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政改信号还是引蛇出洞？
民政部部长在继汪洋之后，再度提出改革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而且还特别强调，政治、人权类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此举是当局有的放矢的政改信号？抑或又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做秀呢？
5月8日，《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报道称，在5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那就是中国将改革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他特别强调，政治、人权类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
现有“民间组织”多为官办机构
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75万个，这个数据应该会超出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在中国，独立的社会组织缺少独立运行的政治空间。可想而知，在数量如此庞大的社会组织当中，每个组织都或多或少带有官方色彩。诸如红十字会和作协、足协这样的组织就是典型的官办机构。
结社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然而，这项权利早就被官权剥夺殆尽，任何未经许可的组织都会被官方视为潜在的威胁稳定因素，即使一些民间组织已经获得官方许可，只要没有按照官方的意志运行，也会遭受被取缔和打压的厄运。
民间政治、人权组织被视为洪水猛兽
当然，不同类型的民间组织所面临的风险也有所不同，如果是与政治、人权无涉的民间组织，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生存，在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情况下，也容易获得官方许可。而民间的政治和人权组织则完全不可能成功注册登记，不仅如此，参与者还会被严惩，中国民主党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遭遇便可以证实这一点。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曾公开指出，倘若以是否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为标准，那么，人数已经逾8千万的中共显然也属于非法组织。的确，没有谁能看到中共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文件，在民国时期，虽然中共在一开始作为地下党遭到国民党的打压，但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将其定性为非法组织，中共最终有了跟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机会。
或许是因为中共自身的经历，使得这个政党对于民间组织有着极大的不信任，尤其是政治组织，即使哪个政治组织是真正寻求民主的，也同样会被打入另册。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权成为热门领域，一些人权组织也应运而生。然而，中国当局对这类组织也极为忌讳，认为其别有用心，所以，我们迄今为止看不到一家民间政治组织和人权组织得到民政部门许可。
开放社会组织登记并非政改信号
早在去年11月份，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表示，要放开社会组织的注册和管理，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虽然半年过去了，但在这方面，广东并未出现令人期待的景象。如今，民政部负责人重谈开放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并特别强调不排斥政治、人权类组织。这让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跟此前温家宝多次提及政改以及赵紫阳被解禁、“六四”图文重现国内网络等情形联系起来，认为是又一政改信号。
改革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允许政治、人权类民间组织注册登记，绝不是民政部所能决定，真要改革，必须得到中央高层的许可。民政部属于国务院下属的部委之一，温家宝对其有直接的管理权，所以，此举至少得到了温家宝的肯定。当然，因为高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已经是集体决策，所以，同意改革的应该不止温家宝一个人。
跟汪洋此前的相关提法一样，民政部负责人能提到上述改革，显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这种改革并非全国性的，而是仅限于广东等少部分地区。可见，在这背后，汪洋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汪洋实现自己诺言所走出的一步。据悉，到今年7月份，在广东等地的非官方社会组织将可以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有人担忧这一举措会导致社会组织井喷，对此，李立国说，直接登记需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社会组织的成立审查（尤其是超出民政部门业务范围的社会组织），须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因此“过渡阶段估计不会出现井喷现象”。可见，一切都在当局的掌控之中，李立国所说的“有关部门”显然包括公安、国安等部门，只要有这些部门在提前审查，自然不会出现井喷的景象，可想而知，一些希望得到官方许可的民间组织到时候仍然无法如愿以偿。不能真正做到开放注册，显然也就不能将此举视为政改信号。
开放民间组织注册或成引蛇出洞诱饵
在人权状况依然非常恶劣，法治程度依然非常有限的当下，中国当局的开放社会组织注册让很多人实在不敢有太多的幻想。在毛泽东时期，毛泽东曾一度高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而，最后的事实证明，那只不过是引蛇出洞的策略而已。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民众依法上访或依法申请游行示威都会被抓捕、骚扰的今天，能否真正做到开放社会组织注册非常值得怀疑。
在薄熙来事件和陈光诚事件之后，不排除中央高层有政改的设想，但是，从宣传官员执掌敢言媒体、微博管制日益严厉、网络封锁和网络攻击依然存在、维权人士继续遭到打压等情况看，“稳定压倒一切”依然是当权者的核心执政思维，这种思维不改，即使民政部负责人和汪洋等官员真的有改革的决心，也难免会让开放社会组织成为一块看似可以充饥的画饼和引蛇出洞的诱饵。
作者：刘逸明
责编：达杨
原载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观察》栏目，栏目网址：http://www.dw.de/dw/0,,30124,00.html
中共中央1949以来首发 加强党外人士队伍建设文件
来源：中国新闻网 记者：王全宝
●统战问题专家认为，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将会给权力结构带来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传统权力运行机制产生重大影响
中共加大党外人士选拔力度
4月16日，全国市地以上新任统战部长培训班在京开班。参加此次集中培训的学员为2011年以来新任省(区、市)、副省级城市以及市(地、州)党委统战部长。
作为十八大前夕新晋的统战系统官员大规模培训，尤为引人关注。
此前，中共中央刚刚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拔任用力度”，“切实搞好党与党外代表人士的合作共事”。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关于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当代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
负责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中央统战部四局(干部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中央专门下发关于党外人士队伍建设的文件，旨在促进党外人士素质提高，让其更有广泛的代表性。
新形势新问题
4月1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在全国市地以上新任统战部长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学习贯彻《意见》精神，是当前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任务。
“中央如此重视统战工作前所未有。”长期研究政党问题的专家周淑真观察到，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把“人”的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有现实意义的，党外人士队伍发展事关治国理政。”
作为指导新形势下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明确定义：党外代表人士是指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作出较大贡献、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非中共人士。其中包括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港澳台海外代表人士等。
《意见》把“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作为衡量党外代表人士的基本标准。
此外，《意见》还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作为政治责任，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抓好落实。
周淑真分析认为，中央如此重视党外人士的发展，是为了体现统战工作的包容性。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组织成立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中央人民政府时，曾广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出任政府高官。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八个民主党派参加的多党合作格局。
据资料统计：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选举产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56名中央政府委员中有27人。同年10月19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的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2位；15名政务委员中有9人；在政务院所辖32个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有13人；在省市政府主席、副主席中有54名。
但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制度设计从1957年开始受到挫折，在“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甚至民主党派工作被迫停顿。
尽管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务院各部委中仍有非共产党员部长9人。
1979年10月19日，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的大会上，邓小平讲话明确表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缩小，而是应该扩大。”
此后，多党合作制度进入制度化并上升为国家意志。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
2005年，中共发布5号文件，推动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尽管多党合作制度早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但是如何让党外人士发挥作用才是根本性命题。面对社会利益诉求越来越分化以及已经形成的不同利益团体，作为执政党，中共如何包容这些利益团体，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下，周淑真认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目前统战工作的最大考验是如何整合不同利益群体，如何更好地让民主党派动起来，“所以，中共关注党外人士人才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
强调正职安排
“现在八个民主党派已经获得较大发展，从‘文革’后的6.5万人增长至近80万人。但与执政党8000万党员相比，比例还是太小。”周淑真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数量总体不足，有的领域存在青黄不接的现象；有的领域高层次人才匮乏；发展不平衡，相对集中于教科文卫等领域”。
周淑真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民主党派成员中有造诣的一流的专家学者并不多，比如九三学社以科技界为主的民主党派，院士也大大减少。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甄小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各党派“趋同化”现象日趋严重，各自的组织特色正逐步失去。
“党外人士选拔行业限制也是值得注重的问题，比如新闻单位、军队、保密部门的人员加入民主党派是受限制的。”周淑真说。
实际上，在党外人士人才范围选拔上，此次中央文件已有突破，《意见》要求“探索打破身份、区域、部门、行业和所有制限制的体制机制”选拔党外人士。
上述中央统战部四局(干部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建国初期，中共与民主党派就协商了4%的党员发展比例，并且还圈定了“三个为主”即“中上层人士为主、大中城市为主、协商确定范围为主”。
早前，杜青林曾撰文指出，要深入研究党外代表人士的成长路径。要密切关注各领域崭露头角的党外人士，及时把他们纳入视野、跟踪培养、给予安排。但要把握“政治性是根本，专业性是前提，群众性是基础”这个标准。
在扩大范围选拔党外人士的同时，《意见》还要求“加大推荐使用力度，有针对性地在人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政协、法院和检察院、高等学校、国有企业、科研院所、人民团体等做好推荐使用工作，适当增加安排职数、扩大安排部门、推动正职安排”。
最近，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贯彻学习《意见》时亦是强调“要重点推动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进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领导班子，加大政府部门正职安排力度”。
“十八大前夕，中央再次强调加大力度安排党外人士任政府部门正职，其意义深远。”周淑真分析说。
2007年，时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万钢和无党派代表人士陈竺先后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长久以来，党外人士基本任副职，甚至担任副职的党外人士在升迁上基本按照‘副职晋升’规律进行，也就是说从下一级副职直接升任上一级副职。”周淑真认为，从《意见》来看中央已有意识扩大党外人士任正职的范围以及着力解决目前非中共人士基本都是“副职”和主要在“文教卫部门”安排的现象。
甄小英认为，中共应适时改善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各民主党派要深度参政议政，也许推动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正职是改善领导的一种方式。
改变权力运行机制
“加大政府部门正职安排力度，有利于改变党外人士‘副职晋升’的路径，增加其工作能力的历练。”甄小英认为，多党合作制度应该做好顶层设计，增强党外人士的社会影响以及其包容性，这有利于抵制不期的社会风险。
亦有舆论认为，安排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门正职，中央旨在对国家权力构架和运作机制作出调整。
“2007年，万钢和陈竺先后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之时，舆论最为关注的是党外人士任部长后能否处理好与党组书记的关系”。 周淑真说。
为此，中央统战部在湖南召开了“关于党外人士任实职如何处理好与党的关系的研讨会”。
周淑真参加了是次研讨会，她认为，“这不是太大问题，因为一些重大问题都是通过党委集体决策制定的。”
作为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的试点城市，上海市委统战部在宣传经验时曾介绍党外人士如何处理好与党组的关系。“如市科技工作党委规定党委会议题确定前，书记与主任先行沟通，涉及行政业务工作的重大问题，书记要与主任充分讨论和酝酿；涉及干部人事任免事项，在民主推荐考察基础上，经书记与主任充分沟通并征求意见，以及党委书记与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干部处处长共同酝酿后，提交党委会讨论决策。”
周淑真显得很乐观，她认为，非中共人士担任政府部委正职，将会给权力结构带来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将对传统权力运行机制产生重大影响。
“但前提是党外人士担任政府正职数量足够多。”周淑真补充说，“中共要有胸怀，民主党派要争气。”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