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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叶新 |
文章来源：律師文摘
《律師文摘》創刊十周年时，很多師友建議，增加編委、理事的日常聚會和交流。我們因此決定，自2012年始，每出版一輯新文摘即組織一次沙龍，邀請法學界、律師界和新闻界師友品茗論刊，縱論时事。
今年第一次沙龍于4月11日在教科思創書店舉辦。正值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戏劇家沙叶新先生来京領奖，我們有幸請沙先生作了專場演讲。
我姓沙，喉嚨比較沙哑，聲如其人。我的演讲題目本在来京之前就定好了，叫“吃飽了，撐着呢。”其实這個題目是隨便取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来了之後，人家都知道這個題目，就紛紛請客，让我吃飽一點。
第一頓飯，真叫我很感動，年紀最大的97歲李銳先生，主請的何方先生，92歲。上次来吃飯，是邵燕祥先生請的，這次無論如何他要来作客，他太太爲這個飯局籌備了两個月，真的叫我很感動。快90歲的人了，發短信，打電话，问我有什么要求，要請什么人。我受寵若驚，沙叶新何能何德，能让這些人来請我吃，我真是差點熱淚盈眶，給我太多的感動，我是他們的晚輩。
第二頓飯是中國戏劇文學學會，因爲我曾經在那兒做過一次演讲，叫“不爲權力写作”。他們這個協會冒着很大的風險，终于让我這個演讲得以進行，所以我也很感激他們，他們請客吃飯我不能不去，我吃得也很飽。还有每天都有叫吃飽了撐着的。
其实呢，我吃不飽，因爲我生過癌病，到昨天是整整四年，把我的胃切除四分之三。所以我不是宰相的肚子，宰相的肚子可以撐船，我是個匹民的肚子，或者是文人的肚子，所以不是很大，撐不了船。文人的肚子有個特點，沈不住氣，愛發牢騷，愛發議論，情感比較激烈，说话不着邊際。
既然已經吃飽了，每天吃，所以我就發點議論，我這要说明的，因爲有两家，一家是博闻論坛，另外一家是騰讯，42個问題，要叫我回答。這裏面有個小故事，因爲我在微博上写有几件事情我不做。序不写，采訪不接受等等，因爲我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人。写傳記我不接受，國君要我写傳記，到我家来了三年，我说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要跟茫茫宇宙相比，我真是一個微粒。我所做的事情，並不是因爲我做得了不起，而是因爲這個體制的原因，有些人有種種原因不能说话，或者不能说真话而沈默。
而我呢，可能有伊斯兰的脾氣，回族的脾氣，非要说不可。就僅僅這么一點，说了一些很多人是由于客觀原因不便说，不能说的话，我说了。拿這些言論和自由世界相比，和西方世界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今天我怎么辦呢，我就照顧各個方面，42個问題我是無法都回答的。
然後我非常希望和大家交流，我在貴州做了一次研究，他們就提起朱厚澤先生，就讲到民主问題，民主這個門是要靠“挤”的，越挤越大，不挤就糟糕了。所以我也是抱着這個態度，看我能说到什么程度，這是第一。第二，我非常希望跟律師交流，我不是見到律師一定说律師的好话。我是拿上海的律師和北京的律師相比，北京有铮铮鐵骨的律師，相對来说比上海，比外地多一些。我想我這種估計是不會差到哪裏去的。我認识北京的一些著名律師，就是因爲重慶，那個李莊，我以前從来不看這些東西。可是李莊的案子我看了將近两個月，我才知道什么是法律，法律對社會的重要性，法律在中國的處境，律師在中國的處境。現在就開始，我按照提綱说。
第一個问題，你從小接受穆斯林文化的熏陶是怎么樣，又是如何接觸漢語文化的？回族這個民族，我一向認爲是以外来民族爲主，以伊斯兰教爲中心，和漢族和其他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結合的一個新民族，這是我的觀點。而且居住在大城市的回族，基本上都接受了漢族文化的影響，接受了這個强势文化的影響。比如说姓名，我不可能讲沙，沙叶新，一定是沙特阿拉伯、沙爾汗、穆罕默德中文譯音的第一個字，我可能叫沙爾汗，你叫“沙爾汗”就不行，你一定得叫“沙叶新”。张承志是回族，他一定原来不姓张，张是典型的漢族的姓。所以说我基本是接受了漢民族的文化長大、學习獲得知识的一個少數民族。
我雖然是回族，但是我對回族真的是不了解，直到我腦子裏一片空虛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我再也不信仰共産主義，我再也不崇拜領袖的时候，我就覺得我很空虛。那個时候已經是五六十歲了，我就開始進教堂，叫主麻，後天就是主麻，我就去禮拜。我就想體會一下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對生活怎么認识，對政治怎么看法，人與人之間又和其他無信仰的人，或者和無神論者有什么區別，我很虔誠，去做禮拜。後天又准備到牛街去，也想做個禮拜，所以我自認爲是個文化穆斯林，还不是很百分之百的穆斯林。有一年，我在甘肅參加伊斯兰教曆史文化國際研討會，我也讲到這裏，我说我們的回族，我們的伊斯兰，不要让人感到是懼怕、是恐怖的，我说那就糟糕了。不让其他民族说“不”，那也糟糕了。
北京一個阿訇，胡子很長，一看就是我們回族人，他把我拉到後面来。他说我跟你说個原因，因爲回族吃牛羊肉。牛羊肉是補腎，腎氣足那就火氣大，他说得很严肅。但是我想肯定问題不是這么簡單，我覺得和我們的文化有關系，凡是看過伊斯兰教的，看過《可兰經》的，你們一定會找出其中的原因，這個我就不说了。
第二個，我洗冷水澡。因爲我1954年是腦膜炎，很快就考大學，考取了，我知道學业一定很繁重，像我這樣體质的，得過腦炎的人，很難擔負大學繁重的學业。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契诃夫，俄國的大文學家契诃夫，契诃夫我实在太愛他了。什么叫雅致，什么叫莊重，什么叫幽默。我覺得俄國所有的作家当中，我最崇拜他。他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叫“寒冷使人堅强”。我就開始洗冷水澡，一洗洗了一輩子，洗到我四年以前進病房開刀之前的那一天。開刀之後就不能洗了，我覺得洗冷水澡對我终身有益，就是使你堅强，使你堅持。所以我生腦炎没死，害癌病没死，我覺得跟洗冷水澡，加强自己的意志是有一定的關系。假如朋友有兴趣的话，我建議他們洗冷水澡。不只我一個人洗，馬约翰就洗，清華大學的體育教授，冬天都穿短褲的，很能洗冷水澡。
你爲什么考華東師大？不考華東師大，我現在讀不了大學。我是回族，那时候考大學回族可以加5分。加五分可不得了啊，加一分就淘汰很多人。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學文學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學曆史系。第三個志愿是南開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是我第12個志愿的最後一個志愿，当时讀大學可以選擇12個志愿。幸虧我是回族加了5分，不加5分说不定我讀不上大學。但是我並不認爲我讀華東師范大學，第12志愿就感到羞恥，我非常感谢這個大學。
顺便说一下，北大是我很向往的地方，而現在又是另外一碼事，他的校長很有名，你我都知道，這個且不去说了。北大校慶一百周年，要写蔡元培這個戏，就说到蘇叔陽，北京的一個劇作家。蘇叔陽说，找上海沙叶新，就找到我，来了一個北京大學一百周年校慶組委會的委员、一個數學教授到我家裏来，請我写。我感到非常振奮，有些創作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呀，這樣的題材，蔡元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上一千年選了一百個著名的人物，中國就有蔡元培。他去世之後叫“当代聖人”。问我，你有什么要求吧？我聽不懂，问了三次你有什么要求吧。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啊，我非常感谢，能有這樣的創作機會。後来我才知道，问我要多少錢。我也没讲，我就指了一個一萬、十萬、一百萬。我说，我不要，一分錢不要。能給我個機會，我当初考北京大學没考取，現在我能写北京大學的校長，我还能要錢？不要錢。你是不是想做一個名譽教授，你写好之後能作一個名譽教授。我说，爲了一個戏獲得名譽教授的稱號是不名譽的，我也没要教授。我真的很想有生之年，能让我到北京大學聽一堂課、两堂課来圆我青年时期的夢，我就非常高兴了。
後来這個戏由于種種原因，首先是在香港演，我不敢说轟動一时，非常受欢迎。先後得了三個奖，一個是南京大學所主持的有11個高校的文科主任或者教授评的叫“學院奖”，一共11票，我獲得10票。中國戏劇文學協會也想給我發奖，因爲我是個敏感人物，專門到江蘇来，什么人都可以給奖，就是不能給沙叶新，爲什么？就是不让我出名。我怎么能靠這個出名，總是因爲你們让我出名，你越禁我越出名。結果还说千萬不要告訴沙叶新，就偷偷摸摸地虛伪，真是很那個。因此這個學院奖的授奖大會，由于我的原因受到牽連，在國內無法舉行這個授奖仪式。假如你在南京大學要舉行這樣的會，当代文學基地的基金，這個我不知道，好像由教育部撥款，那就給你取消了。
北京的中國戏劇文學協會的會長，知道我的戏“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在香港首演，最後落幕的时候，他要求給他十分钟，把蔡元培那個戏的奖金從北京帶到香港發給我。這就叫我很高兴。不是因爲我得奖，而是我這個戏有一定质量，對得起北大，對得起蔡元培先生。而且我相信這個戏一定會在國內演出，尤其我昨天聽到這兒的好消息（指薄被立案審查——編者按），我覺得中國的民主步伐將要大踏步地向前，因爲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跳着说，我的恩師叫黃佐臨，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我是第三任，第一任是夏衍，文化部部長。第二代是黃佐臨，第三代是我，這一代不如一代。他們倆人從人品、從學養，我真是不好和他們比的，但是我有幸能遇到。
我那时候写蔡元培，叫“幸遇先生蔡”，這是北大最初的校歌当中的一句，歌詞是大曲家，蘇州人吳梅写的，叫“幸遇先生蔡”，這是中國的古文，經常詞序會那樣的。我是“幸遇先生黃”，父母養了我，在我的生活道路上遇見誰是至關重要的，或者说完全改變你的人生。因爲在這之前也写了一篇轟動一时的文章。六十年代，我写了《審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德彪西是誰呢？是法國印象派的大作曲家。当年上海音樂學院出了他一本書，叫《克勞斯先生》，一個設想的人物，其实是個音樂隨筆。出版社有內容提要，说這本書德彪西有很多精辟的見解，姚文元看見了，说他是個资産階级音樂家，怎么可能有精辟的見解呢？只有腐朽的見解。可是我不知道，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不服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跟姚文元打筆仗就是六十年代。
《審美的鼻子如何指向德彪西》，写了一萬字。賀綠汀先生堅信沙叶新是從法國回来的，是留學搞音樂的，他跟我們的黃佐臨是鄰居，有一次讲《文彙報》批判姚文元這篇文章的沙叶新是何許人？佐臨先生就笑了，他是我們劇院的小青年，賀先生就一定要見我。就在這種时候，世人皆欲杀的时候，佐臨先生吾意獨憐才，把我收到劇院裏面来，這真的不容易。今天吃飯的时候我就讲到佐臨先生的爲人，他的學養，我真的感谢佐臨先生改變了我。這樣我才到了上海人民藝術劇院。
我讲文革之後八十年代我的思想變化，文革当中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樣，或者大部分人一樣，非常非常崇敬毛澤東。我把毛澤東没有發表的文章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在筆記本上。除了没有把毛主席像章別在我肉上面之外，我覺得我的崇拜已經到了極點了。你怎么能说毛澤東一句不好的话，或者甚至怀疑他的话。一直到現在，说毛澤東是政治上大流氓，生活上大流氓。這馬上就要公開，楊開慧給她一個閨中密友信上讲的，這樣的一個跳跃對我来讲是很痛苦的，這個過程已經過去了。可是在当时，我真是唱紅打黑的一分子，每天唱紅歌嘛，一天要唱几次，吃飯要唱嘛。还有跳舞，那时候还有紅舞，我媽都去跳舞，在邮政局門口跳舞，整個地瘋狂。可是林彪爆炸使我感覺到毛澤東不是神。
你不是洞察一切嘛，在你邊上這個人，他都不跟着你，就像王立軍這次跟薄熙来一樣。一個公安局長可能自己連私安都没有，怎么搞公安呢。他跑到美領館去了。這個事情類似在文革当中林彪的出逃，但是林彪的事情还不是最後定論。而且林彪的材料越来越多之後，這裏面还有很多文章，我只是拿当时的結論来讲他。王立軍的事情才三個月吧，三個月了，處理得這么快，開始有初步結論，這是很不容易的事，這也是社會的進步。
第二，我覺得文革完全是鬧劇。四人幫倒台之後，我还是用当时的政治術語，是四人幫还是五人幫，現在还没有最後确認，我認爲是五人幫，幫主就是毛澤東。熱情勃發，十年是我最好的青春年華，只有几個樣板戏，什么都没有，每天唱樣板戏。我的女兒叫什么名字知道嗎？叫沙智紅，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八個樣板戏，我女兒占了三。你说崇拜不崇拜，就是這個程度。所以我現在非常能理解重慶唱紅的那些人。当然這裏面有两種，一種是真誠地拥護毛主席，這種人我尊重他。只要他不是虛伪，不是虛假，不是爲了要奪取更大的權力。他真的是感受到毛不落的陽光照到他身上很温暖，這種人我很尊重。
我覺得有相当大的一批人，是因爲他童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唱這些歌會回憶起当时那種單純的美好歲月。我讲的美好不是生活当中。第三種人，唱紅歌是爲了對現实不滿，因爲現在贫富不均，這些社會現象大家都知道了。把這些理想投寄到以往的年代。所以我都對他們理解，但是和薄熙来完全不一樣。“重慶事件”一出現之後我就發微博，那时候还没有結論呢，我就挺温，對薄熙来就批评。有人说我，你落井下石。我说我三年之前，薄熙来还没有落井呢，我就投石了。说我拍温家寶的馬屁，我说五年之前就開始挺温了嘛。我在香港做了一個演讲，題目叫“我在香港學习温家寶同志的讲话”，在香港中文大學做的。我是故意起這個名字，有點肉麻，我就開始挺温，一直到現在。
今年我写的《力挺温家寶，左派要杀人》，登在今年香港《開放》第四期，公開發表还不到十天。所以文革当中林彪出逃，跟這次王立軍到美領館，我覺得會産生巨大的社會效應和政治反應。还不知道會有什么變化，我相信這個變化會是好事。去年我写了一個《可喜的2011年》，主要讲三點，第一點党內矛盾公開化，這是推動社會進步、推動党內民主的一個必要條件。劉少奇《論共産党员的修養》，毛澤東的語录都提倡党內一定要团結。不团結是没有党性的表現，是想分裂党的表現，不能使党內矛盾公開化。曆次党代表大會，哪怕吵得再厲害，拍桌子罵娘，會議公告也一定這么说，這是团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無一例外。去年不一樣了，去年温家寶跟吳邦國明顯不一樣，温家寶和李長春就完全不一樣。一個大國總理在外面的發言，在外面的報告竟然敢删，竟然敢屏蔽。温家寶這么说，吳邦國那么说，其实這是矛盾的，公開化，还不是半公開化，我说這是好事，可喜之事。
第二個“烏坎事件”，也是我把他捧得很快。這是非法組織啊，共産党最忌諱有組織行爲。你怎么在一個村子裏面，在一群政權組織当中没有共産党。汪洋和廣東方面居然承認合法，這對中國的影響非常大。
第三個就是獨立候選人，我看得也很重。獨立候選人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掌權，這怎么可能呢。而且去年的獨立候選人是超過曆屆，曆屆的人代會都有搞獨立候選人，但人數並不多。去年有多少？一千多，這还是很保守的，遍布于全國。所以讲百姓、知识分子，包括幹部，這種意识比往年都加强了。我说這個三點可以改變中國面貌。而且我預測今年还有好戏可看，没想到二月份就開始了。我是搞戏的，最注重戏劇性，萬萬没有想到我們的政治戏劇如此之强，你不知道高潮在哪裏，不知道陡轉是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尾潮在哪兒。但是這樣说並不是好事，因爲我們的新闻不公開，而且还是在黑箱裏面進行作业，民主还没到應該到的那個程度。但是我認爲已經了不起了。
本人是共産党员，中國很少有我這樣的共産党员，爲什么？因爲胡耀邦親自批准的，禦批党员。1985年佐臨先生要退休了，他很看重我人老实，另外又很用功，我真的是很用功，無一日不看書。说，沙這人很好，就要提拔我做院長。而做院長不是党员不行啊，這么大的權怎么可以落在非党员手裏，不可能。就劝導我入党，可就是通不過。爲什么通不過，因爲我在改革初期写了《假如我是真的》，認爲我給党脸上摸黑，這是一條罪状，第二條你這個戏既然台灣演了，敵人拥護的我們要反對。因爲那时候两岸關系还不像現在，你看你這個戏是反動吧，台灣都拍成電影了，是谭咏麟主演。谭咏麟對這個戏，和我們中國共産党對這個戏完全两種態度。
谭咏麟大歌星，第一次到上海，一下飛機，就碰見個記者，说，我要見沙叶新。正好那個記者说，沙叶新，我知道。就安排在錦江飯店，一定要請我吃飯。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是你給我帶来好运。谭咏麟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並不出名，演了《假如我是真的》之後，連連得奖。他們很迷信，说是我給他帶来的，我對這個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這個人真是有情有義。他現在那么紅，还記得這個事，我就感到自己很慚愧。在這之前我跟谭咏麟的關系很奇怪的。香港的肥肥，胖胖的後来死掉的那個，她是上海人，市三女中的，她希望我能見見谭咏麟。我当时想我是作家，知识分子，清高，一個唱歌的，好像没有共同語言，就没見。我到新加坡，他剛走，我到澳大利亚，他又来了，好想冥冥之中非要我們見面不可，結果在上海見了面。我萬萬没有想到谭咏麟影響那么大，我兒子聽说了，爸爸，誰請你吃飯？我说，谭咏麟。你再说一遍。我说，谭咏麟啊。這等于鄧小平請你吃飯啊。他就這么崇拜啊，谭咏麟穿什么衣服，鞋子有多大號碼等等非常清楚，我才知道好的歌星在歌迷心中的影響，你是想象不到的。谭咏麟住在錦江飯店时，歌迷從天津、北京跑到錦江飯店来，徹夜地唱谭咏麟的歌，实在是扰民，没有辦法了，谭咏麟親自下来，租了20辆公共汽車，跟大家見面，給大家簽名，然後把這些歌迷送回去，影響這么大。
再说回来，佐臨先生很快就要退休了，得趕快有人填這個位置。他当时在廣州的從化休養，就写了一封信給我。我拿着這封信像面對一团火一樣，佐臨先生留學英國，一看就是那種紳士風度，但他絕不是假情假意的人。他叫我小沙，说小沙你應該考慮入党问題了。假如我投機，我第二天會写入党申請書，佐臨肯定就保駕我。我想這是慎重的事，想了两個多月想通了，我要写入党申請書。爲什么？理由很簡單，在上我能跟鄧小平、胡耀邦在一個隊伍裏，我感到光榮。在下我跟佐臨、吕复，跟当时參加抗日战爭演劇隊的那些党员和地下党员在一個組織裏，我感到光榮。所以我很慎重地写了一封入党申請書。支部不用说，一致通過。文化局有通過，就市裏通不過。于是，部分老党员就写了一封信，反映我這么多年自到人藝以来的種種表現以及總支都批准了，按照党章總支批准就可以，等于挂了號，就把這原因列了。没想到耀邦同志的一個秘書，好像叫大老李，在统战部的知识分子處調查情況。我們劇院這些党员的信呢，都在知识分子處，正好有封信是給胡耀邦的，反映沙叶新的问題。大老李当然不知道沙叶新是誰了，但是他很慎重，到了北京之後，好像交給胡德平了，這樣就轉到耀邦同志的手裏。這也让我很感動，這一生我雖然有很多坎坷，總能遇到這么多的好人。耀邦看了之後，有個總批，該同志夠入党條件就應該让他入党，傾向性就很明顯了。這裏还有一個關鍵的理由，就是我反不反對党中央、反不反對胡耀邦。這又是怎么個事呢？
《假如我是真的》，在北京中央戏劇學院演出之後，上海人藝是主動演的，全國各地都在演這個戏，可以说轟動一时，几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假如我是真的》。觀點分裂，幹部都坐在前台，纹丝不動，後面群衆拼命鼓掌，是每個劇場演《假如我是真的》特殊的一種景象。幹部的心裏也很复杂，他不敢表態，他没看過這種戏，怎么可以批评幹部呢。因此，1980年，还是1979年，對不起我數字是低能，在北京其实主要是因爲《假如我是真的》開了一次全國劇本討論會，這是六十年以来，或者是共産党掌權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爲了一個劇本驚動了鄧小平，也让耀邦同志親自主持這個事。討論的結果，耀邦同志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一個地方，對我極爲愛護，耀邦同志是搞宣傳的，说话容易誇张，首先是鼓勵，沙叶新是有才華的，是当代的曹禺，当代的莎士比亚，当代的什么。這是他的原话。当然我不會聽進去了，我知道這是搞宣傳。我说当代這個不行，我差远了，我真的不是謙虛。最後他希望這個戏能夠改一改再上演，我不服，堅決不让改。我至今还是這個脾氣，因爲我写初稿的时候是用盡全力，一丝不苟。
我说黃佐臨這樣的大導演都不改我的劇本，还對別的導演说，你們不要改沙叶新的劇本，他對每個戏都是一往情深、一丝不苟的。《假如我是真的》，你叫誰改？叫宣傳部改？然後組織一些班子来攙沙子，我说我本身就是沙子，我姓沙，我不要你們攙，我就不改。不改就不改吧，我还写了文章。這個文章的題目很糟糕，叫《扯“淡”》，這是犯了大忌了，這個淡我打了一個引號，就是咸淡的淡，濃淡的淡。我说，你這個會一開啊，八十年代的那個戏劇的大好形势，這盛況啊，就要逐漸變淡了，那叫“扯淡”。
我说你們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以後類似這樣的劇本，批判社會黑暗的，批判官僚主義的就再也不出現了。這我说對了吧，好多年都没有嘛，戏劇界得轉向新的表現形式，轉向小劇場。但是這種戏没有，那叫扯淡。他們就上綱上線，你说胡耀邦扯淡，你说党中央扯淡，你是攻擊胡耀邦。我不夠入党條件的最重要之一就是這個。耀邦同志在部分党员信的旁邊，批复说不要把他和這件事聯系起来。话说到這份上是不容易的，他等于給我定性了。有人说沙叶新很狂妄，你看耀邦同志在大會上那么誇奖他，当代鲁迅，当代那個。他怎么还敢写《扯淡》的文章，辜負耀邦同志的信任，違背耀邦同志的指示。我说，你們不要忘了耀邦同志前面还有段话呢。耀邦同志在這個報告上讲，我這不是指示，指示是要执行的，我這是意見，意見可以討論的，欢迎大家有不同意見。我说我遵守了耀邦同志的指示，我有不同意見嘛，所以我發表我的文章嘛。耀邦同志的批示發到上海市委，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是光榮的中國共産党党员了。不但如此，新華社發全國通稿。題目很光輝，聽起来也吓人，党的作家、党的人沙叶新。你看以前不是党员，好不容易入党，才没几天就是党的作家，党的人。
所以要搞喜劇就該在中國搞，政治喜劇太多了，這就非常荒誕。当时的選舉还是比較民主的，背靠背開党员會議跟群衆會議，我的得票真的是很高，所以很快就入選了。現在我愧對于党，爲什么呢？我二十多年不參加党組織生活，總支也知道我，特地写信，说你身體要是不好，可以請假啊。但是有一點，我只算政治账，不算經濟账，党費我照交。党費不交，你給別人，給總支帶来麻烦了，對吧。所以我一交不是一個月、两個月，一交交一年、两年。我还附了一封調皮的信，假如不到两年就開除党籍了，你得把党費退給我。這是我的入党。
温總理大概看了我两篇文章。網上有一個《评温文集》，大概有十几篇文章，我的两篇文章一篇叫《我在香港學习温家寶同志讲话》，他在前面加了一個按語，说非常幽默。我自己也非常滿意這篇文章。
第二篇就是我在《開放》發的，十天之前的那篇《力挺温家寶，左派要杀人》。這不都让我讲對了嘛。他不是杀人了嘛，以後还要杀。中央民族大學有一個叫张宏良的，氣势囂张，杀氣騰騰啊，准備犧牲50萬哪。我爲什么说左派要杀人，六十年来杀人的都是左派，你说哪次是右派杀的？其他政治运動且不说了，政治运動还有個借口。文革不是左派嘛，那些杀老師的，杀鄰居的，杀同學的，哪個不是左派当中的極左派。“六三”、“六四”鄧小平不也是杀人了嘛，重慶這么個大左派，他不是杀人了嘛，他还要杀人。昨天宣布了谷開来和一個人命案件有關系，不只一個嘛。
那天第一頓飯，這些老同志他們也認爲自己是两头真，年輕的时候滿怀熱情，真誠地參加抗日，追求進步，痛恨國民党的腐敗，追隨共産党。没想到這么大一段时間，中年、壮年受騙，到晚年他們却又回来。就讲到谷開来，這個應該还没有被證实，盡管谷開来現在受審，但是對她也應該按照法律程序，一定像温家寶同志讲的要实事求是。不過作爲一個新闻说，谷開来的孩子發燒，坐車要趕到医院，結果在北京路上塞車了，根本不管紅燈。是開枪打死的人嘛，打死對方来搭車子的司機。這是那個老同志讲的，就讲谷開来，不把人命当人命，在他們的心目中，人連螞蚁都不如，真的是這樣，更別说尊重人了。
顺便说一句，我就不相信，一個能把自己的父親踹得肋骨都斷了，父親坐了十年牢，母親在監牢裏自杀的人，他那么熱愛毛主席？怎么可能，違背常识嘛。所以说，只有恢复文革，只有極權，只有個人迷信，他才能真正掌握權力，他的目的就是這個，他的權益就是這個。對于温家寶我就不说了，就看別的。
劇作家哈維爾先生對你有什么影響？我很榮幸跟哈維爾同行，他也是劇作家，他也写小说。我也在写小说，我的小说不成功，写了三稿。也看過崔卫平贈送給我的《哈維爾文集》，我不認识崔卫平，崔卫平说，這本書一定要送給沙老師。我不具體谈哈維爾，我只说他一句话，活在真实中。太有針對性了，這個太針對中國國情了，我們多少人活在虛伪中，你想想真的可怕。我可以说一句，中國人從来没有這么虛伪過。所以這句话我一直警醒自己，一定要活得真实，哪怕我说錯了，那也是真实地錯，而不是虛假地錯。在車上我聽音樂，我聽音樂會哭的，看戏也會留眼淚的，愛看畫，愛自然。但是我最钟愛的还是戏劇，前年我到欧洲去，我到貝多芬的故居，看着他的原稿，就感覺他的原稿中有他的氣息，有他停留下的目光。這当然我是文人，會誇张，會描写，当时的心情是這樣的。到歌德的故居，我就想一個人假設没有這么亂七八糟的事，没有爭權奪利，没有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我們的日常生活能在這樣的藝術氛圍中有多好。当然我是理想主義者，要達到那個境界，还要我們做些犧牲，我們精力上的犧牲，兴趣上的丟棄，我們盡量去做這個。
我不是個政治家，也不是时评家，假如我能回到我的舞台，我看到舞台會眼睛發亮，本来今天晚上我想到北京人藝去看戏的，《推銷员之死》。從這點来说我也是吃飽撐的，你幹嘛写那些杂文，幹嘛写那么多的时评，幹嘛写那么多的微博。蘇聯有個作家写了一本書，一天24小时，他把一天24小时設計得很好，我讀什么書，要做什么事，我的工作程序怎么樣，我也是這樣。早晨我要燒早飯，什么时候拿雞蛋，什么时候拿勺，什么时候燒水，什么时候打開電腦，然後再過几分钟趕快看天氣預報，什么时候吃，我在家裏走路都是小跑，非常愛惜时間。可是我這么愛惜时間的人幹嘛就做那些事？大概一個社會要真正走向進步，走向理想，真的需要一些吃飽撐着的人去走，是這樣的。
去年《新民晚報》就批评《江青和她的丈夫們》，什么江青和她丈夫就行了，还“們”。我说毛澤東也和他的女人們呀，門当戶對啊，是吧，都是“們”。爲什么男人可以“們”，女人就不可以“們”呢。《新民晚報》公開批判我這個，安全部也找来劝我，不要給香港演，投鼠忌器。因爲江青她不會翻案，前年演了，這個導演我非常佩服。香港這一點比較好，畢竟是一國两制，不會送本子到新華社，不可能送本子到地下工委，也不可能送本子到中聯辦，但是他會幹涉你，他控制三個報纸啊，《文彙報》、《大公報》、《商報》，他會限制你。
可是這個導演會说话。当局问，聽说你們要拍沙叶新的《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呢，這個導演说，是啊，是啊。你們什么时候有空来看看戏。当局说，好啊，来看看戏。結果一個没来，怎么说服他們的？《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在香港的演出，極大地證实了一國两制的勝利。他這個话中聽啊，就演了，就没有幹涉，也不敢来看戏。来看戏本身就認爲是個態度，中國的官员真是活得累啊，戏都不敢看，还怎么评價，結果臨时打電话说要開會，还算禮貌。
這個戏在香港用廣東话演的，加了一點歌舞，爲了適宜給香港的青年看，因爲現在的香港青年不一定都了解江青。明年呢，美國的百老彙演英語版的，英語不是我翻譯的，現在已經開始造势，我也去導這個戏，聯合導，他一定要把我名字放前面，一定要写導演沙叶新，編劇沙叶新。我说這不好的，一看導演是我，編劇也是我，不好。我说，做個副導演，我名字在你後面，那是另外一回事。這個導演十天前，我来北京之前，一下飛機就到我這兒来，首先告訴我好消息，已經開始簽约了，這個戏黃不了了。
外國人做事是非常严謹，明年是肯定的，檔期没定。但他們有點顧慮，怕造势太大會影響我在這兒的安全。我说不用怕造势，這個本子絕對不是根據中央文件来写江青，不是写從头爛到尾的，她到延安去就是想扮演赫鲁曉夫睡在毛澤東身邊的，不是的。她在上海市，也不能说她是三流的演员。还有人说江青是秃子，是假头發，那都是我們的政治語言，是中共的語言。應該来说年輕的女人一般来说都很漂亮，因爲高挑嘛，山東人。我说她年輕的时候是一個贫寒的子女，到上海来追求進步，不敢说追求革命。她喜欢的這些男人，無一不是社會精英，一时之選啊。包括俞正聲的爸爸，黃敬还做過部長呢。还有章敏，很多人，包括唐納，他是写進步影评的，当时没有做二奶嘛，這就應該肯定嘛。
她即使跟一些男人同屋而居，文藝界這個是小事，都很窮，住在亭子間，亭子間是一樓到二樓樓梯拐角的一個小房子，一般都是佣人住的。文藝家們窮，就把這個房子租下来。據说魏鶴齡，魏鶴齡可能在座的一般人不知道，歲數大的人知道，《祥林嫂》的男主角就是魏鶴齡，打地鋪睡就是很正常的事嘛。在上海是這樣，你至少说她是追求進步。到延安，你说她三流也好，她畢竟是個明星，吃穿不愁，至少是安定嘛，她能跑到延安去，那個山沟沟裏，不能不说她有革命的愿望吧，至少不怕吃苦，不那么脆弱吧。她去了，這都應該肯定她嘛。那我是這樣写的，只是到文革期間權力失控，她才開始變嘛，才變得那么醜陋嘛。所以我跟導演说，你別怕，經得起審查的。
还有一個新戏，已經写好了，爲了保護那個劇团，我就没涉及“六四”。但是鄧麗君在“六四”的表現上流淚，大陆都没報告這個。我爲什么写鄧麗君，到日本，到香港，到台灣，到法國，都采訪過。我認爲我掌握的材料比較全面、比較真实。也到鄧麗君的墓前拜祭她，跟鄧麗君说，鄧小姐你放心，這事交給我，我會像我所有的作品一樣一往情深，全力以赴。而且跟她说，我一定要写六四，不写六四就不是你。我也跟她的弟弟鄧長禧说，不写六四就不是鄧麗君，你就歪曲鄧麗君了。明年的一月份是鄧麗君的六十大壽，本来這個戏是在六十大壽的时候演，可是現在改成五月份，是她的忌日，她死在五月份。而且五月在香港也是一個演出旺季，劇場已經定好了，但是我劇本没写，戏曲都写好了。鄧麗君我就光说六三、六四，她的歌就不用说了，都知道，一直充滿了戏劇性。另外我说她這人很好，没有什么绯闻，很單純，很有禮貌，接受過傳统教育的一個女孩子。
几乎在采訪過程中没有一個人说她坏话，連佣人都说她好。給小費都比別人多，只有她最後在法國那個男朋友，说，你給太多了。她呀給十塊，她男朋友會把五塊拿走，她是這樣的人，人很好。中聯部、统战部爲了把鄧麗君统战過来。只有她来大陆能舉行一次演唱會，那影響巨大。凡是有華人的地方都有鄧麗君的歌聲，爲了统战，她不遗余力，已經到家，是真正到家了。可以到鄧麗君的家裏去，可以和鄧媽媽在一塊吃飯。鄧麗君是非常非常想回大陆，她是河北人，離北京不远。她爸爸媽媽一個是山東人，一個是河北人。越到晚年越想家，故土之念嘛，人之常情，就是回不了，因爲有軍职在身，那时候國民党还有限制。她说我在大陆，一方面我是歌手，我唱遍全世界，没到過祖國来唱，我覺得是個極大的缺陷。第二，我假設能到大陆看看，能到河北去看看，把我的父母照片帶給我的親友看，再給親友拍一些录像帶帶回給爸爸媽媽看，也了了他們的故國之思，盡了我的一份孝心。
已經開始做組織工作了，樂隊是日本的。曲目都已經選好了，鄧麗君提出来第一場在天安門，一定要在天安門演唱。那個时候你谈什么條件都可以，你只要能来就行。来了之後的變化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天安門廣場這一次，她在城樓上唱的，不賣票。爲什么不賣票？我要報答那些八十年代聽我的歌，用那個機子聽我的歌，唱我的歌，因此受到開除团籍、受到批评等等的歌迷們，我要谢谢他們，爲我走了第一步。假如我進行商业演出的话，估計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買不起票。因爲已經跟我們说好了，賣票隨便你，你要多少錢是多少錢。大家知道我們根本就不在乎錢的，能把她搞到北京来演出一下，你说那個影響有多大。那比张惠妹到大陆来的影響大多了。這個时候北京學生開始絕食，天天看電視。我跟你讲，其实在台灣，在香港，他們的人民吧，群衆吧，對國內政情的關注大大超過我們，或者超過現在我們的一些人，我們麻木了，冷漠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薄熙来是誰，真是這樣。
鄧麗君当然也很關心，天天看電視。她估計不會開枪，不可能啊。台灣“二二八”就是個教训，朝鲜的“光州事件”也是個教训，鬧得全國沸沸揚揚的，怎么可能開枪呢，不可能啊。那时候絕食已經戒严。但是他們知道什么叫戒严，我們對戒严的概念跟他們不好比的。你違反了“戒严令”就是要開枪的，就是很明顯的嘛。她当然不，看電視，看這些实在是同情。五月二十几號我忘了，在“六四”之前，在香港的跑馬地舉行一次支持北京學生民主运動的演唱會，連續12小时。其中有成龍，有曾志伟，我还有一次拿曾志伟開了玩笑，志写成了痔瘡的痔。因爲我写了一本幽默小说，壮痔淩云，那個痔也是痔瘡的痔。我写的一國两痔，那個痔也是痔瘡的痔。她臨时借了一部鋼琴，练了一练，唱的那個《在山那邊》。這個歌是原来東北抗日的歌，我的家住在東北松花江上，基本旋律是那個的，歌詞改了改就唱這個。还是能反映台灣人的家國之思，我的家在山那邊，她唱了這個。其实她的心是在大陆這邊，非常關注我們這場六四运動的發展，唱完没几天開枪了。她怕，她躲，怕中共會下毒手，就跑到屯門，跑到西贡。
合同还没結束，怎么辦？她就發表聲明，中共当局不向學生道歉，不撫恤受難家屬，我就一天不回大陆。這種驚險来讲，把成噸成噸的銀子往外推啊。然後她怕迫害，就跑到巴黎。與此同时，那些著名的歌星們，不到半年紛紛跑向北京，名字我就不说了。表示歉意，表示我們不了解情況，我們受了民运分子的挑撥怎么樣。一個女人，一個歌唱家，我不是看不起女人，能像她這樣，她在我心目中馬上就升得很高。在巴黎，每一次六四她都參加祭悼。在巴黎有一個墙，叫什么墙，在那兒祭悼。前几天都哭，我想她的內心一定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好的機會失去了，我可以回大陆的。我话已經说出口了，你不平反這件事我就是不回去。我覺得這樣一個女藝人，這樣一個藝術家，像她這樣的人真是見所未見、闻所未闻。所以我抱着一種不敢说神聖，極爲虔誠，極爲尊重的心情，去写她，這個本子冬天可以完成。好，我就讲到這兒，谢谢大家聽我這么多廢话，真是不好意思。
（全文完，根據录音整理，未經沙叶新先生審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