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 ，作者：安立志（作者系文史学者）
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亲自率军渡过黄河，到达华北前线准备对日作战。2月5日清晨，部队来到陕西清涧县袁家沟休整。飘了几天的鹅毛大雪，雄浑壮观的北国雪景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2月7日，毛泽东挥毫疾书，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词作——《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5年8月，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渝期间，毛泽东将9年前创作的《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柳亚子深为该词磅礴的气势所折服，不禁赞道：“展读之余，以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轼）、辛（弃疾）未能抗，况余子乎？”接着，他填了一首题为《沁园春·次韵毛润之初到陕北看大雪之作》的和词：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之后，他将毛词、“和词”送交中共在渝的《新华日报》，要求一并发表。《新华日报》因未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11月11日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和词”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很想拜读毛泽东的“咏雪”原作。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吴祖光几经周折找来几个不同的毛词传抄本，将之拼凑起来，得到一份完整的《沁园春·雪》。他认为：“从（该词）风格上的涵浑奔放来看，颇近苏辛词派，但是找遍苏辛词再找不出任何一首这样大气磅礴的词作。真可谓睥睨六合，气雄万古，一空倚傍，自铸伟词。”11月14日该报在副刊显著位置以《毛词·沁园春》为题隆重推出，并配发了热情洋溢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由于毛词系由传抄本拼凑而成，故发表时与原作有数字之异。
11月28日，重庆《大公报》以《转载两首新词》为题，在显著版面转载了毛的《沁园春》及柳的和词，随即山城各大报纸竞相转载，并发表了大量步韵、唱和之作和评论文章。《沁园春·雪》不胫而走。
毛词发表后，《新民报晚刊》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压力。故宫博物院创办人之一、著名考古专家、吴祖光的父亲吴景洲，也许是出于对毛词的推崇，也许是出于对儿子的支持，特地填了一首和词《沁园春·咏雾》，12月15日也在《新民报晚刊》发表：
极目层峦，千里沙笼，万叠云飘。看风车上下，徒增惘惘；江流掩映，不尽滔滔。似实还虚，不竞不伐，无止无涯孰比高？尽舒卷，要气弥六合，涵盖妖娆！
浑莽不事妆娇，更不自矜持不折腰。对荡荡尧封，空怀缱绻；茫茫禹迹，何限离骚？飞絮漫天，哀鸿遍野，温暖斯民学大雕。思往昔，祗天晴雨过，昨日今朝。
几十年过去了，从能够查到的资料看，这一时期以《沁园春》词调唱和的词作及相关的评论文章有数十首（篇），其作者有国民党人，有共产党人，有反动墨客，有进步文人，也有中间分子。其立场也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对毛词及作者的诋毁与攻击，也有对作者与中共的赞赏与支持；既有对“国统区”社会乱象的批评，也有对战后和平局面的忧心，当然也有对立双方的驳难与辩护。在报刊方面，竟然形成了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益世报》等为一方，以《新华日报》、《客观》杂志、《民主星期刊》等为另一方（重庆《大公报》作为一家独立的民营报纸，双方都曾在该报发表作品），围绕毛泽东词《沁园春·雪》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笔战。就参与人数、持续时间、社会反响来看，一首诗词在当时能引起如此规模的论争，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今天来看，这既是一个文化事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一些文人对毛词和中共的诋毁与攻击，主要集中在“拥兵自重”、“破坏和平”、“封建割据”等方面，这在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两块政区（解放区与国统区）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在所难免。但笔战更多指向这首词是否体现了“帝王思想”。
焦点：词作是否体现了“帝王思想”
毛泽东的《沁园春》被蒋介石指斥为“帝王思想”不足为怪。蒋介石在与陈布雷谈到这首词时曾这样说：“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并要求陈布雷：“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诗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的。”（《知情者说》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在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上发表的二十余篇诋毁毛词的唱和之作，多带有政党攻击的背景。在当时，也有一些作品并非站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立场，但也对毛词提出了质疑或批评，这就不能简单地归过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了。
在所有批评攻击毛词的作品中，易君左的词作具有代表性。易君左早年是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家学渊源，才高资绝，文、诗、书、画无不精工，被称为“三湘才子”。1945年12月4日，易君左在《和平日报》的“和平副刊”发表了一首和词。作者在序中矫“全民之命”，以盟主自命，号召“天下词家”作出响应：
“乡居寂寞，近始得读《大公报》转载毛泽东、柳亚子二词。毛词粗犷而气雄，柳词幽怨而心苦。因次成一韵，表全民心声，非一人私见；望天下词家，闻我兴起！”其词曰：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
黄金堆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易君左以其深厚的词学功底推出的“力作”，固然流露出了一丝忧国忧民的哀婉情愫，但将人民武装诬为黄巢“杀吏”，白起“坑兵”；称《沁园春·雪》是“冶态妖容”，尤其结句与《沁园春·雪》针锋相对，其弦外之音是：中国才迎来一线光明，由于共产党拥兵自重，内战将不可避免，“国脉”又将陷入黑暗，只能把幻想寄托在“明朝”了。与众多和词相比，易君左和词的艺术性不在话下，然而这种政治思想上的错误与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进步文人和民主人士的回击。易君左当然不能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经历过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过程，对于得到过民主与科学洗礼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坚持是被十分看重的。对于皇权的敏感和封建的警惕，也体现了那一代人的时代风貌。
其实，柳亚子从毛泽东手中拿到这首词不久，也碰到了这首词是否存在“帝王思想”的问题。10月21日，尹瘦石向柳亚子索要毛泽东手迹及其和词，柳慷慨相赠。尹瘦石又请柳亚子给毛泽东手迹题跋，柳亦应之，作跋文曰：“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传，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此处所谓“中共诸子，禁余流传，讳莫如深”，当指《新华日报》只同意发表柳之“和词”而不同意发表“毛词”一事。柳亚子在跋文中揣度：“余意润之（毛泽东）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拒绝发表的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缺乏考证资料，不敢妄说。不过，《新华日报》作为中共报纸，不同意发表毛词，其理由正是柳亚子披露的“中共诸子”对于“帝王口吻”的顾虑。
正当重庆报刊为毛词笔战正酣之际，柳亚子有位老朋友前来造访，这位老朋友当年参加过中共，后来成为党国要员，也对《沁园春？雪》提出了质疑。碍于老朋友的面子，柳亚子憋着一肚子闷气，没有发作。第二天，柳亚子作《答客难》一文，对朋友的观点逐条批驳：“他（指毛泽东）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自然的领袖口气阔大，不同于勾章撇句的小儒……20世纪是人民的世纪，只有人民的领袖，没有反动的皇帝。非唐薄宋，不正是毛润之伟大的表现吗？《沁园春》说得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是正告一般独夫民贼所专制的寿数已终，人民的世纪开始。”（《箫剑诗魂——柳亚子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月4日，《和平日报》刊出两封“读者来信”，分别是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和杨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董令狐说道：“几千年来的王霸思想，很容易支配人心……连延安的‘领袖’也‘欲与天公试比高’了。一阕《沁园春》，‘还看今朝’，抱负自然不平凡，却出现了秦始皇的面目！”在这则“来信”中，董显然是将毛词指为“几千年来的王霸思想”，并将毛泽东本人比成秦始皇。除了对毛词的攻击，董又将笔锋指向柳亚子：“柳亚子先生《沁园春》奉和圣制，顺嘴接文，诽谤古今，其实是封建残孽又一次的抬头而已！”将毛柳的诗词唱和说成“奉和圣制”，将毛柳友谊说成是君臣关系，目的仍在于批评毛词的“帝王思想”。
杨依琴则在《毛词沁园春笺注》一文中，先说：“毛泽东氏是长沙一师的学生，国文根蒂不坏，能诗也能词。观其近作《沁园春》颇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概……口气真是不凡。”但文章笔锋一转，故意将古代的帝王将相拿来比附毛泽东：“项羽的《拔山吟》，汉高祖的《大风歌》，以之相较，渺乎其小，何足道哉！在作者的意思，秦皇汉武的武功是可以了，论‘文’则还差一点；唐太宗、宋太祖‘风骚’不够；就是武功顶呱呱的成吉思汗，也不过是一个不开化的野蛮人罢了。作者拿他们的事业私下和自己比上一比，结果觉得都不能满意。所以，接着就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况之余，盖以自负也。”（2010年4月25《重庆商报》）有论者指出，这是有意用古代狭隘的帝王观念加于毛泽东，强加给《沁园春·雪》。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22年后的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曾强调：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毛泽东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另一次谈话时指出，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从上述情况来看，按照柳亚子的说法，毛泽东的确有“非唐薄宋”的气概。杨氏所论，并非毫无道理。
上述两篇“读者来信”发表后，12月29日，在储安平主编的《客观》杂志第8期上，该刊编辑聂绀弩发表了一篇驳“帝王思想”的辩论文章《毛词解》。这篇文章对董令狐和杨依琴对毛词的诋毁与曲解进行了反驳，并按照自己的理解阐述了毛词的思想内涵和主题。聂绀弩认为，毛词上半阕的头几句是“用雪、用白色、用寒冷来象征残暴的统治”，“而评论家反说作者欲与天公试比高，完全胡扯”。下半阕“翻成白话，不过说：强盗们，汉奸们，封建残余们！你们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吗？你们自己认为可以成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吗？你们错了！那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些无知识、无思想的野蛮家伙。他们过去了，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今天，不是光靠武力、光靠蛮横可以得到天下的。要在今天成为一个人物，必须理解的多一些，必须自己成为一个知识者乃至思想家，必须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试问这与封建余孽或帝王思想有一丝一毫的相同吗？不！刚刚相反，它是反封建的，反帝王的！”聂先生按照自己的理解，极力将毛词往“反封建，反帝王”上拉，贬低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历史地位。倒是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后对此问题作了澄清：“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可见，聂先生并不真正了解毛泽东。聂绀弩还依毛词韵也填写了一首《沁园春》，与易君左和词针锋相对：
谬种龙阳，三十年来，人海浮飘。忆问题丘九，昭昭白白；扬州闲话，江水滔滔；惯驶倒车，常骑瞎马，论出风头手段高。君左矣，似无盐对镜，自惹妖娆。
时代不管人娇，抛糊涂虫于半路腰。喜流风所被，人民竟起；望尘莫及，竖子牢骚。万姓生机，千秋大业，岂惧文工曲意雕？凝眸处，是谁家天下，宇内今朝？
客观地说，聂先生这阕和词并不见有多少高明之处，通篇充满了骂詈之词，甚至将易君左早年的“短处”拿来说事，如“扬州闲话，江水滔滔”，道理上却无法将对方驳倒。对此，易君左曾不满地在另一首《沁园春》序言中解释：“……余一生不靠党吃饭，亦从不知阿谀善颂善祷之词。凡欲所言，一本良知，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且如其为‘民主’则但宜批评，何效王婆骂街之丑态也，以此致海内词坛。”
以“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标榜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于11月23日给好友傅斯年写信说：“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诗以言志，歌以咏怀”，这位以天下道义为担当的报人意识到了什么，忧戚之情溢于言表。即便如此，11月28日，恪守独立、公正立场的《大公报》还是将毛词和柳词一并发表。
在重庆，和王芸生一样忧心忡忡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作家吴组缃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日《大公报》转载毛泽东填词《沁园春》一首……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查阅有关资料，凡经毛泽东本人亲自审定、正式发表的全部诗作，几乎无一篇涉及全民抗战、抵御外侮的作品。即使这篇1936年写于抗日前线的《沁园春·雪》，也是就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成王败寇发出感慨。逐鹿中原，一匡天下，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抱负，这一思想在《沁园春·雪》里展露得淋漓尽致。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打江山、坐江山”显然不能成为共产党人的历史逻辑。在当时的背景下，吴组缃的忧怀之情颇具代表性。这则史料系吴组缃本人的日记，并未用于公开发表，故在当时未卷入诗文论争。
王芸生并未放弃作为报人的历史责任，从1945年12月16日起，他在重庆《大公报》分四次连载个人署名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章洋洋洒洒数万言，正如题目所说，表明了王芸生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王芸生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文前曾有一个“补识”，颇引人注目：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他指出的观点，很像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中关于“政治周期律”的对话，也很像毛泽东在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庐山会议上严厉批评的“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文章发表后，要比那些诗词唱和影响更大，王芸生受到的批评也更猛烈。
郭沫若在《客观》1945年第8期（1945年12月29日）上“步毛泽东原韵”作了一首《沁园春》，对王芸生的“学术文章”和易君左的“和韵”以及其他词作者的观点进行反驳。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郭沫若的和词除了体现了与聂绀弩和词一样的骂人特点之外，特别突出地赞扬毛词“恭宽信敏，无器民滔”，“气度雍容格调高”，并以“岂等沛风（刘邦），还殊易水（荆轲）”指出了毛泽东与历代帝王、英雄的区别。郭沫若深谙文章的影响力，除了运用诗词进行反击之外，1946年7月，又在上海《周报》第46期上发表文章《摩登唐·吉坷德的一种手法》，点名批驳了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的观点。他写道：“王先生把别人的寓意之作认为是‘述怀’，心血来潮，于是乎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才不外是一位复古派，迷信家，怀抱着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赃俱获，铁案难移，于是乎他要‘斥复古’也就是斥毛泽东的复古，‘破迷信’是破毛泽东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不久，此文又在重庆出版的《萌芽》月刊8月号再次发表。
历史的玩笑开得有点大。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管理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在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的坚持下，“文革”期间，整个中国大地，成为一片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个人崇拜登峰造极。
在这场围绕毛词的唱和中，即使在拥毛阵营中，一些词作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毛词是否有“帝王思想”的笔战，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也并非对于“圣君明主”之类“风流人物”的赞赏与向往，而是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期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的岳父黄齐生，1946年3月代表延安各界来重庆慰问在“较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民主人士，从报纸上读到一些人对柳亚子的攻讦之作，也步毛韵填了一首《沁园春》：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祗解妖娆。
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骚。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父，走马来朝。
这首词的核心意思，在于“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他强调的是，民主政治首先要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一句，引用《庄子·让王》的典故，虽然他针对的是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的具体案例，却体现了“人权至上”的价值理念。这首词是1946年4月6日黄齐生返回延安前两天，到郭沫若家辞行时书赠郭沫若的。令人感到痛心的是，4月8日，黄齐生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黑茶山遇难。
《民主星期刊》是陶知行发起、邓初民主编的一家小报，在这次笔战中，也一时成为进步人士的战斗营垒。该刊发表了一首署名圣徒、题为《沁园春·读润之、亚子两先生唱和有感而作》的和词：
放眼西南，千家鬼嚎，万家魂飘。叹民间老少，饥寒累累；朝中上下，罪恶滔滔。惟我独尊，至高无上，莫言道高志更高。君不见，入美人怀抱，更觉妖娆。
任她百媚千娇，俺怒目横眉不折腰。我工农大众，只求生活；青年学子，不解牢骚。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去你的，看人民胜利，定在今朝。
“圣徒”到底是谁？查无可考。在其词中，尤应指出的是这几句：“惟我独尊，至高无上，莫言道高志更高。”“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这些寄托着经过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中国人，虽然历史进程由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被打乱了，但民主政治作为世界潮流，仍然是进步的人们的共同理想与希望。
参与笔战人士的历史命运
对于国民党和一些知识分子关于“帝王思想”的指责，毛泽东自己作何解释呢？若干年后，毛主席正式为这首诗作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经历过十年“文革”之后的人们，不会再将领袖人物的某句话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金科玉律。我们有必要整理一下当年参与这场笔战的有关人士后来的历史命运。
这场笔战的主角，无疑当属柳亚子、易君左、郭沫若、王芸生、聂绀弩等人。易君左在政权变换之际，去了台湾。柳亚子留在大陆，在新政权中，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1952年，他与叶恭绰、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民族英雄袁崇焕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除此之外，较少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于1958年逝世。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虽在“驱张”时期曾得到过吴祖光姻亲的帮助与支持，然而，首次发表毛词《沁园春》的吴祖光仍然没有逃脱政治运动的迫害。1957年吴祖光被打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妻子新凤霞同年也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再次受到迫害。
在围绕《沁园春》的笔战中，王芸生时任《大公报》主编，他在建国后却经历了另一种人生历程。王芸生是一位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政论家、卓越的新闻工作者，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抗战刚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这样的行事风格与思想立场，后来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芸生是在得到毛泽东口头请柬后才下决心北上解放区的。他北上的目的很清楚，初衷不改，不想为官，文章报国，为《大公报》事业继续奋斗。这是得到最高层明确承诺的。然而，他还未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得知天津《大公报》被易名为《进步日报》，重庆《大公报》也被改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大公报》的同仁们，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先后不同地经历了悲惨的命运，杨刚、范长江自杀了，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厄运。1957年，王芸生由于得到毛泽东的亲批，才逃过一劫，没有被划为右派。1980年5月在北京逝世，结束了半生辉煌、半生忧郁的一生。
这场笔战中，站在拥毛立场上的另一重要媒体，是聂绀弩担任编辑、由储安平创办的《客观》杂志。储安平的结局已为世人所熟知。
而曾为捍卫毛词挺身而出的聂绀弩先生，则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的传奇性人物，一生大起大落，饱经沧桑。他1920年代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是周恩来的学生，曾与邓小平、伍修权、蒋经国同窗；他曾与毛泽东彻夜谈诗论文；鲁迅逝世时，他是八名抬棺者之一。1955年，他在胡风事件中受牵连被隔离审查，1957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长期在北大荒劳动改造。
聂绀弩为毛辩护填写的这首《沁园春》不能说是成功之作。也许正应了“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的古训，建国后聂绀弩落难时的诗作，主要由“三草”（北荒草、南山草、赠答草）组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于2009年11月出版，倒是在当代文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首发式上，有学者指出，聂绀弩的诗是“一代儒林痛史”。在长期流放北大荒劳动和坐牢的岁月里，聂绀弩事事入诗，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可贵的诗史。下面从中选取两首，一首是与当年的拥毛词同调的《沁园春·赠木工李四》：
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觉唯心主义，抱头鼠窜，形而上学，哑口无言。滴水成冰，纸窗如铁，风雪迎春入沁园。披吾被，背加皮塔尔，鱼跃于渊。
坐穿几个蒲团，遇人物风流李四官。藐鸡鸣狗盗，孟尝宾客；蛇神牛鬼，小贺章篇。久想携书，寻师海角；借证平生世界观。今老矣，却穷途罪室，邂逅君焉。
另一首是《挽雪峰二首之一》：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这两首诗词，无论艺术水平还是思想水平，得到了人们更多的首肯与赞赏。特别是“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一句，夏衍赞道：“真是深刻的名句。”老报人曾敏之称此句，“高度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遭遇”。
郭沫若逝世于1978年，他在建国后基本充当了新中国“文化班头”的角色。这位曾经叱咤文坛的文化领袖，20多年后因在解放前的名作《十批判书》中批评秦始皇，在“文革”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风派人物”作派，一直为人诟病。建国前，在白色恐怖之下，曾经写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这样歌颂毛泽东：“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他也曾这样歌颂“四人帮”中的首要分子江青：“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郭沫若作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文革”结束后，有人在《人民日报》撰文，指责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即便如此，他在“文革”中亦未能逃脱悲惨结局。1966年夏，“文革”开始，全国掀起一股“扫四旧”的狂飙，郭沫若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所题书签被人揭发隐含“反毛泽东”的字样。狂热的红卫兵开始冲击郭沫若并限期让他“交待罪行”，郭沫若大难临头。周恩来得知情况，提前把他秘密转移。此时的郭沫若百感交集，遂写一首《水调歌头》以排遣郁闷，并解释真相：“《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词中有“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之句。
的确“白云苍狗”，1967年春到1968年春，一年之内，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风暴中先后被逼死或自杀。1967年4月，三子郭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郭沫若仍向组织写信，进行自我批评，“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郭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连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话，只是默默抄写儿子留下的日记……
针对历史上郭沫若与王芸生的笔战，学者谢泳曾写过一篇题为《郭沫若与王芸生，谁看清了历史？》的文章，指出：“应该说真正看清中国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芸生。”此言确当与否，当由读者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