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励之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 芦笛 方励之先生辞世后，“民运“领袖们竞相谀墓，其中以严家其与高皋伉俪合著的《方励之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最为别致，堪称独擅胜场。文章说： “可以说，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就是方励之在1989年1月6日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并由此触发了‘天安门学生运动’。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是当代中国划时代的事件。这一事件一方面撕开了‘人民共和国’的面纱，暴露了邓小平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专制独裁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全世界对邓小平‘六四大屠杀’的谴责，促使邓小平最后放弃‘共产主义’，使中国走上了‘共产党专政下非共产主义化’的道路。可以说，没有方励之，就没有1989年天安门运动，也不会有1989年后中国‘非共产主义化’的大变革。方励之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 这段话的论证思路非常浅显明确，任何人都不可能误解：1989年以来中国发生的“非共产主义化”是历史大变革，而这变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方励之触发了六四大屠杀，在全世界人民暴露了邓小平的真面目，引来全世界谴责，促使邓小平放弃了共产主义，使得中国走上了“非共产主义道路”。方励之既是这一连串因果链的初始原因，当然就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反过来，如果他不触发六四大屠杀，那么当然也就不会有后面这一系列“坏事变好事”的良性变化了。所以，大屠杀是中国大变革的推动力（虽然不是“第一推动力”），而方励之的历史贡献，就是作为“第一推动力”，推动了大屠杀的发生！ 关于六四，本人写了本25万字的《六四功罪》，放在网上让人免费下载。该书主题就两个：谴责共党的“屠民治国论”，以及批判学运领袖信奉的毛共“斗争哲学”。针对后一个论题，我反复指出，八九学运不是什么民主运动，而是中共革命的余绪。运动的领导者与参加者对西方民主毫无了解，运动毫无公民权利诉求内容，指导思想完全是毛共的“斗争哲学”，具体策略则沿袭了毛共当年在国统区搞的“合法斗争”，其目的不是通过有节制的理性斗争，达成对人民有利的妥协，而是暴露中共的凶残本质。 不但柴玲当年把这点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 而且，二十多年后，著名的“民运理论家”严家其先生还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共的“屠民治国论”，隆重推出了“屠杀动力论”与“屠民变革论”，雄辩论证了中共大屠杀是促使中国走上非共产主义道路的动力！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流血冲突。国内公映了《苏修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的挑衅》的新闻纪录片，其中有这样的场景：江中心主航线我方一侧七里沁岛上，全体民兵出动，人手一只大木棒，用木棒痛打入侵的苏军的坦克与装甲车。我党的意图一望即知：我方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你方是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我以平民对你的正规军，看你怎么办？你敢杀人么？杀了咱们的平民最好，让全世界人民看看你们的凶残面目和反动本质，用鲜血擦亮人民的眼睛！ 这种无比下作、灭绝人性的龟孙子兵法，让二十刚出头的我看了从头冷到脚，从此彻底打消了对我党一切幻想。没成想当年“学运背后长胡子的人”如今还专门出来论证，这么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只要中国能发生大变革，哪怕是蓄意触发中共疯狂屠杀百姓也是应该的。方励之正是因为推动了大屠杀，才促使中国发生了良性的大变革，所以才能青史留名，万古流芳！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这种“理性论证”透出来的铁血心肠（不说是毫无人性吧）姑不论，先看看理论家的逻辑。请问作者：大屠杀对“中国大变革”，到底是必要条件呢，还是充分条件呢？所谓必要条件是说，如果没有大屠杀，中国就不会发生走上非共道路的大变革；而所谓充分条件则是说，只要发生了大屠杀，中国就一定会发生这个大变革。 我想，两位再是铁血心肠，恐怕也不敢认为大屠杀是大变革的充分条件吧？可惜，大作的整个立论基础，就是认定了大屠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若两位认为没有大屠杀，中国照样会进步，则方励之也就不再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了，弄不好还得是历史罪人，是不是？既然如此，敢问二位：今后中国要继续进步下去，彻底脱出共产道路，转为民主国家，还得需要多少次大屠杀，以及多少个蓄意挑起它们的“第一推动力”？你们又准备牺牲多少无辜中国百姓？ 任何一个过来人都知道，这些谬说完全颠倒了真实的历史。八九学运前的中国，是1949年以后最有希望的时期。不但国家在胡赵体制的主持下，开始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而且实质性政治改革即将出台。当时中共不但已经开始试行“党政分开”，据戴晴披露，他们还准备把“四个坚持”从宪法中拿掉。在中共愿意主动改革之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该补台，不能添乱，遑论拆台。可方励之先生却以其一系列哗众取宠的轻狂举止，煽起了两次毫无必要的学潮，生生断送了中共建政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一健康局面。 1986年底，科大学生为选学生代表起哄，方励之火上加油，在学生集会上公开煽动学生起来闹事，胡说什么：“民主不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赐，而要靠自下而上的斗争。”那个讲话立即被学生写成传单，寄到全国各大学，短期内就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潮。那次闹事的结果，是胡耀邦下台，他与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等人被开除出党。 胡耀邦的下台，给改革大业带来了第一个沉重打击。对方励之的这一历史功绩，王丹先生作了充分肯定，在其追悼文章实事求是地指出：“方先生1986年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时，直接推动了86年的学生民主抗议活动。”按“民运”领袖奇特的逻辑，把胡耀邦闹下台，当然也是对“中国大变革”一个推动。只是他们纵是利舌如簧，想来也无法解释方先生为何会对邓小平那阴森森的警告无动于衷。 86学运后，各大学传达邓小平讲话。老邓杀气腾腾地说：“我们不怕流血！”“抓了一个魏京生，我们的国际形象照样好！”（后来那讲话被收入《邓选》，但这两句话被极大地柔化了，魏京生的名字也改成了“某些人”。）我当时就被吓得全身血液都凝固了：凭我对伟光正的了解，我知道中共可是“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的，那话绝非虚声恫吓。正因为此，八九学运爆发后，我从一开头就预见到中共一定会铁腕镇压——老邓早在两年多前把这前景说得朗如天日了。 然而方先生却丝毫没受到惊吓，非但不戒慎恐惧，反思一下他哗众取宠的煽动言行已经造成的严重恶果，以及很可能在未来引出来的血腥后果，反倒更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作为中国的异议人士领袖，方先生要比后来的刘晓波、艾未未等风光百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非常善于制造轰动国际的重大新闻。 1989年年初，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信，说该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又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尊重”，因此建议“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他除了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途径向中共投递了这封信外，还把抄件给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代表林培瑞，后者将它翻译为英文交给外国记者，于是方励之便成功地又一次轰动了国外传媒界。如严氏伉俪准确指出的，这一公开信在国内的广泛流传，触发了几个月后的“风波”。王丹先生也承认，方是八九学运的精神领袖。 六四枪响，方氏夫妇才痛苦地发现了他们的失算——原来共党传授给百姓的“合法斗争”是用来对付有道德底线的国民党的，并不能拿去对付什么下作事都干得出来的共产党自身。可惜正因为从梦中突然吓醒，方氏夫妇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自惊自吓，毫无必要地逃往美国大使馆避难，使得他轻易挣来的名声遭受了重大损失。 方先生的个人损失无足道，令人切齿的，是中国人民为他和其他学运领袖的轻狂付出了沉重代价：数百乃至数千无辜平民倒在兽军枪下，大批无辜志士遭到逮捕、判刑甚至处决；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一垮到底，大批精英出亡国外；中共被“动乱”吓破了胆，从此成了惊弓之鸟，行将出台的政治改革方案就此冻结；朝野之间丧失了良性互动可能；中国就此错过了和平民主转型时机，原来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改革，蜕变为官僚集团对国有资产的疯狂掠夺，最终建成了今日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造出了一个巨无霸式的阻碍政改的既得利益集团，让中国就此陷在僵局里，迄今尚看不到一丝坚冰融化的希望。不意这种社会转型中遭受的重大挫败与畸变，竟被严、高二位大讃大颂，誉为“历史大变革”！ 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他先后两次闯下的大祸，方先生竟然至死无悔。如果说他在第一次学潮后尚不吸取教训，是因为低估了中共的凶残，高估了自己的声望与能量，那么，在六四大屠杀发生，他和李淑娴亲眼见到了共产党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纸老虎，而是什么罪行都能犯的疯狂野兽之后，总该萌生起码的“责任伦理”观念，沉痛检讨以“斗争哲学”去对付共党是否适宜，而他在这一民族悲剧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吧？在我看来，这是任何一个有最起码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该有的内省本能。 然而方先生却没有。他从美国使馆出来后，去英国当了半年的访问学者，曾在当地的学人集会上讲过话。那阵子海外学人还沉浸在中共大屠杀激起的悲愤之中，对我党深恶痛绝，根本就不是如今这些海外党卫军。但即使如此，与会者仍然对方教授临难先遁、望风而逃、把被他煽动起来的人民扔在血泊中的卑怯行径深为鄙夷，在会上提了若干尖锐问题，质问教授为何要逃入使馆，而不与被他煽动起来的人民共命运，搞得教授狼狈不堪，只好解释，这种事在历史上已有先例，梁启超也曾逃入日本驻华使馆，云云。 方先生不知道或是方便地忘记了，康梁在百日维新中当然也是轻狂肇祸者，但毕竟与他有个本质区别——人家并没有煽动百姓起来斗争，为自己争取民主。戊戌政变只是杀了“六君子”，虽然那些人也是受康有为谋反密谋连累的无辜替罪羊，但牺牲者的数量比起六四来简直不值一提。何况康梁虽然逃走了，还有个谭嗣同敢做敢当，在慈禧太后获悉他们的“围园杀后”密谋前拒绝逃走，在家坐待公差上门。方先生更没想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逃入使馆并得到美国人的庇护。在煽动年轻人与历史上最凶残的统治者起来斗争前，任何一个天良犹存的人都得想到这个问题。当初轻狂不更事，忘了这点情犹可恕，在踏着百姓的鲜血逃出生天后，再不沉痛反思，对牺牲者、受害者以及历史做个诚挚的交代，那就只有铁石心肠才做得出来的事了。然而直到方先生辞世，我们都没有等来他的忏悔。 不幸的是，“民运”领袖中就是不乏这种铁石心肠者，在其悼文中，严氏伉俪最后说： “方励之和他夫人李淑娴在1989年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是为避免遭受迫害而迫不得已的行为，在‘六四大屠杀’后几天、在随意搜捕和杀害人的特殊情况下，方励之、李淑娴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行为。方励之、李淑娴都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为了科学事业奋斗一生的人，他们是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对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人。” 贪生怕死当然是人类正当天性，谁也不能指责。但已所不能，勿望于人，自己怕死，就得也为别人怕死。既不能率先垂范，冒死犯难，就该深知自己没有煽动他人“斗争”的道义资格，否则就连中共当年的烈士都不如。在为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带来难以逆转的挫败后，还要罔顾事实，“反败为胜”，硬把它吹成“历史大变革”，把为中国、中国人民作出了杰出负贡献的不仁、不义、不智、不勇的轻狂祸国者捧到天上去，那就更是只有伟光正才做得出来的事了。敝人屡屡指出，许多所谓“民运”领袖乃是如假包换的毛共余孽。严氏伉俪的大作就是最新证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