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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方皋/香港另面/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听胡耀邦谈诗和民主/文强
發佈時間: 7/1/2012 11:46:39 PM 被閲覽數: 69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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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鸿油画《九方皋》拍出8900万 被指系伪作(组图)

文章来源:
 
2000万元起拍,一路飙升 买家曾拍得1.26亿《韶山》

此次上拍的油画《九方皋》。

徐悲鸿国画《九方皋》。2007年9月18日,“徐悲鸿纪念馆馆藏徐悲鸿、齐白石绘画精品贵阳特展”在贵阳市贵州画廊展出。

早报记者 徐佳和  

6月25日晚,一场事先因为真假之辩引起多位业内和非业内人士关注的拍卖终于落槌——上海宝龙春拍重点推出的徐悲鸿油画《九方皋》从起价 2000万元一路飞涨,最终落槌价8900万元。而“买家”被证实是不久前在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以1.26亿元买走李可染《韶山》的藏家——来自海南的张振宇。

“买家”曾以1.26亿拍下李可染《韶山》

当晚,在拍卖完成后不久,不少艺术收藏界资深人士即公开表示:“明白人一看就知道,假拍!可笑的是拍卖公司、买家还以为别人不明白呢,堂而皇之!”“拍卖公司知假、拍假,虚假宣传,大做广告,终于钓到了一条大傻鱼。”

这是真拍卖吗?是真迹还是伪作?张振宇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的论据是,该画的绷布内框装订出色,系原内框。据此,张振宇认为,这种内框在画家所处时代“必然是一个大家才配有的装订水平”。

面对争论,上海宝龙拍卖公司回应称,《九方皋》画作最早发表于1934年《美术生活》第七期(当时未注明画作是国画还是油画)。根据徐悲鸿之子徐伯阳记载,徐悲鸿以《九方皋》为题材作画前后有19次之多,其中包含油画《九方皋》。而此油画作品也是至今为止发现唯一有出版记录的存世《九方皋》油画。1935年11月13日,南宁《民国日报》“铜锣”副刊发表“《徐悲鸿先生画展》专刊”,刊载了对《九方皋》等多幅油画作品的多篇褒奖文字。

上海宝龙拍卖公司还引用了原载于1963年12月13日《文汇报》上画家、美术理论家徐焕如的文章,文中称“作品《九方皋》……体现了徐先生热爱祖国、追求光明、反对黑暗专制,是我国早期油画的优秀之作,为我国油画历史画跨出了可贵的一步,它是我国本世纪30年代人物画创作十分衰微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油画从西欧大规模传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根以后所结出的最早的果实。”

油画是否为真迹?多方质疑画作真伪

不过,被上海宝龙拍卖公司当作“真画”重要论据的1934年《美术生活》第七期上刊登的《九方皋》,恰恰是国画,而非油画。微博名为“海阔-天空先生”指出,1934年第七期《美术生活》出版物发表的是国画《九方皋》,而非宝龙拍卖公司声称的油画《九方皋》。

微博名为“马德光”的网友连续转发微博,以证实上述结论。

综其提出的证据显示,第一,1934年《美术生活》第七期发表的是国画《九方皋》,并配有图片,而1934年的《美术生活》出版物现在亦有存世。这一画作与宝龙拍卖公司拍卖的1931年《九方皋》油画,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1935年11月13日南宁《民国日报》“铜锣”副刊发表“《徐悲鸿先生画展》专刊”,所载多篇文章是褒奖包括油画《九方皋》等多幅作品的,但无法证明上述文章是褒奖宝龙拍卖公司拍卖的1931年的油画《九方皋》。而拍卖公司现在尚未提供1935年11月13日的南宁《民国日报》原报。

第三,该质疑者指出,1963年12月13日《文汇报》所载徐焕如文章评述的是《九方皋》,但文中未标明评述对象为1931年的油画《九方皋》,且原报上未出现1931年的油画《九方皋》图片。

最后,该质疑者指出,拍卖公司在《收藏投资》导刊2012年5月号(总第045期)上刊登1931年徐悲鸿油画《九方皋》,系德国著名收藏家约翰·拉贝珍藏,曾在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前苏联、比利时等多国参展十多次,但拍卖公司尚不能公示这些展览的资料、出版及预展图片。

“1931年的油画《九方皋》,如果真的经历过如此之多的重要展览,相信它的拍卖成交价会超过《放下你的鞭子》和《奴隶与狮子》。如果拍卖公司拿不出这些重要的展览资料,那么拍卖公司就可能存在虚假宣传,误导买家,且情节严重。”该人士最后强调,作为专业拍卖公司,核查资料非常重要,没有确证实物和出版物,就不能随便使用它们,更不能用其为拍品虚造声势,夸大其词,张冠李戴。

另有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鉴赏人士告诉早报记者:“这幅画,一看就是假的,假得太过离谱。”

早报记者昨天电联曾经为这幅画提供修复工作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油画材料与修复艺术工作室,工作室工作人员称,工作室只负责修复,不负责鉴定,因此对于油画真伪,根本没有发言权。“100元钱买来的油画也是这样修,100万元买来的油画也是这样修,且修复的原料都是可逆的,也就是说,不用找到与原图中一模一样的原料。”据其回忆,2006年年底该油画送修时,只看到签名“徐悲鸿”三字,画作并没有太大损伤,画布较烂较脏,粉尘较多。

拍卖前,宝龙拍卖公司就传出消息,称藏家张振宇欲购买这张《九方皋》,拍卖行和买家宣传算得上高调。为此,早报记者多次致电买家张振宇,但对方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相关新闻

全国人大报告建议严厉打击知假拍假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有的拍卖企业知假拍假、自拍自买、哄抬价格;有些文物鉴定人员违背职业道德,进行虚假鉴定,发生了“汉代玉凳”、 “金缕玉衣”等社会影响极坏的事件;有的电视鉴宝类节目片面渲染文物的市场价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痛批上述文物流通领域乱象,呼唤加强行业监管。

26日,路甬祥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近年来,民间文物收藏不断升温,文物价格持续攀升,夹杂文物经营活动的古玩旧货市场发展迅速,文物拍卖、文物网络交易活动日益频繁。执法检查组所到的市、县,一般都有一处或多处古玩旧货市场,有的交易场面还十分活跃。由于缺乏有效规范和监管,一些经营者暗中从事非法文物交易活动,有些地方文物造假、售假现象较为严重,形成了生产、做旧、销售的产业链。

报告建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健全完善文物流通领域的监管制度,抓紧制定文物鉴定资质、文物拍卖专业人员资格认证、网络文物交易监管等方面的法规或文件。文物、工商、商务、广电等部门要协作加强对古玩旧货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知假拍假等行为,清理、整顿文物鉴定机构,规范电视鉴宝类节目,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要鼓励、引导、规范民间收藏和民间博物馆健康发展。推动行业协会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加强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努力营造诚实守信、合法经营的行业氛围。

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文物拍卖企业有324家,2010年总成交额为368亿元。全国较大规模的古玩旧货市场超过240家,涉及文物艺术品交易的网站约有200家。

2012年4月至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开展了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这是1982年11月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第一次执法检查。

 
 
 
国人夜间实拍:从未见识过的香港的另一面(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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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顾问乔纳森·范·斯密特是曾经见识到香港阴暗面的少数外国人之一。这位新西兰人夜间穿行在贫民区,他拍下了一些妓女、流浪乞丐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街上人物的照片。(译自:businessinsider 来源:译言)

 
 
 

国《外交政策》:邓小平不可告人的秘密

 
文章来源:
 
 
邓小平真正改变了中国,这部有关他的最新传记是迄今最完整的、也是最有雄心的。但是新出版的由傅高义(Ezra Vogel)执笔的这部《邓小平传》是否也留下了盲点?

邓小平是你知之甚少的20世纪最重要的领导人——除非你是中国人。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多数人完全明白,正是拜邓所赐,他们得以摆脱贫穷,中国得以跻身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行列。然而在世界其它地方,T恤衫上印着的始终是毛主席的头像。邓在1997年去世,毫无疑问,在他的祖国以外,他很少被当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当代政治家。

这有很多原因。毛之所以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象征符号,是因为他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与当代全球性的年轻人反叛权威这一点是个完美的切合。即使全世界现在已更清醒地认识到他的罪行世所罕见,但罩在他头上的那种蔑视法律的时髦光环依旧没有消失。(在某些情况下,毛那种赤裸裸地拥抱群众暴力的激情或许还增添了他的吸引力。)与此相反,邓的市场化改革更加微妙,更加循序渐进,他的武器不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游行,而是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其成果尽管令人瞠目结舌,但很难说散发出了让人心潮澎湃的魅力。

不过,邓的一生是漫长的、非凡的,充满了戏剧性,对全世界来说也意义深远。他的一生值得被仔细爬梳。所以,我们必须感谢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他把自己学术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花费在编撰这部煌煌巨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上,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邓的最有雄心的作品。傅高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似乎仔细研读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到现在发布的所有会议文件。(我不能说自己很羡慕他有这份苦功,但,这事儿总要有人去做。)

在此之前也出过几本邓的传记——从用词简约的杨炳章(Benjamin Yang)、文雅的前外交家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到一丝不苟的分析人士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但是傅高义的作品可以算作是最完整、最有信息含量的一本。(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曾经写了一本书,认为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活力非凡,但是那本传记中并没有太多内容。)傅高义的作品鉅细靡遗,这当然算是件好事。但是这本928页的书中,有些地方也读得让人疲惫不堪。比如部分章节名称是“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这种。如果你想专门了解邓的职业生涯,你绝对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但是如果你想了解他的生活,那么你恐怕会觉得这本书有点令人失望。傅高义或许并不赞成工作是最重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的确如此。一本传记,从文体上说,就应该讲一个故事,最好还是读者不必费力就能解读的故事。基本事实是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威廉・陶伯曼(William Taubman)在创作赫鲁晓夫的传记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他还是用讽刺的语气完成了对赫鲁晓夫的描摹。而傅高义则相反,似乎相当快地就跳过了他心目的英雄经历过的困苦、黑暗的一面。邓小平一生中大量的谜团、令人惊愕的幕后阴谋,以及四川人的辛辣气息,在书中基本没有反应。(译注1:此处提及的几本书的详情见文后注释。)

傅高义自20世纪60年代就经常去中国,多年来,他与邓的亲属和中共内部高层官员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种接触无疑丰富了他的作品。每当傅高义揭示出一些真正的爆料,往往都不是来自文件,而是披露了内部人士的观点。我最喜欢的一句是邓的小儿子所说的:“我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

你可以认为,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是邓的职业人生的基石,也是中国与苏联采取完全不同路线的根本所在。1956年,已经度过30年坎坷职业生涯的邓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苏维埃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决定苏联未来命运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讲话”。(译注:2)像其他外国与会者一样,在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罪行和政策失误时,中国人并不在场,但是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了足够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在那时还是个年轻的自以为是的家伙,后来他努力推进赫鲁晓夫在政治开放方面的想法,但从未建立起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邓在那时则已经是一个经历过数十年血腥政治斗争的老练的官员,因此他能够得出和戈氏完全相反的结论。他意识到,如果你的政治体制把领导人们奉若神明,那么把他们还原成人的结果就会从根本上变得不稳定。最好还是把神继续供在神坛上,同时把精力放在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上来。当他在70年代末掌权之后,邓就决定首先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尽管他和其他数百万人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整肃,但他依然确定要维护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超级英雄地位。

这被证明是一项令人惊异的成功战略。邓和他的党内同志们在1979年所进行的改革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行动。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拥抱了市场,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如傅高义所写:“当邓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之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总额只有不到100亿美元。三十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扩大了一百倍。”

毫无疑问,邓扩大了很多中国人的个人自由空间,尽管他曾经无情地捍卫中共的领导地位,拒绝从根本上进行民主改革。1989年6月,邓选择用残酷的武力镇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抗议,这给他的声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但是经济自由化没有止步,他向那些保守派批评人士证明了自己捍卫共产党地位的能力,这一点不可小觑。傅高义花了大量篇幅描述邓在1992年的“南巡”,他在南巡中高度评价自己在70年代末期实施的经济特区计划。这次出行让经济改革者们更加大胆,让他们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中国从此没有走回头路,今天,世界都为之叹为观止。

在邓小平76年的职业生涯中,前半段他一直追随着伟大领袖,同样也会忽视他人的生命。(据傅高义所写,邓在多年担任军队政委期间,因无惧在必要时牺牲士兵的生命而名声在外。)但渐渐地——或许是在50年代末饿死4500万人的灾难性的“大跃进”时——邓放弃了“毛主席永远正确”的幻想。1961年,邓在党内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他笃信老家四川的一句谚语:“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邓用他自己的方式向党呼吁把经济效率放在革命精神之前,毛当然理解这种呼吁是对他的路线的一种挑战。就是这种意见分歧让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来又在1976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陷入了几乎致命的绝境。邓小平总共被他的对手打倒了三次——但每一次他又积蓄了更大的力量东山再起。

1977年,邓第三次重返党内,这已是党令人瞩目地实现了打倒毛的极端教条主义的遗孀江青和她的盟友(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之后的事。傅高义明智地紧接着邓的这一次回归而大书特书。据我测算,在这本928页的书中,对1978年-1979年间事件的描述足足有263页,邓在这段时期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并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他从其它东亚国家借鉴了许多经验,但没有公开这么说。那些国家已经找到了一条威权制度下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之路。(或许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就包括了“变节”的台湾省。

美国人总是凭直觉把改革和创新与年轻划等号,但是邓在开展这一惊心动魄的变化历程时,已经年过七旬。傅高义高超地把中国巨变的政治细节呈现在读者眼前。

然而,他在描述邓不那么光彩的一面时,并没有展示出大师风范。仅举一例,傅高义在描述1957年反右运动时,说邓在毛的命令下主导的这场运动是“对55万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的疯狂攻击,这场运动摧毁了中国许多最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让另外许多人被边缘化。”他写到:“一些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肆意批评政府官员,其实这些官员也有自己的困难处境。这让邓非常恼火。”仅此而已吗?傅高义丝毫没有提到这场运动受害者遭到虐待、被逼自杀、在劳改营中被判刑,以及被流放,有时长达几十年之久。

当然,传记作家用其书中主角的视角审视一切,这个理由无可厚非。如果我们仅听对邓小平的批评之词,对他的一生就会有很多地方无法了解。但问题是,傅高义有些过于倾向于用党的逻辑来解释某些事件,比如说天安门大屠杀或西藏问题,有时人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其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80年代初,邓粗暴地阻止了党内知识分子的一些自由对话,傅高义一本正经地说:“西方人认为全能的上帝能够批判尘世间的统治者,但这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或许我在这儿漏看了什么,但邓和他的同志们倾毕生之力,根据一名德国犹太人(译注:此处应指马克思)的深奥理论来改造中国。这跟中国传统有关吗?奇怪的是,傅高义只要一提到中国传统,就说党确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不知为何,对党的批评就不能形成中国价值观。

傅高义并非一贯殷勤有加,他的确提到了一些黑暗面,但总是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他对邓在1978-1979年间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描述丝毫不含讽刺意味,而是说:“那是邓为了党国的福祉而排挤了华国锋的一刻。”他还提到,北京的民主墙在197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很多批判性大字报,那里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多元思想的集中地。“在那里贴大字报的年轻人受到了他们新近获得的自由的鼓舞,但由于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他们缺少经验和智慧来提炼他们的判断。”让《人民日报》来写的话也不过如此了。

毫无疑问,到今天为止,傅高义是最详细地讲述了邓小平的一生的传记作者,他应当为此赢得掌声。如果不是他,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可能我们就不再有机会知晓。但是,这个故事仍然不完整。我在想,照此速度,那些被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否还有可能大白于天下。

译注1:杨炳章(Benjamin Yang)《邓小平政治评传》(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1998);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邓小平传;迈克尔・马蒂(Michael Marti)《中国与邓小平的遗产:从共产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演变》;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 《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威廉・陶伯曼 (William Taubman)《赫鲁晓夫全传》是得到了广泛关注的一本政治人物传记,有评价称之为“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加上入木三分的政治与心理分析,使之充满了喜怒哀乐,印证了一个时代重要人物的成长。”

译注2:该报告原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也被经常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去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

本文原标题:The Skeletons In Deng's Closet ,作者:Christian Caryl

 

 

张万舒:听胡耀邦谈诗和民主

发布时间:2012-06-30   作者:张万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诗歌,作为文学领域最敏捷的轻骑兵,一举冲破十年的禁锢奔突而出。从1977年1月追思周恩来总理开始,整个诗歌界进入最活跃的创作期。1979年1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和《诗刊》编辑部在西苑旅舍,召开“文革”后第一次有全国老中青三代诗人参加的诗歌创作座谈会。会议一开始,诗人们就强烈要求思想解放的急先锋胡耀邦同志到会作报告。而刚出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耀邦同志有求即应。

1月19日下午,就是他主持召开的著名的中央理论务虚会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进会议大厅就发现:既无讲台又没有为领导人特设的座位,全场摆满了小圆桌和靠椅,大家随意就座。

不久,耀邦同志在作协领导人的陪同下快步走进会场,我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耀邦边走边说:“坐下!坐下!”走到我的邻桌边一个空位旁,将大衣一脱放在椅背上,随即掏出两盒香烟朝桌上一放,便坐下端起茶杯喝一口茶润润嗓子,接着就开讲了:

你们这一行,我根本不懂。某种历史原因,把我推上宣传工作的前台,上个月18日报到,今天19号,一个月。看了同志们的6份简报和提出的问题,今天在9个问题上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请注意,不叫指示。个人意见,怎么叫指示?哪来这么多指示!

一、人民对我们的要求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9亿多人口。建国以来,人民对我们提出很高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把生产好好搞上去,产品极大地丰富起来。什么产品?两种,一种叫物质产品,一种叫精神产品,我们这一行就是生产精神产品的。人类两种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物质产品劳动者需要精神产品,又提供精神生产的素材和原料。精神产品劳动者需要物质产品,又给物质生产者以鼓舞、力量和崇高精神境界的产品。两种劳动者是互为因果的,互相支持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二、我们党领导文学艺术的根本经验教训是什么?

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对精神生产,毛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这是个很正确的方针。可是我们有时候执行得好些,有时候执行得很不好,大家都吃了苦头。根本的经验教训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搞瞎指挥,自己不懂硬是装懂,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误;另一种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摧残精神生产,摧残整个民族的文明。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错误。但是,我们党确实不善于领导、指挥精神生产,这是一个大问题。这就需要认真地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学懂精神生产的规律,按规律办事才能正确地指挥。当然,这不是一年半载就能解决的,但总要朝这个方向前进。现在,我们这个党既要学会搞“四化”,也要学会繁荣科学文化,这是时代赋予的崇高任务。

三、三年来诗歌有了大发展,好得很

你们要把“四五”列为诗歌节,我大体上同意这么个意见。从“四五”开始,诗歌是又一次大发展,大繁荣。好在哪里?就是同党、国家、人民、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的作品是不朽的。诗要画龙点睛,睛是什么?我赞成你们写诗要得出结论来。

四、创作的题材和形式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题材是无比广阔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事业是广阔的。不要轻易说“无限”,什么无限爱戴,白发三千丈也是有限的。延安时期,毛主席特别强调到农村去,那是那个时期的特点。现在的天地比那时更大,诗人要到沸腾的生活中去,到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去,到我们的事业中去!能不能到冷冷清清的山林中去?也可以去,为了冷静地思考沸腾的生活。到小天地去,是为了反映大天地。为了表现最高的精神境界,也可到最低的精神世界去一下。但光明与黑暗不能颠倒,人民喜欢的与反对的不能颠倒。

至于形式,我看是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人民最喜爱的孙悟空会七十二变,你来个七十二万变好得很。形式多种多样,万紫千红。但允不允许人民有偏爱呢?应该允许的,讲民主嘛,禁止人家有偏爱是不民主的。我也有偏爱,疲劳时爱听相声。第一,要允许偏爱,不允许是独裁。第二,不能偏废,这是“百花齐放”中的重大问题。

五、要不要审查?

什么叫审查,审查叫鉴别。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逃不脱审查、鉴别的命运。比如松树,逃不了审查,木朽而后虫生;芦苇草逃不了风的审查,墙上芦苇草风吹两边倒;工厂的检验员就是审查。我们为什么怕审查?把作品、把人审查错了,审查者就要受审查,谁也逃脱不了。以后靠专家和群众路线来审查,多搞评议、评奖来区别作品的上品、中品、下品。最可靠的是人民群众,群众的公议,谁也逃脱不了。哪个作品流传最广最久就是上等的。不以个人、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自己的主观为转移,是以千百万人民长期的爱憎为转移。

六、诗歌创作者可不可以组织起来?

我看可以组织起来,叫诗歌协会?什么名字你们取,每个省都可以组织起来。但是不要搞官方非官方的。

七、发表和出版问题

印刷、纸张不够,诗没有地方发表、出版,这同国家底子薄、穷,有关系,只能一步一步改善,可以多搞一些诗歌朗诵会,诗走廊等。刊物尽量少赠送,我们这些当官的看不完,让刊物到群众中生根去。

八、文学艺术工作者应有的风格问题

人民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要严格要求自己,对己从严,总会站得住脚的。任何时候对自己不放松,使创作精益求精,不以一次成功而自满,不以一次失败而丧气,百折不挠是最有出息的。对同行、战友要互相帮助,不搞互相轻视、恭维,好的就是好的,要讲真话,既不要捧场,更不要拆台。要写出高境界的作品,首先要有高境界的品格。

九、民主问题

民主问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成为人们很关心、议论最多的问题。我们党是在被压迫中诞生的,打倒蒋家王朝推翻三座大山,都是为了民主。但是党内有些同志参加革命要求民主,当了官就不搞民主,败坏了党的民主,搞个人说了算,加上林彪、“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摧残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但是有少数青年脱离宪法,讲个人的民主自由,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搞示威游行,反饥饿、要人权,可能有坏人。但游行示威,首先是我们当官做老爷的不解决问题。其次,你游行示威好不好?生产、治安、工作秩序一打乱,“四化”不搞,大家都完蛋。华主席(华国锋)找我们开紧急会议,商量的办法是:一不抓人,二不点名批判,三是抓紧教育。

(作者为新华社国内部原主任)

来源: 《炎黄春秋》 | 来源日期:2012年第5期

 

 

强原来是毛泽东的表弟

 
 
来源:  于
 
 
 
   毛泽东的表弟文强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 义,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呆了26 年,1975年获特赦。出狱后文强先后担任过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他积极利用广泛的人脉开展海峡两岸的交 流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他对邓小平推崇备至,声称“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可惜还没来得及动笔就辞世了。
 
分管23个县的中共高干
 
文强1907年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一地主官僚家庭,据传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父亲文振之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与孙 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文强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家小弟毛泽覃是同学,两人关系最好。毛泽东比文强大14 岁,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文强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以后,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 跟他抬到底。”但不可否认,少年文强正是受毛泽东、夏曦等身边的共产党员影响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靠着变 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带着毛泽覃等人乘船从水路抵达广州。8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 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是同学,还做了他们的班长,曾因林彪枪支走火跟林彪打过一架。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 恩来是监誓人。不久,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与当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一样,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 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文强上过课,他们对于坚定文强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共 分裂后,文强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一名宣传员。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外, 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 少校特务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 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革命信念还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 笑里眠”等诗句。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 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正当文强旅费用尽灰心丧气时,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的帮助下,文 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登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 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 根据地。”
 
7年后,在文强再次遭遇挫折、走投无路时,已变身“国统”特务的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是将他推上了邪道。
 
不写悔过书的战犯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 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经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 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 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 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 到了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 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 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在东北 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 念头。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 “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 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 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 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 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 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 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文 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对邓小平推崇备至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 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 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 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 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 顾问。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心中有个疙瘩没 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 “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 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 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但很快脸色就阴了下来,因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时候,自家的祖坟被挖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县,县长请他在科级干部会上讲话, 他登台侃侃而谈,先讲落叶归根,接着讲台湾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最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挖祖坟的问题。他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 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便拿起来端详。照片中有一两百人,前 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文强 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郑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台湾或美国去会老友。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 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 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3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 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 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生性乐观,生活有规律,直到90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 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 天”。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文强看到报道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 一个善良的人”。
 
由他人作主的三段婚姻
 
文强有过三段婚姻,前两段婚姻幸福美满,可惜两个妻子皆死于非命,第三段婚姻则让他备尝酸楚。奇异的是,他的三个妻子均由他人安排,无一是自己主动追求来的。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女,比文强大三岁。两人结合,是周敦琬表哥“拉郎配”的结果。当时文强与周敦琬是同事,文强任 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秘书长,周敦琬任省委委员、妇女部部长。周敦琬之前有过一个丈夫,叫刘愿庵,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后被捕牺牲。有一天,周 敦琬的表哥吴芳吉来看望周敦琬,遇见自己的学生文强,两人相见甚欢。吴芳吉得知文强未婚,便说:“我看你和周敦琬很般配,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今晚你们就结 婚吧!”省委的其他同志一听,觉得他俩确实般配,便也推波助澜。文强和周敦琬经众人一劝,居然也同意了,于是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算是办了婚 礼。婚后两人感情甚笃,育有2子。1941年周敦琬在做一个妇科手术时,恰遇日机轰炸,医生在慌乱中把手术刀留在了她的腹中,最终导致其死亡。临死前周敦 琬留下遗书,嘱文强续弦,娶一个名为葛世明的女子。这葛世明是何人?她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长得非常漂亮,说起来还是别人把她“让”到文强身边的。
 
文强当时是“国军”将领,有一天,他手下一个叫名刘人奎的参谋腆着脸求他帮忙,说有一位叫葛世明的女教员因任职的学校停办了,没钱吃饭也没 路费回家,请文强给找个工作。文强以为刘人奎和那个女教员好上了,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武汉的朋友,一封给在长沙的妻子周敦琬,让他们介绍工作,还给了 刘人奎一些钱买船票让葛世明去武汉。一年多后,文强和刘人奎到了上海,葛世明从武汉赶来与刘人奎相会。文强热心地为两人张罗订婚仪式,花钱代刘人奎买戒指 送给葛世明,代葛世明买手表送给刘人奎。一切准备就绪,刘人奎却突然告诉文强:这个事不行啊,我有未婚妻!
葛世明伤心地离开上海,到了湖南长沙找文强的妻子周敦琬。周正在生病,葛便留下来照顾周和她的两个孩子。周看出葛是一个纯朴善良的人,于是 留下遗书叫文强娶葛世明。文强处理完妻子的后事,辗转找到已去了贵州的葛世明,和她结了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1949年初,在淮海战场的文强料定蒋介石 政府必将垮台,便寄了一笔钱给葛世明,叫她赶紧带着三个儿子逃往台湾。
 
文强被俘后,葛世明十分挂念他,带着孩子们从台湾回到了上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早前就与文强相识,他按照有关政策安排葛世明进入中苏友 好协会和妇联,还让她在学校任教。后来大陆“镇反”,葛世明因被管制想不开而自杀,她的3个孩子以及文强前妻所生的2个孩子虽历经坎坷,却都平安地长大成 人。
 
文强被特赦时已年近七旬,一位同事的妹妹见他形单影只挺可怜,便给他介绍一个老伴。那人姓张,是个寡妇,比文强小15岁。文强给单位打报 告,请组织帮忙把关。单位调查后建议文强放弃,说张没工作没收入,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文强同意放弃,但介绍人闻讯立即跑来跟他说:“张脾气古怪是 ‘文革’造成的,因为出身不好嘛,老挨整,所以心情不好。她跟你结了婚,肯定就会变好了。”文强听后心一软,就与张登记结了婚。婚后不久,张向文强提出诸 多要求,文强办不到,她就不给文强做饭吃,有时还锁上大门不让他出去。文强的工资她悉数“管理”起来,连蒋纬国给文强祝寿寄来的美金她也不声不响地一并 “管理”了,还写信向文强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文强忍无可忍,与她分居,希望她能改。没想到分居后张闹腾得更厉害了,文强狼狈不堪,只得起诉离婚,给了她 一笔钱,房子让她住着,自己搬到儿子家,这才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直到94岁高龄安祥去世。

 

 

《在风中》——Garou & Celine

 

来源: 心欲留梦

 

Garou从事过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从家具搬运到推销员,甚至收割麦子, 后来做酒吧歌手。直到1997年,著名的法国词作者Luc Plamondon来加拿大为他的音乐剧 Notre-Dame de Paris 挑选演员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Garou,并极力让他在剧中饰演Quasimodo一角。

1998年,他和巴黎的音乐友人共同参加了新歌剧---巴黎圣母院的演出。他以自己的精湛演绎诠释出了这个人物悲情、壮烈的形象,那个驮背的Quasimodo,征服了所有的观众,并使他走上了名歌星之路。之后推出专缉“BELLE”(美丽),“SEUL”(孤单),其中这首和CELINE DION一起合作的sous le vent (在风中),亦是非常优美。

自从Seul的问世之后,Garou的歌唱道路也越走越顺,不仅在加拿大本地荣誉不断,也因为和Celine Dion的”Sous le vent"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非常出名,其追随者也随之剧增。

席琳·迪翁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也有过苦难的童年和少年,她是最著名的法语和英语流行女歌手,有流行天后之称。她获得过5次格莱美奖、12次世界音乐奖、7次美国音乐奖、7次美国告示牌、21次朱诺奖和39次Félix Award音乐奖。席琳也被世界媒体誉为90年代至今的跨世纪天后歌手之一(另四位:惠特妮·休斯顿、麦当娜、仙妮亚·唐恩和玛丽亚·凯莉)。2008年5月22日席琳·迪翁在巴黎接受法国总统萨科齐亲自颁发的Legion d'Honneur骑士勋章。作为全球最畅销的女歌手,席琳·迪翁在全球的专辑销量已经超过了2亿张。

下面就看看两个出生在魁北克的法裔歌唱家的一首歌《Surs le vent>

歌词:

Garou:

Et si tu crois que j'ai eu peur

C'est faux

Je donne des vacances à mon c?ur

Un peu de repos

Et si tu crois que j'ai eu tort

Attends

Respire un peu le souffle d'or

Qui me pousse en avant

Et...

如果你认为我曾心生畏惧

那就错了

我只是给心灵一个假期

让它稍事休息

如果你认为这是我的过错

请等等

让我歇歇,呼吸点难得的空气

这样我能更好前进

还有...

Céline & Garou:

Fais comme si j'avais pris la mer

J'ai sorti la grand'voile

Et j'ai glissé sous le vent

Fais comme si je quittais la terre

J'ai trouvé mon étoile

Je l'ai suivie un instant

Sous le vent

就当作我已出海远航

扬帆向前

在风中穿行

就当作我已远离陆地

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在那一刹那,我在风中

将它追寻

Céline:

Et si tu crois que c'est fini

Jamais

C'est juste une pause, un répit

Après les dangers

Et si tu crois que je t'oublie

écoute

Ouvre ton corps aux vents de la nuit

Ferme les yeux

Et...

如果你认为这已经就是结局

永远不会

这只是在危险过后的

一种缓解,一段暂停

如果你觉得我已将你遗忘

请细细倾听

在晚风中舒展你的身体

请把双眼闭紧

还有...

Céline & Garou:

Fais comme si j'avais pris la mer

J'ai sorti la grand'voile

Et j'ai glissé sous le vent

Fais comme si je quittais la terre

J'ai trouvé mon étoile

Je l'ai suivie un instant

Sous le vent

就当作我已出海远航

扬帆向前

在风中穿行

就当作我已远离陆地

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在那一刹那,我在风中

将它追寻

Et si tu crois que c'est fini

Jamais

C'est juste une pause, un répit

Après les dangers

如果你认为这已经就是结局

永远不会

这只是在危险过后的

一种缓解,一段暂停

Céline & Garou:

Fais comme si j'avais pris la mer

J'ai sorti la grand'voile

Et j'ai glissé sous le vent

Fais comme si je quittais la terre

J'ai trouvé mon étoile

Je l'ai suivie un instant

Sous le vent

就当作我已出海远航

扬帆向前

在风中穿行

就当作我已远离陆地

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在那一刹那,我在风中

将它追寻

Céline & Garou:

Fais comme si j'avais pris la mer

J'ai sorti la grand'voile

Et j'ai glissé sous le vent

Fais comme si je quittais la terre

J'ai trouvé mon étoile

Je l'ai suivie un instant

Sous le vent

就当作我已出海远航

扬帆向前

在风中穿行

就当作我已远离陆地

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

在那一刹那,我在风中

将它追寻

Sous le vent... sous le vent.....

在风中,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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