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铿锵的女战士和任人凌辱的“慰安妇”，林爱兰向南都记者谈起她一生的两个秘密，表情复杂。 南都记者唐薇 实习生蒋晓敏摄

“临了，临了，一生的荣光毁在了这一年的屈辱上。”面对南都记者，林爱兰喃喃自语。铁骨铿锵的女战士和任人凌辱的“慰安妇”，光荣与耻辱，几十年来，林爱兰一直在两种极端的情绪之间煎熬、拉锯，捱过一个个无眠黑夜。

“您真枪实弹打过日本兵吗？”林爱兰一听到这个问题，熟练地演示起背枪、上膛、瞄准和扫射一连贯的动作。她流畅地重复了好几遍后，突然一把扯下常年裹在头上已有些油光的紫红色头巾，拨开稀疏的白发，不由分说地扯过南都记者的手摩挲她的头顶。疤！一条很深的疤！这是在一次与日军的火拼中留下的。

沦为日军“慰安妇”这段遭遇成了林爱兰不愿提及甚至想起的“思想禁区”，她总是眉飞色舞选择性地回忆当年打仗的英勇。然后每一次义工和民间组织人员的探望，甚至于南都记者的到访，都在一次次地撕开她的陈年旧伤，真真切切地提醒她这段回避不了的过去，不啻于一场无休止的精神凌迟。

日本鬼扛着大炮来

吓坏妈妈和妹妹

田地不让日本鬼

我们参加独立队

我们既是百姓

我们又是兵

拿起刀枪

保卫家乡

赶走日本兵……

87岁的林爱兰在家门口晒太阳时常常无意识地呢喃着这首海南临高民谣，神情木然地抬头迎向太阳的方向，让光线填满脸庞上每一道沟壑和一对干枯深陷的眼窝。

对于几年前，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注1）冠与她“反法西斯亚洲战场中由女战士沦为‘慰安妇’的最后三名幸存者之一”这个称谓（注2），林爱兰很是纠结。她和养女林宝香困顿的生活的确因为这个名头有了些许帮衬，镇政府给她们减免了水电费，不少民间组织也曾给予过她救济，香港的义工每年会带上钱物来到穷乡僻壤的临高镇看望她。但这个称谓给林爱兰带来更多的却是惶恐，在民风淳朴保守的临高镇，老革命林爱兰曾经做过“慰安妇”，这个原先只尘封在少数几个老一辈乡民心头的秘密正在悄然散开……

面对南都记者，林爱兰喃喃自语：“临了，临了，一生的荣光毁在了这一年的屈辱上。”

终身自梳

海口市临高县南宝镇，海南出了名的“老边穷”地区。距离简陋的镇政府不到100米，林爱兰以石块堆砌、瓦片挡天，低矮破旧的家在一片断壁残垣中显得“鹤立鸡群”。林爱兰在这座房子里出生，长大，现在她等着在这个地方老死。因为无钱盖房，林爱兰和养女林宝香已经离群索居了数十年，邻居们早就另迁新址，偶尔会有一两个相熟的老人过来陪她拉家常。大多数时候，只有她养的五条狗陪着林爱兰呆坐、静默、蹉跎（养女林宝香白天在镇上网吧上班，当网管）。

林爱兰在南宝镇颇受尊重，不仅因为她年长，还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老革命，镇政府每个月还给她发补贴。只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乡邻才清楚林爱兰荣光的背后深藏着无法与人言说的悲痛和耻辱。只是这个话题，在他们的聊天中，从来不曾触及。

那段经历前后不过一年，却彻底摧毁了林爱兰一生。未满15岁，林爱兰就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持枪杀敌毫不畏惧，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娘子军”；16岁，在一次行动归途中被日军俘虏、强迫沦为“慰安妇”，惨遭蹂躏长达半年；母亲因受女儿游击队员身份的牵连，被日军砍头示众抛尸河中；小妹妹逃命离家再无音信；父亲和大妹妹流亡他乡直至解放后才敢回来临高与其重逢。而林爱兰则因为那段难以启齿的“慰安妇”烙印，终身自梳。

铁骨铿锵的女战士和任人凌辱的“慰安妇”，光荣与耻辱，几十年来，林爱兰一直在两种极端的情绪之间煎熬、拉锯，捱过一个个无眠黑夜。直到现在，林爱兰只要看到电视中出现日本兵的画面时仍会本能地操着临高话破口大骂。但当南都记者问她是否后悔当初参加游击队的决定时，林爱兰撇了撇掉光了牙而凹瘪的嘴，轻轻地摇头，浑浊晦涩的眼睛过了许久才迟钝地泛出泪花。

子弹擦头

“您真枪实弹打过日本兵吗？”也许是怕南都记者不相信，林爱兰一听到这个问题就熟练地演示起背枪、上膛、瞄准和扫射一连贯的动作。她流畅地重复了好几遍后，突然一把扯下常年裹在头上已有些油光的紫红色头巾，拨开稀疏的白发，不由分说地扯过南都记者的手摩挲她的头顶。

疤！一条很深的疤！

林爱兰解释说那是子弹擦过头皮时留下的一道疤痕。长约4、5厘米，70年了仍清晰可见，到现在，那块头皮都不长头发且明显陷下去一块，可想而知当时的惊险。

1925年，林爱兰出生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南宝乡（现为南宝镇）松梅村，她的父亲是一名赤脚医生，对中草药颇有研究。在父亲的耳濡目染熏陶之下，林爱兰也渐渐识得一些草药的用途。林爱兰还有两个妹妹，一家五口人一直生活在孤悬于世的海南岛上，靠行医务农谋生。生活虽然捉襟见肘，但尚未被纷飞的战火波及，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直到1939年2月10日，海南人也无法独善其身了。为了切断当时国际物资援华的重要通道———越南、缅甸线，日本悍然入侵海南岛，把海南岛作为对华南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基地，在此大量驻军，并于第二年陆续占领海南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在交通要道、重要村庄建立起军事营地和军事据点，据资料记载，截至1941年，日军在海南共设有据点360余处。

位于琼州海峡之滨的临高县自然难逃一劫。目睹日军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许多海南人不愿坐以待毙，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独立队。15岁的林爱兰，略通医理，最初只是游击队的医护人员。她聪颖好学，很快跟其他医护人员学会了简单的取弹手术。不仅如此，林爱兰不像一般的少女手无缚鸡之力，她本身个子高挑，近一米七，又常跟着父亲行走山涧采草药，行动更为敏捷，且胆识过人，不惧枪林弹雨。没多久，林爱兰就晋升成为了荷枪实弹冲锋陷阵的游击队女战士，那一年的她只不过16岁。

“您这么小就上战场，害怕吗？”当南都记者问林爱兰时，林爱兰立刻皱着眉头摇头道：“怕什么？！日本人来了就打他们，实在打不过就边打边跑，有什么好怕！”

“那您还记得打死过多少日本人吗？”

“这个不知道，我们都是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开枪，不知道是不是我打死的。”

回忆起过往的峥嵘岁月，林爱兰兴奋了起来，边说边向南都记者比画着拿枪射击的动作。在一次与日军的火拼中，一颗子弹擦过她的头皮嗖地飞了过去，顿时血流如注。林爱兰倒没慌了手脚，而是坚持等到战事结束退到后方后才自己采了些草药嚼烂了敷在伤口上止了血。虽然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激战地点在哪里了，但那种生死瞬息的气息，林爱兰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

然而，林爱兰在战场上痛快杀敌的英勇给家人带来的不是庇佑而是灭顶之灾。日军知道她是游击队成员后，欲抓捕她的家人。事先收到风声的父亲和妹妹们吓得不敢回家，连夜分头仓皇出逃。林爱兰的母亲独自在家，手无缚鸡之力的农妇让日军逮个正着。在游击队的林爱兰得知家里的变故时，母亲与她已是天人永隔。后来村民告诉她，林母被日本人绑至河边砍头示众，抛尸河中。村民慑于日军的淫威，自是不敢去打捞、代为下葬。等林爱兰找到机会熘回村里查看时，母亲的尸体早已不得寻，终是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说到惨死的母亲，上一刻还神采飞扬的林爱兰顿时老泪纵横，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只能不停地用手比画着割脖子的动作，以示母亲惨遭斩首的厄运。连夜逃走的父亲和两个妹妹流落到不同的地方，东躲西藏，惶惶不得终日，直到解放后父亲和大妹妹才敢回村，得以和林爱兰团聚，但小妹妹自那次逃命之后却再无音信，生死未卜。

落入魔窟

彼时家破人亡的林爱兰并没有因此退下战场，锥心刺骨的仇恨让她更迫不及待地想手刃仇人，血债血偿。她有时在前线冲锋杀敌，有时在后方救死扶伤，小小年纪还额外肩负起为部队筹集粮食的工作。“那时候太苦了，我们到处挖野菜，挖番薯根，每天饿得发慌。”林爱兰想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感慨万千。

在濒临弹尽粮绝的时候，林爱兰和医护队的几位女战友坐不住了，她们决定冒险离开根据地，去邻村筹集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想不到，这一走却成了她们毕生的噩梦。

那是1941年，林爱兰16岁，碧玉年华。

林爱兰和几位女战友在途中不幸被日本兵抓到，一位日本军官垂涎于林爱兰的美色，出言调戏，并假意要娶她为妻。性格刚烈又有弑母之仇的林爱兰自然是嗤之以鼻。她不屑的回应惹怒了残暴的日本兵。几个日本兵把她团团围住毒打了一顿，狂怒之下正准备当场枪毙她。这时，一直在旁边看着又敢怒不敢言的一位林爱兰的同村老乡，凭着自己为日本人当差办事的几分薄面，斗胆起身为她求了情，总算保住了林爱兰的命。但等待林爱兰和她的女战友的，却是生不如死的更不堪的境遇。她们

都被送去了加来的慰安所。

加来位于海南临高县南部，是海南岛西部的交通要冲。日军当年为了维持其在海南的统治，从1940年开始，便在加来修建飞机场。据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8月5年多时间，日军在建加来飞机场过程中，死亡劳工近1万人。当年掩埋劳工尸体的地方，现在仍保留了一处“万人坑”旧址。

林爱兰说，被抓去加来慰安所后，她们几个被关在一间木板房里，吃喝拉撒都在这个闷热暗黑的闭塞空间里。只有门被打开时，才有充足的光线能够照亮这间本不大的木屋，让她们看清彼此。然而，林爱兰和姐妹们宁愿暗无天日也一点点也不觊觎，甚至是恐惧那扇能够带来光明的门被打开。因为一旦门被打开，就意味着又要涌进一批日军进来摧残轮奸她们了。遭到林爱兰严词拒绝的日本军官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怀恨在心，老盯着林爱兰，翻着花样儿折磨她。他经常把林爱兰双手吊起来，用木棍塞住她的嘴巴，狠狠地毒打一顿后再奸淫她。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遭受非人折磨，林爱兰的右大腿筋骨被彻底打断，自此落下残疾。她屡次想咬舌自尽，但日本兵看守得非常紧，生生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直到半年后，一个在日军军营里做苦力的中国老人看到“慰安妇”们大多奄奄一息，实在是不忍心，趁着据点里日军倾巢出动下乡“扫荡”时的一个深夜，在据点围墙上打了一个洞，放她们都逃了出去。

这位恩人的善举有没有被日军发现，有没有遭到日军的报复，林爱兰至今不知，只是将这份救命的恩情揣在心里。逃出生天后的她待休养好后也不敢再回加来去打探，加来这个地方，对林爱兰来说，一如炼狱，这辈子都不想再涉足。

终身未嫁

劫后余生的林爱兰，脚残废了，再也无法扛起枪浴血奋战，回到根据地后只能负责后方救援工作。尽管当时还未满18岁，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让她对婚姻已不抱奢望。做过护士的她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生育能力了。

林爱兰的养女林宝香偷偷告诉南都记者：“妈妈性格好强，她只要打定了主意不结婚，那任何人的劝说对她都不起作用的。”其实，抗日战争结束后，向面容姣好的林爱兰求亲的人不在少数，大多是邻村的小伙儿，对她的过去并不知情，林爱兰一概拒绝了。总也说不出个什么原因，但死活不嫁，这在当时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天经地义的海南乡下是件多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为了躲避三姑六婆的流言蜚语，林爱兰离开了松梅村，独自出门跑单帮。除了在海南满岛转外，她还过海来到了广州，倒草药、倒钢材，什么赚钱倒什么，用忙碌麻醉自己，试图淡忘那个噩梦。

就这样，在父亲逝世、妹妹出嫁后，慢慢步入中年的林爱兰才落叶归根回到了松梅村，回到了父亲留给她的老房子。昔日干练的女强人靠卖草药孤独度日，养过5只猫，如今还养着5条狗，成了邻里同情怜悯的“五保户”。

养女林宝香是林爱兰1989年在镇医院抱来的弃婴，才出生两三天，而林爱兰那一年已经64岁了。村里人都劝她别养了，都这岁数了，养儿防老是指望不上这个襁褓里的小娃娃了。而且在此之前林爱兰抱养了好几个弃婴，都没能活下来。林爱兰终是没舍得，而且心底也的确抱着一丝侥幸，寄希望于这个孩子有朝一日能替自己养老送终。终于在林爱兰的精心呵护和乡邻的关照下，林宝香无惊无险地长大成人，如今已嫁作人妇，育有一女。让林爱兰倍感欣慰的是，为了照顾自己，小夫妻婚后一直住在娘家，除了林宝香坐月子。按照海南习俗，月子是必须在婆家坐的，那一个月，女婿就一日三餐天天打个摩的来给丈母娘林爱兰送饭。

养女林宝香说，在她小时候林爱兰偶尔会跟她提起过往的惨遇，但年少懵懂的林宝香总是不耐烦，没等妈妈说上两句就转身跑了，根本没想到自己柔弱的母亲会是抗日女战士，更没想过妈妈曾做过“慰安妇”！

直到她上了初中，开始有民间组织和义工来看望林爱兰，她才明白为什么母亲一说起过去的事就以泪洗面惶恐不安，为什么母亲一看到电视上闪过日本兵的画面就情不自禁地恶言相向咬牙切齿。更让林宝香后悔不迭的是，当她愿意好好坐下来倾听妈妈的故事时，林爱兰的身体和记忆却已大不如前，很多细节都记不清楚了。

南宝镇是海南省有名的革命老区，记载在册的烈士就有169人。南宝镇也是海南省有名的穷地方，共39个行政村，37个都是省定贫困村。其中又以松梅村为最，人均年收入只有千元左右。林爱兰家家徒四壁，林爱兰睡在由砖头垫高、几块木板搭就的简易床上。南都记者去她家采访时正是春节之前，即便是身处海南也是寒风飕飕。然而86岁的林爱兰床上只孤零零地铺着草席，连褥子都没有。除了一台12寸电视机和烧饭的煤气炉，还有女婿从自己家里搬过来的一台旧电脑，现代化设备几不可见。林爱兰指着用纸盒铺设的门庭顶部，对南都记者说道：“下雨这里会漏水，外面路上的水也会渗到家里来。”

林爱兰最宝贝的一件家当是一枚纪念章，那是2005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收在一个红色锦盒里，并用塑料袋包好防潮防尘，藏在枕头底下。当有远方来客看望她时，才舍得掏出来展示一番，还要一再地叮咛养女林宝香送完客后记得包好、收好、放回原位。

自生了孩子后，为了照顾婴儿和林爱兰，林宝香夫妇暂时都没出去打工，现在一家四口就靠林爱兰每个月300多块的老兵工资以及200块的“五保户”补助为生，邻村的公公婆婆也不富裕，接济不了多少钱，只能时不时地送些菜过来，好在镇政府给他们免掉了水电费，减轻了不少开销。

林爱兰已经有近十年无法站立行走，她每天坐在一把红色的塑料椅上，双手抓住椅面左摇一下右晃一下，一点点在平地上挪动。上床、下床以及过门槛，就都得靠林宝香或女婿抱来抱去了。

虽然记忆有所退化，但林爱兰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看望过她的人：“上海、北京、南京、香港……”，如数家珍。当听说南都记者来自广州时，林爱兰脸上泛起惊喜的笑容，她特意用生硬的粤语跟记者聊了几句：“我的广东话是在当年跑单帮到广州的时候学的，还挺标准的吧”。

不能为林宝香谋求一份固定工作一直是林爱兰梗在心头的刺。在还能走路的时候她曾专程跑到海口市政府，后来又把临高县政府、南宝镇政府等各级政府跑了个遍反映情况，只求能为林宝香争取一份带编制的正式工作，但因林宝香学历太低，只有初中毕业，始终未能如愿。

“你是广州来的，你帮我跟他们说一下好不好，照顾我们宝香一份工作啊，我要是死了，这些补贴就都没了，也不知道她以后怎么办？”林爱兰说这段话时，也许是想和记者拉近些距离，刻意用了广东话，并紧紧地抓着南都记者的手。

当被问起是否知道有慰安妇在起诉日本政府讨要赔偿时？林爱兰神情黯然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当然应该赔偿！前几年有人来找我要资料，我说了很多，只是听说这过程很麻烦，现在也没有人告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打赢官司的）那一天了。”

精神“凌迟”

如今，和她一起沦为“慰安妇”，后又一起逃脱的女战友们都已病逝。前几年，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披露，根据其近二十年来的调查判断，林爱兰应该是目前已知的、反法西斯亚洲战场最后三名沦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之一。

这个称谓，让林爱兰有点不知所措。多年来，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她和女战友们一直默契地保持着缄默，村民们也都心照不宣。尽管是公开的秘密，但随着知情者一个个逝去，林爱兰以为这段耻辱可以随着自己的老死而彻底终结。

这段遭遇也成了林爱兰不愿提及甚至想起的“思想禁区”，她总是眉飞色舞选择性地回忆当年打仗的英勇。然后每一次义工和民间组织人员的探望，甚至于南都记者的到访，都在一次次地撕开她的陈年旧伤，真真切切地提醒她这段回避不了的过去，不啻于一场无休止的精神凌迟。

纵观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现状，比林爱兰悲惨的比比皆是。根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对南都记者的介绍：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

1931年，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设在上海东宝兴路125弄。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调查，上海现已发现的日军慰安所旧址达149所（注4）。

苏智良教授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强调，海南也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重灾区之一。日军设立的正规的专职慰安所以及在其据点、炮楼或营地建立的临时慰安所，几乎遍布当年海南的市县各地。其中，三亚、海口、临水、保亭、牙城因有出海港口，情况更甚。

多年来，苏智良教授和他的学生奔赴两湖、两广、北京、山西、吉林、辽宁、天津、山东、海南等地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现状，发现她们的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生活贫困，日军的暴行在她们身体上都留下了巨大的创伤。除了肉体上的后遗症，精神上的折磨则更严重。有老人至今睡觉还在做噩梦，情境全是关于当年在慰安所里遭受强暴的画面。有老人甚至需要时刻握着一把刀过活，连睡觉都不离手，她说她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她，没有刀，她害怕！

还有一些生活在偏僻乡村的老人，因为那段屈辱的经历被公开而备受村民歧视，导致她们不得不瑟缩在穷乡僻壤中苟延残喘，有苦难言。很多受害者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苏智良教授告诉南都记者，自1995年山西16名“慰安妇”幸存者就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上诉开中国“慰安妇”民间诉讼先河，直至今日，我国5起“慰安妇”诉讼均以败诉告终（注3）。东京地方法院一律以“超过诉讼时效、个人不能起诉日本政府和国与国之间关于战争的遗留问题已随签署战败书而终结”为由驳斥。

在苏智良教授看来，如此判决显然有失公允。同为战败方的日本，应该仿效德国，坦率承认战争罪行，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根据战后国际法惯例对“慰安妇”问题予以道歉并赔偿。而且东京地方法院所谓的“战争遗留问题已在签署战败书时一并解决和个人不能起诉日本政府”根本是个伪命题。中日战败书上白纸黑字写的是“中国政府放弃赔偿”，只是以政府立场宣布放弃，并不包括中国公民。就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我国外交部也严肃提出过谴责。

尾声

诱惑难抗的鸽子蛋、温文儒雅的易先生、戏假情真的滚床单，张爱玲把抗日锄奸写得浪漫，李安把英勇就义拍得唯美。趁着小女儿睡着的空档，养女林宝香在网上重温电影《色戒》，梁朝伟是她的偶像。坐在一旁的林爱兰瞟了几眼就看不下去了：“哪来这么多爱不爱的，打仗没这么好玩。”

历史可以拍成电影，电影却永远无法还原历史。

战争、革命，从来都是残酷的。战争，以战止争，革命，革的是命。在革命和战争中丧失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尊严。

这一点，林爱兰刻骨铭心。

注释

注1：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民间学术机构，由上海师范大学发起成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任中心主任。

注2：另外两名幸存者分别为山西太原83岁的万爱花及陕西盂县87岁的周喜香。其中，万爱花1992年率先站出来承认自己曾沦为“慰安妇”并向日本政府血泪控诉，视为中国“慰安妇”第一人（万爱花正式提起诉讼为1998年）。

注3：到目前为止，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索赔案件有5起，其中大陆4起，台湾1起。分别为①1995年8月7日，山西省盂县的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和陈林桃4名“慰安妇”诉讼。②1996年2月22日，山西郭喜翠、侯巧莲两名“慰安妇”诉讼。③1998年10月30日，山西万爱花、赵润梅等10名（其中1人为受害者家属）“慰安妇”诉讼。④2001年7月16日，海南陈亚扁、黄有良等8名“慰安妇”诉讼。⑤1999年7月14日，中国台湾9名“慰安妇”诉讼。此数据来源于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日军性奴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4：数据来源于苏智良所著《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我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

李先念與江澤民的九次通信

 　　在中國共産党成立90周年之際，由《李先念傳》編写組、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所屬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写的《李先念年譜》，于2011年6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李先念年譜》以翔实可靠的曆史文獻和檔案资料爲依據，真实、客觀、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李先念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踐、思想觀點、品德風范和豐功伟績。在書中我們發現：從1989年7月至1992年3月間，李先念曾先後9次與江澤民通信，或谈治党之要務，或谈治國之經驗，或就具體事情谈看法，這反映了老一輩革命家對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關怀與支持。

　　1989年7月，新華社編發的《國內動態清樣》刊載了沈陽市有色金屬压延廠化驗室的女工反映的情況：現在總感到工廠中領導幹部和工人的關系大不如改革以前了，特別是搞了廠長負責制、租賃承包以後，幹群關系更加緊张，工人、普通幹部的地位就比過去矮一截子……。李先念看了這個材料後，認爲反映的问題很值得重視，便于7月17日第一次致信江澤民、李鵬。信中说：“工人階级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级，廣大工人同企业的領導者一樣，都是企业的主人。這一點我們永远不要忘記。不論如何改革，只能加强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而不是相反。企业法实行的效果究竟如何?應該認真總結。我以爲，企业实行廠長負責制或租賃承包以後，如何加强党的領導而不是削弱党的領導，如何加强企业民主建設，加强工會和职代會的作用，既能保障廠長的生産指揮權和經營管理權，又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以保證對廠長和承包人的有效監督，确实是一個大问題。……現在有不少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消極怠工現象，我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對企业一些不公道的事情不滿。当前不僅要抓党政機關的廉潔，恐怕也要抓一抓企业領導幹部的廉潔问題和民主作風问題。”

　　如何面對西方某些反動势力挑起的反華浪潮，進一步稳定中國的政治形势，繼續搞好經濟建設，是以江澤民爲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面臨的首要任務。爲此，1989年9月5日，李先念第二次致信江澤民、李鵬。信中说：“曆史證明，帝國主義和西方大國亡我之心是不會死的，他們會采用各種手段来顛覆我們。我建議根據這份報告，認真地好好想想我們的问題。用鲜血換来的經驗教训，是應該引起全党切实注意了。要加强党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機關特別是武警部隊、公安幹警隊伍的建設，不僅要增加數量，而且要注重政治素质，……当前，我們要团結一致，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進一步稳定政治形势，把經濟工作切实搞好。政治稳定了，經濟繁榮了，群衆就會更加拥護我們，那我們就什么都不怕了。不管是帝國主義的‘二次進攻’，还是多少次進攻，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經過几個月的反复思考、研究，李先念于1989年10月23日，第三次致信江澤民、李鵬，系统地提出《對当前工作的几點意見》。《意見》中说：“對当前經濟的困難程度，與其估計不足，甯可估計得严重一點；要下狠心压縮基建、压縮消費；要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財政不能打赤字，銀行不能超經濟發行；外債问題值得重視；注意公私比重的變化；我們的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産力，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搞‘和平演變’的战略是不會改變的，鬥爭是長期的，我們一定不要放松警惕。”

　　在时任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的主持下，全國政協各專門委员會每年都要圍绕國家大政方針和群衆生活的重大问題，組織人员進行專題調研。1990年，教育文化委员會提交了《關于改進科技人员工作和生活條件的建議》，李先念對此高度重視。7月，在政協上送此《建議》时，他第四次致信江澤民、李鵬。

　　信中说：“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調要重視知识分子的作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知识分子、科技政策等方面的问題还不少，目前存在的工作條件、生活待遇等问題，就是其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能只停留在一般號召上，要想各種辦法逐步加以落实。要經過調查研究，一個问題一個问題加以解決。鑒于当前財政困難，只能有選擇、有重點地進行，從最迫切的问題着手。現在要起步走，使问題逐步缓解，而不要越積越多，越来越難辦。堅持自力更生爲主的方針，重視發揮本國科技人员作用，我認爲十分重要，建議認真做調查研究。我國知识分子有两大优點，一是愛國，絕大多數都是愛國的，他們對國家發展以及現在遇到的问題十分着急，很想爲國出力；二是很勤奮、有能力。我們已經培養了一大批有水平的人才。……改革開放以来，我們眼界開闊了，對外交流增加了，引進了不少先進科學技術，成績很大。但是，由于認识上不清醒，也産生一些问題。主要是有的部門、有的同志把希望寄托在引進上，没有很好堅持自力更生爲主的方針，放松了依靠本國科技力量建設現代化的領導和規劃，只想用錢来購買國外技術和産品。結果一方面造成重复引進，而且有許多是低水平重复；另一方面造成國內科研资金不足，科研條件和科技人员待遇長期得不到改善，科研力量分散，大量人才閑置，有的紛紛出國。這樣下去很危險。我們一定要堅持实行對外開放，盡可能多引進一些先進技術；同时一定要有國內科研和生産作爲堅实的基礎，並且把組織國內科技力量研制、攻關與引進相結合。全靠購買是靠不住的，特別是高技術、軍工技術，人家一定要卡，而且把它作爲誘压我們的政治工具。说句挖苦的话，如果只知道引進，不注重消化吸收和研制攻關，那就只能把我們的現代化拴在別人的褲腰帶上，就只能永远跟在別人後面爬行。因此，要把他們团結起来、組織起来，不要閑置着，更不要搞散了。……除了其他有關政策和思想教育之外，当前最要緊的是給他們派任務，让他們擔擔子；同时要切实幫助他們解決工作、生活條件方面的实際困難。在這方面多花點錢是值得的。只有這樣，他們的積極性和聰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1990年12月，李先念看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後，于21日第五次致信江澤民。信中说：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仔细聽讀了一遍，總的说是贊成的，現在這個樣子已經算不錯了。有几點想法，供你參考。

　　（一）《建議》的基本指導方針中提到，要保持財政、信貸、物资、外彙的各自平衡和綜合平衡，這是多年不提了的，我聽了非常高兴。我擔心的是不容易做到。從目前情況和明年的計劃安排看，固定资産投资規模、信貸投放和貨幣發行規模仍然不小，赤字也压不下来，這是一個很大的潜在危險。在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制定和执行中，要特別注意防止出大问題。

　　（二）在財政體制改革中提到，把經常性預算和建設性預算分開。經常性預算堅持不打赤字，這是完全正确的；建設性預算可以舉借內外債，這就一定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辦法，堅決防止失控。

　　（三）在經濟體制改革部分中提到，堅持公有制爲主體，增强國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等等，這些原則是很好的。但是，目前私有企业、鄉鎮企业和三资企业很有“活力”，而國營企业特別是大中型企业(包括工业和商业)却困難重重。這種“私挤公”、“小挤大”的現象如不改變，而任其發展，公有制爲主導就是一句空话。《建議》中原則都有了，關鍵是要有具體措施，並且能夠堅持实行。

　　（四）《建議》中關于科技體制改革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方針都很好。我的意見：一是對有關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科技項目，要給人給錢、組織攻關；二是要有一套把科技成果和經濟建設相互結合的有效辦法，但是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這几件事都要抓住不放，有切实的辦法一件一件解決。

　　（五）我們的國家大，情況复杂，發展很不平衡，需要解決的问題很多，經濟工作難度确实很大，采取謹慎的態度，逐步地解決问題，這是對的。但是，在工作方法上應該盡量克服一般化和面面俱到的做法，要抓住一些關系全局的關鍵问題，一個一個地深入研究，徹底把情況搞透，真正把各方面的好意見集中起来，訂出具體措施，並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直到问題真正解決爲止。

　　(六)現在國內还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國際局势也動荡不定，存在一些不利因素，还可能出現預料不到的事變。……我們要充分考慮這些情況，考慮到可能出現的最困難局面。在制訂和实施社會發展計劃时，要具體地、充分地體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公有制爲主體，加强和改善党的領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防止和平演變等重大原則和方針，力爭做到有備無患。現在經濟工作中存在的问題，很多是長期積累下来的，你們的難處我都知道。上面提到的這些问題，其实你們也是清楚的。有些事只好慢慢来。但是，適当集中、治理整頓、調整産业結構、理顺經濟關系、完善和深化改革措施的決心，一定不能動搖，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多年不管經濟工作了，情況了解得不多，不知道说得對不對，只供你參考。

　　1991年初，戈爾巴喬夫試图將蘇聯改爲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引發蘇共党內的不滿。在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策略的引誘下，蘇共威望一落千丈，號召力大不如前，加之長期以来累積的各種社會、民族问題日益激化，各加盟共和國內的分裂势力大幅增長。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後，其他共和國也紛紛加以仿效，先後發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權的聲明，並開始制定实現獨立的步驟和措施。蘇聯面臨瓦解，給中共敲了警钟。在這一背景下，4月27日，李先念第六次致信江澤民、李鵬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信中说：“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资産階级自由化與反资産階级自由化的鬥爭，既是長期的，也是十分現实的。……思想理論和文化战線非常重要。意识形態這個陣地丟了，社會主義陣地就會喪失。蘇聯、東欧的前車之覆，可以爲鑒。因此，意识形態這個陣地，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忠于馬克思主義者的手中。不管國內外反動势力如何造謠惑衆，紛紛揚揚，我們的头腦一定要清醒，在反對资産階级自由化這個重大原則问題上，一定不能退让。”

　　同年6月12日，李先念第七次致信江澤民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信中说：“……资産階级自由化是西方反動势力對我們‘和平演變’的內應。反對资産階级自由化是当前和今後一個長时期國內階级鬥爭的集中表現。……搞资産階级自由化的人确实是唯恐天下不亂，正在暗中組織力量加緊活動，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會重新制造動亂，亂中奪權。我看，在這方面誰勝誰負的问題並没有真正解決，我們切不可書生氣十足。当然，只要我們的各级組織立場鲜明、方針正确、舉措得当，他們也成不了什么氣候。西方反動势力對我們‘和平演變’的图谋也一定不會得逞。我是有這個信心的。”

　　1992年1月16日，李先念第八次致信江澤民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心內容还是吸取蘇聯教训，防止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信中说：“作爲一個老共産党员，我想就宣傳報道问題说几句话。十三屆四中全會以来，江澤民、李鵬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外有压力、內有困難的情況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現在，東欧劇變、蘇聯解體，而我們國家政治稳定、經濟發展，這個大好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全党同志、特別是党的高级幹部，都應該十分珍惜這個局面。誰在這個问題上不清醒，誰就會犯曆史性的錯誤!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党中央，這是全党利益的關鍵所在，也正是鄧小平、陳云等老一代的心愿。”

　　2月25日，李先念因肺炎住進北京医院，而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定于3月18日開幕。在這種情況下，李先念于3月6日第九次致信江澤民、李鵬，這是他最後一次與江澤民的通信。信中说：“我因生病住院，不能主持這次大會，特向中央報告，並建議委托王任重同志主持。如蒙批准，我再向全國政協党組報告。”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1993年，江澤民爲紀念李先念逝世一周年題詞：“伟大的人民公仆。”2002年6月，江澤民在接受大型電視文獻紀录片《李先念》攝制組采訪时说：李先念同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伟大的無産階级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是我們党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在66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业，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业，建立了重大功勳。尤其是他長期參與領導經濟建設，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业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贡獻。他對党、對人民、對革命事业無限忠誠。他具有堅定的党性，追求真理，堅持原則；維護团結，顧全大局；胸怀廣闊，光明磊落；廉潔勤政，儉樸務实。在任何困苦條件下，他都堅持鬥爭，忘我工作。他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們學习。

张肇俊，来源: 《党史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