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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达/毛泽东手迹/黑典型连长/茅于轼谈中国经济/制度創新让美國超越欧洲
發佈時間: 5/4/2012 4:29:03 PM 被閲覽數: 60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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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历史上罕见的战争大片

——国产阿凡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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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奥茨伤口发现5千年前迄今最古老人血(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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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拍摄的一幅档案照片,展示了著名冰人“奥茨”,1991年发现于意大利斯库纳尔谷冰川。从“奥茨”伤口处,科学家发现了血液样本



尽管在冰川内掩埋了5300年之久,“奥茨”仍保存完好,令科学家感到吃惊。现在,这个冰人保存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的考古学博物馆


左为科学家利用一系列技术还原的“奥茨”样貌。科学家表示“奥茨”可能来自于现今的科西嘉岛或者撒丁岛



22年前,德国游客发现了冰人“奥茨”。自此之后,“奥茨”接受了一系列实验,甚至引发诅咒阴谋论



显微镜下的红细胞,呈甜甜圈形

北京时间5月4日消息,20多年前,德国登山游客西蒙夫妇在意大利的一条冰川发现著名的男性冰人“奥茨”,距今5000年。现在,科学家又在“奥茨”伤口处发现了血液样本,据信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血液样本。冰人“奥茨”是22年前发现的。经过一系列检测,科学家确定了冰人最后一餐摄入哪些食物以及在海拔9000英尺(约合2743米)的山区跋涉时如何遭人谋杀,命丧黄泉。

血液样本是一组意大利和德国科学家发现的。此前,科学家曾对“奥茨”的伤口进行分析,但并未发现任何血迹。研究小组认为这一发现有助于法医学家展开谋杀调查。直到现在,确定犯罪现场的血迹存在时间几乎仍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此项研究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进行,由意大利波尔察诺欧洲学院木乃伊与冰人研究所负责人艾伯特-辛克教授领导。科学家小组利用高科技含量的原子力显微镜对“奥茨”伤口处薄薄的组织片段进行分析。“奥茨”的右手上存在锯齿状伤口,箭伤是他的致死原因。

原子力显微镜利用一个非常细小的探头对组织片段表面进行扫描,在表面上方扫描时,传感器负责测量每一个微小的破损。辛克说:“我们获取了甜甜圈形的红细胞图像,与在健康人体内发现的红细胞一模一样。”

对箭伤进行检测时,科学家发现了血纤维蛋白,这种蛋白与血液凝结有关。辛克指出:“由于血纤维蛋白存在于新形成的伤口内而后降解,因此,‘奥茨’是在中箭后几天死亡的。这一观点一度引发争议,现在已经无人反驳。”研究发现刊登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交界》杂志上。两个月前,辛克发表了一篇有关冰人“奥茨”基因组的研究论文。研究结果显示,“奥茨”与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居民具有相似之处。距这两座岛屿几百英里就是“奥茨”的发现地——靠近意大利-奥地利边境的斯密劳恩冰川。

1991年,德国登山游客西蒙夫妇在斯密劳恩冰川发现了冰人“奥茨”。在此之前,古生物学家从未见过这样的古人尸体。“奥茨”的尸体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包括衣物和携带的武器在内。“奥茨”身高159厘米,年龄46岁,患有关节炎并被鞭虫污染。自发现之后,大约有30部电视科学纪录片围绕这个冰人展开,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对于“奥茨”到底是死在发现地还是死后被埋葬在这里,科学家一直存在争议。

由于与埃及木乃伊类似的所谓“奥茨诅咒”,“奥茨”的名气大幅提升。迄今为止,已经有7名与他有关的人神秘死亡。发现之后,“奥茨”的归属权便引发法庭大战,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声称“奥茨”应归他们所有,最后以意大利的胜利宣告结束。在此之后,发现者的酬劳问题也引发争议。意大利当局最初奖励发现者3000英镑(约合4853美元),2011年法庭作出判决,奖金提高到12万英镑(约合19万美元)。

71岁的发现者埃丽卡-西蒙指出,冰人“奥茨”带来了数百万欧元的旅游收入,作为“奥茨”的发现者,她有权分享部分旅游收入。埃丽卡的丈夫赫尔穆特是7名死于所谓的“奥茨诅咒”的不幸者之一,2004年在一场登山事故中送命

 

未公开的毛泽东手迹:63年给林彪的一封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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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林彪生病,毛泽东抄录了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赠送林彪。 1963年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其中提到“曹操有一首题为的诗,希你找来读一读”。叶群让《解放军报》将此信复制若干套,并送给于运深一套,被于运深珍藏至今,此手迹从未公开发表。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原标题为“毛泽东手书曹操《龟虽寿》赠林彪”

林彪因病没有出席元帅授衔仪式

1955年9月1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林彪在十大元帅中排行第三,他前面是朱德、彭德怀。八路军时代,朱、彭已经奠定了数一数二的地位。而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所有元帅的资历都在林彪之上。虽然同是黄埔出身,林彪只是黄埔四期,而徐向前是黄埔一期。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是林彪的老师或上级。南昌起义时贺龙、刘伯承已经是总指挥和参谋长,而林彪只是连长。中国人一向强调排名,林彪凭什么在十大元帅中位居第三?当然结论也很简单,凭他赫赫的战功,凭指挥百万大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及勋章典礼,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命令。授衔仪式上,十大元帅中有三位元帅缺席,叶剑英正在东北组织大型军事演习,林彪和刘伯承请了病假,正在青岛养病。

作为百万大军的统帅,林彪的精神高度紧张。由于用脑过度,红军时期林彪就失眠。到了解放战争,大仗接着大仗,林彪的失眠达到顶峰。战事激烈时,他常常整夜睁着眼睛,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几乎到了极限。林彪自己曾说,打仗几天不睡觉,也不觉得累。所以,不打仗时,睡觉成了林彪最大的享受,为了睡个好觉,他什么办法都用上了。

红军时期有一次战后,林彪在土围子发现散落的纸包,用鼻子嗅了嗅,是高丽参,就拣了几包。时任连长的吴富善听林彪说高丽参是好东西,也拣了几包,买几只鸡一起炖。因为高丽参放多了,有的战士吃后直流鼻血。林彪说不懂医怎么能行呢?从此他开始看中医书,开药方,给战士开也给自己开。

在东北时,有一次林彪吃了书上的药后休克了,医生好不容易才把他抢救过来。参谋长刘亚楼对警卫员说,以后101(林彪)再叫你们抓药,一律经林彪秘书王本请保健医生戴济民看过才可以。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期间,林彪的失眠症没有时间治疗,也就干脆不治了。长期睡眠不足,使林彪本来就很差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林彪在汉口有了时间,他抓紧锻炼,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他不让,也追不上。为了安全,四个警卫员分别站在院子四角,一见林彪的车子要歪,就上去扶一把。这种锻炼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也就算了。

两广战役胜利后,中央军委交给四野的战斗任务除了海南岛外已经全部完成。林彪很高兴,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很少游玩的他带机关干部来到武汉的公园。吃了一个桃子拉肚子不止,从此对水果“过敏”。本来简单的拉肚子,却使林彪所有的病症来了个“紧急集合”。这时海南岛战役还在进行,林彪病危,整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走路了。中央军委批准他离开前线,回北京治疗。

1950年3月13日,林彪被抬上专列。回到北京后,林彪由司机初成瑞背着参加了国务院政务会议,汇报了中南剿匪的情况,之后他一病不起。林彪女儿林豆豆回忆:“解放后父亲颈、胸、背部常常出汗,他不愿意要医生护士。我从小就经常休学在家护理他,同时又忙着做自己的功课,16岁时我也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我给父亲擦汗时,发现他身上有五处枪伤,身体内部还留着好几块弹片。尤其是胸部正中的贯通枪伤,医生说由于贯通的瘢痕组织压迫了胸段嵴椎灰质侧角内的交感神经组织,造成植物神经紊乱及代谢失调。后又因使用阿托品不当造成后遗症,致使父亲神经方面的症状越来越多。”

林彪在北京,先住在颐和园翠云轩。这时他还不能走路,公园的路面又不好,车开不进去,只能用担架抬。林彪睡觉从不挂蚊帐,嫌憋得慌。可是颐和园那个地方水多草多,蚊子也多,又实在太潮,只得把林彪搬到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之后林彪到青岛疗养,三天后因海浪太吵睡不着,又移到济南。

林彪还是做好了入朝的准备

大陆基本解放后,中央军委将渡海作战的主要目标转向台湾。1950年5月,三野进行台湾战役的准备。6月上旬,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当前的军事任务是攻打台湾,三野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作战方案。台湾战役不仅三野,还有兄弟野战军的四个军参加,已经成为全军的重大战略行动。

粟裕在战争年代六次负伤,颅内还残留着弹片,加上各种病症造成的剧烈头痛,他怕身体顶不下来,建议派刘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林彪也表示愿意出任解放台湾的司令员。毛泽东也不是没有考虑让林彪挂帅,但林彪那个病弱身体,连解放海南岛都没有坚持下来,怎么能指挥台湾战役呢?毛泽东重申:台湾战役的指挥仍由粟裕担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让粟裕挂帅。正在青岛疗养的粟裕怕误大事,8月1日,他撑起病体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8月8日,毛泽东亲笔回信,让他安心养病。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出兵。从10月2日到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的问题。刚开始很多与会者投了反对票。林彪说:“主席啊,苏联为什么不出兵?苏联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陈毅说得对,我们要休养生息。美国已经给我们信息,如果中国不出兵朝鲜,立即与中国建交。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但也不失一个机会。”林彪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挑拨东西方关系的一次阴谋,纵容北朝鲜袭击南朝鲜,引发联合国出兵北朝鲜。”毛泽东问林彪美国会不会过鸭绿江?林彪认为不会,美国如果想介入中国,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该有所动作。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力,入朝作战不是上策。林彪甚至对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美国侵犯中国,我带兵抗击美国。美国侵华,在国际舆论上中国占上风。而现在我们入朝,面对的是联合国军,从世界舆论和中国本身的国力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朝鲜的地形不利于北朝鲜和中国,而有利于南朝鲜和有大批军舰的美国。

时任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总参作战室主任的雷英夫回忆:“林彪说,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国民党军队有把握,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们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那就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

话是这么说,林彪还是做好了入朝的准备,换了住处,还换掉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林办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他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水壶也都无字。最终,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由彭德怀挂帅。周恩来在会上说:“如果林彪同志身体好,不会叫彭德怀去的。”10月6日,周恩来主持军委扩大会议,军方对入朝作战提出很多困难。10月7日,毛泽东约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谈话,准备让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商谈,请求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提供空军掩护。

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同一天林彪和周恩来前往苏联,苏联派来一架专机。林彪司机初成瑞回忆: “那天早上,我把林彪和夫人叶群送到中南海。汽车在毛主席院子的南门停下,林彪和叶群下了车,走进毛主席的院子,然后与周恩来去机场,飞往苏联,之后周恩来回国,林彪留在苏联治病。”

10月24日,中央批准粟裕和夫人楚青去苏联治病。坐专列同行的还有林彪的两个孩子,6岁的林豆豆和5岁的林立果。

毛泽东给林彪写《龟虽寿》祝早日康复

1951年1月1日上午,毛泽东写信给林彪:“你病如何,望好养护。”毛泽东曾派保健医生王鹤滨到林彪家问候,让林彪安心养病。王鹤滨是和时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一起去的。林彪夫人叶群推开双页门,又掀开厚厚的棉帘,王鹤滨惊住了。他后来回忆:“靠近林彪床铺的顶棚上粘满二、三尺长的白纸条。东南墙夹角放着一张南北向的双人床,床头靠近窗户,林彪头朝北蜷卧床上,神态紧张,眼睛斜视屋顶,死死盯着纸条下端。”虽然林彪被诊断为慢性胆囊炎,但王鹤滨怀疑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一问才知道,林彪死盯纸条是怕室内有风,纸条不动他才放心。林彪怕风怕到神经过敏的地步,他的内衣内裤都是紧口,怕风钻进去。谁在他跟前走快一点,他就说有风。秘书讲文件,要距离几米远,免得翻文件翻出风。打蚊子不能用苍蝇拍,怕拍出风来。林豆豆那时正上小学,林彪很高兴,拉着女儿的手直喊豆豆、豆豆。可是,林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还要隔着窗户。

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会诊。专家认为,林彪内脏是好的,只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坚持晒太阳、散步、吃青菜等。于是,毛泽东特地抄录了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赠送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在《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墨宝》中,毛泽东对曹操的几首诗都有兴趣,特别是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而又积极进取的《龟虽寿》,毛泽东更是欣赏,几次开会都提到过,还书写过五遍。从笔势上看,毛泽东对《龟虽寿》烂熟于心,笔意顺畅。

《南史》卷22《王僧虔传》叙述刘宋时光禄大夫刘镇之30岁时曾得过一场大病,家人为他买好了棺材。不料他病情转好,最后活到90多岁。毛泽东读到此,以曹操《龟虽寿》批注:“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龟虽寿》是曹操在平定乌桓后班师途中写的。起因大概是他的重要谋士郭嘉在班师途中病死,年仅38岁,从而引发曹操时不我待的感慨。全诗分三层意思:一是人终究是要死的;二是要在有生之年积极进取;三是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命运。

毛泽东将《龟虽寿》书赠林彪后,还分别书赠给河北省政协主席林铁和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祝他们早日恢复病体,健康长寿。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 页)

毛泽东把写给林彪的《龟虽寿》转赠康生

1953年春天,林彪从苏联治病回国,不仅旧病没好,反而又添新病:腰痛、头痛、失眠、怕冷、怕热、怕吵。病得最厉害时,住在城里嫌吵闹,一天到晚静不下来。晚上林彪也不睡觉,不断“活动”。内勤也不能睡,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个内勤都累垮了。经过几年疗养,林彪的病情略有好转。

1954年,林彪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林彪的职务一再提升,但他仍深居简出。

1959年庐山会议,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在他主持的第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了军委常委的分工,林彪、贺龙、聂荣臻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刘伯承主管军事院校,叶剑英负责军事训练和科研,徐向前负责民兵工作,陈毅分管外交,罗荣桓主管军队政治工作。林彪说: “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委托给总参谋长罗瑞卿和总政主任谭政他们。总而言之,具体事情由他们管,需要的话我过问一下。重大问题要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帅、各位常委给予支持。”

1963年5月初,叶群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个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毛主席、中央决定。”

1963年12月5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看到两个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很高兴。12月14日,毛泽东在回林彪的信中说:“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

1971年8月8日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叫吴法宪去找叶群,把毛泽东给林彪写的《龟虽寿》要回来。吴法宪回忆:“周恩来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他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龟虽寿》,就要周恩来去找回来,作为范本。”

此时叶群因乳房发现肿块,怕是癌症,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正在301医院检查。吴法宪和邱会作一起去毛家湾,叶群当即叫林办秘书找出毛泽东书写的《龟虽寿》。吴法宪回忆:“拿到这幅字后,我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叫我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事后,我和邱会作就告辞了。”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在中央专案组逼迫下,违心说叶群讲“要政变”。中央专案组转而逼邱会作证实“八八政变”,邱会作坚决说他没有听叶群说过要政变。几番下来,中央专案组只好作罢。

为什么毛泽东不从林铁或胡乔木那里取他的手书《龟虽寿》,而非要找林彪要呢?这还是一个谜。

链接部分文字:

林彪同志:

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应,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层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没有?据我同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治部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例如几个星期,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读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要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瑞卿)、萧(华)诸同志商酌处理。祝好!

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编者注:《龟虽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李先念点名的黑典型 连长强奸几十名女知青案(图)
 
 
 
网易

同骄横跋扈的土皇帝蒋小山相比,第一师二团六营连长张国良又是另外一种类型。

张国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原在沈阳军区某部“雷锋团”任排长。

该部队赴中老边境执行战备任务,给当地建设兵团留下一批骨干,张国良就是骨干之一并由此擢升连长。张国良是城市兵,初中文化,从感情上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具有某种天然联系。

张连长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军容风纪和个人卫生,平时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一丝不乱,衬衣领子一尘不染。

他随身带着小镜子和小梳子,哪怕上山劳动也决不肯邋里邋遢,这就给那些爱清洁的小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讲文明的好印象。注重个人卫生决不意味着惧怕劳动。

相反,在一些关键性的生产劳动中,比如大开荒,大会战,拦河筑坝,等等,张连长常常以身作则,带领知识青年卷起袖子大干。

这种身先士卒和身体力行的精神在当时兵团的现役军人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多次获得上级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张连长还善于做过细的思想工作。

他特别擅长个别谈心,不仅同女知青谈,也同男知青谈,和风细雨,深入人心,使受教育的知青都很感动,连长窗口的灯光也因此常常亮到深夜。

这个连队的生产指标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连队也被评为“再教育”先进单位。

师、团领导提起张国良,都免不了要竖起拇指夸奖:“这个小张,硬是真有两下子。”如果领导的眼光没有弄错的话,张国良的确“真有两下子”。我们很难断定张国良连长身上是否具有某种两面性,抑或说某种复杂性更为恰当。因为他确实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包括大刀阔斧指挥生产,一心扑在工作上,跳下激流救人,等等。

但是他决不是个英雄。因为英雄的产生决不仅仅取决于愿望,更取决于时代本身。

当时代把他放在一个权力造就的扭曲的兵团社会,个人权力无限膨胀和知青群体绝对的人身依附形成反差鲜明的两极状态的时候,作为意志薄弱的个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权力的巨大诱惑和侵蚀么?

张国良开始利用职权侵犯没有反抗能力的女知青,以满足自己的性欲。

我们不否认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种种道德或不道德的个人欲望和动物本能。人类文明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增强理性和完善自我。

然而当文明遭受践踏的时候,权力便无限地放纵了欲望。一九七一年,张国良借谈心之机强奸了第一位女知青。女知青含羞忍辱,未敢声张。此后张国良胆子愈发大起来,频频得手。

据材料揭发,张国良任连长三年,几乎不动声色地强奸了几十名女知青,其中数人多次堕胎。

以至于后来才有李先念副总理指出的那样:女知青听见喊一声“连长来了”,就会吓得簌簌发抖。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据美国报道,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一个名叫珍妮特的年轻姑娘不幸被三名白人青年轮奸。珍妮特为了替自己伸张正义,将自己的遭遇陈述街头达数月之久,终于激起新闻界和市民的义愤,三名歹徒受到法律制裁。

发人深省的问题是,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女性,我们知青姐妹的表现则相当令人失望。

该连数十名遭受凌辱强奸的女知青,竟然无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与罪犯的暴行斗争。如果说她们先前的缄默和忍辱负重是对连长权势和种种社会压力利害得失有所顾忌,那么直到张国良罪行败露,上级工作组进驻调查,她们中许多人仍然矢口否认,拒绝作证。她们宁愿用沉默的外壳把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被践踏的人格紧紧包裹起来,永不为人所知,而不愿意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

更大的伤害来自社会。来自植根于我们古老民族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

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姑娘,不管这个姑娘多么清白无辜,但是她立刻如同一堆被人扔掉的破砖头一样一钱不值。

如果你要保持女人的价值和尊严,你就必须紧紧闭上你的嘴巴,把你的贞操同你的秘密一同供奉在至高无上的道德神龛上。与其说权力强奸她们,不如说传统道德使她们被强奸。有位诗人悲观地唱道:“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

我以为软弱不仅仅是人性的缺陷,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戕害。这就是我们的妇女姐妹乃至我们古老的民族为什么始终生存得如此艰难沉重步履蹒跚的原因之一。

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张国良终于栽了跟头,他栽在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北京女知青手中。

女知青是黑帮子女,先前家庭落难,子女出来当知青,个个忍辱负重,夹着尾巴做人。

林彪爆炸后父亲复出,子女旋即调离兵团、农村远走高飞。

女知青临行前将一份厚厚的揭发材料留在了昆明军区。几经周折,后来直到李先念副总理亲自点了名,张国良才身败名裂。

邪恶终于没能逃脱正义的惩罚。对于多数暗藏的受害者来说,这个结局最终使她们圆满完成伸张正义和保全名声的两难选择,人人皆大欢喜,从此不提。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谈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2012-05-04报导
    
    中国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美国首都的一个论坛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经济、能源及中美关系的看法。
    
    图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5月3日举办论坛会,邀请中国大陆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右)与会发表演讲。出席论坛会的还有卡内基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道格拉斯-帕尔(左),论坛会由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涂建军(中)主持。(希望摄)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谈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


    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5月3号举办论坛会,邀请中国大陆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之一茅于轼与会发表演讲。出席论坛会的还有,卡内基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道格拉斯-帕尔,论坛会由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涂建军主持。
    
    图片:茅于轼发表演讲(希望摄)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谈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


    茅于轼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确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以至于中国目前已经能制造并出口各种相当高尖端各种仪器和机械设备。而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所需要的所有高科技尖端产品都得进口。然而,中国经济的这种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基础上的,造成恶略的环境污染。中国经济发展所依靠的能源主要来自煤炭,而中国煤炭的利用率很低,严重污染空气和水土,危害民众健康。如果除去污染及能源浪费等成本因素,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目前的高速经济发展不经过一场重大改革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中国的大部分能源供给都来自于煤炭。因为中国不得不依赖煤炭,干净煤炭能源可能是中国不得不选择的道路,因为中国不可能完全放弃使用煤炭。中国正在以环境作为高额代价来发展其经济。中国的空气和几乎所有的河流湖泊都被污染。我认为中国煤炭的价格太廉价了,因为它不包括使用煤炭的社会代价,即对河流湖泊的污染、对地下水源系统的破坏,对空气的污染,再加上许多矿工因频繁发生的煤矿事故而死亡等。中国煤炭的社会代价至少比它的市场价格要高23%。而这些社会代价会使中国的社会保障等消费增长一兆。”
    
    就中美关系的现状,茅于轼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存在一种误解。中国对美国的意图总是持怀疑态度,无论美国做什么,中国都疑虑美国是否对中国怀有恶意。而美国方面似乎对中国方面发展却不完全理解。
    
    “我想二国之间存在着一种误解。在毛泽东统治下,他经常组织大规模的群众反美游行示威,并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跟美国改善关系后他就不再这么做了。但至今,中国领导人意识中还是存在一种对美国的怀疑态度。都已经60多年了,中国领导人应该开始改变这种意识了。这种对美国的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使中国领导人把美国政府的每个行动都怀疑为带有恶毒意图的。甚至这次我被卡托研究院授予弗里德曼自由奖也被中国政府看作是美国怀有恶意的一种表现。”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这次是为参加5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卡托研究院”授予他“弗里德曼自由奖”的颁奖典礼。“卡托研究院”今年3月29日宣布, 授予茅于轼“弗里德曼自由奖”是为了表彰他对推动中国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贡献。弗里德曼自由奖是2002年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义设立的,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那些为推动个人自由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奖金为25万美元。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制度創新让美國超越欧洲

袁曉明

論到美國的崛起和强大,人們常说两百多年就让美國成了世界的超级大國。這樣的说法不無道理,但忽略了另一個重要的方面,美國的建立者並非是两百多年前從空中降落在北美,他們有自己的根,他們的根就来自欧洲,他們的價值觀来自于西方文明,這也就是爲什么美國自然屬于西方,爲什么当今美國是西方文明的延伸,爲什么当今美國是西方世界的領袖。

因此,對于美國的崛起,几千年的西方文明是其根源,但如果今天的美國仍然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也就没有一個强大美國的崛起,如果美國仍然照搬当时欧洲的制度,也没有今天的美國的地位,如果美國不在自身的制度上有所突破,也没有今天的美國。一句话,如果美國没有在制度上的創新的话,美國不可能成爲西方國家的領袖,更不能夠成爲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國。

解讀美國的創新精神,並非需要在当代學者和現今美國社會去寻找,一位名叫托克維爾的法國貴族在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曾經對美國做了九個月的訪问,並写出了两卷對美國社會的研究,名爲《美國民主》,其实就是對美國在制度創新上非常深入和詳细研究,至今是研究美國政治和曆史必讀的經典。

托克維爾比較北美這塊大陆上三個國家即加拿大、美國、墨西哥,他得出一個颇有意思的結論,在地理上這三個國家没有什么區別,差異来自三個地域上的人的分別,盡管三個地域上的定居者最初都来自欧洲,可他們却在北美這個新大陆上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加拿大、墨西哥建立起緊密和稳定的社會,人們居住得非常集中,盡量保留欧洲的傳统和习俗,但在美國的定居者和移民却住得比較松散,他們大都不安于現状,在不斷地推進之中,總是在舊的文明之上創立新概念和新的邊界,這就是美國勝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最重要的方面。

按托克維爾的觀察,同樣有欧洲血缘的美國定居者與欧洲人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其中一個差異就是,盡管欧洲已經經過了文藝复兴、啓蒙运動、法國大革命,欧洲仍然是一個等级制度严格的社會,而托克維爾在美國却見不到欧洲那樣的等级社會,作爲貴族的他,托克維爾不可想象他可以在美國這塊大陆上去面對一個新社會的挑战,他可以作爲一個訪问者乘坐顛簸的馬車在美國大陆上奔波,但他实在難以放棄自己貴族的身分。

托克維爾还驚讶地發現,美國是最追求自由、最崇尚個人主義、最喜愛物质生活,但同时也是最有宗教情節的國家。在欧洲,宗教通常是與政府在一起的,几乎每個國家都有官方的宗教和國家教會,当改革和革命發生的时候,宗教與政府一起遭到攻擊,而在政府也借宗教對人民進行统治,英國國王不僅要管理世俗的國家,而且还試图管理英國人的靈魂,也就造成了清教徒的逃離。但是,在美國宗教與政治關系却是與欧洲有完全的不同,其实可以说美國建立起的宗教與政府的關系是西方文明過程中的一種巨大的創新。

在美國的國父当中,有基督教的信仰者,也有自然神論者等其他信仰,他們所構思的美國,既需要尊重個人的宗教信仰,但國家不要在宗教上進行管理。美國初期最主要的两個的两個文件中,一個是有宗教意義的獨立宣言,人的權力(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来自創造者;另一個是完全世俗的文件,那就是美國的憲法,不僅在憲法中找不到任何的宗教字眼,而且後来还加上了“國會不能建立國家的宗教,也不能限制宗教的自由”的修正案。在托克維爾看来,美國這樣的政教分開反而让两者相輔相成,托克維爾得出的結論是,人在社會上有越大的自由,人就需要更大的自我约束,這種约束在美國就来自個人的宗教信仰以及與宗教有關的道德價值觀念。

制度的創新並非是對傳统徹底和完全的抛棄,也不是毫無邊界的從無到有,而是在傳统基礎之上的創新,並且有傳统作爲創新的邊界。相對于欧洲,美國對貴族的等级制度的抛棄,在個人平等上的創新,其实是在啓蒙运動、法國大革命爭取的個人權力上的發展,但又通過獨立宣言中“創造者授人權力”給個人權力的来源上增加了宗教傳统的限制,同时也要杜絕創造者之下的相互的權力剝奪,更是要限制政府對個人的權力。美國憲法定義美國政府是一個世俗的政府,美國法律也無宗教意義上解釋,但個人與社會仍然保持了西方宗教的傳统,其道德和價值觀也有傳统宗教有明确的關系,這也無疑是在傳统的邊界裏的一種創新。

馬克斯•韋伯建立了新教倫理與资本主義的關系,在此基礎上,美國人突破物质禁欲主義,對最大利益的追求,一方面經濟構成的社會是一個利益驅動的冰冷的社會,可美國还有一個比較温暖的慈善的社會。因此,美國既是充滿竞爭又讲究慈善的社會,美國也就有在商业上最大限度積財的富人,同一個富人又會是慈善上最大限度散財的人,過去有鋼鐵大王卡內基,当今有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更重要的是,美國慈善事业並非是蓋茨這樣富人的專利,普通的美國人也都階级參與慈善公益事业。

制度創新的活力帶来了美國在科技和商业上的創新,從而構成的國家創新的三個重要方面:制度、科技和商业。在制度創新與科技、商业創新之間,應該是制度先行。鼓勵自由竞爭的經濟制度爲科技和商业上的創新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礎,以信息技術和互聯網商业爲例,没有自由經濟體制下的風險投资體系,今天也就没有微軟、没有Yahoo、没有Google。

因此,美國是一個即宗教又世俗的國家,美國是一即充滿竞爭又有公益慈善的社會,這就是美國在西方文明之上的最重要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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