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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六四，看香港18万人维园集会 历年新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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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过去了，香港人还是那样的坚守那样的执著，六月四日傍晚如往年一样，人们陆陆续续的到达维多利亚公园。参加人群已坐满了6个足球场，又在草地及篮球场坐满了人。除了已经步入中年看着整个事件发生的港人外，还有不少90后的年轻人，更有不少来特地为参加活动而赶来的大陆人士，主办方的支联会统计，参加人数已经超过十八万，历年最多。
RT @liuyun1989: RT @gzdxxd: 这一夜，维园的烛光，比温家宝所说所谓光明正义的太阳，不知耀眼多少千倍! 苹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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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点评六四（附邓小平和丁子霖的讲话） 今天上班时，老板要我为她产生一个SAS数据集以方便她自己学习SAS的数据分析。其实这个数据集我早在五月三十日那天就已经给她产生了，但她后来又提了几个修改意见，所以，今天上班时她就要我重新运行一下那个SAS程序以生成这个新的数据。
我的所有文件的命名都是以其产生的日期开始，然后以下划线连接几个单词以说明文件的内容。这样的命名有自解释的含义，且便于跟踪和关联。当我重新运行那个产生五月三十日数据集的SAS程序时，我发现不得不更改日期作为今天这个新数据集的命名要素，这才发现，今天已经是美国时间六月四日了，国内则已经是六月五日的凌晨。应该说，在国内的时间表上，除了极少数几个夜猫子还在网上溜达、一些忘情的情侣们还在享受着甜美的爱的滋润、安全部门的大小官员们紧张得合不上警惕的双眼外，绝大多数中国人应该都早已安然沉入梦乡了。
二十三年了，我不曾写过关于这个日子的一星半点文字，今天想了想，还是写个一句点评吧： 64这一天是中国文明史上由这个文明本身的愚顽之疾在现代文明环境下制造的最大的伤痛之日，无论多少泪水也洗却不了它的苦痛，无论多少忏悔也抵消不了刽子手的罪恶，因为它是在人人已知的准则下犯下的过错，也正因为如此，它将是孕育中国人最大希望的日子！ 附视频： （一）邓小平关于64的讲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zcWqbthIdg
http://youtu.be/azcWqbthIdg （二）丁子霖关于64的讲话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990oeA-0Kw
http://youtu.be/j990oeA-0K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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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林彪。（争鸣）
中国现在经济问题的政治观点
来源: 忧忧国愁 于
中国现在经济问题的政治观点
现在中国的经济局面，简单说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一个是认为内需不足，一个是认为产能过剩。其实两种说法都正确，很多人不明白里面的政治含义，下面我从政治这个角度去阐述里面的关系。
我就简单说前面卢麒元的立场和我的立场的区别，卢麒元说的经济问题都是事实，我国前面10年货币超发通货膨胀等等还有就是新三座大山（医疗、教育和住房），但是在解决现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体现了政治立场，卢麒元提出来的是紧缩政策，在现在泡沫高峰期紧缩的结果就是经济立马崩盘。
我们看现在的希腊，德国给希腊开出的药方就是紧缩，结果希腊经济快速崩盘。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崩盘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极左（就是现在希腊极左政党获得大量民意支持），要么极右（就是当初东南亚国家被欧美低价收购）。你猜卢麒元期望的是什么结果？
然后来看现在又有人提出来的现在到底是内需不足还是产能过剩。假如说内需不足的是期望经济能够软着陆，假如说产能过剩的会导致经济硬着陆，为什么？因为假如国家判断说现在是产能过剩，然后按照产能过剩的模式来整顿经济，那么就是用的通缩的手段，这个和卢麒元的思路如出一辙。
假如把现在的经济定位成为内需不足，那么就需要启动内需，我说句实在话，现在什么汽车下乡之类的手段只是短期的涸泽而渔的手段，治标不能治本，维持不了多久的。另外如果再搞新能源和钢铁厂，只会导致产能过剩更严重。所以这些09年搞4万亿的时候搞的手段不能再搞了，这个问题是一个产业战略的问题，我在上周讲生物科技的行业战略的时候专门讲了这个问题。
而我国现在内需不足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国赚钱的行业大部分都被行政垄断了，民营企业承担了我国大部分民众就业的担子，但是在国民经济中慢慢连汤都喝不到了，更别说吃肉了。
所以假如站在内需不足的角度思考，就需要打破垄断，石油系统、电力系统等等我国大部分系统都需要打破垄断，对于象金融系统这样的战略行业，只要国家保持控股就可以了，很多地方都需要放开行政管制，让民营企业进去，一旦民营企业获得足够的空间，那么就会大量雇佣劳动力，民众的内需自然而然就起来了。
所以我国后面一定要快速整顿大型国有企业，该放开的就要放开，比如网吧，10多年前因为看到网吧挣钱，所以政府就趁着一次网吧失火事件开始发牌照，明里面说一个牌照几万，但是只有官员的亲戚能够拿到，转到真正开网吧的人手上已经是80万以上了（一线城市，象上海这类的大城市甚至炒到100万以上）。这个就是通过行政垄断而做权力寻租的典型的模式。
当然，我国的战略行业必须国家控股，军工类企业不能放开。比如石油行业，炼油系统必须国家控制，终端销售和流通和进口环节可以放开。
有关林彪的网文录
《林彪日记》档案揭秘
林彪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
《林彪日记》亦称《林彪工作札记》，中共官方一直严密封存。近日开始在有限范围内开放。这部《林彪日记》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
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林彪工作札记》
林彪生前，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夫人叶群记录，亦称《林彪工作札记》，其跨度是从一九六四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这本日记一直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
去年秋，中共中央研究室获准查阅；今年四月，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又获准查阅，今年六月，省级党校获准在规定范围内参阅。以下是《林彪日记》（《林彪工作札记》）的部分摘录。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毛的私话令林冒冷汗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关于《毛主席语录》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小册子（按：指《毛主席语录》）出版。毛审阅，对“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提法很赞赏，说：“好！是唯物主义观，立竿见影可以不提。”毛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毛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毛在会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到会人朝着主席台，感到惊讶。这个提法，政治局会上都没提出过。会上突然发炮，搞政治袭击，比赫鲁晓夫对死人搞政治袭击，来得更狠心。两个独立王国的国王不是刘、周。
林被毛邀参加寿宴，受宠若惊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今天，毛来电吩咐说：“昨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
感到毛要整人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毛派江青插手部队文艺工作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婆娘要到部队插手文艺，要从文艺上作政治突破口，借用军队力量，搞政治权力斗争。
毛对婆娘到部队事，很着急，又来电话说，江青要来拜访我，要我安排她到部队体验生活。玩什么花招，体验什么生活？是接圣旨搞政治斗争。萧华就是很反感这个婆娘到部队，打了两次招呼，还顶着。
（按：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
识破毛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开始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按：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康生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修改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时，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林私下对毛的称呼）下指令，要整一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张（春桥）锋芒毕露，执行“B52”部署不遗余力，党心、军心、民心会发自内心：“毛主席万岁！”
全国大规模武斗开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运动要失控：学校停课了，工矿企业大部分停顿了，农村也要革命了，党政机关都反了，全国都动了。
“B52”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伯达问我意见，我意见很简单：“武斗不行。谁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战争。我反对武斗、打人”。我问总理：“上海是不是那个眼镜蛇（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搞的？”总理告诉我：“一、很反对武斗；二、情况不怎么了解，要等最高指示。”
（按：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夺权斗争，全国大乱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B52”对局势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每天上报武斗伤亡数目数千人。提出军队下去支左稳定局面，如不行，实施军管。我说，是个好的决策，但军队下去要有个方向，有个时间表，军队本身有战备任务。
老帅大闹怀仁堂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一批老帅闹了怀仁堂，是冲着“B52”的婆娘和几个得意忘形的先锋的，激怒了“B52”，下令叫老帅去休息。总理也给批了：搞折衷主义。文革帮取代了政治局，一场风暴会逼来。
毛周关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B52”问：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的立场？我随即说：“紧跟主席的”，有意留给“B52”纠正的。“B52”点点头说：“能不能思考五分钟，下结论？”我还是有意等着装作思考。“B52”抽了第二支烟一半，按捺不住道出：“总理思想上和刘是合拍的，组织上是看我的。总理中庸哲学，你和我也要学一点。”说着仰天大笑。
毛让江青插手军队，林彪抵制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我林彪还能睁着眼！就决不能让婆娘插手军队。乱了，失控了，派军队到地方、到学校，是“B52”的主意。鼓动造反派打倒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B52”指使婆娘煽风点火的。军内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冲击军事机关、冲击军区，是对着谁来冲的？
谢富治来说，婆娘想在军委办、总政治部挂个职。我问：谁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这样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一风吹。”
（按：据汪东兴回忆录档案，毛泽东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
毛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又是一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一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最高指示又下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进驻科研、教育系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看来乱得还不够，还未能看到尽头。
江青定刘少奇五大罪状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婆娘整出刘少奇五大“死罪”，王光美是美国情报局特务的材料。文革组意见：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B52”在材料上圈阅了，其他成员照样画圈，无一例外，再批上“完全同意”四字。我也跟随。第二天又退回。“B52”批上“刀下留人”四字，果然不到你不服。
毛将林定为亲密战友、接班人并写入党章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按：林彪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以往所有公开材料，都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事实是毛亲自提议的，这就证明了“九一三事件”后中共所传达的毛在六六年给江青信中对林的不信任，完全是僞造的。）
“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袭”紧急动员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B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到会的都给突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B52”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帅也认同我的分析。“B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通过了。一个老帅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
（按：三个老帅指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改变立场的是叶剑英。四个未举手的是朱德、林彪、刘伯承、陈伯达。十月十七日晚，即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来袭》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紧急指示，引起全国、国际极大震动。近期，党史研究学者指：毛泽东当年搞出“战备紧急动员”，是企图借此凝聚全党全国力量，摆脱文革困境，把国人目光转移到“反对外国侵略”上。）
编后议
林彪案件疑团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最了解文化大革命内幕的第一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比任何人都清楚。根据他的《工作札记》的记载，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毛就与他密谋，要发动一场整人的政治斗争了。
林彪也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通读《林彪日记》，可以看出，毛当时的每一个政治阴谋，林都了若指掌。故此，毛开始与林密谋时，林的心头就不断绕着“是福还是祸？”的疑虑。正因为林对毛太了解了，深感伴君如伴虎，并有“福兮祸兮”的不祥预感，所以才口述这部《工作札记》，想要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纪录。最后，他果真难逃毛的魔掌而葬身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中共对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定论，党内、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有疑团：林彪作为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并列入党章总纲，怎么会发动政变？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性的依据是什么？
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否定自己是反革命成员和参与反革命政变活动。从一九七一年公布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到一九八一年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现在《林彪日记》出来，这个问题越发难以澄清了。
林彪和林立果生前合影。
林彪坠机后的飞机残骸。
由师生到战友 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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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 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出击>>一文收编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 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第四次：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
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第五次：在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力主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林彪却热衷于大兵团的运动战。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获得大胜，毛泽东完备地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为研究党和军队参加抗战的问题，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从八路军的实际出发，并且考虑了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突出运动战和阵地战，不能与敌人拼消耗，只能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进行持久战。
会议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以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见解和争论。
据聂荣臻的回忆，林彪的意见与毛泽东是不同的：“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团地消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袭击日军，以配合阎锡山的正面作战。此电当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于16日致电林彪，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依据前方战局向毛泽东回电，提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
由师生到战友 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分歧和争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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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
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
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
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
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
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
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七次：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
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
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
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
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在战斗打响以后，林彪于4月18日向中央致电：“敌已开始直接进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四平之役血战1个月，打得十分残酷。蒋军伤亡万余人，民主联军也伤亡8000多人。5月18日，林彪急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如实报告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陈述了理由，并于当日下午组织部队撤出四平。
毛泽东没有因林彪没有“死守”住四平而责怪他。相反，复电林彪称：“四平我军坚守一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什么“历史意义”呢？实践作出了回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如果不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必然是人地两失。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就四平之役责任问题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则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第八次：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报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让他失望。
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
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来源：党史博览
林彪是怎样选秘书的?
文章提交者：jiege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解放战争重大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期间，我正在给林彪作政务秘书。关于这两大战役的一些基本历史史实，已有文献、资料出版。我在这里所记载的，是我作为秘书，对在这两大战役中朝夕相处的林彪的一些细节，作一个补充介绍。有些情况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我和林彪知道的，或者是已出版的文献资料虽有记载，但我认为同事实不尽一致的。
我的这些记载完全依据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如实记录的，是忠于历史的。
谭云鹤
林彪缺个秘书，张闻天说只有我符合做林彪秘书的要求1948年初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前，我是东北局巡视团的团员。当时东北局巡视团的团长，是高岗兼任的，副团长由张闻天（洛甫）兼任，日常工作由张闻天主持。巡视团只有四个团员，即于杰、余建亭、陈绪宗和我。
那时，我们都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龙江街。我们四个团员各带一个警卫员，住一栋二层小楼。张闻天就在我们斜对面的一栋楼里。那时都没有办公室，办公就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自然也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有事时就连轴转，一直到干完。没有什么任务时，也是比较自由的。就连林彪、罗荣桓、高岗这类人物也是如此。
有一天，张闻天的秘书蔡黎来找我，说张闻天有事让我去一下。
去了以后，我看见张闻天正在批阅文件。他见我来了，就站了起来，一边同我握手，一边就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张闻天说："找你来，是同你谈一下你的工作调动问题。准备让你去给林彪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至于生活、警卫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个秘书专门负责。你看怎么样？"
我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听了以后觉得十分突然。但张闻天已经当面提出来了，又容不得我仔细考虑，想了一下，我就表示："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不愿意去。因为第一，军队情况我不熟悉，像你知道的那样，这些年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我还愿意继续从事地方工作；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当，怕完不成任务；第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容易上火，听说部队首长一般都脾气不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张闻天说："你不知道，由于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因故调走，已经空了一两个月，所以，他急于找一个政务秘书。林彪让我给他选秘书的条件：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因为林彪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大熟悉，因此，想要有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对他有点帮助，而你曾经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件符合要求了；第二，要没有结婚的，因为在部队工作，拖儿带女的不方便，而你还没有结婚。（顺便说一下，因为那时东北形势很紧张，东北局在1946年初就曾经有过一个严格的规定，男同志结婚得具备三个条件，当时简称‘二八、七、团‘，即28岁以上，7年以上党龄，正团级以上干部。有不少同志还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但结婚了，为此而受到党纪处分，我看到过有的还在东北局办的党刊上受到了通报。我那时虽然后两个条件够了，但还只有26岁，所以我连对象也没有找）这一条也符合了；第三，他要求写东西要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你基本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就选上你了。"
见我不吱声，他又说："你虽然没有在军队工作过，军事工作不熟悉，但你到军队中工作一段也有好处，可以学到许多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再说，按林彪提出的三个条件，我手头一时找不到另外合适的人。是不是你先回去考虑一下，过两天我再找你商量？"
我同意之前，其实张闻天和林彪已经商量好了回去以后，我心情很不平静。想来想去，还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这么拖着。过了两、三天，我看不见动静，还以为没事了呢，想不到蔡黎又来找我，说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
我一想，又一次找我去谈话，大概十有八九仍然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不然的话，如果可以不去，最多让蔡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所以我一边跟着蔡黎走，一边就赶快想：要是张闻天仍然要我去，怎么同他讲呢？但是，因为我们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不过几十米远，还没有等我想好措辞，就已经到了张闻天的办公室门口。
我进去以后，张闻天面带笑容地问我："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还是重申第一次谈话时所讲的理由，表示："经我再三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去。"张闻天动员我去，并且说："因为林彪急需要配个秘书，我手头一时也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是不是你先去工作一段，等我找到合适的人以后把你调回东北局还不行吗？"我一看张闻天这么负责的同志亲自跟我谈了两次，又这么说，我感到不好意思了，马上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去。"张闻天看我答应去了，笑了一笑，就说："你安心去好了。我想你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接着，张闻天当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信很简单，只一张纸，大意是说：现介绍谭云鹤同志去给你作秘书，请接洽。同时又用另纸写了一条子，对我说："林彪现在太阳岛休息，你按照这个地址，明天上午过江去找他就行了。"看这个样子，张闻天已经同林彪商量好了，因此，我就更不能有别的想法了，只能下决心服从组织决定。
听了我不同意见的报告，张闻天没有生气，还授意将其发表张闻天，原名张应皋，1900年出生在于上海市郊区一个富裕农户家里。1914年，张闻天以优秀成绩考入上海私立浦东中学。1917年秋，张闻天进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25年6月上旬，正当上海学生和市民的鲜血正在流淌之际，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5月至1948年5月，张闻天在佳木斯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历时两年，我，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张闻天同志的。
1946年到1947年，我在合江省东安地区搞过三批土改，第一批负责几个村的一个片，第二批负责一个区，第三批负责搞宝清全县，以后又先后任合江省的永县和鸡宁县县委书记。我曾到佳木斯去开过几次县委书记会，聆听过他的教导。特别是1948年6月张闻天同志调回哈尔滨，而我又调到东北局巡视团工作后，他更是我的直接领导，接触机会更多。他对下面同志的平易近人、学者的风度、讲话的沉着冷静和逻辑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东北巡视团时，有一次，张闻天同志派我们几个分头到各省农村，调查他所提出的"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公开建党方针，看看各地执行情况如何，有什么新的经验，有些什么问题。我负责的是嫩江省和辽北省。由于我们几个是东北局直接派出去的，所以当时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和辽北省委书记陶铸都挤出时间接待了我。
我在这两个省取得了刘锡五和陶铸的同意后，选了在建党工作方面上、中、下各一个县、又在这三个县中选了上、中、下各一个村支部，直接找了不少干部、党员、党积极分子、贫下中农个别谈话，还分别开了几个干部、党员、群众座谈会。发现下面不仅在贯彻这个方针方面有偏差，而且这个方针本身的提法好像也有些地方值得进一步探讨。
回哈尔滨后，张闻天直接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这个建党方针，当我在合江省搞土改和作县委书记时，就知道是张闻天提出来的。所以，我向张闻天汇报时，还有些担心，惟恐如实汇报引起他的不快。但他听我的汇报时，一点也没有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最后，他让我把这个口头汇报材料整理出来交给他。
过了几天时间，我看《东北日报》时，突然发现第三版上全文刊载了我的这个汇报材料，并且在前面加了几句编者按语，大意是希望引起各地关心党的建设的同志们注意，继续调查研究，并参加讨论。过后，我碰到了蔡黎问及此事，才知道这是张闻天授意，把我那份汇报材料，和另外一位同志写的材料，一并送交《东北日报》发表的。
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心情十分激动。张闻天在党内有这么深的阅历，又是在他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问题上，容得下面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不光不生气，还亲自授意秘书加上按语，并且公开发表，这是何等坦荡的胸怀。
在舞场多次见到毛主席，但江青不常去
我到齐齐哈尔去找刘锡五时，省委办公厅介绍我去找刘锡五的秘书。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刘锡五的秘书竟然是我1946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班（那时叫支部）女同学，姓何，广东人，还梳着两个小辫，大概比我大3、5岁。她原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俱乐部工作，我们关系还不错，她就像我的大姐姐似的，很关心我。她知道我爱跳舞，所以，一到礼拜六，她就给我弄一张票，让我到中央大礼堂去跳舞。因此，我在舞场上多次见到毛主席，大家在一起跳。
毛主席一般来得稍晚，我们跳了一两场以后才来。来了以后，就坐在舞场一角的一套沙发上。一看见他来，就有两三个大概经过保卫部门审查过的女同志坐到他跟前，有说有笑的，看样子他们都比较熟悉了。舞曲一开始，她们就轮流起来邀请毛主席跳。毛主席跳舞，有一个特色，就是老跳两步的，节奏比较慢，有时也不管音乐的节拍，自己跳自己的。我也见到江青跳舞，但她不常去。
我帮林彪处理军事电报
林彪考我
张闻天同我第二次谈话，我已表示了同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就定下一条心，考虑我去了以后，如何尽快熟悉情况，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一点。
我按照张闻天的交待，第二天上午就来到林彪在太阳岛住的那栋别墅。林彪住的那栋别墅不算很大，是一栋完全木结构的平房，大概有6－7间。有个小院，也不算大。周围有一米左右高的木栅栏，门口有警卫。警卫好像已经知道了我今天上午要去，所以，我只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就领我进去了。
进屋以后，我一眼就看见林彪正坐在一张白帆布的信交给他。林彪并没有仔细看，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叫我坐下。看样子，张闻天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了今天上午我要去。林彪接着就问起我是哪里人氏、家庭情况、读过什么书、何时入党、干过些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有对象了没有……。当我说起，我听我祖父说过，四代人以前我家的祖籍是湖北麻城人，以后才搬到四川去时，林彪笑了起来，说："那我们还算是老乡呢。"
接着，林彪就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很快就到另一间房子去拿了几张纸给我。林彪对我说："我说，你记。"我一听，就猜想大概是林彪要考我记录的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了。于是，我就在那张三屉桌旁坐了下来，掏出自己的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说。
奇怪的是，我看林彪手里既没有拿什么书籍，也没有任何报纸、刊物，他念什么呢？
停了一会儿，林彪半闭着眼，躺在躺椅上，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
他说的速度，既不很快也不算慢。我迅速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同时，还力求不要把字写得太潦草。
大概记了1000字左右，林彪停下了，对我说："把你记的给我看一下。"他大体翻了一下后说："记得还不错，你明天就来吧。"我说："我的工作还没有交待呢，4－5天以后来可以吗？"林彪说："反正这一段事情也不多，可以。不过，如你4－5天以后再来，就不必到太阳岛来了。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过江去，你就直接到辽阳街1号我的住处就行了。"
正式担任林彪秘书
5天以后，我到辽阳街1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辽阳街1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过三个街口，也是一座平房，还有半截在外的地下室（窗户在外），上面大概有7－8间房，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5－6间。从院里要进入房间，还得登5－6步洋灰的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10－20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的中间，有一个水池子，有点假山。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大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就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林彪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院子，正碰到叶群。她一见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一边说，一边打量我身后的警卫员扛着的行李，又说："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她招呼负责生活和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让王本把警卫员连同他扛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进去。叶群就直接领着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我进到林彪的会客室。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超过30米，除了几套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一进屋，叶群就喊着说："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到会客室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一下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我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他。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饭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他就可以了。至于往下或向军委、主席发的电报，他找我去或者他到我办公室来口授，我记录整理后，他认为可以了，我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同志审阅。退回来后，我看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我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即可。林彪交待以后，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这样，我就在林彪处安顿了下来。由于秋季战役尚未开始，没打大仗，所以事情不多，我就得用这个时机，抓紧熟悉情况。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由近及远，把日本投降，我军进入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直至我去林彪处以前的中央及四野的电报和林彪在一些军事会议上的讲话稿，全都看了一遍，基本摸清了近两年东北战局的变化和现状。
林彪自己开药方治失眠，结果吃了药以后突然休克……
林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打开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时，有这个条件，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光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就不拉窗帘地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那时林彪的生活是简朴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了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他那一段指名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平津战役时，他已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有的同志问过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及以前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条件环境变了，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辽沈战役的电影拍的那样，在口袋里装一小袋炒黄豆，随时掏出来吃。
王本还向我说过，我去以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付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刘亚楼抱着林彪都哭了，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以后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林彪让他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林彪外出开会，秘书司机却不见了，事后，他连句重话也没有。
我去林彪处不久，出了一次纰漏。
1948年夏天，林彪要到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高干或烈士子弟。这个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打网球、地滚球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玩。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苏学生，本来是王本负责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但林彪临走时才发现汽车不在了，司机也不见了，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非常着急，赶快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了个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稍等一下。但林彪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了，他要走着去。从辽阳街1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街、鞍山街、龙江街三个街口，约1公里。路是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坚持要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走了。我以为这一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但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他也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还是愉快的。
"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
林彪平常是寡言少语的，不爱活动，不会跳舞，不爱玩，也从来不和我们闲扯。他有时看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有时在会客室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时间是面对地图或坐在沙发上沉思。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里面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报，口授后我整理一下，他看后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总是用我的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他写字时用力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买一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不久，林彪又用了一次，一张纸戳了好几个大窟窿，钢笔水把好几个地方的字都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没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
内战爆发，三下江南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东北国民党军队利用6月至9月的休战期间，进行了整休和编组之后，计有正规军25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共约40万人。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农安，东至吉林沿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占领的地区增多，兵力日益分散，加之有生力量被歼，兵力极感不足，因此改变策略，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企图占领我"南满"解放区，切断我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去掉后顾之忧，然后再掉兵北上，消灭"北满"人民军队，以实现其先"南满"后"北满"，占领东北全部的战略目的。
1946年10月初开始，东北国民党军队依照上述战略方针发动进攻，相继占领我安东、通化、辑安等广大地区。"南满"解放区仅存临江、抚松、？江（今靖宇县）、长白等四县，情况空前严重。国民党军队被这暂时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集结重兵，设"东北长官指挥所"于通化，从？江狭小地区发动了四次猖狂的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巩固和建设"北满"根据地，打破敌人占领"南满"的企图，由林彪指挥的东北我军采取了巩固"北满"，坚持"南满"的作战方针。南北满我军密切协同、相互支援与配合作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战局向有利于我之方面转变。因此我"北满"部队为了配合"南满"保卫战，乃集中三个纵队的兵力，于1947年1月5日至3月10日3次出击松花江以南，在吉林长春以北地区进行了胜利的战斗。在这差不多的同时，我"南满"部队从1947年1月到翌年4月3日期间，胜利地进行了四保临江的作战。
"南满"我军采取了内外线密切配合的作战方针，一方面以三纵附四纵第三十六团从正面临江、通化两侧地区，阻击敌军。另一方面，以四纵全部深入敌后，广泛出击，切断交通，拔除据点，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我四纵于12月18日，从通化南北地区轻装出发，分路越过海、辑铁路线，冒着风雪奇寒，英勇挺入敌后，直插本溪、抚顺、营盘之间和宽甸以东及安沈路以西地区，在群众支援下，我军以远距离奔袭、速战速决的办法，转战10余日，攻克平顶山、碱厂等大小据点20多个，歼灭敌军3000余人。敌军后方受到威胁后，极度恐慌，被迫在占领辑安及六道沟门后变更部署，暂缓攻击临江，将新二十二师、九十一师调回本溪、桓仁寻找我四纵作战。
这时，我"北满"部队为了策应支援"南满"我军的作战，减轻敌军对我"南满"的压力，利用"北满"敌军分散守备各个要点的时机，集中了12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1月5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踏着没膝的深雪，以出敌不意的行动，横越冰封的松花江，开始了一下江南的作战，此役共歼敌6000余人。敌军在接连遭到我军几次歼灭性的打击之后，不敢再行出援，并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南满"的大举进攻，加上"北满"气温骤变，降至零下40摄氏度，不利于我军大的行军作战，我主力部队遂于1月17日撤回江北，以待时机。
保卫临江，四退敌军
"南满"我军在北满部队一下江南的配合下，乘敌军主力撤回之际，于1947年1月4日，开展向通辑线展开反击直至13日，经过大小战头40余次，共歼敌5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临江的第一次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北满"我军撤回江北之后，又集中了4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1月30日，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南满"我军为打破敌人的进攻，乘正面之敌尚未完全出动时，即先进至高丽城子向敌发起猛烈的攻击，将敌军九五师歼灭过半，我三纵主力乘胜将驻三源浦之敌新六军二0七师第三团（欠1个营）全部歼灭，四纵十一师由通化向南挺进至宽辑线歼敌一部，并攻入桓仁城。此战役我共歼敌1个团（欠1个营）又5个营，共4000余人，敌一九五师代理师长被击毙。这样，使敌军二次进攻临江之企图再次宣告破产。
敌人于通化地区整顿并得到增援后，又集中4个多师的兵力，于1947年2月16日，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三次进攻。我三纵七、九2师于18日，待敌进入我预设的包围圈内，即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6小时，将敌二十一师六十三团（欠1个营）及山炮营全歼。21日，我军开始反击，22日，将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工兵营及二师六团一营全部歼灭。敌军受到严重打击后，即全部撤回通化，于是敌人进攻临江计划再告失败。
当敌即将对我"南满"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时，"北满"我军集中12个师的兵力，于2月21日，开始二下江南的作战，我军六纵十七、十八师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将城子街守敌一个团全部歼灭。24日，我军乘胜向九台方向进攻，敌被迫放弃九台、卡伦、农安、哈拉哈等地，退回长春，我军即转兵围攻德惠。敌人为解德惠之围，被迫抽调4、5个师的兵力分三路齐头并进，解围德惠。因敌援军密集平推，不便各个击破，我军主力部队遂大踏步向江北转移。
敌军见我"北满"主力部队突然全部北撤，其嚣张气焰复起，妄图与我军决战于松花江两岸，扬言"十日以内，保证攻下哈尔滨。"当敌分散冒进未及时收缩之时，"北满"我军于3月7日迅速急转南向，对正面之敌发起猛烈的反击，松花江北岸之敌仓皇南逃。我军于8日再渡松花江，开始了三下江南的作战。在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我军乘松花江即将解冻之机，于16日全部撤回江北，至此，三下江南战役结束。
敌军在"北满"我军撤退和松花江解冻之后，复纠集共14个师番号，10万余人，从3月26日起，由清原、新宾一带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当强敌压境的时候，我南满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法，在敌一部窜入我预设的袋形阵地内，当即被我包围全歼，俘敌代理师长张校堂以下7500余人。其他各路敌人闻讯后，纷纷窜回清原、新宾。我"南满"部队乘胜收复了桓仁、辉南等城，敌人第四次对临江的进犯，又被彻底粉碎了。
秋季攻势前夕
经过两个月的熟悉，我对整个东北战场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军事工作方面的基本常识也知道了一些。
经过1947年的春季战役、夏季战役及冬季战役之后，我军已完全摆脱了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东北已形成了对我十分有利的决战局面。今后的问题，就是根据敌我双方态势，从战略上考虑，在敌人这三个孤立据点中，选择于我最为有利的一点，首先突破，使之产生连锁反应，并依照毛主席的整个战略方针，封闭敌人于东北境内，务求就地歼灭，以利全国战局的发展。
林彪与将帅关系
1、林彪——毛泽东
这个题目可以写一部书了，两人关系真的耐人寻味，是领袖和下属，老师和学生，父和子的关系，井冈山一见投缘，在毛泽东党内斗争处于劣势的时候，林彪毅然站在毛泽东这一边，此后虽然在小的地方经常有冲突，但却始终追随毛的左右，两人关系本可善始善终，建国后林一再退隐，想做张良，不愿卷入党争之中。而毛要打鬼，借助钟馗。逼林出山，最后害得林葬身异域，我一直不相信林会暗杀毛，尽管他对毛晚年的做法极其不满。
2、林彪——周恩来
两人算得上是师徒，但林主要还是毛的人，不能算是周派的，如果周有自己的派系的话。但两人至少是惺惺相惜，互相尊重的。抗战时就是周提议林作为毛的代表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两人在重庆配合默契，建国后林彪养病，去看林彪次数最多的就是周总理，文革开始时，林躲在大连养病，是毛派周去请林出山的，林对周在文革中的工作大力支持，而周叶表现出对副统帅的尊重，不对其封锁消息，林死后周大哭，耐人寻味。
3、林彪——刘少奇
两人无多大牵扯，一个是将，一个长期在苏区搞工作。刘少奇在党内地位快速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七大对毛的吹捧，对于像林、彭这些流血打天下的人，建国后地位反倒不如这些文人，心里恐怕是不太满意的，但现有资料似乎也没有林和刘之间有矛盾的记载。这部分是因为林建国后就隐退的缘故。文革开始后，林对批刘并不起劲。私下也说刘是个好同志，并且非常喜欢读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4、林彪——邓小平
两人一个是四野主帅，一个是二野当家之一，并且都是铁杆毛派，实际上也是毛泽东的接班候选人，林是毛在军队中选的接班人，邓是在党内的接班人。因这层关系在，两人关系有点紧张，两人又都是内敛之人。林对邓在高饶案中的表现肯定不太满意，邓也曾指责过林反对抗美援朝。在文革之初，林不怎么批刘，却对批邓很卖力，毛曾试图调节两人关系，要邓找林去谈，结果谈崩了。文革后林没有平反，邓的因素很重要。
5、林彪——朱德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是朱德，但在后来朱毛之争中，林彪却站在毛的一边，后人据此说林忘恩负义，或者政治投机，我大不以为然，当时毛是势弱的一方，林支持毛很大程度上是赞同毛的观点主张，事实上证明了林选择的正确，而也正是因为在毛危难之时的挺身相救，才有两人后来几十年的亲密合作。而对于无实权的朱，林虽然在文革中公开场合批过朱，但据朱德女儿朱敏说，林在私下对老总是相当尊敬的。
6、林彪——彭德怀
十帅中，林彪朋友不多，彭德怀朋友也不多，但彭林之间关系却并不像某些书中描写的那样差。两人红军时期是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中两大军团的领袖，都是红军中有名的将领，彭德怀是红军之狮，林彪是红军之鹰。两人密切配合，打了很多漂亮仗，彼此关系很好，否则会理会议林也不会提出要彭来指挥了，抗战时两人都不同意毛只打游击战保存实力的主张，结果前有林彪的平型关，后有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都是违反毛的意图，为此后来都被批评，彭在庐山蒙难，吓得林忙说百团错误，平型关也是错的，是任弼时搞的。华北座谈会批彭，林没说什么话，有人说林在庐山上对彭落井下石，还说林的批判给彭定了性，纯粹胡说，林上山前彭就已经被定性了，给彭按的罪状里没有林的那条，林只不过重复华北会谈上批彭的话而已。况且林还为彭洗脱了一项罪名，说批彭是帮助他，工作还要彭来做，此后又制止军队反右倾扩大，保护了一批干部。彭在听到林死后，为林喊冤都是白纸黑字写着的。彭林二人虽然性格不同，经历却极其相似，红军时期两位军团长，抗日时期的副军长和师长，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四野战军的首脑，建国后相继为国防部长，元帅排名紧挨着，朝鲜战争林没去，彭才去，最后都是在庐山上被老毛打入万丈深渊，宣告政治上的死刑，彭林关系，耐人寻味。
7、林彪——刘伯承
林彪与刘伯承无深交，红军时期刘曾担任参谋长，但在当时苏联军事顾问干预情况下，红军一败再败，抗日时同为八路军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各为一路大军首脑。林彪与刘之间的矛盾更多是军事思想上的差异。林虽然是黄埔生，但却与彭一样，是在战争中磨炼，成长起来的杰出将领，而刘留过洋，有更多的学院气息，彭林与刘的成长背景、军事思想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建国后彭批军事教条主义，整刘伯承的原因。林彪虽然不是这场斗争的主帅，但林无疑是站在彭这一边的。林和刘到是有一点很相似，就是功成身退，都尽量避免党内复杂的斗争，两人是建国后最早交兵权的元帅，林养病，刘教书，两人都一身伤，元帅授衔时，两人都在以青岛养病为有推辞，其实大家都清楚怎么回事。可惜避还是避不过，刘不为毛泽东所喜，是元帅中最早被批判的，但却因此在文革中得以保全，林因为是毛的爱将，躲不过，最后葬身异域，身败名裂。
8、林彪——贺龙
这两个人颇有趣，从名字看就是一龙一虎。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林是标准军人出身，贺则是带队伍入股的，两人原本也没什么过节，延安时两人一起骑马去抗大谈恋爱，感情看来是不错的，坏就坏在两人老婆上，贺龙老婆薛明举报叶群政治上有问题（其实就是芝麻大点的事）害得叶群被审查，贺龙竟然大大咧咧的拍林的肩膀说：你老婆有问题我老婆举报，我老婆有问题你也可以举报嘛！我不知道当时林会怎么想，但是想一想，同为共军高级将领，你老婆举报我老婆，你一定知道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想法太简单，我都觉得此举甚为不妥，不仅不利于团结，甚至有点卑鄙。我想经过这件事，林不得不对贺多加提防。后来文革中林担任国防部长时，多病，贺代为主持，按现在官方的说法，是林要打击贺，夺贺的权，但实际上林才是正职，贺被打倒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同情刘少奇，站错了队，但我想对于贺的倒台，林彪大概也不会太同情，毕竟，贺对林，对彭都是很绝情的。
9、林彪——陈毅
林彪曾经一度是陈毅的部下，据陈毅在9.13后举报，林彪曾当过逃兵，还要拐带陈毅，被陈严辞拒绝了，而林也迷途知返，后来还有林彪临阵脱逃，置毛泽东危险于不顾，而陈毅则怒斥林彪，带兵冲击，保护了毛的传闻，后来林陈皆为一方大员，抗战后同赴前线时，陈对林前前后后照顾的挺好的，但一次吃饭时因林豆豆苦恼，陈毅对叶群发火，林彪当场拂袖而去，给陈毅一个大红脸，呵呵，陈老总一辈子吃亏占便宜都在这张嘴上了，林彪还真行，为了一个叶群，和两个老帅弄了个红脸。文革中，林帅也没难为胖子，庐山上胖子还紧跟林副统帅，大骂张春桥，至于913之后撑着病体揭露林总的罪行，劝当玩笑看罢。
10、林彪——罗荣桓
林罗是老搭档了，两个人合作了大半辈子，横扫半个中国，可谓配合默契，罗帅是党内圣人，老实人一个，又是秋收起义的参加者，铁杆毛派，有名的政治元帅，而林彪对军事以外的事情不闻不问，两个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取得骄人的战绩。林彪和罗荣桓在十大元帅中资历分别为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排名却是一个第三，一个第七，都比较靠前，撇开毛嫡系的这一点，罗占了林军事指挥的便宜，而林也要感谢罗这个政委对他的大力支持和管家能力。林养病期间，罗是除周恩来、彭德怀外，常去看林的人之一。晚年虽然两人多有争执，工作中分歧难免，各有对错，不想某些人说的那样水火不容，更有人凭空捏造出林不去参加老搭档的遗体告别。事实上正是林亲自护送罗骨灰去八宝山，并写了挽联悼念罗。十大元帅中像林罗关系这么密切的是没有的，林聂之间要差一些。
11、林彪——徐向前
林彪、徐向前基本没有什么交集，红军时期，徐大名鼎鼎为一方面之统帅，后来西路军惨败，从此不再握重兵，文革时林与徐曾短暂合作，徐为军队文革小组组长，两人共同制定出九条（江青删掉两条，毛加一条，是为军委八条）来稳定军队，防止文革干扰军队，不过现在的书都把这个功劳归在徐帅一人身上，其实若无林支持，根本不会有后来的军委八条。
12、林彪——聂荣臻
林聂合作时间也很长，长征时期一为军团长，一为政委，抗战初期一为师长，一为政委，当时罗地位在聂之下，后来115师分家，林聂结束合作，直到平津战役两人又再度短暂合作，据聂说，林曾邀其代替病中的罗为政委，后更要聂率领四野大军南下，要送聂这个顺水人情，聂不愿意捡这个便宜，否则以后评帅时聂恐怕不会在罗之下。可见林对聂是相当不错的。至于林倒台后，聂说的林聂间的几次分歧，政治表态而已，也没什么可称得上是路线错误的。不过聂在这方面的确有点对不住林。
13、林彪——叶剑英
林和叶谈不上深交，黄埔军校时叶算林的长辈，东北林彪和彭真发生矛盾，叶支持林彪一方，文革中，林、叶都是军方代表，曾共同抵制过中央文革小组。两人只能说是工作关系，和徐向前的关系差不多吧。但历史上交往的时间长一些。
14、林彪——粟裕
据说林彪对粟裕的军事才能很欣赏，粟裕做过林彪的手下，不过林彪成名早，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才大显身手，林彪曾对粟裕和他指挥的战役仔细研究过，并赞其为神仙仗。
15、林彪——黄克诚
林彪的下属，解放后常去林彪处探病，林彪举荐他入国防部，后庐山被打倒，文革后在部分恢复林彪名誉上做过努力。
16、林彪——罗瑞卿
林彪的下属，私人关系还好，庐山会议后接替黄担任总参谋长，更身兼数职，后与贺龙较为接近，树敌较多，文革前被打倒。
17、林彪——刘亚楼
是公认的党内军内与林彪私人关系很好的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