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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恐惧症 可悲可叹的数字/一位党内人士谈不能给六四平反的原因/八九学潮起因的另类思考
發佈時間: 6/4/2012 2:25:31 PM 被閲覽數: 53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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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媒体看中国:64恐惧症 可悲可叹的数字(图)

 
文章来源:

 

“具体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的说法,在当今中国大陆获得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全新意义。

随着1989年中国当局调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杀入北京、镇压要求民主的和平示威者的所谓“64事件”23周年纪念日的到来,1989,64,23等数字在中国有上亿用户的新浪微博成为不能搜索的禁忌词。搜索者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不予显示。

*可悲可叹的数字、文字游戏*

“具体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的说法可以用来生动地说明、显明、表示、显示、揭示执政当局的恐惧、胆怯或心虚,这无疑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绝对富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奇景,是当今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种贡献。

6月4日星期一到来之际,路透社记者黄瑞黎(Sui-Lee Wee)和白宾(Ben Blanchard)从北京发出报道,向世界各地的读者展示了这种中国奇景。这两位记者在报道中指出,除了64,23等让当局过敏的数字之外,中国的互联网管制当局还阻断了中国大陆用户对“蜡烛”、“烛光”的搜索。

23年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让中国当局如此如此过敏、如此恐惧?鉴于中国政治的超级不透明,国际媒体记者们只能像黄瑞黎和白宾这样,给出一个大概的解释或猜测:

“对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来说,1989年将北京天安门广场塞满、并扩散其他城市的示威抗议依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在政府准备很可能出现意外的领导班子交接的这个年头尤其如此。”

*6月4日,意味沉重的日子*

中国当局对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讳莫如深,在中国国内竭尽全力封杀有关的议论、讨论、探讨。在64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控制之下的中国主流新闻媒体整齐划一地奉命假装不知道或不在乎有关消息或民间议论。

与此同时,国际媒体则发出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日本《产经新闻》6月4日发表社论,题目是“天安门23周年   /  中国有‘超级大国’的资格吗?”《产经新闻》的社论可以说在国际媒体当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社论说:

“中国的6月4日是一个具有沉重意义的日子。

“1989年的今天,中国当局动用武力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导致发生许多死伤的天安门事件。23年来,中国政府连死难者数字也不公布,并且继续监视死难者家属,镇压民主活动家,由此令人质疑中国是否具有‘超级大国’的资格。

“死难者的母亲团体‘天安门母亲’120多人发表声明,要求查明事件真相,追究当事者责任。声明严厉批评胡锦涛政权‘白白放过放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民主化的机会。’

“‘天安门母亲’团体当中也有一位因儿子死亡而绝望自杀的父亲。中共政权持续无视这种绝望,显示了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不变的本质。

“23年前,中国最高实权人物邓小平一边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学生导致的‘动乱’,一边发出改革开放的大号令,要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结果使中国如今成为全世界国内生产值第二大国。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一党独裁制掌权者的亲朋敛聚财富,不公平和腐败蔓延,城市和农村差距扩大。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以军力为背景露骨地推行扩大海洋权益的战略,...简直就是一个旁若无人的‘怪胎的大国。’”

“有病的大国”

“怪胎的大国”是《产经新闻》社论的说法。与此同时,中国的网民则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叙利亚、伊朗和朝鲜等在国际臭名昭著、受到孤立的三国相提并论,并且用这四国的英文名称首字母SICK(Syria, Iran, China, Korea)予以概括,称之为“有病四国。”

无论是受到孤立还是有病,中国当局在64镇压问题上显然在国际间确实上不了台面,令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羞于与其为伍。此次此刻,并非以热心宣传或推行民主而著称于当今世界的俄罗斯也要刻意表现出跟中国当局划清界限。

在6月4日到来之际,俄罗斯政府的国际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法文版网站发表短讯,题目是:“中国禁止一切有关天安门屠杀的纪念活动。”“俄罗斯之声”的短讯,凸显出中国当局跟当今世界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巨大鸿沟:

“在天安门屠杀23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夕,中国地方当局对政治活动家实行逮捕或监视,以阻止北京中心地区出现纪念活动。美国在星期天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所有因参加1989年的抗议活动而被羁押的人。在1989年6月3日到4日夜间,有几百乃至几千人被打死。当时,中国共产党调遣坦克部队镇压北京中心地区延续七个星期的抗议。中国当局将抗议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中国:超级羞涩?*

中国当局在1989年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当局对1989年64事件的立场或态度,在全世界各国政府和领导人当中只是得到利比亚前独裁统治者卡扎菲的明确肯定和赞扬。

令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感到好奇和好玩的是,连中国政府内部主张镇压的那些人,23年来也都毫无例外地抓住一切机会竭尽全力,拼命撇清跟镇压杀人的干系。

中共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所展示的这种跟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很不相配的超级羞涩,其最新的表现明确无误地显示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

在6月4日星期一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外国记者提出了64镇压以及美国国务院有关64镇压的声明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回答道:

“美国方面一直无视种种事实,年复一年地发出这类声明,对中国政府发出无端的指责,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对这种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然而,关心中国国家大事的中国人查阅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的“2012年6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举行例行记者会”,却看不到任何有关的记录。中国公民要想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的谴责,只能去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之类的国际媒体的报道。

*中共急于让世人忘记*

在往年64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多次表示,当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当局采取“果断行动”进行镇压,给中国带来了稳定和经济大发展,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当局当年采取的“果断行动”是正确的选择。

在今年的6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回答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再度重复了中国政府的这种一贯说法:

“关于你提到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的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事实说明,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对此,中国已故的杰出科学家方励之以科学家所特有的简洁明了的逻辑语言,指出了中国当权者的口是心非和胆怯心虚。方励之去年11月美国著名知识分子杂志《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说:

“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官方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说法不断缩水。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记那些事情。”

1989,64,23等数字和“蜡烛”“烛光”在中国成为互联网社交媒体搜索禁忌词,显然是中国当局促成世人忘记那些事情的努力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的被世界媒体注意到的各种迹象显示,中国当局对这种努力的成效如何显然评价不高,信心不足。

*再一条有趣的数字新闻*

就在世界媒体抱着看热闹的态度观看中国当局的数字敏感症之际,中国再传出一条好玩的数字新闻。

美联社工商新闻记者伊莱恩·库尔腾巴赫6月4日从上海发出报道说,中国的股市数字因为显得像是跟1989年6月4日镇压要求民主的示威者事件23周年纪念日有关而受到互联网信息管制当局的封杀:

“星期一,上海股市综合指数下跌64.89点。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巧合显然让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不喜欢,因为它跟1989年6月4日北京市中心地区镇压抗议者的日期数字重合。于是,在中国活跃的微博世界,‘上海综合指数’也跟很多词一样被互联网管制当局屏蔽。”

截至北京时间星期一夜间10点半,用户在新浪微博搜索“上海综合指数,”依然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海综合指数’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中国古人长久以来就有所谓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说法。中国古人显然做梦也有想到,数字也会产生如此这般的引发恐惧的效应。

 
 

一位党内人士谈不能给六四平反的原因

 

章来源:
 

“六·四”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不能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不能写入党史是因为关于那件事至今还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即便讨 论了,也无法在党的大会上通过,一是因为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二是因为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三是无法给那件 事定性。由于党内缺乏共识,关于那件事的说法就前后不一。先是说那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后来说是一场破坏安定团结的动乱,最后把那件事轻描淡写成“一场风 波”。既然只不过是一场风波,那又为什么不准党内外讨论呢?像文革、反右都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党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公开给那些被冤屈的同志平反 昭雪,为什么对于“六·四”这样“一场风波”中的受害者却不能平反昭雪呢?

这个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简言之,“六·四”虽然死的人远少于“文革”和其它政治运动,但这却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没人敢碰。


“六·四”以前,尽管我党犯过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党都有改过自新的能力。


即使文化大革命对我国造成那样的劫难,我党都能够最后靠自己的力量,粉碎“四人帮”,否定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结束“文革”,使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康 庄大道。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初,总是有这种自我纠错和革新的能力的。但那种能力却永远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管用了。


“六·四”就是这样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党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治理腐败,拨乱反正,获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了。每当一个政权丧失自我反省自我改 过的能力时,这个政权就开始走下坡了。中国历代几乎每一个朝廷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可以扭转这个趋势,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复着毛主 席和温家宝总理所描述的“政息人亡”这种历史悲剧。“六·四”就是这个中国的古老悲剧的重新开演。


“政息人亡”的历史悲剧之所以在中国不断重演,是因为从秦始皇到今天,官方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法子来治理腐败。治国就是治吏,治吏就是治理腐败。从古 到今,我国都是从体制内找答案。孙中山先生首先看到了这个中国几千年的死结,决定从体制外找答案——他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曾经模仿 美国建立了一套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同时也开放党禁报禁,梦想当中国的华盛顿。但很快他就玩腻了,回到了体制内,决定当皇帝。蒋介石不敢称帝,但他惩治腐 败的法子还是和皇帝一模一样——体制内找答案。所以22年后他被体制外的我党所取代。毛主席还没上台就想到了有一天会和历代皇帝一样被赶下台,所以他发誓 要用民主来结束“政息人亡”的循环。但他还是没有能够跨越体制,他没完没了地整人,搞得党内外怨声载道,所以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老婆和亲信被一网打尽。 邓公一开始也想从体制外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权独揽、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但他终究没有那种魄力和勇气,最后还是回归旧的体制。他死后,我党之中再也没有谁敢 挑战这个体制了。


“六·四”说到底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在体制外找答案”的一次尝试。我党的领导并非都是外界传言的那样酒囊饭袋。他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他们也知道,“六·四”虽然失败了,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和专制政权都不可能永久,其结局无非只有两种:或是被另一个独裁专制政权所取代,或是被一种 民主制度所取代。我国现行体制无论出现哪种结局,镇压过“六·四”学生和百姓的人都会被后来的掌权者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的,就和那些斩首“六君子”,镇压黄 花岗起义的人一样的下场。李鹏同志写了一本自传,想撇清他在“六·四”中的责任。我党不批准他那本自传的出版,其实并不是和外界传言的那样害怕他把责任都 推到邓公的头上,也不是要把所有参与镇压“六·四”的人都绑在一起,而是认为那种责任不是一本书、一个表白可以推卸得了的。老百姓不会那么笨。


前面说了,我党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平反纠错的经历。例如,我党的早期曾经给很多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同志平反。解放后,我党错打了很多“右派”,“文 革”中又错误地打倒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我们都给他们平反了。但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谁赢了谁就可以否定党的前任领导所做的一切。搞来搞去这 还是体制内争权夺利,可为什么这种争权夺利以前大都出现好的结局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党内虽然也有不少的投机者,但毕竟还是有一大批有理想的好同志。 那个时候加入共产党远不如加入国民党来得实惠,所以我党那个时候总的说来是纯洁的。


中国历史上帮助皇帝打天下的总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臣,这些老臣敢于拼死进谏,他们的话皇帝不愿意听也要听。彭德怀就是我党的老忠臣。刘少奇、周恩来 就是肝脑涂地的宰相。但主席不相信他们,偏偏信了一帮奸臣——四人帮的胡言。主席死时,忠臣已被杀了一大半。到了邓小平时期,忠臣一个又一个被整下去或退 下去,就越来越稀少了。“六·四”以后,我党的忠臣可以说基本上被一扫而光。如今要入党的,都是为了当官,捞钱。党内干部能够生存下来的,爬上去的,除了 投机者便是贪官污吏,他们连《党章》都没读过,根本就不了解我党的发展史,他们的理想就是捞更多的钱,把孩子一个个都安排到政府里当大官,或者送到美国去 享福,谁会傻到会去给六四平反?今天我们党内有哪个人有华国锋为民除害的那种胆略,胡耀邦为民请命的那种慈悲,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那种雄才?


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公在世时就应该把那件事办了,那样做虽然我党有可能暂时失利,但长远看来我党会永存,不会消失,更不可能被打 倒。党和国家都会更加兴旺。今天在中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已几乎绝迹,大多数是权贵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代言人。还有极少数有良心的人,但他们体制内处境艰难,我 们这个体制容不下他们。我们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我们给“六·四”平反,中国将会发生三件事:一是民选政府官 员,二是法治社会,三是舆论自由。这三件事一落实,问题就不是我党失去政权那么简单了,而是我们很快就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独立的反贪局审查。 即便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严格查一下,这些人也都该进监狱的,很多人要被枪毙的。“六·四”平反之后,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 里,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会因为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政府查收,荷兰的红灯区会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 利大街的商店会一下子冷清一半,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工厂将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间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 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如果说给“六·四”平反只会影响党的干部的利益,那可就小看了我党的眼光了。“六·四”以后我党最值得骄傲的 一 件事就是给我国知识分子办了许多好事。你也可以说是把他们和党绑架到一块去了。中国这几百年来闹事的都是读书人。把这些人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半。毛主 席对他们来硬的,实践证明那不行。我党“六·四”对他们大开杀戒,确实是不对的。江总书记靠“三个代表”就把他们彻底搞定了。今天中国那么多的教授、博 士,一打听都有车有房,却不见中国的科技赶超欧美哪国。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学生他们比公务员还厉害。这里的秘密谁都知道。他们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们 的政见和玩弄女生是问,随便找几篇他们的论文一查就可以让他们栽了。给“六·四”平反,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相反却有可能断了他们的财源,丢 了他们的红颜和小蜜,他们会同意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20年前的知识分子了。你去中国随便一所大学里打听一下 五月四日是什么日子,恐怕不少人会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于六月四日,他们会说奇怪网上竟找不到这一天。


不要怪这是学术腐败。我们二十年来的经济成长哪里是靠这些搞学术的。你看那全国十大首富里有几个是科技创新者?我国的经济发展靠了两大利器:腐败和廉价劳动力。没有腐败这个第一动力,哪个领导干部会去发傻搞什么GDP?


都说我们成功的秘诀是摸着石子过河,那是赵紫阳搞过的一套东西,我们早就不用了。我们的干部是摸着自己的钱包过河。他们的钱包越鼓,过河的干劲就越 大。所以我们的经济会这么繁荣。所以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来,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来。腐败吗?确实很腐败。可又能怎么办?二十年前邓公就看到了一个矛 盾: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想不出好办法。江总了解这个难题,这就是让全国可以腐败、敢于腐败的各阶层一起来腐败。大家都腐败 了,谁也就别说谁了。你可以假公济私,我就可以勾兑地沟油;你可以贪污公款,我就可以掺三氯氰胺;你可以买卖官职,我就可以打磨假晶片。这就叫“闷声发大 财”。到了最后,全国人民捞钱都捞疯了,人格都不要了,脸皮都丢尽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没有亡党亡国的忧虑了。


但邓公当年说的一句话我们却不能不放在心上。邓公说,杀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的稳定。
听清楚了:他说那只能管二十年,没有多说一年。现在二十一年过去了,邓公可从来没有延长过这个保鲜期。胡哥你就是再大胆也不能瞎做这个主。


如果这个时候把“六·四”问题拿出来讨论,甚至要给“六·四”平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二十年保鲜期已过,我党已经坐在好多个火山上了,会给自己再添一座活火山吗?就算我党想通了,那全国那么多的公务员们、大款们、精英们、教授们能想通吗?靠喝学生的血养肥的,总不会把喝进去的血吐出来吧。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可天下大治也会变成天下大乱的。


所以,“六·四”虽然是一场小风波,却也是我党有史以来最棘手的一个问题,至今没人敢碰。



九学潮起因的另类思考----写在六四屠杀23周年

 
文章来源:
 
 
----写在六四屠杀23周年
 

润涛阎

六四是一个悲剧,乃地球人的共识。它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的悲剧,也是参加学运的学生们的悲剧,亦是共产党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上文提出了六四结局的根本原因,本文着重探讨学运起因。

一提到八九学潮,大家一定会想到:由薄一波牵头、邓小平陈云拍板决定的罢免胡耀邦,导致了知识界的愤怒,胡耀邦抑郁而终便引发学运。其深层原因便是物价高涨、赵紫阳的儿子为首的高干子女带头搞官倒,导致市民对改革走向歧途的担忧。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上面所说的现象再结合共产党专制特征便下结论说八九学潮的起因已经明了,我们就把探究真相的历史机遇后移了。

从另一角度思考八九学潮的起因,我发现还有更深层的文化根源埋在里边而被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忽略了。如果您想听听润涛阎的另类思考,那您就再把板凳搬来,听我细说端详。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被上升为“改革开放”政策中的“改革”,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也不是赵紫阳或者万里提出来的,而是源于安徽凤阳小岗村18 户农民1978 年开启的包产到户。这个大胆的“吃螃蟹”行为被安徽市委书记万里肯定了。虽然在 1979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农村建设提出的25 项政策措施第三项中明确表述:“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但万里把小岗村分田到户的经济体制改革结果告诉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到了1982 年,中央才下文件全国一盘棋走小岗村农村经济改革的道路。最早悄悄跟上小岗村等于背叛中央的是四川的赵紫阳和安徽的万里,这就使得在1979 年就有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全国范围的包产到户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让农民吃饱了肚皮,但要说有什么“万元户”也是搞副业、倒买卖的少数人。但中国的特征就是造舆论特在行,没有去过农村的城里人,尤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一看报纸电台充满了“农民万元户”的报道,一下子受不了了。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在 1985 年我离开中国前就已经看到知识分子或者城里人要找机会闹事的苗头了。我跟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聊友李老师谈论起这个预测,他愣愣地看了我很久才问我这话从何说起。我便跟他谈论起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读书人甚至城里人绝不会容忍农民成为万元户而自己还不是万元户。我那是由于研究课题的缘故,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对农民、城里人的收入情况非常了解,很清楚报纸电台上瞎吹的农民万元户根本就不是普遍现象,农民仅仅是刚吃饱饭刚有新衣服穿而已,整体收入远远没有城里人那么多,更别说永远不不上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们听说农民万元户后心理无法平衡是有道理的,就拿我来说,那时候我这个讲师级的“城里人”、“知识分子”每个月的工资才 114 元,等于十年加在一起才挣一万元,远远比不上不读书的农民万元户。中国的报纸宣传仅仅是对邓小平的改革歌功颂德,或者也有把经济体制改革往城市推进的用意,但这离谱的宣传给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则是动荡。我跟李老师谈论这些,他听后苦苦思索,最后给我的评论是:“小阎啊,我就喜欢听你讲道理,哪怕是谬论,你说出来也跟真理一样逻辑严谨,无法反驳。”

第二天早上,李老师找我,郑重其事地说要给我道歉。我不知何故。他说昨天对我的评论等于是对我的诋毁,后来越想越后悔。我哈哈一笑,说李老师您道歉干嘛,我听着很舒服,是对我的恭维啊。把谬论推理成真理,那不算牛逼谁还算牛逼?李老师听后拍着我的肩膀大笑不止。正因为他的严肃道歉态度,令我感动,也就无法忘记。我相信今天李老师看到此,也会想起那天的谈话。

随着时光的推移,农民万元户的报道更加甚嚣尘上。加上城里本来一些不三不四的无业人员包括刑满释放人员也搞起了餐馆、倒卖香港电子表等发了财,尤其是当官的如赵紫阳的儿子也水涨船高地成为百万富翁,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再也无法忍受了。掌握报社的那些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将胡吹农民万元户改成了“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等为知识分子鸣不平的大肆报道了。

胡耀邦的死只不过是知识分子闹事的导火索。“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赵百万”等“官倒”也是拿得出手的口号而已。中国历来对官员的腐败都有很高的容忍度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城里人真正愤怒的有两项:一是“农民万元户”的大量报道令他们信以为真,城里人是瞧不起农村人的,何况知识分子那可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精英”,亦即“人上人”。最底层的农民竟然比知识分子还富有,那还了得?所以,铺天盖地的报纸比较的是“搞导弹的”与“搞鸡蛋”(或者“茶叶蛋”)的谁更富有,所谓的“脑体倒挂”现象。

这些胡说八道的报道,彻底歪曲事实。我在1985 年年初还到过华山,亲眼看到往华山山顶背水泥的农民走在我前边。我问他们背一袋这么重的水泥怎么能爬山,要给你多少工钱。他们告诉我,一天只有两块钱。

背一袋水泥爬山,一天只有两块钱,一年也挣不到八百块钱。如果农民很容易或者说大多数是万元户,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农民去挣那每天两块背水泥上山的钱?何况背着水泥爬华山之险令我至今想起来腿都颤抖。

但不明真相的城里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竟然相信报纸的胡说八道,真的以为农民比城里人甚至知识分子们还富有了。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与其直接相关的现象:什么物价都可以涨,唯独农产品一旦涨价,便有了导致城里人闹事的危机。所以,八九学潮的另一起因便是物价上涨,城里人或者知识分子们不能容忍的是米价粮价、肉价、菜价的上涨。即使六四杀完了后,一旦农产品涨价,包括猪肉涨价,政府就赶紧给城里人发铺贴。房子、家具等任何东西不论怎么涨价都不担心城里人闹事,唯独担心农产品涨价。而猪肉涨价,政府给城里人的补贴是不包括没有养猪的农民的。难道农民就不买猪肉吃?米价涨价而发给城里人补贴时,也不给不种粮食的养猪专业户农民补贴。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涨价,政府不给农民补贴。

知识分子们以为地球人“搞导弹的”就应该比“搞鸡蛋的”收入高。我到美国后最吃惊的两件事便是:一位韩国同学假期拉我去他老爹办的养鸡场参观。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的养鸡专业户竟然是那么富有。他老爹告诉我很多知识,比如,他的几十万只母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下蛋。我以为他们的鸡跟我们中国的鸡不是同样的鸡,中国的鸡一到夏天就不再下蛋,要孵窝。即使不给母鸡的鸡窝里放鸡蛋,母鸡由于激素的原因,也照样不下蛋而卧在窝里假装孵化鸡蛋。他告诉我,只要不让母鸡看到阳光,一直用日光灯照射,每天的周期不是24 小时,而是25 小时,母鸡的生物钟就打破了,它们就常年下蛋了。看他那豪宅,他何止是百万富翁。比较之下,那些搞导弹的教授科学家们,辛辛苦苦都难得到研究经费,收入根本就无法跟“搞鸡蛋的”相提并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无法回答:凭什么搞导弹的就比搞鸡蛋的富有?理由何在?地球上没有搞导弹的时间是以千万年为单位的,但那时都不能缺搞鸡蛋的。

第二件事令我吃惊的是美国农民的富有程度。对于这一点,我就不赘言了。你随便搜索一下便知,只要当上三代农民的农场,别说有自己的喷药飞机,大量的康拜因之类的昂贵农机具,就是政府的农业补贴都不是搞导弹的科学家所能比的。不种粮食的地,政府给养地补贴,防止过分耕种土地。种粮食的土地,政府给各种补贴。而搞导弹的科学家们那点薪水,连一辆康拜因都买不起。

八九学潮最热闹的时候,也没有农民参与,因为他们知道“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是在抱怨他们,而事实上,他们搞鸡蛋的做梦都想让儿子考上大学去搞导弹。只要留在城里,搞什么蛋都成。倒是有三个农民,还是湖南的,去天安门毛泽东的画像上投鸡蛋。他们心里最明白:你们将来搞导弹的学生闹事说是要搞民主,反对独裁专制。而共产党独裁祖师爷、被你们城里人称为“当代秦始皇”的毛泽东的画像还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搞鸡蛋的农民把鸡蛋里边的蛋清抽出来,换上墨汁,投到毛泽东画像上去,看看你们学生的态度。

学生们把他们三人带到广场,然后投票,结果是把他们三人扭送到公安局!这三人的命运多么惨,可以想象得出来。他们坐牢绝不会受到王丹等学生们在牢里的待遇。他们出来后还有一人没有被整成精神病,出来后接见记者时还原谅学生。

这三位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其中有两位是农民户口。余志坚,原职湖南浏阳县达许乡连头小学教师,当年25岁,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9月获假释出狱。喻东岳,原职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当年22岁,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狱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愈,今年2月22日获释。鲁德成,原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司机,当年26岁,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狱,2004年底从中国大陆逃往泰国,2006年4月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老人要问那些投票同意把三位志士扭送给公安局的道理何在?天安门广场不是你们学生的,是全国人民的,也有那三个农民一份。是谁给毛泽东画像搞上鸡蛋的,应该由公安机关自己去查,除非你们学生认为他们三人的所为是非法的。他们是否非法,不是由你们投票决定的。问题是:为何你们知识分子可以在广场搞民主,人家就不能搞反对独裁?你们有把人家扭送到公安局的权力,为何他们三人没有把你们扭送到公安局的权力?你们搞民主,他们泼墨独裁者,干的是一回事啊,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上过大学吗?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专制制度的那一天,大独裁者毛泽东的画像从城楼上拿走的历史时刻到来的那一天,把他们三位扭送到公安局的学生领袖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

有两个原因导致学生领袖们决定把三人扭送到公安局:一是学生们内心的软弱,害怕政府把三人的犯罪行为栽赃给学生,令学生蒙冤,甚至改变学生运动的性质。这表明:学生们并没有与独裁者死磕的打算,也表明学生们没有反对独裁者的诉求。二是学生们打从内心里认同毛泽东的“严惩投机倒把分子”、“打击资产阶级个体户”的专制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宁愿维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做人上人”的专制制度也不追求“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理念。

除了以上两个解释外再也找不到其它解释了。这个突发的额外事件本身给学生运动的定性开了一个小的天窗。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反对专制政府的运动都理所当然地看成是民主运动,中国历史上凡是反对甚至推翻专制政府的运动都无一不是成功后自己当皇帝,与民主运动无关。把八九运动说成是“反腐败的学生运动”是合乎历史的,是可以经得起历史考察的。农产品物价上涨引发学校的伙食费增加,而政府没有增加学生的生活费,外面宣传的是农民万元户、个体百万富翁,令他们无法得到心理平衡。如果政府加倍增加学生的生活费,胡耀邦死后是否会引发学潮,还很难说。如果那时有网络报道农民还很穷的真实面貌,万元户是媒体瞎吹,没有了“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等胡说八道,胡耀邦死后是否导致学生们上街,还很难说。从另一方面讲,政府的媒体大造舆论,给改革成果唱赞歌太离谱而引发学潮,也是政府的罪有应得。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上人”观念本来与民主、人权、自由所依赖的“人人生而平等”文化格格不入。八九学潮没有提出“取消农民户口”的要求与口号。要知道,把农民单独列出不能到城市生活的农民户口制度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甚至绝大多数独裁国家,都没有的。当然除了北韩等极个别小的国家外。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知识分子竟然歧视农民以堂皇的理由“搞导弹的不如搞鸡蛋的”为心中怨气而寻找出气口,无疑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所惊叹。打从农村开始了包产到户,吹捧农民万元户的报道连篇累牍,以至于“脑体倒挂”、“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宣传充斥媒体,深入到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成了城里人、知识分子与学生连同一气找机会闹事的动力,甚至把农民已经成万元户而知识分子还没有富裕作为闹事冠冕堂皇的理由。尤其对农产品涨价非常反感,简直是怒火中烧。个体户可以富,知识分子却不是第一批富起来,那还了得!那叫“脑体倒挂”,与“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人上人”传统文化本末倒置。知识分子内心不能平衡,对政府的政策也就无法认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怎么想怎么生气。

六四的血腥镇压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行为,它反映了独裁者的嗜血本性。不论学生的要求多么不合理,那也不应该是用坦克碾压的理由。不论下令屠杀学生市民的邓小平,还是推波助澜沆瀣一气的李鹏陈希同等人,都将牢牢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必须清楚,连同上文所谈,八九学潮的兴起与悲剧结局是有其历史文化原因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专制制度的产物。当然,六四学生的血也没有白流,导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独裁者政治骗子毛泽东的画像遭到首次泼墨,虽然“倒蛋”者是三个湖南农民而非大学生、虽然这三位勇士被学生们扭送到了公安局。他们三人的名字必将被历史书写,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小岗村18位农民按手印画押已经上了雕塑,被历史记录了下来。

后记:本文只是求真的探讨历史,并非对死难学生的责难,更不会减少对残暴屠夫的谴责。但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历史是无情的,必然回归到求真的路上。在没有打破腐朽的传统文化之前,一切反对专制的抗争都会以悲剧告终。

打从共产党掌权,怨气积压最多的是农民,饿死他们也要一平二调交公粮。但六四学潮跟共产党死磕时,农民不参与。他们知道知识分子们的所谓的反腐败,只是知识分子们没有得到腐败的机会而已。事实上,六四后,淘气的孩子有奶吃,政府让知识分子们纷纷入党当官,他们立刻腐败透顶,再也不反腐败了。表明那些学生知识分子当年的所谓反腐败,不是文化层面的对“人人生而平等”的认同,而是觉得自己没有发财而恼怒。一旦自己当官发财,便把反腐败的诉求丢到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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