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其一生，巴塔耶都身体力行地寻找性、死亡、亵渎和神圣的内在关联。"性"在他那里具有本体论的颠覆意义--在死亡和性面前，我们不断受到诱惑，"放弃劳动、忍耐、缓慢的财富积累，我们浪费、损失无度。"在巴塔耶的考证里，法语里的"神圣"和渎神有同一个词根，意味着神圣本来就包含着纯洁与禁忌、限制而后违反的双面含义。巴塔耶说，资本主义积累了那么多能量，必须要通过狂欢或战争消耗殆尽。作为禁忌的"性"，除了唤醒我们自身的"兽性"，也是通向神圣意识的手段。

在巴塔耶之前，小说家萨德侯爵就告诉同代人："你必须要详细地坦白你的性，我就能判断出你的道德和人性"。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20世纪继承了巴塔耶和萨德对"性"的道德颠覆。他将权力、性话语的生长谱系都纳入批判的对象。他发现，在基督教的土壤之上，从17世纪开始，社会逐渐要求每个人尽可能地坦白自己的性，借由对"性"的医学的、精神分析的无孔不入的分析、纠正和惩罚，"性成了一个可怕的秘密。我们的性经验不同于其他人的性经验，它服从于一个十分强烈的压抑体系。"

对"性瘾"的发现要晚于对其他性经验的命名和归类，而这一"疾病"在之前的几个世纪是由"唐璜"这样对性疯狂的人格的代表的。上世界40年代末，美国性学金金赛（AlfredKinsey）通过对一组大学年龄观察者（18-25岁）的长期调查发现，有3%的人反映"每周会有7次以上的彻底性性发泄（sexualoutlet，该词是性高潮的别称）"，他将这群人视为性过度人群。此后，每周7次（以上）的性被医生或惊声分析师们视为一个人是否有"性瘾"的标尺--因为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停止过度的性行为。

尽管面临争议，美国心理学会（APA）至今仍不承认"性瘾"作为一种确定的、可用规范的治疗根治的精神疾病。但精神（心理）学界对性瘾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研究显示，吸毒者和性瘾者同样会产生对多巴胺的以来，多巴胺是大脑快乐中心的神经递质。性瘾者更多追求的事精神上的快感。

从性别上，根据美国部分性瘾者匿名治疗协会的统计，90%的性瘾者为男性。女性大多被归为"爱瘾者"（loveaddicts），即不由自主地陷入依赖性男女关系无法自拔。

根据对性（感情）的强迫行为模式区分，美国目前最主流的四大治疗"性瘾"治疗团体，是"性瘾匿名小组"、"性与酒瘾匿名小组"、"性与爱上瘾匿名小组"、"强迫性性行为匿名小组"。

在性与爱上瘾匿名小组（SexandLoveAddictsAnonymous）提供的材料中，对"性与爱上瘾"的定义不局限于前文所说的每周7次的频率--"缺乏健康界限，在还没有了解一个人之前，就让自己陷入性或感情的关系中"、"强迫自己卷入一段又一段的关系，有时甚至还会有一段以上的性或感情的关系"、"像奴隶般的停留在对感情的依赖、爱情的刺激或强迫性的性行为中"······换言之，身体的强迫性性行为和由之而来的精神焦虑，被一同纳入治疗、纠正的范畴。

GQ贴身采访了四个坦诚面对自己"性瘾"问题的人，他们是：对性上瘾的男孩、滥用性的母亲，抑或享受性欲乌托邦的男同性恋者、一个在酒精和性中放逐自己十年的美国人。我们记录他们挥霍的欲望和与之牵缠的理性以及他们每个人如何以不同的理由和方式处理自己身上的兽性和人性。

他们面对GQ讲述自身不能承受的"轻"和"重"。因为和伴侣、家庭和自我的关系断裂失序，他们被抛掷于公众接受的普遍（性）道德架构之外。他们因为不节制的性而焦虑挣扎，但也试图通过信仰、和解和克制完成对自我的重建。如巴塔耶所说，他们身上的焦虑，恰恰反映了人性在确立自身边界时的徘徊。

或许"性瘾"和任何一种瘾一样，真正病因是失败的生活、失败的情感交流和失败的自我。正如其中一个受访者对记者所说的：我知道只有正常、积极的爱才能拯救我。

对性上瘾的男孩

前女友带走了他们一起养的小猫，慌乱中忘记了猫砂铲。衣服和杂物都挤在几个纸箱子里。走廊的地上躺着一瓶辣椒酱，一小袋米上落着灰尘。打开的旅行包胡乱塞着几本电影专业的书。一本《圣经》占据了简陋的小书桌上除电脑之外的空间。一切像是被洗劫过。

李硕再次毁了自己试图建立的美好生活。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努力在和自己身上这个野兽相处。然而，现在的他，看起开像营养不良许久的病人，是个未发育完全的少年——这是他和它搏斗失败的证据。虽然不断挣扎，他终究被那股强烈的欲望，透支了身体。

在过去的十五年，过度的欲望一直统治着他。一开始他只是好奇自己为何有这么激烈的欲望，再后来他开始陷入恐慌，然而，同时发现自己似乎越发沉溺。这种混沌无知又恐慌的状态，让他从青春期开始，就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生活中。

将寂寞、压力、罪恶感、愤怒、羞耻等情绪都“性化”(sexualized)——三年前，他读到美国的一些SLAA(性与爱上瘾者)匿名协会的材料，才发现自己是典型的上瘾，也才理解自己成为性瘾者的原因：他孤独、对自我否定、软弱······但作为一个内心傲慢的人，越孤独、越脆弱、越依赖性，就越孤独越脆弱。李硕一次次回想，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陷入这种状态中。

小时候，在有能力用“性”逃避耻辱之前，他寻找到的办法，是“死亡”。

10岁的时候，和许多小孩一样，他曾尝试“自杀”。因为再次没有完成作业，害怕老师以各种方式体罚。他从三楼阳台上跳下去，却落到底楼人家私自搭建的厨房上，扭伤了脚踝。那天下午他没有去上课。晚上父母听到同学的告状，知道他旷课，把他打了一顿。那似乎是他大脑里至今最伤感的画面。没有人察觉到他用这种极端方式发出的求教信号。在得到外界否定的回复后，他开始稀里煳涂地在家里找瓶瓶罐罐的化学制品，试图做成毒药，但总是失效。

真正转向性这个途径，是初中时。男同学间开始流传各种地摊色情文学，他在新华书店也看到类似的画面。他成功地仿效别人撕了几页，回家之后却恐惧的不知道将那几张图放在哪里好。如同害怕被狱卒发现，他依依不舍地将那些图烧掉。直到他说服了自己的恐惧，认为去新华书店偷书和撕几张图一样简单。当他被书店的工作人员抓住，父亲去书店交了三倍的罚款，在书店狠狠地把他打一顿，然后气冲冲地把他带回家。

他至今记得，那天家里请客，客人们照旧在灯光下吃吃喝喝，没有人直接问他(们)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他一个人在阳台的黑暗里坐着，害怕那些客人们知道自己的事情，但心里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大人们轻蔑地咀嚼过一遍了。饭局过后，没有人和他谈起这个话题，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这么做。从此，他就决定对父母封锁自己的内心。

从那一刻起，他和同班男孩的关系开始更为疏离，和父母也越发冷漠，他藏住这些无法言表的痛苦，久而久之，这让他自信比其他人在“精神上”都要早熟。尽管他认为父母的粗暴让他从小就无法正视自己的欲望和软弱，是他耻感的来源。但他自以为自己把它藏在内心就是很好的解决办法。却不想，只把自己越困越深。他特意和我讲述高中时，家教老师问了他一个问题：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觉得很高兴，终于有个人那样严肃地问他这个命题。但可惜，短暂的补习课程结束后，他再次失去与他人的内心的联系。

事实上，在女友决定离开前。他已经完全删掉了所有出格的视频。虽然他自己都怀疑这么做的意义。每次欲望来临时，他又会开始像饿疯的狼，寻找那些哀嚎的脸孔，随着快感褪去，理性回复，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恶心、病态。疯狂地捶打自己。周而复始。

前女友的离开，一部分原因是忍受不了他一天至少三次的欲望冲动。两人在豆瓣的星座小组中偶然相识。一开始，他们的“相处”“不错”——起码他以此不断告诉自己。然而，他终于还是注意到了，女朋友似乎胖些。他开始意识到，嫌弃女友其实是来自自己的不满足。

李硕试过拔掉网线、清除硬盘、修习佛教，但无一例外的失败。他曾在网上建立了一个性瘾资料翻译小组，试图用国外心理学的治疗内容来救治自己。后来，又结识了一些用佛教的戒律来禁欲的朋友。他告诉父亲自己信了佛教，是要解决“某个上瘾的问题”。父亲“哦”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他父亲是个唯物论者，所有的宗教在他看来都只是心理安慰剂。

但他禁欲的决心被西藏密宗的几幅双修图击溃——画面中的少女，缠绕在端坐的僧侣身上，让他反而有克制不住的冲动。

他试图找到这种欲望的源头，从源头把它切断。他也试图转化注意力，让自己被正常生活的逻辑带着走。

他在安徽的一个中专学习了摄影，做过一段时间的婚纱摄影师，他告诉母亲每个月有4000块的收入，但母亲不耐烦地说：就凭你，怎么可能拿那么高的工资，胡思乱想什么。后来他厌恶所谓的商业摄影，来北京自学电影。生活否定了他，他意识到，除了自我那个隐秘的发泄方式，他无法有效实现自己的任何欲望。

他一再渴望臣服于某种“神圣的”意志。如同“亵渎”和“神圣”拥有同样的词根。他相信自己受到过的诱惑越大，他越有信心抵达别的精神替代品。

当他21天没有自慰之后，他略显冲动地到教堂做了一个分享。他跪在地上，大声地在众人面前认罪，像请求羊群接纳自己。

不到第30天的时候，他终于在上班时试图打开一个链接，心里既希望又不希望链接的背后是让他恐惧的视频。

结果那个网页是个死链接。页面一片空白。他心里默念，感谢上天。他让自己相信，这是上天再一次对他伸出援手。而他也知道，只有正常的生活，才能真正医治他。

滥用性的母亲

频繁的自慰却是在她结婚后不久开始的，一天两次。其实婚姻，本是她救赎自己最重要的一步，却似乎成了她另一种沦陷的开始。

认识丈夫的时候，尤莉正试图摆脱伴随自己十多年的毒瘾和酒瘾。极端的欲望得到短暂满足后，会迅速把自己抛入一种虚空、可怕的状态。她为此开出的药方是，让自己爱上一个男人，并且热烈地期待组建家庭，让自己以责任的名义，拯救自己。

这是个不错的办法，然而，终究维持不了多久。开始的恶化是在婚后第四个月，她欣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在电话里说：哦，那明天再去吃饭庆祝吧，今天我要和哥们儿一起打台球。

长女出生后，争吵成了这段婚姻唯一不断升华的部分。尤莉开始发现丈夫的"厌食症"（心理学上的解释是情感冷淡型人格，患者无法与别人建立亲密关系）。年近30岁的丈夫似乎还没有真正的"自我"，仍然简单地活在他的父母为他浇筑的简单的模式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和为数不多的朋友踢球。公婆厌恶她的坏脾气，他们当着一岁多的孙女的面骂她"SB"，丈夫也从不阻拦。她对公婆的不满，会被丈夫原封不动地转达。

丈夫的厌食症成了她自慰上瘾的理由。她终于看清楚了自己：自己需要一种瘾，来躲避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她也才意识到，正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某部分失败，她似乎永远把自己困在失败里了。

事实上她一直希冀回到正常状态。重新审视过去，她察觉到，30岁之前她所有荒唐的经历，其实都是为了不让自己从那些虚假的高潮时刻掉落。

在青春期以前，她是个努力让父母骄傲的小孩。然而，整个青春期，她开始意识到各种禁忌的吸引。从14岁开始，她的男朋友都是以充满希望开始，以互相伤害结束。她意识到自己的不擅长，却不愿意承认，开始以反叛姿态包裹自己的恐慌。

因为人际和自我学习的障碍，从医学院退学之前，她把自己的头发梳成王菲的朝天锥，穿上韩流的喇叭裤和松糕鞋——这是她偏离所有常规的开始。后来她遇到了发小儿刘晟，后者留给她长达10年的毒瘾。戒毒之后，在梦中对复吸的恐惧又让她逃向酒精。在潜意识里，甚至在身体的感觉上，抓起酒杯、举起针管仍是同一种动作，一种通向抚慰的麻醉仪式。到最后，喝到接近麻木，条件性地往嘴里灌进手边任何流质的液体。她看到自己的朋友们，会抓起花露水瓶往喉咙里灌（只因为其中含有酒精）。

十多岁的时候，尤莉的母亲试图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但被她父亲制止了。在尤莉的印象中，家对父亲而言只是一个可以醉的地方。尽管父亲有各种艺术才华，但似乎从没有对她正脸笑过。到最后，她和父亲相处的方式变成：父亲禁止的（吸烟、喝酒、吸毒、早恋），就是她一心要尝试的。那是她和父亲两个人共同的失败，但因为两个人都无法直面而更加失败。

而或许同样失败的还有母亲。她母亲则从另一个极端将她孤立起来——不让她沾惹任何一点儿家务（即使在她34岁的时候），不让她过问家里的事情。每天挂着家门钥匙在外晃荡的尤莉，开始喜欢将零用钱分给发小儿们，换得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赞美和需要。

母亲没有直接反对她任何事情，但是往往在小病一场之后，淡淡地说一句："我看到你和某某在一起了，所以我生病了"。尤莉觉得她母亲这句不算抱怨的抱怨像刀子一样，足以杀了自己。

尤莉当时不知道她母亲对自己的高度包容是种拖累症（co-dependency，也叫互依症）。母亲觉得这一辈子唯一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就是尤莉，她生活的目标就是满足尤莉的需要。当尤莉陷入毒瘾、或者后来工作不顺利时，母亲总能表现出高度的亢奋。但尤莉一旦试图把握自己的生活，她母亲就显得郁郁寡欢，感觉不再被尤莉需要。

除了纵容和溺爱，她母亲从没交过她任何社交的技巧，尤莉习得的生存技巧都有着凌厉的外表和内里的不安全感。2003年10月16日，她被抓进看守所，同一监狱的有20多个人，她只花了5天就混到了"二板儿"，意味着晚上可以睡在老大的身边。其他人按照板儿的等级依次睡开，最下等的人离马桶最近。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给了她让人恐惧的气场，但她自己知道，那是种让人恐惧的绝望。

虽然自己似乎又陷入了性瘾这一新症状，但尤莉还是感知到，自己正在从对各种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

第一次有正常工作，是她加入一个面向吸毒人群的公益组织，经常去各种隐蔽的地方为他们"换针"，做心里干预。有次她负责一个款项有8万的项目，同组里的一个还没有告别毒瘾的男孩子嫉妒她的位置，在她的饮料里加了大量美沙酮。随即的眩晕和恶心感没有让她害怕，她很镇静，没在对方面前发作。但第一次，她对人有了无边的恨意。

她尝试过很多报复的方法，但始终都没有下手。因为之前是靠教会的帮助才彻底戒毒，她清楚自己没有杀人的权力。她一遍遍地问自己：为什么《圣经》里，该隐杀死了自己弟弟亚伯，上帝却仅仅是在他身上盖个印记将他流放，并且不让任何人杀他呢？

在三十岁左右，她通过戒毒所的规律生活、宗教，陆续卸掉了海洛因、白酒和自慰对自己的控制，也卸掉了自己对强烈的感官和情感的信任。第一次，她想模仿别人，拥有普通剂量的快乐和亲情。她知道，只有这个能真正拯救她。

有次，她做完心理辅导回家，鼓起勇气去向父亲"索爱"。她喊了一声"爸"，然后开始哭。她说："我真的特别需要从你嘴里听到你说你爱我"。

她父亲像往常一样喝了口酒，看着她（平常他不会盯着她看）。

"我知道你说这句话是有歉意的。但你知道爱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父亲说。

听完，尤莉站起身来走了。她知道父亲再次失败了，但是她不想让自己失败。他相信父亲是爱她的、母亲是爱她的，生活是爱她的。

享受性欲乌托邦的男同性恋者

尽管周六晚上的目的地酒吧有让人难以想象的密度，空气中躁动的荷尔蒙快让人窒息，Dean还是很快确认了自己的优越感。不停地有半个肩膀试探性地倾过来。几乎每天都会到夜店泡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享受自己的优势一次次得到确定，他需要这种感觉。

这天晚上Dean很有原则，除了几年前的某个一夜情对象穿过人群举着啤酒过来笑着碰杯，他似乎懒于证明自身的吸引力。他身边有特意从杭州飞来北京和他度假的男伴Sten。Sten是个略显沉默的男孩。

"我的原则是，要么是对方身材好，要么是他长得可爱。当然，当左右的这些原则都没有时，也有可能。"Dean对我坦白他的偏好。他的脸介乎明媚和刚硬之间，皮肤被精心保养过。

"没有这些原则？"我问Dean。他自嘲地说，在上海的这个圈子里，有段时间里,只有另一位比他年少5岁的男孩能和他竞争。他觉得自己能俘获众人的一个原因是"也许跟我一样底线比较低"。

"比如说，你平常跟那些你心里打80分的人发生关系，你想要一种情感上的默契，或者至少能谈得来。但是你真正想要的时候，一些只有50分的人也可以，也就是，大家互相把对方当成是工具。"Dean说。

Dean承认自己有对性的强迫症。有时候每天两三次，多是跟陌生人。在那种时候，某种程度上，他几乎是被动的被酒吧里一身精巧搭配的衣服、别人的一个眼神儿强烈吸引，他借此耗费自己的精力。又将这消耗作为自身力量的证明。聊天中他会为自己有过的性伴侣数量自豪，他坦白有过300多位性伴侣（这数字还在快速增多），但他仍然只愿意说自己只有（过）三位男朋友。

MARX：在酒精和性中放逐十年

“酗酒纵欲，对于我们这些有心理问题的人而言，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但如果你选择放纵，又不参与戒瘾的课程，那么你只有三种出路：进监狱、在自己的痛苦世界里挣扎、或者死去。”

MARX强烈要求我把这段话写到文章里。那是他对自己说的，也是他愿意和自己类似的人说的。

MARX，1957年生于美国，父母是医生，都是出生于二战中的德国人，因为无知和安全的匮乏，那代人在建立家庭的时候，也往往混杂着感情的生硬和冷酷，在MARX的印象里，即使在家里，父亲也像在医院上班时那样面无表情，尽管父亲出资送他去最好的学校读书，让他去最好的高尔夫俱乐部，只要MARX一调皮，父亲就会用皮带抽打他。

在MARX看来，他的父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里的典型夫妻，夫妻俩结合只是为了服务于更富有、健康而有生产力的家庭结构。他们的集合更多是处于社会暗示给他们的责任。孩子作为婚姻的后果，也必须有责任保持健康、正确、不允许有任何性倒错或者行为的畸形。

所以，他从小就以一种样式培养，男孩子就应该坚毅、沉默、自持。在他8岁的时候，按照传统习惯，他父母会在晚餐时给他喝些红酒或者啤酒。想让他像“正常的男人”那样饮酒，母亲在MARX上高中时，自杀过两次，都被放学回来的他发现，他放学回来扶起服下过量安眠药的母亲，喊来救护车，心里却只有对她的愤恨和疏远，因为害怕被母亲“遗弃”，此后多年，他一直与她保持距离。他因为母亲的抑郁而羞耻。

母亲多年的沉默又让他的愤怒无处表达，父亲和同样是医生的叔叔，从来没有对MARX谈论过母亲的自杀和抑郁症。他们的冷淡像手术刀一样，对非身体的精神病避而不谈，从外表上MARX遗传了母亲的沉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的后代，大学里他学的是枯燥的工程学——那至少能保证他在将来有不错的收入，但是他就开始意识到，这种冷漠和压力背后的不满足。大学的时候，他终于把可卡因带到课堂上，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找到一个人结婚。

他曾对自己发誓，在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上，不想成为他父母那样暴虐而冷淡的人，但他后来发现，自己在继承了父亲的勤奋和强烈意志的同时，也模仿了他的情绪化和顽固，在他大女儿两岁半的时候，他们的调皮和萌芽的自我，激怒了他，他忽然变得很强硬，冲他们大喊，他从女儿的眼睛里看到他小时候的恐惧，他停止了成人想当然的粗暴权力。

他这才意识到，心理疾病的传染力，甚至比生理的性疾病还强。如果不治疗，这种病症会以家庭生活为渠道一代代地流传下去。

结婚十年后，和第一任妻子离婚的理由很简单：妻子患上了购物强迫症，把自己的钱全都用来还各种信用卡账单。尽管他当时已经从一家大公司离职，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他试图送妻子去心理诊所，但妻子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对妻子的不满，兑换成了争吵、酒精和可卡因。

尽管MARX伪装的很好，但他知道和别人相处时，“感觉总是不舒服”。他把这解释为来自母亲家族的隐性遗传。和大学时一样，他们开始用适量的性和酒精对冲那种不舒服，然后到36岁时，他还是无可避免地变成了孤身一人，工作的唯一动力就是挣钱买酒，如此封闭的循环。

“回顾这一生的话，我最满意的还是赚钱的能力。”他自嘲地大笑，至少没有让父母为它买单。

Marx在自己的痛苦世界里呆了10年：快30岁时，他向妻子提出离婚，离开了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儿。每天的生活是“livedinthebottles”，雷打不动的：早上起床跑步三公里，上班，下班后回家喝上两升左右的威士忌或者50度左右的伏特加，自慰，倒头就睡。

他一个人最大可能地封闭自身，最长的一次，他和酒精、影碟在一个陌生的酒店共处了8天8夜，几乎没有合眼，没有警察破门而入，也没有亲人的电话。

他父母花了8年的时间，终于不再装作不知道他糟糕的状况。Marx的母亲为他拨通了AA戒酒会的电话，那时他已经39岁了，人生中最好的10年已经过去。

美国AA匿名戒酒会在1939年成立，是对禁酒年月的讽刺。这种协会致力于以12步骤法、适当的奖励（比如代表戒酒时间的荣誉勋章）和开放的组织帮助人们摆脱酒瘾。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鬼。”在一周两次的AA分享会，每个人拥有一样的开场白和身份，“我向上帝承认酒精毁坏了我的生活。”大家会为之鼓掌。

“我承认酒精让我丧失了诚实的能力……”

“有段时间因为宿醉，早上醒来我经常尿床。我给朋友们打电话，问昨晚自己到底干了什么……”

Marx在AA戒酒会反复了14年。每当他敏感地觉察到，他在戒酒团体里说话开始不自在时，他就会自闭性地停止会面。后来，偶然间的一杯朗姆酒让他持续饮酒三年多。

Marx的父亲不愿意对人承认儿子有严重酗酒的问题，他付钱让Marx参加一些治疗课程，“但那不是真正的关心，只是从医生的角度，他觉得我有必要接受一些治疗。”

38岁时，他才第一次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说他有中度抑郁症，给他开了很多抗抑郁药。用了三周的时间，那些药物减轻了他的抑郁伏况。但“可卡因只需要三秒”，他说，但眼神里显出无助。

8年前，他作为一家大型通讯公司的工程师来到中国。这个决定是次逃避，也是次机会：他想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在天津，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最后愿意为了她留在中国。在她为五十多岁的他生下龙凤胎之前，他偶尔还会在酒精的作用下揍打她。而在妻子生育后，他开始忍不住背着她，在卫生间里自慰。“啊，你又来了，哈哈”。她会笑着把门关上，假装不是什么大事。但彼此心里都理解，这可能是某种失控的开始。

为了呵护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现在Marx每周都会去一个SLAA戒除小组，SLAA的戒除模式不AA戒酒会一样，也是严格按照12步骤，首先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已的性上瘾问题，认罪、确立底线，然后用别人的毁灭来监督自己。

Marx喜欢去SLAA的原因，和戒酒会一样，是发现自己在其中并不是孤立的。他觉得这个感觉特别重要：如果把问题越藏越深，内心发脓的地方越来越难以触及，但就没有治愈的可能。

他发现那些参加SLAA的人，也多是自己在AA戒酒会碰到的那些人，每个人似乎都被不止一样的问题控制着。那也意味着，每周有三次，他们会在不同的场合共同分享自己的上症状——无论是酒精、性，或是其他。

他的SLAA治疗进行到第四步了，那要求他写下他有过的伤害别人的方式，他的恐惧和性交习惯。他觉得这一步有些艰难，因为要如此地清算自己。但他毕竟为自己告别了那段最孤立的时间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