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路诸侯基本盘已定 十八大前或将再有“异动”

十八大前或再有人事变动

中共十八大将在今年10月份举行，北戴河会议不出意外也将在七八月份如期召开，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虽然经历了3月份“薄熙来事件”的冲击，但是中国的政治时钟仍然遵循着其既定的节奏摆动。而在目前的省级大员名单中，外界普遍猜测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以及薄熙来的接任者、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将最有可能在十八大上跻身政治局常委。此猜测若为真，那中央应会在十八大前再进行一次地方大员调整，到时基本就能断定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

这种判断的依据来源于与此次十八大性质最为相似的中共十六大，当时中共也面临决策层的集体换届，但就在十六大召开前三周，中共中央一口气调动北京、上海及重庆三个直辖市委书记职务，当时在通告中明确指明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与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调往中央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虽未交代调往何处，但随后也证实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名单。这组人事调动后，刘淇、陈良宇和汪洋随即填补三地空缺。

而目前猜测有可能入政治局常委名单的俞、汪以及张高丽、张德江四位地方大员中，俞正声无疑是政治资历最老的一位。根据“七上八下”的惯例，如果下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出生年份上限是1945年，则俞正声刚刚卡线，能够得以保留他在下届政治局中的席位。再考虑到他已经担任过两届政治局委员，他极有可能获得一个政治局常委席位。更何况俞的太子党背景以及丰富的政治人脉使他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政治人物，可以在下届政治局常委中起到军中压阵的作用，类似于第15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李瑞环或者第16届政治局常委中的曾庆红。

汪洋目前入常的“呼声”最高。自从200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以来，他在经济转型、社会管理上的一系列成绩使他成为今天中国政坛上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在中共官员眼里，团派出身的他被认为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嫡系；在中国民众眼中，妥善处理好乌坎事件以及在反腐、改革等方面的政绩也认为他是中国最为开明的官员；在媒体眼中，他与政治前途已经破灭的薄熙来都是最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官员，而此前《人民日报》属下的《大地》周刊曾刊文强调邓小平“发现”汪洋，称“汪洋是个难得的人才的典故更被外界认为其政治仕途将更进一步的佐证。

除此之外，被冠以“救火队长”称号的张德江在“薄熙来事件”后临危受命，再加上其有丰富的主政地方以及中央工作经验，以及政治资历很高、曾在广东、山东、天津等经济大省工作过的张高丽如入选常委也并非意料之外。

决策层制度漏洞或酿党阀格局情况

实际上，中共目前除了如何选择进入常委名单人选的任务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就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大员的制度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因为这个制度的漏洞在“薄熙来事件”中被彻底暴露。

此前多维曾在《六大角度剖析重庆经验如何被薄熙来炮制成重庆模式》、《薄出局 政治局委员兼地方官机制需反思》等文章中分析到，薄熙来之所以能够在重庆推行唱红打黑以及一些近似“毛时代”遗风的政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政治局委员兼任地方大员的身份让薄抓住了中共官僚制度漏洞。

在中共“党临政上”的官僚制度中，能够进行中央决策的是由2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了身处中南海，分管各片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及委员之外，还包括重庆在内的四个直辖市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设立初衷是为了让这些地方官员能够直接介入高层决策。但是这种设置与这几位地方大员的政务方面产生了天然的冲突。

例如理论上薄熙来作为重庆市委书记，与公安部长同属省部级官员。可他是政治局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党务身份却高于公安部部长。这就导致了一个现状，公安部无法直接插手重庆的人事任命，正如此次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免职就根本没有走公安部程序，全凭薄熙来个人好恶。如果说其他政治局委员出于党内传统并没有利用这个制度上的漏洞扩充个人权力，那“太子党”出身、个性张狂的薄熙来则将这个漏洞撕裂到了最大。

在中共的传统思维里，一直遵从的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政治思想，如果此时有中央委员，再挟地方大员之尊，是不是会形成一股对中共中央产生威胁的势力？或出现新一次的路线斗争？

正如在粉碎“四人邦”以后，中共已经极少提“路线斗争”四字了，可是在薄事件后却频频提及党员“在路线原则上立场坚定”，是否意味着党内已经出现政见不一致的派系？除了中央的主流思想外，薄熙来是不是就是另一条路线？或许在中共高层的眼中，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他其实是意图在重庆另立山头，大搞独立王国，推行错误路线，兴唱红打黑文革遗风，甚至有对抗中央、篡党夺权之可能？当这个漏洞在以后被频频使用时，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共党内或将进入一种党阀割据、占山为王的情况，对此，中共还需进一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