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 Guagua, see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appeared in public since April 10. (Internet photo)
(中央社台北20日电)中新社今天报导,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目前仍在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政府也未对他采取任何行动。
中新社直属于中国大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侨办),薄熙来遭立案调查后,首度有大陆官方媒体报导薄瓜瓜行踪,外界解读这是用以否认先前谣传薄瓜瓜已被带回北京协助调查的说法,至于是否意味着大陆官方调查薄案范围将「罪不及后代」也备受瞩目。
报导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Mark Toner)在记者会上响应,根据查询,此前关于薄瓜瓜行踪的报导毫无根据,他目前仍在哈佛大学。
报导说,薄瓜瓜目前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就读2年制的公共政策硕士课程。学校工作人员透露,薄瓜瓜目前既没有退学也没有休学,如果顺利的话,他应在5月份毕业。
至于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同意将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交给中国政府,唐纳重申王立军是自愿离开,但他拒绝透露王立军与美方会谈的详细内容,并说王立军离开领事馆后,美方就再没有与他联系过。
报导中也提到,近来关于薄瓜瓜的行踪出现许多揣测,有一说称薄瓜瓜被美国当局进行「保护性拘留」,也有报导说薄瓜瓜将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华尔街日报日前还指出,现年24岁的薄瓜瓜在私人保安护送下,离开他居住的公寓。
薄熙来下台,政改仍困难!
作者:彭涛|来源:投稿|日期:2012-04-20 多维
薄熙来被排除中共权力核心之外,表明北京改革派在党内进一步掌控了权力,改革派和自由派实力增大,党内改革思想可能成为主流。以薄熙来为旗手的新左派在中共权力中心的失势,为政治改革扫除了一大障碍和铺平了道路,阻止了社会可能的倒退和文革悲剧的重演。但是,这不等于中国的政改就一帆风顺,指日可待了。
据4月10日新华社报道,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薄熙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其交中纪委立案调查。由于有故意杀人嫌疑,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及其勤务人员张晓军也被送交司法机关受审。
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改革务实派将薄熙来彻底从中共权力中心剔除的果断行为,引起了政改支持者和中共党内右派的一片欢呼与认同,人们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便报以更大的期望,希望中共能借此契机尽快地在政改方面有所作为。而薄熙来的落马自然地向关心中国政改的人士提出了如下的问题:中共中央对薄熙来的处理究竟对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和开放有什么影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改就一帆风顺了?
拿下薄熙来对启动政改有利
薄熙来被排除中共权力核心之外,表明北京改革派在党内进一步掌控了权力,改革派和自由派实力增大,党内改革思想可能成为主流。以薄熙来为旗手的新左派在中共权力中心的失势,为政治改革扫除了一大障碍和铺平了道路,阻止了社会可能的倒退和文革悲剧的重演。但是,这不等于中国的政改就一帆风顺,指日可待了。
中共在政改上面临种种自身的问题和挑战
即使中共高层改革派大权在握且有意立即进行政改,然而他们却面临着几个难以对付的问题和挑战。首先是,政改从何处入手或到底要改什么。如果政改不从平反“六四”,开放党禁报禁和停止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等入手,那中国的政改就失去了意义,就不成其为政改。而平反“六四”和开放言论自由等措施又是中共体制的大忌和致命伤,一动就会伤筋动骨,就需彻底改制。
中共内部的改革派们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魄力来接受这些改革措施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从平反“六四”来看,中共直接面对着如何定义“六四”、追究镇压责任人和重新解读集会结社自由等宪法所允许的公民权问题。
如果北京政府将“六四”定性为合法的学生及公民运动,那公民集会请愿表达其政治诉求的活动就是正当的,镇压该运动的责任人就该受到法办,学生和市民实现政治民主的要求就应得到落实。这样,中共就得真正开放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与停止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就将面临一个接受公民公开批评和监督其言行的事实,就不能再搞一言堂和一手遮天,就得接受人民议政督政乃至参政的诉求,一党独断的政体就难以为继,整个体制就得脱胎换骨。
其次,虽然薄熙来被拿下了,新左派遭到重创,但左派势力在中共党政军中仍然有其基础和代理人,且在民间也有一定的拥护者群。这些左的力量和思想对政改仍有很大的阻力。再则,除左派外,即使在改革派中,持彻底政改态度的人也不一定占多数。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改革派),他们在严控舆论和封杀异议分子等方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都不容许任何异议和反对声音的存在。党内各派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现存体制,政改对他们来说或许就只意味着失财丢权。
另外,在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变上,中共也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到底是法大还是党大或者还是党内权大者大的问题,北京至今是无法正面回答的。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当权者说了算,党和政府官员凌驾于法律之上等人治或专权现实,根生地固,难以改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这些对中共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很大的挑战。不真正实现言论、集会和结社等自由(不解除党禁报禁),不最终停止对政治和异议人士的迫害,不改变党大于法和政大于法的人治现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前途,就只能是徒有虚名,就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政改需要诚意、勇气和魄力
尽管问题和阻力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改就完全没有可能。只要北京的改革派真有诚意从根本上进行政改,能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来(就象处理薄王事件一样),下决心改变中国现存的集权体制,中国的政改就有前途,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从二十多年前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变到今天缅甸的改革中可以看到,由集权制度到民主体制的和平及平稳的转变是完全可能的。关键的是,只要统治集团中的要害与实权人物自身愿意或要求转变,顺应民意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一个政治制度和平而有序的转变以及朝野之间的和解就有可能达成。
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启动,启动后又能走多远,就得看北京的掌门人有没有或者有多大的诚意、勇气和魄力了。但愿,未来中共高层中能涌现出真正敢于改变专制历史和创造民主未来的大无畏者来。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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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人爆:中资于品海接管多维 “老板”走人了! |

【 阿波罗新闻网2009-08-24讯】 作者:知情媒体人
| 知情媒体人
来稿给阿波罗新闻网独家首发 http://www.aboluowang.com 据可靠消息,多维的老板何频走人了!多维被于品海接管。以前被派来和何频拍档的杨鸣镝,一位中共中级干部子弟,也一并走人了!
于品海何许人也? 一个有加拿大犯罪记录的神秘中资代表。
借用一段香港媒体人博文来看于品海的背景。“于品海在香港一直是被认为背景神秘的青年才俊,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在入主明报之前,于品海在香港商界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时明报B 8值13亿港元, 金庸持股接近9亿。于品海在金庸的协助下,通过特殊的财务安排取得了明报的控制权,没有一定的实力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已经是一九九六的的事情了,这是明报第一次换老板。
金庸的特殊财务安排在香港证券市场一直有争议,他以认股权的方式允许于品海分批购买他持有的明报股权,但又允许于品海在未全部完成交易之前就可以行使控制权。这个方式帮助于品海很快控制了明报,但要求于品海必须三个月购买一次金庸手上的股权。如果于品海安分守己,每年将分红得到的利润用来购买金庸的股权,
三年之后,于品海就得到了明报的绝对控制权…
将于品海踢出明报董事局的并不是后来接手的黄鸿年,而是一名记者,我原来在《香港经济日报》的同事。她在加拿大发现了于品海伪造信用卡的犯罪记录,这个发现变成头版新闻的时候,香港舆论大哗。按照香港法律,上市公司董事不可以有犯罪记录,于品海黯然退了明报董事局,明报的于品海时代结束了。” (见 35岁感受(之四) 作者:卖炭翁 出自:伐薪烧炭南山中 浏览/评论:1,104/0 日期:2003年10月21日 23:14 明报的三易其主 :http://blog.stnn.cc/wongkim/Efp_Bl_1000000171.aspx )
于品海创立了台湾中天电视的前身,传讯电视。贵新闻网对中资的台湾媒体有一些介绍。于品海收购的《亚洲周刊》目前是中共的海外龙头媒体。 何频在多维做“老板”时,有几大爱好,一是在内部员工面前显摆自己有直通北京的消息来源,经常拿到一条消息后就对员工炫耀:这是北京给我的独家!二是给员工讲述自己的发家史,最后总是以一句话结尾,这句话是“中国人当中不懂英文而能够当老板的,在纽约就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XX!2005年以后,因为XX不当老板了,也就提只有他一个人了。而多维这一媒体平台,也自然成了何频的资本,许多人希望多维有其文章或者报道其活动的一席之地,对何频客气有加。而何频每有新记者编辑进入多维,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熟读一份禁载名单,凡在禁载名单之上人,他们的文章休想在何频的网上转载,报道中也从不出现这些人的名字,哪怕这些人也参与了这些活动。
何频的出局其实在三个月前就有传说,但何本人似乎恋栈不已,何频在走人前曾安排特约记者刘建国在多维发表对自己的采访(何频:中国政治变化的新力量在各个阶层都在生长,2009年8月6日6:15:47,京港台时间,多维新闻网),其中说,中国要在国际社会建立软性影响力,靠官方在海外建立和收购媒体是一种笨重的办法,只有用更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媒体,或者让中国人的民间媒体用专业手法进入西方,才能使中国的形象降低扭曲度。这似乎是暗示,只有他才有能力用专业手法进入西方,多维易主是不合适的。
问题是,何频一直自称多维“老板”,既是真老板,其去留为何由他人决定?他喜欢这个平台,留下来就是,又何必拱手相让?是什么力量迫使何频不得不离开多维,却又依依不舍?其实,何频真有能力办“专业媒体”,多维也就不会在近几年以来影响力持续下降。有心人看看大纽约地区的华人超市免费派发的纸,就知道《多维时报》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三年以前,在华文报纸中最先被拿光的是多维,而从前年开始,多维常常剩下一大摞成为废纸。原因不是别的,是多维的真实背景已经渐成公开秘密。 (阿波罗网编者注:关于《亚洲周刊》,请参考赵紫阳智囊吴国光教授的媒体控制分析文章吴国光: 多重的真相还原 ) 附1: 何频:中国政治变化的新力量在各个阶层都在生长 多维社特约记者刘建国报导/日前访问了意大利、法国、瑞士等地的明镜出版社和多维创办人何频说,中国要在国际社会建立软性影响力,靠官方在海外建立和收购媒体是一种笨重的办法,只有用更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媒体,或者让中国人的民间媒体用专业手法进入西方,才能使中国的形象降低扭曲度。
何频对一些关注多维的欧洲朋友说,现在中共政府和流亡反对派都不缺传声筒,但缺乏不依附于某一特定政治派别的专业媒体,多维一直试图作一些努力,有了一点起步,但离目标依然遥远。不过好消息是,全民媒体时代正在来临,使任何势力越来越难以掩盖真相。
近年三次在哈佛就媒体生存状态发表演讲的何频,曾将媒体说成是“脆弱的坚守”,他将在近期和一位同业就对媒体业的最新观察作长篇对谈。何频说,“我用乐观态度做别人悲观的事。”
何频说,办多维和明镜并没有让自己在经济上获什么利,但使他学到了很多,未来多维和明镜都有提升空间,他本人更需要提升。中国未来十年比过去十年会有更大的变化,需要能抗拒扭曲力量的专业媒体。
何频还谈到,很多人只是肯定中国的经济成就,事实上中国政治变化的新力量在各个阶层都在生长,没有人真正认为现有体制不必变。
何频说,西方的问题是民主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没有民主的问题。作为民主化进程的后进国家,中国是有必要避免民主陷阱,可以比很多国家做得更好,但前提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名回避民主的核心价值。
近日,国际多家主要媒体就中国政治新局对何频作了访问。何频说,国际几家主要媒体就此课题作了数月准备,有的媒体反复对他作访问,他感觉西方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共十八大。 附2: 35岁感受(之四) 明报的三易其主 一九九五年,我离开香港经济日报到了明报。明报是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创办的一份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在香港有很好的声誉。当时的明报因办报严谨,被誉为媒体“少林寺”,培养了大量媒体人才,是香港记者尊重的媒体。 在明报得到的训练是全面而且是非常严格的,这些训练在以后的新闻从业生涯中一直陪伴着我。团队精神、不买帐、怀疑态度、契而不舍等专业态度和专业技能,到后来我也将这些训练用在了培养我的团队方面。从经济日报到明报的三年记者生涯中,我每年都获得香港报业公会新闻奖,其中两年还得到冠军。没有这些训练和自己的刻苦努力是不可能得到的。 我刚到明报的时候,报社还在北角的旧大厦,虽然是整栋但每层的面积很小,办公桌之类的设施也相当陈旧,完全不像明报的版面充满着清新的气息,这和国内媒体有天渊之别。金庸此时已经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很少在报社见到他,只是每天还给明报写社评,在电讯室常常能看到他传过来的传真,字很秀气,文章很会讲政治,说理也透彻,是大家风范。 后来金庸将旧报社的地卖给了新鸿基地产,然后在稍微偏僻的柴湾盖了一座很大的办公楼,全面实行电脑化,明报从此真正有了现代报业的模样。随着明报上市成功,金庸开始寻找他的接班人,他就是年轻的于品海。 于品海在香港一直是被认为背景神秘的青年才俊,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在入主明报之前,于品海在香港商界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时明报市值13亿港元,金庸持股接近9亿。于品海在金庸的协助下,通过特殊的财务安排取得了明报的控制权,没有一定的实力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已经是一九九六的的事情了,这是明报第一次换老板。 志得意满的于品海并没有像一开始向金庸承诺的那样萧规曹随,而是立即着手大干一场。他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办一份报纸:《现代日报》,这份按照英国小报风格设计出来的报纸,被认为是于品海试图摆脱金庸影子尝试的开始,与此同时,他在国内也开始了更大胆的尝试,先是收购了广州的《现代人报》,在北京开办大地唱片公司,甚至与武汉有线电视洽谈合作。这些投资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但让于品海失去明报控制权的是他创办的传讯电视,因为前面的所有投资都不及传讯电视的投资来的庞大。传讯电视的巨大投资将于品海拖入泥潭,他不得不停办《现代日报》,之后的事情就越来越不顺利了。由于进军国内出版业市场受挫,他在国内的其他业务也全面停顿。此时金庸最初的特殊财务安排反而成了一个定时炸弹,于品海不得不寻找其他投资者的援手了。 金庸的特殊财务安排在香港证券市场一直有争议,他以认股权的方式允许于品海分批购买他持有的明报股权,但又允许于品海在未全部完成交易之前就可以行使控制权。这个方式帮助于品海很快控制了明报,但要求于品海必须三个月购买一次金庸手上的股权。如果于品海安分守己,每年将分红得到的利润用来购买金庸的股权,三年之后,于品海就得到了明报的绝对控制权。 可是于品海等不及了,他的大规模投资没有得到逾期的现金流,资金链就出了问题。平心而论,于品海的确是个具有远见的投资战略家,《现代日报》的模式到了黎智英的手里变成了《苹果日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现在中国媒体市场发生巨大变化,于品海早在七、八年前就着手朝着这方面进行了。只是他没有机会坚持作下去,因为金庸乙开始就在这次交班的过程中埋下了定时炸弹。现在来看,于品海的主要投资都没犯战略上的失误,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发生而已,他有些操之过急了。翻过来想一想,一个人年纪只有三十出头,就控制了一家这么大的企业,而且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报社,利用这些财富和资源作一些自己想作的事情,也不算很过分。何况自己还年轻,输了可以重新来过。 将于品海踢出明报董事局的并不是后来接手的黄鸿年,而是一名记者,我原来在《香港经济日报》的同事。她在加拿大发现了于品海伪造信用卡的犯罪记录,这个发现变成头版新闻的时候,香港舆论大哗。按照香港法律,上市公司董事不可以有犯罪记录,于品海黯然退出了明报董事局,明报的于品海时代结束了。由于失去了资金来源,之后于品海又将传讯电视卖给了台湾的辜振甫家族。 黄鸿年接手明报的时间很短,就将明报卖给了明报现在的老板张晓卿,这两位老板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是东南亚华侨世家,都曾经回国读书,也都当过知青。我在张晓卿接手之后不久就回到了《香港经济日报》,主持中国版的工作,这是一九九五年中了。在我服务明报的两年间,明报三次易手,几经人事变动,明报的家底也渐渐翻了上来,随着壹传媒的兴起,明报的地位逐渐开始受到威胁。 回到《香港经济日报》,着手重建当时的中国版团队,将中国版由原来的三个版扩大到五个版。当时红筹、国企股开始在香港股票市场发热,我们将重点放在中国经济版。连续几次准确预报中国减息的新闻,为《香港经济日报》赢得了声誉,《香港经济日报》成为中国财经新闻方面的权威。这一点正好配合了当时报社在这方面需要,我也顺利被提升为高级采访主任。 但是一场报业大战就在眼前了。 |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来稿给阿波罗新闻网独家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