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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是基督教文化的産物嗎？  

    
   南郭點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明文化的基礎。基督教思想教義主旨乃是愛、博愛、愛人如已、寬恕、忏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实際上基督教文化乃是現代自由民主政治體制的道德倫理基礎。然而，中國知识精英中确有不少唯物無神論者，迄今對宗教信仰的本质，人類心靈靈魂精神靈性生活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以致人云亦云。南郭以爲基督教文明博大精深，是自由憲政民主的道德倫理與理論基礎。
  
   極權主義是基督教文化的産物嗎？
  
   郭國汀[1]
  
   極權研究專家仲維光先生認爲極權主義有哲學思想，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三大根源：其中對宗教文化的根源言及：蘇聯共産党、法西斯和納粹 極權主義是基督教文化的産物。[2]
  
   歸納仲維光先生有關極權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關系有如下論點[3]：
  
   （1） 馬克思主義是源于基督教救贖思想的一種典型的基督教政治化、塵世化；
  
   （2） 共産党和希特勒納粹都是基督教文化的塵世化、政治化、現代化的産物；
  
   （3） 極權主義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一種畸形産物；
  
   （4） 極權主義文化是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産物；
  
   （5） 極權主義及其文化是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
  
   （6） 極權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政治化産物。
  
   质言之，仲先生認定極權主義是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塵世化，市俗化，政治化的産物。進一步推論势必得出基督教文化是極權主義産生的根源的結論。另有個吳茂華先生也稱：“共産主義理想其实是馬克思把基督教天堂搬到人間”[4]。然而對此種論斷，吾实在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將極權主義歸因于基督教、基督教思想及基督教文化的说法恐怕僅是反基督教學者們的一種偏見，由于未見其論據及其論證過程也未見其原文，暫無法做细致评論。欲解決此问題，首先必須明确：何谓基督教思想？什么是基督教文化？是所有的基督教思想文化还是其中的某個論點？其次，基督教思想文化市俗化政治化具體表現在哪些馬克思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主要論點上？欺騙宣傳？强制洗腦？精神控制？階级鬥爭？無産階级專政？廢除財産私有制？暴力專政？恐怖？屠杀？第三，有證據證实，馬克思在上波恩大學一年级时，抛棄了基督教信仰，改信了魔鬼教，那么爲何不是魔鬼教思想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源？什么是極權主義？
  
   当代最伟大的曆史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曆史教授裏查德指出：基督精神教義與共産主義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是自愿自覺，從不强制更不濫用暴力；而共産主義根本違反人性違反自然，違反物质和人的本性，共産党全部依赖强制與暴力来强加其主张與理念。[5]馬克思和恩格斯均認爲：人類一切罪惡的根源在于財産私有制。恩格斯说：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歸結爲一句话：“消滅私有制”！毛澤東則说：“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头萬續，歸結爲一句话：造反有理”！這一切證实馬恩列斯毛均严重缺乏物理學，化學和數學基本原理常识，也缺乏對人性的基本知识。吾以爲共産主義理論最根本的錯誤在于其創始人及追隨者們均不了解人的本性，也不了解物质的神密性，同时誤解了人的角色妄想改造社會改造人類本身。我認爲人類社會的不平等是天然的永恒的，這是由物质的神密本质決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爲轉移。人的天性就象本能一樣不可能改變，而只能限制。私有財産是人的自由和人權的前提與保障，凡是没有私有財産之所，就不會有自由也不會有人權，而自由和追求幸福均是人的天性，凡是與人的天性本性作战者，注定徹底失敗。具體言之：
  
   首先，仲先生未明确基督教文化到底是極權主義的根源还是其産生的條件或原因之一。因爲根源只能有一個，有根源必有結果或産物，而條件或原因則可以多種多樣，但具備某一條件或原因却未必有結果或産物。雖然仲先生未明确指稱基督教文化是極權主義根源，但從上述歸納之仲先生極權主義的六個論點，極可能誤導讀者得出基督教文化是極權主義的根源之謬論。然而，僅從形式邏輯推論便能證明該論不能成立；如果基督教文化是所谓極權主義的根源的话，按常理凡是基督教國家必定（至少最容易）成爲極權國家，因爲有根必有果，然而实際情況恰恰好相反：共産党政權無一例外全部是極權國家，共産党則全部信奉唯物主義無神論（理性至上論），絕大多數基督教國家則從未産生極權體制；雖然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均是基督教國家，但法西斯與納粹均受馬克思列甯主義影響極大，也受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尼采的超人哲學影響極深。
  
   其次，仲先生至少用了“基督教救贖思想”、“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政治化” 、“基督教世俗政治化”和“基督教市俗化現代化”六種表述與極權主義相聯，但這些表述並非同一概念，其內含與外延相差甚大；比如，“基督教文化”絕不等于“基督教救贖思想”更與被歪曲的基督教救贖思想風馬牛不相及；“基督教世俗政治化”也與“基督教的政治化”不完全相同。
  
   再次，“基督教文化及基督教西方文化”含義更包羅萬象，因爲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基督教文化的産物，基督教文化含義非常廣，至少涉及文學、詩歌、音樂、舞蹈、藝術、美術、雕塑、繪畫、服装、建築、哲學、精神、心靈、心理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神學、宗教與科學技術等人類社會几乎所有文化領域。吾以爲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乃是愛、忏悔和寬恕的文化；用神學研究者陳爾晉先生的话来说，基督教的教義主旨是“愛、博愛、寬恕、愛人如己、尊神爲大。在造物主上帝面前，人都是卑微的也是平等的”。[6]因此將基督教文化等同于基督教救贖思想完全不能成立，認爲極權主義是基督教文化的産物更無丝毫说服力。
  
   第四，仲先生列舉德國政治學者埃瑞克•弗格林之“極權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政治化産物”，既未列原文也没有注明出處；反之当代極權研究專家Abbott Gleason在其《極權主義：冷战史》中指出：“德國政治哲學家埃瑞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與其他宗教心靈思想家一樣，認爲極權主義（最终）根源于非宗教主義或現世主義。他同意阿倫特之‘改變人性是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征’。但他認爲極權主義是被中世紀無所不在的異端邪说和啓蒙运動社會改造觀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贖觀念的市俗化版本”。[7]
  
   此段論述與仲先生援引的沃格林之“極權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政治化産物”说法相差甚大，意思則剛好相反。因爲“基督教文化或其政治化市俗化現代化”與“被中世紀的異端邪说和啓蒙运動社會改造觀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贖觀念的市俗化”两者相差十萬八千裏。沃格林的原话准确翻譯不太可能是仲先生援引的说法。因爲沃格林認爲極權主義的根源在于‘非宗教主義或現世主義’（亦即理性至上論），同时他所指的‘基督教救贖觀念’前面有 ‘異端邪说和啓蒙运動社會改造觀念歪曲的’定語。亦即沃格林所指的‘基督教救贖觀念’有極严格的含義，與仲先生所说的“基督教救贖思想”、“基督教文化”、“基督教西方文化”、“基督教的政治化” 、“基督教世俗政治化”和“基督教市俗化現代化”完全不是一回事。质言之，沃格林對宗教持充分肯定立場，而按仲先生之論，則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簡直成爲極權主義的罪魁禍首。因此，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沃格林認定極權主義的根源在于‘非宗教化與現世主義’，在于‘被異端邪说和啓蒙运動社會改造思想歪曲的基督教救贖思想的世俗化’。按照他的说法，唯有‘被異端邪说和社會改造思想歪曲的基督教救贖思想’才可能與極權主義有某種關聯。但是此種被歪曲救贖思想，與基督教或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或基督教政治化顯然不是一回事。換言之，基督教救贖思想與極權主義無關，被社會改造思想歪曲的基督教救贖思想又怎么能與正常的基督教救贖思想相提並論？更遑論與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了。
  
   第五，雖然漢娜阿倫特（Arendt）是全球首個極權主義研究專家，但她對極權主義的研究是從意大利法西斯和納粹德國入手。她認爲意大利不夠成極權[8]。她認爲泛日耳曼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9]（Pan-Germanism and Pan-Slavism） 提供了20世紀極權主義的两個思想邏輯根源。這種部落民族主義將人民分爲‘我們的’和‘非我們的’。[10] 阿倫特曾研究極權主義的馬克思哲學和經濟理論根源（A113），她相信馬克思理論的某些要素涉及極權主義的崛起，她雖未指控馬克思造成極權主義，她确实指出了馬克思思想中有諸因素與極權主義的堀起有關聯，將人類的自由完全消失于“集體生活過程中”。馬克思認爲如果人理解曆史的必然進程，並按其指導行事，‘任何事物均是可能的’。正是這两種觀念的組合創立了一種可被極權主義使用的理論。馬克思認爲当人類‘作爲個體实體過一種集體物種生活’时，曆史即將终結。（C75，83，85）[11]馬克思貶低法律和政府的價值，他的‘從經驗裏解放思想’及其體制決定論，試图说服人民，即使他們没有權力采取獨立行動，未来是可預見的，不可抗拒的烏托邦（C89，90，97）。亦即作爲全世界第一個極權研究專家根本未提及極權主義的宗教根源。
  
   第六，與阿倫特同期的極權研究專家塔爾蒙（Jacob Talmon ）則是從蘇俄下手研究極權主義，他在其《極權民主的起源》[12]中重點研究蘇聯，認爲極權主義源于啓蒙运動。我認爲塔爾蒙的研究路径比阿倫特更正确也更科學，因爲，雖然“極權主義”一詞最早由意大利記者和政治家阿曼多拉于1923年5月23日首創，但極權政體最早出現于蘇聯；事实上，無論墨索裏尼还是希特勒均受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影響極大[13]。塔爾蒙認爲法國大革命雅格濱專政與蘇聯1938年大清洗有關聯。[14]塔爾蒙第一次將極權主義區分爲左右两類。他認爲極權主義是以集體，國家，民族和種族對抗個體。左的極權主義(共産主義)主张人的基本良善和人性完善化的可能性；右的極權（法西斯和納粹）則强調人的弱點和腐敗趨势。因此，極權民主只適用于左的極權而不適用于右的極權。（A114；T6）他認爲‘極權民主源于18世紀（啓蒙运動）社會改造觀念。啓蒙运動産生了两種獨特的民主思想。一種是自由的假定政治學是審查和糾正政治制度；另一種是極權民主學派，基于政治學真理單獨和排它的假設的政治摩賽亚主義。自雅格濱專政到布爾什維克專制再到20世紀激進主義哲學觀的政治摩賽亚主義，驅動創設蘇聯共産主義及蘇聯權欲知识分子對蘇俄革命提供了主要支持’。他指出‘極權精英是不惜一切代價重造世界’。他还討論了霍爾維修（Helvetius）霍爾巴赫（Holbach）摩莱裏（Morelly）馬布利（Mably）等人的哲學，但重點放在盧梭（Jeah-Jacqnes Rousseau）的‘普遍意志’與‘所有的人的意志’，他認爲盧梭是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先驅（T116）。英國愛丁堡大學格林教授經研究盧梭亦确認盧梭‘構成了20世紀極權國家的基礎’(A116)。[15]哈佛大學曆史學教授裏查德認爲洛克的哲學思想與霍爾維修的哲學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影響極大。[16]波普爾在區分“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的基礎上，將極權主義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與黑格爾。哈佛大學教授布林通（Crane Brinton ）在紐约时報撰文稱馬、列、斯主義的全部基礎均可追溯至1796年雅格濱專政的階级鬥爭，無産階级專政，國家和所有其他实體的消亡，啓蒙运動先驅者或精英的作用，對群衆鄙視的態度與最终信任相結合，革命選定的人民，需要用鐵幕保護，以防止外國腐蚀等觀念。 [17]
塔爾蒙教授反對理性至上論，批评以‘理性’作爲指導政治行動唯一依據，因爲它導致烏托邦兰图。他指出人類需要考慮习慣，傳统與偏見，他十分怀念被丟失的宗教信仰特別是原罪觀。正由于宗教信仰的迷失，使得烏托邦思想堀起成爲可能（A116）。他指出作爲極權民主的意识形態根源，他們無法意识到‘理性’永远無法命令人民一致同意。因此，如果期望全體人民一致同意，最终必然導致專制。個體要么被强制同意，或其意見必須作某種虛假處理，或他必須被当作破坏法律者，叛徒，反革命或其他任何名義被處置（A117）。[18]着名民运理論家陳爾晉先生亦指出：“墨索裏尼和希特勒的極權主義，是源于反上帝的尼采的超人意志，超人哲學，主张個人英雄主義導致了極權主義”。
  
   塔爾蒙在其《政治摩賽亚》第二卷中繼續展開研究極權主義的根源，自聖西門至付利叶到馬克思，最重要的是他指出右派極權主義的意大利法西斯和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可以通過民族主義之桥與左派極權主義合並。（A117）他指出1848年以後，原始極權民主觀念，在西欧由于物质進步和階级沖突減弱而向東轉移。也即，塔蒙德與阿倫特一樣，作爲極權主義研究最重要的專家，同樣只字未論及基督教與極權主義的關系，似不太可能是由于疏忽。
  
   第七，英國史密斯學院教授查波曼（John W.Chapman）雖然部分同意塔爾蒙的觀點，但認爲他對盧梭與極權主義先驅之論有誤。他認爲盧梭的“立法者是個有魅力的領導人，通過他使普遍意志得以表達。普遍意志的表達要求团體和正直的個體共同努力，基于一種有機交融過程。”[19]亦有一些學者不同意塔爾蒙之啓蒙运動及盧梭是極權主義先驅的論斷。例如，1960年一位着名英國曆史學家Alfred Cobban追宗研究斯大林、列甯、馬克思、恩格斯、康德、盧梭、洛克、霍克爾(Hooker)和阿奎那後，發表了啓蒙运動思想解釋，批评了塔爾蒙。數年後,彼特（Peter Gay）出書認爲啓蒙运動的主要思想與塔爾蒙所歸納的有較大出入。他指出盧梭對政治思想家們的影響面非常廣大(A118)。裏查德（Richard Hunt） 隨後研究馬克思政治觀念,認爲不能簡單地將其與極權民主相聯。這些不同意塔蒙德有關極權主義先驅是啓蒙运動社會改造思想及盧梭的政治思想的學者們同樣只字未提基督教與極權主義的關系。
  
   綜上所述，上述極權研究專家學者絕大多數根本未言及基督教與極權主義的關系，而言及两者關系的專家沃格林教授的原意與仲先生援引的话意思正好相反，他們對極權主義的根源研究提出的各種解釋中，塔蒙得和阿倫特的主张更具说服力，極權主義根源源于馬克思列甯主義是學界共识；但將極權主義的宗教根源歸因于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世俗化，顯然不能成立。
  
   
  
   仲維光先生認爲極權主義是基督教文化的産物的論斷明顯不符合形式邏輯，與共産主義实踐完全相反，與基督教文化的实质內容相悖，因而根本無法成立。我認爲極權主義的哲學思想根源在于啓蒙运動主张的，源自洛克和霍爾維修至黑格爾、尼采、盧梭等思想哲學家們的社會改造运動，到馬克思和列甯而登峰造级，特別是其消滅私有財産，消滅一切傳统文化，宗教，道德，习慣；階级鬥爭，無産階级專政及一党專政創造共産主義新人的思想[20]。極權主義的制度根源則是布爾什維克主義，這從全世界所有的共産党政權無一例外皆演變成共産党極權暴政的事实得以充分證明。
  
   
  
   基督教文化決非極權主義的根源，也非極權主義産生的條件或原因；恰恰相反，基督教教義和信仰是共産主義的天敵，而共産主義則几乎是極權主義的同義詞，因此基督教文化信仰是極權主義的天敵而決非其産生的根源、條件或原因。
  
   
  
   至于表面上似乎與極權主義有關的 ‘基督教救贖觀’，決不等同于“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或“基督教的政治化” 或“基督教世俗政治化”和“基督教市俗化現代化”，何況被“異端邪说和啓蒙运動社會改造觀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贖觀，根本不是正常的基督教救贖觀。而將此種被“異端邪说和啓蒙运動社會改造觀念歪曲的基督教救贖觀”，直接等同于“基督教救贖觀”，繼而替換成“基督教文化”或“基督教西方文化”，進而得出極權主義是基督教文化的産物之論斷，其中的邏輯斷層，概念混淆，偏離主題，因而其結論的荒謬性不證自明。吾以爲基督教文化不但不是極權主義的淵源，而且是現代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的道德基礎和理論根據，近現代全世界自由憲政民主體制是在16世紀宗教改革後，由信奉新教的美國率先确立決非偶然；是因爲实质上人權、自由、民主理念成爲普世價值，並推向全人類，得益于基督教教義主旨：“尊神爲大”“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和“愛人如己”的基本原則。
  
   
  
   2010年6月20日第225個反中共極權專制暴政爭自由人權民主絕食爭權抗暴民權运動日
  
   [1]郭國汀(Thomas G.Guo)，海事和人權律師，國際海事海商法教授，中國國際經濟贸易仲裁委员會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员會仲裁员，法學與政治學翻譯家。着譯及出版了《國際經濟贸易法律與律師实務》；《当代中國涉外經濟糾紛案精析》；《國際海商法律实務》；《CIF與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與提單》20版；《Omay 海上保險法與保險單》；《英國保險協會保險條款诠釋》3版；《現代提單》；《國際海事海商法》；《審判的藝術》；《英國協會保險貨物保險條款船舶條款保險运費、战爭、罷工險保險條款中譯》；《郭國汀海事海商論文自選》；《油汙和碰撞責任》；《郭國汀辯護詞代理詞自選集》；《國際贸易法》；《國際互聯網自由》；《共産主義黑皮書》；《共産主義的曆史》；《蘇俄革命史》；《東欧革命》；《民主導論》；《郭國汀自傳》等專譯着。
  
   
  
   [2]仲維光先生在“極權主義研究及其政治文化问題探源”中写道：首先，源于十月革命，然後是法西斯和納粹希特勒極權主義是西方政治文化工业化社會的特有産物。当代極權主義，歸根到底就是共産党问題！在哲學上，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辯證法，黑格爾、柏拉图等。這些論斷吾基本贊同。然而，仲先生还認爲極權主義的宗教根源是基督教文化。理由是：共産党的組織結構，思想結構，管理辦法，清洗手段，乃至借口、共産党國家的建構方式，都是典型的西方教會式的；此外，共産党社會的精英的選拔，對下一代人的教育培養，都是典型的基督教會式的；是中世紀前教會一元化的统治在当代塵世政治社會的再現，一種世俗化的政治化宗教，或者说政治化、世俗化，没了神和上帝的基督教社會文化。再者語录形式，歌曲形式，都是基督教式的；宗教救世（彌賽亚）的基本特征是納粹産生的根源，彌賽亚运動的後面都是西方文明通過犹太基督教傳统引進救世主思想的塵世化。
  
   
  
   [3]仲維光先生在“再論威權主義还是極權主義”，“共産党究竟是個什么東西”中反复提及：“馬克思没有走尊崇個人權利的人權、自由之路，走的是复活犹太教、基督教古来已有的救贖思想，千年王國的以賽亚思想的路。以先知，以救世者自居，是一種典型的基督教政治化、塵世化”； “共産党和希特勒納粹本身都是基督教文化的塵世化、政治化、現代化的産物”；“極權主義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一種畸形産物”；“文化大革命證明中共具有一切極權主義的共産党的特點；例如“战勝黑暗势力”、“改天換地”都是基督教式的語言”；“党文化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産物——極權主義文化”；“極權主義及其文化是百年来誕生于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傾向”；“極權主義……相應于早期基督教那種政教合一的一體化的社會結構”；“據Maier的研究，毛澤東在長征後的語言表述就都是基督教救世主式的了”；“對于共産党及其極權主義的研究，使我看到 ... 在文化上，它是基督教世俗化、政治化的産物，是一中没有了神的基督教的産物”；“政治宗教”概念是德國政治學者埃瑞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在三十年代提出的，他認爲“極權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政治化産物”，並用它来剖析希特勒和布爾什維克所産生的政治現象”； “当代两個極權主義的誕生地德國，從来自己也没有産生過民主，它的民主是战後盟軍用枪給與的，却和中國一樣没有了王室。中世紀最黑暗、最朦昧的基督教 ...”
  
   [4] 吳茂華：共産主義的基督教色彩03/24/2010
  
   [5]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I,《共産主義的理論與实踐》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pp.3-20.
  
   [6] 這是神學研究者陳爾晉先生歸納的基督教基本教義主旨，吾以爲然。
  
   [7]Eric Voegelin, “A 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nism” Review of Politics January 1953, pp.68-76.“ It to be finally a secularized version of the Christian idea of redemption, distorted by medieval immanentist heresy and Enlightenment idea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Quated from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113.
  
   
  
   [8] E.OHN－Bramstedt“Dictatorship & Political Pore:The Technique of Control by Fear”（London，1945）P51。阿倫特在《極權主義》中写道： “法西斯主義專政之非極權主義性质的證明是，政治犯人數少得令人驚奇，判刑也相對較輕。在法西斯主義特別活跃的1926年至1932年，對政治犯特別審判的結果是：死刑7人，10年以上徒刑者257人，刑期10年以下者1360人，被放逐者更多一些；逮捕了12000多人，但判決無罪，這在納粹和布爾什維克的恐怖情形下是難以想象的。
  
   [9] 泛斯拉夫主義是指源于强調斯拉夫人民與文化之間的聯系的政治文化运動，後来與俄國擴张領土相聯。Pan-Slavism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ovement originally emphasizing the cultural ties between the Slavic peoples but later associated with Russian expansionism。
  
   
  
   [10]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111. Brown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History.
  
   [11] Canovan, Hannah Arendt:A Reinterpretative pp.63-98, the best connec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Totalitarianism.

[12] Jacob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Democracy(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2)
  
   [13]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由自私和仇恨構成”，是一種“斷絕人性”的“毀滅性的學说”：“這種學说是由自私和仇恨構成的，它能夠像數學定律那樣引向勝利，爲了取得勝利，就必須斷絕人性。我还領悟到這種毀滅性的學说和人們天性之間的聯系。” “馬克思主義者滿嘴社會辭藻，弄得云遮霧障，其關于目的的那些錯誤概念以及這個政党的主旨，在人們眼前像面纱似地飄落。”“馬克思主義是精神瘟疫，比古代的黑死病更可怕，民衆正在感染這種瘟疫。那些知识層次越低的工藝匠人，他的心靈就越是一望無際的沃野，這種惡棍最後就成爲一種垃圾分離器，把他的那些肮髒物泼在人類脸上。……這些拙劣的作者們像十分可怕的病菌攜帶者那樣毒害着人類的靈魂，毒害着他們的同胞”。Adolf Hitler,Ralph Manheim，1999 p.51.
  
   [14] Jacob Talmon,The My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Version of Revolution(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81) p.535.
  
   [15] F.C.Green, Jean-Jacques Rousseau: A Crit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Writings ( Cambridge University, 1955) p.54
  
   [16]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Chapter I,pp.3-20.裏查德着，郭國汀譯《共産主義的曆史》：英國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 其“有關人類理解的論文”（1690年）中，否定存在着“與生俱来的觀念”，認爲出生之时，人的心靈（靈魂）是一塊幹净的白板。所有的觀念及價值源于感官經驗。 據此理論，人性是可以改變的而非始终不變的；因此，人民可以用哲學家推崇的自然的善良改變自私的本性的方式重新塑造。18世紀法國思想家霍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闡釋道：適当的指導和立法不僅能夠，而且强迫人獲得完全的品德。這種值得高度质疑的哲學理論成爲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共同遗産。他們均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指教式强制，以達到其各自的目標。在某種程度上，列甯創建的共産主義國家，是一種公共教育的不切实際的实驗，按照霍爾維修的模式旨在創造一個擺脫了各種惡包括贪婪的全新的人類。
  
   [17] Crane Brinton, “Idealists in a Hurry”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ugust 10, 1952. P.9.
  
   [18] Talmen, “Utopiaiusm and Politics: A Conservertive view”( Commentary Aug 1959.pp.149-151.
  
   [19] John W.Chapman, Rousseau-Totalitarian or Liberal ?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vii, 78-80.
  
   [20] 馬克思说：“過去的哲學家們僅是解釋世界，但重要的问題在于改造世界”。
   
(極權主義是基督教文化的産物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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