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仍长期背负骂名 陈独秀的真实后半生(组图)
陈独秀这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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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他的朋友、敌人
记者_黄修毅
1933年4月14日上午，在促狭的江宁地方法院法刑二庭，记者挤满前廊，庭内座无虚席，百余人旁听了一起以“叛国罪”提起公诉的审判。
由狱警带上被告席的陈独秀，气色尚佳，眼睛深深眍进挑起的眉梁骨，不自觉有睥睨一切的神气。当堂自辩时，他的一番讥诮之词引得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再度入狱的陈独秀，此时已被国、共两党剥除了任何合法的政治身份。自1913年“二次革命”以来，他曾因“反政府”、“组织共产党”等罪名四次被捕。这一次，为营救陈，知识界的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竞相奔走，在胡适、蔡元培的运作下，杜威、罗素乃至爱因斯坦都拍来了声援电报。
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律师章士钊自愿出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53分钟，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为陈辩护。
陈独秀闻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台下哗然，有人议论陈是“想当英雄”。法庭最后判陈入狱13年。
遥在延安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据此评论说，“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面朝四壁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背后则忍受着“自己人”的谩骂。这位参与创党的中共首任总书记，到了晚年被《新华日报》等称为“托匪汉奸”、“日寇侦探”，直到死后仍长期背负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动路线总头子”的骂名。
他身前的思想与作为，有如受到诅咒，至今仍深埋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向左走？向右走？
站在法庭上，年过半百的陈独秀仍精神矍铄。壮年时他曾教训青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美的生活。”现在这看起来像是他人生的自剖。
囚于南京狱中期间，曾经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重操早年精熟的文字学，写成一部《实庵字说》，成为他的遗世之作《小学识字课本》的底稿。他还特意托胡适捎来英文原本的《原富》、《经济学与赋税原理》，日加研读手不释卷。
无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替他扛旗的胡适，在陈独秀入狱后，反倒发了一通怪论，“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陈仲子脱离苦厄后，肯定不能安心著作。”
1937年岁末，在狱中关押了5年的陈独秀获提前释放。此间，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剧变。抗日的战火从热河蔓延至全国，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从南京迁都重庆；而中共中央经过长征抵达陕北，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并跟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独秀一出狱，旋即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提出，愿拨10万经费支持陈重组共产党，并许诺在国民参政会中为新共产党保留5个议席。毛泽东和张闻天则发布中共中央通电，提出陈回党工作的条件：放弃过去的一切主张，并表示对当前中央的拥护。
议会政治，实乃陈之所欲。但1927年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失败的创口尤在作痛，他怎能忘了那个短命的上海市民选政府，正是在蒋介石的枪口下遭到覆灭？回归共产党，亦合陈之所愿。那毕竟是他起家创立的中国最革命的政党，但他跟组织之间情感上、路线上的裂缝还能修复吗？
这个在1920年代两次全国最有影响力伟人评选中得票数仅次于孙中山的“青年导师”，在新一波“统战”浪潮中，拒绝了任何一边，陷自己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他的倔强，换来的是噼头盖脸的声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会，王明发言，“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陈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间谍。”
1938年7月，陈伯达在《解放》上发了一篇12000字的长文，批陈“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
陈独秀不服，他给《新华日报》写信抗辩。“汉奸”风波越闹越凶，周恩来干脆出来劝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老头子”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共“五大”召开时，陈独秀虽尚在总书记之位，但群起向他发难的人中，有从北大时期开始跟随他的学生张国焘。张国焘拍桌子大骂陈为“投降主义”，手指头戳到了面门。众人看陈面有愠色，但只一味地沉着脸，没有发作。
早在“二大”上，张国焘就曾说过，“要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那样，反对自己的老师”。因张国焘在党内搞小集团，被陈独秀当面拍了桌子，连桌上的茶盏都跳了起来。如今这一巴掌拍回来，张国焘也算解了心头之恨。
陈独秀在党内向被尊为“老头子”，和他年龄最接近的李大钊，在“五大”当夜已遭北洋政府处决。其他围绕陈身边的共产党人，多是他的学生辈。因知道他习惯在晨起、夜间读书写作，他们喜欢在午后来听他的畅谈高论。
张国焘、彭述之等人的记述都曾提及，陈独秀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时，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
毛泽东年轻时，曾入京遍访“五四”名师，对陈独秀观感尤佳。返湘和蔡和森谈起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可比拟”。日后接受斯诺的采访，他还说自新文化运动以后，“陈独秀、胡适代替了梁、康，做了我崇拜的人物”。
在同辈人之中，陈独秀的思想显得时髦、出格，同盟会打着反清的旗帜，还在和康梁新党较劲，他已经在甄辨英式与法式的民主；“五四”后无政府主义盛行一时，他又转向了苏俄革命的列宁式马克思主义。
难怪胡适在1917年刊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冀教续篇》骂陈独秀了。”
现在“老头子”垂垂老矣，被当成“右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人的词典中，“右倾”的意思就是，“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他白天躺在床上发呆，闷闷地抽烟。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牺牲，更为他的风霜晚年增添悲痛。
遥想早年的同道，在日本留学时期交好的热血青年邹容、吴樾等人，已先后在反清斗争中殒身。原来北大的师友蔡元培、胡适等人，在他受共产主义理论吸引之后，也变得疏远起来。曾经开诚与他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如吴稚晖、汪精卫等辈，于今则结下了梁子。
步入晚境的陈独秀落得孑然一身，但这倔老头非但没有沉入伤春悲秋的文士情绪，还振笔悬腕，自题一屏条：“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
悖时乎？
1919年，陈独秀第二次入狱，远在湖南的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到了1937年陈独秀第三次入狱获释，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时，话锋急转，“陈1927年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历史上这个血的教训”。
陈独秀被批驳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托派取消主义”，无不起于陈独秀对北伐的抵制，以至在国共合作上举棋不定。
陈独秀反对北伐的呼声，最早还可追溯到1923年。那时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国民政府所在地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兵变，孙中山欲北联曹锟，兴兵讨陈。
身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一面发动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委会向孙中山写联名信抗议，“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方法”，一面又动用中共的舆论工具，在党刊《向导》上发文，“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北伐伐谁？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走到一条道路？”气得孙中山勃然大怒，“他再敢胡说，看我把他开除出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遍举中国的舆论，声援陈独秀的竟只有过去的北大同事胡适。此时的胡适，还只站在一个局外人清议的立场。他反对孙中山以“背弃主子”、“犯上叛逆”为口号讨伐陈炯明，批判其“用旧道德的死尸来作攻击他人的武器”。
胡适身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所发的清议，尚且遭到国民党所操舆论一个多月的围攻。陈独秀身为国共合作统一阵线的党内人物，他的言论就不得不面对政敌在幕后的揣测。
他本人也预感到这种危机，从中共“二大”开始就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以便在党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进行监督和批评”。而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却成了触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之间矛盾的导火索。后者所指派的代表，从马林到鲍罗丁，一直要求中共要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躲在国内党内部“借壳”发展。
陈独秀个人的政治灾难正是由此而起。当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出师连捷，进逼中部重镇武昌时，陈独秀还签署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关于时局的主张》，仍与北伐唱反调，提出“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出路”。
1927年4月，北伐军逼近上海，那是陈独秀曾向孙中山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中心”。书生意气的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发起组织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第一次坐阵前线指挥，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直接参与革命行动。
昙花一现的上海市临时民选政府，只维持了不到半月，就迫于蒋介石兵临城下的压力而告解散。
吴稚晖在晚年回忆录中记述，陈组建上海临时民选政府以前，他们之间曾有一段对话。他语陈：“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两百年尚嫌不足，否则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品。”陈答：“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吴遂问：“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二十年。”吴掩面而走，“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国民党的性命太快了一点。”
局外人
陈独秀缺席了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八七”会议，和此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丁回国述职时，形容陈独秀“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
终于，1929年10月15日，中共创始人陈独秀遭开除党籍。和他一起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中国“托派”的领导人彭述之。
撒手不再做领导后，自号“撒翁”的陈独秀，陆续在新创的《布尔什维克》、《无产者》、《热潮》等杂志上作文，“既不拥国，也不拥共”。自判局外的他，似乎再次体验到了思考、写作、批评自由的状态。
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四年，是在四川江津（现隶属重庆）的巴山蜀水间度过的。一直陪伴他身边的，只有他的第三任伴侣潘兰珍。
在陈独秀所寄寓的鹤山坪石墙院里，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日夜轮番轰炸重庆的敌机，到了重庆南边二十公里的这个小县城上空，也就向东返航。
陈独秀在山村中的避世生活，也难以求得完全的清净。1938年，蒋介石的特使戴笠和胡宗南提着茅台、瓜果登门，假托向其求教“对国事的看法”，来探探他的口风。陈独秀漠然回绝，“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而暗中出此策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此时他已投身戴笠门下。
来人自找了个没趣，被打发走后。陈独秀终未能平息胸中波澜，在1942年间写下四篇宏文《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虽藏之深山，陈独秀的眼界却仍远届大洋彼岸，乃及身后之世。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称，“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开始。”
如此高瞻的预见，也正合于此时出使美国的胡适的观察，“不很远有个太平洋战场，我们也许可以翻身”。陈独秀的洞察，则更超越他们所存之世，预言到了二战后的世界，两大力量对峙的冷战时代的开启。
对于斯大林主政的苏联，他的观点比二十年前犀利得多。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时，他只把苏俄的胜利看作一项特例。现在他认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
他直指“苏俄堕落的大原因”，正在于“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剑，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为用之杀自己。”胡适1949年在驶往太平洋的一艘客轮上，编订《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时，慨然作长篇序言，“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
1942年5月27日，油尽灯枯。陈独秀在江津病逝。在陈独秀的葬礼上，陈松年端着用炭精画出来的父亲遗像，那遗像出自当地一土画匠之手，将陈独秀画得很像一位前清的老太爷。几幅挽联说：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人生功过自有评述。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陈家的仆人吴元珍，目睹着浩荡百余人的送葬队伍，始对她家主人有了一点模煳的见解，“陈先生活着时，我们没觉得他有啥。死了，才晓得他了不起。连县长那么大的官，鞠躬时，还只能站在最后头……”
（感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对本文的校订。参考书目：《陈独秀著作选编》（一至五卷）、唐宝林《陈独秀全传》、朱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沈寂《陈独秀传论》、王观泉《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陈独秀在江津》等）
【陈独秀逸事】
伪造读者来信
陈独秀对舆论“炒作”早有一套自己的看家本领。《新青年》创刊伊始，开辟了一个“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陈独秀开辟此栏目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同时也是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
由于《新青年》“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面对这样一种冷清的局面，陈独秀大胆而又别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一幕前所未有的“双簧戏”。“双簧戏”上演的时间是1918年3月，主角是钱玄同与刘半农。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名义致一长函于《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尤集矢于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指责者百般挑衅，批驳者刻薄淋漓，极具戏剧性和观赏效果。
蔡元培帮他做假学历
陈独秀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过自己没有“学位头衔”，但蔡元培为了让陈独秀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给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函中，附上陈独秀个人履历，称陈为“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故意为陈独秀编造的。
蔡元培帮陈独秀造假文凭一事，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授中虽然私下也曾多少有过一些议论，但后来就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对于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之间的人才佳话了。即，蔡元培为了推举人才进北大当学长不惜代人编造假学历，而陈独秀虽然是带着假学历进了北大当上了学长也没有什么后果，甚至也没有什么人站出来说三道四，就连那时专门喜爱挑事儿的新闻媒体也跟着装聋作哑起来。
坐监带着小媳妇
1932年10月，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骂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作为党国要犯，陈被押赴南京接受审判，在沪宁道上，他依然酣然入睡。
后来他被关进老虎桥监狱。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可以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还将自己的小媳妇潘兰珍带进了监狱，两人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资料整理：蒲思恒）
《外交学者》：中国经济得了心脏病还是癌症？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5月30日文章，原题：中国经济：心脏病还是癌症？
中国经济意外减速，引起全世界担忧。曾经势不可挡的中国经济增长引擎正慢慢停下来吗？
表面上看，中国经济最近减速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去年为给房地产市场降温和控制通胀而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二是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导致中国出口订单锐减。不过如果中国经济在内需与出口之间、消费与投资之间更加平衡，货币政策收紧和出口下降将不会对增长造成如此抑制效果。事实上，中国经济失衡，因而抵御信贷收缩和外需消失的冲击的能力减弱。
短期而言，多数分析家担心中国经济可能突发“心脏病”。在这种情况下，增长下挫将导致中国大量举债的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及国有企业，面临破产和拖欠债务的风险，而中国的出口领域将出现萎缩及裁员潮。
在大多数国家，这种崩盘将导致银行危机，从而引发“心脏病”。但中国不同。因为银行系统是国有的，所以银行危机不会发生，除非国家自身无力偿还债务，以及中国储户不再信任国家对银行的主权担保。短期而言，这是一种资产，可防止金融体系突发“心脏病”。
尽管近期有心脏病的风险，但中国经济的更大危险在于结构性低效。用医学上的话来比喻，这就像是“癌症”，会扼杀中国的长期繁荣。
中国民众已为这种“癌症”付出巨大代价。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42%，居民消费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中国国企之所以发展很好，是因为它们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资本，但效率却比民企或西方竞争对手低。
当身处危机时，一个富有远见的政府应该有勇气，推动艰难的改革，割掉中国经济中的“癌细胞”。现在，北京必须尝试不同的办法刺激增长。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增加对社会服务的投入，都有助于拉动内需和促进增长。其他办法都将无法治愈中国经济的“癌症”。
【海外看中国经济】
世行：中国经济刺激应更少依赖基建与银行信贷
世界银行5月23日发布《东亚经济半年报》，报告将2012年中国经济GDP的增长预期从8.4%调低至8.2%， 并称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应更加侧重减少税收与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而非依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信贷刺激。[详细]
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减速之际钢铁高产为哪般?
实际上，上轮刺激措施投向建设项目的一大部分资金肯定都被浪费掉了。据信，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新增长期企业贷款额较上年同期下降43%，这说明企业已经意识到将来借钱消费的回报会越来越少。
中国向基建项目投钱可能会提振工业商品市场，但工业金属价格尚未反弹。中国过热的经济增速着实曾带来商品市场的繁荣，但是钢铁供应过剩不会有这种多多益善的效应。[详细]
末日博士：中国基建泛滥成灾将面临巨大产能过剩
鲁比尼在最新的微博中预言：欧洲"慢动作火车事故"般的政治动荡最终发生；美国受财政影响经济急速放缓；伊朗战争爆发使油价飙升；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硬着陆。
盯住那个割破张志新喉管的人(图)
2007年11月18日在今日美术馆《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作品展上，张志惠站在姐姐张志新的画像前。（贺延光摄）本文作者：周秋鹏
盯住那个割破张志新喉管的人
在我搜集的大量人类暴力行为的资料中，对我的心灵震撼最深的，当然是那个被割断喉管后再被枪杀的张志新了。张志新的事情，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听说了，当时只知道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文革”期间，她因为在思想和言论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被打成“反革命”，先是坐牢，在坐牢期间又被逼疯，但她疯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她就被枪杀了。当时像张志新那样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而我之所以记得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听说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二是听说她被枪杀之前，被人割断了吼管。就这两个原因，让我牢牢地记住了她，而且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关注着她的消息。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她死去时的情景。那样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会是什么样子呢？而割她吼管的人，又是如何下手的呢？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资料。直到在1998年8月7日的《南方周末》上，我读到朱建国了撰写的一篇文章。从他的文章中，我发现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她的喉管等，并不是一下子公布与世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1979年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
而这些简短的文字中，无疑超出了我的所有想象。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惊与恐惧。到了1998年，距离张志新被枪杀23年之后，《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终于了说出更多的真相。
原来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采访回来后，陈禹山等记者写出了《一份血写的报告》。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案报道讨论在３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我并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因为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我更关心的是人伤害人的问题。虽然我知道张志新的死，和当时的政治有关。但我至今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政治，就一定要把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而且她弱小得像一只兔子，可以说对整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伤害能力，仅仅因为在思想和言论方面，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就有人不肯放过她，要把她关在牢里，把她逼疯，枪杀她，还要先割断她的吼管。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但我却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有一些我的同类--人，对这个美丽而又弱小的女人，所表现出的凶残与暴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敢相信，那些事情真的是人做的。但是事实告诉我，没错，那些事情就是人做的。而且做那些事情的人，现在应该还和我一起，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我非常希望找到那个人，可能不是一个，有好几个，我想看看他们的面孔，和其他人的面孔，究竟有什么不同。当然我更想看到的是，在很多年前，当他们把张志新或其他罪犯摁在地上割吼管时，他们的面孔上，是怎样一种表情。他们的眼睛里，会不会释放出一种奇异的光泽。
2002年4月20日中午，为了证实与查找一些资料，我访问了张志新的网上纪念馆。首页有她的一张黑白照片，是从《南方周末》上复制过来的。我长久地看着她的面孔。她美丽得让我心碎。而她的美丽也让那些施暴者的面目裸露在阳光之下。在给她献上一束圣洁的郁金香时，我的心头涌起千言万语，但是我找不到一句，可以完全表达我的心意。后来我在附言栏里写道：“暴力可以伤害美丽，但是无法消灭美丽。”
2000年06月16日的《南方网》再度发表了陈少京采访陈禹山后写出的文章。披露在1979年初夏，陈禹山访问了张志新女儿林林，听林林谈了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这段回忆虽然没有刀子割破喉管的血腥场面，但是却把人的暴力行为，进一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以下是陈少京的原文--
1975年初春的一天，刮着大风雪。沈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林林和她的爸爸、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她牵着弟弟，冒着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我们推门进去，屋内有暖气，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而我心里发颤，感觉比在风雪里还要冷。”沈阳法院的人要他们坐下，说是给他们办个“学习班”。接着，一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语录，内容她记不全，一段是讲什么阶级斗争，一段是讲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然后提到她妈妈，并问了她爸爸一些话。爸爸说几年前他已同张志新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了他。法院的人问林林：你知道你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她摇摇头。她确实不知道。她当时只知道别人说她妈妈是个反革命。但怎样反革命，她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上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姨父从北京来沈阳，到监狱去探监，也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家人的一切联系都断了，所以她什么都不知道。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她就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她的心一下碎了。但她强装镇静，强忍着泪。因为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她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她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代她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一个人在写什么，另一个在教育她，说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要她和妈妈划界限。他要她说说对妈妈犯罪的看法。林林就说了，是照老师平时教导她说的。当时她心里很乱，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那个人把写好的东西，交给同她谈话的人，他们又啼咕了一阵，又在上面写。写完之后。要她在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被吓得不敢出声，他靠着爸爸身旁，紧紧地抱着爸爸。爸爸领着她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下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她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她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她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从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她翻了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搂着她，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领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她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三个人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
这真是人间至痛的往事，令人不堪回首。在学习班上，沈阳法院的人要林林签字并按手印的那份“笔录”，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被找到，现摘抄于此：
曾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限界，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张志新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那一年，彤彤不满10岁，而林林也未满18岁。
如果说割破张志新的喉管，是人的一种暴力行为，那么，让张志新的一双亲生儿女留下那份签字并按手印的“笔录”，就是人的另一种暴力行为。而且后面一种比前面一种，无疑更加凶残。因为那些施暴者，割破张志新的只是肉体的喉管。而割破她的一双亲生儿女的，是精神的喉管。
我曾经采访过很多的罪犯。他们因为对其他的人施以暴力，伤害了别人的生命财产，而被判刑，严重的被处极刑。理由是他们触发了法律。而那些对张志新和她的儿女家人施暴者，却没有受到相应的追究。理由是他们在执行上级的指令，完成组织上下达的任务。同样都是人伤害人，同样都是表现出了凶残的暴力行为，只是因为理由的不同，就可以产生绝然不同的结果。我在采访那些罪犯时，他们都为自己的行为，表示出不同程度的后悔，因为他们面临着受到惩罚。而那些对张志新和她的儿女家人施暴者呢？他们也会为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吗？我看很难确定。因为他们至今没有受到惩罚。那么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他们的行为是对的。如果再给他们一次相同的机会，他们完全有可能把当年做的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说不定在手段与技术方面，还会有更多的发挥。
盯住他们！用我们的眼睛与心灵，死死地盯住他们！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