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比高大的塑像更能作为城市的标志吗？从象征美国的纽约自由女神像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救世主耶稣雕像，这些高大的塑像闻名世界，让人印象深刻。然而，世界上最高的塑像却花落中国，中国河南的鲁山大佛（又名中原大佛）以128米的高度问鼎全球。这座将近30层楼高的佛像如果加上22米的莲花宝座和25米的基座，其高度将达到惊人的175米，几乎相当于两座自由女神像。

佛教自古就有造像史，自乐山大佛动工之后，中国才开始了建造巨型佛像的历程。乐山大佛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1200年来这个世界之最未被改写，但在当今的中国，71米高的乐山大佛也只能排在第六位。佛教雕塑，是僧徒通过它，形象地宣传佛教教义，起到“观者听，听者悟，进可以击心，退可以招劝”的作用。但目前中国的27座高于16米的塑像中，除了乐山大佛和四川容县大佛外，皆为重建和新建，除了常见的大佛、观音等外，还有包括各种巨型关帝、炎黄帝、孔子和毛泽东像。

越建越高的巨像伴随着其周边开发的大佛景区和动辄上百的门票，其经济价值已远高于其宗教意义和艺术意义。数据显示，全球43座高度超过50米的巨型塑像中，中国占据了10座，其中除了乐山大佛是建于唐玄宗开元初年以外（公元8世纪），其它均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后，近10年来中国新建的50米以上巨塑达6座之多。这些动辄投资上亿建造的大佛、观音、关帝、炎黄二帝像等像雨后春笋般竖立在中国的士地上，伴随周边的开发而成为国家级景区。名不见经传的河南炎黄二帝巨塑和沩山千手千眼观音收费分别为60元和40元。世界最高的中原大佛2002年建成，铸造价高达12亿人民币，作为国家5A级景区门票收费120元，江苏著名的灵山大佛风景区门票更是高到210元。相较之下，有着千年历史的乐山大佛门票也仅为90元。

创意超央视大裤衩和国家大剧院设计者之和(图)

文章来源: 微博 于 2012-05-08

从文化层面对三个故事的不同解读       2012-05-08

有网友讲了三个故事： 1。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而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才行。厂家负责人说他们竭尽全力了，99.9%已是极限，除非出现奇迹。军方（也有人说是巴顿将军）就改变了检查制度，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几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从此，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2。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之后，就把罪犯送到澳洲去开荒。英国政府雇佣私人船只运送犯人，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多运多赚钱。可是罪犯的死亡率非常之高，平均超过了百分之十，最严重的一艘船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三十七。政府官员绞尽脑汁想降低罪犯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限制装船数量等等，却都实施不下去。最后，他们将付款方式变换了一下：由根据上船的人数付费改为根据下船的人数付费。船东只有将人活着送达澳洲，才能赚到运送费用。新政策一出炉，罪犯死亡率立竿见影地降到了百分之一左右。后来船东为了提高生存率还在船上配备了医生。 3。某日本高级酒店，检测客房抽水马桶是否清洁的标准是：由清洁工自己从马桶中舀一杯水喝一口。可以想象，这样的马桶会干净到什么程度。 网友结论：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人的坏念头受到抑制，而坏的制度会让人的好愿望四处碰壁 不错，制度的确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最直接的工具，重要性不可否认。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制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制度是人创造的，制度更是靠人去维护的。 简单的说，文化是制度之母。 从第一个故事里，先不追究其真实性，我看到的是一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试想，99.9%的合格率，在任何企业已经是极限了，我想就连航空航天产品都难达到100%。从理论上说，100%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所以，可能只有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民族才具备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不达100%决不罢休。 第二个故事，我看到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即使是罪犯，也要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船上的基本生活条件。罪犯的无辜死亡也是要追究责任的！ 第三个故事让我对日本这个民族的文化不禁唏嘘，只有这种武士道下的文化上级才能让下级以喝马通水来保证马桶的绝对清洁。 大家都看到了，制度非常重要。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这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例子呢？为什么中国人想不出这样的制度来呢？中国的社会文化之下为什么就产生不了这样的制度？ 也许你说，没关系，人家创造了好制度，咱拿过来就可以。 橘逾淮为枳，什么事情到了中国就变味了。 降落伞99.9% 的合格率？太了不起了，人家俄罗斯只有90%！授予生产厂家集体二等功，号召全军向该厂学习。厂长书记记个人一等功。一千次跳伞中死了的那个士兵呢？追记三等功，授予人民烈士称号，并接受其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当然，制度的改良也是必要的。咱也试试让厂家亲自跳伞。可是厂家不会主动这么做的，军方要派一大员来验收。不难猜测，过不了多久，那验收大员整天忙活的不是看跳伞，而是一边收红包，以便在验收单上写下100%合格，并签上自己的大名。 罪犯在运输过程中死了？死了就死了呗！他们罪有应得，死的轻于鸿毛，值得为几个罪犯动脑筋嘛？死了倒好，省得再花钱养着他们。 澳洲那边需要人咋办？每次多赛几个不就得了？多赛俩，死亡50%还赚一个呢！谁说只允许巴士和火车超载了？哦，还有澳洲那边点卯的家伙，多给他几两银子不久打点妥当了？谁让你正儿八经的练习小学数学了？在天朝还有钱办不到的事儿？ 什么？要喝马通水？没门儿！这个“制度”，别说在中国行不通，就是在日本之外其它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行不通！只有日本这种变态的文化之下才能产生并维持这样的“制度”。 当然，我非常怀疑这三个故事的真实性，也不赞同1、3那样的做法，检验降落伞合格率根本没必要让人实地跳伞，即使要跳，也要带上备用伞，生命是最为宝贵的。同样，检验抽水马桶的洁净，有必要让水质达到可饮用程度吗？即使用这个指标，也可以用仪器测量，让清洁工喝马通水这样的制度是对人权的侵犯，对人格的侮辱，这样“先进”的制度，不要也罢！ 文化造就制度，文化也能维护或者改变制度。 我们常常会在报刊杂志或网络上看到类似的“发人深省”的小故事，其实用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精神追究下去，我们会发现很多故事都是伪造的，至少其细节是被大大夸大了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制度下才会使得人们不讲科学，不尊重事实，不以造假为耻呢？ 再好的制度，遇见了酱缸文化，都将一筹莫展。请参阅旧文： 闹民主花果山分粥 护文化美猴王智斗 2011-03-04 09:19:37 引子——“经济学上有个极好的例子：数人分粥。靠自觉，很快便出现迟到者挨饿的局面；推一德高望重者掌勺，很快便出现腐败。后改为轮流分粥，但分者食众人选剩的最后一碗。此后粥分极公。好的游戏规则就是让恶无机可乘”。“既然中国是奴才文化，主子要民主，奴才敢说不？”（by野性） ———————————————————————————— 话说悟空西天取经回来，就拉了八戒和沙僧一同前往花果山占山为王，整日介美食美酒，歌舞升平，好不快活。 猴年马月狗日，三人在水帘洞旁的桃园里拜了把兄弟，自然悟空为大，八戒，沙僧垫后。其余的猴儿们按王、卿、仕、庶、贱分为五等。 几百年过去了，这些年这东土大唐着实不太平，大小妖孽横行，尤其是那红毛番鬼，仗着坚船利炮每每进犯。不过这花果山天高皇帝远，老子有酒有肉就行，人间的事儿，谁都懒得去管。 忽如一夜春风吹来消息：瓶子里蹦出一个邓大仙，当了东土首领，大兴改革之风，白猫黑猫，一齐摸着石头过河。百姓欢呼鼓舞：富起来啦！生活比蜜甜。 山上的猴子们不甘心：俺们的生活也要像蜜一样甜！发展经济！ 悟空不含糊，立马任命八戒为改革天棚大元帅，主管经济；沙僧为精神文明大将军，物质精神一起抓。 只几个月，花果山上砖瓦房代替了茅草屋，蓄水池让桃树在大旱天也得以浇灌，猴儿们更能天天冲凉，一条平整的山间小道直通山脚，最叫猴儿们振奋的是，“铁母猴”别动队带领一帮攀爬高手，把山寨半腰铁架子上的高压线“截”了过来，通到每家每户。至于精神文明，沙僧要求猴儿们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当众挖鼻孔撸毛抓虱，冲凉避母猴发情期注意保护隐私等等等等。 众猴欢呼，悟空甚喜。可大王毕竟高瞻远瞩，这电有了，灯有了，电话呢？电灯电话才能奔小康。 于是悟空派遣10名优种猴，去一个叫阿妹丽佳的国度游学取经，把电话技术带回来。 数年之后，只有一名外号“海龟”的驼背猴儿回到花果山，他不但带来了电话，还带来了一颗宝贝“明珠”，叫“逮猫客拉稀”。 当每家每户安上电话后，悟空首先打了一个处女电给海龟：好小子，干的漂亮！你比那9个数典忘祖的家伙强多了，老孙要好好奖励你，赶快把那明珠带来给老孙瞧瞧！ 海龟一听明珠，立马两眼发光：“大王，这明珠真是好东西，有了明珠，大家可以平蹲，谁也不会欺负谁了！大王莫急，有了电话，俺可以用电话将明珠送到各家各户。” 悟空纳闷：这小子葫芦里卖什么药？老子从来没歪着蹲啊？除了那牛魔王，谁敢欺负老子？就是那老小子，昨天还来进贡了不少漂亮小母猴呢！ 海龟继续道：这明珠，说白了是一种制度，有了它，就不会有猴儿挨饿，比如咱分粥…… 由于水帘洞里安的是死鼻客电话，八戒一旁听了若有所思：这，这明珠是要坏了咱花果山的规矩啊！猴哥，把这小子逐下山去！ 悟空正色道：呆子休要胡来! 不就是分个粥吗，你去把那分粥的白头老猴儿叫来咱一块吃个饭，让这几个贱母猴给咱洗洗脚……。这花果山上，哪有吃饭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夜逍遥不表……。 第二天一早，全花果山众弟兄聚在山头分早餐——皮蛋瘦肉粥。 按老规矩，由德高望重的白头猴掌勺，悟空用特大金边碗盛满，八戒元帅和沙将军其次，之后白头猴按公平原则一人一勺。 正要开勺，海龟扯着嗓子发话了：赖呆死尖头们，公猴母猴猴仔子们，俺放弃了阿妹丽佳的天仙美景回到花果山，给各位带来的不仅仅是德律风，还有更好的东西，叫明珠！昨晚电话里已经解释了，这明珠比咱用了几百年的“砖子”好千百倍，看看这早餐，凭什么有的猴儿分得一大碗，有的猴儿就这么一小口？难道就因为他头上有一个马桶箍箍吗？明珠，就是一种制度，有了它，每个人有一样的粥，花果山不要饥饿，要明珠！ “不要饥饿，要明珠！”口号声回荡在山谷。 八戒耐不住性子了，瞪眼对悟空说，“猴哥，这小子莫不是吃了豹子胆了，俺老猪把他一耙子做了！” 悟空道：呆子莫急，老祖宗有话，不变可应万变。俺到要看看这明珠是啥玩意儿。 沙僧迎合道：对，听大哥的。 海龟看看众猴响应，越发兴奋：“德高望重是靠不住的，如果有好的游戏规则就让恶无机可乘！我们要改革，今后大家轮流掌勺分粥，但分者食众人选剩的最后一碗。这样公平吗？” “公平，好！” “那好，今天时间有限，来不及明珠选举，俺自告奋勇分粥，但俺吃最后一碗！大王意下如何？” 悟空不动声色，转动着手里的金箍棒说道：“好，这明珠好！俺任你为粥汤大元帅！开始分粥！” 这海龟也不含糊，拿起勺来，上下起落，左右舞动，不一会儿百十来碗粥就分好了。这正是： 不多不少一大碗 众猴眉开笑颜展 猴山吹来新风尚 皆把海龟明珠赞 众猴正要张口喝粥，却见几十位王、卿二级的猴头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好你个驼子，喝了几杯咖啡就不知道自己斤两了？谁敢动俺的稀粥！”。 那被革了职的白头老猴终于含泪开腔了：父老乡亲们那，一端起这碗，俺就想起了我们的大王，看看这电灯电话，马路楼房，比比过去的生活，俺感慨万千那！我一谢咱大王，过去……如今呜呜呜；二谢大王，过去……如今呜呜呜；三谢大王，过去……如今呜呜呜；四谢……呜呜呜……。 虽然谁都没听清他说了什么，但底下已是哭声一片了。八戒乘机叫到：没有美猴王，就没有新猴山！ 众猴一惊，抬起头来，只见悟空高高站在最高处的飞来石上，虎皮裙随风招展，左手紧握金箍棒，右手指向前方，浑身金光闪闪，光彩熠熠…… 扑通、扑通……猴儿们一个个跪下，那白头老猴儿又道：俺年岁大了，胃口不好，这牙口也不行，这碗粥俺分一半给大王。说着就捧着碗走到锅前，倒了一半进去。 其它猴儿见状，自觉地排成一行，纷纷把碗里的粥倒一半进锅里，有几位干脆倒得一粒米不剩，舔舔碗边说：俺不饿，俺不饿。 悟空一个跟头从石头上翻下来，单手高举粥锅说道：孩儿们，各位的心俺领了，明珠咱要，粥也要吃，不能饿坏了身子啊。敬老爱幼是花果山的优良传统，我们要世世代代保留下去。俺最近要注意血糖血脂，今天吃几个仙桃足矣，俺的这份粥就赏给老弱病残的猴儿们啦！对了，俺洞里还有进贡来的几个美女猴儿，各王、卿二级首领各分一名！ 众猴又是扑通跪下：“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只有那海龟孤零零地在一旁呆呆站着。 “平身， 平身！各位好生吃粥，俺休歇去也。” 悟空说罢，拉着八戒沙僧往水帘洞走去。 八戒嘀咕道：猴哥，俺肚子饿着呐！ 悟空哈哈一笑：呆子，咱喝酒去！明天早上保你吃个饱！ “明天？还不一样是海龟分粥吗？”沙僧不解地问。 “是啊，还是那海龟？”八戒也是一脸狐疑。 “蛋定，蛋定，”悟空一抹腮帮子上的黄毛：“二位瞧好了，咱酒不过三巡，孩儿们就把那海龟做脱了！” …… 又是几百年过去了，花果山依旧莺歌燕舞，潺潺流水，只是每当桃花盛开季节，桃树林里间或有几株淡淡的茉莉花。永恒不变的是，“万岁”声还是时不时此起彼伏。 当然，海龟创立的明珠分粥制度继续实行着，只是有的猴子比别的猴子更加平蹲一些罢了。 听说那9个滞留在阿妹丽佳的猴儿常常打电话到花果山推销明珠，可听到的答复几乎异口同声：吃饱了撑的！不过这9个猴儿十分坚定，坚持每天一边品着“蓝山咖啡”一边打电话呼吁：“猴儿们到山顶去，到树梢儿上去，一起起来推翻弼马温的砖子！” 最近听说，花果山上的电话都被装上了Caller ID了……。   由悟空孙张贴   wenxuecity     多读一些历史，才能更了解现实     2012-05-09 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主要是说历史的面目随着政治的需要而变来变去，可是我发现历史的长短也是可以任意伸缩的。 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中国历史从何开始，大概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说中国历史始自1949年，只要你一提到什么伟大的成就，咱老祖宗早在若干千年前就有了。 可是，你提到什么腐败造假道德沦丧，那一定是从1949年开始的，而且都是共产党的罪过。 昨天谈到食品造假，有网友就来了一句“前无古人”。真的吗？ 其实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我说过多次了。 不错，如今的毒大米、毒面粉、毒馒头、毒牛奶、毒豆腐、毒蔬菜、毒猪肉、毒鸡蛋、地沟油、毒酱油、毒海带、毒、毒、毒……罄竹难书。 难道这都是从共产党执政后开始的？公平的说，自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毒假食品在中国是极少见的，当然那时食品本来就是紧俏商品。 改革开放带来了商业的快速发展，人性的丑恶也得到了压抑之后的大爆发。毛泽东时代是用秦始皇试的暴政来维持社会稳定，如今一有放松，邪恶与腐败就如溃坝之堤。 不必讳言，中国人惯于造假。眼下假货猖獗，原因之一是可充当商品的东西比以前多了，科技的发展也使得造假更容易了，虽然我们的制度比过去有了改进，虽然我们的法律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人性，人心，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没有根本的改善，造假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 如果我们一厢情愿的把造假都归咎于某些部门，甚至一股脑地推给执政党和那些头头脑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人造假泛滥的问题，实在是太天真了。 我还是想重复那个老调：中国一切问题，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你我的问题，当然，执政党和政府是社会、历史和文化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历史的看，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国人这样沉迷于造假，制毒。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就缺乏良根性，人性败坏，从我读到的历史里，我还不愿意立刻就承认这一点。 “中华民族是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这是我们一遍遍听过的“史实”。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 在中国，“十商九奸”，“为富不仁”之所以能成为通行民间俗语，就是对中国人商业道德素质的一个客观的基本评价。在一个缺乏契约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国度，欺诈与造假行为在行业里见怪不怪，基本上被默认了。 早在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根据一些来华传教士和商人的报告总结出：“中国人最善于欺骗和造假。” “猪肉一般都注射了水——用注射器从大静脉里把水注射进去，这样，猪肉显得很重，这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注水肉’。”（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 ， 1862 － 1920 ）：《中国风情》， 59 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8 年） 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克鲁兹在广东逗留了几个星期，回国后写了一本观感，其中就提到广东人“给鸡填砂子或灌水，以增加出售重量”。一百年以后，英国的海军上将乔治·安逊率团访华，在其游记《环球航海记》里记载：“给鸡鸭填石子，给猪注水”等对他来说匪夷所思的事件。  或许，传教士的话都是不可行的，那看看我们自己人是怎么说的。 “欣欣向荣”的宋代，国人“邀利眼前，不顾身后，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周密《癸辛杂识》） 我想，幸亏咱科技不发达，要是那时就有了三氯氰胺，有了甲醛，那毒奶毒米也就不稀罕了。 人性的本质是自私贪婪的，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早有论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重利”本身是符合人性的，问题是一边假惺惺地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商人编入“九流”之末，一边又利益熏心贪得无厌，加上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唯利是图者怎能不干出那些害人的勾当？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指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导致生存成为第一考虑，为此更可以不择手段，突破一切道德底线。 道德的底线一旦被突破，后果是十分可怕的，中国近代的历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不在食品上做文章，其它方面的造假也是层出不穷：从甲午海战中国舰船上的被灌了沙子的哑弹，到大跃进时代能托住儿童的稻谷，再到汶川地震中顷刻坍塌的教学楼，这些叫人心都在流血的悲剧让那些历代都不足为奇的假家具、字画、瓷器、钱币等等的作伪变得不值一提了。 山寨文化自古有之，而今只是迈步从头越了！ 从头越，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难怪严复早在100多年前就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绝不始于1949，至少腐败造假的历史远不止60年。我们要彻底根治中国社会的顽疾，就要找到其历史根源，而不是凭个人情感，把屎盆子往某个个人或政党头上一推，再高喊几句打倒革命等道德口号就完事了，只要你不是故意像打扮小姑娘一样打扮历史，你一定会看到今天的社会不过是几千年周而复始的一个轮回而已，用革命结束一个专制必定是下一个专制的开始。  我又联想到前几天争论的中国户籍制度。 有网友贴文《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该文给读者一个错觉，似乎中国历来只有户籍登记制度，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而共产党来了之后，从58年开始就实行了户口制度，剥夺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点是不错的，自49年到58年，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确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民有迁徙权利的时期。 当然，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后来实行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不利于中国农业人口城市化顺利进行。 据说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共产党的罪恶可真是罄竹难书，人间任何的罪恶共产党都有一份，人间所有的不公都是共产党造成的。说到中国的户籍制度，共产党自然是又要被揪出来痛扁一顿，就好象文革是的四类分子，一有任何动静就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   文革离开我们真的还不远。   不错，户籍制度就是对农民专政，它剥夺了农民的基本权利，使农民成了二等公民。 其实，批判户籍制度的朋友还没有意识到另一涉及更广的问题：户籍制度影响的不单单是农民，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不可以跨省市迁徙的，一个户口本就决定的你的命运。 比如我，虽然出身地是上海，但是我却没有资格在上海上学，因为我的“户口”要随我那被发配的边疆的父母，于是我就有幸在小小的年纪领略的大西北的黄土大漠与戈壁风沙。 我的父母，一走出校园就把青春献给了“祖国”，虽然做到厂长校长，但想回到上海做个普通的工人或教师都是妄想！ 共产党真是罪该万死！毛泽东利用户口修理中国百姓，这是他的邪恶发明！打倒……。 我其实是很有资格喊这样的口号的。可我超越了只喊口号满足口腔快感的愤青年代，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反思：这样的户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 我也希望这些都是毛泽东一手炮制的，那就太好办了。如今毛已成了木乃伊，只要批倒了毛，中国不就民主自由了？ 可惜中国的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简单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大脑。   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知道中国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从商代就开始了。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就是登记人口的意思。 至秦代变法之后，秦的户籍制度即规定“（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编制户口册，“伍”也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至此，户籍制度成为秦国作控制社会，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 历朝历代，户籍记载各民户的人口和土地，凡稽查人口、征集兵丁、调派劳役、征收赋税皆以户籍为主要依据。这种统治手法一直延至明清。历代帝王对户籍都十分重视，把它作为统治、剥削、奴役人民，维护专制的重要工具。 当然，专制社会的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登记名字的花名册，它实实在在地控制了人口的自然迁徙和流动，尤其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保障赋税和兵役的顺利进行。 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 为了防止脱籍，政府严禁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种“街道居委会”的基层组织无形中就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唐朝实行乡保制，五家为一保，四家为一邻，百户为一里，五百户为一乡。每里置正一人。里长的职责是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伪，催驱赋役。”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育民先生曾对历朝历代的户籍制度作了多年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自唐朝开始完善，唐代的“貌阅”制度就是按其年龄、相貌对男丁逐一核对，规定“每岁一团貌”，连脸上的疤痕和记痣等都要记录在案。所以，户籍关系到社稷的兴亡，朝廷对于户籍的管理以及对这一制度的违反的惩罚也是异常严厉的。《唐律疏议•讼律》载：“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    到了元代，在登记鼠尾簿（户口）时，“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并规定“邻佑、主首、社长互相保结，不实者罪之”。 朱元璋推行的“户帖制度”，则是今天户口本的原型。 洪武三年，明政府开始在全国推行“户帖”制度。《明太祖实录》卷58记载： 洪武三年十一月，明太祖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于是户部制户籍、户帖，各书其户之乡贯、丁口、名、岁。合籍与帖，以字号编为勘合，识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户口之登耗，类为籍册以进，著为令。 为保证户帖制度的顺利推行，订有严格的惩处条例：“令有司点闸比对，有不合者，发充军，官吏隐瞒者处斩。” 在推行“户帖”时，朱元璋更是利用大军“点户”和严刑酷法，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 清朝的户籍成为保甲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来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户有迁移，随时报明，换给门牌。 到了民国，“户籍”有“法”可依了，国民政府推行《户籍法》，1937年，又颁布《保甲条例》，在全国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制。即使台湾，自1945年一直沿用日治时期的户籍管理制度， 直到取消戒严之后，台湾的户籍才实现了户警分立，民众迁徙才有了真正的自由。  当然，国民党在大陆时代的保甲条例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张废纸，但这并不说明国民党愿意给民众迁徙的自由，而是因为它自己连首都都一路从南京“迁徙”到了重庆，还有神马本领管住百姓不叫他们迁徙呢！？ 其实中国历史上民众最具迁徙自由的有两个时代，一是北洋军阀混战时代，军阀们打的不可开交，老百姓躲避战火四处逃窜；另一个是共产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自由迁徙”，就是死路一条了。 简单地回顾了一下历史，想说的无非是，户口不是共产党更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中国历史上的“户籍”以及对户籍的管理和对违反户籍的惩罚，毛泽东时代都是小巫见大巫，街道居委会的大娘们在亭长、伍保、保甲面前也得自渐形秽了。 所以，毛泽东不过是千百年来一个皇权统治的回光返照，仅仅把这个僵尸拿出来批一通而不在中国历史大视野下谈论中国社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社会要从当前的浑沌中走出来，单单理清楚毛泽东的家当也是远远不够的。再说了，从1949年到1958年，中国人的确是可以自由迁徙的。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户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为何共产党一开始给了中国人民9年的自由迁徙后来又剥夺了？户籍制度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理念有什么联系？今天我们取消户籍制度背后真正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通过取消户籍制度，我们又如何进一步的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具体来说，从户籍的取消，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承认双重国籍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和影响？既然一国国民可以在本国之内自由迁徙而和他人享有同样权利，那么移居他国之后“祖国”为啥就把这些人当抹布一样扔了呢？中国究竟应当实行双重国籍吗？ 骂娘是不管用的，愤青们，咱一起来学一点中国历史，理性地审视一下中国的现实不是更好？ 最后，我想请大家再认真思考一下：今天，中国的许多地区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人民，主要是农村人口可以自由迁徙了，但是，当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尽管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尽管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去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可是，他们最大的无奈和痛苦来自哪里？那些“城里人”有几个把“外地人”、“乡下人”当人看的？那些“上等人”、“有钱人”有几个在人格上和精神上平等对待那些普通的“乡下人”清洁工，钟点工，保姆和服务员的？ 比起“户口制度”，这种无形的枷锁和桎梏来自何方？ 由悟空孙张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