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薄熙来倒台和重庆事件只是中共政局的一个局部变化，但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却是一个很大的布局调整，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十八大前最大的变化，就是对北京和上海人事布局的大调整。
来自北京的消息来源向《外参》透露，现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长郭金龙将升任市委书记，但谁来接任郭金龙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不过，现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王安顺则是人选之一。上海的人事调整是，现任上海市长韩正将接替俞正声升任市委书记，现任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接替韩正，担任上海市长。
消息来源对《外参》指出，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将到点退休，而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出路仍有很大的变数，能否如愿以偿当上十八大常委，目前还没有定局，
京官难当。京官虽然与最高决策层离得近，说得上话，输诚十分便利；又引人瞩目，任何政绩都会广为人知；但是，生活在天子眼皮底下，那么多得罪不起的中央党政军机关星罗棋布，那么多自己管不了的中央媒体环伺前后左右；总要时时陪着小心，任何不慎、失职，也会看在最高掌权者眼中；若想搞点自己的名堂，更是难如上青天。
可想而知，当初郭金龙是如何战战兢兢地坐在北京市长这把交椅上的。但是，郭金龙却赶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特大好机会：他是在北京奥运年——2008年元月上任，正式当选市长，也就相应地担任了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党组副书记。前任王岐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特大好机会落到这个名不见经传、从安徽走来的官员手里。以至，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也知趣地在胡锦涛视察奥运会会馆、北京市时，知趣地站在后面，让郭金龙靠近胡锦涛。
尽管有天子撑腰，但这几年，郭金龙却低调得几乎被外界忽略，除了生性有些木讷，从来不露声色。用北京政坛的评价说，郭跟人说话总是细声细语，慢条斯理，很难让人想到他能在十八大上更上一层楼。
不过，北京消息来源对《外参》指出，正是因为郭金龙低调得不能再低调，加上胡锦涛的青睐，在薄熙来倒台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人事布局的重新调整中，早前不被看好，甚至从来没有列入候选人名单的郭金龙，现在变成了北京市委书记候选人的领跑者。
北京市委书记一向被认为是中共地方诸侯的龙头，也是当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十八大后，谁来接替刘淇留下的空位，这两年已有诸多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郭金龙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中，北京政情观察家曾预测郭金龙将会调任广东，接替汪洋留下的省委书记一职。其根据是，2010年9月，胡锦涛到深圳参加特区30周年纪念活动，郭金龙就是随行人员之一，而且，胡锦涛在深圳和广东的活动，郭都全程陪同。当时海外媒体评论称，胡锦涛有意让郭金龙接汪洋的班，所以，才亲自带郭到广东“熟悉情况”。
海外有评论称，郭金龙的低调，让他被抹去派系的色彩，他被派到西藏当副书记时，被认为是个四川干部 ；调到安徽当省委书记，又被人认为是个西部进内地的干部；从安徽进了北京，又被认为是中部交换来的干部。
虽说郭金龙在主政西藏和安徽时都有不少亮点，但调任北京后，低调得很少发出声音，尤其跟其前任王岐山相比。郭金龙在市长任期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亮点，怎么也超不过王岐山。
正是在这样背景下，郭金龙才浮出水面，而且，接任刘淇的唿声也越来越高。不过，也有北京官员强调，即使郭当上市委书记，还得看他上任后有何表现，虽然能升任政治局委员，但毕竟书记这个宝座不那么好坐。
中国青年报：“胡喷”的中国经济学家已成为公害
文章来源: 中国青年报 于
这个“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经济社会中，没有哪个学科比经济学更耀眼，自然，也没有哪种知识精英比经济学家更风光。这个时代，敢于和娱乐明星比拼出镜率和出场费的，只有明星经济学家了；没有哪个行业和学科，像经济学界这样与权力和资本有着如此深的关联。正因为经济学是这样的“显学”，经济学家又扮演着那么重要的角色，那些在公共空间中“胡喷”的经济学家才格外地为害甚广，毫不客气地说，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这种危害，向来以“狂言”闻名于经济学界的邹恒甫已经作了犀利的点评。这个本就口无遮拦的经济学狂人，日前在国际权威排行榜中成为“全球最强华人经济学家”，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责国内经济学界水平低下、信口开河，不学无术，误国误民，不务正业，点名批评某些经济学家“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广州日报》6月6日)
批评异常辛辣和尖锐，当然有不少情绪化的成份，可能还夹杂着经济学圈内的江湖恩怨，但不可否认，邹恒甫的一些判断还是击中了当下经济学界的某些病症和要害。
首先，是在迎合媒体和公众中失去了独立判断和专业精神。经济社会需要专家学者，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经济学知识、输送经济理性，就经济走向提供见解。可现实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某些专家为了迎合媒体和舆论的偏好，频频发出充满轰动效应却大悖常理的惊人之论，诸如“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拥堵是城市繁荣的标志”、“改革首先是要取消发改委”、“小康就是拥有两套房”、“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减少再分配障碍”等。不可否认，这些荒唐的语录中有媒体断章取义和扭曲的成份，但不少确实是从经济学家嘴中说出来的，也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意思。
其实，翻看这些经济学家的专著，他们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要理性和谨慎得多，结论也会很保守。可是，一面对媒体，一站到话筒和镜头前，他们立刻变得亢奋和轻率起来，语不惊人誓不休，不把逻辑推到极致绝不罢休。在长期与媒体的合作与交往中，他们深知媒体需要什么，更深知公众喜欢听什么、期待听什么，明白什么样的表达才会有新闻性、才能引起轰动。这种揣磨和迎合中，便有了那些惊世骇俗的断语。他们不是用独立且专业的判断和理性，去引导社会、给公众启迪，而是通过出镜率、点击率、争议度和话题热度来提升自己的出场费。
第二，是“信口开河”。某些经济学家的信口开河，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网上看到一个有利于自己立场的数据，立刻不加分辨地引来；轻率地根据一个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的数据，作出一个耸人听闻的判断。有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舆论奇观，专家随意从网上拿来某个数据，比如，称“世界上只有10多个国家没实行免费医疗”，据此来批判中国的医疗改革(这其实是一个谬误，全世界只有古巴实行完全免费医疗)。这种符合公众期待的言论自然成了大新闻，然后，其他专家再以讹传讹，以此作为自己论点的权威论据发论。
第三，就是邹恒甫所批评的：人格分裂。一边骂权贵，一边当权贵——一边在银行当独立董事，一边给银行当传声筒；一边批评垄断体制，一边在垄断行业拿高薪。“骂权贵”是树立舆论形象，“当权贵”可以拿到现实利益。这样的人格分裂使经济学界成了一个没有了是非的利益场。经济学家的身份不过是一个攀附权贵、有资格混入利益圈、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敲门砖和入场券。喊几句口号，造几个热点，镀一些金，不过是提高身价的筹码。
“人格分裂”还算好的，起码说明还有一些羞耻心，知道掩饰和伪装，有些人干脆“公然裸奔”。可怕的是，这种趋炎附势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闷声大发财，以致失去了自我反思和净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