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国之音
    
    记者: 木风 | 台北
    
    

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和李登辉
    
    正在服刑的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再次受到检察官起诉。罪名是非法侵占大量政府机密文件，搜集政治人物的黑材料。陈水扁方面否认违法，并指称是当局政治操作。受到波及的政治人物纷纷表态，否认自己有把柄落在陈水扁手里。
    
    *神秘人物夜访李登辉*
    
    2003年8月25日晚7点，台北荣总医院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为了避开媒体的注意，这个神秘人物用两个车队迷惑媒体，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入医院，和一个重要的病人举行了15分钟的会面。
    
    后来，媒体才得知，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当时的总统陈水扁，而那位“病人”是前总统李登辉，他当时在荣总刚刚做完心脏手术。这两个人一个被媒体称作 “台独之父”, 一个被称为“台独之子”，他们两人的关系曾被形容为“形同父子。
    
    这是台湾媒体对9年前发生的“扁李会”所做的描述。这次会面名义上是“探视”，但双方谈话内容直到数年后才见诸报端。《联合报》的一篇报道说，陈水扁见李登辉后，给李看了一份名单，上面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陈国胜”，另外一个是“李忠仁”。陈水扁告诉李登辉他要办这两个人，并问李认不认识他们。李登辉听后气炸，认为陈水扁是“假探病，真恐吓”。会见不欢而散。
    
    当时台湾检调部门正在侦办国安密帐腐败案和新瑞都官商勾结融资案。陈水扁认为“李忠仁”和“陈国胜”是受李登辉指使把10亿台币汇往海外的经办人。
    
    *起诉书1200页，台史最厚*
    
    马英九政府的特侦组检查官在5月21日就陈水扁非法侵占政府机密文件，搜集政界要员的不利证据向法院提出起诉。检察官说，陈水扁那次探视李登辉就是一个间接的证据，说明他使用政府资源搜集政治人物的不利证据以达到要挟和控制对手的目的。
    
    特侦组向法院递交的起诉书分装为三大册，1201页、1212750字，是台湾历史上最长的一份起诉书。
    
    *黑材料涉及多位政界要员*
    
    据台湾各主要媒体报道，检察官说，陈水扁在离任前最后几个星期以撰写回忆录的名义搜集李登辉等许多政界重要人物的黑材料，涉嫌把102箱、17275件机密文件搬到扁办，加以侵占、隐匿。这些文件中，不仅有李登辉的材料，也有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国民党前名誉主席连战等人的材料。
    
    特侦组表示，由于整个案子涉及国家机密，特侦组没有公布起诉书，将来也不会进行公开审理。
    
    不过，检查官说，陈水扁在2008年8月14日开记者会回应洗钱案的时候爆料宋楚瑜在兴票案中汇往海外3.8亿元新台币，李登辉也在新瑞都案中用人头汇款海外10亿台币。检察官说，这些黑材料还涉及连战、马英九等政治人物。不过，检察官没有透露具体内容。
    
    但是，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涉及李登辉的还有奉天专案孽息统计表；马英九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涉及的特别费支出、政治献金；民进党大佬，前行政院院长谢长廷利用亲友人头户汇款十几亿台币到海外；宋楚瑜在2005年5月在美国密会大陆国台办主任陈云林。
    
    *所涉要员迅速回应*
    
    受扁案波及的各方都立即公开表态。据《自由时报》报道，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周一表示，连战经过大选的严格检查，坦坦荡荡，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陈水扁搜集政治人物黑资料的做法，既不道德，也不会被社会接受。
    
    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燕军说，“不知道是什么资料，要看过以后才能回应”。李登辉向来尊重司法，不会针对司法个案做出回应。
    
    宋楚瑜所在的亲民党吴昆玉表示, "宋楚瑜所涉案子都已经被判无罪，钱的来龙去脉都已经查清楚了，哪来的'黑资料' ? 对于陈水扁这样的品性道德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搜集这样的资料，'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
    
    *扁称：不服*
    
    陈水扁周一也发表声明，强调他持有的公文、文书，绝对不涉及违法。他说，卸任总统办公室属于公务机关，可合法持有卸任总统任内的公文，“何来违法侵占、泄漏机密？”陈水扁表示，对特侦组的“卑劣手段”实难甘服。
    
    特侦组主任陈宏达说，陈水扁触犯刑法侵占公物、隐匿公务员职掌文书及国家机密保护法等三项罪名，建请法院依量刑标准从重论处。
    
    不过，法律专家认为，依据台湾法律，陈水扁所涉案件，不论判决刑度轻重，合并执行上限就是20年。陈水扁已经获17年半的刑期，所以，如果侵占机密文件罪名成立，最多只能够给深水扁增加两年半的刑期。
    
    法律规定，这项罪名的刑期是五年，最重是七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19日在他的母校中国地质大学的一次即兴演讲中表示，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温家宝总理在他母校的这次50分钟的演讲，谈到自己对中国地质学研究的持续关注，以及年轻人何以要懂得吃苦等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温家宝指出：学校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作为科学工作者，“要只承认规律和真理，不屈服于任何权威”—这些话，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怎么说过。温家宝还谈到，中国政府已经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免除了农业税，并且说，“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这与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是一致的。
    
    美国博尔州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郑竹园对温家宝讲的这些意见基本上表示赞同。郑教授首先谈到他对温家宝的总体印象。他认为温家宝是一个理性的、与教条主义者有分别的领袖：
    
    “我观察温家宝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国政治领袖人物中算是一个有理性人。他也讲过，政治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可见这个人在中共领袖里面比较独立。他也饱读经书，讲话时把中国古典都搬出来。他和教条主义的人是有区别，当然有人说他是在作秀，不过他有这个思想我觉得应该鼓励他、推崇他。”
    
    郑教授说，中国官方历来强调的不是独立思想，而是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就容易统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话就很难管制了。”
    
    郑教授表示，中国近现代科技上的相对落后，与中国学人的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被长期窒息有关：
    
    “中国是需要有自由思想、独立思想才能够创造出新的东西。现在世界上各种流行的东西都是西方国家的，像飞机、电脑，现在的互联网、苹果等都是西方人创造的，中国人只不过是借人家的用。这就需要有独立创造精神，鼓励人们走自己的路，自己想办法，不是复制人家的。”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胡晓波表示，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中国人更需要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
    
    “在中国和世界进一步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等各个方面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想继续发展，继续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精神。不断的发现发明这种精神也好，教育培养的素质也好，一定要打破学术权威所限制的思想、技术方面的一种框架。这种学术权威我相信指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学术权威，而且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术权威。中国有一个优点，就是她能够学习世界上新的经验、新的技术。但是如果中国想进一步发展，她一定要打破任何思想框架、任何学术权威。”
    
    在谈到温家宝所说要懂得农民、懂得穷人这个道理的时候，胡教授说，三农问题攸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朱永德表示，不懂得农民和穷人就不懂得政治和经济这句话，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并不适用，但在中国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个话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还是相当合乎实际的，因为中国农民跟穷人现在的素质，虽然国家的经济情况非常好，（农民和穷人）还是占多数。假如说一个领导人他不懂得大多数人的需要，当然他就不懂政治，这个很明显的。他如果是站在大多数人的需要来看，我想这句话可以接受。”
    
    博尔州立大学的郑教授说，中国有必要帮助年轻人了解民间疾苦：
    
    “将来富二代、官二代这些人起来，都不懂民间疾苦的。”
    
    朱永德教授还说，贫富差距过大不好，需要克服，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解决穷人的温饱问题。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人有衣食之虞，有点贫富差距问题不大。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温家宝的“文革”和“普世价值”：

一个初步的心理学分析

[博讯论坛]


在今天中国几个非常高的高官（指政治局常委级别而言）中间，温家宝是最为特殊的一个，这个特点早就为世人所熟知，有人给他加上一个昵称“影帝”。这个昵称一出，罕见地受到国内外左右派的一致同意。我老家把小孩子好表现自己，叫做“喜欢背黄布包包”，这是超强的荣誉感和表现欲的超级结合，不过我老家的孩子们没有影帝那么多那么好的表现机会而已，通常是只能在课堂上积极举手发言什么的。本文不拟在这个有高度共识的方面多加发挥，好表现自己其实是一种人之常情而已。


有些反常的是，在所有高官中间，温家宝的表现方法是极为独特的，他是唯一的一个高频次提及“文革”和“普世价值”的人。而且，据温家宝当年的校友介绍，温家宝文革时期，作为一个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这与其他高官大多来源于保守派的经历截然相反。今天的高官群落中间，有且只有温家宝一个人，是唯一的一个造反派出身的高官，当年没有站在文革反对派立场上充当保守派。原本在文革之后的1980年代，中共中央组织部特意下文，对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大学生，在政治上要入另册，不予重用。温家宝是如何通过重重组织审查，以曾经的造反派身份得以大力提拔的，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据温家宝的校友称，在他担任总理后，曾在与当年的地院东方红造反派领袖晤面时，坦率地承认官方文革史宣传，完全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官方文革史把许多当权派和保守派所做的坏事，都盖在造反派和文革发动者身上，他之所以不去解决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因为温家宝说自己目前工作太忙，整天忙得“像救火队队长”，没有空闲时间去把颠倒的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当年北京造反派体系的“天派”和“地派”中间，“天派”偏于温和和保守，地院东方红是地派的栋梁，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而隶属于北大“井冈山”的季羡林也同属于“地派”，温家宝曾经四次去访问季羡林，这件事固然与影帝偏好表演有关，但是，很难想象，同一个季羡林会让温家宝发掘出那么多的“演对手戏”的价值，所以，也有当年的老大学生“以草民之心度高官之腹”，认为温家宝完全坚持“派性”至死不改，借用季羡林老先生自己的说法，派性就像是“毒蛇”永远在那里啮咬着人们的心灵，难于摆脱。


文革作为一个过去的旧事，其实并不为官方发言人所亲睐，至少从1990年代开始，高官们甚少提及它。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只要他不是“复辟狂”或者是“死硬派”，他的日常感触总会远离那些“攸关制度一百八十度变革”的事儿，正如温家宝所说得那样——“像救火队”那样处理急迫的日常事务，这是为什么多数高官甚少提及文革的一方面原因。同时，鉴于民间毛派思潮的崛起，很多民众对今天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给出全盘负面的评价（对于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总体评价，当时的词汇叫做“走资派”“反对学术权威”，其实就是发的文革的理论基础），甚至有激进网友指出要“少养专家多养猪”，所以，提及文革对于增进权力合法性已经不算是一个很有利的话题。只有那种自由派倾向很浓厚的学界精英，常常做把文革和改革相提并论，做些忆苦思甜工作，想要让人们记住“毛邓时代两重天”，帮助人们告别黑暗的过去和展望美好的未来。一般而言，只有那些免于“救火队”牵扯的体制外知识精英，才会把新旧时代两重天作为自身的言说基础和存在方式，这应该是体制内外人士发言方式的基本区别所在。有个自居“非主流”的学者杨帆自称他已经超越了左右翼，而温家宝同志的表演，很明显是超越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界限。


体制外的知识精英们的取向很明确，要在中国建立起美国那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是，鉴于温家宝先生的文革经历和他对文革的认识，就很难说他所要避免的文革的真实意涵。温家宝先生也卖力地鼓吹普世价值，但是也很难判明他所需要的普世价值又是些什么。民间和网络传言，家宝同志的夫人和公子大力敛财，许多“草民之心”早就断言家宝同志要给业已聚敛的财富带上“政治保险套”，这样一来，家宝先生的普世价值就意味着给贪污以相称的“政治市场份额”和操控能力，实现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相互匹配。这与第一时间的政治制度设计和实践都有着不小的距离。


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之所以召开，北大教授贺卫方（同时也是美国的“保护”级线人）曾经受命发言指出要“走台湾的道路”。“新西山会议”召集人高尚全先生后来披露，是当时的国务委员吴仪让他主持召开的，以便形成专家共识再向领导同志建议，同时吴仪自己还说是领导同志让她办理的。这个会议最终是在国务院机会事务管理局管辖的西山杏林宾馆举行的。假如吴仪先生口中的领导同志，就是温家宝先生的话，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家宝先生对于普世价值的热衷是由来已久的。


网上曾经流传出处不明的“美国智库报告”——《瓦解中国很难吗》，这份报告指出：中国改革三十年来，在官场中间业已形成一个获得巨额商业红利的贪官集团，对于这个集团来说，共产党政权的存在，对他们构成极高的政治和法律风险，所以，这个贪官集团有着积极的冲动要在中国执行前苏联那样的政治经济措施——通过瓦解完整的国家形态和把共产党非法化，也就是说，通过谋杀“合格债权人”来实现“政治保险”。


看起来，温家宝同志的强烈普世价值诉求，是与他本人所感受到的巨大政治法律风险是分不开的，而相关的政治法律风险，又是与他本人家族聚敛的财富数量成正比的。在一定程度上，家宝同志的忧虑，是党内那些“发了大财”的高官们的共同忧虑，而那些人中间很多人不是没有看到政治风险，但是却害怕冒头和不敢说话（秦晓可能算是一个例外），完全不够“哥儿们义气”。


当然，风险和收益的匹配也有一定的规则，民间谚语谓“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也就是说，捞得多的人风险更大，因而也有更高的行动意愿和行为能力，应该由他们来承担更大的风险。其他的那些贪官们虽然也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但是，捞的钱还不够多，风险也相对小，就先在一边看着，只要时机一到，大家就齐心合力实现前苏联那样的演变。假如党内贪官足够多，人数足够大的话，这就另外一个方面构成一种凝聚代表性的努力：选择成为一个庞大势力的自觉代言人，往往就能够最终到——成为那个强大政治势力遴选的政治代表人，这样，家宝同志就能够实现由总经理向董事长的转化。


作者: 草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