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國可能陷入五個巨大的經濟災難
中國經濟的持續放緩引起外媒廣泛關注。日前，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一篇文章列出了中國面臨的五大經濟災難：地方政府債務、社會動蕩、財富外流、環境危機和通貨膨脹，認爲如果中國經濟的這五大問題達到臨界點，有可能隨時引爆並迅速傳導至其它國家。
《外交政策》雜誌文章《中國經濟災難的五個跡象》的作者莫斯提醒，隨著中國企業借款減少；製造業產出下降；利率意外削減；進口增長停滯；GDP增速預期已經下調，中國的經濟增長引擎已經熄火，並成爲全球經濟最不安全的因素。
地方政府債務
莫斯認爲，北京當局之前把5,860億美元的刺激款項給了地方政府，以減輕2009年全球經濟困難時期的疼痛。但這種刺激只是推遲了痛苦，因爲現在到了地方政府必須認真地緊縮財政以還清債務的時候了，這跟歐元區的狀況很類似。
文章舉例說，在繁榮時期，中國很多地方政府都大量買進豪華汽車，而現在，比如溫州，已經在打算今年拍賣掉80%的汽車，算下來有1,300輛，全國其他地方也都出現了類似虧本甩賣的現象。
社會動蕩
莫斯在文章中警告說，隨著多年來第一次出現低於8%的GDP增速，中國的社會結構可能受壓，特別是在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的外來務工人員會發現自己的工作面臨危險的時候。
中國對歐洲、美國和巴西的出口增長已經開始放緩，出口企業正接二連三地倒閉。與此同時，工人和當地企業已經政府的衝突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特別是在經濟增長率逐漸放緩之際，這類群體性事件可能激烈升級，甚至引發像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運動和希臘騷亂之類的運動。
財富外流
文章分析說，中國的億萬富翁不信任中共當局。從去年底開始，很多中國有錢人開始對國內市場失去信心，他們開始投資外匯等易於轉換的資產，而不是像中國房地產之類的固定資產。他們抱著這樣的想法：一旦大事不好，抓緊時間跑路。
莫斯指出，這是這些有錢人防範國內政治和經濟不確定性的一種手段。在目前中國貪官汎濫的情況下，有錢人和有權有勢的人通常親如一家，如果中國真的陷入衰退，很多有錢人可能會決定跑路。
環境危機
莫斯在文章中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給中國的環境帶來巨大挑戰。例如，為滿足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中國早就已經開始進口能源。但現在，中國碼頭的煤炭堆積如山，而這些煤本該在中國的發電廠裏發揮作用。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莫斯分析認爲，因為製造業產出較低。去年，中央計劃者認為應該囤煤，以備急需。現在電力需求不斷下降，因為民眾、企業和工廠迫於經濟壓力都在削減用電量以減少開支。
莫斯指出，很明顯，中國在調和中央計劃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方面遇到了真正的難題。在全球市場中，大家都在爭搶相同的稀缺資源。中國吸取這些經驗教訓的方式是慘痛的。過去一年，煤價降了10%。煤價下降可能會進一步削弱全球經濟，減少對出口的需求。
通貨膨脹
文章寫道：中國消耗的肉產品越來越多，而且受持續不斷的需求影響，禽類和牛肉價格也在上漲，這就使得通脹成為當局需首要解決的問題。但中國市場也在努力進行自我修正：價格上漲，需求下降，然後供過於求，政府就會介入，買進豬肉以穩定物價。但莫斯也說，到那時，蛋類價格已經飆升了。
文章最後總結說，中國的這五大經濟災難有可能隨時引爆並迅速傳導至包括美國在內的其它國家。
辛子陵：致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人
【辛子陵：致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人】須知没有不倒的和珅，没有不死的皇帝，没有不滅的王朝，清算只是延期而已。“共産党官僚的腐敗正在逼迫人民起来革共産党的命。” https://t.co/b0rUwFH2
辛子陵：打破党國體制，關鍵是要把毛澤東“盜”走的軍權还給國家，实行軍隊國家化。民主憲政要從這裏起步，政治體制改革要從這裏開始。不允許有一個獨掌軍權的“狄克推多”監國。要恢复1949～1954建國初期的軍事領導體制，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员長共掌軍權，國防部長爲軍委秘書長主持常務。國家主席爲法定軍委主席，總理、委员長爲法定軍委副主席，設委员若幹人。舉凡對外宣战，對內用兵，頂層軍事將領（大軍區正职以上）的任命，軍委作出決定後，人大常委會票決，三分之二贊成方能生效，命令下達須主席副主席三人聯署，使軍隊真正掌握在國家手中。
林輝：任弼時曾任延安的鴉片專員
導讀：當年，中共被國民黨趕到西北後，因不抗日反打國民黨軍隊，被國民黨斷了經濟來源，經濟因此捉襟見肘。爲了實現發展壯大的目的，中共領導人遂在南泥灣開荒種鴉片。當年任弼時曾是延安的鴉片專員，通過將中共軍隊種植的鴉片販運到國統區和日占區，進而爲中共的發展壯大提供資金。
這裏轉載的是林輝先生寫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海外報刊上，時間是2011年6月19日。林輝先生撰寫了不少中共曆史上不爲人知的故事，他身在境外寫作自由，研究自由，獲得資料的渠道自由、多元，想必不應該將嚴肅的曆史像中共本身一樣撲風捉影的，這樣那就形同中共了，以專門搞臭中共而不是澄清曆史爲使命了。這也是對中華民族極不負責任的，想想這樣一位年輕的學者（1979年生，父母均爲華僑，經曆文革，後定居香港），不會如此不堪的。此文專門介紹任弼時曾任鴉片專員的一段曆史，那是在延安時期的大生産運動中開荒成田之後，這位大員負責鴉片買賣，以爲日益狀大的中共及軍隊籌集糧饷，題目做了調整。這是一段需要深入考證的曆史，如果屬實那可真是不堪了——爲了目的完全可以不擇手段。在很多情況下，目的不能證明誰無恥與高尚，恰恰是手段。中共奪取政權後，信奉只要目的高尚，手段是無所謂的，所以整個人間道德全面顛倒，至今仍然爲害慘烈。爲此，本人有一句與此針鋒相對的名言：如果手段卑鄙了，再偉大的目的必然是卑鄙的。 目前，國內一些電視台正在播放贊頌中共前領導人任弼時的電視劇《任弼時》。不過，該電視劇沒有告訴觀衆的是，當年任弼時還曾是延安的鴉片專員，通過將中共軍隊種植的鴉片販運到國統區和日占區，進而爲中共的發展壯大提供資金。 任弼時，1904年4月出生在湖南湘陰縣（現爲汨羅市），1921年前往蘇聯留學，次年加入中共。歸國後先後任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中央代理書記、總書記。中共武裝暴動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湘贛蘇區省委書記，並率領紅六軍團、紅二方面軍北上逃跑。抗戰期間，擔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延安鴉片專員。 當年，中共被國民黨趕到西北後，因不抗日反打國民黨軍隊，被國民黨斷了經濟來源，經濟因此捉襟見肘。爲了實現發展壯大的目的，中共領導人遂在南泥灣開荒種鴉片，並販賣到國統區和日占區。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耀傑經過實地調查後曾披露：“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爲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制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裏面的。” 而任弼時就是當年的鴉片專員。原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記》亦提到：“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制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爲鴉片問題專員。” 關于這個鴉片專員對種植鴉片的看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級官員看的“內部參考”中有這麽一條新聞：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個傍晚，紅軍專員任弼時和美國記者斯洛順著延河邊一同散步來到了寶塔山下，任專員摸了摸那爲要顯示自己黨內地位而刻意蓄留的山羊胡，手指著一大片金黃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對斯洛說：“又是一個豐收年啊！”帶著稚氣的年輕的斯洛，顯然還沒有跟上任專員的思路。任專員繼續著他的話題：“往年，我們延安蘇區根據地生産出的棉花、布匹，一車車拉出去，換不到什麽根據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來，我們改爲種鴉片，一車車鴉片拉出去，一車車的槍支彈藥、食鹽和醫藥等急需品滿載而歸，延安蘇區根據地一天天地擴大著……” 看來任弼時在國難當頭之際，對于販賣鴉片之事是頗爲贊同的。或許正如中共黨魁毛澤東所言：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據莫斯科特派員的日記記載，“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認同販賣鴉片對中共的重要性，中共爲何還要將其美化爲“爲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産運動”呢？看來當年中共還是需要塊遮羞布的。同將鴉片生産和貿易合法化、並將鴉片不斷地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戕害同胞的中共相比，提倡“新生活運動”、禁止鴉片的國民黨在道德和行爲上都遠遠超過中共。 如此忠于中共的鴉片專員任弼時大概不會想到，做如此傷天害理之事的他會遭到上天的懲罰。據說，任弼時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剛進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做出決定：任弼時必須休息。決定當天，他就在醫生陪同下，住進了玉泉山休養所。5月，休養中的任弼時病情不僅沒有好轉，反而趨向惡化，出現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狀。 當蘇聯的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時的病情後，主動派了一個蘇聯醫療專家組到中國。蘇聯專家們在會診的報告上寫道：“……嚴重的高血壓症，腦血管有明顯硬化之症，心髒初期機能障礙，腎初期硬化，肝髒肥大，可能引起新陳代謝障礙；並有糖尿病，但尚不嚴重……”因此，專家們建議任弼時到蘇聯進行治療。任弼時于1949年12月初抵達莫斯科，先是在克裏姆林宮醫院，經過了20多天的治療後，轉往巴拉維赫療養院療養。到1950年春季，任弼時的健康似乎已經恢複得相當不錯，因此于5月28日回到北京。熟料10月底突發腦溢血，于10月27日不治身亡，時年46歲。 任弼時死後，毛澤東罕見地出席了其葬禮，這是中共掌權後的第一個葬禮。毛大概是想向黨徒們表明，任弼時的所作所爲黨是肯定的，鴉片在中共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而中共新領導人則繼續著欺騙的傳統，在任弼時生日一百周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産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不知地下有知的任弼時是否願意接受這死後的“榮耀”呢？ 作者：林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