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宋心宽诉讼拉萨公安局实现庭外和解
自由亚洲电台2012-04-07报导
由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张凯代理的基督徒宋心宽行政诉讼拉萨公安局一案，于4月5号实现庭外和解。宋心宽获得赔偿，教会和基督徒们遭没收的物品退还，结局令人满意。据总部设在美国得州的基督教维权团体对华援助协会发布的消息，2011 年10月5号，河南省驻马店的家庭教会宣教士宋心宽在西藏拉萨被捕，10月7号被以“涉嫌邪教组织”的罪名刑事拘留，后又接到“流窜作案”延期拘留30天的通知。关押期间，宋心宽多次遭到审讯和殴打。11月1号，宋心宽在被迫写下保证书之后获得释放。但是，所有在他住所中被警察搜走的物品，包括两台电脑笔记本，被告知说是作案工具，已经销毁了。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茅于轼获美国弗里德曼自由奖遭环球时报挖苦
来源：法广中文网 北京特约记者：周西
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获得了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该奖设立于2002年，两年评选一次，今年的颁奖仪式将于5月4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对此，中国经济学人网在微博上引述茅于轼说：“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不过，这一来自国外的奖项，却引起了国内某些人士的担忧。对此，《环球时报》3月30号的一篇署名评论员文章就挖苦说，茅于轼是朝着“自由”方向猛跑并不太顾及其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茅和同伴跑得越猛，影响越大，牵制他们的力量就越需要出现，否则中国就会是在山区下坡路上制动失灵的危险卡车”。“西方对于中国人的那些政治化奖项，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派人士，西方显然愿意他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来主导中国社会。中国成为那辆下坡猛冲而制动失灵的卡车，西方的颁奖相当于再猛踩几脚油门”。
《环球时报》的文章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懂得团结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茅于轼先生以其80多岁的见识，体会应更深。做到观点尖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容易，但帮助国家团结却常常是又累又落埋怨，希望茅先生敢于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力，加入到这个行列”。对此，有网友点评说，照此说法，立场观点一向尖锐的茅于轼先生，就是不“帮助国家团结”了，这恐怕是对“团结”的严重误读，甚至是偏见。只有相似的声音和相近的立场，那不叫团结；有不同意见，却不让充分表达，也不叫团结。
4月5日的《青年参考》上作者包丽敏的文章说，事实上，有共识是团结的基础，而共识要形成，需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表达、互相碰撞，并最终达成平衡。不让各种观点和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和争论的所谓“团结”，就是伪团结，而那些理性的批评者，又何尝不是理性的建设者呢？理性的批评过程，同样也是建设的过程。对于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基于其专业素养而进行批评和建言，不仅是他的天职，也是他爱国的主要方式。茅于轼等人的言论当然需要制衡，但制衡并不意味着不让他充分表达，哪怕是以“尖锐”的方式。
在言路畅通的环境下，各种声音、各种立场，无论温和，无论激进，只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不挑战文明底线，不侵害他人私域，总能达成平衡。而从另一个角度想，茅于轼等人的言论，又何尝不是另一方向言论的制衡者呢？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爱国的一方，而将异议者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同样，也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是“帮助国家团结”，而持不同意见者则是不帮助国家团结。将尖锐的批评和不同立场的观点，归入“不团结”的队列而加以排除，其实才真正有害共识，伤害团结。
包丽敏的文章最后强调说，茅于轼先生多年来积极倡导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理论，作为一个不懈的批评者和建言者，他的价值自然无需一个外国奖项来突显；他的价值，也不必因为获了奖而放大，但更不应该因为获了奖而被贬低。
另据《联合早报》的报道，今年83岁的茅于轼曾长期从事铁道机车研究，1957年被划成右派，文革后转向经济学研究。1993年从社科院退休后，茅于轼与其他四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至今，作为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茅于轼向来以倡导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抨击专制时弊著称，他曾公开批判中共领袖毛泽东“祸国殃民”，被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列为“汉奸。2004年，茅于轼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2007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知识界10年影响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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