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蟒吞羊/胡耀邦之子澄清/新刺激让中国陷入日式大萧条/毛江见面/大跃进
發佈時間: 5/29/2012 3:31:16 PM 被閲覽數: 70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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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香港巨蟒吞20磅小羊 为港最大无毒蛇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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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明报图

5月29日电 据香港明报报道,香港石鼓洲28日有一条12呎长巨蟒吞下一只20磅小羊。香港戒毒会辖下的石鼓洲康复院,有职员于昨晨发现大蟒蛇潜入院内的羊栏,正吞下一只不足半岁的小羊,蟒蛇张开巨口吞下小羊至只剩两脚露出。职员趁巨蟒饱餐后动弹不得,合力把它赶入铁笼,其间巨蟒受惊吐出小羊,但小羊已气绝身亡。

有动物专家指出,蟒蛇吞羊在野生世界中并非罕见,估计蟒蛇在吞下小羊后会耗逾整个月时间消化吞下的猎物。

缅甸蟒蛇 港最大无毒蛇种

吞下小羊的巨蟒约重40至50磅,为缅甸蟒蛇,是香港目前最大型无毒蛇种。蟒蛇在港属受保护动物,巨蟒由警方派出的蛇王捉走,稍后送到渔农自然护理署检查。康复院职员胡先生表示,遭殃的小羔羊身长约两呎,院方已饲养了数个月,供院友作宠物治疗。

昨日清晨7时许,职员如常在院舍巡视,行经宿舍旁的羊栏时发现有异,走近一看,赫见巨蟒腹胀如鼓,张开的巨口露出两只羊腿,正缓缓吞下整只小羊。巨蟒吞下体积与它相若的小羊后动弹不得。院舍职员立即通知院长,经观察认为安全,由职员与数名院友合力把蟒蛇赶进铁笼。

送渔署检查 或放回野外

其间蟒蛇疑因受惊,张口慢慢把小羔羊全只吐出,但小羊已返魂乏术。院长其后通知渔护署及报警。约下午12时,水警轮载着“蛇王”到场,把巨蟒放入布袋,稍后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检查,视乎其健康状况决定会否放回野外。

康复院职员胡先生表示,石鼓洲偶尔会发现蛇踪,包括蟒蛇及其它品种,惟今次是首次见到如此巨型的蟒蛇吞食动物。岛上对上一次发现蟒蛇约在5年前,蛇身约长数呎。

蛇吞羊事件在港不常见,对上一次为2007年5月26日,西贡井栏树有一条约10呎长蟒蛇于农场羊栏中吞下一只半岁黑草羊。

离岛昨另发现3蛇

此外,香港昨日另有3宗蛇踪个案,全发生于离岛,昨日凌晨零时许,长洲北社街的北社新村发现一条身长约6.5呎的大蛇,由居民报警。马湾亦一日内两度发现有蛇。昨凌晨2时许,珀丽湾一名姓曾保安(41岁)巡经屋苑第9座时发现一条黑、啡色的蛇,立即通知警方。

约12小时后,200米外的珀欣路挪亚方舟亦发现蛇踪。26岁的姓李女职员报案发现一条约1米长的黑蛇,由警方派员捉走,事件中无人受伤。

 

 

秘毛泽东江青第一次见面:江青没有搔首弄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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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不知何故,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女皇梦》中的叙述。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作者:王凡,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8月20日,毛泽东前往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有名的洛川会议,叶子龙亦随同他前往。会议期间的一个黄昏,叶子龙独自散步,遇见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两位女性。

萧劲光把两位女性向叶子龙做了介绍: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一位是刚刚从上海来根据地的电影演员江青。那是江青初入陕北根据地,也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江青。

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世间有种种传闻,在叶永烈所著的《江青传》中,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记载都罗列了出来:

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随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见的毛泽东。叶文说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个多月,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见毛泽东。

二是徐铸成《萧桂英进宫》一文中所说,毛泽东看江青演《打渔杀家》,注意到江青,江青感觉到了,主动找康生,要求他引见。

三是王明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江青出演《被糟蹋了的人》,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叶永烈考证该剧编剧崔嵬此时未到延安,否定了此说。

四是翟椿林回忆,在一次文艺演出时,江青主演京剧《打渔杀家》,节目结束时,毛泽东等到后台慰问演员,江青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并亲切交谈。

五是引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著《江青秘传》,说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听毛泽东作报告时,故意搔首弄姿引起毛泽东的注意,随后给毛泽东写信,提出问题请求领袖指教。

不知何故,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女皇梦》中的叙述。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朱仲丽是否有一位身为中共高级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确有一位曾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夫人的姐姐。叶子龙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丽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据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萧劲光夫人朱仲芷就带江青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他住的窑洞外面见的江青,所以叶子龙看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

朱仲丽《女皇梦》一书人物的真实姓名,大都通过谐音或义近的方式改换了,有些人物间的真实关系也被模煳或改动。在书中,朱仲丽对她表姐如何与江青从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表姐带她见毛泽东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尽,且多处与叶子龙关于朱仲芷的回忆相吻合。因此笔者推测朱仲丽笔下的表姐,实为其亲姐姐,那么,叶子龙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况,也随之清晰了。

1937年年底,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陈云。他们还带来一部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

王明到来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个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正确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否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错误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并在党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

会议期间,中共在各地的领导、各军的将领们大都来到了延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贺龙对毛泽东说:“你还不请我们吃饭?”“哦,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你结婚了,还不该请吃饭吗?”“好!我请你们吃。”毛泽东叫来了叶子龙,说:“你给我们办两桌饭。”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叶子龙这个机要科科长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书的职责。有一段时间,叶子龙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泽东身边没了人,感到很不方便,当叶子龙病好后,立即把他调回身边。叶子龙听了毛泽东的吩咐,当晚就办了两桌饭菜,请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王若飞等人。王若飞喝得有些醉意,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几天后,叶子龙又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请上次未请的人。这次来的人更多,张闻天、李富春、滕代远等也来了。这一次把叶子龙忙得够呛,准备饭菜,组织车子接送还碰上了敌机来轰炸。

朱仲丽在《女皇梦》书中,将毛泽东请客一事说成是江青逼迫的,与叶子龙的回忆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叶永烈根据第二次毛泽东请客吃饭的参加者徐明清的回忆,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日子确定在第二次吃饭的1938年11月20日,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吃饭在结婚之后,并非与结婚同时;如果要以吃饭为结婚标志,似乎也不该以第二次请客吃饭为结婚日,况且徐明清本人也说结婚约在吃饭前后,并未以其吃饭那日为结婚日。

敌机轰炸后,中共中央就搬了家,据说是第二次参加吃饭的滕代远建议的,他认为凤凰山不安全,而杨家岭情况好些。于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住了三间窑洞,王明住在他们后面的一排窑洞。请客之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才为人所知。在这之前,叶子龙也说不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究竟应从哪一天算起,因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

1939年,叶子龙收到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江苏发来的电报,说是江苏、上海方面的一些共产党员,听闻毛泽东与曾是上海电影演员的蓝苹结婚,认为很不合适。他们反映,蓝苹的情况比较复杂,曾经被捕,亦因婚姻不严肃搞得沸沸扬扬,请毛泽东慎重考虑。

关于项英的电报,笔者在一些文章和书籍中看到过几种说法:

一是当事人之一杨帆的回忆,他说项英曾向他问及江青的情况,他告诉项英江青被捕过,是否变节不清楚,但讲了对江青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看法。项英要他写个材料,还让他“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项英在电文后加了“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一语。

一是黄子云在1995年1月《党史博览》发表的《“幸有寸心如火炽”》文章中的叙述。黄文说1939年,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杨帆,向新四军政委项英反映了江青“在上海的劣迹”:“通过无线电波,反映江青劣迹的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可惜这份材料没有直接落到毛泽东或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手里,而是落到康生的手里。康生收到这电文的次日,将原文给江青看了,而且把电文扣了下来。”

由于决定给延安发电的项英于皖南事变中牺牲,电报是否直接发给康生无法确定。但叶子龙收到的电报并非发给康生的,否则他不应该先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叶子龙回忆说:“电报是我送交毛泽东的,所以记得电文的内容。毛泽东看了电报对我说,江青的情况康生都了解,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了,可他并没有说什么,可见没有什么问题,不必大惊小怪。就让我把电报拿回来了。”

同样的电报既发给中央,又发给康生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项英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按正常程序,应该如叶子龙所说,由叶先送毛泽东,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里,并由他拿给江青看,又私自扣了下来。根据黄文的叙述,毛泽东显然不可能知道项英来电报一事,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事实是毛泽东首先看到了项英的电报,但他相信了康生有关江青情况的汇报,所以没有以此为意;至于他事后是否又因此询问过康生,就不得而知了。
 
 
 
 

耀邦之子澄清:没有带胡锦涛见父亲 没冷笑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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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看望胡耀邦家人

中国总理温家宝曾于2010年4月发表文章《再访兴义忆耀邦》,纪念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但有传言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阅读该文后却“冷笑一声”,指责温家宝只是为了沾“老爷子”的光。对此,中共党媒人民网5月28日摘录胡德平的口述辟谣,胡德平称自己没有对温家宝的文章冷笑,并称“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难为总理了”。此外,胡德平还特意澄清自己没有带胡锦涛去见胡耀邦,“锦涛同志的进步不是凭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是凭亲朋好友提拔上来的”。

人民网5月28日摘录周海滨所著《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一书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口述,对上述问题予以辟谣。

胡德平说:“温家宝总理2010年4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9月,有文章提到我,说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另,我没有带着锦涛同志去见我父亲。我是要澄清这一点。”

胡德平看温总理纪念文章

2010年9月15日,胡德平从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下称《看待》)。《看待》所针对的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4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文。

《看待》提到胡德平,说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

对此,胡德平讲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2010年4月中旬,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应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个生物能源项目。15日早饭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他,温总理发表了《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我当时一惊,没有多想,即刻给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达对总理尊重历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来文章的传真稿,我才认真拜读完毕。当时见到的新疆党政领导也表示文章写得感人。后回到北京,我还和秘书谈起,觉得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我相信没有谁违背作者意图大删大加大改过,也不像集体正式讨论后的纪念稿,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一气呵成。难为总理了,就不要再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打扰了。

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何有《看待》所称“冷笑”之说?况且四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都叫父亲为爸爸,叫母亲为妈妈,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称谓绝不会挂在我们的嘴上。至于谁沾了父亲的光,谁欠了父亲的情,我们心中也少有个人的恩怨芥蒂。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对我们兄妹有过非常生动、深刻的教育。他说:“毛泽东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革命自有后来人嘛!”他对热心于伟大事业的年轻人、中青年干部充满着关心与希望,对背离这一崇高事业,为追逐权、利、禄而迷失方向的干部总是痛心疾首,甚至愤怒!

父亲退下来以后,如果见到过去曾在他领导下的中青年干部还在工作,总是非常欣慰地说:还在工作,还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这种话就对家宝同志说过几次。

家宝同志和书记处许多同志都记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亲70岁的生日。

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饭我已记不清楚,晚饭之后,他还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虑国事。温总理在文章中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理解这句话中的感情和意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让人落泪。

1990年12月,父亲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家宝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对党中央的安排,我们全家表示感谢。一路上家宝同志及所有中办同志对母亲非常尊重,我们全家也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何有《看待》所称“暖人的眼神”全无之态?家宝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会如《看待》所说,反对耀邦同志90周年的纪念会呢?为了这次纪念会,温总理还给我家提供了一张父亲、锦涛同志和他在贵州与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亲也出席了纪念会。这都有公开资料可查,该文竟硬说母亲拒绝出席会议,真是太藐视广大读者的记忆了。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家宝同志出任国务院总理。大会结束以后,温总理马上就拜访了我们兄妹的母亲。母亲除了祝贺,就是希望他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她对历届来家中探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

当年选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父亲提出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选一个“生面孔”的人到中办,选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门子。他很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认为党内外的中青年干部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间、在门第中间做文章呢?他也注意在老一代革命家、在开国元勋中的后代中培养人才,但同时强调,这些青年同志一定要有地方、有部队基层生活锻炼的经历。父亲那种对干部五湖四海、一视同仁,又以干好事业为标准选拔干部的眼光,我拥护。

有人会问:为何温总理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对于我党历史上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写纪念文章,为何总理就不行?当然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过失,因此就成为媒体上的禁忌,这才是大问题。这么做到底对谁有利?每位领导人的言行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干部言不及义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对一位过世的公众人物来说,家属、亲友、熟人、同事、上下级的纪念,固然让家人感动,但让许许多多不认识的“生面孔”的人纪念他、记住他就太不容易了。温总理写纪念文章是个例子。让更多“生面孔”能记住的人物,才更有历史的魅力。

“我没有带锦涛同志来见我父亲”


我没有带着锦涛同志去见我父亲。我是要澄清这一点。很多外国记者,尤其是日本记者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做澄清后他们都不登出我的观点。2008年,我去日本访问,《产经新闻》记者又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是问我这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我说了真话你一定得登。他说可以。我就告诉他,没有这回事,我当时没有去党校,也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锦涛同志一起学习过。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锦涛同志的进步不是凭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是凭亲朋好友提拔上来的。

这家报社刊登以后,我从日本回来后将这个新闻交给了当时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书记处书记。我说这是我的一个澄清,这对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好,对我们国家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个真实的反映。

以后就是工作的接触,后来,耀邦同志退休后,锦涛同志也来,现在每年过年就会来。就是来这里。

 
 
 

咸平:新一轮经济刺激让中国陷入日式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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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在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央提出11条举措确保稳增长,更有消息人士透露下阶段财政、货币、产业等三大政策将陆续有新一轮具体政策出台,此举意味着新一轮经济刺激号角已经吹响。那么,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就指出,敢不敢问自己:中国经济究竟在靠什么增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其实都是“浮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靠一种方式,就是近乎疯狂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新一轮经济刺激很可能让中国陷入日本式大萧条。

就拿上海来说吧。上海经济发展的快得不得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了,而且是远东超级大都市。2008年、2009年上海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现在看来超过东京、纽约也是指日可待了。从统计数据来看,“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从9247.66亿元提高到16872.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1%。也就是说,这五年的GDP加在一起有差不多6万亿元。那大家晓不晓得这里面有多少是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2.3万亿元。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除去崇明县,上海砸在每平方公里上的投资竟然超过了4.6亿多元!在上海市政府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他们自己也坦言:“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什么叫不可持续?不过是和“负增长”一样的委婉说法,真相就是在全面下滑。2011年1—11月份,上海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350.5亿元,比2010年同期下降0.9%,其中5月份比2010年同期下降5.7%。不仅上海如此,我这里还有全国的数据。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19%;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份,全国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了7.8个百分点。

从铁道部到地方政府,中国经济已经深陷债务危机。铁道部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我在2011年的春节就发布了铁道部的财务预警!当时的铁道部还在“大跃进”的狂欢之中,没有人听,他们不但找我麻烦,找我节目的麻烦,还郑重其事地开新闻发布会反驳我,说什么资产负债率不高,财务还很健康,和我这个财务专家叫板。结果不到一年,在资本市场发债受挫,没办法只好“作弊”,在财政部碰了一鼻子灰以后,竟然故意曲解发改委的文件,创造出“政府支持债券”这么个新名词,硬把它说成是有中央财政支持来忽悠资本市场。

媒体报道说“铁道部向国家求援8000亿元,希望财政支持4000亿元,同时发债4000亿元,以使铁路建设顺利推进”。铁道部公开回应说这个报道纯属谣言。那到底是不是谣言呢?从财务报告上看,36家与高铁相关的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合计是2491亿元。

何以至此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给你一笔资金来做投资,你会怎么投?我想就算你没读过MBA,你也懂得手里要留有周转资金,分期开发,保障一期竣工以后能收回现金了,再投下一期项目。你一定不会把所有的钱用来同时开工十几个项目,到后来没钱了再到处去借。

但是,我们的铁道部也好,地方政府也罢,都比你有创意,他们的习惯就是把所有资金加贷款一股脑全砸进去。2008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计划投资到铁路上的大概是1.2万亿。结果,铁道部一口气投进去2.4万亿,全国4.1万公里铁路一起上马;一口气开工建设1.6万公里高铁,砸进去1.6万亿;同时又开工建设双线电气化铁路2.5万公里,至少又砸进去7 500亿元。所有的钱全砸进去了,没钱了怎么办?等国家拨款,向银行借债。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一旦国家投入减少,很多在建项目立马陷入困境。2011年6月份的时候,国家开始重新思考铁路规划,决定放慢速度,削减对铁路的投资。这里我得为政府辟个谣,政府可不是在温州动车事故之后,而是在那之前就已经考虑修改计划了。早回应我的预警多好,没准儿铁道部还能“软着陆”。结果是:国内多条铁路面临资金短缺被迫停工,停工项目占到所有铁路项目的90%以上。

铁道部搞“大跃进”的是高铁建设,那么地方政府在搞什么呢?公路、机场和交通枢纽。让人担心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比铁道部来得还猛烈。大家不要闲着没事儿看欧洲和美国的热闹了,因为我们“中国版”的债务危机早已经爆发了。云南省的融资平台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不是一连串个别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具有连锁反应的债务危机,云南发生危机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债务融资平台都发出了警报。首先是云南公路千亿贷款已经发生技术性违约,经过云南省政府和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磋商与协调,才避免了危机的爆发。之后,云南省政府自己悄悄搞重组,不幸的是重组中导致发行的债券又险些发生违约,这些债券包括“10云投债”和“11云南铁投债”等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两个品种的7只债券。而云南省政府早在2011年4月26日召开常务会议时就决定组建云能投了,可是3个月后才披露这个信息。

各位还记得日本当年经济发烧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吗?我告诉你,和我们今天差不多。但是日本没有搞所谓的电动车,也没有一边拆高炉一边建高炉,一边修电厂一边炸电厂。我们都晓得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其导火索之一就是1987年美国股灾,导致大量资金逃逸。当时日本经济从表面上看非常好,持续51个月GDP连续增长,日经指数在1989年达到顶峰。但是地价和股价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在1992年破灭,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的萧条。日本人还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萧条,他们对此起个名叫什么呢?“平成不况”,其实就是经济衰退的意思。遗憾的是, 到现在日本还处在“平成不况”之中。

从1990年开始日本GDP大幅下跌。那么,当时日本政府是怎么挽救经济的呢?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靠大规模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来不停地刺激经济。前前后后共实行了9次大规模的刺激对策,其中有7次规模高达10万亿至18万亿日元,总规模高达136万亿日元,接近GDP的三分之一。再贴现率从1991年7月到1993年9月,连续7次下调,从6%一直降到1.75%。到1995年日本稍微缓过气来,但是刺激政策并没有停止,再贴现率当年又两次下调,一直降到了0.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又接二连三地开始刺激。1998年日本政府两次实行综合经济对策,共动用了40.6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但是当年,日本企业破产18988家,创历史之最。之后,日本政府又开始大规模减税,调整土地、雇佣和中小企业方方面面的政策。

结果,日本政府刺激一次,经济就出现短暂复苏,但是退出刺激就下滑。长期来看,公共债务支出让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注射强心剂”的办法,并没有让日本经济真正好转。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1%。同时,因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导致日本的财政赤字节节攀升,长期债务在GDP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51%增长到2002年的136%,后来竟然超过了200%!如此沉重的财政债务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日本的政府债务几乎已经无法偿还。2009年日本GDP约为480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按照2%计算,每年最多增加10万亿日元,扣除社会保险和租税负担,按照25%—30%计算,每年增加税收不过2.5万亿到3万亿日元。如果扣除经济增长和长期利息变动相抵的部分,偿还目前的880万亿日元债务需要300多年!

我讲了这么多日本的问题,目的是想说我们就别再盗用凯恩斯主义了,凯恩斯要是知道他的理论如此贻害后人,可能都会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日本这失去的30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财政刺激、低利率、政府举债投资,统统无效。恰恰是因为这么瞎搞,经济底子会越来越虚,距离走出萧条也越发遥远。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透过我的分析,各位应该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大格局——出口不行了,内需没起色,投资没钱了。首先,出口难以为继,贸易顺差迅速下降,甚至偶尔会出现逆差,传统的出口产业,如IT产品、机电产品乃至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都因为外部需求不振、内部成本高企而陷入萧条。其次,内需毫无起色,一些行业在滞胀之下,成本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销售上涨的幅度,所以销量在增,利润在降。当然,客观地讲,出口和内需一直也不是GDP的主力,我们真正的主力一直都是投资,而且是政府领投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当然还有工业投资,但是大部分工业投资也都是围着基建而不是民生内需转的。之前,我们投资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都来自我们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敢消费,所以把钱都存到银行里去了。而这些钱经银行之手被转给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搞起项目不是“大跃进”就是“放卫星”,一口气投完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家底。等大家发现都没米下锅了,才看到遍地都是半拉子工程。4万亿拉动起来的行业基本都被打入谷底。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经济周期不比季节周期。对于季节周期,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可是经济寒冬之后,却可能又进入另一个冰河世纪。如今的大萧条,正是过去几年“大跃进”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指望靠这条老路走出危机,最后只会陷入日本式三十年萧条。

 

 

【大跃进历史】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前因后果

 
来源:
 
 
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1)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1月29日18:05 新浪读书

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农村、乡镇大搞人民公社,一度又推行“集体下地记工分、集体进食堂吃大锅饭”的军事化供给制,声称“吃饭不要钱”。

当初毛泽东主席首先发出号召:“人民公社好!”河北省徐水县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试点,因毛泽东的视察而举世闻名。它倡导的军事化和集体化生活方式,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样板。

共产主义天堂标准

中央农村工作部一名副部长向河北省徐水县的干部群众传达:他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供给制试点。这是继承延安和老解放区(老区)的传统,很快就制订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当前目标如下——

工业:县里要建一座有200台机床的机械厂,还要建联合钢铁厂、化肥厂、联合纺织厂、水泥厂、酒精厂、淀粉厂、制糖厂、人造石油厂、综合化工厂、炼焦厂、热电厂。

农业:原有耕地79万亩,1959年要把播种面积扩大到160万亩,平均亩产3000斤。1962年把播种面积缩小到64万亩,而使亩产粮食达8000斤。

文化:7年至10年内把现在30岁以下的人提高到大学或高等专科文化程度,县办综合大学一所,各社办综合大学一所,各村办红专业余大学。

生活水准:计划到1963年每人年均分配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糖240斤,水果147斤。

供给制方案还公布了“伙食标准”:每个农民、中学以上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幸福院的老人、小学学生、幼儿园的幼儿每人每月4元;托儿所的幼儿每月2元;工人根据技术、劳动强度每人每月10元至12元;干部,县级每月18元,其他一般干部12元。

服装和日用品发放:农民每人每年单衣2身,两年棉衣1身,每年鞋子4双、帽子1顶、袜子2双、肥皂2块、香皂1块、毛巾2条。工人除发工作服和每人每年多发1双袜子、4块肥皂、2块香皂、牙膏2支外,其余跟农民相同。干部比工人多1件衬衣、2块肥皂。

津贴费:农民每月1元—3元;幸福院老人和学生每人每月3角;工人分七等,1元—16元。干部分四等:县级16元,局科级12元,普通干部、教员8元,勤杂人员6元。

卫生、医疗、文娱:农民、工人、干部每10天发1张洗澡票,25天发1张理发票,每月1张电影票。看病全部免费。

这就是当年徐水县制订的“共产主义天堂”标准。

尽管水准很低,但仍属画饼充饥。按照主观的供给制方案应统一发放的物品,客观上因物资不足而无法兑现。如毛巾每人每年应发2条,实际只能发1条,至于看电影、洗澡等,则根本无法实现。津贴费的标准一降再降,到后来干脆除了吃饭不领1分钱。吃光用光,再也没得吃了。

那 时,公社社员除了1双筷子、1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县委还规定在1958年10月前拆完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旧砖房,据统计,全县共拆掉32 000 间房子。拆房容易盖房难。当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派来几十名师生帮助建房,但由于缺乏材料和资金,许多社员整整一冬天没有房子住。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供给 制”的许多设想由于财力、物资不足而无法兑现,后来不得不挪用公家的商业资金900万元,造成资金无法周转。

所谓“吃饭不要钱”

1958年“大跃进”的当时,在全国率先实行供给制的还有安徽省无为县的响山社,当时《人民日报》曾这样报道:

响山社实行供给制,一方面贯彻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包 含有若干“按需分配”的因素,体现了“各取所需”的方向。用“供给制”进行分配的办法,开始就受到广大的贫农、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后来一小部分富裕中农也 满意了。响山社社员用自编的民歌赞颂“供给制”道:“发米发柴又发盐,过年过节样样全,有烟有肉有香油,红糖鞭炮带挂面。到热天,发草帽,另有一把芭蕉 扇。发毛巾,发香烟,还有肥皂洗汗衫。要结婚,能支钱,生了孩子更安全。有产假,还不算,糯米红糖加鸡蛋。男女老少喜洋洋,高高兴兴忙生产。要互助,心相 连,响山变成幸福山。”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农村中出现的“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引起了毛泽东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 美好回忆。1958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当他了解到这个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已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便说:“吃饭不要 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引自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25 页。)

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考察时也表示积极支持供给制:“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公社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 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刘少奇在河南考察时又说:“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 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实行供给制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 们干部中间及在军队中间实行供给制问题。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哪里?5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引 自《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87页。)财政部长李先念9月中旬到河北、河南访问了一些人民公社后,充分肯定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 件”。

名义上“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但实际上造成极少数的“地头蛇”、痞子流氓干部肆意多吃多占,各自用了掌实权的手,“取”了他们自己贪得无厌的“需”,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广大群众无权无势,遭到盘剥,多劳少得,敢怒不敢言。

农村供给制食堂的乌托邦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了三国时张鲁的事,随后又批示印发了《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给与会者。毛泽东把张鲁誉为中国古代倡行“共产”生活的先驱。

张 鲁在汉中掌权30年,以五斗米教号召农民。在大路旁置“义舍、义米”,“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毛泽东对“义舍、义米”的解释是:张鲁也搞“吃饭不要 钱”,不过不是在整个社会上搞,而是在饭铺里搞,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先河。对“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毛泽东解释说:“近乎政社合一, 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又说张鲁也搞群众性的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治病用神道,也好,那时只能用神道来治病。 这正好说明了“人民公社”是小农平均主义的产物。

许多地方强迫全体农民“共产”,把每个社员家里的铁锅砸光了,炉灶掀掉了,柴火全都没收、归公。

“大 跃进”的高强度生产任务,使农村劳动力空前紧张。而农民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又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障碍。然而舍此不顾,安徽无为县响山合作社最早经 办供给制的公共食堂,向上“捷报频传”。湖南、福建等地也在夏收前开办了一批公共食堂;福建安溪县还专门编了公共食堂的所谓“八大好处”。欺上瞒下、吹牛 撒谎之风盛行。

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孟津县红旗公社“九十顿饭菜不重样”的“奇迹”,这是一篇典型的“假大空”奇闻:

在 “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食,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 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这307个食堂,有279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的制度。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 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 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 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经有214个食堂做到一个月90顿饭菜不重样。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糕、葱花卷、炸红 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是把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细小碎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白面擀得像薄纸一样,然后把拌好 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下面是湖北省光化县公布的人民公社一周食谱(菜单):

星期一早上:烤面包、苞谷糁、萝卜丝豆腐;中午:红薯大米干饭、粉条汤、炒白菜等;晚上:面条、辣酱、白菜。

星期二早上:锅贴馍、小米汤、炒辣椒丝、酸菜;中午:油饼、萝卜豆腐汤;晚上:五香胡椒汤。

星期三早上:蒸花卷馍、大米汤、烧豆腐、红薯等;中午:炸油馍、溜白菜、萝卜丁面汤;晚上:面条。

星期四早上:蒸发糕、高粱糊、包菜、泡菜等;中午:蒸面条、青菜汤;晚上:肉丝面。

星期五早上:五香锅贴萝卜、白菜汤;中午:蒸菜包子、红薯片汤、辣椒酱;晚上:烙饼、萝卜、粉条汤腌菜。

星期六早上:糖包子、伏汁酒;中午:小米干饭、白菜汤、炒豆芽、萝卜;晚上:三鲜面片汤。

星期天早上:糖炸馍、红薯圆子汤;中午:大米干饭、肉丝汤烧萝卜;晚上:炸椒面条。

这个“供给制食谱”的内容,竟然可以跟1942年延安根据地供给制食谱相媲美。特别如“争取每天不要重样”的提法,字句都几乎一模一样。但在当时物资匮乏的现状之下,只能“生虚火、发高烧”造成一时轰动的效果,根本无法持久。

到1958年底,全国的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供给制”,办起360多万个公共食堂。90%以上的农民不准自家生火开灶,被迫都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

调查报告:公共食堂吃什么

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有人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还有人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1)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在家里 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2)后来因为粮食不够了,就限量供饭。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 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作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

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 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 节省粮食!一位地主后代说,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 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至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 民得以安心生产。“土地改革”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面对土匪流 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

从 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 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 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都种了红 薯。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 多的也不过200来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 斤,黑南瓜200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刚开 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 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很快,粮食就吃完了。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 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 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食堂设有事务长,负责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

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村民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

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却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 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 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 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 料。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没有 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那时沙锅卖得好了。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做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

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吗?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吗?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

这 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做党的基层领导。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的耧 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板 凳。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 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日 本侵华时期,“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

土匪喜欢华北平原。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 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动性。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 “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 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 1%。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作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 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 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 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农户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 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 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 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撰文:党国英,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

人民公社的家当吃空了

人 民公社初期推行的“部分供给制”,具体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伙食供给制(包括口粮供给制和主副食供给制),第二种是基本生活供给制。如河南省七里营人民 公社的供给范围包括伙食、住房、衣服等7项;河北省徐水县人民公社的供给范围则更广,包括吃饭、住房、穿衣、教育、生育等15项,称为“十五包”。(参看 罗平汉《人民公社供给制探析》,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全国推行“吃饭不要钱”,两三个月便把人民公社的家当吃空了。湖 北省委在后来的报告中承认:“由于‘吃饭不要钱’,办大食堂,号召敞开肚子吃,而引起了大吃大喝大浪费。有的地方,吃饭放‘卫星’,一天三顿干饭,开流水 席,个别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照这样吃法,农民的估计是‘一天吃了三天的粮’,这样大手大脚搞了两个月到三个月。”(参看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208页。)到1958年末,全国粮食紧缺。

1958年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以后,就普遍出 现这样的怪现状:吃饭的人多,出工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劳动效率大为下降。原因就在于“供给—工资制”极不合理,供给部分多,而工资所发无 几。实际上,人民公社食堂办得非常糟糕!不仅助长了“干不干、二斤半”的懒汉意识,而且“吃饭不要钱”浪费极大;老人、幼儿、孕妇、病人却得不到应有的照 顾;许多地方则办起了“干部小灶”、“书记特灶”吃公款,出现“多吃多占”、“假公济私”等大大小小领导人的特殊化歪风邪气。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孽根蔓 延,烂摊子不堪收拾,一直影响到现在。

在全国率先进行共产主义供给制试点的河北省徐水县,群众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社员诉苦:由于办了公共食堂,外地回娘家的闺女吃不上饭。开一顿饭要等 3个钟头,根本不省力,还浪费许多时间。下雨天有的妇女不小心摔一跤,菜碗饭罐摔地上就再也打不到饭了。公共食堂又引发许多纠纷:是按生产单位吃还是按户 吃?粮食定量吃还是敞开吃?怎么记账?怎么发饭菜票?农民身上带饭菜票容易丢,一出汗又容易烂,这一大堆问题又怎么解决?……

从1958年8月到1959年春,这些实行“共产主义供给制”的人民公社试点单位,开场轰轰烈烈,收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进入大同世界,反而有许多人在饥荒中饿死。

“三年灾害时期”饿死多少人

通 常文献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有的指1959—1961年,有的指1960—1962年,有的指1961—1963年,实际上“人祸天灾”从1958年底 就露出苗头,饿死人的事实从1959年就开始了,而一直到1963年国民经济才勉强恢复过来。因此“灾害(困难)时期”长达5年多。

灾害时 期全国到处饿死人。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100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饿死10万人,有639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称为“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 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又广西、安徽、四川、甘肃、宁夏等地也有类似的凄惨事件。

就这样,中国以据说3年内死亡大约3000万人的巨大代价,给“大跃进”画上了血泪斑斑的句号。

具 体饿死人口究竟有多少?学者说法各异。最低数字,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三年灾害时期”饿死人数在 1700万—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所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 《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中的分析结果为2680万。

我们还可以官方的《中国人口年鉴》中的数字作为参 考: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102%;但是到1960年突然大降,据国家统计,人口反而锐减1100万,比正常状态下减少2213万 人,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显然是“人祸天灾”的非正常死亡;到1961年继续大降,据国家统计,人口又锐减348万,比正常净增率1%的状态又减少 1461万人。这两年人口损失就高达1448万人。而正常状态下,这两年应净增2226万人。所以说,这两年间全中国人口实际减少了3674万人。

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93年版)中,被列为世界上最大饥馑的记录,发生在1959年—1961年的中国,仅华北地区,就有3000万人死亡。

还 有人作了这样的估计:1959年,中国人口总数是672亿;1960年为662亿人,减少1000万人;1961年又比1959年减少1300万人。 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计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的全国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比,1959年— 1961年的3年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4000万人,每年1000万人以上。

痛彻心扉的呼声

无论饿死的人数是多少,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幸的。

后 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1959年至1963年的大饥荒是“自然灾害”,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从我国历史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 局部的旱灾和水灾;然而中国有幅员广大的国土,不可能保证各地每年全都风调雨顺。但那几年“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1954年的洪涝灾 害,为什么1954年就没有饿死人呢?还是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在农村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0年开始,我国农村饿死人的噩耗,已经开始上报中央。一个多事之秋,普通的工人、农民,把这些灾难的真实情况报向北京中南海……

某些瞒上欺下的负责干部,为了自身的乌纱帽,仍然“报喜不报忧”,鼓吹“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纸包不住火,全国各地的大饥荒早已燎原,使国民经济陷入瘫痪。

为了竭力挽救党国命运,1962年2月,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5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根据紧急状态,制订了“经济调整、包产到户、要退够”的现实方针。

6 月下旬,伟大领袖毛泽东(党主席)跟刘少奇(国家主席)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毛泽东主席责问:“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 办?”向来沉着的刘少奇主席也动了感情,吐露了真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和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引自《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社)这样 一些极其不愉快的争吵,是引发毛泽东后来坚决打倒刘少奇的导火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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