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无论是经济还是高楼都令人目眩。而在这个平均月房租超过3000元的城市里，蜗居地下成为了上百万低收入的外来务工者的唯一选择。2011年2月至8月间，Sim Chi Yin拍摄了北京多家地下室里人们的居住状态。摄影/Sim Chi Yin/VII Mentor Program 编辑/吴婷
33岁的牛松（音）与他的32岁的妻子赵安生（音）在租住的地下室房间内，他们俩都是一家云南餐馆的厨师。在北京2000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即700万外来务工人员。
21岁的大雨（音），黑龙江人，在KTV工作，在这间地下室租住了一年。
24岁的蒋英（音）和23岁的李盈（音）。蒋英是酒吧服务员，李盈是一家公司的职员。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将房间贴满粉红色的墙纸。
23岁的何兵（音），重庆人，在为保险推销员的面试做准备，他正在试穿一条借来的领带和一件新衬衫，何兵与两位朋友共同租了这间地下室。
20岁的包瑞茜（音），内蒙古人，她在ipad上玩“切水果”游戏。她来北京上一个美发沙龙培训班，与男朋友一起租了这间每月400元的地下室。
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走进租住的地下室。清晨他们迎着一缕阳光走到地上，成了这个头顶上的繁华城市中的一员；夜晚，他们钻入地下的陋室，继续做着自己的都市梦。
90年代末，政府开始把一些防空洞、地下隧道外租，它们被改造后作为出租房租赁。目前北京有5500个地下室，没有人确切知道地下室居住了多少人，据估计有100万人。
临时管理员张文昌（音），河南人，被雇佣来管理这个地下室的20个房间。地下室上方，是一个网球场和公园。
闭路电视里显示着这个地下室的监控录像，这里位于地下三层。政府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期间暂时关闭了一些地下室；2009年，由于国庆60周年，一些地下室再度被关闭。
宋志飞（音）和李国强（音）在地下训练室里练拳，严（音）先生是他们的武术老师。严先生经营着这个由防空洞改造的地下室，这里拥有130个房间。
背对着镜头22岁的任梁（音），在租来的地下室房间内招待两位朋友。
26岁的谢阮君（音）与妈妈在网上视频聊天。她在租住的地下室附近一家餐馆当服务员。与中国大多数其他年轻的打工者一样，他们会花很多时间上网。
29岁的孙旷达（音）和他8岁的儿子一起，在他们7平方米的房间内看电视，他和妻子以及儿子在这间房间内生活了一年多。孙旷达是河北人，在一家物业公司上班。
21岁的李欣慧（音）在她租住的地下室房间内上网，她是天津人，离开家6个月，在一家传媒公司当销售，每个月需交房租400元。
30岁的周丽梅（音）正在哺乳8个月大的孩子。周丽梅是吉林人，一家人卖掉了房子离开老家，租下了这个高层公寓的地下室，将之改造成140个房间并对外出租。周丽梅家8口人分别住在这里的5个房间内，他们依赖收租金生活。政府将这个地下室划到非安全类，这里面临着被政府整顿清查的结果，为此周丽梅的家人提出抗议并要求得到政府赔偿。
一家地下室公共厨房内，房东写着收费时间变动的通知。
一家地下室内，一名房客在等着使用公共浴室。
30岁的胡玮（音），正在公共卫生间洗衣服，她与32岁的丈夫生活在这个由防空洞改造的地下室里。
由防空洞改造的一家地下室，有50个房间，100多个租客。2011年年底，北京人防工程开始集中清人，预计在2012年底前完成。届时，各区将腾出大量的人防工程，将被用于社会公益性事业。
军警如何"残酷镇压"五四运动:跪地哀求学生别游行
作者：杨超
军警怕学生称其为老爷
《建国大业》中，曹锟对徐世昌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连大头兵都向着学生，这其实是历史的一种写照。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晴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
政府高官被打军警无动于衷
在《建党伟业》中，当学生冲击章宗祥家时，军警没有阻挡，径直让学生进入，学生放火后才有军警到来抓捕学生，军警在这中间显得太过懦弱了，其实，五四运动时的军警比这还要“懦弱”。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正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正。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正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
军警跪地哀求学生不要游行
《建党伟业》中，有一女学生跪地喊冤，军警上来嘘寒问暖，关心可见一斑。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情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观之，群众“觉悟”是很高的，而警察总监倒也不是很残酷，甚至玩忽职守，竟然擅自离场，这是何等的不负责任啊。
学生荒唐事争权夺利居功自傲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但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现象。
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五四风云人物罗家伦也遭到学生质疑，有北大学生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说他“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不但骂他长得其貌不扬，还骂他一心当官发财十分无耻，学生间相互攻讦由此开始。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良好效果。
五四之后，学生中开始出现更多负面现象，有人认为学生万能，视法律如无物，动辄掀起学生运动，甚至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的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
五四运动后，旗手傅斯年开始反省自己，认为“半年新潮杂志的生活，说了许多空话”。深刻反省之后，傅斯年决定赴欧留学，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开始践行他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
毛泽东说了什么令有利中国的中苏边界谈判成果落空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12期，作者：韩永，原题：《外交档案解密 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临近1964年7月，中苏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此后急转直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苏方拒绝同意中方关于承认19世纪沙皇俄国与中国签署的所有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此时，陷入困境的毛泽东采用了一种外交策略：主动使局势尖锐化，使当事一方失去镇静，迫使其紧张起来，然后，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结果引起苏方强烈反弹，双方关系陷入僵局。
外交部最新公布的解密档案中，一份题为《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1964年上半年，从东交民巷40号中苏边界谈判会场，不时传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朱瑞真感觉到，在过去几年趋于紧张的中苏边界问题，或将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
朱瑞真时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俄语翻译。到了六七月份，谈判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轻松。7月1日，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方提出建议，先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边界问题回头再议。
双方沉浸在轻松的气氛里，这时，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使得这场谈判的调子急转直下。谈话发表时，中苏代表团的很多成员还尽情徜徉在北戴河的温泉里。
2008年11月，外交部开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档案。毛泽东的这份讲话，正在解密之列。
谈判“触礁”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有关苏联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问题。这份编号为“外发（64）午760号”的档案显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日方要求归还，想知道毛主席对此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一席讲话，被很多人称为“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在档案中，“主席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话传到苏方代表团耳朵里，已经是3天之后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报纸对毛泽东的讲话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随后迅速在全世界传开。
泽里亚诺夫上将感觉不可思议。作为苏方代表团团长，5月初，他曾专门飞返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阐述苏方代表团的意见，并获得首肯。这个意见是：必须在根据条约划定边界和解决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
这已经是苏方作出的很大让步。根据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的记述，会谈刚刚开始时，苏方并不认为这是一场解决边界全线问题的谈判，只是就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因“勘界已经过去多年，地形难免有些变化”，需要进行磋商。于是，在2月25日会谈开始时，中苏双方的对外宣传口径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差异：中方宣布：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开始了。苏方则宣布：关于“某些地段”的磋商开始了。
苏方一开始也不认可中方提出的以条约线作为划界唯一基础的提法。他们提出了一个“三条线”论，除了条约线外，还有实际控制线和历史形成线。对苏方来说，这两条线都大大越过了条约线。
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
在此之前，中苏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混战了三四年，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两党的相互攻讦中渐行渐远。
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双方代表团都沉浸在一种就要水到渠成的轻松气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足以导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条约问题。
毛泽东“背后推一把”？
这个问题其实在谈判的一开始就提了出来，只是在后来谈判进入解决具体问题的通道后，关注有所转移。
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曾在这场谈判中担任翻译。他在后来接受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的采访时，曾经透露了中方这次谈判的底线：一定要苏方承认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署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同时告诉他们，中方并不打算据此收回被割去的领土，以体现中国的“宽宏大量”。
这一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从1960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大部分情况下不牵涉实体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论战所涉及的范围，可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的题目中窥斑见豹：《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样的文章此间共发表了9篇，时称“九评”。
苏共则在1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的文章。
朱瑞真说，这些争论，由于产生于两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有些问题的不同理解，注定不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纠结。到了最后，争论甚至演变成了对细节的反复纠缠。
朱瑞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了一个细节。就在这一次边界谈判开始前5天，朱瑞真和他翻译组的同事，还在准备针对苏联的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其中有一个词的选择让他们绞尽脑汁。
当年2月份，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会后给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了一封谴责中共的信，这封信并没有发给中共，但很快这封信的内容就被中共获悉。于是，中共中央于当2月20日给苏共中央发去一封短信，痛斥“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这封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我们。当时，在译“要求”一词时，朱瑞真等人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TPEBATb”和“nPCCHTb”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在俄文中几与“命令”同意，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是用前者还是用后者意见不一致。几经推敲后，最后还是用了“TPEBATb”。
第二天，苏共中央就作出了答复。显然，这封信的措辞使苏共大为恼火，来信语气尖刻，特别指出中共居然不是“nHXHTb”（请求）他们而是“TPESDATb”（要求）他们！来信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要求吗？”“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
就这一件事，外电后来有一个评论，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容不下一个单词”。
中方满以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对方会爽快地答应。毕竟“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却是实惠。”常年研究中苏关系的李丹慧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当时，“面子”对于中方意义重大，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有助于安抚国内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还有助于维护领导的权威。
没想到这一要求却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弹。苏方代表团团长泽里亚诺夫对中方的这一要求深感“震惊”。朱瑞真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在苏方代表团成员眼里，不平等条约问题简直就是一个设给未来的圈套。他们认为，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这些条约就成为无效条约。这等于赋予了北京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中国。这是苏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苏方的态度又反过来刺激了中方代表团。在第三、第四轮谈判时，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日益浓烈。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外交部副部长、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有一次在会上激愤地说：“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承认你们的侵占是合法的！”
双方在不平等条约上的纠缠，后来随着双方交换地图而有所消减。这场在毛直接领导下的边界谈判，直到双方行将对东段边界达成协议时，还没有迈过不平等条约这一当初设定的“最低门槛”。很多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分析说，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就是想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推一把”。
反修，还是让苏“紧张一下”？
通过让双方的关系“紧张一下”，来实现双边关系中的一种合理状态，曾是毛泽东引以为傲的一种外交战略手段。
据李丹慧介绍，50年代中期，为了建立与美国的直接外交联系，1954年9月，毛泽东下令解放军炮击台湾控制下的沿海岛屿。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中美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1955年8月份发展成两国的大使级会谈。由于两国尚未建交，这样的谈判一直在日内瓦进行。这一非外交承认的官方沟通渠道，一直存在了很多年。
毛泽东本人也在后来会见外宾时，承认自己的这一讲话是为了让苏方“紧张一下”。10月9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主动谈及此事。他说：“我们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引起他紧张。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赫鲁晓夫这个人，你不跟他放几通空炮，他不舒服。因为我们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来了。这样的空炮，以后我们还要放。要让赫鲁晓夫从地面跳起几丈高。”
赫鲁晓夫确实蹦了起来。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借助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机会，对此事作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
此前的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文章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文章警告：“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做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莫斯科的强硬姿态反过来又刺激了毛泽东。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他在此后多次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当年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的进攻路线。与此同时，中国对中苏西段边界的防卫工作也有所加强。
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李丹慧认为，毛泽东可能对边界谈判后来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由此采用这种方式，在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
在当年几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毛都流露出对国内修正主义的焦虑。据邸延生所著《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一书记载，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时说：“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此前的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也提到对修正主义的担心：“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有人据此分析，当苏方不承认这些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后，毛泽东认为可暂不与苏联达成协议，维持中苏边界一定程度的紧张度，从而调动国内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酝酿中的那场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