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 Crain -- Moonrise, Sunrise

多维

1986年12月中下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并逐步演变为学生对民主诉求的学潮。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成为中国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领袖。本文原题《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谈话中重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点名批判方励之。随后，方励之被开除中共党籍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

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象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贸，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全民所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级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我们讲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我们搞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办法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但是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

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 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 护》写得也不错，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正因为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过来。

网易博客　　

2012年1月19日工信部发布的第233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里出现了“上海牌”轿车，立刻引起业界广泛的关注，被认为是上海牌轿车即将复出市场的征兆。而在21年前的1991年11月25日下午2点30分，上海汽车厂总装车间举行了最后一辆上海牌轿车下线的仪式。从此上海牌轿车几乎被遗忘了，很少有人提及。近十年来人们讨论自主品牌时，偶尔也会提到“北红旗，南上海”。可能是时间太久远了，相关事实已模糊不清，加上某些人想象力太过丰富，再加上以讹传讹，德国大众成了传说中“灭掉上海牌”的罪魁祸首。如今，上海牌即将复出，问题就来了：既然是已经被灭掉了，还能死而复生吗？还是当初根本没有“被灭掉”，只是“被冷藏”？是还这段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业界流行的有关上海牌轿车“被灭掉”的说法大体是这样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还缺乏品牌意识，大众就预感到自主品牌未来可能对它造成的威胁。就把收购中国上海汽车厂，消灭上海牌汽车作为它与上汽扩大合作的先决条件。上汽为了成为中国轿车生产的‘三大’基地之一，将当时生产十分俏销的‘上海牌’轿车的上海轿车厂，忍痛卖给了大众。让大众轻而易举地把它的自主品牌上海牌品牌从根上铲除了，上汽为此付出了20年的代价，我们还自诩是‘壮士断腕’。当此时，上海牌轿车年产6000多辆，一年赢利1亿多元。

但这仅仅是一个传说。真相到底是什么？

早在1978年8月3日，第一机械部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时上海市政府仍沿用文革时期的叫法）共同署名起草上报国务院“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轿车厂”的报告时，上海牌轿车和上海汽车厂的前途和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当时考虑到国内真正能批量生产轿车又有装配线的只有上海，所以建议引进一条装配线放在上海，改造安亭的上海汽车厂，使其年产量能达到15万辆，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创汇，而不是人们今天热议的“市场换技术”。

当时中国政府很明白，既然要利用外国汽车厂的资金和技术来改造安亭汽车厂，生产出来的汽车又要出口外销，当然只能够生产外国品牌的汽车，而不可能生产1958年仿制奔驰220S的“上海牌”老轿车。在那个年代，如果要求任何一个有意愿到上海投资的外国汽车厂，除了掏腰包改造上海汽车厂来生产轿车，还要放弃自己的品牌名称而使用上海牌，不管生产出来的汽车是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出口到其他国家，都是绝对不现实的，也不会有外国企业会答应这么做。所以，上海牌轿车的退出和上海汽车厂的改名易主，早就属于当时第一机械部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必然规划了。

在德国大众和中国谈判上海项目的过程中，由于中德双方财力的拮据，1980年双方决定把年产15万辆的规模缩小到年产3万辆，但是保持基本原则不变。其中一条就是“不能作为基本建设立项，只能属于技术改造”。换句话说就是“改造现成的老厂”。德方认为，老厂房与现代化汽车生产的要求相去甚远，“改造”起来比拆迁的难度还大，成本更高，所以在谈判期间，反对这种“旧衣翻新”的做法，坚持要求另起炉灶。但中方谈判代表明确表示，这是中央政府的“原则”，谁也不能改动。所以最后只能如此。

德国人以“规划细腻，执行严谨”闻名于世，在可行性报告中很详细地规划，什么时候应该完成哪些工作。双方谈好，在新厂成立后，中方负责将老厂内所有的机器设备全部搬空；这一条记录在可行性报告中的条款等同合同一样有效。当时德方并不关心老厂以后要搬到哪里去和老上海牌轿车是否继续生产的问题。按照德国人的性格和价值取向，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外人不该插手，更无权插手；以德国人素有的“傲慢”，根本不会认为上海牌未来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必欲灭之而后快。

1985年3月上海大众汽车厂在安亭正式成立，上海汽车老厂的机器设备不但没有按照约定时间搬走，甚至还继续在原来的厂房内生产上海牌老轿车。很多上海大众的设施像食堂等被共同使用，还有一条贯穿工厂的大马路，按计划应该堵死，但仍然畅通无阻。工厂里人头乱窜，根本分不清是上海大众的员工，上海老厂的员工，还是外面的过路人。它给一边生产，一边改造的上海大众，不论在安全，管理，生产或施工上都带来了无法预期和想象的困难、乱像和压力，也拖延了建厂的进度。

上海大众第一任德方副总经理马丁·波斯特（MartinPosth）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德方技术副总经理约阿欣·保尔（JoachimPaul）的牢骚：“一个屋檐下两个工厂？这可行不通。上海拖汽公司必须连同员工一起搬走，而且要马上搬走。而那些市政府或上海拖汽公司负责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中方人士，却始终以安抚性的预告来回应安慰我们，但事情却毫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郎咸平：开发商心里暗爽 调控后他们都发财了 2012/04/10

环球网　 目前调控下下降的仅仅是统计数字。部分地方政府把县区拉入，拉低了商品房均价。北京市为例，去年，北京整个二手房交易量下跌38%，但这个数字是在把"通州都平均进去的"基础上得出的。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做客广东卫视《财经郎眼》时表示，目前调控下下降的仅仅是统计数字。部分地方政府把县区拉入，拉低了商品房均价。 郎咸平在分析2月全国楼市成交量时称，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数据上，和1月份相比，全国房价好像停涨，甚至出现微跌的迹象。但这仅仅是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字。 以北京市为例，去年，北京整个二手房交易量下跌38%，但这个数字是在把"通州都平均进去的"基础上得出的。 "通州不算北京，但是你把它平均进去了，好吧，是跌!但是你说三环之内跌了吗?它没怎么跌。好了，平均下来跌了，政府觉得调控成功。" 调控成功了，但是开发商的成交量和利润仍在上升。 郎咸平提到，我们都不可想象的，去年一整年下来之后，万科这个销量上升41%。利润上涨32%。就连第七名的碧桂园，它这个销售量跟利润也上升了35%。因此你看，大开发商挺高兴。为什么，他们是真正的利益集团，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他们也挺高兴，因为调控的结果是他们发了。 郎咸平同时还分析了房价难降的真实原因： 一：税费反复 统计显示，商品房交易过程中，有12项税跟56项费加在一起，占到了房价的70%左右。 而这70%的税费是刚性的，在调控时难以使其下降，有10%的构建成本，这写也是难以使其下降的。另外，有10%的灰色支出包含在开发商的利润当中。 70%加上10%加上10%等于90%。也就是说政府在调控是难以突破90%这个刚性关口。 二：保障房落到斗升平民手中数目太少 政府目前宣布建成保障房432万套，开工1043万套，可这些保障房落到升斗百姓的手中较少。以北京为例，60%的保障房是福利房，北京建的大概10.5万套中，公务员住的甭管多豪华的房子都叫保障房。当然，在保障房中，还包括一定的碰去改造等项目。 三：地方财政过于依赖土地，税制畸形 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 为了重构地方财政，财政部长提出要全面开征房产税。你现在不卖土地了，开征房产税的后果，只会让地方政府进一步陷入土地财政的窘境。房产税跟房地产没关系吗? 我们整个税制结构是畸形的、不合理的。如果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话，地方政府过去说陷入土地财政这种漩涡里，下一步呢，表面说我们要改革税制，重建财税结构，其实地方政府下一步还是土地财政。换个名义，变成房产税罢了。

政改，越南何以领先中国？ 2012/04/10

作为国家基本大法，越南宪法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为政治体制改革在观念和框架上提供的空间相对充裕。更重要的是，这些条款并非越南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后修宪的产物，而是最初立宪时就如此规定。 从2006年越共“十大”开始，短短六年间，越南政治体制改革从起跑线开始一路提速，2011年GDP较上一年增长5.89% 。 近年来，越南政治改革的进展已经成为中国公共政治的热门话题。从2006年越共“十大”开始，短短六年间，越南政治体制改革从起跑线开始一路提速，经历了差额选举总书记、选民直接差额选举国会代表（包括一些独立候选人）、国会代表问责政府高官、电视直播国会讨论、国会否决总理提名的部级官员等阶段，最新事例则是国会否决政府提交的修建南北高速铁路的计划。这些政治改革的标志性举措，受到中国媒体的密切关注和好评。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具体的制度性进展背后，越南整体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包括体制内政治气氛的活跃、重大决策过程的相对透明、对不同观点的宽容，等等。它们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更可靠和长久的制度性保障，也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一些中国媒体认为，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国曾经为越南提供了参考，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越南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为何越南会在政治改革上先行一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忽视一些重要的观念和制度因素。 越南宪法中的“民有民治民享” 首先，虽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在立国理念的表述上和中国有一定差别。越南现行宪法第一部分的内容和中国宪法类似，是关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权利的。其中第一条只规定越南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强调任何“主义”，这和绝大多数国家类似。第二条规定越南国家是“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同时规定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第二条还规定，越南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隐含了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意思。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并不断发展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在各个方面的权利，实现“丰裕民生，强盛国家”的目的，建立“平等，民主和文明的社会”。 第四条是专门关于越南共产党的条款，分为两个自然段，第一段规定，以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的越南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但第二段明确说明“党的所有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由此可见，作为国家基本大法，越南宪法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为政治体制改革在观念和框架上提供的空间相对充裕。更重要的是，这些条款并非越南加快政治改革步伐后修宪的产物，而是最初立宪时就如此规定。 越南现行宪法是1992年修订通过的，当时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型的影响，越南政治正转向保守，改革停滞不前，但是，在修宪时依然没有强调意识形态，保留了上述条款。 越南宪法之所以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其实来自越共的历史遗产。作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之间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越南的共产主义政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称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从“二战”以后到1976年，先后自称越盟和越南劳动党，回避共产党的名称，直到南北统一之后，才将名称定为越南共产党。 胡志明在1945年8月发布的《越南独立宣言》深受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影响，开篇第一句就直接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那一大段话，而且其结构和《独立宣言》《人权宣言》是平行的，措辞也十分相似。这是不能仅用胡志明当时想和美国发展关系的策略考虑来解释的。今天的越南宪法仍然把林肯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放在第一条，可谓其来有自。 越南宪法中最重要的政治条款也反映了宪制观念的影响。法国和美国曾经是越南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敌人。法国曾经对越南实行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美国参与的“越战”又曾经对越南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但是，胡志明和其他越共领导人并没有因此否定自己在立国理念上从《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中所吸取的养分，或者将这些观念斥为“虚伪”。在西方政治文献中得到系统表达的“人权”“民主”等观念的普世性，在越南这样一个似乎更有理由反西方的国家中，却是得到高度认可甚至推崇的。因此，尽管越南共产党也始终强调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是，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普世价值”从来没有像在中国这样成为一个争论的大问题。 其次，在意识形态和党内政治的领域中，越南从来没有“内部敌人”这个概念。它既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斗争（南北统一时对南方社会的清洗除外），也没有“党内代理人”的提法。 和任何政党一样，越南共产党内部也有意见分歧和“路线斗争”，但是，这种分歧和斗争从来没有引起党的分裂，也没有在事实上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给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直到今天，越南共产党仍然把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抵制来自中国的开展“文革”和“反修斗争”的压力作为其民族主义的重要功绩。越南共产党历史上惟一因为重大路线问题而负责任并辞职的，是1951年至1956年担任总书记的长征，但此后他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和国务委员会主席。 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概念的缺位，以及执政党内部斗争的温和化，从理论上排除了大规模社会对立的可能性，在实践上为涉及国家重大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尝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一政治传统给执政党的政治伦理带来的积极影响，有助于统治精英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减少对自己政治前途的顾虑。 跟着救护车闯红灯 越南改革最初也是在走投无路之际被逼出来的，和任何模式无关。1975年越南统一后，北方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战胜者的身份对南方实行全盘社会改造，清算民族叛徒和阶级敌人，没收大小资本，在经济上推行国家统制的计划经济，造成了市场的极度紧张。当时最困难的是粮食，国家规定低价收购粮食，农民不愿卖粮，南方重镇胡志明市因此出现粮食危机。 对此，中央政府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应急办法是把苏联援助的牲畜饲料卖给胡志明市的居民，但是，一些在战争年代“革命立场十分坚定”的南方干部不接受，他们自作主张，动用银行款项，把粮食收购价提高到原来的5倍，用军队车辆下乡运粮，从而解决了粮食危机，避免了政府和人民的对立。这是在国际共运史上除了苏联的强制征购和中国的统购统销之外的第三条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道路，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的道路。 中央机关起初对于南方干部的这一举动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但是，全国其他缺粮的城市看到胡志明市的先例后，都要求照样办理，以同样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就这样，在前呼后拥之下取得了对指令式计划经济的突破，开始了市场实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向市场回归。越南人将这一突破称为“跟着救护车闯红灯”。这些市场实验出现于1976年和1977年，所以，越南经济改革的起点实际上并不比中国晚。 不过，此后越南的经济改革进程确实不如中国快，主要原因是在保守的北方和开放的南方之间缺乏一个像邓小平这样一言九鼎的人物。当时主持胡志明市改革的是长期在南方领导地下斗争的武文杰，他是越南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人物。他率先在南方采用市场机制、独立核算和利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救活了一批企业，创立了一些站稳市场的消费品牌。 但是，一些中国报刊把他誉为越南改革的“总设计师”，未免牵强附会。他是地方领导人，按照起码的经济理性办事，有道义担当，但是谈不上全局设计。在越南的总体改革过程中，可以说，既没有一个“改革之父”，也没有一个改革思想家或理论家，而是现实推着走。按照越南经济学家的说法，最突出的实践者武文杰担负的也不过是“坦克”的角色，“掩护他人破栏而进”。 武文杰在南方实行的改革实验长期得不到越南中央的支持，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越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实践也始终徘徊不前，仅仅“共产党员能不能经商”的问题就纠缠了十几年。 但是，改革派武文杰也没有完全被排斥，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调河内担任国家计委主任，1991年到1997年间出任总理，在任期间培养了接任的改革派潘文凯和阮晋勇等人。 总的来说，越南改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复和停滞，是和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总体困境分不开的。这种情况直到21世纪初南方干部在中央决策层逐步取得优势才有所改变。2006年，越共“十大”之后，越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步伐都令人刮目相看。 作为经济改革先驱的武文杰也是越南领导人中的政治开明派，他力主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尽早加入WTO。他在退休后不但仍就经济改革问题发声，也开始对敏感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主张为了越南民族的健康发展而超越意识形态和党派立场，用更宽容的态度处理历史问题。 2005年，越南独立60周年和南北统一30周年之际，他在海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坦率回顾自从统一以来北方在南北关系上的失误。他指出，国家统一30年后，北方和南方之间敌对意识的阴影仍然存在，北方当初用僵化的阶级观点处理民族问题，没有真正实现胡志明强调的民族大团结的目标，使很多南方的人才离开了这个国家。武文杰进而指出，越南国家不属于“某个党派”，而是“每一个越南人和越南民族的共同财产”，“仇恨、对立和自傲”对国家毫无益处。 不过，尽管越南政治改革步伐迅速，但是，离制度化和正常化也还有相当距离。例如，海防市最近由于土地征用而引发警民冲突。事件发生后，越南总理阮晋勇指责地方当局征用过程不合法，处理更有问题。 然而，一些越南人指出，事件发生的地方正是阮晋勇本人国会代表的选区，如果越南的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真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有效，那么他为什么直到发生重大事件之后，才对海防市如此严重的滥用公权采取行动呢？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处理这类问题不需要总理的强力介入，而只需要议员认真履行职责。由此可见，越南的政治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仍需继续努力。 本文作者程映虹，为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