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丁子霖:致柴玲——一封迟复的公开信/闻知柴玲的原谅有感
發佈時間: 6/30/2012 1:50:43 AM 被閲覽數: 618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致柴玲
 
 
——一封迟复的公开信
 
 
丁子霖
 
     柴玲女士:
    对于你不久前发表的公开信《我原谅他们》,我早就应该答复了,只是因为“六四”周年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突发事件,如:“六四”难属轧伟林先生于绝望中自缢身亡,“六四”工运领袖李旺阳先生“被自杀”,再有“六四”屠杀帮凶之一陈希同《自述》一书出版引起争议等等,以致对你的答复一直拖延至今。

    尽管我忙于它事,但我心里总是惦念着你在公开信里说的一些话。一日不作答,一日不得安宁。有话要说而不说出来,就有一种对不起“六四”亡灵,对不起已故难友之感。
    
    柴玲女士,这二十多年来,你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生活中一直转换着各种面孔,而且令世人瞠目咋舌。最近一次的转变你让我彻底失望了。
    
    在“六四”屠杀前,我因“文革”而厌恶政治,对“八九”学运也就很少关注。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太在意你在广场上的一言一行,尽管那时你已担任了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一职——我还不知道有那么一个职位呢。
    
    首次令我注意到你的是:我“文革”前的人大语文系学生高瑜女士于1990年秋从秦城监狱获释后,得知我的儿子在“六四”中遇难,前来看望我,并告诉我她被捕和坐牢的情况。她在那次谈话里提到了你。
    
    她说,在1989年5月底,她刚从深圳出差返京,便受到人大常委胡绩伟先生委托,抱病前往广场劝说学生撤离广场返校,以避免即将来临的危难。据她讲,在天安门广场穿过层层纠察队组成的封锁线,她找到了你、王丹、吾尔开希(?)等学运领袖。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七八个小时才说服你们几位同意撤离,并为你们代拟了撤离广场的声明才回家。可是后来由于你的翻悔,李禄的反对,撤离最终未成。而她也因此番“介入”于6月3日政府大开杀戒之前被捕。
    
    紧接着就是6月3日夜晚戒严部队突进北京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
    
    你知道吗?也正是6月3日那个可怕的黑色周末,我的儿子蒋捷连因惦着留守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这是他的原话)的安危,才挣脱我的拉劝,走出家门奔赴危险与死亡的。其实,在那一夜,又何止蒋捷连呢!研究生袁力、周德平,大学生段昌隆、吴国锋、孙辉,中学生王楠、叶伟航,北京市民杨明湖、杨燕声……一个个都是在开枪后自愿离开家人或学校去与你们共安危的。
    
    高瑜告诉了我她那次“劝说”失败的缘由,但那时我在内心对你们这些广场的“坚守派”并无怨恨之心。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6月3日晚屠杀发生时你一直坚守在广场,6月4日凌晨你是含泪带领队伍撤离广场的。所以,当我此后在外电中听到你与封从德一起脱离虎口成功逃生到了海外,我还为你们庆幸——尽管当时我自己正深陷于丧子之痛而难于自拔。
    
    柴玲女士,你还记得吗?1994年我的第一本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中文版在海外出版不久,你曾往我所住的中国人民大学家中打来电话。在这次通话中,你一开始便用了大概是广场上惯用的语调说:“丁阿姨!我是柴玲!柴玲!”我感到十分意外。你又说:“我从你的《“六四”受难者名册》这本书上看到你儿子的照片,我想起来了。我曾见过你儿子的。”我认为这绝无可能。因为连儿虽数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当过维持秩序的纠察队队员,但怎么可能进入核心圈接近当时的领袖人物呢?你却十分肯定,并且告诉我,你的贴身保镖就是人大附中的学生,也就是连儿的同学。你说连儿曾去广场找过这位同学,因此你就有机会见过他。最后你还说:“我刚从波士顿一家中文书店里见到你写的书,我买下了书店里所有的十几本书,你能同意由我来翻译成英文吗?”我当即表示同意。
    
    在那次通话中,你在对我慰问的同时,还向我诉说了你自己的不幸。你说:“其实这不只是你一家的不幸,我也很不幸。我流亡海外后,姥姥去世,也不得回家奔丧……。”
    
    数日后,我去中关村看望许良英先生,谈及你来电,并要翻译我的书。许先生告诉我:柴玲在大屠杀之前的5月末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她“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她自己“要求生”。我听到这样冷血的话大为震惊,不知如何应对。我想起儿子6月3日夜晚挣脱我的阻拦奔赴广场去与大哥哥大姐姐共患难,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和辛酸。
    
    我苦于找不到你。此时我想到了刚刚赴美不久的张亚来先生,于是立即给张去电,请他设法联系上你,收回我同意你译书的承诺。
    
    这是我至今不敢忘记的一件事,也是我第一次对你的失望。
    
    此后,虽然听到关于你的种种传闻,我都不置一词。我总是对身边的友人表示:这些学生领袖还年轻,前面的人生路程还很长,无论是经商、从政、还是皈依宗教,我都尊重他们的选择。只有在我得知你的前夫封从德先生为你那番“期待流血”的言论作出辩护之后,我才委托刘青先生向小封转达我的异议。
    
    记得1997年“六四”大屠杀的决策者邓小平去世,那些日子我被国安局看守在家中。一天中午,一男一女两位BBC记者居然乘着看守的疏忽溜进了我家中,采访我对邓逝世的看法。短短数分钟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人们说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功,你原谅他的“六四”屠杀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二是:你如何评价柴玲在“六四”屠杀前“期待流血”的言论?我的回答是:邓小平犯的是“罪孽”,学生领袖犯的是“过错”。我心里有一本账,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大概是出于亡儿生前对广场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眷恋的尊重吧,在漫漫长夜的凄风苦雨中,我内心一直期盼着你们这些当年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们能真正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或对某些错误言行真诚地认错、道歉——不仅仅对我们难属,而且也是对关心和爱护过你们的全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然而,“六四”屠杀五周年、十周年、十五周年、二十周年,一个又一个纪念日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二十三周年了,我又等来了什么呢?
    
    我等来了你的公开信:《我原谅他们》。你“原谅”的是邓小平,是李鹏,是冲进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的官兵。我认为你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尤其是在“六四”惨案二十三周年纪念日的这一天。
    
    我要问柴玲女士,你在两年半前信奉了基督教,便以一位基督教徒的名义,决定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宽恕那些“六四”屠杀者,不是在罔顾事实吗?二十多年来,中共政府发言人年复一年地重弹对“六四”事件“党和政府早已有明确的结论”的陈词滥调,不仅从未对他们犯下的反人类罪道过歉,而且为了“维稳”还变本加厉地对“六四”难属、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实施严厉的人权迫害——继“六四”动用机枪、坦克之后又实施了酷刑、重判,甚至给戴上“黑头套”往死里狠打。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轧伟林先生因无法承受平反“六四”的漫漫长路而自缢身亡;湖南邵阳工运领袖、“六四”23年来坐牢22年、在酷刑摧残下双目失明、双耳失聪仍表示“杀头也不回头”的李旺阳先生,在医院中蹊跷地“被自杀”。为什么你不看一看这一桩桩血泪事实呢?
    
    请问柴玲女士:天安门母亲抗争二十三年,把达成的共识归纳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难道按基督教伦理道德要我们抛弃这三条,莫名其妙地去“原谅”当年大屠杀的刽子手吗?要知道,这二十三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除了那些监视、管制我们的公安警察外,没有哪一位共产党官员同我们“天安门母亲”有过任何接触,没有哪一个官员与我们说过任何一句话,更不用说对当年的大屠杀表示一丝一毫的歉意了。你要我们“宽恕”、“原谅”他们,无论从崇高的宗教信条出发,还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伦理出发,你问问他们能接受你的“宽恕”和“原谅”吗?不可能!这是绝对荒唐的!
    
    我对你真的失望了。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儿子,以及所有“六四”亡灵的血真是白流了,要知道那是一条条年轻、鲜活的生命呵!学生领袖与芸芸众生都是人,人的生命都是等值无价的。我实在难以想象,当年你说出“我期待流血”,今天竟说出“原谅他们”。从当年的冷血到今天的无原则宽恕,这华丽的转身究竟说明了什么?你的是非价值判断又错到了何种地步?
    
    不错,“六四”难属曾在2001年的《天安门母亲的话》中说过:“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宗教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我们拥有一个母亲的爱,我们爱自己的儿女、爱所有的孩子,我们对和平、安宁的向往,对强权、暴行、杀戮的憎恶,对弱势群体及受害者的同情,却是相同的。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
    
    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和仇恨”,却换得了“对道义与责任的承担”;我们“以爱来化解仇恨”,这是有前提和原则的,那就是联络尽可能多的人来更有效地来制止暴行和杀戮。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这就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的结论。
    
    历史老人真会嘲弄人世间的那些弄潮儿。不早不晚,就在“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际,同时出现了“六四”当事人的两种表演:一是“六四”屠杀的帮凶陈希同出了《自述》一书,把屠杀的罪责往死人邓小平、李锡铭身上推;一是你发出了“原谅”邓小平、李鹏和戒严军人的公开信。这种效果大概是你发表公开信时始料未及的吧!
    
    你皈依基督教才短短两年,就有如此惊人之举,是否符合基督教教义,自有教会信徒评说。我虽不是基督徒,但从小学三年级起至初中三年级就读于上海及苏州教会小学与中学,中学旁边就是教堂,自幼受到基督精神的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人与责己”。每间礼拜堂里都辟有一间小小的忏悔室,那是教徒每周向牧师反思自己的不当言行的空间。作为基督徒的柴玲,你曾去忏悔室反思过自己“六四”前后的言行吗?
    
    最后,柴玲女士,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认为你的《我原谅他们》的公开信,是对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八九天安门精神”的背叛,是对“六四”英灵的莫大亵渎。作为“六四”的守灵人,我无法保持沉默。
    
    丁子霖
    
    2012年6月28日于京郊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1期 2012年6月28日)
 
 
 
 
闻知柴玲的“原谅”有感
 
 
2012年6月29日
 
     作者:wenjun
    
     (本来在六月中旬写了的文字,没想到倒腾时U盘出了故障,打不开了。请教各路神仙都拿它没辙,只好重新写过。故延宕到现在。)
    
    不知不觉,六*四过去23年了。注意到这个纪念,居然是看到网上有柴玲《我原谅他们》之文字稿,否则真没记起来。恕我直言,对于23年前广场上那一群“天安门宝贝”,我从无好感,甚至连同情心也日益淡漠,只缘事实真相知道得越来越多之故。似乎需要首先声明:对于下令军队开枪的决策者,他们缺少的只是一次审判;但以柴玲为代表的“广场指挥部”,我从不认为他们是什么“民运人士”,若借恩格斯的话说,他们属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欺蒙”之少数人;若借勒庞在《乌合之众》里的说法:“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23年前那场血案,他们也是有责任的。现在柴玲发这样的声明,令我倒胃口。
    
    据《多维新闻》所载,柴玲声明里有这样的文字:“虽然天安门运动被给予了很多名称和目的,但是作为当时学生方面的总指挥,我可以说,我们要结束的,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的文化和气氛,而创建一个充满爱,和平和富足的社会。所以1989年的6月4日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当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梦想被坦克碾死。我们为失去的兄弟姐妹的痛苦中,也在为这个没能实现的社会而难过。”“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我明白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我也听说前几年极位信基督的天安门同事的兄长的宽恕被误会。然而,在这天安门23周年的纪念日,我还是要选择宽恕。因为我知道,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和平与宽恕时,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反应出耶稣对整个人类的巨大宽恕。我也知道,当我们在天安门前面对坦克机枪而决定不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时候,我们早已经选择了宽恕!我更知道,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所引文字网址: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2-06-06/58752819-2.html)
    
    在遭到广泛的质疑乃至声讨之后,柴玲7日补发《再谈宽恕》的公开信。她明确表白,宽恕只是她个人的,不代表任何人,也不要求任何人跟她一起原谅。她不会忘记屠杀者做了什么,并以六*四后失去母亲和祖母证明她的受害者地位。并称:不是免除李鹏或任何其他领导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屠杀的责任,因为这些领导人事后没有公布真相、寻求和解,却继续压制自由。她援引圣经作解释,这些罪,最终会由他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柴玲还举例说,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当年出狱后第一句话就是原谅那些让他入狱的人。
    
    窃以为:柴玲以及那几位“天安门宝贝”并不具备原谅谁的资格,相反,他们理应反思以求得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罹难者家属乃至广大民众的原谅,请求宽恕。“少不更事”只能是减轻乃至开脱责任的理由,绝非请功的资本。静下心来想一想,六*四不但是罹难者的悲哀,也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灾难性挫折,头脑膨胀的“天安门宝贝”们难辞其咎。就像“戊戌宝贝”谭嗣同等的谋杀阴谋葬送了那次维新一样。所不同的,谭氏等尚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豪气,“天安门宝贝”们则被“黑名单”吓得如鸟兽散,正中统治者下怀。拉曼德拉作大旗相当可笑,南非本来就实行民主体制,只是剥夺了有色人种的民主权利而已。曼氏的“原谅”是在德克勒克总统1989年上台启动废弃种族歧视政策之后,新总统解禁非国大等33个敌对党,无条件释放曼德拉。曼德拉的资格来自27年的牢狱生活,其伟大在于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胜利者的宽宏,也是稳定国家大局之睿智。倘若曼氏逃亡欧美,悠哉游哉赚了足够多美元然后宣布原谅南非“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政策,绝不可能获得普世敬重。
    
    据介绍:“5月24日在王丹的主持下,高自联常委会通过了定于5月30日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并且通知了中国留美学生联谊会和香港支联会,要他们在5月30日前游行一次。”王丹认为:“这次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反官倒和反贪污口号已经深入人心,政府在新闻控制上也有所开放。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不但会有学生流血的危险,而且会葬送这次运动的已经得到的成果。”“中国的民主需要长期斗争,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这本来是极明智的决策,但由柴玲发难,猛烈攻击王丹是右倾分子,投降主义。经过高自联常委会的紧急会议,推翻了原案,罢免王丹改由柴玲做“总指挥”,她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加上了“要李鹏下台”。按照民主制游戏规则,要李鹏下台须走法律程序;随心所欲提出主张,不应允就耍赖,这就不知道是哪门子民主了。柴玲称:“现在那么多政府的官员一个个走马灯似地劝告我们撤出,那是为他们着想,他们怕事情闹大了丢官。他们怎么不为我们想想?如果全体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李鹏就会轻而易举的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抓起来,我们有好果子吃吗?我们与李鹏已经誓不两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种极度自私的理念,最终成为屠城的铺垫,柴玲难辞其咎。
    
    不是打着民主旗号就可以一意孤行的。什么叫做民主?民主的基点在于妥协,“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非民主的选择,而是专制独裁之思维模式。邓、李下令以军队屠杀无辜民众,其决策的依据恰在此!其宣传的基调也在此!若柴玲等“天安门宝贝”上台执政,我丝毫不怀疑他们会比邓、李更僵化、更迂腐、更顽固。须知,当时的政府无论出于何因,毕竟还是采取了某些妥协措施的,不但承诺“要对官倒和贪污进行调查”,李鹏会见学运代表、赵紫阳亲临广场抚慰规劝。学生们本来有好几个台阶,挺着肚子下台的机会全被柴玲们“坚持到底”搅黄了。本文首段引用勒庞先生的那段话,不幸又一次被验证。
    
    邓、李感到“鱼死网破”之威胁,其实并不在广场上,以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付那些学生本非难事,以当时体制,学老毛动用行政手段组织人员清场轻而易举,尤其是折腾太久多数北京市民已感厌倦之时。威胁其实在萧墙之内,邓、李等也需要事件升级以便一劳永逸整肃内部。党内高层顽固派与革新派的斗争由来已久,胡耀邦之辞职,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1985年开始的货币贬值政策,导致了1986年的学潮。当1988年邓坚持再次推行“物价改革”,民众又一次要牺牲自身利益以为邓氏的伟业做贡献时,民间的怨愤情绪高涨。御用专家们会拿各种补贴来掩饰,然而老百姓节衣缩食的存款,谁都知道那要命的损失是无以补救的。而权力者们则可以从“双轨制”里倒腾私利。这就是民怨沸腾得以借胡耀邦逝世而宣泄的根本,就像当年借周恩来逝世宣泄对毛氏独裁之激愤一样。
    
    当学生运动带着民众的热望喧闹开来,党内改革派要张扬人大权力以限制邓公独裁,这个威胁才是根本的。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权力制衡就开始了,一党专制只允许人大作为工具任其使用,满脑子“打天下坐天下”陈腐思维的老朽于是坐不住,甚至连“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之类血腥腔调都喷出来了。几个标志性事态是不应忽略的:5月10日下午,万里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6月20日左右召开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18日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叶笃正等12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中共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并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21日,赵紫阳批准致电访美的万里中止访问提前回国;而人大常委胡绩伟已经至少征集到57位常委的签名,提请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学潮问题,并提出了罢免李鹏、检讨戒严合法性等议题。如此,不仅人大,就连民主党派也跃跃欲试插手决策,开了这个头一党专制必定日薄西山,邓不能容忍。于是万里回国后“被养病”滞留上海,保卫一党专制、粉碎人大乃至民主党派干预权力的斗争到了白热化地步。6月3日清早6.30分广播人大发言人声明:无限期推延原定20日召开的七届八次人大常委会议,意味着高层争端已经尘埃落定,当晚即开始镇压行动。
    
    毛当年评价邓,说他“柔中蓄刚,绵里藏针”,“是个开钢铁公司的”,当算知底之评价。思量一下文革,“刘邓陶”中,非但老邓未“享受”刘少奇、陶铸那种“待遇”,就连彭德怀、贺龙也比他惨得多。我一直认为老毛的评价很准确,且对他另眼相看。邓公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不知是否为了对接阿Q的“儿子打老子”。1957年邓主持“反右派”运动,一遍不过瘾还搞“补课”,愣是将毛原说的“五千名左右”扩大到五十六万!大跃进导致饿殍盈野,邓公其实是实践的掌门人,本来具有警世意义的“信阳事件”,就是他亲自操作掩盖其恶劣性质的。嗣后举国饿死三千余万,邓公难辞其咎。文革伊始,坐镇北京领导运动的邓公玩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戏,放纵“老红卫兵”大搞打砸抢,导致“红八月”惨案,毛发现此乃转移他搞走资派之大方向的伎俩,一怒之下定为“刘邓路线”,这才倒台。
    
    林彪一亡,邓即写信给毛表示“永不翻案”,毛随即表态称邓乃“人民内部矛盾”。1973年正式复出,1975年元月即升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军权在握没多久,驻云南14军重炮轰平了沙甸,连带着扫荡了六七个回民村落,1600余回民包括妇孺死于非命,致残1000余人,文革中军队镇压民众算是出手最狠的,即便冈村宁次的“三光”,亦不过如此而已。到第三次复出,既无视军委主席华国锋等“不赞成”,也无需全国人大批准,调动南方三大军区六十万部队攻越、北方四大军区防苏,名义上为救杀人狂魔波尔布特,实际上掌控军权确立“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之牢固地位,至于“人民老子”伤亡几何,那是无足轻重的。面对向李光耀坦言“杀二十万学生保二十年稳定”的邓公,柴玲们意欲何为?
    
    毛当初镇压同一个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不动一兵一卒,更无须开来坦克与装甲车,只需组织“工人民兵”配合警察就足矣。邓公算计不到么?非也!一开始就放话“不怕流血”、“不惜一切代价”,显然另有所图。柴玲们不知道么?同样非也!生长于中国的卡玛,她的长弓公司于1995年发行了纪录片“天安门”,很遗憾我最近才得知。片中引用了美国记者康宁汉对柴玲的一段采访。柴玲在采访中说:“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这样想。”
    
    曾经有过的些许同情一扫而光,因为这样的表白彰显的同样是“不怕流血”、“不惜一切代价”,展示了她同样蔑视他人生命,是对邓公为首的顽固派的某种配合!可怜那些不明真相的热血青年,为了阻止对于这些“天安门宝贝”的杀戮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老谋深算的邓公早就对“围点打援”举重若轻,根本就没打算让“广场血流成河”,就连“把我们抓起来”都没做,于是柴玲们才有机会“自己走回学校”,乃至于现在的“原谅”。而六*四的历史效应明白无误:中国高层改革派基本被扫地出门,所有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断送了;原来的“官倒”之类腐败小巫,恶性膨胀成贪腐大鳄;至于那些合法腐败,习近平说:“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级干部‘裸官’情况,直系亲属在外国持双重国籍;配偶、亲属经商和占据国企高级管理层享受超级待遇;‘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挥霍情况,已形成三大特色和三大民怨、民怒、民愤。”一句话,六*四的血肉化作腐败疯长的肥料,那时的腐败如今连在纪委立案都不够资格了。
    
    “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这类毫无人性的屁话,显示了“狼奶”教育的成果,绝不是任何哪怕存有丝毫民主理念的人所能设想的。鲁迅在《我要骗人》里指出:“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 几千年的传统,早就“血沃中原肥劲草”了,人民的眼睛何曾被“擦亮”过?古今中外欠下最多血债的毛,至今躺在天安门的水晶棺里享受膜拜;他的两位乡亲曾向那张皮笑肉不笑的巨像投“墨水弹”,却被“高自联”抓起来移交司法机关严判。你们自己的眼睛就糊满眼屎,还妄言什么擦亮别人的眼睛?
    
    不知幸也不幸,六*四确实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它至少促使东欧人民进一步认清共党政权之非人民属性。就连戈尔巴乔夫,也赶紧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军队绝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可见其不得人心到了何种地步。如果寻求安慰,六*四罹难者的鲜血为苏东巨变做出了贡献,并非无稽之谈。因六*四而导致世界性的抗议浪潮,共党政权之嗜血本性令世人醒悟,仅五个月后柏林墙被愤怒的东德人推倒,随即如多米诺骨牌般发展成苏东巨变,至少可以说长安街上的鲜血没有白流的。
    
    我始终认为,学生运动实在是病态国家里的病态现象,只有当这个国家里社会正式成员不负责任,才会容忍甚至支持非正式成员去冲击社会。于是就有阴谋家不择手段地煽动“爱国学生运动”,为自己夺取政权服务。中国的学生运动,发端于“五四”,高潮涌现在文革,终结于六*四。所谓“五四精神”,恰是祸乱中国的起源。如今仍有无数昏庸的文人在那里津津乐道什么五四弘扬“德先生、赛先生”,全然不提马克思邪教以及李宗吾的《厚黑学》同样是那时绽开的奇葩。历史延续到今天,“德先生、赛先生”连同自由、宪政等早已形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终成正果的唯有马克思的邪教与李宗吾的《厚黑学》,毛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马克思加李宗吾”。2009年有好事者调查,发现书市上高谈阔论厚黑之术的书籍竟然超过200种,仅次于说道马主义的书了。就连台湾名流南怀瑾、柏杨、李敖之辈,亦满面红光自诩为“李宗吾大师”弟子。学生运动对于中国,历史证明它百害而无一利,充其量不过是为野心家所利用的工具而已。如果六*四教训了中国人民,令成年人自己负起责任,就像现在以乌坎为代表的民众维权风起云涌,不再仰赖乳臭未干的学生们折腾整个社会,倒不失为一种进步。
    
    六*四是军队对本国人民血腥镇压的恶例,亦是党指挥枪的必然结果。若以为邓公完全无意识绝对不是事实,六*四是把双刃剑,险些也彻底葬送了他视作终身最大成就的改革开放,乃至于不顾八八高龄跳出来发布“南巡讲话”。网上传播他在力挽狂澜的南巡之后,也即1992年6月对王瑞林、曾庆红、胡锦涛三人面授的所谓“政治遗嘱”。其中:“第五,‘(6.4)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责任是躲不掉的。但也还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则在于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还有:“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改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在小圈子里选,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
    
    似乎不必去诠释这位老人的讲话,何况它只是一个传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权力圈子里必有反思,至少现在它不再作为光辉业绩来颂扬,“反革命暴乱”、“动乱”之类字眼也在尽量回避。李鹏、陈希同乃至邓家公主,都在洗脱责任,这说明权力者也知道谎言是靠不住的,“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是唯一明智的选择。网上不少呼吁“平反”的,谁来行使这个“平反”权?纳粹有资格为犹太人“平反”么?无论中国人民抑或世界人民,六*四都属于反人类的罪行,早已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需要披露所有真相,弄清相关责任人应负的责任;权力机构要承认罪错,对于所有罹难者给予相应的国家赔偿。而不是居高临下洪恩浩荡地“平反”。
    
    历史的进程是无可阻挡的,“旧账”未结谁也别想赖掉,拖得越久利息也就越重。责任总得由责任人来负。陈毅元帅当年很豪迈地吟诵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借一句网民都熟悉的话说:“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的。”(2012-6-27) 博讯
 
 
 

海邊客:柴玲寬恕與李旺陽被自杀








《動向》杂志2012年6月號封面(15日出版)





這是沈重的六月。柴玲公開信稱"寬恕鄧小平、李鵬、戒严部隊和現任中國領導人";湘籍工运領袖李旺陽"被自杀" 。两人同爲八九一代;不同的是六四後柴玲流亡海外、成爲成功商人和基督徒,而李旺陽先後陷獄達22年、失聰失明和瘫瘓。两則信息让人震驚,两者命运對比让人撕心裂肺。




柴玲此論動機不得而知。甫一公布即招致鋪天蓋地的批判和謾罵。其對宗教寬恕與政治寬恕的一知半解,顯示其人性私欲的未可知。人們能夠理解宗教寬恕,是基于人類原罪的忏悔、公義和慈愛,而政治寬恕則首在厘清真相,清算審判,然後才是寬恕及社會和解,六四屠杀真相远未公開,遑論寬恕。在現代文明社會,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對重大公共事件發言,不該有巨大沖突。即使宗教寬恕,倘若没有負罪者真誠忏悔認錯,也不得寬恕。六四事件是涉及屠杀罪的重大社會公共事件,宗教應当让位于社會公義與司法清算;在真相和清算未明时,即使個體受害者,也不能说寬恕。



宗教不能寬恕納粹希特勒,劃出了宗教寬恕的邊界。漢娜・阿倫特言:"我們無法寬恕那些我們無法懲罰的人,我們無法懲罰那些我們無法寬恕的人。"柴玲現不得歸國仍是六四受害者,受害者寬恕有罪的施害者,這從邏輯上不能成立。柴玲"寬恕論"出籠几乎與李旺陽"被自杀"同步,又逢六四屠杀23周年,冥冥中在證明前者的荒謬。

同爲八九一代,與柴玲學运明星不同,付出巨大代價的李旺陽,長期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裏。如果说柴玲在六四後"让別人流血",尚能理解她的年輕無知,那么"寬恕論"正好注解了她的一貫思維。柴玲凡事占盡勝機,即使爲曾經爲她流血的同類也不愿承擔道義。筆者作爲參與六四的學生受害者,"寬恕論"像一把刀捅向心口,尤能體味柴玲的冷血和自私。六四屠杀扭曲了太多的人性。



曆數23年来当局政治判決或刑事構陷個案,多以八九一代爲對象。六四屠杀远未結束,只不過轉換一種方式。李旺陽"被自杀"將"後六四"政治迫害推向極端。據香港電視台記者和李旺陽親友回顧,盡管他在監獄遭受非人摧殘,民主信念犹在,對新生活充滿向往。李旺陽離奇自杀,疑點重重,邵陽当局隔絕親屬和律師,愈加加重疑津。



八九街头运動的無序和輕易成名,使得那些學生領袖往往陷于個人事业成功的迷思,從而無視同伴的流血和犧牲。柴玲的所谓基督徒"寬恕論",还可從國人宗教功利性加以解釋。走進廟堂信神信主,跨出廟堂無神無主。無論宗教或世俗政治,如若背離人性良知和社會公義,那就會淪爲谋一己私利的工具。



符合常理加以推斷,商人柴玲是否借"寬恕論"獻媚、取悦北京当局,以求得回歸家國和商业利益,有待时日加以證明。無論如何,民主鬥士李旺陽的被死亡與柴玲的所谓寬恕,在專制的天空,上演了最爲悲凉的一幕。



――原載《動向》杂志2012年6月號
 
 
 
 
 

前89民運學生領袖基督教牧師張伯笠談“原諒” (圖)


2012-06-18

在“六四”23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皈依基督的柴玲發表《我原諒他們》的公開信,宣布原諒了“六四”殺人的劊子手。柴玲對《聖經》的理解是否有偏差呢?與柴玲同樣是89民運學生領袖、流亡美國後信奉上帝成爲牧師的張伯笠表示:基督教的觀念是:罪人必須悔改才能獲得原諒、赦免。建議柴玲好好讀《聖經》。



   


圖片:張伯笠:上帝只寬恕認罪悔改的人(CK攝)



張伯笠是美國首都華盛頓華人基督教會的牧師,又是北美洲華人基督教會的著名傳道人。他在舊金山的一場布道會後,接受記者采訪。記者請他談談對柴玲《我原諒他們》這封公開信的看法。

在談柴玲的公開信之前,張伯笠首先談他對上帝的“公義”與“慈愛”的理解。他說:“上帝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是公義和慈愛,公義和慈愛是並存的。如果有慈愛沒有公義,這個世界就混亂了;如果有公義沒有慈愛,這個世界是沒有前途的。”

張伯笠接著談柴玲的“原諒”,他說:“基督教的觀念就是:第一,真相,真相很重要;第二,悔改;第三才是赦免。沒有真相、悔改,你就談赦免,你是在跟誰說話?西方很多基督教國家,對犯了罪的人要不要懲罰呢?還是要懲罰的;對于殺了人的人要不要判死刑呢?還是要判的。所以談赦免,很重要的一個觀念是真相、認罪、悔改。上帝的恩典和赦免是給悔改的人的,不悔改的人是要面對審判的。柴玲她可以饒恕這些人,這是她個人的事情,不能代表天安門群體,而且不能代表上帝。”

張伯笠認爲,柴玲談“原諒”的角度也不對:“因爲你在美國,你如果在中國,在一個現實的環境下,你要讓‘六四’受難者的家屬談赦免,他一定先要真相,這是必須的,這也是正當的,按照基督教的觀點也是正當的。所謂認罪悔改,認罪到什麽程度?所有的罪都要跟上帝認,要認清楚。《聖經》說,一分錢還不清,都不能進天國。所以解釋《聖經》,要融會貫通,你要把《聖經》所有的觀念拿出來講。你不能只拿那句話去解釋,那是沒有深度、沒有意義的。我覺得柴玲應該多讀讀《聖經》。”

張伯笠繼續說,上帝從來沒有饒恕撒旦,柴玲也不該“原諒”中國共産黨。他說:“上帝對邪惡的撒旦是扔到火湖裏,完全關閉他,不是說讓他繼續作惡。今天的共産黨就是活著的撒旦,它是敵基督的,它剝奪上帝給人類的尊嚴,它死不悔改。你現在談赦免,太早了。什麽時候談赦免呢?有一天它認罪悔改了,從1949年到現在向全中國人民犯下的罪都應該認,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否則不僅受人民的審判,也要受上帝的審判。

張伯笠最後表示:對于柴玲,希望大家不要討伐她,而是繼續去愛她。“她要饒恕,那是個人選擇。你給她自由。她信了主了,她受了感動,她要饒恕,那就饒恕吧。”

 


上兩條同類新聞:
  • 张玉凤: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出书诋毁主席都会短寿(图)
  • 王立军辞人大代表,繁体字辞职申请86个字龙飞凤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