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许良英(左)、李淑娴、方励之(右二)和刘宾雁四人起草反右三十年联署信资料照.中国官方媒体在著名异议人士、天体物理科学家方励之去世后予以报导。最早的官媒报导还提到一直以来被禁止提及的“六四”事件。不过最新的报导对方励之等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进行了讥讽。外界猜测，中国政治风向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环球时报讥讽流亡中国民主人士*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4月9日发表题为“顺历史而行，个人力量才能激活”的社评。这篇社评提到“方励之于4月6日在美国病逝。”社评说，方励之曾是中国有名望的科学家，因从事政治对抗，后来到了美国。

环球时报社评绝大部分篇幅表达的是对流亡海外异议人士的讥讽。社评说，到了美国的那些政治对抗者，后来都是一事无成。他们的追求和用力跟中国的前进没有合上拍，甚至完全相逆。因为他们到国外后影响迅速溃散，直到他们实际上被西方抛弃。

在香港注册的中国半官方媒体中通社4月8日播发方励之去世消息时说：“六四事件后到美国的原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当地时间6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桑的寓所去世。”

有舆论认为，中国官媒提六四、提方励之是一种进步。外界猜测，这是否预示六四即将得到平反？

*李大同：中共高层目前不会对六四表态*

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前总编李大同认为，这代中共领导层不可能对六四做出任何表态，媒体只是做表面文章而已。

李大同说：“我想内部没有任何变动。网上有传闻温家宝几次提到平反六四，这些我都不相信。这一代人根本做不了这个事儿，不会提到议事日程上。要做早做了，耗到他要下台了才做，不可能啊。肯定是早早就是交给下一代领导人，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一代绝对不会碰这个烫手山芋。”

李大同认为，中国官媒提六四也好，提方励之也好，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当中国碰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六四才会被中国领导人加以利用。

*高瑜：六四是解压阀门*

前中新社记者及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认为，对中国官媒现在提到六四事件不必太在意，因为，提及六四事件的中通社是给外国人看的，国人基本看不到。

不过，高瑜表示，中国目前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中共高层非常想借六四等问题减压。

她说：“中共现在遇到非常大的危机，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经济遇到陷阱，社会矛盾那么尖锐，只不过是通过重庆一件非常偶然的事儿爆发出来了。这个问题是中共的一个政治危机，在这个问题解决的方面，它肯定要对六四等都要考虑的。包括下一届领导人我相信它都要考虑六四的。现在呢，温家宝这届政府都非常想借这个问题减压。”

高瑜说，面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中共高层需要减压。而六四事件便是决定中共高层能否做到减轻这些压力的高压阀门。


VOA

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2012/04/10

金融时报 最近，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了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近些年来，茅于轼的一些观点在中国互联网上、甚至在海内外知识界中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旗帜鲜明地支持他的观点，也有人义愤填膺地反对他的观点。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撰写此文，其目的是希望藉此展开一场冷静、理性、非情绪化的学术争鸣。 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不久前宣布授予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奖”。这显示了美国保守主义对中国自由派的强力支持。茅于轼先生对此不胜欣慰：“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茅于轼先生对于打破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有着卓越的贡献，获得此奖当然是很可祝贺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自由派乃至茅于轼先生本人，在本土正面临着重大的信誉危机。左倾思潮近年来的影响有扩大之势，固然和死而不僵的传统左派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自由主义者一味喊标语口号、以传统“阶级斗争”的方式宣传自由主义理念，乃至对市场经济（特别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后果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频频用“雷人”的语言吸引眼球，使之丧失了公众信誉。许多对计划经济没有切肤之痛的年轻一代，面对泥沙俱下的现实惶惑不堪，最终把计划经济时代理想化、投入了左派的怀抱。所以，中国的自由派并非仅仅是左派的敌人，他们对最近几年左派思潮的崛起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 茅于轼先生，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近年来他的雷人之语是人所共知的。比如他曾说改革开放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等等。你到任何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去竞选公职，这么说话即使在白领的选民中也会落选。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茅于轼的这些话引起不少公愤，中国的自由派们还似乎是生活在过去“阶级斗争”的时代，觉得茅于轼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手”，只有极左势力才会对之攻击。这种根据意识形态“站队”的态度，使他们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市场和自由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不管是茅于轼本人还是他的支持者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许多言论，即使作为标语口号，也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比如，2009年茅于轼为为庆祝《时代商报》创刊十周年题辞：“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一时搞得舆论鼎沸，至今此论的是非也没有得到澄清。从同情的立场为茅于轼辩护：他目睹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现实。那时商业被视为资本家巧取豪夺的手段，工人阶级则成了“领导阶级”，于是“劳动神圣”，做买卖成了犯罪。更不用说，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重农抑商传统，人们对商业的敌意根深蒂固。他这样说，不过是要帮助社会摆脱马列教条，早一点接受市场经济的价值和理念而已。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中国老百姓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极左势力的鼓噪。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市场的公正性问题。 劳动创造财富，也并非是出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西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把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奉为自由和市场的“正宗”传统。这个传统的现代起点，大致可以说是1688-89年的“光荣革命”：来自荷兰的奥伦治亲王威廉和玛丽应邀西渡英伦，赶走了大搞君主专制的詹姆斯二世而成为英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蓬勃崛起的工商势力。再过半个多世纪，英国就发生了“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现代社会。 在这一让人耳熟的故事背后，有一重大的革命性理念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劳动创造财富”。这一理念的确立，不仅关乎现代市场秩序的生成，而且直接涉及到民主宪政中的自由。在“光荣革命”前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大体而言，托利党拥君保守，其社会基础是土地贵族。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还是根植于中世纪的农业社会，认为土地创造财富，商业不过是交换土地所生产的果实。辉格党则针锋相对，信奉洛克的理论，认为劳动创造财富，人类的努力比土地更有价值。 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要知道，托利党人并非反对商业。比如东印度公司，一直就在托利党的羽翼之下。不过，因为他们把土地视为财富之本，即使经商，其着眼点也在于抢夺土地，然后建立垄断。市场经济就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我赢就是你输。毕竟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我多拿了五十英亩，别人就少了五十英亩。辉格党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而劳动的潜力是无限的：人口可以增长，人可以更努力、更聪明。所以，市场竞争完全可以走出零和游戏，垄断则往往妨碍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资本，也一度成为辉格党人攻击的目标。 在政治上，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一向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把土地封给贵族，从后者那里换取服务。所以，认定土地创造财富的托利党人，总对国王的赐予感恩戴德，非常尊王，进而认为老百姓没有权利抵抗君主专制。最保守的托利党人，甚至在“光荣革命”之后还认为詹姆斯二世仍然是合法国王，无人有权废除。劳动创造财富，则颠覆了托利党人的政治理念：既然财富来源于劳动，而劳动者又是老百姓，那么人民就成了国家的根基，就应该享受基本的宪政权利。自此之后，不管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理论演化得如何复杂，尊重劳动的传统，在西方自由主义中一直没有断绝。亚当.斯密就是位特别强调劳动价值、为劳工说话的经济学家。几年前，当茅于轼大谈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时，《时代》周刊几乎把中国工人奉为“年度风云人物”。可见，即使站在英美这种“正宗”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立场上看，如此看轻劳动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还需要指出，交换固然创造价值，但盲目崇拜交换，也属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误解。辉格党人当年在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性的“交换”时特别指出：从印度进口的大量纺织品，不过是倒来倒去，破坏了英国纺织品的市场，使英国的劳动贬值，害远大于利。其实，即使在有强大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明清时代商品经济之发达也是有目共睹的，乃至以彭慕兰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把那时的江南和工业革命前夜的英国摆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他们的一个基本谬误，是把前近代的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混淆。资本主义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交换，还来自于资本革命性地改变了生产过程，进而使劳动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要有前途的话，就必须澄清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当今这样的转型期，和英国“光荣革命”时代颇有些可类比之处。当改革开放在中国起步时，土地、资源、资本，几乎无一样不是国有。中国的经济起飞，首先也在于老百姓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提升这种劳动的价值，保证伴随这种劳动而来的权利，是走向市场与自由的基础。当茅于轼看到文革时期中国人辛辛苦苦地挖防空洞时，自然会说：这是劳动呀。这样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呀。但他忘记了，当时也并非没有交换，比如供销社等等，但很难创造什么财富。当一个制度让劳动无法创造价值时，一个自由主义者本能的反应不应该是“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而是去质疑这种制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毕竟，市场秩序最为优越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能够让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在这一点上，恰恰是茅于轼先生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最近他关于“印度的民主还不如没有”的言论，和他轻视劳动的观念也一脉相承。 人是劳动的动物。当我们连劳动也不尊重时，还谈什么尊重人的权利呢？评价一个思想家，最终还要看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在于，公开倡导放弃“劳动创造财富”这种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人，成为自由的旗帜。但愿“弗里德曼奖”不要把这面旗帜插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使人们对之的正常批评更难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