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在中共安排下见到软禁中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日本国会新闻社编辑次长宇田川敬介，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再次强调薄熙来在交谈中多次对他骂其妻谷开来，说「由于她，我糟糕透了！」薄熙来甚至用英文对宇田川表示要卷土重来(I shall return!)。宇田川推测，因为当时在门口有两名警卫，薄有顾虑，才故意用英语这样说。
宇田川并形容，薄熙来自尊心很强，永远不承认自己打败，「是绝对不认输的性格」。
最新一期「明镜月刊」，专访因声称见到薄熙来而成为新闻人物的宇田川，他不但坚称确实见到薄熙来，并对媒体没有找他证实，就在网上对他质疑、否定，表示不满。他并强调，因薄谷闹离婚时，他是调停人，因此中共才会找上他。
日本「富士晚报」5月11日发表薄熙来的日本友人宇田川敬介和被软禁中的薄熙来进行交谈的报导，主要内容是薄对没与谷开来正式离婚感到后悔，但否认他的失势是党内斗争。
该报导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但也有人质疑其真实性，认为薄熙来监管下如何能外出，接受境外媒体访问。该文刊出后，宇田川敬介如「人间蒸发」，避不见面。明镜月刊特约记者在日本直接访问当事人、宇田川敬介，以下是访谈内容：
◆起码四次 待过他家
问：你和薄熙来有什么关系？
宇田川：1990年代，我在日本零售超市MYCAL公司负责法律事务。公司在大连开店时，认识了薄熙来，也跟谷开来的法律顾问事务所签了合同。2000年，两人办离婚调解的时候，我是调停人，因为我是外国人。此后，我和薄熙来的交情更深，很多次一起吃喝。起码有四次待过他家。他去北京、重庆后(我们)仍继续来往。他有很多外国朋友。
问：为什么，这次能够见到他？
宇田川：不是我主动找他的。3月时候，中方给我打电话，说想问我有关薄和谷的关系。我当初很怕，没答应。但他们多次给我邀请，所以我提出条件，如果我能够见到薄熙来，我可以接受查询。过了一会儿，他们来电说安排好了。4月24日晚到北京，25日接受调查，26日中午和薄熙来用餐。
问：为什么他们知道你的电话号码？
宇田川：我的手机号1990年以来一直没变，他们很容易找到我。
问：他们是谁，调查如何进行？
宇田川：他们自己说是国家安全部的，但是没有出示证件。到了北京机场，他们把我直接送到北京饭店。25日，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一共有五个人，面对面进行谈话，都是懂日语的。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离饭店30分左右。他们问我关于MYCAL公司和薄谷的关系。我们公司向谷开来每个月支付100万日元(8万元人民币)的顾问费用，还有其它费用，他们觉得太多。但谷律师帮我们处理的四宗诉讼，都是胜诉，我们认为值得。MYCAL在2000年破产，和谷开来的顾问合同在该年9月结束了。
◆薄那时候另有女友
他们还问我谷开来是如何处理我们公司的诉讼和她的业务情况。另外他们详细问了我有关离婚调解的事，我的印象是他们怀疑薄谷的离婚是假的。我说2000年前后，薄熙来打算跟谷开来离婚。他曾透露和她一起心里不安宁。我又说，我以前把谷送回到薄家，谷开来说：这不是我家，让我再送到别的地方，我不认为他们是伪装的，虽然没有办正式的离婚手续，我知道那时候薄熙来有其它女朋友。
MYCAL是在大连瑞士酒店的一到六层。我们公司在三层给不少大连干部的女朋友们开设小店，像服装店，得到他们的信任，关系很好。当然我们是有收租金的。MYCAL在大连，作出社会贡献，建了两座学校，三座小发电厂。我跟他们说明这些资金运用情况。
问：他们调查的重点是在哪里？
宇田川：这个非常难说，我不太清楚。按他们的提问来猜测，他们想要弄清楚薄谷的关系，加上想了解(和)谷有关的诉讼情况和她的人际关系。似乎在这些关系中涉及谋杀案件。
问：那么和薄的交谈如何？
宇田川：(他们)26日在北京饭店给我安排和薄熙来中午用餐。两位翻译，还有两位在沙发旁听。薄熙来跟我谈了往年的事情，谈到当时MYCAL干部和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在大连喝酒等等。过了一会，我直率问，你在权力斗争中，打败了吗？他回答：这个不是权力斗争，我在重庆打黑打得很彻底，很多跟黑社会有关的人都怨恨我。发生一些事情，就向我报复。我被石头绊倒，之后被践踏了！
◆为子及前途未离婚
他自尊心很强，永远不能承认自己被打败。他后悔没有正式离婚。当时他考虑到自己前途和儿子，在法律上没离婚。在交谈中很多次骂谷开来，说：由于她，我糟糕透了！
他还说：我的孩子瓜瓜认识你，如果他找你，请多多关照。
问：「富士晚报」报导薄熙来说了要卷土重来?
宇田川：是的，26日当天，日本法院判决被控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民主党前党代表小泽一郎无罪。薄熙来不知道小泽是谁，我介绍了之后，他说在日本可以卷土重来，我也会复活。用餐结束，他退房的时候，在门口用英语说：I shall return!我推测，因为在门口有两位警卫员，薄有顾虑，故意用英语说。
问：您认识的薄熙来是什么样的性格?
宇田川：他自尊心特强。谷开来也是一样的。我们喝酒的时候，我喝10杯，薄一定喝11杯。那我再喝一杯，那么他肯定又多喝一点，是绝对不认输的性格。
问：安全部有没有向你要求不公开见薄熙来的事情？
宇田川：关于对我的调查，他们要求我不仅仅是内容，连曾接受调查的事都不可以公开。但是没有要求不公开见薄熙来的事。就这次采访，如把所有内容公开，我肯定会有麻烦。
问：在网络上有很多不相信你对薄熙来独家采访的评论。你怎么看？
宇田川：信不信是他们的事，我无所谓。我就是去中国探望了有15年交情的老朋友。「富士晚报」的稿子不是我写的。我在该报有不定期专栏，但是最近很忙，一段时间没写文章。我跟他们说我最近忙，加上我刚从北京回来，做了一些事情；他们听到我见薄熙来的事，觉得很有意思，派了一位记者采访我，写成那段新闻。
| 谢盛友：寄希望于柴玲 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柴玲关于“宽恕六四”的讲话，读后感慨良多，因此有这篇小文。 我们有罪吗？ 这里的我们是指1989年之前就到欧美来留学的我们。不管你是公派还是自费；不管你是否因为“六四保护案”而留在欧美，希望我们一起来反省，我们竟然活着，有没有罪？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 1883 - 1969 in Basel）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罪的问题》(1946) 中指出形而上学罪：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人类文明的罪性。根据德语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尽我们所能去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们同样有罪。 战后，德国雅斯贝尔斯等一批知识分子带领德国人反省，认定希特勒是罪大恶极的首犯，但是，一般德国人也是有政治罪过的，因为普通德国人曾用投票方式把希特勒送上权力顶峰，这就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当然，那些希特勒政权的台柱人物，因为直接参与他的战争罪恶，更负有刑法责任。 德国战败以后，纽伦堡世纪审判。希特勒及其爪牙的刑法罪责越大，一般德国人的政治责任就越大。 暖气设备的工人到我家里来进行维护工作，休息时我问他：“平时你业余时间做什么？”他回答：“我喜欢足球，我也花很多时间研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的爷爷和父亲非常崇拜希特勒，只有认真研读纳粹德国史，才能真正了解德国。……” 我在德国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感觉德国人的忏悔是认真的。 1994年方励之先生到慕尼黑，当时全球媒体都为柴玲轰动，因为她“期待别人流血，而并没有真正打算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她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我问方先生的看法，方先生间接为柴玲辩护：“责任毕竟在政府，总不能说，杀人者有理。” 第二年在瑞典开会，遇到刘宾雁先生，我说：“柴玲有罪，你我也有罪。”刘先生表示不理解，我可以理解宾雁先生的不理解。 我说，真正的悔改是“改变，转过头来，朝新的方向走去。”悔改不只是情感层面上的事。悔改的第一步，是认识什么是罪，这就需要忏悔。真正的忏悔不是靠发表痛快的演讲就可以办得到的，而必须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放在天平之上；真正的反省不是在善恶、好坏之间做出简单的取舍，而是需要让一切价值都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从内心忏悔，让自己的生命往道德关怀方向成长。
2012年6月4日， 23年前，中国政府的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导致数百人死亡。从那时起一个新的一代在中国成长起来，其中大部分对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被蒙在黑暗里的。 但对我来说好像昨天。我开始了这一天，为一个新中国抱着极大的希望，但它最终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而结束。 二十三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人变老了，很多1989年的一些关键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去世。但对更多的人，无关他们是否公开承认还是暗暗在内心揣摩，人人都知道这一篇中国的历史，还是没有结束。 这一章的中国历史将会如何写成哪？故事的最终结局会怎样？从最近公众对陈光诚和薄熙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全世界还是很有兴趣在等待着观看下一步的中国。 在过去23年来，我也试图了解天安门的意义。我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小时：站在天安门广场，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不可思议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展开。 在我完成这本“一心一意向自由”的书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只可能有结局：一个是持续地恐惧，另一个是走向真正的自由，宽恕的命运。 在希伯来文圣经，大卫王的儿子押沙龙背叛了自己的父亲，用武力来夺取宝座。大卫，甚至在面对这样的背叛，也原谅了他的儿子。他告诉他的将军们，当他们征服了叛军，抓获任性的儿子时他们应该开恩，“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 但是，当押沙龙被吊在树上，孤独和无助的时候，王的将军选择不听大卫的忠告，硬是杀死了押沙龙，从而持续了以暴换暴的模式。 我们都知道，那些现在肆意压迫无助的，也将发现自己会像押沙龙那样，有脆弱的一天。但问题是：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会将继续持续残酷严厉的报复模式，还是开始恩典，怜悯和同情的道路呢？ 你可能会问， 中国看似不庞大的领导什么时候会变得脆弱哪？答案是：它一直是脆弱的，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在中国普遍地都很少有真正的安全感，甚至是至高至上的领导人。权力，金钱，军队或警察部队可以给几个人临时带来财富和稳定，但这些东西不能提供持久的安全。 在1989年，排名第二的领导人赵紫阳因为反对邓小平的决定而瞬间失去了他所有的力量；不久，声势浩大的强硬派，前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也被判处16年徒刑。最近薄熙来也从恩典中坠落。这些领导人可能从外面看起来前所无敌，但他们可以憌刻之间失去了一切。以至于陈希同最近坦承的承认：在所有的这些高层次的政治斗争中，对方可以使用任何低级的方式，不择手段，目的就是窃取权利。 中国的社会体制压制人性和怜悯。象盲人律师陈光诚为代表13万妇女被迫接受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而呼吁， 却遭监禁和迫害。恐惧和自我保护的气息影响这社会的各阶层，如遭受5次强迫堕胎的受害者梅顺平姐妹在国会的作证时讲道， 她的两次强迫堕胎都是因为她的同事打了小报告，因为她们的奖金都跟不超生绑在一起； 又如去年秋天，18个人走过一个被面包车碾压的孩子，不管不问。 虽然天安门运动被给予了很多名称和目的，但是做为当时学生方面的总指挥，我可以说， 我们要结束的， 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的文化和气氛， 而创建一个充满爱， 和平和富足的社会。所以1989年的6月4日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当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梦想被坦克碾死。我们为失去的兄弟姐妹的痛苦中， 也在为这个没能实现的社会而难过。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想起当年的领导人选择这条毁灭和强暴的选择时，我的心总是会跟痛苦和愤怒作战。 两年半前，我认识了耶稣。他对妇女，儿童，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热爱，是跟主流文化和传统相反的，基督叫我们跟随他的门徒也做同样的事。 他还原谅了那些嘲笑他的，并冷血地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这是他临终的话。（路加福音23:34） 又一次，他叫我也做同样的事。 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原谅他们的原因。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 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恩典和宽恕的文化会在中国升起，让所有的人都得尊严和人性。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神会改变中国目前领导人的心， 让他们也会遵循耶稣的教诲和行为，施怜悯，求公义。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那些受压迫和不公正的会早日得到完全的自由，而且，他们不会寻求报复，像大卫王的将领杀害押沙龙那样，而是有勇气来宽恕的。宽恕不是接受他们的不公正，而是把最终审判的权利交回给万能，万胜，和完全公义的神。 我明白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我也听说前几年几位信基督的天安门同事的兄长的宽恕被误会。然而，在这天安门23周年的纪念日，我还是要选择宽恕。因为我知道，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和平与宽恕时，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反应出耶稣对整个人类的巨大宽恕。我也知道，当我们在天安门前面对坦克机枪而决定不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时候， 我们早已经选择了宽恕！我更知道，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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