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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消退/中国尚未意识到危机逼近/豪赌/中国石油现状调查报告/迷
發佈時間: 7/11/2012 12:12:40 AM 被閲覽數: 46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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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消退 重庆古镇瓷器口遭淤泥围城(高清组图)

 
文章来源:
 

随着7月6日的最大洪峰顺利过境,今日嘉陵江水位开始下降。7月7日,重庆古镇磁口被淹商家开始清淤营业。准备于8日开门营业。

随着7月6日的最大洪峰顺利过境,今日嘉陵江水位开始下降。7月7日,重庆古镇磁口被淹商家开始清淤营业。准备于8日开门营业。

图为瓷器口古镇,消退的洪水。

淤泥铺满整条公路。

图为几位工人正在用自制工具清理马路上的淤泥。

图为一位工人在清理马路上的淤泥。

图为几位工人正在用自制工具清理马路上的淤泥。

图为一位工人在清理马路上的淤泥。

洒水车正在清理马路上的淤泥。

图为一位工人在清理马路上的淤泥。

两位市民缓步经过满是淤泥的马路上。

湖说 发表评论于
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咋多是女人在干?重庆的男人那?
 
 

来十年惨不忍睹 中国尚未意识到危机逼近

 
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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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是死到临头才看清事实真相。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他1867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的情况,当然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结果44年清朝就瓦解了。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直到1911年,清朝也不相信王朝会完垮掉,但仅仅因为一个士兵走火,革命就爆发了。秦始皇当年何等英雄?几个新兵一挥手就把秦朝推翻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料到这么强大的帝国,会突然完蛋。苏联解体前,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所以,现在我在这里杞人忧天,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

中国之所以没有特别强的危机感,一是我们到处喊和谐、和平,这本来是说给世界听的,却把自己的人们麻醉了。大家谁也不愿意想战争了。前不久在《环球时报》的那个关于未来十年发展的研讨会上,除了我跟王小东,谁都不提战争。复旦大学的沈丁力先生还从很高深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为了不会有战争。环球时报和稀泥,把我关于中国已被包围的文章跟他放一起发,交给中国人民自己去判断。

第二,就是因为还有个同病相怜的俄罗斯。美国在搞中国的同时,也在肢解着俄罗斯。美国要想控制世界,必须搞掉中、俄,控制欧亚大陆。中俄无论谁先倒,另一个都会唇亡齿寒。美国经常搞计算机推演,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制定了一千多份战争计划。现在,我们也来推演一下美国的大战略目标实现的情况:

如果中国先被肢解,分裂成7到8个小国,将会和日本印度韩国一样,成为美国的盟国。俄罗斯也会趁机夺取,像它在近代史上一样。这样,为了争夺中国,美俄双方将大战。美国将会组织一支亚洲联军,配合北约,东西夹击俄罗斯。俄罗斯会孤注一掷,中国也可能成为俄罗斯核武器袭击的地方,人口大量消灭,但俄罗斯也会同归于尽。美国又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享受中国的廉价商品,骗取中国的巨额外汇,美国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其最大利益是肢解中国,然后让分裂了的中国,彻底倒向美国,占有中国的人力资源,平时成为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打工的奴隶,战时作为盟军士兵,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炮灰。这个命运比清朝晚期还悲惨……

如果俄罗斯先被解体,分裂的俄罗斯小国,也会和独联体那些国家一样,一个个加入北约,然后,从东西两边掐断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由于之前中国的海路已全面失守,海上贸易和能源通道控制在美国及其印度和日本盟国手上,此时中国只能束手就擒,接受为西方打工的地位。这很类似忽必烈征服中原之后,不杀汉人,而让汉人为他们交赋税养活它们的做法一样,也就是门蒂斯先生的G2安排。

美国已经从肢解苏联中得到巨大的好处,那些分裂了的小苏联,几乎都倒像美国,为美国提供政治支持和资源,以及安全纵深和盟军。苏联不解体,是一块压向美国的大石头,苏联解体,是美国砸像俄罗斯和未来中国的一堆石块。

同样的道理,中国不解体,对美国构成战略压力;中国解体了,就是威胁日本、印度、俄罗斯的一堆石块。可以这么说,中国、俄罗斯解体了,美国的全球帝国地位就奠定了。因为欧洲已成破碎地带,印度本来就破碎,日本被骑在身下,美国还有什么敌人呢?至于伊斯兰世界的恐怖袭击,只是全球帝国的治安事件。

只有从美国最深的战略动机出发,才能看透美国对华战略。看透美国对华全面战略包围,同时又组织针对中国的第五纵队的目的。

可以看到,台独力量,香港民主派,法轮功;民运分子,达赖集团、热比娅集团,总后台无一不是美国,无一不是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舆论和经济支持。而美国支持这些中国分裂力量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台湾和香港,不要融入大陆的统一发展进程,让大陆继续分裂,由外向内,最后解体。

中华民族真的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人?仰望星空的人,寥若晨星!中国太多的人,都在梦中。各有各的梦。

当年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他这么大的官,都觉得无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

我们可以看中国的地图。我们一直认为是雄鸡形的。那就按雄鸡形理解。在中苏对峙的时候,我们是把东北部看做中国头部的,把西部看着中国的尾部。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西藏是我们的头部,新疆是我们的咽喉,东南沿海是我们的心腹,南海是我们的爪子。本来琉球还有一只爪子,清朝的时候,被日本砍掉了,现在也没有收回来。西藏为什么是我们的头部?因为我们的太空基地和很多战略设施都在这里。未来军事竞争、技术竞争,就是玩太空。没有太空工业,就没有国家的未来;新疆呢,是中国从中亚到内地的石油和天然气通道。美国为什么支持达赖和热比娅?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有朝一日,用这两把刀,斩首中国,当然,握这两把刀的手,还是美国的手。美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让我格外忧心的,除了上述国家经济构成、外部危机因素之外,还有就是军队改革进程太慢了。新型军队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提。用“鹰击战略”取代“刺猬战略”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喊。转型要从陆军形态向海空复合型转型也我一个人在提。我这么小的一个芝麻官,有什么用呢?

外部的情况,危如累卵。其实最大的危险还不仅仅在于外部。

马克斯·韦伯批评当年针对德国统一后盛行于德国的“政治市侩主义”和弥漫在国民中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我们今天中国有没有这两种主义?我总是觉得今天的中国和拿破仑死后的法国一样,当时的法国,民族没有了灵魂,国家没有了方向,军队不会打仗,也不敢打仗了。

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

学界掩耳盗铃,官场追名逐利,各界道德沦丧。南宋时有人问岳飞,天下怎么才能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看看今天的够级别、有实权的文官不爱钱有多少?武官呢,不惜死的有多少?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大肆贪污,情妇一大群。窥斑见豹。有个很漂亮的穿军装的女演员,到处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海洋都快丢完了,还享太平!商女不知亡国恨!

19世纪初,美国刚刚崛起。他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看他的总统的一个演讲就知道,他说:“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懦夫,懒汉,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人,丧失了斗争精神和支配能力的文质彬彬的人,愚昧无知的人,还有那些无法感受到坚定不移的人们所受到的巨大鼓舞的麻木不仁的人──所有这些人当然害怕看到他们的国家承担了新的职责,害怕看到我们建立能满足我国需要的海军和陆军,害怕看到我们承担国际义务,害怕看到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们把西班牙的军队赶出去,让伟大美丽的热带岛屿从大乱中达到大治……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临生活的挑战,决心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去完成我们的职责,用我们的誓言和行动来维护正义……只有通过艰苦危险的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我们民族进步的目的。”

在这段话之前,他拿同时代的中国做对比:“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沈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罗斯福说这个话的时候,中国刚割了台湾,赔了巨款。上面慈禧过着六十大寿,底下人民也自得其乐,居然不思卧薪尝胆。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看看一个叫副岛种臣日本人对中国清朝政府的评价: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日本早已看透清政府办海军“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所以,下决心向中国开战。

1931年张学良因为丢了东北,被中国人唾骂,于是到欧洲游历,暂避风头。1934年他回来,比较欧洲和中国的社会,他说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三点:”一是公民拥戴领袖,领袖忠诚无私;二是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铁棒磨成针的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呐喊;三是人民在和平的口号中麻木。欧洲虽然也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中国居然没有一点备战意识。“说和平对内是可以的,对外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的、能奋斗才能生存。这一年,蒋介石对中国的评价是这样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此时,中国已丢了东三省,日本军正站在山海关上,眺望中原,中国人居然还是这个样子。

今天,2009年的中国人,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好到什么地方了?有一种车,2500万美元,全世界只有5辆,3辆在中国!可是,这么富有的国家,面对周边所有的挑衅,没有一次有雄性反应的,美其名曰”韬光养晦“,鲁迅时期,阿Q只一个,现在到处都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仅不敢迎接战争,连谈论都不干谈。一些国家屠杀华侨,不敢动用军队。当年祖国遭入侵,多少华侨救祖国,现在华侨遭难,我们却不能去救,作为军人我真是仰天长啸!连去年某太平洋岛国动乱,外国媒体猜测中国可能会派军舰接侨民,我们的学者一连几声反对,认为不可行,不可能,吓得尿裤子。军队就是为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怕什么呢?军队是让别人怕的,可是我们自己的那些号称足智多谋的学者,自己先害怕了,贻笑大方!

前两次中国被洗劫,从国策上看都是中国步步退让导致的:1840年从虎门退到北京的圆明园;第二次是从琉球退到北平的卢沟桥。总想息事宁人,结果引火烧身。它进一步,你拿点肉,它当然得寸进尺了。日本当年占了东三省以后,也曾经试探苏联,结果苏联派出朱可夫杀鸡用牛刀,用机械化军杀日本的步兵军,一下子熄灭了日本北上的念头,又沿着华北蹂躏中国了。这世界永远是欺软怕硬。今天,世界又在东海、南海、西南亚、中亚和东北亚对中国步步进逼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退?还有什么多余的肉可以喂狼?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们一边烧圆明园,一边想:万一有一天中国起来了,他们的青年,拿着跟欧洲一样的武器,到欧洲复仇怎么办?所以,当一个中国古董商给他们出主意挖清朝皇帝陵墓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幕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了。中国人有那个志向吗?所以,有时候我一听到有些中国学者说,中国不能去救自己的华侨,不能去收回自己的领土、领海,怕人家说中国威胁论,就非常恶心:威胁世界?你配吗?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雄心吗?你以为你是汉武大帝的后裔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自作多情!

9月15号,一个叫马克斯·麦克亚当的英国人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人是世界睡觉冠军”。说的是他在中国各个场合的见闻。这真是个敏感的人。一个一个爱睡觉的中国人,构成了爱睡觉的中华民族。一个爱睡觉的民族,又演绎了一部爱睡觉的历史。1840年悲剧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头上?那是因为之前中国已经在睡梦中失去了资本主义革命时代;为什么后来又是长达一百年的悲剧?是因为中国人始终睡眼朦胧,直到卢沟桥拂晓的枪声响起。

拿破仑当初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我要说,拿破仑错了!他离中国太远了,没有看清楚。那不是一只睡狮,而是一头睡牛。

西方富裕了500年,美国也富裕了一百多年,依然精神抖擞。中国才改革开放30年,刚有一点小钱,就又贪图安逸地眯起了眼睛。

前面说GDP”狗的屁“的时候,说了中国的工业结构,这是中国另一个致命的身体上的死穴。二战前,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一直就像一个富裕、漂亮、柔弱的寡妇一样,谁都可以掠夺她,欺辱她。今天,中国还是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没有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航天工业最突出,也不过相当于美俄50年前的水平。航空工业不说了。几种主战飞机的发动机都是外国的。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航空母舰就更不用说了,到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也不过是追上西方1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航天母舰现在已经在试飞了。

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核心产业“都是”空心“产业。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这些构成GDP的财富,都没有保卫自己本身的功能,到最后都是人家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得到了中国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整个日本内阁无不弹冠相庆。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一发不可收。仅仅10年之后,又在对马海峡赢得对俄罗斯的海战胜利。

美国就不一样,它的所有构成GDP的东西,不仅本身就是财富,还能保卫自己的财富,还可以掠夺更多的财富,比如他的太空产业,它的信息产业,它的航空产业,它的造船、它的化工等等。它们的GDP,就像一辆坦克,可以开到世界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中国的GDP呢,就像一台拖拉机,只能在自己的田野上收割自己的庄稼。国家的战争,就是GDP的对撞。我们的拖拉机,能撞得过人家的坦克吗?来上海的路上,我一直在看抗日战争史。就在上海这个地方,淞沪抗战,上海人打得很英勇,一点也没有娘娘腔。但是,蒋介石的70万部队,其中还有三个德式准备的师,最后被日本20多万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装备是很大的原因。整个抗日战争,日本投入的军队也就六十多万,中国人死伤了多少?3500万!因为没有钢铁构筑长城,只能以血肉筑成我们的长城。就是这样的伤亡,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的合力,我们什么时候把日本赶出都不知道。日本说要准备和中国打百年战争,我看不是没有可能。当年法国和英国就打了百年战争,因为双方实力相当。中国有人有地盘,日本有工业,有精神。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吸取教训呢?我都不敢想象,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和国土条件换一换,会是什么结果?为什么我们就不如日本?

别的大国都有历史感,都知道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在十年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今天拼命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和军事装备,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历史感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摸到了一大堆砖头。全世界把房地产列为支柱产业的就中国一家。我们的顶层设计者也不看看世界历史,哪个大国是靠盖房子发展起来的呢?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就靠卖地,要是不让它卖地,马上黔驴技穷,不知道怎么活了。像上海和北京这样,具有雄厚技术和工业实力的城市,也去发展房地产业,真是莫名其妙。我们没有造成一种让高科技产业充满暴利的体制,房地产是支撑不了大国崛起的。大家去圆明园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世界最好的房地产。靠掠夺自己的弱势群体,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复兴。从古至今,大国崛起,都是依靠外部资源,或者靠武力掠夺,或者靠技术合法赚取,以富裕自己的人民,然后富国强兵。美国全世界打来打去,为什么?就是夺资源,供它的人们享用;俄罗斯宣布北极主权,为什么?它已经有那么多资源,还拼命夺。就是为子孙夺。我们没有力量去世界夺,但我们要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不能让和平的诚意和主张,变成别人束缚我们的绳索。我们要像正常国家一样行事。我一直主张,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远征型改造,要能够保卫我们的资源和远洋利益。

我们要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改善安全态势,刺激经济,振奋国民精神。新中国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良好的时期,都是几场自卫反击作战的结果。狼是打走的,不是劝走的。

中国需要战略家,更需要坚定、勇敢和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民。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中国的面前也没有迈不过去的难关。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只看到鲜花美酒,GDP,眼睛盯着权位和女人,像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

别睡了,朋友们!我们不能低级到只贪图安逸和肉体享受。我们不能为了钱失去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能穷得只剩下钱!

固然,今天的时代我们可以有黄光裕,但绝对不能没有黄继光!我们必须知道,旧中国,在世界目前低了一百多年的头,新中国之所以昂着头,那是因为黄继光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应该拥有高尚的目标和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敢于打破围堵,迎接胜利,为万世开太平,为子孙创造一个强汉盛唐式的新中国!希望在你们和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属于我们的责任,交给下一代人。!
 
作者簡介:戴旭,空軍上校軍銜,先後在空軍地空導彈某部飛行學院任導航台長、新聞幹事。中國著名軍事專家,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發表軍事政論文章300余篇,以見解獨到、思想敏銳、觀點尖銳、文風犀利、語言生 動見長。
 
 

 

秘:毛泽东事关中国命运的一次豪赌(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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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5日午后,一架美军运输机顺利降落在太行军区的长宁机场。消息传回延安,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一次飞行,确是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

搭载这架飞机的21名乘客中,有3人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14人后来成为中将以上的开国将领。如果这次飞行出现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

毛泽东的非常之计

这次空运是党中央、毛泽东为了争取战略主动权,考虑再三,冒着巨大风险,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采取的非常之计。

自1943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领导人,奉调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抗日战争局势迅速变化。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利用飞机、军舰抓紧运送国民党军队抢占各大城市和交通要点。面对这种局面,党中央、毛泽东决心针锋相对,将东北、华东、晋冀鲁豫等地划分为战略区,要求各地部队拿起武器,保卫解放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在此形势下,各战略区的高级将领必须尽快返回前线。但当时延安几乎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延安到太行近800公里,步行要经过黄河天险、黄土高原、晋南山地的沟壑,还要冒险穿过敌军占领区的道道封锁线。可以参照的是,一年多以前,杨得志率部从稍远的濮阳来延安,走了70多天。而江华从更远的山东滨海地区来延安,更是走了半年。

如果回程也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则势必远远落后于有美军支持的国民党军的调整部署,我军的战略主动权也会丧失。在这紧急时刻,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借”一架美国飞机,将这些将领尽快送回前线。

叶剑英巧借美军飞机

借飞机的任务就交给了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素有交往且关系不错的叶剑英。原来,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派一个军事和政治观察组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搜集日本的情报,加强同共产党的联络。当年的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负责与美军观察组联络的中共代表正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足智多谋的叶剑英接受这一任务后,迅速前往美军观察组成员住处,先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和热情慰问,接着,便以比较轻松的语气,向美军观察组提出想“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回八路军前方总部。至于是哪些干部,叶剑英故意避而不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继续探问,便一口答应下来。

美军爽快应承,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八路军与美军观察组有长期的友好合作,而且延安方面为这种合作提供了诸多方便;太行军民特别是黎城、平顺百姓曾经全力救助美军失事飞机的伤亡人员,这给美军观察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另一方面,早在1944年末,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宁镇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转运被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空军人员。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附近。美军飞机以前曾多次往返于长宁与延安之间,对这条路线也比较熟悉。所以,当叶剑英提出借飞机前往长宁时,美军观察组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萧劲光、滕代远等20位党的高级领导人登机前合影

黄华成为临时参加这次空运的第21名乘客

8月25日上午,在党中央的周密安排下,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黄春甫)、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重要领导人,分批赶到了机场,准备乘坐这架美国运输机,从延安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提议给大家照张合影留念,陈毅诙谐地说:“要是我们摔下来了,将来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吧!”

登机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时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联络员的黄华,每次美机抵离延安都要到机场去查看情况。这一天,他照例来到机场,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负责同志,很是惊奇,一打听才知道这次空运的情况。黄华心里有些紧张,因为乘客中有通晓俄语的,但没有人懂英语,担心如果飞行中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的负责同志与美军飞行员不能沟通,就会很危险。于是,他向杨尚昆提出随机行动,陪他们飞到太行。杨尚昆说:“你的建议很好,那就请你走一趟吧。可是降落伞只有20副,你没有这个,很危险啊。”黄华说,不至于的。于是他就登机成为了第21名乘客。事实证明,黄华在飞机上确实发挥了作用。飞行途中,有一段路途飞机突然升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便问黄华。黄华用英语同美军驾驶员谈了几句后,告诉大家说:“现在是过同蒲铁路,美国人说这一带可能有日军的高射炮阵地,为了避免不测,还是将飞机升到他们的射程以外。”这才打消了大家的担心。

有惊无险的空中之旅

这架飞机是美国制造的道格拉斯货运机,属于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一般每周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东西。飞机是绿颜色,有两个螺旋桨,舱门很矮。据杨得志后来回忆,这架飞机的大门关不严,起飞时螺旋桨还要靠人推动,机舱的小窗口底下是铁座位,机舱板是弧形的,乘客坐在机身两侧的条凳上,坐下去直不起腰,头也抬不起来。但这种飞机最大的优点是安全,只要有块较大的平地就可以降落。

由于这次空运有些冒险,所以党中央、毛泽东采取了许多的防范措施。8月24日夜里才逐个通知相关人员于次日上午9时前赶到延安关东飞机场,只许一个人去,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特殊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亲自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机者务必都要带上降落伞。同时,通知太行军区在目的地机场做好了接机准备。

飞机一路颠簸,4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上空。降落的地点是山西东南黎城县的长宁临时机杨。所谓长宁机场,其实仅有一条黄土筑就的跑道而已,飞机每次降落时都要用点燃的火堆作导航。8月24日,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接到中央要求接机的电报,说刘邓25日上午到达。他立即率领一个骑兵排星夜赶到长宁,准备好柴草、火堆、午饭、开水、西瓜等。25日中午时分,在长宁临时机场飞机跑道两侧,30多名八路军战士持枪警戒,并在跑道两侧燃起了3个柴草堆。滚滚浓烟,直冲蓝天,向飞机发出着陆信号。

当飞机平安落地后,李达即带人迎了上去。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冀鲁豫的同志打趣地说:我们到家了,请大家到家里做客,休息休息。陈毅是个乐观派,拿出一副扑克牌招呼薄一波说:“来,边吃边打嘛!”黄华因为要随飞机返回,陈毅还开玩笑地对他说:“好,再见了,黄华同志,你坐你的洋飞机,我打我的土扑克。”与此同时,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报传到延安后,叶剑英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立即转报毛泽东。毛泽东遂决定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展开谈判。

 

 

国石油现状调查报告: 一桶油成本是伊拉克7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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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人工作不易(资料图片)

每一次油价的波动,都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当石油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时候,人们却往往忽略了我国实际是一个贫油国,这些被称为“黑色黄金”的液体正在逐渐消失。

记者走进中国石油生产一线调查发现,曾经是中国石油“四大金刚”之一的青海冷湖油田,如今疲态尽显,越来越多的油井一天的产量已不足100公斤,曾经自喷的油井已然消失在历史的暮霭中。请关注《中国石油现状调查报告》第二篇:消失的黑色黄金。

在位于柴达木盆地西部南区狮子沟的狮20井,6月末的傍晚,依旧风沙紧锁,烈日当头,青海油田采油三厂的工人们仍在这海拔3430.09米的地方进行繁忙地作业。一年四季,他们都在这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井上“与寂寞为伍,与荒凉为伴。”

工人:这里的天气情况很不稳定,我们经常一天中经历四种天气:晴天、沙尘暴、下雪、下雨等。

说到工作环境,厂长李占民的语气举重若轻,但回忆起这里曾经日自喷油产600吨的辉煌,他却是兴奋中带着落寞。

李占民:从老一辈的口里听说,下面的那一片全是黑黑的,因为每天1000多吨的产量,罐车都拉不及,后来就把下边围了一个大坑,当时的场面特别壮观。

然而,这样的壮观仅仅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1987年狮20井停喷关井。直到2006年,虽是加大投入力度对其重新侧钻,但投产后的每日产油量仅为20吨,相比十几年前缩减了30倍。狮20井的今昔对比,恰好是目前中国石油资源大趋势的缩影。青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孙晓岗坦言,“无论单井产量还是油田产量,都在逐年下降,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孙晓岗:这是一个大的规律,勘探难度越来越大,因此成本也就越来越高。现有储量品质相对比以前差很多,都是一些低剩、甚至是特低剩的复杂的油气厂。 这种油气厂的开采难度大,技术要求高,造成采油成本总体上升。

石油,因其不可再生的珍贵属性,被形象地称作“黑色黄金”。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着石油展开的经济纠葛,政治纷争乃至于战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在中国,即便有大庆油田,即便有胜利油田,即便有聚宝盆柴达木,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是一个贫油国,而现在“黑色黄金”正在消失。青海石油公司边远油田开发公司经理王德林的比喻很形象,中国是在石头缝里“挤”石油。

王德林:伊拉克的石油都是自喷井,形象地讲,拿铁锹在砂子里面挖几锹,油就出来了。而我们一口井打下去几千米,还不见东西(油),你得射孔、压裂多重措施。一口井,上百万。

一口井投入上百万,但是油井打好后,由于储量不同,压力不同,开采的成本同样令人惊愕。伊拉克一桶油的开采成本只要3美元,而在青海油田一桶油的成本要20美金,是前者的近七倍。上游采油成本高昂,但是,对处于下游的炼化板块来说,形势更不容乐观。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党委书记淡明盛的话耐人寻味:

淡明盛:我们曾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液化气已经一滴卖不出去了,如果是地炼就很灵活,亏损就可以不加工了,而我们亏损也还要加工,这就是我们责任和灵活性操作的问题。(记者:那咱们去年全年亏损了多少?)我们在中国石油排名还属于中游,还算亏得少呢,谁炼得多,谁亏得就多。

一边是国内对稀缺能源的高成本投入,一边是国外价格相对低廉的原油,我们为何不直接选择石油进口?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一句道破天机:油价背后,不仅是价格博弈,更是国际政治博弈。

周望军: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国家。这么大的国家完全依赖石油进口是不可想象的。一旦遇到国家战争或者自然灾害,国外石油供应一断,就是死路一条。国内的自给率是必须保证的。国际油价和地缘政治相关,环境恶劣,变化复杂。我们的需求量太大,增长速度太快,必须两条腿走路。仅仅靠进口,或者仅仅靠国内石油开发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国内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另一方面千万百计找资源,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根据《2011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预计2012年中国石油消费量接近5亿吨,同比增长5%。2011年,中国全年原油产量只有2亿吨左右,超过56%的原油依靠进口,这种态势还将继续攀升。

如同跷跷板的两端,一头是日渐萎缩的供给,另一头是不断剧增的需求。对于正在消失的“黑色黄金”,我们不仅是有需求,而是重度依赖。

 

[音乐家传记纪录片] 李赫特 - 迷 Sviatoslav Richter

 - The Enigma (1998)

来源: 法国薰衣草 于   wenxuecity
 





Sviatoslav Richter - Documentary - The Enigma - vol. 1


  在德裔苏联大钢琴家里赫特去世前一年,纪录片导演、小提琴家布鲁诺·蒙桑容 Bruno Monsaingeon /(他因拍摄古尔德、梅纽因而成为音乐家纪录片领域内的大师)带着摄制组和传主同起居近一年,其成果是这部纪录片以及一本谈话录《里赫特:笔记与对话》见www.douban.com/subject/1432875/
  纪录片拍摄得非常朴实,传主本人对着镜头,用俄语讲述他的一生事件和艺术观念。态度和用语相当直率,据说在书中,保留了更多他的“粗话”。(豆瓣)


导演
: Bruno Monsaingeon / 布鲁诺·蒙桑容

主演: 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语言: 俄语
上映日期: 1998



李赫特 - 迷 Sviatoslav Richter - The Enigma


李赫特,他自成一个世界,隐秘而耀眼。他如深海鱼,盲目但闪烁光华。他是无可争议的钢琴大师。

他喜欢电影,但讨厌摄像机。他不喜欢分析、谈论或袒露自己,他对时事、政治、赞誉和尘世漠不关心,当权者的变幻或音乐界的成规都无法影响他对至纯至高境界的狂热追求。只有音乐才能让他投入,乃至奉献一生。

他不是为效果而演奏,挥洒间不留斧劈凿痕,他朴素地演奏……他全然自由……

(布鲁诺·蒙桑容 法国电视导演、采访人)

开场白

我记忆力惊人,好到无法忍受。我去过不少城市,在那里遇见过五十来人,他们的名字全留在我脑子里,我都记得,这简直是折磨!还有我的所有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每当我开始旅行,就会受到这种折磨,无论在俄国还是西方,都一样!

但我却记不清数字,连我的地址也记不住。除了在奥德萨,涅任斯卡亚大街二号十五单元(李赫特在奥德萨的住址)。还有那些姐妹们:

亚丽桑德拉·瓦西利耶夫娜和奥尔嘉·瓦西利耶夫娜、柳德米拉·瓦西利耶夫娜、叶莲娜·瓦西利耶夫娜、安娜·瓦西利耶夫娜、卡杰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和维拉·瓦西利耶夫娜,我全记得!

一九三一年,那年我十六岁。父亲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朋友们,还有他的女性崇拜者,八位谢苗诺娃姐妹。她们住在带廊柱的宅子里,和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一样,她们全上了年纪,都很老派,彼此相互闹个不停。但她们为人非常好,她们是我的第一批听众,在她们那里我首尝听众捧场成功的滋味。她们都是……我该怎么说?怪怪的老好人!每个人都是,她们姐妹八个都是! 我在她们宅子里举行家庭音乐会,我演奏了舒曼的协奏曲,单钢琴版的,非常成功!那时我就下定决心 - 要做一个钢琴家。我发觉自己也拥有了女性崇拜者,一下子八个!

所有这些回忆,也许很有意思,但对我而言,已没有滋味,我几乎讨厌它们!要知道,我已经八十岁了!

父母和童年

我一九一五年生于日托米尔,在乌克兰。那时还不这么叫,当时称为"小俄罗斯"。我父亲也生在那里,虽然他是德裔。他住在那里直到服役期。他后来去维也纳学钢琴和作曲, 在那里交了不少出色的朋友,一些很出名的德国作曲家,例如弗朗茨·施莱柯尔。

学业结束后,他举行了音乐会并在维也纳整整生活了二十二年,但他每年总回日托米尔消夏,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见面的,她成了父亲的学生。

母亲的娘家姓是莫斯克廖娃。她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地主,他一直不同意女儿的婚姻,因为我父亲是平民!但我父亲还是娶了母亲。

我父亲是个很棒的钢琴家,奥德萨音乐学院请他去任教。可我染上了斑疹伤寒,没法去奥德萨。母亲不得不离开我,去找我父亲 他也得了伤寒。她不得不滞留在那里,再加上白军、红军……等到她来接我,已经是四年以后了。这些年我一直和玛丽姨妈住。后来我母亲来接我,从奥德萨到日托米尔,路上整整用了一星期!那时的确世事艰难。

我的母亲是个无以伦比的女人,很实际,有时实际得过份!这导致我对所有实际事务都很反感。她总是骂我,说我对周围的事不闻不问,我那时的确如此。

一切都很美好,直到我十一岁,然后就是我一生中最糟的时期:上学。我恨学校,我们校长严厉得可怕,她叫彼得斯太太。我们都吓坏了,其实她长得很可爱,像蒙娜丽莎。她尽管对我有好感,但还是会对我叫喊,用德语喊更吓人:"你们这些懒骨头!特别是李赫特,简直懒得发臭!"

自学成才

在八岁的时候,我试着把手放到琴键上。我父亲看到我乱弹时吓坏了,但母亲对他说:"让他一个人弹去。他不愿意弹音阶就算了。"

就这样,我从没弹过音阶,也没弹过练习曲,从来没有!我从肖邦第一首夜曲开始入门,接着是《e小调练习曲》(作品二十五之四)

我只弹我感兴趣的,像《唐豪塞》、《罗恩格林》……边弹边改编!我还作曲,当时最吸引我的是剧院,《阿伊达》、《弄臣》都让我兴趣盎然,而钢琴反倒其次。

我十五岁时,有机会成为钢琴伴奏,在很多俱乐部参加小型音乐会。通常我被送到那里,晚上在城外,我就在舞台上当场弹奏,为歌手伴奏,还有小提琴、杂耍等等,全部是即兴发挥!于是在十五岁上,我就开始挣点钱。有时他们不付钱,就给我一袋土豆。那刚好在集体化以后,日子很苦。我早在十四岁时就在海员俱乐部演奏,业余歌手在那里唱一些歌剧片断,用钢琴伴奏,我这样乾了三年。这些业余歌手水准差得吓人,但我毕竟长了不少经验。后来歌剧院也听说了我,就喊我去给芭蕾伴奏,看歌剧让我获益非浅。 首席指挥斯托尔曼,一个很诚恳的职业音乐家,也许技艺并非一流,但仍然值得尊敬。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毁了他所有的作曲手稿。他等妻子睡着时开枪打死了她,可后来却被宣告无罪。一个漂亮的妻子,她把所有手稿都烧了,纯粹出于嫉妒。

奥德萨歌剧院的曲目在当时很前卫,有普契尼的《图兰多公主》,克任纳克的歌剧《容尼奏乐》,一个很棒的剧院。他们许诺说以后让我来指挥,我最想指挥的是格拉祖诺夫的《蕾蒙达》,可他们却把职位给了别人,一个平庸的家伙。

我父亲被正式邀请,为德国领事的孩子上课。有时我也被邀请去领馆,我在一些特殊场合演奏过。例如,当兴登堡逝世时,我演奏了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奏鸣曲二十六号的第二乐章),还有《诸神的黄昏》(应是其中的《齐格弗里德的葬礼》)。

在十九岁时,我突然有个荒唐的念头,想开场独奏音乐会。我几乎浏览所有的钢琴文献,一场肖邦独奏音乐会如期举行。地点是奥德萨的工程师俱乐部,场子很小,观众都是朋友。《第四叙事曲》弹得不错,《第四练习曲》(作品十号之四)作为加演也过得去。我的音乐会并没产生什么影响。

背井离乡

奥德萨很特别,虽然有些动荡不安,但它仍然迷人。可是在一九三三年,奥德萨所有的教堂都被毁了。他们扯下教堂的钟,推倒了钟楼,在教堂原址上盖起学校,又脏又乏味!整个俄罗斯都是如此!

在三五年和三六年,如果有人拉响门铃,特别是在晚上,我们会被吓死!我还记得一个很傻的梦 - 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是谁?"在门后我听到一个发狂般的声音:"别开门,我是强盗!"我醒了,满身是汗,对门铃声怕得要命。

那时很多人被抓了,在歌剧院,情况很可怕。人们被隔离,每个人都要谴责所谓的"人民公敌",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后来,我想:够了,再也没法忍受了!他们来威胁我,要送我去当兵。所以我决定去莫斯科,去找涅高兹。

涅高兹

我一生中有三位老师,涅高兹、父亲和瓦格纳。我很喜欢涅高兹的演奏,还有他的为人。我下了决心,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涅高兹。我喜欢他还有其它原因,他就像是我的父亲,更让我放松。我弹给他听,亮出我的看家曲目,肖邦《第四叙事曲》。然后我们聊起了瓦格纳,我给他的印象不错。

(涅高兹的回忆:"人们叫我去听一位年轻人的演奏,他想进音乐学院,我问:'他读过预科班吗?' '没有 他是野路子!' 一个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孩子,居然想进音乐学院!我对这家伙很好奇。 一个非常深沉年轻人来了,坐下来演奏贝多芬和肖邦,还有他自己的作品。我对我的学生低声说:"这人是个大天才!"斯维托斯拉夫·李赫特当天就成为了我的学生)

我被接纳了,但有条件,要我学习所有科目,可我不乾!光在头一年里,我就有两次被赶出来!

涅高兹对我就像慈父,他总是在强调:音色。他解放了我的演奏,我的声音得以运用自如,它至今仍具有力度。这也得益于我在歌剧院弹伴奏。

在李斯特奏鸣曲中,他传授我个中精义:静默以及如何弹静默的艺术。

我搞了一个小花招:上台,坐下,一动不动。在静默中,暗数到三十,然后再弹出G音。这能在观众中制造近乎惊恐的效果:"发生什么事了?"当然,这很戏剧化,是音乐的戏剧,惊诧就是其精义所在。有很多大钢琴家,他们给你的菜谱,你老早就烂熟了,只有出人意料才会留下深刻印象。

我第四次给他演奏李斯特奏鸣曲,当着全班的面。他听后说:"我已经无话可讲了!"

他从没出国,他们不准他出去。他也很少演奏。有一天,他开了一场舒曼作品音乐会。开场曲目他弹得像头蠢猪,每个小节都有错音!然后是《克莱斯勒偶记》,一个奇迹!接着是《幻想曲》,我们再也没听过如此神奇的演奏。

教学是件可怕的事,对钢琴家来说是致命的,而他却全身心投入教学。他的音色出神入化,我依他的路子演奏,把握精义。有一次我弹德彪西给他听,他说:"你的德彪西让我听得入迷。"

我住在涅高兹家。一天晚上,我弹了整出《特里斯坦》,在结尾时,古萨科夫 - 他也是个学生 - 孩子气地说:"每个人都跪下来,向斯拉瓦(斯维托斯拉夫的爱称)致敬!"我当然反对,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不如向我吐口水,请向我脸上吐!" 古萨科夫是个瓦格纳迷,几乎迷得发疯!

在四一年十二月,我举行首次公演,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我就如此开创事业。

战争

我的职业生涯随着战争起步,那时到处都邀请我去,莫斯科、基辅、高加索……

在四三年、我赴阿罕格尔斯克演出,还有摩尔曼斯克。那里到处是猛烈的炮击,那些城市几乎变成废墟。我记得有一天特别冷,下雨,而且阴沉。大街上在放广播,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奥伊斯特拉赫演奏。拉得很好,带着忧伤的调子。

要论轰炸,哪儿也比不上地狱般的列宁格勒,相比之下,在莫斯科还可以勉强过活。我首次到列宁格勒演出是在四四年一月五日。我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到的,就我一个人。我从窗口望出去,听着隆隆炮声,能看见圣伊萨克大教堂,我就这样过的新年。到处一片惨淡,有种神秘的美。
在演出之后,我留在城区。他们检查了我的身份证后说:"你不能留下! 你是德国人!"而德国人却说:"你是俄国人!"

我在爱乐大厅举行了音乐会,所有窗户都是破的,是早晨的炮击震的。听众都裹着大衣,对音乐会我感觉不错,在演奏时我没觉得冷!

家庭悲剧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李赫特的父亲因是德裔,又在德领馆授课,被指认为德国间谍,被处决。后证明是冤案,得以平反。)

在俄国,样样事情都堵着瞒着,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比如我父亲,从没人提过我父亲被枪决的事。他的确是被处决的,就在德国人打到奥德萨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战争期间,我都呆在莫斯科。我母亲再嫁,逃到德国去了。她的第二个丈夫,曾更名改姓,有人以为他是我父亲的兄弟,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章。

康德拉季耶夫,我母亲的第二个丈夫,他是一个高官的公子,其父在旧俄政权任职。他也是德裔,改过姓,所以能避过革命。他从莫斯科逃到奥德萨,隐名埋姓。在奥德萨音乐学院,他还是感到不安全,怕有朝一日被揭发,所以他总是在改名字。他有好几年卧床不起,假称自己有肺结核病,直到德国人来时他才起来。他一直装病,装了二十年。母亲一直照料他,无微不至。我父亲全知道。当战争开始时,他搬来和我家人一起住。他们要我父母疏散,就单单我父母。要出发时,我母亲却拒绝离开,因为她不能把病人丢下不管!我父亲被处决后,我母亲和他在一九四一年离开俄国,和其它德裔人迁居到德国。在那里,他改姓李赫特。他对外称是我父亲,你们能理解,我很生气。当我到一些德国城市,人们告诉我:"我们见过你父亲!"我后来去德国拜访他们。

那时我母亲快死了,她住在医院里。

我在维也纳的首演音乐会真是可怕!我当时状态不佳,是从意大利过去的,在音乐会的前一天刚到。就在音乐会当天,我继父来见我,照直就说:"我的妻子去世了!"我后来再也没在维也纳演奏过,那场音乐会是个灾难,乐评极其恶劣,标题是《传奇的破灭!》!我那次弹得真是糟没法讲!

普罗柯菲耶夫

一九四一年三月份我演奏了普罗柯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协奏曲》,作曲家亲自指挥。当时战争还没爆发。

我曾演出过他的《第六奏鸣曲》,他出席了那次音乐会。他当时问我,是否愿意演出他的《第五协奏曲》。他说:"作品还没有获得成功,不过如果你愿意演奏,或许它会受欢迎。"他当然在开玩笑,两个月后,我公演了这部作品,这是值得纪念的时刻,听众对演出反响极佳!连普罗柯菲耶夫对此也万分意外,他对我说:"我晓得了-他们希望你加演肖邦《夜曲》!"

普罗柯菲耶夫很有意思,但也很危险! 他会对你玩花招,生性冷酷而又生气勃勃。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只要有委约,他就写。比方说《您好!》,这部作品至今还无法演奏。它是为祝贺斯大林的生日而作,的确是部天才之作,一座丰碑,但却是纪念普罗柯菲耶夫才华的丰碑。

后来就是我的首场独奏音乐会,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我演奏普罗柯菲耶夫的作品,还有六首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普罗柯菲耶夫讨厌拉赫玛尼诺夫,对拉氏的作品他老是口出不逊。为什么?因为他受拉赫玛尼诺夫影响很多!普罗柯菲耶夫的钢琴作品风格是得自于拉赫玛尼诺夫,比方说后者的《音画练习曲》,但这部作品却是普罗柯菲耶夫最讨厌的!

说真的,有时候我挺冒险的。比方说,学普罗柯菲耶夫的《第七奏鸣曲》。我只用四天,全部背谱! 这首奏鸣曲非常动人。

普罗柯菲耶夫有位好友,钢琴家马克西米连·施密多夫。他把《第二奏鸣曲》题献给他,还有《第四奏鸣曲》,都是追念,还有《第二协奏曲》,也是追念。施密多夫曾给他写了封信:"谢廖沙,有件事告诉你 - 我自杀了!"人们在两个月后,才在树林里找到他的尸体。

在四三年,他写了《第七奏鸣曲》由我首演。《第八奏鸣曲》题献给吉列尔斯,他演奏得很辉煌。普罗柯菲耶夫死前不久,曾对我说:"我给你写了一首奏鸣曲。"就是《第九奏鸣曲》。

在一九四八年,他们发布了那个愚不可及的决议,压制新音乐和普罗柯菲耶夫。尼娜和我不管它,音乐会照开不误,其中有里姆斯基和普罗柯菲耶夫的作品。我们就这么乾了,他们也许没看到海报!

尼娜

我们首次见面很有趣。

在我刚进音乐学院不久,一位单簧管乐手去世了。在葬礼上,很多人都去演奏了,有涅高兹,伊古穆诺夫等人。还有一位歌手,我被她震住了,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尼娜·多莉雅奇。

尼娜非常可爱,一位真正的公主。很多葬礼都请她去唱,她说:"我成了葬礼歌手。"

阿诺索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父亲,他对我说:"你该和她同台演出。"

(尼娜的回忆:"他到爱乐乐团来找我,说:'我想和你开音乐会'。他当时已经很出名了,似乎不太可能为我伴奏。我回答:"你是想和我合开音乐会吗?"他说:'不,我想为你伴奏!'")

一九四六年,我住进了尼娜的公寓。在此之前,我居无定所,只有两个小间,是公共宿舍,和其它人家合住,那是一个三口之家。

(尼娜的回忆:"他总是无忧无虑,以前他睡在涅高兹家的钢琴下面,地方小极了。他对舒适的生活总是很漠然。")

尤金娜

我常在葬礼上演奏,比如卡查洛夫的葬礼,还有尤金娜的葬礼……

我认识她,但不是很熟。对我,她总是多疑而刻薄。"哼! "她提到我总是如此:"就是那个只会弹拉赫玛尼诺夫的家伙!" 她对我评价不高。

她总是给人印象深刻。她弹李斯特棒极了,弹舒伯特最后一首奏鸣曲同样美妙,虽然都和作曲家原意都相去甚远。

她曾在战时演奏巴赫的作品,《降b小调前奏曲》,弹得又快又猛。涅高兹去后台问她:"你乾嘛弹得那么凶?"

"我们不是在打仗吗?"这就是尤金娜的性格!"我们在打仗!"

听过她的音乐会后,我肯定头疼,她总给听众留下强力的印象。她天份极高,是个独立特行、敢说敢做的女人。无论她何时步入舞台,看上去总像是刚从滂沱大雨中冲进来。在演奏前她总划个十字,我不反对这样,可你要知道这是在苏联啊……观众都为此而崇拜她。出于义愤,她在告别系列音乐会上朗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这很可怕:她那时牙都掉光了! 她过得像个流浪汉!

(采访者:"你在她的葬礼上演奏过吗?")

当然!你知道我弹什么? 拉赫玛尼诺夫!

指挥

我会是个不错的指挥,但我生平只指过一次!人人都对这事感到不可思议。我曾打架,弄断了手指,真的!我想:也好,我可以弹拉威尔的《左手协奏曲》了!

接着有场普罗柯菲耶夫的《交响协奏曲》,我很想指挥。但这部作品被官方禁了,文化部处处和普罗柯菲耶夫过不去。我就讹他们:我坚持说手指断了,很严重。这还真管用!

总共只有三场排练,大提琴手们全都是土包子,当听到独奏声部时,他们都在傻笑,独奏者是罗斯特罗波维奇!首演相当不错,连普罗柯菲耶夫也说:"如今我的作品有一个指挥专家了。"我后来再也没乾过指挥,其中有两件事我都不喜欢:分析和权力。没有指挥能逃过这两样东西,可它们不对我胃口!

巴赫

听巴赫永远没错,哪怕仅仅是出于洁癖! 我们总习惯在圣诞节欢聚一堂,聆听巴赫所创作的奇迹 - 《圣诞清唱剧》。第一通定音鼓就能让我兴奋狂喜!

我在第比利斯第一次演奏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这是一个挑战,又冒险又费劲。我用了一个月来背谱,同时我还要演奏贝多芬的《热情》。在第比利斯,我弹得很糟。但两天后,在巴库,情况就好多了。

但在那里我碰到一个烦心的意外:我发现他们开始对我盯梢。我有次赶不及,就跑着回旅馆。当我回头时,发现一个家伙也跟着我跑。我没有进旅馆,而是拐进了下一个胡同,他还是跟着跑,我就向他冲过去!我们撞到了一块!

我后来一直被盯梢,他们跟了我好几个月。我开始对他们耍花招。有次,在公交车上,有个家伙和我面对面。

我对他说:"下一站你下车吗?"

"是的。"

"那好,我就不下车。"

他只能灰溜溜地下车了。他们到处都跟着我,后来他们撤了。

我能说什么呢?也许是因为巴赫,有一阵子,我到处演奏巴赫的《平均律》。后来我曾收到一封信,上面写:"别再用巴赫来折磨我们了!"

早期巡演

第比利斯之行才是我演奏生涯的真正开端,而不是纽约音乐会,可人们总以为是后者。我从不觉得在俄国和去国外开音乐会有什么区别,美国之行是个例外,在那里我情绪低落,我是被迫去的,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甚至曾在农庄里演奏。我去过西伯利亚,那里每一个新的城市都强烈地吸引我。

(尼娜的回忆:"他习惯到处走走,曾两次步行环游莫斯科。对那里的城郊他了如指掌。他云游四方,坐火车、坐汽车,但他恨飞机。他第一次国外巡回演出是去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人很钟爱他,称他为'布拉格的最爱'。")

有几场音乐会在工厂举行,不太成功,我是从俄国来的嘛! 大厅里到处都挂着红旗,我问他们:"你们是要开党代会吗?"他们很惊讶。

我问:"乾嘛要挂红旗?"

他们说:"可它们是为你挂的呀!"

我说:"可我又不是来开会的!"

在布拉格,我的音乐会很成功。演奏的曲目很杂,例如肖邦的《第二谐谑曲》、拉赫玛尼诺夫等等……

我当时两度出国演出,第三次一直要等到一九五三年。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Auf Wiedersehen! (德语:再见!)

斯大林葬礼

关于我的事有许多胡说八道,都是荒诞不经!说什么我故意在演奏时抗议斯大林……他们说:"我在斯大林的葬礼上演奏。" 没错,我是去演奏了。他们还说:"我选了一首很长的巴赫赋格,听众对我嘘声一片。"什么人敢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发嘘声?他们蠢得连谎都说不好!还有:"警察把我从钢琴边拉走。" 事实上我是在一架立式琴上演奏,周围都是乐队,那些说法是彻头彻尾的编造!

我当时在第比利斯,从莫斯科来了封电报,命令我坐飞机回去。天气很差,已经没有航班了。他们把我塞进一架飞机,周围全是花圈,就我一个人!

我一抵达,就去演奏。我们头顶就是棺材,远在视线之上,我没法看见。我看见几个大官,谁?像是马林科夫,他看上去吓坏了,我想他大概觉得大难临头了。他是预定接班人。可他后来保住了位子和性命。

钢琴踏瓣坏了,这种情况下,我没法演奏。我垫了本谱子在踏瓣下面,总算可以凑合着用了。我发现有人四面八方向我冲过来,他们以为我在放炸弹!

整个过程都让人不舒服,有件事特别让人反胃,我当然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看的。午夜时分,他们要将斯大林的遗体搬走。指挥家梅里克-巴夏耶夫开始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演奏到发展部的时候,在这骨节眼上,一支军乐队打断了他,开始吹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令人讨厌!

当我离开葬仪大厅时,我听到了广播,响彻整个莫斯科:"贝利亚 - 布尔加宁 -马林科夫。" 我并不特别喜欢斯大林,但这些事让我想赶快去冲个澡,我感觉就像个局外人!




Sviatoslav Richter - Documentary - The Enigma - vol. 2



第二部

对俄国的大艺术家们而言,斯大林的去世升起了铁幕,西方世界开始了解他们。像奥伊斯特拉赫、吉列尔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等。李赫特成为传奇人物,但他要到一九六零才获准到西方演出。当年,他首度赴美巡演,六场卡内基音乐厅独奏音乐会精彩绝伦,其效果不亚于重磅炸弹。同时他的曲目库日渐庞大,几乎囊括所有钢琴文献。

(布鲁诺·蒙桑容 法国电视导演、采访人)

演电影

我曾演过一个小角色,是在影片《作曲家格林卡》里面。我演李斯特,这部电影面面俱到,反映了格林卡所处的时代。里面有普希金、托尔斯泰。影片大获成功!

影片中我根据《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进行曲主题即兴演奏,格林卡进来时,我刚好结束。这个场景拍得很美妙,很漂亮,很有效果的一段插曲。

赴美演出

我几乎没去成。我甚至想下错车,我就是不想去! 我想有意赶不上火车,这样美国之行就会泡汤。

(李赫特的妻子尼娜:"他对去美国演出毫无热情,尤洛克,美国的演出经理,他每年都要来莫斯科。他老是问起李赫特,他们总是对他说:'李赫特病了,他没法去。' 有一天,我们意外撞见他,尤洛克很惊讶:'你不是好好的吗 健康极了!'"奥伊斯特拉赫与康德拉欣,一直在恳求中央委员会,他们说:'让李赫特去吧! 当我们出国时,他们首先问的总是:李赫特什么时候来? 这让我们很尴尬。'最后他们决定,让李赫特出国演出。这是赫鲁晓夫亲自作的决定。)

我第一次去美国,克格勃给我派了个"贴身保镖"。小伙子看上去很正派,他的老板,是一个在列宁格勒的家伙,指示是:看住,跟着他。有一次,我要去芝加哥的博物馆,在门背后,我发现了这个叫安纳托利的小伙子。他很窘,嘟哝说:"是他派我来的! 是他!"

"你的任务就是演奏!" 他老是对我这么说,我被搞得神经紧张,变得慌慌张张的。

(采访者:"你可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

可能吧,但我发挥得很差,真的很差! 弹了大把的错音! 我受之有愧。

(尼娜:"音乐会结束,空前成功!就会有一大群人涌到后台来。但他自己会很不开心,他会说:'瞧,这就叫成功!可我感觉不行,他们什么都不懂,根本没听懂!'")

我不喜欢去见那些名人,但总有那么多的会见。

(尼娜:"和明希合作时他很激动。在排练结束后,斯拉瓦过去吻明希的手。我觉得明希毫不惊诧,他很有风度、很朴素地接受了。对了,还有奥曼迪。他们见了很多次,在一起合作演出。奥曼迪总说:"斯拉瓦,你该留下。你乾嘛要回去,移民吧!" 斯拉瓦对我说:"他们怎么都这样劝我? 可我在家感觉很好!" )

我觉得美国单调划一,到处一模一样,我不喜欢那里。

(尼娜:霍罗维茨邀请他去,他说他们相处得不错。然后是阿图尔·鲁宾斯坦)

(鲁宾斯坦的回忆:"他弹得棒极了! 我特地从欧洲赶过去,那时李赫特已经开了三场音乐会了。我对'伟大的李赫特'非常好奇,就去听他的音乐会。他演奏了三首拉威尔的曲子,不可思议! 声音美得出奇! 我以前从没听到钢琴会弹出这种声音,简直就像另一件乐器。我当场掉了眼泪。李赫特是个音乐巨人,悟性超人,他演奏钢琴,而钢琴也回应他,他和钢琴一起歌唱。")

音乐哲学

学得快其实很容易,难的是要从容不迫,同时还要朴素! 我拿起一页谱子,除非我掌握了,我绝不弹下一页,然后再一页页往下弹。

(尼娜:他对别的钢琴家说:"一天练三小时 绝不要多!" 他们问:"那么你自己呢,斯维托斯拉夫·特奥菲罗维奇?" 他说:"同样,三小时!"但他有时候一天练习十到十二个小时!)

胡说八道! 十二小时? 不可能! 也许有时候当我尽快赶一首曲子,比如,普罗柯菲耶夫的第七奏鸣曲,在最后几天我也许会练得多一点。但平时,不会! 十二小时? 从来没有过!

(古尔德的回忆:我向来认为音乐表演者可分两类:其一努力开发乐器性能,其二反之。第一类诸如音乐史上的传奇人物 - 李斯特、帕格尼尼,-直到后来以魔鬼技巧擅胜的大家。这类音乐家致力发掘他们和乐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第二类音乐家试图超越演出的魔力,在他们和乐谱之间创造幻景,以此来帮助听者领会音乐精义,听众与其说被演奏者所吸引,不如说更关注音乐。我确信在我们时代,第二类演奏家的典范是斯维托斯拉夫·李赫特。事实上,李赫特所做的是在听者和作曲家之间插入他的强力个性,就像某类连接环,以此他向听者揭示作品,往往给予我们意外的崭新视点。)

舒柏特的《G大调奏鸣曲》是我最钟爱的舒柏特奏鸣曲。我第一次演奏舒柏特的奏鸣曲,老辈份的教授们对我说:"舒柏特? 太让人反胃了! 舒曼就好得多嘛。" 很多人说:"这家伙是疯了吧?" 可我不是为观众而演奏,我只为自己演奏,如果我乐在其中,观众自然也会乐在其中。

我只想演奏伟大的音乐。

演奏会后,古尔德到后台来他说喜欢我的演出,但仅指我个人而言。问我是否愿意交流彼此对舒柏特的见解?

(古尔德:我第一次听他演奏,是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以舒柏特最后一首奏鸣曲开场,《降B大调奏鸣曲》,有史以来最冗长的奏鸣曲之一,而李赫特又以从未有的慢速演奏,使其更为漫长。我愿坦白陈言两件事,其一,也许不太合常理,因为我本人并非舒伯特音乐的表述者,我觉得其音乐中的反复结构棘手费解,我往往在其中精疲力竭。我忍受着这首漫长的舒伯特奏鸣曲。后来发生了什么?一个小时之后,我已陷入一种昏昏欲睡的恍惚状态。我所说的舒伯特的反复结构被遗忘了,我先前认为仅起装饰作用的音乐细节,如今显然成为音乐的组成基础,我至今仍对这些细节记忆犹新。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两种毫不相容事物的合体:用一种自发的即兴来揭示深刻精密的内涵。正像我后来聆听多款李赫特录音时所感受到的那样,我亲身见证了一位无比强大的交流者,他们以音乐铸造我们的时代。)

我在黑暗里演奏,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听众也能更好地聆听音乐,有什么好看? 演奏家? 他的手吗? 用不着! 他的脸部表情? 乾嘛? 什么都不需要,只表现作品,表达出作品中的音乐。谁会需要看呢?

(采访者:人人都说你只演奏你喜欢的作品? )

没错。

(为什么?)

因为我很自私。

有些人写文章说,我临时取消演出的习惯比我的音乐会更加出名。这些耍笔杆的! 的确,我生病时会取消音乐会,他们就说我反复无常。

不是那么回事!我不是取消,我只是推迟。在巴黎,有过场音乐会,在苏联大使馆举行。那儿有架斯坦威钢琴,调音师去那里检查后说:"这钢琴根本没法演奏。" 于是,我取消了音乐会。大使照常漫不经心,没加注意。音乐会当天下午五点,他打电话来: "观众都到场了,我该怎么办呢? 自杀吗?" 他总算说动了我,于是我去了,也许会很糟。我以勃拉姆斯《第二奏鸣曲》开场,整场音乐会还算过得去,称得上是我当年最好的一场!

在美国,他们让我去挑琴,有整整一打钢琴! 这就是我弹不好的缘故!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挑不对钢琴,我挑不来钢琴,从来不会! 挑钢琴就像选择命运,说的容易做的难。为音乐会挑钢琴很有害,会让你士气消沉,我向来把这种事交给调音师。试来试去,根本没用!这应该是调音师的活。就像圣彼得,只要心诚,就能在水上走;如果心不诚,就会沉没。

伊古穆诺夫有次对我说:"你压根儿不热爱钢琴!"

我回答:"也许如此 我更热爱音乐。"我有时在糟得可怕的琴上会弹得很好。

(采访者: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琴? )

我想要的总是没有,关键是在音色。雅马哈有这种音色,就是"极弱" (pianissimo),最微弱的弱音,是最勾人魂的,不是极强,而是极弱。

(尼娜: "他在早期音乐会上弹得很粗糙,加上他当时脾气暴躁,往往就会弹得震天响。后来他逐步开始注意音色,如今他的音色已进入朴素单纯的理想境界,越来越自由。他是花了不少时间,才达到神奇的美声(Bel Canto)。")

有一次,普罗柯菲耶夫说起他最心爱的作曲家是海顿。我也很崇敬海顿,他的作品多么鲜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喜欢海顿甚于莫扎特。而其它钢琴家呢?他们常常忽视海顿,这多么可惜!

我都把莫扎特忘光了,是不是我脑子出了问题?这很可怕,我根本记不起来了。如何来演奏莫扎特?有谁能弹好莫扎特吗?演奏莫扎特的秘诀是什么?没有答案。同样的乐句在海顿和贝多芬那里再简单不过了,但在莫扎特写来就难得可怕,是难极了!我还没找到演奏莫扎特的窍门。

我不喜欢被弹滥的音乐,比方说肖邦的那首"葬礼"奏鸣曲,简直让我作呕! 虽然这是一个天才之作。我有太多其它作品想去弹,总比去弹人人都弹滥的曲目要好。不包括室内乐在内,我有八十首保留曲目。我以前习惯背谱演奏,但现在不这样了(李赫特晚年都是看谱演出)。首先,这样更加诚实:你要按照谱子精确演奏,但你不可能记住谱子上的所有指示,于是,人们就开始所谓"演绎"。我坚决反对!


(采访者:你的诠释经历过演进吗? )

如果有,我也注意不到! 我从未怀疑过:正道只有一条。为这个简单的理由,我总是仔细阅读谱子,任何曲子只有一种诠释方法。库特·桑德林这样说我:"他演奏得很好,但读谱更好。"

(采访者:为何你不经常和乐队合作? )

他们是要排计划的,而我却不行! 他们总说:"五年之内。"计划! 到处是计划! 也许这样不太公平,但在俄国只要他们想听我演奏,就会取消交响音乐会,让我上场,而这里(西方)却不可能。

我从不订计划,我随时准备在任何地方演奏。哪怕在学校,没有报酬。我也不关心是否在大音乐厅。他们总说我爱在小场子演奏,完全不是! 大的音乐厅总是被订满,当我想去演奏了,他们早就排了菲利普·昂特蒙!

如果事情都预先安排好,我总会让它泡汤。如果我自问:明天如何? 这样,那样,都行! 鬼知道我三年中会乾啥!

我很喜欢一个画家,他在俄国很出名,罗勃特·法尔科。他有次对我说:"绘画中最难的一种技巧" - 我觉得在钢琴上也一样 - "就是画一个完美的圆。"我曾去他那里上过几节绘画课。他当时说:"当你用双手同时画两个圆时,反而容易画得匀称。"这在钢琴上道理一样:一切都要匀称。他还说:只有当你刻苦劳作之后,那一刻才会来临,就如同水终于烧开一样,那才是最要紧的一刻。

合作

我常和穆拉文斯基合作勃拉姆斯,可他总想排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穆拉文斯基,多伟大的指挥家! 你们都听过我和他合作的那个录音(指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

那么和卡拉扬的那个版本呢? 那里面有个大错! 就在第二乐章:华彩过后,呈示部反复,他一直保持那个音,不给我起拍。这家伙顽固透顶!

卡拉扬有时也有奇思妙想,比方说他指挥的马勒。可是在三重协奏曲(贝多芬)中他却严苛极了! 那次录音简直像打仗:卡拉扬和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一帮,而我和奥伊斯特拉赫一伙对着乾!卡拉扬感到奇怪,为什么我总看上去闷闷不乐?因为这其中有些挺浅薄无聊的事情,奥伊斯特拉赫也不开心,而罗斯特罗波维奇总想出风头。卡拉扬对速度判断有误,我不喜欢这速度,奥伊斯特拉赫也表示反感。就是在第二乐章,罗斯特罗波维奇觉得排够了,卡拉扬按照他的一贯作风说:"行了,这样没问题!"

我说:"不行,让我们换个速度。"

"不,我们还有更要紧的事 - 拍照!"

在那张讨厌的照片里,他装腔作势,而我们像白痴一样在傻笑! 真恶心! 那天他是这么回答我的:"我可是个德国人。"

我说:"那我就是中国人了!"(在欧洲的漫画中,中国人通常被画成咧嘴赔笑的样子。)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

我很喜欢布里顿的音乐,我听过许多他的杰作:《麻鹬河》、《阿尔贝·埃林》,后者我还演出过,还有《旋螺丝》。我们是好朋友,在一起弹两重奏。我们在阿尔德堡现场演出过,双钢琴奏鸣曲(莫扎特),我和他只排练了三次,的确排得很少。

一次在奥德萨歌剧院前,当时街灯还没亮,我和一个人擦肩而过。他直直瞪着我,眼睛里一片茫然,呆滞无神。我认出他是肖斯塔科维奇,打心眼里不舒服。我知道他的歌剧,当时谱子已经出版了。作品里有股让人作呕的粘合剂的味道。他在场我就有点发怵,膝盖在打颤! 他很古怪:神经兮兮的,但认真得要命!是个大天才,却古怪极了,像个闷葫芦。他几乎是疯疯癫癫的。我不疯,我很正常,我只是有时希望我是疯的!

(尼娜:"肖斯塔科维奇第一次来我家,斯拉瓦对我说:'当代的柴可夫斯基来了'。")

我们很快成了熟人,可还称不上朋友,后来才成了朋友。那时我和奥伊斯特拉赫首演他的奏鸣曲。

了不起的小提琴家!他是最棒的!我父亲介绍我们认识时我才只有十二岁,他已经快十七岁了。他那么优雅,那么英俊,同时又和蔼可亲。后来我去听他的音乐会,什么样的发音啊!几乎举重若轻!没有多余的动作。奥伊斯特拉赫和我合作过多次,勃拉姆斯、弗兰克…… 在对弗兰克的演绎上,我们有些分歧:他觉得这是客厅音乐,而我觉得这是部神奇的作品,有普鲁斯特的笔触。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们录制的勃拉姆斯和普罗柯菲耶夫很不错。

(尼娜:和费舍尔-迪斯考合作就没这么简单了,对斯拉瓦来说很麻烦。这是因为费舍尔-迪斯考个性极强,斯拉瓦也是如此,他们总是很难合拍。他们举行的音乐会妙不可言,他们似乎都超然物外!)

这个人简直是个奇迹,无以伦比,不可置信!和费舍尔-迪斯考合作很难,他对歌词的苛求无以复加,想要和他保持和谐一致,他的伴奏者一定要稍稍等他一点。他的发音句读无比惊人,演绎沃尔夫则相对容易些。无论在交往和音乐上,我们都度过了非常美妙的时光。

如今,安德烈·加夫里洛夫是一个国王。他很幸运,总是能自得其乐! 这是健康的标志。不过倘若他能再谦逊一些,他会更加快乐。我们合作录制了亨德尔的组曲。当朋友们在听这张唱片时,我让他们猜这是谁弹的。很多人都会搞混。就连我自己,有时也会听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光凭听,我甚至觉得加夫里洛夫弹得更有意思,尽管李赫特弹得毫无瑕疵。(这套亨德尔组曲后来被EMI收入廉价小双张的"强音"[FORTE]系列中发行)

退休

尽管我脾气不小,但我其实性子很冷,对自己总是有客观超然的看法。

如今我力不从心了,它已不在巅峰状态,无论脑子还是听觉都衰退了。可我还以为状态一流,而它已经一去不返了。我的听觉已经抓不住调了,我害怕再演奏了。现在我退休了。

我觉得很厌烦。我总体上讲的还是生活,而不是音乐。人生有太多的烦扰,世事纷繁。

我讨厌我自己,就是这样。


文字来源:
東柏林地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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