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的毛泽东与贺子珍

贺子珍十四五岁参加革命，是枪林弹雨、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战士，严守着人的尊严和不畏强权的秉性。她完全读出了话里的潜台词，但她怎么会向强权屈服？立即回答他：“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零下40多度，生重病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金子做的！”

贺子珍的回答更是惹恼了暴怒的院长。

他是国际儿童院绝对的权威，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尤其是中国人的这种批评及冷嘲！他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火气越大。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

“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听了她的话，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她的血顿时涌到了头上，苍白的脸一下变得通红。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这些日子来所受的委屈，所积累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她的声音颤抖着，同他吵了起来。她逼视着院长，要他回答：“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利，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只是恶狠狠地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就撒手气呼呼地走了。

虽然双方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是，事情过去了，贺子珍生了几天闷气，也就把它丢下了。

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她来到门口一听，来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留下来，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最后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平时她跟贺子珍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应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她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他们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她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贺子珍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她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她拼命地反抗，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呵呵大笑，野蛮地拖着贺子珍往外走。“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把，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

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娇娇被从梦中吓醒，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她吓得大哭起来，喊着：“妈妈！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妈妈。但是，她被这些穿白大褂的人一把推开了。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时，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

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

但是，很快她就被人找到了，并被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被中国法庭判决为叛国者，最终还是由日本亲友收尸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将金壁辉逮捕。但是由于金壁辉背景复杂，究竟算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当局一时无法定夺。

金壁辉生性机敏，善于言词，常让法官哑口无言。事实上，以金壁辉这等层级，既不可能直接指挥屠杀平民的行动，也不可能贡正参与制订日军的军机大事，所以法庭要找到具体的物证和人证十分困难。法庭所知之事多半是根据她的自白，惟一可以定她于罪的似乎只有国籍问题：如果她被当成中国人，那么叛国死罪将不可免；如果当成日本人，以口本战犯审判的案例来看、除少数一级的司令官以及在交战中直接杀害平民的下级军官被判刑之外，其它的日本军人和侨民基本上都放回去了、即使那些作恶多端的宪兵队后来受到惩罚的也很有限。

1947年10月5日，北平高等法院法官在拥挤人潮的围观之下做出正式判决，判定金壁辉是叛国者，并处以死刑。判决文称：一、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生身父亲为肃亲王，无疑是中国人，应以汉奸罪论处；二、被告同日本军政要人来往密切，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扮男装进行间谍活动，引发了“上海事变”；三、被告参与将溥仪及其家属接出天津，为筹建伪满进行准备工作；四、被告长期和关东军往来，并被任命为“安国军司令”。

判决书首先确定了金壁辉的中国人身份，这是她罪行的起点。然而这个起点确涉及到一段复杂的历史，一段坎坷不幸的人生。清室遗族与民国政府始终关系不睦，民国初立，北洋军阀混战，黎民流离，而皇族仍坐享厚禄，自然招怨，最后冯玉祥撕毁民国的协议，以致皇族人人自危，这种改朝换代的无情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一个插手的机会。

川岛芳子受的是日本人的思想教育，那样的童年她无从选择。中国法庭却坚信她身上流着肃亲王的血是铁的事实、日本侵略中国的妄想与清室复辟的迷梦最终一起被理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具有多重身份的川岛芳子最终还是由日木亲友收尸，火化后的骨灰也还是回到日本，那个造就她也毁了她的地方。

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在北平遭枪决后，法医趋前确认。川岛芳子遭枪决后，脸上虽满是污泥血迹，但轮廓却清楚可辨

川岛芳子虽说不是什么绝代佳人，却也长得眉目如画。她冰肌玉肤，身材火爆，神态妖冶，无论是身穿笔挺的西服、华美的和服，还是身著合体的旗袍，都魅力四射，电火灼人。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歌星李香兰（山口淑子）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所记，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奇就奇在这位威风八面的安国军女司令肩头总喜欢扛一只猴子招摇过市。川岛芳子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比一般女子更解风情，那些如狼似虎的男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川岛芳子是情场高手，高中时期的“裸照”风波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她究竟征服了多少男人，连她自己也没个谱，日本军官山家亨，蒙古枭雄甘珠尔扎布（她的丈夫），日本特务大村洋、田中隆吉、多田俊、稻田正纯，伪满将军方永昌……真是一妇当关，万夫莫敌。

日军攻占北京后，川岛芳子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暗结善缘。她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大施淫威，广敛钱财，一些缺乏背景的阔老板受到敲榨，只好忍气吞声。有一次，梨园名角马连良不小心怠慢了这位十四格格，也只得在矮檐下低头，乖乖地奉上二万元“道歉费”，才得全身而退。

1945年8月6日凌晨，两颗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爆炸，又黑又大的蘑菇云顷刻间吞噬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其后九天，即8月15日，受到极度震慑的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东方的玛塔·哈丽”也随之走向了她的人生末路，她被国民政府当作头号女汉奸，逮捕归案，关进北京监狱。当局对她礼遇有加，不仅让她住单间，而且不给她戴手铐，据说这是经北京军统局特意关照过的。其后，民国法庭多次提审这位“东方魔女”，但她不断狡赖，将自己犯下的罪行推卸得一干二净。当时的法庭是根据疑罪从有的原则定谳，民国政府最终在1948年3月25日早上六点四十分将她处决。据监督行刑的检察官何承斌说，川岛芳子是个不怕死的人，她听说处决令已经下达，依然神色如常，只抱怨了一句法官没有证据而判她死刑，实在冤枉。临刑前，川岛芳子请求给养父川岛浪速写一封遗书，获得准许。原信是用日文写就，译文如下：

父亲大人：

终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

义女芳子

一代魔女终于伏法，但川岛芳子所犯下的罪恶却并不能因此得到清算。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也可以说是牺牲品），她至今仍被日本国内某些极端势力赞为二十世纪不可多得的“巾帼英雄”。无论川岛芳子有过多么耸人听闻的经历，但她卖国求荣，觍颜事敌，是劣迹斑斑、罪恶累累的汉奸，这一盖棺论定早已铁板钉钉，谁也无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