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台湾民主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的问题。自从台湾在蒋经国后期开启民主化之后，人们一直在关注台湾对中国大陆政治的影响。这种关注不仅仅在两岸学者和政治人物中间，而且也发生在海外华人、学界、政界和商界中间。很多人一直相信，台湾能够成为中国大陆政治转型的一个参照模式。
    
    但不幸的是，台湾的民主往往和台湾的统独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台湾的“独立”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操纵选举的主轴。这个局面在很多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作一个客观的认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把台湾民主和独立运动捆绑起来之后，至少中国大陆对台湾民主化的认识趋向于负面。除了中国的自由派继续对台湾民主抱有信仰之外，很多人尽管也认同民主，但不能接受民主化和台独关联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
    
    不过，今年这次台湾选举的和平性质以及族群议题、台湾独立没有成为选举的主轴，又再次在改变人们对台湾民主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人们已经感觉到，当台湾老百姓对民主的狂热度急剧下降的时候，中国大陆很多人，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对民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台湾趋向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政体的时候，其对大陆的影响只会有增无减。这种认知趋势纯属正常。台湾民主正常化表明民主政体的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一种起伏很大、反复无常的台湾民主，没有可能产生正面的外在效应，而只有一种制度化了的民主，才会对大陆有参考意义。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海内外学者，对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已经作了详细的研究，但很多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参考意义并不很大。主要的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台湾的民主化，仅仅看成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他们对台湾民主所作的解读大都是西方式的。出于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台湾学者，都把台湾民主视为是西方民主的延伸。西方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人们对台湾民主的客观认识。
    
    中国大陆最关切的是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包括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对中国大陆来说，台湾民主化的参考价值，并不在于台湾民主化的具体路径或者制度表述方式；最具有价值的在于台湾民主的和平性质。
    
    台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正式民主化，马上成为亚洲“第三波”民主化的代表。较之其它地区，台湾民主化的和平性特点非常显著。历史上，民主化经常充满暴力和鲜血。民主最先在欧洲产生，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英国是民主化的代表，但即使在英国，也割了国王的头。在其他欧洲国家，民主化是长期的社会运动，包括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民权运动的结果。民主传播到非西方世界之后，其过程更显得暴力。
    
    中国大陆倾心于台湾民主的人们，往往过分简单解读台湾民主化。他们所强调的是纯粹的民主化进程，即从台湾早期的地方选举到开放党禁和报禁等政治方面的发展进程。不过，所有这些政治因素都很难充分解释台湾民主化的相对和平性质。如果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来看，不难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在西方，没有两个民主政体的实现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在亚洲也如此。当然。民主化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表示民主政体没有共同性质，例如选举、多党制和自由的媒体等等。
    
    但也很显然，无论从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都很难回答这一关键问题：为什么一些民主化进程是和平的，但另一些则具有暴力性质？在很多已经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尽管有选举、多党制和自由媒体等被人们称之为民主的制度，但所有这些制度并没有为那里的人民带来清廉、有效政府，没有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和平。相反，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很多民主政体往往和政府腐败、人民贫穷和社会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那么，如何避免腐败、贫穷和暴力的民主，追求清廉、富裕和和平的民主呢？两种不同状态的民主，并不能从民主化本身的路径和制度表现方式来理解。
    
    看来，人们必须对台湾民主作一新的解释，这一新解释，必须跳出民主化的路径和制度表达方式，而深入和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层面，也就是民主化发生和发展的宏观环境。民主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历来就是民主政治研究的一项极其关键的内容，但在亚洲，这项内容被大大忽视。
    
    简单地说，今天台湾民主的质量和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建设有关联。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建设，然后再民主化，这个过程是所有优质民主必须要经历的。西方如此，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也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的质量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控制民主进程中的腐败。就选举民主来说，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国家，和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但是，这两种民主的质量绝然不同，前者更多的是劣质民主，而后者更多的则是优质民主。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和一块肥皂就可以搞定一张选票。不难观察到，在低收入国家，选举过程中往往买票现象严重。在中国的地方选举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但是一旦到了人均收入3万美元的时候，很难买得动选票。这对候选人也是如此。在欧洲，很长时间里，参与政治的是贵族和社会精英。他们参政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但现在，西方是大众民主，任何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都可以被当选。但对那些来自贫民阶层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所得到的职位，无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的。当他们的职位不能给与他们足够的收入，来支撑一个体面的生活的时候，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英国议员近年来的腐败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台湾民主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其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中上收入水平，也就是具有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黑金政治”、选票贿赂也有发生，但大多发生在收入较低的阶层，主要是农村基层。这很能说明高收入水平对民主的重要性。如果选票可以被收购，那么民主就失去了其意义。在政治人物方面，被称为“台湾之子”、从基层打拼上来的陈水扁，在成为总统之后变得如此腐败，更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第二，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在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时候，国民的教育水平还很低，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时候，大多数国民就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质量有关联。例如要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贿赂选票就比较难一些，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较能够收集和处理有关候选人的政策信息，并对其政策作理性判断。这并不是说，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会理性思考，而是说收集和处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识成本。
    
    第三，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社会稳定，这是政治定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政治人物比较难以操纵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造就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尽管台湾被族群议题所困扰，人民被族群议题所分裂，但是其民主进程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和平，这和中产阶级的庞大有关。刚刚结束的选举也表明，一旦族群议题不再成为选举主题，和平就会有保障。
    
    台湾的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社会改革对和平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在欧洲，民主政治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欧洲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才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运动既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福利资本主义，也促成了民主的转型，即从早期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转型。在亚洲，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质。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在蒋经国先生时期，已经开始确立一整套社会保护机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在把产业工人转化成为中产阶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有社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有劳动工资的提高，这使得台湾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台湾政府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结构上保障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所有这一些，都使得台湾能够避免欧洲式的长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促成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化的和平进展。
    
    有了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效的社会制度，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除了台湾之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这样。香港尽管还没有普选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的民主化运动也非常和平。有人说，香港已经成为“抗议之都”，什么样的抗议都可以发生在香港，但这么多年里，香港的抗议非常和平。很简单，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充满无限的暴力，但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则倾向于和平。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会不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呢？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也会沿着日本或者“四小龙”的政治路径。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的政治路径都是不同的。再者，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也并非意味着中国大陆的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也会和日本与“四小龙”的类似。中国可以也必然发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中国可能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
    
    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东亚政治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即走一条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道路。中国在前面30多年里，其重点在于经济，在于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目标，已经逐渐转移到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围绕着这个目标，中国正在展开几个方面的改革。例如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而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再如建设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公共住房，在为中产阶级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社会底层提供基本的社会保护机制。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中国目前改革的内容还是以民生问题为主体。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在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的同时，以更公平的方式来分配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一方面是为了公平地分经济大饼（例如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做大经济大饼。社会制度建设好了，消费社会才会成为可能，社会稳定才会有可能。而消费社会和社会稳定，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龙”，尤其是台湾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大陆的人们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实际上，就民主化的具体路径和制度表述来说，日本和“四小龙”是有很多教训的，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的民主模式，而另一些则比较西方化。“去西方化”和“西方化”的民主模式，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民主。不过，大多数人会同意，中国需要追求和平的优质民主，而非暴力的劣质民主。如何避免劣质民主、追求优质民主呢？这是今天人们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民主发展模式的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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