，2003年于台中车祸去世          @sygede: 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当代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方励之于美国当地时间4月6日去世。他的名言““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我等后辈需晋级。方校长因此被邓点名开 ...          @sygede: 方励之校长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依旧是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思考：http://t.co/q5XJao03 另外方校长多年来还保持着每年几篇学术论文发表的优质水准。          @huangboma: 同样是方校长，80年代会出方励之，这个时代只会出方滨兴。          @wenyunchao 明镜网：4月6日，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六四”後逃亡美國的方勵之去世，享年76歲。據悉，他所在的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已經內部通告此事。治喪等具體事項本網會跟進報道。          @langzichn 吴师，请代献花一朵！          @csxq: 就是因为80年代出了方励之，所以党妈才急忙搞出了方滨兴这个怪胎。          @langzichn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aboutfish 方励之事件始末：http://t.co/W3ArX27M 方一家三口进入北京的美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翌日。美方于1989年7月派遣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赴北京交涉，但中国以“国内法”和“国际法”寸步不让。此事件日本曾插手斡旋…          @mozhixu 钦本立、刘宾雁、王若望、戈扬、方励之、包遵信。。。          @uponsnow: 向李淑娴教授致以慰问！前几年方家公子车祸遇难，现在又有此变，不知道如何启口 RT @wenyunchao 托人致电方先生家里了，稍后给大家确认的消息。          @uponsnow: 方励之教授虽籍贯杭州，但是北京长大，四岁上小学，16岁进北大。过去听过他的讲话录音，地道京腔，有单口相声的风味，逗哏不断。很想找出来与大家分享。          @yangpigui 新浪微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方励之”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wenyunchao: 新浪 @V-INO: 周五早晨发生的事。他（方励之）正准备去学校上课，临走前咳嗽一声倒在书房的椅子上就仙去了。          @sygede: 中国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当代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方励之于美国当地时间4月6日去世。          @songhuang_nju：来自亚利桑那大学同学的消息，方励之先生去世，默哀……          @wuxinkuaiyu: 都好好的活着，为了有一天能在自由中国看到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前辈们的追思会直播。          @仲岸：神呀，你搞错了。你不该带走这位方校长，你应该带走那位方校长！          @pufei: 致上帝，这次你把中国科技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长搞混了。          @shifeike 时值清明，中科大前副校长方励之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应是2012年以来最让我悲沧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多年来，这些流亡者其实都过得不易。用林培瑞先生的话来说，他们的根，都在母语，在不能归的故乡。对我们这些后八九一代来说，那个时代永远是有种的时代，那个知识族群永远是有种的族群！          @wangningnick 如果方励之真像他们说的那样，痰嗽一声就去了，那真是令人羡慕的死法，塞万提斯说：“如果死得好，死就是最好的事”          @yancaiwm 是的，中国需要方励之们。          @liuyun1989: 無病無痛，善終。祈望乘願再來。          @liuyun1989 王丹：我最最敬愛的方勵之老師去世了。我現在太悲傷，容以後在說。（臉書）http://t.co/8ArJw9ia          @xiaomi2020: 【直播】Dissident Fang Lizhi Dies on Friday Morning.周五早晨发生的事。他（方励之）正准备去学校上课，临走前咳嗽一声倒在书房的椅子上就仙去了          @langzichn 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三先生的先后谢世，是每一个有良知中国人的损失！          @mynamexu 天杀的中国哟！          @mynamexu 咋就这么巧呢？？？？@xiuchangguatou 正在给我发送其作品《先行者只是为了不悲伤》之时，方先生驾鹤西去的噩耗就降临了。泪水正夺眶而出。http://t.co/XJLQ1StI          @mozhixu 新浪确实不是社交网络啊，我在TWITTER看到方先生去世的第一条消息，俺毫不迟疑就转了，因为对此人有相当的了解，随后，有更多的留美学生证实了这个消息。          @straightbar: 痛哉！方励之先生去世。一代勇者，一代师长。          @liuyun1989 該走的沒走，不該走的卻走了。          @csxq 同样都是校长，同样都姓方，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RT @1984to1776 有的方校长死了，但他永远活着。有的方校长活着，但他早已死了。          @PKUTeaParty: 方励之逝世了。。。          @mozhixu: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 2012年4月6日），天体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1980-90年代曾为中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被迫离开中国          @mozhixu: 因1986年学潮被开除出党的三位先生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都去世了。当初，邓小平关于开除三人的杀气腾腾讲话传达到了每一个大学生，许多人从此识破了中共的专政本质，从而埋下了89学运的种子。          @mynamexu 我想有件印有方先生头像的体恤。RT @gracew61:          @Edourdoo: 2005年刘宾雁逝世：“治丧委员会主席方励之先生从美国西部专程飞来。他把刘宾雁先生比作文学史上两位伟大诗人屈原和但丁。”http://t.co/a7kCqIe4          @Edourdoo: 2005年刘宾雁逝世：“治丧委员会主席方励之先生从美国西部专程飞来。他把刘宾雁先生比作文学史上两位伟大诗人屈原和但丁。”http://t.co/Xyzo8djz          @tengbiao: 被称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先生逝世。沉痛！方励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我仅有一次领略方先生演讲的风采，是2007年在洛杉矶一次关于反右运动的研讨会上。历史将记住他为中国民主所做的巨大贡献。          @gongling1004 方勵之先生過世。在六四中，這個名字很熟悉。          @shangguanluan 哀哉。但事实上，历史留给每一代人的时间都只有那么长          @laoyang945: 中科大学生：方校长之于我，没有居高临下的教诲，没有跌宕起伏的历史，唯有宿舍里默默无闻的暖气【1984年左右，方力主在学生宿舍而非教师安装暖气】          @wuquan 不该死的方校长永远的走了，该死的方校长还无耻的活着，老天无眼吗？！          @XiaYeliang 沉痛哀悼科学家、教育家、中国民主政治先贤方励之教授“          @shifeike 方先生去世的消息，已被最直接信息源之一的王DAN证实。他的遽尔离世，让我想起 @王怡的麦克风 的一句名句：世上最残酷的事情，就是陪这个政府一起慢慢变老……               参与首发       丁子霖：痛悼方励之先生    2012-04-07 来源：参与 作者：丁子霖                  （参与2012年4月7日讯）惊悉方励之先生在美不幸谢世，万分悲痛，特致以深切悼念，并祈先生的夫人李淑娴女士及家人节哀保重。        我与方先生生前虽未谋面，但同在中国国内高校任教，早知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一位杰出的启蒙大师。在中国极权制度下，先生的言论和主张在知识界相传甚广，启示了中国老、中、青三代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进程。        即使先生在“六四”后被迫去国，他也始终关注着“六四”遇难者及天安门母亲的命运，尤其在我本人多次遭到秘密关押之后，先生不仅参与营救，而且在我重获自由后又多次来电慰问。我们曾相约，日后相见于北京，我至今一直惦念着那次的约定。我与方先生同岁，想不到他先我而去了。        抚今追昔，不胜痛惜。 唯有更加努力，以酬先生未竟之志。        丁子霖 2012年4月7日于无锡        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