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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忆管惟炎教授/薄家父子与严嵩父子/公开审判?开什么玩笑/BBC:消息人士称针对薄指控很荒谬
發佈時間: 4/22/2012 2:26:33 AM 被閲覽數: 113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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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人家的富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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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

作者: 李雅明(編),整理/何淑鈴
出版社: 清華大學
出版年: 20041201
定价: NT$ 500
ISBN: 9789572988039
 

 

忆管惟炎教授 

 

 方励之

 

著名物理学家管惟炎院士纪念馆管惟炎 生辰 1928.08.18 - 2003.03.20 逝世

 

 

2012-04-13

 我最后一次见到管惟炎教授是2002 年4 月,在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校园里。畅谈一晚。他还是他的风格,沉稳、低调、严谨、有分寸、少有激发。说话平直简短,偶有冷幽默。管惟炎教授的专精是低温物理。他的言谈行事也颇具低温属性。 我和管惟炎教授的第一次接触也是由于低温。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工作大半都停顿了。以研究凝聚态为主的物理研究所解散了它的理论研究室。但阴差阳错,却成立了一个新研究室,13 室,其课题是探测引力波,与凝聚态物理几乎全无关系。这是“ 得益” 于文化大革命。成立13 室的原本目的是应中央当局的要求开展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 大批判” 。但后来13 室演变成了一个免于政治风暴的避风港。它以批判为名而行研究之实。我当时在科技大学,认识几个13 室的朋友,他们请我去讲过广义相对论。1972 年夏,管惟炎找我,在北京,在他家。他当时是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他说想调我到物理所工作,因为13 室没有人做引力波理论。他本人也有兴趣这个项目,因为低温环境是引力波探测所必需的。引力波实验室大都有低温物理学家参加,甚至为首。调动没有成功. 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很正常。后来,引力实验项目也撤消了。 管惟炎教授再一次找我是在12 年后,1984 年暑期。这次是在合肥,在我的科大宿舍。他来征求我的意见,能否作他的副手负责科大的行政事务。这是我和管惟炎教授在科大共事之始,直到1987 年1 月12 日, 我们被当局通令免职和撤职,共历时二十八个月。这期间,科大仍是党委负责制,即党委决策,校长执行。然而,中央几次试图任命科大党委书记,都没成功。被任 命者都不愿来安徽合肥(太偏僻了)。一拖再拖。结果,在长达二十八个月中,科大居然一直没有党委书记。管惟炎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校之长,实行了实质上的校长 负责制。 学校事务不是物理,不过,“ 低温” 却是治校的一个中心。当局规定,管理大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降低学生的温度,保持校园无燥音。那时候,每隔不长的时间,中央就会下达一个文件给各大学校长,其中列举发生学潮的大学。凡被该文件通报的学校,就如同发生过火灾一样,是降温防火不力的记录。1985 年 全国共有五十几起大学闹事事件被通报,平均每周一次。此期间,科大保持零记录。降温防火的标准方法之一是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当时的各大学,每一班或几个 班学生配备一个专职的政工干部,负责政治思想、掌握情绪、汇报动态。科大也如此。然而,管惟炎担任科大校长后,第一项学生工作措施就是取消了学生政治辅导 员制度。而且,允许学生办小报。最多时,小报有十几种。当然,最受鼓励的是各种水平的学术报告。参加的师生之多使不少学术报告要在特大教室(水上报告 厅),甚至大礼堂举行。 无 须政治辅导员的汇报, 管惟炎对学生的动态也是很了解的。因为,管惟言也上课,带研究生,与学生有经常的接触。另一个经常接触学生的机会则是吃饭。管单身在合肥,没有雇保姆做 饭。平时全在食堂就餐。不是特灶,而是同学生在一个食堂,与学生一起排队买饭。当时科大食堂不但没有剑桥牛津式的 high table, 就连桌椅也没有。就餐者,无论学生、教师、或校长,均托钵站立而食。在食堂里,不难见到管惟炎与学生围在一起共餐,举钵论道。这似乎有失大学“ 观瞻” ,但确是科大当时的一种生活方式。 不失“ 观瞻” 的共餐论道也有过一次。1985 年10 月21 日,中共安徽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科大校长在12 月9 日前夕以茶点招待学生。原因是,那年从《9.18 》纪念日开始,北大学生就“ 骚动” 不断,并四处串联,宣称要发动全国大学生纪念《12.9 》抗日学生运动。虽然《12.9 》是正统的中共纪念日,学生自主的纪念活动则令中央当局十分紧张。故要求各大学在临近《12.9 》时举办娱乐茶点活动,招待活跃分子,分散注意力,消除不稳定源。凡是中央愈感到吃紧的学校,招待的范围就愈大。科大并不是中央担心的重点(党委书记都没有委派)。但也由管惟炎校长在12 月7 日招待了一百多位学生活跃分子参加茶点恳谈会。遵照上级指示,特意为恳谈会佈置了一个餐厅,有桌有椅,以示中央对学生的关心。餐后, 大家戏称之曰:“ 中央吃紧,学生紧吃” 。的确,“ 吃紧紧吃” 法在科大只能引起一笑,因其效用不抵管惟炎教授在学生食堂排一次队。所以,此法后来再也没用过, 那怕当科大成了中央的最“ 吃紧” 的时候,即1986 年底的学潮的时候。 1986 年11 月30 日科大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不满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要求按照选举法接受学生选民的提名。12 月初,大小字报迅速增加。5 日下午,科大学生第一次上街游行。随后引发了全国29 个城市中的156 所 大学学生上街游行。这时中央猛地想起还没有任命科大党委书记呢。于是,火速任命,并派中央专机从北京径直送来合肥。随后,管惟炎的校长被免职。再随后,中 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免职。前后为时一个月。对这个事件,已有很多报道和记述。在一个月里,管惟言教授到底做了些什么? 根据我的日记,从小字报一出现,管惟炎教授就一直在与学生沟通,他认为学生的诉求合理,但劝说学生不要上街,选举问题可以在校内解决。一直到5 日的早晨,管惟炎教授仍在他的宿舍劝说学生。劝导不成后,他要求组织游行的学生务必将上街路线告知合肥的交通警察。这一点,学生做了。合肥市交警也接受了,并派出警察沿途维持秩序。游行无事故。 在与学生沟通的同时,管惟炎教授还同安徽省党政当局沟通,解释学生诉求的合理性。所以,游行后,安徽省当局公开答复学生:游行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科大学生的游行是合法的。同时,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也全盘接受了学生的意见,重新提名,尊重学生的提名。到5 日晚,学生的情绪渐趋平静。校园虽还热闹,但话题转入候选人提名(数百名合法的被提名者,都用大字报召告)。所以,游行后第二天,12 月6 日,管惟炎即认为校园里不会有大事,转而去参加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大会。在会上,管惟炎教授被选为安徽科协的新一任主席。在校内,上课、科研、例行会议等照常进行,一切有序。12 月9 日(又是《12.9 》! ),管惟炎还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不实报道。 科大学生再度走出校园是为上海学生打抱不平。上海学生12 月17 日首次上街,他们也要求上海当局承认他们的游行合法。但是上海当局没有象安徽省那样做,而是于12 月19 日请晨以警察武力驱散学生。消息传到合肥,科大学生急速升温,于12 月23 日再 度上街,声援上海同学。从当日下午开始,科大学生涌向合肥市政府广场(合肥市区仅有的广场)。学生要求安徽当局公开表态谴责上海警方的暴力行动。安徽当局 拒绝了,理由是,安徽省不具有公开谴责上海市的权力。学生坚持不散,开始在市府广场静坐。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事态开始紧张。晚上10 时左右,中共安徽省委来电话,点名要求管惟炎和我从速处理此事。管惟炎和我当即商定,去广场。 我们到广场的时候,学生领袖和一部分学生已经占据了市府大楼的东边。市府负责人还留在西边。形成对持僵局。管惟炎和我穿梭于东西之间,传话、沟通、说服、谈判。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调解,学生和安徽当局终于达到妥协:1 ,合肥市府将科大学生的抗议转达上海当局;2 ,科大学生结束静坐。市府负责人和学生领袖都要求管惟炎和我向学生宣布这一结果。当时广场上仍是一派激情场面,口号声,呼喊声此起彼伏。然而,当管惟炎和我简短宣布了双方的妥协结果,呼吁“ 请大家返校” 后,上千静坐的学生竟齐刷刷地同时站起,一致地、慢慢地向学校方向退去。“ 危机” 化解了,时间已是24 日的凌晨。这是管惟炎和我的共事的两年多中,最艰难而兴奋的一夜。 那时,管惟炎教授还有另一个兴奋点— 高温超导体。那年的12 月 正是超导临界温度几乎日日刷新记录的一个月。那个月的校长办公会议、校务会议的主题当然多是与学生工作有关。可是,各个会议(除了少数秘书,会议成员皆理 工出身)的开场常常是由管惟炎主动地、兴致勃勃地通报高温超导研究的最新结果。学生议题反而成了第二个。静坐结束之后的第一天,适逢圣诞日。科大举行了两 场校级活动。下午是校学术报告会,管惟炎教授没有正式的报告,但即席简短介绍了高温超导体的新进展。晚上是圣诞节联欢会,有声乐器乐节目,也有中外(籍) 教师的即兴。后来这也算是管惟炎的失职事件之一。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一所大学敢公开在圣诞夜举办联欢,并由校长亲自坐镇。 圣诞之后,科大恢复了平静。我于12 月31 日离合肥飞北京开会。管惟炎嘱我会完后立即回校,讨论1987 年的工作。但是,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1987 年第一号文件于1 月2 日下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启幕。第一个措施即改组科大。1987 年1 月6 日,管惟炎电话告我:“ 不用回合肥了。” 这是我们在科大合作的最后一句话。 再遇到管惟炎教授时,已是1990 年夏天,在英国剑桥。他讲起为什么要我“ 不用回合肥了” 。他离开科大那天,有很多的学生和教师聚集在合肥火车站,想为他送行。当局如临大敌, 惟恐学生在火车站闹事。结果,当局没有让他在合肥上车,而用汽车走另路,把他运到蚌埠后,再上火车。所以,他说:“ 当局是不可能让你回去的,你也会被拦截在蚌埠。” 又是十年,故事又是蚌埠。在新竹清华的最后一晚,管惟炎讲起,2001 年 春节,他从台北去上海探亲。途经合肥,居然闯进了科大,看见了当年低温物理的同仁。然而,当他乘火车离合肥去上海时,被国安人员在蚌埠车站截下。被扣三 天,国安人员要他提供科大学生中活跃分子(国内的及国外的)的姓名。他没有合作。结果,不准他去上海,勒令立即离开大陆。国安之所以在蚌埠动手,而不在合 肥,原因同1987 年一样,怕激起学生教师的愤怒。14 年了,仍然如临大敌。哀哉。 (这个比较搞笑,哈哈) 不动声色的管惟炎说到此处依旧声色不动,緩緩的,低温的,坦然的,淡泊的。窗外,物寂人稀。窗内,老友相逢相聚,任凭时间均匀地流逝 …      这就是我最后见到的管惟炎教授。

 

 

怀念方励之教授,同时怀念

管惟炎以及对死的感觉

 

 

 

 

2012-04-14 20:41:26

方励之先生最近很意外的走了,虽然他已经76,但近年大家都长寿,活个80,90的很多。但他算是“好死”死前一刻还和同时在视频上商量开学术会议的事情,忽然咳嗽一声便仙去了。

母亲生前说话很直接,有朋友意外过世时,别人大多深切哀悼问候,她却很详细询问死的过程,比如有朋友的亲人说是睡觉时就去了没醒过来,事先毫无征兆等,她便一脸羡慕地说:“死的真好”。我们在一旁都很尴尬。。。。

按母亲标准,方老师死的算是特别好的。

以前同学都纷纷怀念起方老师当年给我们上课时的故事:比如方当年开‘相对论’讲座说到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相对论 概念,还引用了这段古 文:“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牖 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还有交警开罚单的故事闯红灯的司机说灯是绿的不认账。科学家告警察:罚他超速。讲 maxwell 方程式,总是说边界条件一定,解就唯一了,用以讽刺当时的时政。

当时和物理系近代物理还有地球物理一起上量子力学的大课约有一百五六十人的大教室。记得他在一堂物理课上问为什么月亮地球是圆的而不是支棱八翘?地球上山最高也就是八千米?原因是碳之间的x作用力只能够充许这么高。 当天 课后作业就是写方程证明此论点

我那时上课就听个热闹,但量子物理基本没学懂。 方老师是天生的演讲天才,站在那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加上北京口音且声音浑厚,十分有煽动力。幸好他长的没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否则肯定是女生杀手一枚。李淑贤那时几乎每堂课都坐后面听,现在想来除了崇拜夫君,恐怕也有防患于未然之意。

方老师来美后有一年老公去亚利桑那看他,他还问起老公“你妻子是那时那个高瘦的女生吗?”

对方老师的死我倒是没什么悲伤之情,就像我对大部分死亡一样没什么感觉。

可能是在基因里,也可能是幼时经历刻下的心理烙印,我对死,几乎是任何死,远的近的或亲或疏的,从来都很漠然,也会感触,但很少如他人那样悲怆。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唯一觉得亲近的人是加缪和JPJF,只有他们两让我觉得我不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

但有时在羡慕那些悲伤的人的同时会禁不住想,他们真的都那么伤心吗?和微薄上的朋友聊起这话题他说“以生物学眼光来看的,我想有些人可能是装,有些人是被感染,容易被感染的人智力上好像要差一些”可他又说“另一方面,不被感染可能也是另外一种能力的缺损。你说那些在墓地里悲伤的人,人格上应该更原始一些”

所以每到这种时候我就很纠结困惑,觉得自己可能是残疾人的一种,缺少常人有的一种感情,当年第一次看局外人时的激动如同正常人对死人的悲伤

如果重新活一次我最想做的职业是刑警或间谍,要不系列杀手也行,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我的心理缺陷优势[衰][嘻嘻][猪头]

虽然我很少为别人的死悲伤,但我还是会的, 只是非常少,而且发生之前毫无预兆。不以为自己会动感情的但很意外的会伤心流泪,因为这种时刻太稀少了便格外珍贵。

我记得的让我十分动感情的是听到管惟炎老师2003年在台湾意外去世时,2005 年特地写了篇文章悼念他。重贴在下面:
==================

两年前在新闻里听到管惟炎老师在台湾新竹遇车祸身亡的消息,难过了好几天。其实我和管老师相识的时间 前后 只有半年,但恰好是在 64 民运前后。

管老师是个传奇人物,看遍中国革命历史,如果有哪位真能称得上又红又专的,大概只有管老师了。

管老师 14 岁就从苏北参加革命,干过地下党,南征北战打到东北。 50 年代留苏, 师从一位很有名的家伙 ( 我忘了名字了 ) 学物理,搞低温超导。作得极有成绩,当选为“学部委员”。

认识管老师是因为我们读书是认识的一位和我们交往密切的大姐。大姐的父亲曾经作过周总理办公室主任 ( 或秘书主任? ) 。大姐是个人物,文革时曾因为反江青 坐 过监狱, 特神,爱侃,爱做菜。一到周末就带著鸡、肉、菜,风风火火冲到我们家,一面动手做菜,一面和我们神侃。

89 年的某个周末,她又冲来,还带来了管老师。在那之后的半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 4 个人都在我家吃喝吹牛。管老师讲过他当红小鬼的故事,大多时候是我们 2 人一拨争论逗嘴。

管老师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而大姐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比较持反对态度。一般是左倾温和派的我和管老师一边,与右倾激进派的大姐及我 LG 捉对撕杀争论不休。管老师头脑和逻辑很清晰常三绕两绕就把大姐绕进自相矛盾的死胡同。可惜很多具体对话我都记不清了。

大姐是学生物的,做饭做菜象作实验似的很程序化,坚持一定要加一定成分、一定数量。。,比如煮米饭加水一定要比米的高度高一寸半的样子,绝对不能有所误差。

管老师问:“要是半锅米呢?”

大姐说:“一寸半高的水!”

又问:“大半锅呢?”

大姐答:“也是一寸半高的水。”

“绝无例外?”

“无论多少米,永远是多出一寸半高的水!”

管老师开始微笑:“那我只放一粒米呢?”

我们都大笑起来,大姐脸涨的通红....

认识管老师的时候正值低温超导是大热门 ( 他就是受朱经武实验室的邀请才来美国的 ) ,我自然对低温超导比较好奇。

管老师很大而化之地解释:“搞超导和炒菜很像,把不同的金属以不同的份量放在一起,找一口大锅炒一炒,运气好的就会炒出好吃的。。。”

我一直相信管老师临到死骨子里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迫流放海外,一是机缘,二是他为人善良正直。在所谓的异见人士里,我还见过陈一咨、方励之。他们三人十分不同:

方教授从来不是个政治人物,以我的观点他一直是有良知有激情的科学家,但在政治上其实没什么经验,他做什么事只凭自己问心无愧,一般不大瞻前顾后。

陈老师则比较经验丰富,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或表态即立场鲜明又无可挑剔。很少得罪人,比较受尊重。

管老师则是我仅见的政治上敏锐,头脑清晰,为人刚正的人物。

现如今在海外“民运分子”这个称呼已经饱受污染, 成了招人谩骂的贬义词了。我从没把管老师归类成“民运分子”, 这到 并不是为 此 原因。虽然管老师在对科大学潮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最终引发 6 。 4 学潮的一连串导火索的一环,可他从很早就看清了海外几个主要民运团体的本质,从没介入其中。

当严家祺、封从德、吾尔凯希等人逃到法国后,管老师飞去了法国,是大姐送他上的飞机。回来后他说见了他们但觉得很失望, 一直摇头并叹息良久:“连共产党还不如”。

方励之被获准离开北京后,管老师专程火速去见了方教授,和他 长 谈很久。大约是告诉他海外民运的现状,劝他“清者自清”。方教授果然听从了管老师的劝诫,据说严家祺曾声泪俱下地请求方励之担纲整合海外七零八散的民运组织:“海外民运大船一定要由您来掌舵。。”,等等。方励之也没有答应。

管老师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就是开玩笑时表情也很严肃,但他和我们聊天争论时看着我们的眼神总是很慈祥。

世界上有些人你和他 / 她就算相识一生甚至血缘相亲,他们死了后也可能也并不感到悲伤遗憾;而有另一些人你和他们的交往虽然只象灿烂的流星划过夜空那么短暂,可他们的消逝却能在你心中也刻下一道伤痕,使你每当想起他们时总是要禁不住心痛鼻酸。。。。。。

祝管老师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幸福快乐。。。。。。。

现在方老师也去了,他们两人可以一起聊天,管老师肯定不会寂寞

 
 

 

 

纪念方励之先生:
 
回放十三年前访谈(一)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FA张敏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2,04,10) 


    
    广播声音文件,链接后点击右上角工具栏可下载收听——
    
    http://bit.ly/HthV6q
    
    *4月6日76岁的方励之教授在美国家中猝然逝世*
    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原中国科学技大学副校长,中国当代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方励之先生,于2012年4月6日在美国家中猝然去世,享年76岁。
    
    *方励之的一生:研究科学,倡导民主*
    方励之1936年生于北京,12岁加入中共地下外围组织,当时就读于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励之先生经历了中国当代几次政治运动,一生经历坎坷。
    1987年春,他在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当时中共的决策者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
    1988年秋,方励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
    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
    由于他在1989年民运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李淑娴支持学生诉求,“六四”的第二天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他们在使馆滞留一年后,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到美国。
    方励之先生赴美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方向为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直到逝世前仍处于学术活跃状态,每年皆有若干学术论文发表。2010年,因他在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他曾在美国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
    
    *纪念方励之先生,回放十三年前访谈*
    13年前的1999年4月,方励之夫妇曾经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我的采访,谈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为纪念方励之先生,回放这一节目上、下两集。
    
    先请听第一集。方励之先生从他自己的早年经历谈起。 
    
    *方励之:少年时入读北京四中,对无线电、旅行有兴趣*
    方励之:“我的父亲在铁路上做事,是个职员。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小学、中学、大学都在北京。念书时是中国战乱时期,‘抗战’,或是‘解放战争’。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相对而言相当平稳。从四、五岁开始上学,直到大学毕业。”
    
    方励之中学在北京四中就读,这是一所非常好的中学。他说“老师们大都毕业于清华北大,讲课挥洒自如,学生受益匪浅。”
    
    方励之:“他们讲课、思考问题不是局限于书本上,我受益不少。
    我从小比较有兴趣做收音机。抗战胜利,我还不到十岁,美军和日军在北京卖很多破旧的无线电零件,我经常去买,自己装收音机。在四中上学,母亲给我点钱,让我自己出去买东西吃。有时候这钱也不吃饭用,就去买零件。我觉得这对我后来慢慢走上物理,大概是很有影响。
    我父母是杭州人,父亲念过大学,到现在还有印象他的一句话是‘一个人要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很鼓励我们到处去走。我和我哥哥暑假坐上火车就走,因为父亲在铁路上做事,坐火车不要钱。十一、二岁时到处去跑,对我打开眼界很有帮助。那时很多家庭不让这么小的小孩出去。我十岁进中学,十六岁进大学。”
    
    *方励之:在校看到警察打学生,12岁加入中共地下外围组织,*
    方励之说:“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我已加入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是初中时。”
    
    主持人:“那时您多大年纪?”
    方励之:“十二岁。是内战时期,四中是学生运动在中学里的一个中心。有一次,北京‘5.22’事件,原来是‘5.20’学生到南京中央政府请愿被打。这些学生有的到北京来讲这情况,在四中讲。何鲁丽的父亲叫何思源,是市长,派警察把四中包围,冲进校园。警察冲进礼堂,揪出一些学生痛打,打得头破血流,我看到了。这时我比较亲近进步学生,他们介绍我加入他们的组织。解放前夕,看到很多解放区出版物。”
    
    主持人:“您那时参加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名称是什么?”
    方励之:“是‘中国民主青年联盟’。1949年 ‘民联’ (简称)的成员都转成‘青年团’。我是最早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1949年5月第一次成立大会,我参加了,当时13岁。”
    
    
    *方励之:1952年进北大学科学,1955年入共产党争民主*
    方励之:“1952年考进北京大学,到了大学,1955年我参加共产党。高一到高二,我最有兴趣的是物理,到高三时,我自己学的物理,比学校教的多得多,所以我就报的北大物理系,也就考上了。
    那时对共产党很信任,进步学生都是争取民主,争取言论自由,学科学当然也是要民主自由,没有感觉到这里面有什么是两回事。对北大印象最深是民主和科学,这个精神非常非常清楚,这一影响终生受益。
    大学上了四年。1953年朝鲜停战,一直到我们1956年毕业,没有什么大运动,除了一个“肃反”。那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是个黄金时期。
    我原来的兴趣是理论物理,后来因为中国要发展核武器,最后一年专业方向不是理论物理,而是学的原子核物理,毕业后立即就分到研究所。”
    
    *方励之:动荡开始 ;“同案”李淑娴:自幼动荡*
    方励之被分到核反应堆研究所,他说“刚刚工作一年,就开始动荡”。
    
    方励之:“中国开始动荡,我自己的生活也开始动荡。研究,五七年‘反右’我被捲入,和李淑娴当时被卷进同一个案子。”
    
    李淑娴说:“是同案犯。”
    方励之:“我们同班。1952年大学同班,而且同一个小班。”
    
    李淑娴说:“我的家庭和他不太一样,从小生活比较动荡。因为父亲学医,同济大学毕业,学校要把他送到德国留学,后来战争(二次大战)爆发,他很爱国,不给德国人干事情。他当时地位很好,在宝隆医院,也就是赴德留学生的先修班。当时他放弃这个职位,参加了救死扶伤。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战,他随医院开到前线救死扶伤。父亲(在事故中)突然死掉,母亲非常年轻,就依附在我伯父附近,租了一间房子。
    伯父在自由炼钢厂做总务工作,我就以这个身份进了子弟小学。自由炼钢厂当时收罗了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很有知识的人,所以整个小学受的教育非常好。
    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女孩子并不比男孩子弱’。所以尽管非常艰难,有时要变卖父亲的东西,变卖母亲看着非常珍贵的东西,让我们上学。”
    
    *李淑娴:考进同济中学——上海民主小堡垒,参加“读书会”迎解放*
    李淑娴:“我初中毕业时,和姐姐拿着小包到上海考学校。因为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孩子里至少有一个要继承爸爸的事业,要学医,所以还要找到同济大学去。
    我考取了同济大学附中,即同济中学,是上海唯一一个独立的中学。它有助学金,考进去就可以不交钱,吃饭也不交钱。同济中学还是上海有名的民主小堡垒,非常受同济大学影响,很多学生运动都卷进去了。
    全校初高中同学里我最小,大家都很爱护我,而且我很穷。进步同学对我非常好,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员。我当时也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围的‘读书会’。同济中学有很多公开活动,例如可以公开唱‘我们的队伍来了’,等于是迎接解放。
    
    (李淑娴唱)
     “我们的队伍来了,
     我们的队伍来了,
     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
    
     排江蹈海勇敢向前进,
     不管你的长江宽又深,
     不怕你的刀枪密如林,
     我们的队伍要冲破波浪横扫千里…”
    
    李淑娴:“很明确就是要过长江了。也唱‘山那边呀好地方’,其实就是唱解放区。自己无形中就非常接近一些进步同学,而且对当时揭露出来的国民党的贪污、金圆券事件,都非常气愤。
    解放时我那么小,而且在上海孤身一人,就住在一个现在知道是地下党人的家里。直到看见解放军进城,我非常激动。半夜里我们光着脚丫,知道5月25日解放军进城了,就出去迎接。解放军全是在大雨里睡在路上,没有惊扰老百姓,我当时很感动。”
    
    *李淑娴:第一批入“青年团,在北大比方励之早半年入共产党*
    李淑娴:所以我也是成立青年团时第一批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因为我母亲也一直希望我能够念同济大学继承父亲的事业,只是由于女孩子好强,完全是为了赌气,觉得‘我一定要学一个最难的专业’。人家说物理最难,我报物理,也以很高的分考进北大了。
    
    我跟方励之同年进入北大,正好分在同一个小班。到北大以后,我觉得整个人生就开放了,因为北大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上课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课堂讨论不管是物理或者政治,都可以举手,自己讲话。我思想里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要作一个独立的人,要有独立的见解、独立的思想。我就认为自己所追求的和共产党是一致的,这个现在看来是一种误解。后来我就参加党了,比方励之早半年,我1954年参加共产党。”
    
    *李淑娴:从“模范学生”、“三好学生”到被打成“右派”*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的方励之和李淑娴,都是当时凤毛麟角的学生党员。他们不但学习好,而且热心政治活动。李淑娴被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北京市“模范大学生”。自从北京大学评选“三好学生”,方励之和李淑娴在校年年当选。
    
    李淑娴说:“可是我们觉得并不高兴,觉得现在教育里边有问题。把人培养得比较驯服,特别强调要听党的话。我们并没有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党有什么冲突,可是觉得这个口号不对,应该要有独立思考。所以在1955年的团代会里面我们几个人事先准备好,由方励之出面提出‘到底要把我们培养成什麽样的人?’我们觉得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比我们年长的一些党员受了批判我们并不知道。
    ‘反右’的时候,方励之已经不在北大,我还在北大。我当时被抽调出来作苏联专家的翻译。‘反右’的时候北大有那麽多大字报,我就有很共鸣。
    当时我和方励之已经有了朋友关係。五十年代的朋友关係也就是星期六一块儿多说说话,或者看看电影。他星期六来找我,另外一个党员就来找我俩,说要给党中央写封信,说现在北大气氛有点紧张。因为当时大字报扑天盖地,上台演讲、辩论会都是自发的;各种各样民办刊物……‘右派’后来被处死的林昭,大家也慢慢就知道了,都在北大。遍地都是辩论场,遍地都是说话的广场。当时我们预备给党中央写封信,说‘现在同学们这些意见大部分都是好的,儘管有些可能有些偏激,可是下层干部,我们觉得有不对的气氛,他们组织一些人,完全毫无道理的批判(提意见的同学)……’方励之也在,我们都同意写,还没有写,主要是那位党员,他比我们年长,他做了一个提纲,我们表示同意,信并没写成,我和这位党员都被打成‘右派’了。”
    
    *李淑娴:听方励之劝告向党说真话,定案材料主要是强调独立思考*
    李淑娴:“方励之因为在物理所,他参加活动比较少,而且北大整人更厉害。我们是‘同案犯’,他逃出一劫,没被打成右派。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非常天真,我的一些想法只对方励之说过,跟其他任何人没说过,我为什么要去坦白?
    他说‘你不跟党说跟谁说?我们参加党并不是为了功利,是把一生交给党的事业。假使你对这个党已经不能说真话了,你维持作一个党员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他完全说服了我。有些私房话,比如我对党有些怀疑,我有亲属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受我爸爸的鼓励直接去了延安,把自己整个青春都交给了共产党。既没有个人幸福,也没有个人前途,个人和家庭都是很悲惨的。对这些问题,我有些看法。
    我听了方励之的话,就全部都交代了,等于是送上去的右派。定案材料里最主要的就是我强调独立思考。”
    
    *李淑娴:方励之也被开除出党,李淑娴背着一篓核桃去看他*
    李淑娴说,她和方励之关系的发展,是在她被打成右派之后。本来已经作了苏联专家翻译的李淑娴,顺理成章将会被派往苏联留学,这是当时特别为人所羡慕的。可是因为被打成‘右派’,李淑娴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一切。那时候方励之被下放到河北赞皇县劳动。
    
    李淑娴:“当时北大很多(男女朋友)一个被打成‘右派’,另一个没成‘右派’,或者两个都成‘右派’的,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离散了。当我被打成‘右派’以后,我用最快的方式把方励之从赞皇找回来,我们谈了三天三夜。当时我就觉得‘我不愿意因为我的事情影响你一辈子’,我也想得很清楚,假如我们还维持这个关系,哪怕是一辈子,任何时候如果他想起来,这一辈子的前途就是因为我而丧失的,那麽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以后也没有幸福。我们就分手,可是也说得很清楚,我们并不是彼此忘了,是埋在心里。
    
    我一直送他上火车,我们这样分手,是把爱情埋在心里。我觉得在北大已经呆不下去了,北大是我非常心爱的地方,我青春的成长就在这里,这里一草一木我都熟悉。这个环境对我太刺激,我就主动要求下乡。
    
    跟方励之的关系呢,我们分手后谁也没有把谁忘记。后来他突然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也被开除出党了。我就从农村……记得我穿了一件有大襟的衣服,完全像个乡下姑娘,背着一大背篓核桃,因为斋堂是产核桃的地方,我从火车站(下车)背着一篓核桃来看他。”
    
    *方励之:不到二十岁恋爱,从向往自由到双双被开除党籍、下放*
    方励之:“我跟她的关系一直没有断,偶尔我知道她还去看我母亲,所以她一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情。我们是从大学就开始好,几乎是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好,还不到二十岁。”
    
    李淑娴和方励之先后被开除中共党籍。方励之被开除党籍时,回想起自己12岁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政治生命的起点。
    
    方励之:“政治生命那时从一开始的选择,就是倾向共产党,我很信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就提倡‘四大自由’,跟自己的思想很合拍,便成了一种本能的信任。”
    
    方励之说,他还记得少年时代在日本侵华时,他悄悄学会唱共产党抗日歌曲,一颗年轻的心向往着自由。
    
    (方励之唱)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被开除党籍以后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方励之,在下放劳动中,过着他早年完全料想不到的生活。
    
    方励之:“开除党籍时,我正好在乡下,河北省赞皇县,很苦的太行山的地方。到那个地方,什麽都做。冬天三九打井,脱光了身子下到七、八米以下,其它像放猪、赶牛车……什么都做过。”
    
    *李淑娴:结婚好像是找一个灵魂的庇护所,1961年结婚。”
    后来,方励之和李淑娴先后获准离开下放的地方回到北京。由于被开除党籍,方励之在科技大学不受信任,不能继续从事原来的核物理研究,于是转而研究激光。李淑娴回到北大以后,也不能从事教学工作,被安排在校内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
    早在大学二年级还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要好的方励之和李淑娴,一直以学业事业为重,并不想早早结婚。哪料到后来人生道路出现这么重大的转折。政治运动的冲击,考验了他们的爱情。爱情又在政治运动的凄风苦雨中,给了他们最大的精神安慰。
    
    李淑娴:“我自己觉得结婚好像是找一个灵魂的庇护所。1961年结婚的。”
    
    *方励之:1957年被打断,仍不放弃科研,要干出点事来*
    方励之:“我们结婚以后一段时期,生活跟学生一样,每天晚上我们都到图书馆去,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样,每天晚上都到北京大学大图书馆。她在楼上,我在楼下,分开的。因为我觉得两个朋友不能在一块儿念书,相互干扰。但是念完书是一块儿走回来。
    结了婚我们还是一块儿去念书。你念你的半导体,我做我的理论物理方面的东西,两年以后有了小孩以后,才开始有点变化。无论如何我们要干出点事情来,这个夙愿尽管1957年被打断,但是并没有放弃。”
    
    李淑娴:“不管外面怎么样,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有一个理解我的人。”
    
    爱情和家庭给了方励之夫妇极大的精神安慰,他们在人生的逆境中相互扶持而行。方励之被迫放弃原来专业以后,又成为中国最早研究激光发表这方面论文最多的年轻科学家之一。
    
    方励之:“虽然仍有很多政治上的压抑,但是终归学术上开始做出东西来了。但是好景不长,到文化大革命就整个打散了,不但不能做研究,而且不能在北京。科技大学整个被赶到合肥去了。 那段时间完全是劳动,不但干农活,还到煤矿去挖了半年煤;光着膀子拉一个板车,也在街上跑……这种劳动我们都会,前后好几年。后来我们还修铁路,京原(北京-太原)铁路,房山县周口店那一段有几个隧道就是我们去挖的。”
    
    *家被冲散:十八年两地分居的夫妇、多年三地分居的家庭*
    文革开始后,一连五年大学不上课,教授们被发配到穷乡僻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的则是整个学校迁移,许许多多家庭被拆散。方励之和李淑娴这对患难夫妻,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两地分居。
    
    李淑娴:“我是一九六九年到江西鲤鱼州的。”
    
    方励之:“我是一九七零年到安徽。我们从六九年家就散了,被冲散了。我们的小孩跟着我母亲在北京。”
    
    李淑娴:“‘反右’的时候,一般的‘右派’想,既然党说我错了,大概我就是错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揭发了那么多事情,我就豁然开朗,原来我是受骗,共产党原来是这麽一回事,我不再苦恼。所以当时让大家报名到江西去,我就是不报名。后来就点名说‘李淑娴你应该报名’。我说‘你们既然让我去,我可以去,我服从,可是我并不是自愿。
    因为我的孩子刚刚生了没多久。小的只有不到一岁。我知道北大、清华去的地方是血吸虫重疫区。我到那儿如果得了血吸虫病,一个人死在那儿就罢了,孩子不能去。我就把两个孩子交给了奶奶。我们这个家四口人,两个儿子、我们夫妇俩那时候就分开了,整整十八年。”
    
    *李淑娴:一年仅12天探亲假,超体力劳动,恶劣环境中得了肺结核*
    方励之:“后面还好一点,开始的时候,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可以相聚一下,这样过了好多年。”
    
    李淑娴:“我在鲤鱼州得了肺结核。因为潮湿、超体力的劳动,背水泥、要爬大堤,大堤很高。鲤鱼州是血吸虫区,不许说。知识分子都知道,这是血吸虫重疫区。只要你说,就是扰乱军心。夏天热到(摄氏)四十一、二度,汗水把衣服全浸湿了,变成盐卤一样滴下来。
    老乡都奇怪,说‘你们这些女同志大概是不会生孩子的,我们这里的女人都不能那麽劳动的’。我在那里得了很重的肺病回来。”
    
    
    *方励之:一年12天夫妻相聚,苦中作乐游黄山,不可忘的一次*
    1971年北京大学教工全部从江西鲤鱼州撤出,李淑娴才得以回到北京、回到孩子们身旁。一家四口人,从分居三地,变为分居两地。方励之、李淑娴夫妇讲起在那个年代,他们如何在一年仅有的十二天团聚时间里苦中作乐。
    
    方励之:“她讲了很多那时候的艰苦。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也苦中作乐。有一次我们用这十二天探亲假,她从江西到杭州,我从合肥到杭州相聚。然后就去爬黄山。那时候,全国极少有人,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两个‘反动分子’去玩黄山,照了很多相,是不可忘的一次。”
    
    李淑娴:“假如说有什么特别的话,就是始终精神没有倒。我们俩精神的相依,精神的振奋,把人生看得非常开阔。这大概是我们能够经历那么多苦难,始终精神非常好的一个缘故。”
    
    *方励之:在黑暗的矿井中想天上的事,转而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
    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在文革完全不能从事科学研究的情况下,方励之在黑暗的矿井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浩渺的宇宙。
    
    方励之:“后来是在煤矿里劳动,每天下到几百公尺深的煤井,黑乎乎,根本谁也看不见谁,除了头顶上有盏矿灯。
    实在没意思,就想天上的事情,来正好平衡一下。从矿井出来以后,我就开始转到广义相对论研究,转到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
    我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可以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第一篇宇宙学论文,是我一九七二年发表的,现在看来是很浅的,但是在那种环境下做的。
    我们的追求一直没有放弃,尽管在矿井里、在修隧道……对自己想追求的没有忘,尽管没有多少时间。
    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国外有人引用,这在当时国内还很少。我记得,第一次让人高兴的是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有一段评论我们的工作。从那以后,我的研究基本恢复。”
    
    *方励之:研究宇宙学受批判,科学工作者不能容忍意识形态的不自洽*
    方励之:“我在一九七二年发表第一篇宇宙学论文,发表在物理的学术杂志上。很快受到‘四人帮’组织的《文汇报》的批判。因为宇宙学在中国一直是被禁止的学科,像苏联一样,认为研究宇宙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好就好在当时(科技大学)学校的一些领导,像刘达,他不管,说‘就做你的,理他那些干什么’,慢慢形成一个小组。
    我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是从理性……就是上学的时候,说马克思主义和党性、科学性是一致的。这个问题我不明白,党性就是说我跟哪一派,科学性应当是客观的。说这两个是一致,记得课堂讨论时我说,我不明白这事情,那儿就有个疙瘩里面。
    共产党经常讲立场、观点、方法。‘观点’、‘方法’容易理解。立场,就是说‘你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必须站在党的立场’,这是什么意思?要客观看问题。所以从那时候我对这个意识形态,至少他说的里面就有不自洽。如果有这种东西,对做科学工作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方励之:从现实中悟到这个政权实质上是维护专制和它的利益*
    方励之:“当然也不是没有看到实际情况,例如‘大跃进’,我在农村,记得最清楚是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亩产可以到多少万斤,按照能量来算,我不管他政治目的什么的,就从物理角度说,他算的是错的。‘大跃进’本身就是非科学的。
    四十年代开始,苏联就开始批判一系列的理论科学,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尔的量子力学。我们在五十年代就有‘读书小组’,我们当时也看西方的东西,两边对照,看哪边有道理。
    那时候布洛辛采夫量子力学的前沿,不过就是为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其实列宁的话是错的,为证明列宁对,就要改量子力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来改造物理学。
    到文化大革命更厉害,中国也开始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以慢慢悟到这个政权实质上是维护这个专制,维护的是它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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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1999年4月初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教的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和夫人李淑娴谈他们人生经历的第一部分,下次请听第二部分。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红朝薄家父子与明代严嵩父子

 

 

2012-04-14 10:00:03

冷眼看薄一波薄熙来父子三十年来的表演

《圣经》里有一句名言曰“日光底下无新事”。中国人也常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正在红朝上映这幕网络时代的宫廷大戏,让国人消受了“步步惊心”的当代活剧。当然大戏的男一号薄公子熙来的表演应该算是最为精彩。三月人大会议在著名的王捕头夜奔美领馆,拘押北京城的背景下召开,仁慈的大戏导演还是让薄熙来最后有机会充分表演了一次。

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就是薄公子留下的绝唱。他一定让有心袒护薄家的当朝太上和重臣们捶胸顿足,也让内敛犹疑的今上痛下决心,更使早就义愤填膺的温相拍案而起!

薄熙来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

非也。五百余年前的明朝奸相严嵩的衙内严世藩在遭遇清算之际也有过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的豪言壮语!

说起来,这两对父子真还有很高的相似度呢!

看官你可能会有意见了,薄老爷子薄一波可从未当过相爷总理的高位呀。薄一波文革前的确就是个分管财经的副总理,文革中因“六十一人叛变案”打入大牢。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薄一波才见了天日。八十年代薄一波获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在邓小平之下,权重一时,根本不把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放在眼里。他主持整党运动的实权,清理了数十万文革“三种人”,最有历史意义的是保下了他自己的宝贝儿子,当年高唱“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联动”红卫兵骨干薄熙来。薄一波最缺德的奸诈之举是他在八六年底学潮后主持老人帮批斗他的恩主胡耀邦,并力主用政变方式“倒胡”。与他截然不同的是同为中共元老的习仲勋拍案而起,义正词严地斥责薄一波等人重演文革。

胡耀邦虽有过错,但大节上堪称毛以后中共高干的良心和道德楷模(毛时代应该是彭德怀),也是中共团派的元老和精神领袖,在八十年代海内外中国学生学者中享有崇高威望。邓小平听从薄一波奸党非程序地整倒胡耀邦,直接埋下了因为耀邦病逝而引爆八九大学潮的定时炸弹。老贼薄一波作为“六四”血案的始作俑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薄一波以怨报德,陷害忠良,其意在结党营私。九十年代后有许多传闻,薄老爷子给江总递条子,大力内举薄熙来入政治局,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而薄公子在大连市长,辽宁省长,商务部长任上屡屡叫板其顶头上司书记或副总理,如果没有薄老爷撑腰,他早就歇菜了。

山哥十余年前就注意到薄熙来利用大连国安反间谍机构,抓捕并重判香港文汇报记者姜维平一案。

一个地方五品芝麻官,如果不是把自己定位为未来中国主宰,定不会提前享受中共赋予最高领袖的特权。他的做法与任何民主政体的领袖也是背道而驰的:美国两百年前的开国领袖们,常常面对报纸对自己和家人造谣污蔑的困扰。可是他们却亲身实践了维护新闻言论自由的美国立国之道,最多是本人发誓不看报纸而已。

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大家谈的很多。我想逮捕律师李庄一案应该是他的滑铁卢之役。彭真在红朝元老中虽然偏于保守,但他基于文革教训,对中国的法制建设非常注重,贡献了他晚年的主要精力。律师制度的恢复和发展是彭真的主要业绩之一,他的儿子也是著名律师,李庄的律师事务所老板。

薄妻也是律师出身,薄氏却玩弄法律,视法制为一纸空文。这种人焉有不败之理?

回到薄公子那两句文革诗,它表达了薄熙来何种志向呢?

它一点也不高雅。从文革那个流氓群殴环境下生存过来的人们,那个信息太直露了:

这次你丫要让老子活着出去了,来日一定让你们死得难看!

都到了这个份上,党中央还有退路吗?

想要复习严嵩父子故事的朋友,可参与幼河博友的大作:

幼河:谈谈明朝奸相严嵩

  网上查到有关明朝奸相的野史,读起来有意思。摘编来自《大明朝的另类史》,题为“八十多岁乞讨饿死的明朝宰相严嵩”。不过故事还是有将近一万二千字。这要让吃惯了“快餐”的读者们读真有点勉为其难。好吧,咱就在费点劲,把这个摘编的文章再进行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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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嵩于嘉靖二十年为相,二十多年来,最大的过恶如下:其一,信用及其无能的亲信;其二,清除异已;其三,贪污纳贿,在朝内结党营私。

  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汗侵袭明境,严嵩向兵尚书丁汝夔授计说:“地近京师,如果兵败难以掩盖,一定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敌交战,他们饱掠后自会离去。”可见,严嵩作为相爷,在军国大事上确实没什么远计和魄力。丁尚书傻不拉叽,惟严相国所指,传令诸将勿战。本来明朝大多数军将饮食终日,皆怯于战斗,有了兵部长官的命令,都大松一口气,互相戒嘱传言:“丁尚书讲不要与敌交战。”这下可苦坏了百姓。他们饱受蒙古人烧杀抢劫,官军皆龟缩于坚城之中,不做任何御敌的行动,连姿态也不做。民间大愤。

  俺答汗的蒙古军队撤走后,老百姓纷纷上万民书,矛头直指丁汝夔畏怯无能,明廷下令逮捕他。严嵩怕老丁说出自己事先为他出主意,假意安慰道:“你别怕,我自会保你无事。”丁汝夔大傻一个,有严相爷给自己打保票,刑部鞠审时他很“配合”,没有多作辩驳。他就等相爷向皇帝说好话直接把他赦免了。

  结果,不久,一帮狱卒就从狱中把他提出,老丁还以为是走个过场后就把他释放。一行人直接把他押至西市,刽子手持大刀正等着他来。直到自己被踹跪于地,丁汝夔才恍悟被相爷所卖,大叫“王八蛋严嵩误我!”话音刚落,头也随之落地。

  嘉靖三十年,锦衣卫经历沈鍊因严嵩御寇无方,抗疏历数这位当朝阁臣“十大罪”。疏上,严嵩没怎么反应,嘉靖帝先倒恼了,认定沈鍊诋诬重臣,立即派人逮之于廷,当众杖责,然后罚他去保安为民。沈鍊进士出身,为人嫉恶如仇,与锦衣卫都督陆炳关系不错。陆炳是严嵩同党,常常带沈鍊参加严氏父子召集的宴饮。沈鍊心中憎恶严氏父子,更恨严世藩纵酒虐客强灌别人,每每箕踞坐骂,小严惟独惮惧他,从不敢对他强灌于酒。按理讲,凭借上司陆炳的关系,沈鍊巴结严氏父子升官很容易,但此人正直出于天性,不吐不快,最终却落个被谪为民的下场。沈鍊在保安“劳改”期间,当地父老知其清名,纷纷派子弟向这位先生求学。他以忠义伦常教导学生,又时时缚三个草人,分别写上严嵩、李林甫、秦桧姓名,手持弓箭射之泄恨。几年后,当地守官是严嵩心腹杨顺,为了巴结严氏父子,他向严世藩报称说:“沈鍊在保安当地阴结死士,击剑骑射,准备伺机刺杀大人父子。”严世藩大怒,立遣党羽巡按御史李凤毛去抓沈鍊,把他的名字窜入该杀的白莲教匪首名单,乘间上报。兵部下文,沈鍊被处死。这还不算,严氏党徒为了更使严世藩高兴,又杀沈鍊二子,籍此获得升迁。

  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痛恨严嵩误国,突然草疏了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奸”,言辞十分激烈。不幸的是百密一疏;杨继盛奏文中援引两个王爷为人证,严嵩一见大喜,以为可以因此为罪,就在嘉靖帝前构称杨细盛无故把宗室牵引入纠纷之中。帝果然大怒,立刻下令当廷杖打杨继盛一百,并命刑部定罪。刑部不敢得罪严嵩,断成死罪,系之于狱,但拘押三年。嘉靖帝一时也不想杀掉这个学问深厚并享有天下清名的直臣。有人劝严嵩不要杀杨继盛,免得招众怨,严爷心动。无奈,其子严世藩及党羽非要置杨继盛于死地,天天劝说严嵩下手。于是,在第四年秋决时,严嵩揣知皇帝深恨的所谓“抗倭不力”的都御史张经和巡抚李天宠肯定要被处决,便阴附杨继盛之名于二人案卷之后递呈上去。嘉靖帝不细省,御笔勾决。杨继盛终于被杀,时年四十。他临刑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知与不知,皆涕泣传颂之。

  杀杨继盛,严嵩可谓是把天下人都得罪。其实,早先时候,杨继盛在皇帝前敢抗言疏指丧权辱国的咸宁侯仇鸾,而严嵩一直恨仇鸾不附于已,就非常欣赏杨继盛这位耿直才子,亲自提名,把他连升数级,直接提拔为主管兵部武选司的主管。孰料,杨继盛只思君恩,嫉恶如仇,讨厌严嵩更甚于讨厌仇鸾,不仅不到严府“谢恩”,而且马上就上疏曝其罪恶,可以说是耿直至极的一个正人君子。

  严嵩父子仗恃皇帝的信赖和手中的权势打击正人,排斥异已。如果大家熟谙中国的官场政治,这些其实算不上什么大奸巨恶。那些在官场子里面混的,谁的手也不干净。但是,严嵩滥用只会诌媚滑顺的小人主持方面大政,于国于民是真正做了大坏事。比如,任用赵文华,使东南倭乱愈演愈炽,诚乃严嵩的大恶之一。

  赵文华此人,乃嘉靖八年进士,本性狡险,得官后考拨不及格被外贬。举进士前,幸亏他在国学读书时结识了当时担任祭酒的严嵩,二人很是投缘。由于严嵩知道自己树敌太多,父子多有过失,便想安插自己心腹在关键部门,以便日后出事好有照应。于是,他就与赵文华相结为义父义子,把他擢为刑部主事。

  东南倭患昌炽后,严嵩禀报嘉靖帝,派赵文华在祭海神的同时,前往那里主剿倭寇。赵文华无略小人,胡乱指挥,冤杀总督张经等人,向朝廷妄报成功,得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幸亏有胡宗宪、俞大猷等人能干,平徐海,俘陈东,使东南倭患大有收敛。当然,这些成绩,赵文华皆据为己功。为此,明廷加其太子少保,荫其一子为锦衣千户。

  严嵩晚年,思维迟滞,再不像初时那样对一直在西苑“玄修”的皇帝所发诏旨做出敏捷反应。嘉靖帝大道家,大文学家,手敕往往辞旨玄奥。这时候,只有严世藩能刻意揣摩,并达无不中。一方面是由于严世藩智商高,二方面因为他“情商”也高,总拿大把银子贿赂皇帝左右宦官侍女。所以,嘉靖皇帝喜怒哀乐,宫内的耳目们纤悉驰报,他们每次均能从小严处得到大笔“情报费”,故而严世藩成竹在胸,想皇帝所想,急皇帝所急。

严嵩最后当政时期,诸司上报事情要他裁决,他均说“与东楼议之”。“东楼”,严世藩别号也。早年,由于有妻子欧阳氏规劝,严嵩对儿子管教甚严。欧阳氏病死后,小严再也无人管束。而且,由于缺儿子不行,严嵩上表皇帝,请皇上允许儿子留京伏侍自己,让孙子代之扶老妻之丧归老家。

  严世藩服丧期间,大行淫乐之余,在家中代老父处理诸司事务。由于他身有丧服,不能入值朝房,这让老严嵩就作了难。有时嘉靖皇帝派宦官急扯白咧,狂催老严拟旨草文什么的。可怜严嵩老眼昏花,老脑袋已经转不动,奏对多不中旨,使得嘉靖帝大为恼火。

  此外,道士蓝道行以扶乩为名,用沙盘代替“神”言,极陈严氏父子弄权跋扈之状。嘉靖帝问:“如果此事为实,上天何不殛杀二人?”蓝道行答:“留待皇帝正法!”嘉靖帝默然心动。另外,老严还有其他得罪嘉靖帝的地方。

  此时,好好先生徐阶出场了。

  徐阶,江苏华亭人,嘉靖初年进士出身,乃当科探花郎。史书上称他“短小白皙,善容止。性明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入翰林后,他仕途波折不少,最终当上了礼部尚书。严嵩把朝廷的大臣整治得差不多了,下一步肯定要“惦记”徐阶。可这徐尚书经过从前的蹉跌,深知当朝一把手惹不得。他从不当面顶撞严嵩,把老严奉乘伺候好得不行,所以严嵩除掉他的意思就不那么迫切。更庆幸的是,徐阶因一手漂亮“青词”,哄得嘉靖帝对他大加青睐,须臾不可或离。如此,严氏父子想搬除他,倒是非常非常之难。当然,此前有一事,差点老严要了小徐的性命:一日,嘉靖单独召严嵩问话,征询他对徐阶的看法。严嵩想了想,说:“徐阶缺的,不是才能,只是心眼太多些!”这句话要命,老严是讲先前徐阶力争嘉靖帝早立太子之事。嘉靖脸色险沉,幸亏后来未对此事深究。正是由那时起,徐阶对严嵩益加恭敬,并弹精竭虑撰写青词给嘉靖帝,以图保身。

  严嵩知悉帝宠已移,又开始装孙子,率儿子严世藩一群子孙家人到徐阶家中,表示说:“老夫活的也差不多了,我死后,徐大人善待这些人!”徐阶装得更像,立即还拜,表示自己受严相爷提拨,对他绝无二心。

  严嵩一行人刚走,徐阶儿子徐墦进屋,对父亲说:“大人您这些年一直受严氏父子欺压,该出手时侯一定要出手!”岂料,徐阶拍案大骂:“没有严相爷,我们徐氏父子哪里有今天,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死了狗都不吃你!”原来,严氏父子耳目众多,徐阶家人中就有几个严世藩重金豢养的“间谍”。徐阶的“表现”,立刻传到严氏父子耳中,从此老严对徐阶完全放松了应有的“警惕”。

  嘉靖四十一年,身为御史的邹应龙忽上奏章,弹劾严世藩贪污受贿等不法之事。但奏章当时未敢即连严嵩,只讲他“植党蔽贤,溺爱恶子”。历史上有些事,发端有时离奇近乎荒诞,邹御史之所以敢于忽然间挺身而出,并非直接受徐阶指使,而是缘于他所做的一梦:他梦见自己骑马出猎,看见东边有一高楼,土基宏壮,顶覆秸杆。邹应龙拉弓而射,大楼轰然坍倒。醒后,邹御史鼓励自己,这是我搬倒“东楼”(严世藩)的吉兆啊,于是他奋笔疾书,立写弹文。

  嘉靖帝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又有道士们一旁窜掇,便下诏逮严世藩入大理狱,命严嵩致仕,“仍给岁禄”。

  发现皇帝对老父严嵩没有一棒子打死,严世藩深知事情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挽救。他通过早先交结的内保太监,奏称道士蓝道行与邹应龙里外色结,陷害大臣。嘉靖帝各打五十大板,命人逮捕蓝道士送入牢房审讯。严嵩嘱托刑部的心腹,严刑拷打蓝道行,最终目的让他诬攀徐阶为幕后指使。谁料,蓝道士挺“英勇”,坚决不承认受徐阶嘱指。由于严氏父子势力根深固结,最终蓝道行获罪被处死。

  朝中独相十余年,严嵩党羽力量确实大。但是,如果不处理严世藩,又无法向皇帝交待,法司最后就“裁定”严世藩受贿八百两白银,上案于御前。廷议后,判决流放严世藩于雷州,其两个儿子及心腹罗龙文等人分戌边地。

  嘉靖帝念严嵩旧情,特宥严世藩一个儿子为民,回老家伺侯严嵩起居。然而严世藩不消停,惹事不断。他被明廷下令流放雷州,但是,刚刚行至半道,他便擅自回返,在南昌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别墅。更危险的是,他常常酒后宣言:“哪天我得以重起,一定要拿下徐老头的人头,邹应龙也跑不掉!”

  徐阶得闻,忽起斩草除根之心。严嵩听见儿子如此放话,叹息对左右讲:“此儿误我太多。圣恩隆厚,我得善归。此儿虽被遣戍,遇赦也可得归。今忽忽大言,惹怒圣上与徐阶,我严氏家族,横尸都门那天,想必不远矣!”

  合该有事。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公事路过严嵩府宅,看见一千多工匠正大修府邸。严府仆人作监工,望见郭推官根本不起身见礼。郭谏臣大怒,上状于御史林润。这位巡察御史先前劾奏过严嵩党徒,很怕日后严嵩父子重起遭到报复,见此状大喜,立刻添汕加醋,上奏严世藩在江西阴聚徒众,诽谤朝议,图谋不轨。同时,他还奏称小严聚数千人(一下把数目扩大几倍)以修宅为名,阴谋造反。

  疏上,嘉靖帝大怒,命林润诏逮严世藩等人入主京审讯。

  林润得令即行,一面下令捕人,一面又上奏疏,半真半假,把严世藩一案渲染得活灵活现。

  严世藩落到这地步,仍旧嚣张,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几个被一起关押的党朋见严爷这么镇定,连忙问计。严世藩说:“通贿之事,不可掩遮,但圣上对此并不会深恶痛绝。“聚众通倭”罪名最大,可以派人立刻通知朝中从前相好的言官,在刑部把这一条削去,增填我父子从前倾陷沈鍊、杨继盛下狱的‘罪恶’,如此,必定激怒圣上,我辈可保无忧!”

  结果,这招真灵,刑部尚书黄光升及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受传言欺弄,又有言官做手脚,他们撰写罪状辞中果真把严氏父子陷害杨、沈二位忠臣的事情写入,且大肆渲染。

  待他们持状入见首辅徐阶,这位徐大人早已成竹在胸,随便看了诉状一眼,置于案上,问:“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呢,还是想杀严公子?”

众人愕然,齐声曰:“当然是要杀他!”

 徐阶一笑。“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他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鍊受诬被杀,天下痛心。但是,这两人被逮,皆当今圣上亲下诏旨。你们在案中牵涉此事,正触圣上忌讳。如果奏疏上达,圣上览之,必定认为法司是借严氏父子这案子影射皇上圣裁不公。皇上震怒之下,肯定要翻案。到时候,严公子不仅无罪,还会款款轻骑出都门,且日后说不定又重新能得以大用!”

  几个人一听,如雷轰顶,均惊立当堂。良久,他们才讲:“看来要重新拟状了。”

  徐阶怡然,他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状疏,“立即按此抄一遍即可。如果你们回去反复集议,消息泄露,朝中严党必有所备,那样,别生枝节,大事就不好办了。”

  众人唯唯。

  发稿示之,见徐阶所草罪状,重点在于描述严世藩与倭寇头子汪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南北煽动,引诱北边蒙古人侵边,意在倾覆大明王朝。

  果然,疏上,嘉靖帝拍案狂怒。他最恨倭寇和蒙古人。见小严和这些人勾结,那还了得,马上下令锦衣卫严讯。

  严世藩等人,很快得知徐阶所拟的“罪状”,相聚抱头大哭:“这回死定了!”

狱成,严世藩等人被斩于市,严氏家族被抄家。共抄得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珍奇异宝不计其数,多为皇宫内府所无。不久,严氏党徒在朝中的诸人,也皆为徐阶等人清洗出去。严家大树,连根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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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编完毕。仍有五千多字,还是嫌长。那好,如果看官觉得值得一看,务必把徐阶杀严世蕃,灭严嵩的这几段仔细读。中国大一统的专制政权,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宫廷政治斗争极其残酷,其权术诡秘之极。现在依然如此。

 

 

薄谷为什么杀海伍德

 

——同性恋?艾滋病?不雅照?

 

 

 

 

2012-04-13 11:24:55

 

这世界真是一个大众娱乐的世界,薄熙来更是成了一个娱乐明星,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这娱乐功能是没有啥底线的。  

这不,网络上关于薄熙来的八卦无奇不有,国人忽然一夜间都变成了福尔摩斯,谁让这案子里出了一个007呢? 

这档子事儿也确实蛮离奇的,有太多的未知数。如果007是薄家的恩人,甚至是薄夫人的情人,人家把瓜瓜弄出国留学还帮助转移财富,更为夫人带来性福的恩人为何引来杀身之祸? 

城里有大腕给出了一个至今据说是最给力,最逻辑的推理: 

薄瓜瓜和007是同性恋!(薄谷杀掉海伍德的原因探讨 

007不但睡了夫人还奸了儿子,奇耻大辱啊!于是将007置于死地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听起来天衣无缝,可是每一个环节还是经不起推敲的。 

比如该文提到薄瓜瓜和外国女孩的那些“艳照”,是其母亲或自己放到网上的“烟雾弹”,以掩盖瓜瓜是同性恋的事实。这实在牵强。 

难道这些在爬梯上(不是卧室里)拍的在国外很普通的照片只有瓜瓜手里才有吗?只能是瓜瓜自己或谷开来贴到网上的吗? 网上那些真正的艳照、淫照难道都是当事人自己贴上去的?

就算瓜瓜是同性恋,那人家到了一个满地是同性恋酒吧的地方,还要和那个秃发老头“藕断丝连”?这瓜瓜的口味也太重,品味也太差了吧? 

逻辑推理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用臆想的结论来做后面的推断,无论逻辑多么严谨,其结果还是只能回到假设。 

如果瓜瓜的同性恋可以成立,那可供推理的线索多了去了。 

我说,那007是一个花花公子,早就染上艾滋病了,这回又让薄夫人中招,这情人再黏糊,到了这个地步那还不由爱生恨?薄大人也受不了了,俩人一致决定除掉这个“英国病人”。 

还可能,007是一个真宗的007,用男色迷住了谷开来,手头有大量的“不雅照”,并以此要挟谷开来从丈夫那里盗窃国家机密资料。007已经得到部分一般材料,但还没有绝密级的,于是放言,你再不拿来,老子就把你的艳照贴到网上,并公布你老公里通外国的证据了。 

这下薄熙来还不慌了?为了不使家丑外扬,不使自己的政治前途泡汤,那只有一个字了:杀! 

看,这些都是“逻辑推理”,你能说哪个比另一个更可信吗? 

好了,各位看官都去冲一个凉吧! 

重庆案件,咱别再盯着孰是孰非,也别区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结果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的真相只能通过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来举证并通过法庭辩论来揭示真相。司法独立的实现,民主意识的形成要远远超过薄熙来王立军个人的命运。 

咱海外的“精英”们就不要整天耍嘴皮子意淫,自娱自乐了,想切实地为中国做些事,咱是不是发一个海外华裔学者联名信呼吁:公审薄熙来! 

你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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