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對十八大不能抱以任何希望
我們知道政治改革在中國是不能談的，網路上、報紙上都不准提的，甚至于溫家寶要談到政治改革都受到限制，甚至于不加以報道還加以刪改。所以政治改革不准說，是大家知道的。現在有一個新的發現，就是經濟改革也不能再提了。
爲什麽經濟改革不能再提呢？這就是《紐約時報》在6月17有一個長的報道，這個報道的人是很有地位的記者，叫Ian Johnson，他寫得非常好的。他訪問了一些中國的經濟學家，特別是有名的張維迎教授（見圖），是北京大學的；另外還有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他也訪問了政法大學教授叫李曙光，也是給張維迎說話的人。
張維迎是個主角，因爲他有許多推動改革的意思，年紀還不是很大，大概才50出頭，但是他是一直信仰美國諾貝爾獎經濟得主Milton Friedman自由市場的理論的，一直是推動這個東西的，鄧小平時代他也推動，甚至于在趙紫陽時代他也已經開始推動，所以雖然年紀很輕，才24、25歲，就很受到大家重視。
他推動市場經濟的原因，就是希望在目前這個情況之下，必須把中國的經濟打開。因爲現在這個經濟市場，在他看來，完全是國家壟斷的。這個我們從前也說過，中國大企業，大概130多家左右，壟斷了所有中國的利益、利潤。所有這個所謂國營企業，又都在共産黨黨員的直接控制之下。共産黨有地位的子女都是占住了這些大企業的董事長、主席，或者是總經理這類的，這樣的人很多，而且不只是中央最高層，一層一層到市一級、縣一級、到鎮一級、到村一級，都是如此，都是共産黨員把國家企業、大大小小的抓在手上，就等于中國傳統說的“一人成仙，雞犬升天”。這就是一種很可怕的情況了，國家的利益跟這些私人的黨員的利益完全結合在一起了，而且目前這個經濟情況顯然緩下來了，很讓人擔心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張維迎跟其他有關的朋友們就極力主張要推動經濟改革，就是要把經濟大權還給老百姓。他甚至于說現有美國一萬多億美金的股債在手，他主張把其中一半、一萬億，還給老百姓，讓老百姓持有這個債權，這樣子可能解決中國的危機。
這個意見當然不會被接受，不過無論如何可以看出來他雖然是沒有反對過體制，甚至于在體制內說話，可是他基本上是希望走向一個真正的自由的，而不是現在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開放的、人人都可以參加的一個自由市場，這是他的目標。
爲這個目標，他是到處說話，但是他的說話，現在已經被禁止了，不准登出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從前經濟改革是開放的，現在經濟改革變成禁忌了。所以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都不能動，因爲這都影響到共産黨員的基本利益，而且是個人的、家族的基本利益，這個基本利益不能損害。
在這個條件之下，我相信這是最近的現象。這個現象就表示在十八大的時候，我們不相信有可能有什麽松動。有人抱以希望，以爲政治上也可以松動一些，甚至“六四”還有可能平反。現在看來，連經濟改革都不能動的話，那怎麽可能讓政治改革發生任何作用呢？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知道現在除了等待社會自己變動以外，沒有什麽其它的方法。對共産黨本身，以及它未來的十八大，決不能抱以任何希望。
支配中國政治遊戲的核心內容
《大事件》特約專稿 華正平
薄熙來事件雖然遠未劃上句號，許多重要的內幕仍被中共掩蓋，但已經披露的事實，為我們判斷中國的政治大勢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啟示。
中共政治衰敗超乎驚人程度
薄熙來事件的第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自六四以來的二十年間，中共的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已經發展到超乎一般人想像的驚人程度。政治衰敗是可以度量的。政治衰敗不僅是對政權危機的度量，而且，是對一個社會乃至對整個文明危機的度量。當然，這種度量具有時代性，也就是說，不同時代度量政治衰敗的標準也不同。儘管如此，從古至今，如果政權的高層政治人物必須使用謀殺手段來爭奪政治權力，就說明，政治衰敗已經達到最嚴重的程度。在對待政治反對派或潛在反對派方面，中共雖然不敢使用死刑，但對一些異見人士（如郭飛雄）的肉體迫害，已經達到接近謀殺的程度。對於“自己人”，中共“雙規”的逼供手段，也有不少致殘致死的案例。中共系統使用政治暴力的範圍和程度，與上個世紀改革之初的情況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薄熙來的突破，就在於開了中共高官試圖謀殺高官的先例。從這一步走上謀殺最高當權者，就只有一步之遙。而一旦到了那一步，就意味著中共的自我毀滅。中共自我毀滅不足惜，但在社會危機四伏，道德淪喪的當今中國，這個自我毀滅的過程，有可能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一場空前的浩劫。
公私不分是政治衰敗最根本的原因。在這方面，中國有著極其頑固的歷史和文化傳統。近二十年來，中共政權把這一傳統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薄熙來倒台的直接原因，是其妻谷開來謀殺英國人伍海德，而並非因為政治和公務，這一點讓天下人都跌破眼鏡。而這個謀殺案的起因，則是薄熙來和他的妻子利用公權力聚斂了巨額的財產。這個事實對於理解整個中國的政治形勢，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儘管人們知道中共官員普遍利用公權力謀私，但他們聚斂的財富規模之大，還是令人震驚。薄熙來事件表明，這筆數額巨大的橫財，已經成為中共政權和高官難以控制的禍水。就薄熙來個人的政治利益而言，事實證明，這筆橫財不是福而是禍。由此引出了兩個有意思的問題：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多錢？他們如何搞到這麼多錢？
對於第一個問題，簡單的答案當然是貪婪，但我認為有更深刻的原因。六四以後，許多高官的家人，不看好中共的前途。於是，從鄧小平家人開始，聚斂財富轉移海外。上行下效，一發而不可收。巨額財富容易給人一種虛幻的安全感，這對於許多經歷過家境巨變、世態炎涼又未曾見過大錢的高幹子弟，更是如此。但許多人不懂的是，財富也可以是災禍之源。薄熙來夫婦此番遭遇就證明了這一點。齊澤克在一篇重要演講中講到了曹雪芹早就悟到的人生矛盾：想要而得不到，固然是人生的憾事，但更可怕的處境是，得到了才發現，原來是一場災難。
這個道理不僅對小家成立，對國家也成立。過去十年，中國發了一筆意外之財。這筆意外之財，對於中共政權的政治衰敗，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即薄熙來夫婦如此巨額的財產是如何來的。
我對此的基本解釋是，薄熙來事件證明，權錢交易，尤其是買官賣官，已經成為中國財富分配的基本方式，成為支配中國政治遊戲的核心內容，也成為中共高官們的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下，身居高位的中共大員們，想不要錢也難。因為如果你不要錢，就意味著退出這個人人都玩的遊戲。對某個具體的人，你不收錢，就意味著拒絕對他（或她）承諾合作關係。一句話，權錢交易、買官賣官，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財富向高官的集中，向有權力背景的商人集中，是毫不奇怪的事情。我相信，對於許多高官來說，飛速膨脹起來的灰色財富，已經成為他們的一大私人煩惱。他們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有機會消費如此巨大的財富，但又不得不繼續這個遊戲。對於太子黨們來說，這種不義之財帶來的個人煩惱，逐漸轉化成為集體焦慮。作為父輩殺富人奪江山的紅色後代，他們應該比任何人都更恐懼，這個遊戲不可持續。與其讓別人推翻中共政權來終結這種遊戲，不如自己想辦法來終結這個遊戲。我認為，這就是重慶模式出現的一個重要背景。
支持這個猜測的證據之一，就是太子黨的核心人物曾慶紅對政治上極其敏感的話劇《這是最後的鬥爭》挺身支持。這個事實表明，太子黨們已經意識到了中國財富分配問題的嚴重性和危險性。另外一個證據，就是薄熙來重慶打黑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剝奪那些他認為“不乾淨”的資產，用來支持他的“共富”政策。有消息說，薄熙來通過打黑，沒收了高達一千億的資產。(《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