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 美国之音海涛
*基督徒柴玲学习基督，宽恕“罪人”，当年战友反对*
1989年六月四号天安门惨案发生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北师大学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23年后发表文章，表示原谅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柴玲这番表态，在大洋对岸没引起什么反应，却是在民运人士中，激起强烈反响。
柴玲在六四23周年发表公开信，题目是《我原谅他们》。此言一出，立刻在“民运”队伍中引起很大批评声浪。一些在纽约的中国异议人士和关注中国的评论人士据说星期五要讨论一个话题：要不要原谅六四元凶李鹏等人。
23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说：“我们就是要血流成河，来唤醒人民”的柴玲，六四大屠杀之后在中国隐藏了将近一年后，被“黄雀计划”营救到香港，最后来到美国。她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98年获得哈佛工商管理硕士，2009年，成为基督徒。今年46岁的柴玲2010年成立了人权组织《女童之声》（Allgirlsallowed）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女性受害者鸣不平。
柴玲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战友”同学王丹、吾尔开希都发表声明，反对柴玲的观点。
*柴玲“我原谅他们”，不是“要原谅他们”*
柴玲这篇公开信原文（中英文）题目是：我原谅他们 I forgive them。在文章中，柴玲完全是用的第一人称我（I），这个第一人称出现了18次（或以上）。文章中，没有一次出现“要原谅邓小平、李鹏”字样。
柴玲说：两年半前，我认识了基督。他对妇女，儿童，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热爱，是跟主流文化和传统相反的，基督叫我们跟随他的门徒也做同样的事。
“他还原谅了那些嘲笑他的，并冷血地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是他临终的话。（路加福音23：34）
“有一次，他叫我也做同样的事。”
“这是我为什么原谅他们的原因。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1989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们。目前中国的领导，继续压制自由和强制执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我原谅他们。”
柴玲最后说：“这种宽恕是同（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这种宽恕只反映了基督所给予宽恕的一小部分。我依照着基督的榜样来宽恕，内心充满了平安。宽恕充满心灵，持久和平才能到来。”
回应柴玲的公开信 吾尔开西表态称自己目前“无法原谅”
多维
六四”23周年，身在美国的前学运领袖柴玲发表公开信，表示原谅当年开入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引发诸多关注。继封从德和王丹两学运领袖表态不能同意外，另一位学运领袖吾尔开西针对柴玲公开信表态“无法原谅”。
针对柴玲于6月4日发表的公开信，吾尔开西6月6日发表文章《我无法原谅》，称他为柴玲在宗教中找到救赎之路感到高兴，但并不认同柴玲的观点。
吾尔开西（中）、柴玲（左）和王丹（右）。
他说“（基督）宗教对于正义、真相的坚持绝对先于宽恕，这不仅是这个宗教的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对于是否宽恕邓小平、李鹏等人，他说：“我无法在正义是非得到匡正之前原谅，无法在被害人原谅他们之前原谅！”同时他也提醒柴玲：“我们如果认同自己八九民运一分子的身份，我们就无权原谅。”
6月4日，中国前学运领袖柴玲发表公开信表示，原谅当年开入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和李鹏，她说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及感情，相信只有真正宽恕，才有持久和平。柴玲发表公开信表示，过去每当想到领导人以毁灭方式处理民运，会感到痛苦及愤怒，直到近年有宗教信仰，才改变想法。
随后，柴玲的前夫同时也是八九民运天安门学生领袖的封从德，得知柴玲在6月4日发表“原谅邓小平、李鹏”的言论之后表示，基督教教义所说的原谅，都是当事人先诚心悔悟才有意义。现在李鹏及邓小平生前都没有要求被原谅，因此这个原谅的意义何在？值得探究。而另一位学生领袖王丹则表示可以理解，但完全不能同意
而另一位学运领袖王丹则发表公开信称对柴玲的个人信仰导致的这个意见，他表示完全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他认为，在杀人者还没有任何忏悔，道歉，甚至还在继续杀人的时候，被害方的原谅是没有根据的。这样的原谅，对六四死难者是很大的不公平。他希望外界知道，柴玲的这番谈话只代表她自己以及她的信仰，并不能代表广大的八九同学。同时他也公开呼吁柴玲正确区分个人的信仰与是非价值判断这两件事。
附：吾尔开西《我无法原谅》（全文）
我无法原谅
吾尔开希
二十三年前， 国共产党在中国北京作出一件了天理难容的恶行，向和平请愿的中中国公民开枪，血腥镇压中国历史上最壮观、最动人、最伟大的一次群众运动。我身为这场运动的一分子，至今仍深深对那些为理想，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牺牲的伙伴致感悲恸，对于屠杀者仍愤恨难消，同时也背负着巨大的幸存者的负疚。
同样是广场运动伙伴的柴玲，想必也是同样背负这样难以承受的负疚感，并从宗教中找到她个人的救赎之道，对此，我为她感到高兴。宗教主张宽宥、谅解，对此我也深感敬佩，柴玲出于这个宗教价值提出原谅邓小平、李鹏等屠杀元凶，我虽然可以理解，却完全无法接受。
柴玲所信仰的宗教主张的宽宥与谅解是在正义是非厘清之后，罪人祈求宽恕之时应有的态度，同 样的宗教对于正义、真相的坚持绝对先于宽恕，这不仅是这个宗教的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更是十几亿中国人民、千千万万八九参与者以及尤其诸多六四受害人心中所坚持的目标。对于践踏和平、正义及人类良知的杀人凶手邓小平、李鹏，我无法原谅，我无法在正义是非得到匡正之前原谅，无法在被害人原谅他们之前原谅！也想善意提醒柴玲，我们如果认同自己八九民运一分子的身份，我们就无权原谅。
和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期待终有一日，我们可以放下过去、拥抱未来，但那一天的到来首先需要的是对于真相还原不懈的努力，正义伸张不懈的坚持，首先需要的是追究责任，首先需要的是罪人的忏悔，直到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这些天安门学生都背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所有的受害者一起，在道 义上、法律上坚持对邓小平、李鹏及所有的责任者厉声谴责，坚持讨伐。
紀碩鳴：齊墨反思民運的悲傷與沒落
流亡美國的中國著名民運人士、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突然猝逝，巨星殞落，再次帶來海外民運的悲傷與沒落。在北京「六四」事件經歷了二十三年風風雨雨後，這樣的悲哀和沒落不斷增加，不少海外民運人士都揮筆撰寫回憶錄，要留下「六四」的集體記憶而不被埋葬在中國海外民運的悲哀與沒落中。
由旅居德國二十六年的民主中國陣線前主席齊墨撰寫、裕恒出版（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我的民運路》一書，與眾不同的卻是道盡了中國海外民運風雨飄搖二十三年的悲哀和沒落。這是一本比較全面系統整理「六四」後海外中國民運發展狀況、是目前僅有描寫當代中國海外民運史的巨著，成為了解海外民運興衰的一把鑰匙、一扇可以開啟的門。齊墨以史實的嚴謹、政治的銳利、學者的坦誠撰寫自己的民運路，實際上是要詳細緕述親歷海外民運坎坷，見證了民運興衰的歷史。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齊墨嘆息﹕「理想夢碎，隊伍散亂，名聲狼藉，一部海外中國民運史，主線就是內鬥。」
齊墨本名修海濤，是山東大學研究生，曾在中共中央黨校任職講師，一九八七年初留學德國，攻讀歷史博士學位。八九「六四」時他正身在海外求學，旋即投入海外民運，聲援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齊墨說，這是因為深受曾主持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胡耀邦思想開明的影響，「胡耀邦在黨校留下了被大家認同的作風，形成了他的個人魅力」。齊墨當年就是被胡耀邦前秘書陳維仁選定到中央黨校文史教研室工作，陳維仁後來在胡耀邦提議下當了中央黨校副校長。
當代中國海外民運早在一九八二年由王炳章在美國推動「中國之春」運動開始，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達到高潮，齊墨的《我的民運路》主線就從這裏切入。隨著大量民運人士流亡海外，一時間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他「從滿懷希望積極參與民主中國陣線和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充當民運的筆桿子，出任民陣主席和魏京生副手，到最終在身心交瘁、大失所望之後退出民運下海經商」。這就是齊墨走過的民運路。
二零零三年二月，齊墨身任全球民主中國陣線主席，並在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中擔任常務理事，負責很多日常文字事務，他還是德國一家中文商業報紙的主編。因不堪勞累，終病倒在醫院。歷經七天暈迷，四個月躺在病床。從鬼門關回來，也讓他反思海外中國民運的命運。「我仔細回顧了自己走過的人生之路，從探討學問到成為信奉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和海外民運的領導人，從中共高幹的培訓搖籃走到中共的敵對陣營。我反省自己在海外民運中的所作所為，反省海外民運從一九八二年的“中國之春運動”開始的歷史與現狀。這一切令我感到非常失望。」這一年，歷經十四年民運之路後，齊墨毅然決定告退民運投入商海。他稱自己是「從海外民運的污泥濁水中脫身而出」。
用另一種形式悼念六四
中國遲早要走民主之路，這是齊墨至今沒有改變的堅信。但是，中國民主化與海外民運有多少關係？海外民運對於中國的民主化能否起到作用？這是齊墨《我的民運路》書中的質疑。在「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時，很多人在回憶二十年前的那一場大災難，悼念死難者。齊墨選擇了回顧與前瞻的文字形式，講一個「中國讀書人的“中年祭”，也是“海外民運祭”」，他批評，海外中國民運這二十三年來，辜負了為民主運動流盡鮮血的「六四」死難者。
在海外民運的參加者中，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民運隊伍是由包括「有仇的」、「有癮的」、「有病的」、「有鬼的」這樣「四有人士」組成，齊墨自認自己屬於「有癮的」那一類，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追求，希望自己的人生道路是治國平天下。尤其是在胡耀邦主政時的中共中央黨校工作的一段時間，看到中國民主的希望。所以在「六四」前後，滿腔熱血投入民運。
雖然鬆散，但民運是運動，是一個整體。齊墨在海外民主運動中的活動主要在民陣這個組織中，他的《我的民運路》更多著墨並不是「我」，而是親身經歷和了解的海外民運。更多著墨「民陣成立時的輝煌與紛爭」、「民陣面臨的內鬥與外鬥」、「民聯陣怪胎誕生」、「聯席會議的瓦解」等圍繞民運組織權鬥中，一些心存不軌者醜陋心靈的剖析。
一九八九年民主中國陣線在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成立，首任主席是嚴家祺，秘書長是萬潤南，齊墨說，在機構設置上，卻模仿流亡政府的功能，比如萬潤南領導的秘書處，有十二位秘書分管組織、財務、新聞、資訊、外務、政策以及各地聯絡，一年預算高達一百五十萬美金之多。「那時，正好是全球民主化運動高漲的時期，民主運動被高估。當時確實產生很大的幻想，認為我們很快就會回去。開始有很多明星參與，二年後，明星淡出，慢慢變成海外一個草根的組織。國內流亡出來的民運人士也紛紛離開了民陣，可以守住的卻是海外留學人士。」
不過，可以守住「民陣」，卻無法守住海外民運的高潮。齊墨清楚記得，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八至二月一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民陣民聯的合併大會。德高望重的王若望被人戲弄，憤而退出大會。齊墨撰述：「這是我至今為止所經歷過的一次衝突最劇烈、戲劇性最強、也是最疲勞的大會。」他在書中詳細描述了這一齣鬧劇，王若望後來也專門撰寫了《我為什麼退出主席競選》一文，海外民運自此走向末路。
齊墨以自己參與的活動和了解的海外民運事件為線條撰寫了近百個故事，梳理海外民運的起伏跌盪。齊墨說，八九民運以後，第一階段大家都悲痛，看到北京的學生倒下了，再下來是仇恨，痛恨政府的野蠻。國內民運人士流亡到海外，開始組織民陣時，有人樂觀地估計，二年後可以回國了。「我本人沒那麼樂觀，但絕對沒有想到要堅持二十多年這樣等下去。」隨著一九九三年一月民陣和民聯在華盛頓舉行聯合大會的失敗，導致全球性的民運的分裂內鬥，儘管此時齊墨沒有退卻，但心裏想，海外民運最高潮時刻已經過去了，自己想像的海外民運彩虹不會出現。開始考慮何時急流勇退，但此時已是「身在江湖心不由己」。
在《我的民運路》中，魏京生、王希哲、萬潤南、楊建利等和民陣、聯席會議有關的民運領袖紛紛登場，各領風騷，但都不能力挽民運衰敗的狂瀾。書中寫道，了解海外民運最重要的鑰匙，是資金的來源。比如，有的靠組織，給難民提供資助來獲得一些捐款。另外一些則通過民運組織來獲得美國一些基金會的施捨支持，「純粹為解決自己的飯碗問題」。而「平妮指控魏京生強姦」、「為魏京生奉獻的法國女人」則成為書中的另一類精采。
波蘭海外民運的作用
如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民主之路的呼聲已再次在國內響起。而「獲得天空失去大地」是流亡民運人士最大的悲哀。儘管他們在海外可以天馬行空的思考和行動，但是，卻沒有土地。中國，是流亡民運人士的故鄉；而返回中國才能實現民主的夢想。齊墨認為：「沒有新人，失去活力。海外民運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民陣早期曾與波蘭民主派人士談話，提到波蘭也有海外民運人士，問到波蘭的團結工會成功了，海外民運人士在波蘭民運中起什麼作用。得到的回答：幾乎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只是提供了一些傳真機。「中國海外民運的作用，大同小異的。」
即使如此悲哀，齊墨認為，這是一段不能忘卻的歷史。未來，看到很多人，包括黨內的不少人都公開主張民主人權，這條路早晚要走的。撰寫《我的民運路》，為的是不放棄民主人權之路，但需要尋找更為可行的方式。
亞洲週刊
五个指头捏成一个拳头
民联阵邀请我前往旧金山参加第二届大会，我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出席了该民运组织的会议。九三年在洛杉矶民运团体联席会上，为了整合民运几个山头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了“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我被推举为协调会总召集人。
经两年多的斡旋和协调，可惜成效不彰，在华侨社会里，海外民运团体未能提升为抗衡中共专制政权的政治力量。由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惭愧。
今年国内的局势频传邓后时代已经来临，北京政权摇摇欲堕，这正是民运斗士实现奋斗目标的有利时机。如果海外民运人士把精力使用在内耗上，有可能丧失大好时机。
民联阵负责人首先见之於行动，主动邀请民运协调会的总召集人和所有民运团体的代表参加民运组织的年会。这是一个首创的积极的行动，便於化解民运团体之间的隔阂。
民运团体出现了和解的曙光，作为民运团体协调会的总召集人，当然感到欣慰，随即相约志同道合的民运斗士岳武、高沛其、石磊、林樵清等提前赶赴旧金山，受到民联阵的朋友热情接待。
在旧金山双树旅馆召开的民联阵二届会议，会期两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民运人士踊跃报到，表现了海外民运的各路英豪皆感到自己身负重任，将迎接大陆瞬息万变的新形势，必须重整民运的队伍，忘记过去的困扰和嫌隙，一切从零开始，以和睦团结的形像提高民运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正是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大会第一天，主席团安排本人给大会致词，我即席朗诵一首诗《我来了》：
我来了，
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
站在你们面前
我来自大陆饥荒的荒原
我三次进入重门的监狱
带来暴虐留下的伤痕
我能够忍受这一切
因为我始终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
我爱祖国的人民、大地
但我不爱共产党
尽管有人说我是叛徒
是的，我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叛徒
做这样的“叛徒”是我的光荣
我来了
希望民运大家庭五个手指
捏成一个拳头
对着横暴的共产党喝一声：
我来了，我来了!
没料想一首诗激起了整个会场的沸腾，因为我的呼声正是每个民运斗士共同的心声。
“五个指头捏成一个拳头”，这是战斗的号角，也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而“五个指头”正好是存在的五个民运团体的隐喻，并且给今后民运团体组合成和睦的大家庭提供了理想的蓝图：五个手指保持筋骨依旧，何时出拳，何时握手，则听命於主人翁大脑的指挥。
大会第二天，选举结果揭晓后，由高票当选的主席徐邦泰建议推荐王若望为民联阵的顾问，本人欣然接受，并与严家祺和新当选的主席紧紧握手，又激起新的高潮，我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过去的纠葛从此一笔勾消，邦泰在这个庄严的会上重申抛弃前嫌，紧密团结，我代表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和中国民主党愉快接受顾问的荣誉。”
循着“一个拳头”的思路，我还向到会的各路英豪提出近期的奋斗目标：
(一)使民运团体从协同动作走向分久必合，这么做定能影响邓后的大陆形势，向着有利建立民主的新中国的前景发展；
(二)对反共有利者，一定推动和参与，凡损害团结和睦的行为则一致谴责。
(三)民运组织整个工作立足於中国大陆，否则即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上述三项有朝一日真正做到了，不仅提升民运团体的形像，而且使民运走向成熟的更高台阶。
我们相信，海外民运团体走向成熟的台阶之日，便是专制政权结束残暴独裁，平反“六四”之时。
“同志仍须努力”仍然是我们共同奋斗的信条!
一九九五年六月八日
《中国之春》1995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