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關于許良英劉賓雁和我聯署的那封信（附照片）

發布者 guzheng

　　·方勵之·


最近一周，好像有什么人死了，突然又有人问起，1986年底許良英，劉賓雁和我聯名的一封關于“反右”的信。特別问到那封信後来是如何“被告密”的。有關那封信的曆史，十多年前我就詳细写了一文。現在再發表，作爲回答。不過，該文不包括“被告密”，現在我也不能附加“被告密”，因爲，我有承诺。

1987年夏，錢臨照教授告我，不要再提“被告密”的事了，因爲與他同宗的教授向他表示，懇請大家（學術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似乎已有歉意。我当即答應了錢臨照先生，保證不再谈論“那件事了”。

我之所以立即答應錢臨照先生，因爲錢先生有恩于我的第一件事，恰是“告密”之逆——知情不報，蒙混過關。 1960年春夏，我開始向“中國物理學報”(Acta Physica Sinica)投寄論文。初秋，在北京玉泉路中國科技大學教學大樓西翼一個没有人的樓梯口，錢臨照先生叫住我，面色喜忧各半。錢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課。北大王竹溪教授和他分別擔任“中國物理學報”正副主編。錢先生先是高兴地對我说：

“你的那篇論文審稿已通過，即將付排發表。”

指的是我的“用變形的傳播函數計算核子的電核半径” 一文。錢先生接着又说：

“不過，不能用你的真姓名發表，你是不是改個名字？”

有點奇怪？！物理學界的傳统是，論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機構以及真实通讯地址，以便負責。何来筆名？当然，我立刻明白。這其实是錢先生援我的一招。按我当时的政治状況（內控右派），發表論文实屬違反政治原則（大小右派，皆失去發表學術論文资格）。錢先生要我用筆名，明顯是幫我蒙混過關。我幹脆就請錢先生代我隨便取一筆名就是了。他答應了。

現在仍可查到, 1961年第一期“中國物理學報”，17卷57页刊登的論文的作者名字是“王允然”。那就是我的第一篇物理論文。当时心想，錢臨照先生厲害，到底是留英的。筆名暗指，在中國發表物理學論文，除了同行審稿外，还必須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不過，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级隊伍高潮时（1968-1970），錢先生解釋说，“王允然”意爲“王竹溪先生说行”，再次蒙混過關。所以，我的學術生涯一啓動，就得到過錢，王二先生的保護。

錢臨照先生，王竹溪先生都去世多年了。但我不能改變当年對他們的承诺。所以，以下舊文重發，没有附加“被告密”，只增加了一张照片（图1），不屬于“被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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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剛從意大利回到北京，並准備于当天下午離京去上海、甯波，再回合肥上課。在北京暫短逗留的半天裏，我和李淑娴去許良英家。開會。只有四個人，許良英、劉賓雁、李淑娴和我。論題是：反右运動快三十年了，我們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見是，在1987年春舉辦一次“反右运動曆史學術討論會”。大家討論了會議的議題以及有關組織的方法。最後，要我根據這些意見起草一份會議通知。



图1：1986年11月14日，在許良英家吃午飯，討論發起“反右运動曆史學術討論會”。左起：許良英，李淑娴，方勵之，劉賓雁。此照片取自許成剛（許良英先生長子，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2008年在美國物理學會上的演讲。該年美國物理學會的沙哈洛夫奖授予許良英先生。許成剛代父領奖，並演讲，介紹許先生的生平。

在南行的旅途上，我草擬了初稿。到合肥後，迅即寄給了許。他們略加修改後，就散發給了可能的參加者。這就是後来，在批判“资産階级自由化”运動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劉賓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動曆史學術討論會”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動，即將滿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動是值得
　研究的，因爲，不了解反右运動，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的三十年来的
　曆史，也就難以認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来中央撥亂反正和推
　行改革的曆史性意義，也就很難深刻認识目前我們面臨的问題和
　我們社會中蕴藏的蓬勃生機。
　 反右运動的許多当事人，已年過花甲，應該及时把有關史料收
　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使這一段曆史變成留給青
　年一代的有用知识。爲此，我們發起舉行學術討論會，開始這一
　曆史研究，其主題應包括∶
1． 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經曆或見闻，统計數據；
2． 反右运動的國內和國際背景；
3． 反右與大跃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运動的關系；
4． 反右對政治道德的影響；
5． 反右运動的曆史、社會根源；
6． 反右之後“左” 派及右派的运動軌迹；
7． 反右與今天的開放、改革、現代化。
我們邀請您參加討論會，欢迎提出自己的報告，請告知您的報
　告題目，每個報告限在一小时左右，會後將根據報告，選編成文
　集出版。
會議时間：1987年2月3-5日
會議地點：北京（具體地點待定）
費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難者請来信告知，以便爲您籌措
收到通知後，請您于1986年12月31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
　否能參加，以及您參加會議的報告題目。
聯系地址：北京中關村812樓704 許良英。

發起人
許良英 劉賓雁 方勵之
1986年11月

在許良英家的籌備會上，没有討論我們几個發起人應当讲什么。許、劉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爲当事人，或做爲見證人，他們都不乏讲題。按当局的規定的级別，右派分子（非學生）共分六類，一類最大，六類最小。學生右派分子分四類。許和劉都是第二類右派。李淑娴是第六類。我則是類外，没有正式授予的右派名衔，而是“內控”，不及他們三個。所以，我当时並没有想好讲題。反正还有两個月时間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發展就是快。“通知”發出不到一個星期，1986年11月30日，科技大學學生貼出第一张小字報，质问人民代表候選人是由誰定的。12月5日，學生上街游行。隨後觸發了全國29個城市中的156所大學學生上街游行。不過，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三天之後，學生上課，教師授課，逐漸回歸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長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與胡啓立（当时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通過一次電话，向他澄清一些有關科大的不实報道。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記得住的重要“指示”。没“指示”，並不是好兆头。

　果然，两天後，李淑娴從北京打電话来，許良英告訴她，《人民日報》社領導要求劉賓雁退出“反右运動曆史學術討論會”。隨後，李淑娴不斷打電话来，催我趕快回京。我的課程——近代物理——于12月31日上午一結束。立即趕往北京，正好是1987年元旦。第二天，1月2日，中共中央下達1987年第一號文件，反對资産階级自由化正式啓幕。隨後两個星期，報纸上的头版新闻是：

　 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長职務，撤銷方勵之科大副校長职務；
　 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決定，開除王若望党籍；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報，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职務的請求；
　 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紀委決定，開除方勵之党籍；
　 1月25日，中共《人民日報》機關紀委決定，開除劉賓雁党籍。

　 許良英漏網，據说是鄧小平一时说不出許良英的名字。
　 至此，“反右运動曆史學術討論會”一信也成爲標准的“资産階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

2010，8，7， 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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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我看錢伟長的交信事件

　　　　　　　　　　　　　朱長超

在中國，人生真像是變戏法。同樣的一個人，一會兒可能是階下囚，一會兒可能是座上賓。錢伟長就經曆了一場富有中國特色的人生變戏法。

錢伟長的前半生是悲劇，後半生則是喜劇。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劇，而是一幕大喜劇。年輕的时候，錢伟長在美國工作得好好的，據他说，美國給他的年薪8萬美元，這點工资，據研究，比当年的美國總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學家馮卡門手下当工程師。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國。回國也不錯。想不到的是，因爲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這點想法與主管清華大學的校長蔣南翔的治校意見不合。意見不合也罷了，這是社會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見與明天的意見还會不合呢？但是，與中國的領導意見不合，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錢伟長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從美國萬裏迢迢回國来，就是爲了找一個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華大學最後一個摘帽或糾錯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動領導人鄧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錢伟長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這個圈子。他從馮卡門推崇的工程師到鄧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從天堂跌入了地獄。曆史與他開了個不小的玩笑。不僅他当了二十二年賤民，在流行株連之風的中國，还害得他兒子女兒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這22年發生的種種淒厲的故事，每一個知道中國曆史的人，都是應該明白的。

有人说，社會就是大學，当右派也是大學。錢伟長在右派這座大學裏，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他認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將一封右派朋友們給他的信交給了当年領導全國反右运動、並堅持他領導的反右运動是正确的、必要的那個人。這一次交信，爲党國立了大功，也在中國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個個開除出党，也害得總書記胡耀邦下了台。而給交信的錢伟長帶来了意想不到的好處，給了他後半生無限的榮光。他终于從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爲國家的領導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協副主席。紅樓夢上说，世事洞明皆學问，人情练達即文章。看来，這真是有點兒道理。這一封信，改變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這裏，似乎先要停頓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國經這許多年的中宣部的調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腦的憤青，他們人多势衆，思想簡單，出口粗野，情緒激烈。他們看到與報上流行語不一樣的说法，馬上會破口大罵。我的這篇文章也許掃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會很不高兴。我是准備挨罵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經得起曆史的考驗，我说的道理也經得起曆史的考驗。憤青們要罵，也先冷静一下再罵，這也是一種節约生命能量的辦法，符合低碳經濟的原則。

好了，言歸正傳。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動三十周年。反右运動，是影響中國曆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認真吸取反右运動的曆史教训，深入研究這個运動産生的原因和結果，對于推動中國人民思想的解放，對于總結曆史教训，開創未来，是有積極意義的。1986年底的樣子，当年的一些曾經当過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産党员，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三人，給全國三四十個比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們建議召開反右运動三十周年座谈會，征詢對參加會議的意愿和意見。

錢伟長收到了這封信。他看了這封信，經過了種種考慮後，他將此信轉辗交到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手裏。並且附了這樣的话：“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问題雖然没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复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职）這封信對方勵之是聲色俱严，大加批判，稱之爲野心家；對自己則羞答答地欲語又止。意思是说，雖然我的问題没有解決，职務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緊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龍顔大怒。它雖然不是党的領導人，也不是國家領導人。但是，他的發怒也可以算是龍顔大怒。他是一個不是領導人的領導人。他無职無名，却有權廢止、罷免党和國家領導人。因此，鄧的大怒，完全夠得上“龍顔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赵紫陽、萬裏、胡啓立及何東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許良英誤爲王若望，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惱怒地说：“我看了方勵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個共産党员讲的，這樣的人留在党內幹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題，要開除。”他下令，將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開除出党。他还批评，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對批自由化不積極的結果。鄧小平还認爲，學生上街，從问題的性质来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爲胡耀邦反對资産階级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帜不鲜明。他聲色俱厲地强調反對资産階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對待學生运動。他说，“没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對爲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烦會更多。”從那個时刻起，他已經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過了两年，他將思想變成了行動。

在严厲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当年的將他圈入右派群體的錢伟長。他说：“這次錢伟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澤東的话，一句頂一萬句，鄧小平雖然不是党的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他的话，也夠得上一句頂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錢伟長就当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大小算是個國家領導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這是方勵之們想不到的，也是錢伟長所想不到的。

這樣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認爲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領域的事以私人領域的方式處理。你可以不回复方勵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參加不支持那個會議，也可以直言批评他們准備開會的想法。意見可以不同，但如果堅持這個邊界，我認爲是合理的。而將私人信件上交，應該考慮到可能給朋友帶来的影響，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行爲的性质。第二，這封信上的紀念反右运動三十周年的會，從法律層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經糾錯，平反，或改正。擺脫了右派分子陰影的人們，從曆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這場运動，對國家對個人，也是有益的。同學一場會想到同學聚會；鄰裏一場，會想到彼此走動；右派一場，也希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點苦水。這于國無損。于党無害。就是中國的憲法，也说集會是公民的權利。錢伟長對此信的處理，失当了；鄧小平對此信的看法，過敏了。反右运動，99.99%的人搞錯了，雖然中國之大，只鄧小平爲首的几個人堅持着反右运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連薄一波、李維漢、周揚等当年反右运動的大將，都一個個表示了忏悔。這樣，鄧小平會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勵之等人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谈會，矛头是對准他的。他的腳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腳，馬上跳起来破口大罵，馬上行動起来要顯示自己的無比的權威。一时間，他指示要開除這几個右派分子的党籍，決心要趕走人們愛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義式的社會制度大抓階级鬥爭的一個常見現象。在東德解體後，大量挡案解密了。人們猛然發現，自己当年在私下裏發的一句牢騷，對党的領導的某些不滿，都被放進了自己的檔案。告密的人不是別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親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愛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醜陋，自杀了。告密问題还似乎拍了一個電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産生的迫害是一種罪惡，這当然要由專制制度負主要責任的。但是，告密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責任，至少不能说是一種高尚行爲吧。告密者總不能稱爲精神的高貴者吧。

在中國，告密也有深厚的曆史傳统，類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凱在谭嗣同夜訪时慷慨陳詞，表示支持變法，支持光緒，答應拘留榮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榮禄和西太後密告。結果是，光緒皇帝被軟禁瀛州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蝶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場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變法运動终于失敗。

在新中國，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發達，它还有美名，曰，向*靠攏，與*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減輕自己压力、改變自己命运的一條捷径。伟大的中國当年不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稱，也以告密者大國着稱。如果將来中國的檔案解密，我相信中國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將超過東德，將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國的形象卓立于世。現在已經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傳。舉例来说，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個叫舒蕪的作家，向領導上交了胡風等一些朋友之間的私人通信，最後，伟大領袖毛澤東給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語。舒蕪的告密經過專制制度的釀造發酵，創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团案，導致數千人挨整，數百人流放，數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風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譯家馮亦代也成功地向領導告了章伯鈞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鈞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鈞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個年代，吃飯是要粮票的，吃一頓飽飯、好飯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會顺着章的话薦，有时候則主動挑起话題，让章發表感想，他則默默地記着，好向上头密報。他雖然没有進過告密學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贏得了章伯鈞一家的好感。他每次從章家出来，肚子裏和腦子裏總是都有所收獲。他會通過電话或写信向有關領導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處是並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爲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馮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點告密勞務費，報銷一些費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處，例如，有關領導請他在有名的飯店吃一頓钣，送他几张緊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種自豪感，等等。

受到許多中國人敬仰的科學家錢伟長，也曾經充当過這樣一種角色。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對被告没有好處。而對自己則不無好處。至少他們希望會有好處。所不同的是，第一，他們告密的密度不同，一個密，一個稀。馮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錢伟長難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異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層次不同。馮亦代將密告之于處長科長之類的小角色；而錢伟長所將密告到了老佛爺手裏，從告密的層级来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後果迥然不同。馮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頓好飯。是告密的小兒科。而錢伟長則大受鄧小平表揚，迅速成爲政協副主席，晉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一個只是小打小鬧，一個則不告則已，一告驚人。不飛則已，一飛飛天。看来，告密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擺擺地攤、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雖然做成了一筆又一筆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錢伟長則不同，要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筆生意，一輩子就夠吃夠用了。他是一個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將来有學者經數年辛勤，写成《告密學》的巨著，我想錢伟長的案例一定會写入書中，也有可能永載史冊。這当然是後话了。

话说回来，蓋棺論定，錢伟長作爲一個科學家，在科學上是有贡獻的；留學歸来，爲國效勞，其情怀是愛國的；作爲一個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並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進步意義的。他被鄧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劇，是極權制度的罪惡。然而，他向鄧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瑣的行爲，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僅是当年錢伟長告密的可卑可憐，而是後人的不以爲恥，反以爲榮。近来，遼沈晚報著文《高貴紳士錢伟長》，居然稱頌備之。此文轉辗流傳，被南方周末所摘編。文中说，錢伟長不僅在于“學術上的伟岸”，而且在于“靈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營養，信仰使大學無堅不摧。那種大學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學子，也才能夠超越紅塵。錢老無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將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導致了朋友們一個個地被批判，一個個被清除出党，又導致了党的總書記胡耀邦因爲理解過或寬容過這几個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鄧小平認爲是反對自由化不力，策動一些顧问老人們將他罷免。這樣一種行爲，這樣一種後果，怎么说得上靈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貴”？怎么说得上“超越紅塵”？一個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貴者，這话並不錯。但是，錢伟長向最高領導告密這樣的行爲，能夠稱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貴者”嗎？他真的能算是一個“高貴的紳士”嗎？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貴者，那么，中國將成爲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呢？中國的國民將成爲一種什么樣的國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後的錢伟長是怎樣想的？臨死的时候，對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樣想的？他相信，他的靈魂是不安甯的。就如馮亦代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