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薄熙来事件和陈光诚事件极大地困扰北京高层之际，地处中国最南方的广东却出现政改新势头，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广东政改情势的分析评论。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提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讲得掷地有声，确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汪洋主政广东5年以来，遇上2008年金融海啸，他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发展模式等转型方针，虽然生不逢时，但是秉承了广东走在改革前沿、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传统。他今次在广东省委会议提出破除‘恩赐思维’，肯定并非即兴之作，在薄熙来失势，所谓‘重庆模式’备受质疑之际，以汪洋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渊源，在十八大会议召开前作思想鸣放，意义上会否溢出广东省，值得注意。

”“汪洋要破除恩赐思维，打造幸福广东，理念上很令人向往，不过，内地高层官员思想开放者大不乏人，例如总理温家宝讲了几年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只闻楼梯响不见有人来，所以，汪洋这次解放思想，对人民来说会否是另一次画饼充饥，且拭目以待。”“现在，人民按宪法和法律争取应有权益，动辄得咎，轻则受滋扰，重则被投狱，这类事例罄竹难书。”“在恩赐思维影响下，不少内地官员根本不理会传媒监督，若被揭发不当或遭批评，官员整治传媒迫害新闻工作者，是常有的事，即使退一步而言，不少官员认为公布信息或答复查询，也是一种恩赐。所以，只有传媒可以在毫无畏惧之下，承担监督职能，则官员不敢造次，政府施政更在意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上严格奉行法治，则社会管理才会纳入正确轨道。”

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称：“中央日前批准新华社副社长庹震任广东省委常委，有望接替温家宝秘书林雄出任省委宣传部长一职，另外，南方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杨兴锋一职亦由新华社广东分社前社长杨健接替。广东宣传部门最重要的两个职位接连更替，事非寻常，有网民称新华社全面接管南方报业。” “在西方眼中，南方报业是中国新闻自由的代表，是指引中国走向民主的明灯，但在北京看来，南方报业是麻烦制造者、中宣部的头号对手。

近年来，南方报业的记者编辑在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中开枝散叶，形成强大声势，经常在话题引导、配合造势等方面南北呼应，东西联动，营造轰动效应，再加上网络发展迅速，令南方报业云集一批意见领袖，俨然可与中宣部分庭抗礼。如何整肃南方报业，成为广东最近几任省委书记的政治难题。张德江主政广东时，曾以经济犯罪为名，调查《南方都市报》副总编程益中，并将总经理喻华峰等人投入监狱。汪洋接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对南方报业相对‘仁慈’，实在迫不得已才温柔一刀，譬如著名时评人、《南都周刊》副总编长平就因发表‘出格言论’被撤职。

尽管如此，左派阵营仍然认为汪洋对南方报业的处理，既失之以软，又失之以宽，对自由派包庇暗纵，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临近，各种社会舆论风起，政治谣言、蜚短流长铺天盖地，当局有必要枪打出头鸟，杀一儆百。在这一背景下，南方报业被整肃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与温家宝一样，汪洋也为自由派所推崇，要让其大开杀戒，勉为其难。今次广东舆论宣传部门人事调整，明显不是汪洋的手笔，而是来自最高层的授意，否则怎么可能由新华社副社长空降广东，顶替在自由派中声望如日中天的温家宝秘书？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十八大前，任何政治异动皆有可能，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北京时间5月13日，数百名正省部级高级官员齐聚北京，以民主方式投票推选中共十八大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9位候选人名单。接近中共高层的可靠消息源透露在今年秋季十八大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或将恢复到江泽民时期的7人格局。随后美国《纽约时报》、日本《读卖新闻》以及英国《金融时报》也从不同渠道验证了此消息的可靠性。从目前各方消息来看，中共正在探索中国政治领导体制，试图进一步完善中国国家领导人制度，党内对此也正在形成长期的共识，以确立下一代中共领导集体的正式人选。

战争年代政治局成员更迭频繁

回顾历史，自中共建党后，对于其自身领导人制度的探索一直未曾停止，有了不少制度创新，如今天中共党内最高职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便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逐渐摸索中确立的。从1945年中共七大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简称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十二大会议上修改党章，不再设立党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以总书记为最高负责人，最终使得该制度确立。不过在这个摸索过程中，也不乏失败经验，如毛泽东时期的一人独大，领导层频繁更迭等。

而在此轮报道中的外界所关注的政治局常委会人数变化，实际上也并非一成不变。该（委员会）自1928年7月六届一中全会开始成立，最初就是由向忠发、周恩来为首的五人组成，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中共面临的情况极为严峻，这时的中共领导人中，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甚至叛党投敌，因此政治局常委会人数及成员组成变化极大，虽然在大部分时间维持5人格局，但是也出现过4人或6人的偶数情况，甚至在1930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出现过只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3名政治局常委的情况。

在成员组成方面，既有周恩来、刘少奇这样一直位列常委的元老，也有如卢福坦、顾顺章这样昙花一现的“叛徒”，但人数一直未曾超过6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或因为身处战争年代，较少的人员构成有利于意见迅速统一、保证安全、掌控全局。这种情况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并列第一序位后才有所改变。

摸索中确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如果说1949年中共建政前政治局常委变化是由于外部环境所限，那此后直到1982年之间政治局常委的变化则更多地源于中共自身的权力斗争。这期间毛泽东一人独揽大权、凌驾常委会之上的情况至今依旧被毛的反对者们诟病。由于文革等政治原因，政治局常委组成成员除了毛、周、朱三人外，其余人员变化极大。1973年十届一中全会上有11名常委，但是在1976“四人帮”倒台、毛，周，康，朱，董接连去世、邓小平被撤职后，常委中仅剩华国锋与叶剑英两人独撑大局的极端局面。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可以说是中共政治制度上的一个节点，正式废除党主席和副主席的设置，以总书记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以党章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中央政治局权威的合法性，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权力最大的机构，是党和国家的双重权力核心。另一方面或许由于吸取文革的教训，中共开始有计划地完善领导人制度，将政治局常委会人数稳定在5人局面，虽然期间因为“六四学潮”发生了法理上的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辞职的情况，但是由于一班中共元老的“复出”，由“中共八老”成立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政在当时成为除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的另一块政坛“压舱石”。

不过5人常委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在随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当时政治局便计划设七名常委，除担任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的5人外，万里、田纪云都是拟任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只是由于万里受到较多老同志反对，又要保证常委的单数，就只好把万里、田纪云都撤下。

通过此事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在摸索国家领导人制度上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基本的准则，如集体领导制、考虑老同志意见、保证常委单数等。

1989年“六四学潮”后，江泽民接过“总书记”一职，并在十四大、十五大上继续连任。在这期间，中共对于制度建设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确立了“政治局常委70岁退休”以及政治局常委只能担任两届的规定。胡锦涛在十五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也被外界认为中共高层当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下一代领导者，此番猜测也在十七大时习近平、李克强二人进入政治局常委时得到进一步验证。

“9变7”不影响稳定大局

从2002年开始，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开始登上政坛。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曾庆红等人组成（？）。第四代领导人被称为“共和国一代”，因为他们大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出生。胡锦涛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就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在到达退休年龄后并不恋位，隐退幕后。虽然在2007年6月位列常委委员的黄菊患病去世，但是随后习、李二人的入常也让外界开始对中共未来保持了信心。

通过对中共政治局历史的简要回顾和分析，再结合当前消息，可以看出，进入现代政治语境后，除了在宪法中规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只有两届外，中共在选择政治局常委时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原则方针和行事准则。1、集体领导制，权力不过分集中，每个常委都分管一摊；2、 保证常委单数；3、从长远着想，让下一代核心领导者提前进入政治局进行培养；4、在对常委人选进行选择时听取老同志意见；5、解决党政不分问题，一部分常委不再兼任政府职务，集中精力管党务，管路线、方针、政策。

除此之外，中共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上还面临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国家主席卸任后是否同时卸任军委主席，即外界所说的“裸退”？不得不正视的党内争论和派系的存在，如何协调？“老人干政”的局面是否会继续存在……种种问题都亟待中共的决策层去着手解决。温家宝曾在今年两会后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也向外界传达一种信号，虽然由于“薄熙来事件”等诸多内外因素的干扰，十八大前政治局常委人数及人员名单尚无定论，“9变7”猜测纷纷，但是都并不影响在未来中国稳定发展的大局，而中共也希冀继续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