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李奉先凤凰博报 作者：李奉先
瞿秋白，曾经是后陈独秀时代中共最高领袖。纵览瞿秋白短短的一生，是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的一生。
在风云激荡的时代，他成为被政治舞台选择的人。当他果断停止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时，他又成为大革命年代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然而他在政坛上因纯粹的才子个性不懂权力斗争，却又被自己的政治对手无情地抛弃；当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时，恰又被和平年代的混乱“革命”所批判和打倒。
瞿秋白生前曾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可在不同的时代，他被冠以种种截然相反的称谓，从“革命先烈”到“叛党投敌”，从被“顶礼膜拜”到“掘墓鞭尸”，这个饱受争议的早期领导人对革命贡献之巨大，所受待遇之不公，平反昭雪之漫长，实为史所罕见。
他耀眼的头衔曾经开列出一长串：中共“八七会议”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奠基人。他准确翻译了《国际歌》，也是唯一的具备俄语翻译水平的外交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好的领导人”。
1929年夏，由于米夫、王明一伙捏造了“浙江同学会”事件，使用一切抹黑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的“失踪”。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至此米夫达到了控制中共中央的目的，而王明也一步登天。
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并领导左翼运动。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不知为何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被捕，由于叛徒出卖，身份被国民党当局识破，于5月9日被押解至长汀。在被押期间，他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
是年，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留下最后的风采。用毕酒菜，从容走向刑场，沿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于罗汉岭，他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五岁。
瞿秋白壮烈牺牲后，党内外干群群情激奋，纷纷质问是谁出卖了领袖？叛徒是究竟谁？
很多人把焦点注意集中嫌疑最大的张亮和周月林身上，因为她们是继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后，与瞿秋白同时被俘，被押到水田镇，几天后又被押解到上杭县国民党保安团第十四团团部。于是大家想当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就是张亮、周月林。张亮，丈夫是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的项英。
张亮，丈夫是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的项英。1938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与周月林分开后，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与丈夫分别3年多的张亮，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深情地呼唤着项英的另一个名字“德隆”，扑向丈夫的怀抱。
项英对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分外憎恨，“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 听了项英声色俱厉的喝问，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同时心情倏然紧张起来：这可是一件讲不清、道不明的大事呀！周月林又不在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作证，自己真是有口难辩！气急之下的张亮，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已是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从中得到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两眼盯着张亮，从牙缝里骂出一句：“你还有脸来见我！？ ”张亮看见项英由于怒极而变形的脸，惊骇地倒退了一步，口里发出一声尖叫，就在她接下去喊出“不是我”这句话之际，项英扣响了扳机，满身征尘的张亮仰身倒在地上……
有张亮1938年被项英击毙在皖南的事实，民众又把目光对准了周月林。建国后，公安部门很快查清，周仍在人世，居于上海。 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28日解往北京。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之后，她被送到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按照徒刑年限，至1977年12月，周月林刑满可以释放，然而鉴于“罪行重大”，她继续被关押。
1979年8月，有关部门继续认真核查谁是真正的叛徒，毕竟涉及到出卖瞿秋白这样的重大事件。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
至此，事件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写至此，不免一声叹息。瞿秋白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那么他的死造成了项英激情杀妻，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历史误会呢？
瞿秋白若泉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本文来源：李奉先凤凰博报
周其仁：货币的教训
[芦笛之声] 货币的教训——美国次贷危机的思想影响（作者修订版）
今天讲的题目是“货币的教训”，副标题是讨论一下从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的思想影响。现在有很多讨论针对次贷危机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今天我们讨论这个事件对思想的影响，因为重大事件通常都会在思想上引起反应。美国的华尔街一出事情，政府大手救市，七千亿美元拿出来，欧洲、日本很快跟上来，所以政府市场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媒体叫“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接下来就是中国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变动，中国自己应该怎么看。我想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学是不少的。我想讲讲我的看法。
我们有过90年代以来的经验，对从“主义”出发看待问题有所保留了。因为92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时候，有过一个主义之争。邓小平到南方，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就是，不要去炒这个“主义”，应该认真讨论实际问题怎么解决。这是邓小平当年废除的“主义”之争。那我想这个传统，作为学术界可能还应有所考虑。那什么叫“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些都是比较大的词汇，要和里面具体的东西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内容。
所以我想首先从这里看，这次金融危机对思想的影响。我的第一个看法就是怎么来看市场经济制度。现在流行“市场失败靠政府救”的论调。反对的意见也有。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有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首先是政府的失败。因为这次美国的“两房”，都是准政府信用，是联邦信用扶持的为按揭担保的公司，其政策意图是帮低收入的家庭买上房子，这个意图当然都是好的。因为低收入家庭要买房，在财务上会有问题，正常的商业银行一般不愿意借款给他们。于是联邦就支持“两房”提供担保。这“两房”，听起来很像是两个市场机构，但实际上是state sponsor的company，就是由国家财政力支持的公司。这两个公司让商业银行给他们的目标人群放发购房贷款，同时承诺来收这些贷款的证券。“次贷”规模那么大，开始就是这样来的。
从这个现象出发，这个危机一开始就是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造成的。因为政府为援助贫困家庭，要用财政来担保。它不是用财政给低收入家庭直接提供买房补贴，而是用财政经由金融安排来提供担保。最后被证明失败，说市场失败也可以，因为确实是在市场上发生的失败。华尔街是市场，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影响到全球，还不是“市场失败”？不过仔细分析，在市场失败里面，也有政府失败的“贡献”——没有准联邦机构的担保，次贷能发展到这么个规模？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上，最基本的概念上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推敲。我的看法是，从来没有政府不起作用的市场。没有那回事。所有的市场，多多少少都包含着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功能。我们走进一个集市贸易，看到买家卖家在讨价还价——这不是蛮奇怪的吗？他们争来争去，为什么只讲价钱、不比拳头？为什么争利益不直接下手？因为都是君子吗？仔细观察，市场背后还有一大套东西跟着。要是把警察、法庭、监狱全部撤掉，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只讲价钱的市场吗？
当然，为集市提供服务的“政府”，不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也许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权威、一个当地的名门望族甚至一个什么老大。不过，总有一个可以行使强制力的机制在限制其他竞争、保护商业性竞争。譬如两个商人之间发生冲突，或买家卖家之间发生纠纷，怎么解决呢？打起来怎么办呢？总要有一个规则的执行者，特别是一个所谓“第三方”的权威执行者。所以，即使在最简单的集市上，我们也看不到一个市场与一个政府有清清爽爽的区分。
从产权概念讲，市场活动就是人们在行使他们的资源转让权。这个转让权，不但要有一套初始的界定，而且还要在过程中有效执行。因为总不能把邻居家的菜拿出来卖呀？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有人非要卖怎么办？这就需要社会有一套规范在后面跟着才行。任何人只能卖属于他的商品，权利得到清楚的界定，才能顺畅地转让。所以在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那里，定义property rights，定义转让权、收益权、使用权等等，他一开始就用了一个词即 “socially enforced”，也就是产权要由社会强制执行，否则那一组行为的自由空间，那些构成我们称之为“市场活动”的行为，都无从发生。
这些权利要执行才有用，不是拿来说说的。因为涉及到利益，涉及到竞争和竞争的种类，没有社会强制性的规范，没有中间力量、仲裁力量、第三方监督，没有拥有有效强制力的，何来“市场”？从这点出发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没有政府的市场经济更无从想象，最多是黑板上的市场经济，是纯粹想象出来的幻影。所以在概念上，如果把政府放在对面，把市场放在这里，动不动就说“政府如何、市场如何”，那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框架。
所有的市场，都内生地包含了政府和政府提供的服务。政府服务当然从不免费，所以政府要抽税。因此，税收当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税收会影响生产和交易的意愿，影响市场和交易的行为。譬如最近危机的影响，你们上海政府决定降低房产的交易税，鼓励买房卖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政府从来就是市场的一部分。完全没税收的市场谁见过？没有。想象一下都有困难。
政府凭借抽税权，还可以发债。所以政府债又是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市场里卖的不光是股票，还有更大的一部分是政府债。国债是很大的市场，政府怎么会不在市场里头？再往下探查，政府有税收，有了以未来收税为基础的债，那政府当然就可以提供担保，以政府财力给市场活动、金融活动提供担保，比如刚才说到的美国“两房”。是政府，还是市场？又是政府又是市场。
上面提到了几项：产权的法律界定和执行、收税、发债和担保，都是市场里的政府活动。在今天的讲座中，我想着重讨论政府在市场中发生作用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货币制度。我们知道市场离不开交易，交易离不开交易的媒介。最早自发产生的交易媒介是贵金属货币。因为贵金属便于保存、也不难分割，适合做交易媒介；更重要的是，贵金属的分布、开采、勘探、发掘、冶炼，受自然、资源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子冒出来很多，大体与人类多少年来经济活动的需要相称。自发的贵金属充当货币，似乎看不到政府的直接作用，但如果民间起了纠纷，像是有商品交易起了纠纷一样，还是需要合法强制力的干预，否则，市场秩序就没有了。
贵金属货币携带不便，逐渐演化为以贵金属为本位的纸币。中国历史上的银票，就是把银子存入票号，然后票号开出一张字据就是银票，存银人可以凭银票到用钱的地方去兑换实银。这类货币，基本上还是以商品为本位的货币体系，民间主导的，还没有被政府直接控制。但是，历史上也有记载，政府早就参与货币的发行，如官家的铸币、官方的可兑换纸币，以及近代以来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官方不可兑现的纸币，就是fiat money。到了这个阶段，各国货币差不多都变成政府直接控制、以政府信用来发行的纸币体系了。在fiat money的体制下，政府发出的票子与政府储备的贵金属常常脱节，这也开启了近代通货膨胀的新时代。
今天美元的全球地位，是建立在当年美国政府承诺的基础上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定下来的主要就是美元对黄金挂钩，然后各国货币就可以对美元挂钩。具体讲，美国财政部储存了多少黄金，美国就发行多少美元，并按当时的金价，划下了每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固定兑换率。有了这一条，各国货币就可以固定汇率挂美元，因为美国政府承诺，世界上任何央行都可以拿了美元去美国财政部按上述固定兑换率换得黄金。当时的美国，早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超强国的承诺，信者如云，美元才替代了英镑，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和主要的结算货币。
问题是，美国并没有持续做到以黄金为本位。做不到的原因，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快，各国需要更多的美元来作为储备和结算货币。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内的财政需要，也迫使它超发货币。1971年，美元正式与黄金脱钩。从此，开启了一个政府的法定货币完全“无锚”的时代。这也是弗里德曼后来反复强调“货币祸害”的背景。奥地利派的经济学家，更对法定货币绝望，提出货币复古，也就是回到金本位的政策主张。
在道理上，贵金属货币是不容人随便捣鬼的货币。但是，货币复古的主张，就是至今也看不到可以被接受的前景。比较根本的原因，也许是现代经济增长需要的货币服务，不是黄金或任何其他贵金属货币可以满足的。现代技术进步加快了，全球交易的广度和深度今非昔比，坚持用黄金本位，通胀的危险可消除，但货币不足也一样影响经济。哈耶克到后来也承认，货币复古所需要的公众支持的条件，实在太难达到。
这样，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里，就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政府控制的变量——货币，即法定不兑现货币。当今世界，有谁看见过不用法定货币的“市场经济“呢？谁也没见过。我们看见的，都是以国家信用、政府信用为本位的法定货币。这更是一个市场经济里须臾不可或缺的方面，也是我们关于“市场里的政府”命题的最重要的根据。
这个法定的不可兑换货币，在提供便捷、统一的交易媒介的同时，也为不负责任的政府提供了方便的机会主义的工具。什么是政府的机会主义呢？就是入不敷出，财政开支大于税收，也等不及在人民信任的基础上放发国债，就发钞票解决问题。这就是“通货膨胀税”的由来，看起来没抽谁的税，谁也不特别痛苦。但票子发多了，一旦形成通胀预期，物价飞涨，就等于向全社会成员征税，特别是对无力靠购买资产保值的低收入群体征税。
历史的经验是，当政府的开支能力没有可靠的税收与发债基础为后盾的时候，不可兑现的法定货币总是在发出难以抗拒的诱惑。这方面，超级的恶性通胀可以“青史垂名”，譬如1921年到1922年的德国，还有解放前我们的那位蒋委员长。当下也有不让古人的国家，比方津巴布韦。一位朋友从那里带回一张当地的钞票给我，面额是1后面加12个零，能买什么呢？一只鸡蛋！
回忆法定货币的历史，既然全盘退回金本位很困难，那么发行法定货币的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就始终存在。这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一个困境。总不能没有货币吧？正如不能没有语言、文字、法律一样，否则人们交往、交易的费用会大得不可以道里计。但货币制度本身又充满矛盾和危险，特别是政府独家控制了法定不可兑现货币的发行之后，怎样约束滥发、超发货币的诱惑，是一个至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所以，过去那些研究货币的经济学说在今天还大有意义，不是说那些分析到今天我们不能挑它的毛病，或者说其政策建议我们都同意。最主要的意义，是对货币制度内在的矛盾有一以贯之的关注，对法定货币约束机制的困难有持久的关注。
恰恰通过货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根本就没有无政府的市场。从这一点来看美国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首先就是货币出了问题。现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五花八门的金融形式上，譬如次贷、种种衍生工具、以及所谓毒资产等等。但是我们还应该关心这些形式变换里的内容。讲到底，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流动性，什么金融游戏也是无源之水。
美国怎么会有那么多钱来玩那么复杂的游戏呢？不少人谴责华尔街的贪婪，找寻政府监管的错失，或一般性地断言“市场失灵”。都有道理。但是离开了美联储多年宽松的货币发行，离开了脱离金本位的“自由美元”，上述因素没有可能单独造成如此之大的全球灾难。说现在全世界政府在“救市”也是可以的。不过不可忘记，在这个等待拯救的市场的最基础部位即货币部位，政府的货币当局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和“贡献”。
就以美国为例，没有多少储蓄，却大手消费，成为消化全球出口的大市场。哪里来的钱呢？靠金融“融”来的：居民家庭大肆借债，公司大肆借债，政府也大肆举债。美国的债主60%是外国的，很多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个重大变化。其中很多融资给他的还都是比他穷的国家，其中一个大头就是我们中国。
美国以美元计价大量发债，然后就有了可以大手进口商品和服务的巨大“需求”。反过来，美国的进口就是其他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出口呐，于是中国大手出口，刺激了我们的外向工业，也以“外向驱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对中国自己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过去农业立国，制造业落后，现在大量制造产品被国际市场接受，意味着中国产品的质量，可以满足国际标准，也可以利用全球的商业通道，增加中国人的贸易知识与合约知识；又在出口部门容纳了数千万工人的就业。这些都对，抓住了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机遇。问题是能不能持久。因为连年不断的净出口、巨额贸易顺差、外加外资大量的进入，既是成就，也是挑战。
最基本的一点是，无论怎样进来的外币，到了中国都要换成人民币。跟谁换呢？最后都是跟央行换。央行拿什么换？基础货币。每进来1个美元，8元多人民币就是放到市场上去。这就是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中国自己的货币供应被带上去了，国内的货币形势、流动性形势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央行“被动”超发货币的由来。不是因为财政需要而主动超发，是因为大量外币进来被动地超发基础货币。这是一个新的特点。过去的超发，是基于财政性的需要，政府开支大于收入，靠发票子帮忙。无论过去的计划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都发生过这类事，也是历次出现较高通胀的共同根源。1958年的大跃进，1980年的“洋跃进”，后来为了解决农民太穷实行的农副产品提价、以及由此而来的财政倒挂，直到九十年代初的投资过热，靠的都是超发票子。1988年邓小平部署“价格闯关”，但是在货币过量的情况下，价格改革的关口闯不过去，因为一旦市场的通胀预期形成，出现大范围的抢购、挤兑，民心不稳，改革就没有深入的社会条件。
1994年以后，中国吸取了多年来的经验教训，由全国人大通过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不得以央行超发票子去补财政收支的缺口。这就从制度上断了传统的超发货币的根子。自那时起，中国财政基础日益稳固，不再构成主动超发货币的压力。但是，随着中国进入全球化、参与国际贸易，在充分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同时，也由于汇率机制的灵活性不够，累积起巨量的“双顺差”，逼迫中国被动地放出了过量货币。这样看，中国走出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来一波接一波的“结构性经济过热”、“全局过热”、以及通胀再起，从根本上看都是被动放出过量货币的结果。
还有一个新特点，与80年代不一样。那时票子多了大家就多买消费品，强购农副产品，很快消费品物价指数就显示出来，然后政府就治理整顿，压通货膨胀。但是现在由于收入水平和分配结构的变化，票子多了，流动性先冲击资产价格，引发房地产、股票市场、以及其他投资品市场的价格上扬。在习惯上，资产价格上扬甚至飙升，从不被看做是通货膨胀的表现，例如格林斯潘就明言美联储管不了资产价格。但是，资产价格也是“物价总水平”的一部分，货币过多必定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扬，其中也应该包含资产价格的上涨。非要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大幅度上来了，才看作通胀来临，这样的认识现在看来有缺点。
回到我们讨论的基本问题，市场总离不开政府。其中，政府控制法定货币，在离开了金本位制之后，对市场有重大的影响。货币出了问题，市场不可能顺利运转；货币出了大问题，市场就出大问题。等到市场危机，要政府来“救市”，首先就是救政府自己。过去经济学教科书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划了一条清楚的界限，现在看这个框架大有修改的余地。
我们还要警惕全球性的通胀文化的影响，似乎市场越是出了问题，就越要靠政府超发票子来拯救。这样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无非是把矛盾推到将来。
美国财长鲍尔森对跟国会讲，“没有信心要跨台”。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金融有很大的外部性，一个人的情绪受他人情绪的影响。常常是危机打击信心，不是钱没有了，而是预期变了，信心没有了。结果反映到行为上，就是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度的、过度的收缩。这说明现在的钱受预期和信心的支配，没有信心，那个钱在那里，但不流动。
新闻报道说日本经济衰退，但保险柜热卖。就是那个钱还在。一旦预期和信心变化了，货币又被激活，山中老虎还会冲到山下来咬人的。不少人看得见通货，但叫嚷说看不见通胀。其实，通胀就是通货——流通的货币，而不是任何商品——的膨胀。我的观点，离开金本位之后，通胀始终是威胁经济平衡的主要危险。票子超发引起的资产价格和一般物价的先大起、再大落，打击了预期和信心，不过是两次通胀中间的短期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轮金融危机比1929-1933年大危机还严重，恐怕是有点言过其实了。大危机是金本位时代的产物，过去关于危机的理论也建立在金本位的基础之上。不过当年的英国美国都是货币与黄金脱了钩，才走出大危机的。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主导全球的是法定货币制度，基础不同，危机的机制也不同。当然，不把当今的危机说得非常严重，怎么让国会同意大手放钱？
我主要讲了市场里面一直有政府在起作用，特别是在货币制度方面。这一波影响全球各国命运的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定不可兑现货币。我们要针对这个新的基本现实，探索当下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探索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找寻其政策含义，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谢谢各位。
（本文根据作者2008年10月21日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高级论坛》上的发言整理。作者做了文字修订。）
原载: 周其仁个人网站
要压住日本的帝国冲动
戴旭
发布时间:2012-07-13 13:38 作者:戴旭
日本今年以来在暗中支持南海一些国家挑衅中国的同时，也突然加大了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的力度。对内，日本地方官员、议员、民众和政府、军队，多方联演买岛收岛闹剧；对外，日本和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某些国家，合演反华闹剧。可以预计，围绕钓鱼岛展开的东亚政治博弈将日趋激烈。中国不可能通过单方面的让步求得息事宁人的结果，必须从法律到军事做好全方位的反击准备。
举世皆知，日本在近代史上的表现劣迹斑斑。美国著名学者乔治•弗里德曼等在《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只服力、不服理是日本留给世界的最突出印象。
对于日本的东海挑衅，中国决不应等闲视之。这是日本对华大战略的一环。1997年，当时名列世界五百强第一的日本财团“三井物产”，旗下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战胜中国》一书。此人提出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要利用“非华人对华人感到的压力”，广泛团结非华人国家对抗中国大陆。书中把亚洲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东亚海洋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台湾及东海钓鱼岛；二是中国大陆；三是南亚及中亚蒙古等中国周边国家。他提出，日本要采取确保第一区域，影响第三区域，包围第二区域的战略，其核心框架是“东亚共同体”。
2006年日本另一位战略学者松村劭，发表《海洋国家日本的军事战略》，主张与市川周如出一辙。此文要点有五：一，由于美国作为海洋国家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日本应谋求建立跨太平洋的“对等的日美军事同盟”；二，台湾和菲律宾作为重要贸易航路巴士海峡两翼，日本必须格外重视，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印尼和新加坡必须视为“优先友好国家”，作为南太平洋“海洋国家”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日本的结盟对象；三，日本应巧妙离间中俄，推动中俄战略对立和对抗；四，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和越南是日本与中俄之间的“缓冲半岛”，日本须联美防止中俄在这个缓冲地带拥有军港、航空基地和（核）导弹基地；第五，提防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松村劭主张，日本通过以上措施实现日本作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的再次崛起。
综观日本政府近年所为，其国策与上述战略思想有一定吻合。日美关系自不必言，看今年上半年黄岩岛事件，日本向菲律宾提供军舰，又与越南、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联合军演，还秘密与韩国准备搞军事协定，同时，石原提出“购买”钓鱼岛等，都是所谓“战胜中国”的套路。
没有任何一种外交关系比本国的主权、尊严还重要。和平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义务，如果日本执意破坏双边关系，中国没必要单相思。中国必须让日本清楚，历史决不能重演，日本的帝国冲动，必须被遏制，挑衅者必须被严惩。中国应对那些伤害中国人感情的日本人禁止入境，对危害中国利益的日本城市和企业进行必要的制裁。唯如此，日本才会头破血流之后，认识到欺华祸华的历史老路已走不通。
来源: 草根网
犀利公：也说“老红卫兵”
来源：共识网
●对亲人下手，在老红卫兵中，更是司空见惯。刘涛、刘允真姐弟俩到中南海职工食堂张贴《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邓榕写《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薄熙来暴打薄一波，等等。“刘邓司令部”的这些孩子们，大行灭亲之举，纵然可以归咎于毛的洗脑与江的怂恿，但也看出，在重大利益面前，小贵族们也学会了按照现实去选择。
●杀女人练胆，老红卫兵度过了心理关，这是成人礼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生理关。
●对文革一代的现状与未来，犀利公有一个基本判断：文革中的大学生（65岁以上）已经基本退休；文革中的中学生（51-64岁），普通人大多已退休，但红色贵族出生的老红卫兵却将要登上中国的最高舞台，为红卫兵表演最后一场戏；文革中的小学生（50岁以下），也就是笔者杜撰的“文革后们”（1962年以后出生的），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担，他们是中国未来转型成败的关键力量之一。
●如此高看“文革后们”，缘于几点判断：文革中没有罪恶、没受污染，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知识较新、眼界开阔、年富力强，对现体制的弊端认识较深。活跃在网坛、致力于民主启蒙的像杨恒均先生这样的诸多“公知”们，也为我的这一判断提供了一些佐证。老红卫兵们即将全面登台，似乎不可逆转，但全面掌权却存在变数，不能忽视“共青团们”，也不能忽视“文革后们”。当然，中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80后们，他们的觉醒至关重要。他们学会争取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终将带来整个国家的自由。
1、特定词——老红卫兵
2、两步成人礼
3、义和团——一个世纪前的红卫兵
4、军国主义——钱理群的担忧
首先，针对主权问题而发表的理性言论，不应被视作军国主义腔调。
其次，军国主义在中国尚不具备形成主流思潮的条件
第三，警惕日本的故事在中国重演
第四，太子党左右中央，搞军事独裁，会有怎样的结局？
5、结语
二月份读到《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一文时（以下称《对》文或钱文），王立军事件已出，但尚未影响到薄熙来，而且崔天凯对中外记者也说了“事情已经解决”。彼时即想谈一点对该文的感想，但还是觉得需要等一等。为什么非要等更多有关重庆的消息出来之后再谈呢？因为感想是由薄氏而发。《对》文列举了多位老红卫兵，也提到了薄，但钱先生评析的主角似乎是二刘（刘源、刘亚洲）。犀利公认为，就已经在今天的中国所掀起的波澜而言，薄更具代表性。
拜读《对》文，能真切地感受到钱先生的忧国之心。在保持本文既定的结构次序下，犀利公将分散地谈一谈对钱文主要观点的看法。
1、特定词——老红卫兵
钱文的标题用了“老红卫兵”一词，从文中看不出，钱先生是泛指，还是特指。了解红卫兵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最早起来造反的一批中学红卫兵。主要成员是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北京八中、八一学校、十一学校等贵族学校的学生，多为高干子弟，即今天所言之红二代。
文革初期，即1966年5月下旬，一些红色小贵族便开始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的暗中支持及公开赞赏，大搞红色恐怖，肆意打抓杀。很快又成立了“西纠”、“东纠”、“海淀分队”等多种组织，最终于当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的一间会议室里，酝酿成立“红卫兵第四司令部”，以抗衡蒯大富所领导的大学红卫兵组织中最强大的一支——“三司”。12月5日，最终定名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联动”甫一成立，便以其非凡的影响力，迅速在上海、南京、沈阳、武汉、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狂热的少年贵族，不仅拥有极强的优越感，更是怀着浓烈的历史使命感，要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激流中傲立潮头。一时间，风头无二。
之所以特别关注老红卫兵，是基于如下几点思考与忧虑：
其一，如《对》文所言，走过“文革期间的大学生”当政的胡温时代，中国即将迎来“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掌权的习李时代，在未来的5到10年间，没有大的意外，中国人只能面对这样的安排。那么，了解这些身处高位的红卫兵，特别是他们中衔“红”而诞的老红卫兵，对于前瞻中国的未来，不无裨益。
其二，文革中中毒最深的两群人中，20到30多岁的青年（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整顿，头面人物如“红卫兵五大司令”等，还受到了惩处。而14到20岁之间的中学生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们，没有受到任何清算。在同样对文革中的恶行拒绝道歉的现状下，如果说大学红卫兵还心存些许罪恶感的话，那么，中学红卫兵则连一丝愧意都没有。他们中的老红卫兵（红色贵族），甚至还因随后在父辈被打倒之后受到了牵连而心怀委屈，并一直以受害者的心态登上今日中国的上层舞台。前者如蒯大富、聂元梓，后者如宋彬彬、薄熙来。在回答“您对文革的作为忏悔吗？”之问时，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忏悔”（颜昌海《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聂元梓说：“唱啥红歌啊，这薄熙来是真傻假傻？亲妈都在唱红歌中给唱死了，还唱个啥劲啊。”（韩三洲《聂元梓为什么不唱红歌》）而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头目宋彬彬，却在参与打死副校长卞仲耘过后46年的今天，不远万里，从美国向中国发来文章，继续为其行为辩解（《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2012.02.07，共识网）。薄熙来，1966年北京四中的高中生，“红海洋”事件的策划人之一，不仅对当年的恶行毫无悔意，而且还在其执掌的重庆，再次为当年的红潮，操办声势浩大、糜费巨万、持续多年的40年大祭，并吸引了九常中的六常前去捧场。
其三，老红卫兵们所形成的独特的价值观（变异人格），社会至今还认识不足。钱理群先生有几点总结。（1）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遇事下得了狠手。（2）在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3）思想不透明，面目含糊不清，通常在执政的中后期才显露峥嵘，北京话叫“阴”。三种人格，几乎囊括了中华人格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形成过程中所能沉淀下来的最负面的那一部分。深究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令人不寒而栗。重庆事件胜过一部惊悚小说。不说谋杀海伍德，不说监听大内，不说策动军方，不说广结金主大肆敛财，单说唱红，即可看出：一个历经过文革磨练的老红卫兵战士，其胆识该是何等的惊人？一面纵容自己的儿子在英美疯狂派对，一面又号召儿子的同龄人——重庆几十万大学生，上山下乡。在实施赤裸裸的道德欺骗时，神圣庄严。在表白“全额奖学金”的谎言时，神态自若。富人喊穷，还知道披上一件旧衣，而老红卫兵，是不屑于套上马甲的。
2、两步成人礼
特殊人格的形成，自然有其特殊的锤炼过程。在红卫兵肆虐的短短三年间（1966-1968），全国打死或被逼自杀的人数达几百万，仅广西南宁“四二二”武斗（1968年4-7月），就死亡10多万，失踪3万多。在老红卫兵开创事业的那个疯狂的“红八月”，仅北京一地，就打死1772人。
这是让人不忍卒读的一篇调查实录，叫《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打杀教师》，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上。作为宋彬彬当年的同学，王友琴女士如今也旅居美国，她从芝加哥大学发过来的这篇文章，让我们读到了与宋氏不一样的言说。文章（调查报告）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她们的副校长卞仲耘女士开始写起，详细统计了在“红八月”这一个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北京各中小学校的师生员工。一个显著的“案发特点”是，死者大多是女教师，而且这些女教师的“孩子们”，行凶的手段令人发指。另一位研究文革史的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宋永毅先生，在其所著的《文革大屠杀》一书中，也有相关记述。面对如此血腥的场面，一位读者留言道：这个民族，其实该叫血族。
顺着王女士文中所能还原的那些早已枯干的血迹，请允许我再登录一次死难者的名字：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中学老师】：
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女）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陈葆昆（女）
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张辅仁、张福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59中学），校长沙坪（女）、数学教师张梅岩（女）、
体育教师何世瑾（女）
北京八中，校长华锦（女）、历史老师申先哲
北京十一中，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图书馆员沈世敏（女）、数学教师杜兆南、
语文教师王景清、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校医霍岐、
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共九人被害。
北师大附属第二中学，教师樊希曼（女）、靳正宇、支部书记姜培良
北京二十五中，语文教师陈沅芷（女）
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师郑兆南（女）
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教师喻瑞芬（女）
北京景山学校，工友李锦坡
北京白纸坊中学（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
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教导主任姚淑嬉（女）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教员杨俊、郑之万（女）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
北京第十女子中学（157中学），教员孙迪
北京四十九中，语文老师郑育秋（女）
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马耀琮
北京二十六中，校长高万春
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李培英（女）
北京工业学院附中，校长彭鸿宣
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萧静（女）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师曹天翔、语文教师董尧成（女）
北京65中，化学教师靳桓
北京四中，地理教师汪含英（女）及丈夫苏庭伍（数学老师）
北京四十七中，美术老师白京武
北京三中，语文教师石之琮（女）
北京矿业学院附中，语文教师朱鸿志
北京房山中学，校长王哲
北京通县一中，负责人程珉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
北京二中，数学教师路彦、地理教师袁之俊、电工师傅许殿举
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
北京清华园中学，军体知识老师李凯
北京十九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化学老师阎凤卿（女）
北京三十中，校长王生琯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小学老师】：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女）
北京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师鄂少琪（女）
北京永定门小学，教师冯杰民
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赵谦光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赵香蘅（女）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
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女）及丈夫孟昭江、教导主任吕贞先（女）
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女）
【“红八月”中被打死或被逼自杀的“黑五类”学生】：
清华大学附中，高二学生郭兰蕙（女），17岁
北京太平桥中学，初三女生，15岁，姓名已不详
北京27中，一名初中女生，年龄、姓名已不详
北京13中，初三年级学生武素鹏，15岁
北京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19岁。
王友琴女士在文末写道：“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颜昌海先生评析道：“红卫兵，实际上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一样。在希特勒走到最极端的时候，就发生一个烧杀抢掠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而红卫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造成了1966年的红八月。”（《与红卫兵蒯司令谈文化大革命》）
红孩子的暴行，笔者不忍复述，仅摘录几例。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女），被红卫兵连续拷打至深夜。第二天上午，当着全校1600多师生的面被殴打至死，头发几乎被全部薅下，和着血洒满一地。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生物老师喻瑞芬（女）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老师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张辅仁、张福臻被打死。为了试验是否已死，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再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
对女人下手，与中学生的年龄和体格是匹配的。对处于心理成长期的14-19岁的孩子而言，这种邪恶般的磨练是可怕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在罪孽不被清算、恶因推给林-江、执政党动用国家的力量肆意制造文革遗忘的大环境下，40多年来，老红卫兵们，不仅彻底做平了心理账本，还练就了一副“文革后们”（文革中的小学生）无以匹敌的坚强神经，产生了中华人格史上最特异的突变。在他们的道德词典里，忏悔一词是不存在的。
弱者对弱者的群体性伤害，在极权主义宣传的煽动下，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花样繁多和极端残忍。在城内发生“红八月”的同时，北京郊外的大兴县，也在上演相同的惨剧，短短五天（1966年8月27日-9月1日），杀死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被杀绝。（《“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辛庄乡西白疃村村民韩玉春的老伴回忆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1967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历时66天（8月13日-10月17日），死亡4519人，有117户被杀绝，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或矿井，活埋，棍棒打死，勒死，烧死，其它。”（谭合成《血的神话》）大兴与道县惨案，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邻居甚或亲戚。对亲人下手，在老红卫兵中，更是司空见惯。刘涛、刘允真姐弟俩到中南海职工食堂张贴《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邓榕写《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薄熙来暴打薄一波，等等。“刘邓司令部”的这些孩子们，大行灭亲之举，纵然可以归咎于毛的洗脑与江的怂恿，但也看出，在重大利益面前，小贵族们也学会了按照现实去选择。
杀女人练胆，老红卫兵度过了心理关，这是成人礼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生理关。
1968年下半年，在完成毛泽东设想中的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刘少奇之后，红卫兵摘下革命小将的袖标，戴上知识青年的草帽，被迅速诱导到“上山下乡”的新轨道上，开始他们完成成人礼的第二步。这是艰苦而又漫长的一步，去处大多是山乡或边疆，短则三年（有幸被提干或推荐上大学后可以离开），长则十年，直到1978年才返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充满着愚昧与欺骗、纯朴与丑陋、苦闷与孤独、疲乏与饥饿、逃亡与禁闭、强暴与被强暴。在30年前的“伤痕”类文学作品中，以及近几年变异为“温馨”类回忆的文章中，都能读到知青们的生活细节。
这些在红卫兵和知青两大熔炉里炼就过的年青人，已经比他们那“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父辈们还要特殊。生理关已过，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只待父辈重新出山，“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与其说胡耀邦、邓小平是老干部的救星，不如说是老红卫兵的“好风”。尤其是后者，一句“让自家孩子接班”，贯彻至今，终于让老红卫兵们占据了中国党政军的“青云”阶层。平民子弟求进，只能去挤共青团这部狭窄的登云梯，苦煞胡温。薄熙来是我们见识的第一个登云者，但不是最后一个，还有更多。待胡温交棒之后，会有不同面孔的红袖标露出水面。即将全面出水之际，国人有必要重新认识他们，这是本文的题旨之所在。
3、义和团——一个世纪前的红卫兵
通行的说法是，红卫兵取名于张承志的笔名红卫士。张是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1966年5月29日，张和他的同学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领风气之先。
研读多种版本的有关“庚子之变”的史料，我一直想说，义和团才是最早的红卫兵。清末学者唐晏在《庚子西行纪事》中，记述他1900年6月11日在北京东城亲眼所见的义和团，“一队执刀，一队执矛，一队执铛，皆以红布裹头，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陈恭禄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还记录了女义和团的打扮，“义和团中更有所谓红灯照者，其人多妙龄女子，身着红衣，手持红灯，自言能于空中掷火以焚洋楼”。当然，男义和团（拳）分坎字拳、乾字拳、坤字拳、震字拳四派，女义和团也有红灯照、黑灯照、青灯照三类，衣着打扮不全是红，年龄也不全是十二三到二十之间，但主体确实与红卫兵相近。
……
目前尚无法考据，毛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思考用怎样的办法来夺回已经被刘周邓彭全面掌控了的党政大权时，是否参考了慈禧操控义和团的“不成功”案例。但怎样建立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之外的一套新的杀人机器，义和团的确极具参考价值。因为拥有青春期叛逆心理和缺乏理性思考的年青人，就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可以画最毒最丑的图画。毛没有如其所言画前者，而是画了后者。笔者始终认为，关于红卫兵的定义，维基百科的说法最为贴切——“红卫兵，是极权政治幕后操控者——毛泽东的杀人机器”。
4、军国主义——钱理群的担忧
《对》文用了大量篇幅，评析几位太子党和少壮派军官的言论与思想，提请世人警惕他们的军国主义倾向以及建立军政府的企图。钱先生说，“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笔者想就此谈四点看法。
首先，针对主权问题而发表的理性言论，不应被视作军国主义腔调。1949建政以来的60多年，中国的外交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作为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毛、邓负有主要责任。前30年推行革命外交（1949-1978），革命家热衷于送山送岛送土地。后30年推行韬晦外交，搁置争议，让人家开发。延至今日，周边矛盾积重难返，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近迫下，已成集中爆发之态势。遗憾的是，中国没有采取正确的对策，相反，却在重犯李鸿章的战略失误，一个劲地将俄罗斯往家门口拉。在晚清中日博弈的过程中，李鸿章对俄国信任有加，屡屡拉俄抗日，结果却是没有抗得了日，反让俄国勒索了大量白银、割走了大片土地。其实，那时候正确的策略应该是联合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利用美国“利益均沾”的主张，对抗日俄两大恶邻。因为英法德美在中国只想保持商业利益，既不想推翻清政府，也无意割占中国领土、肢解中国版图；而日俄却一直包藏祸心。今日中美之争，主要是价值观之争，美国仍然没有侵占领土、奴役中国之企图，而日俄还有。“美国出面结算的大帐，乃是价值观之账。这出大戏当在十年之后上演，时机一定会选在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演进的关键时节”。当中国的政治转向民主、透明之后，中美互信就会慢慢增强，价值观之争也会逐渐淡化。而在这一条件尚未实现的近期，中国依然可以对南海、藏南和钓鱼岛问题，实施果断处置，而不是畏首畏尾，将问题拖大拖炸。因为在南海、藏南、钓鱼岛和朝鲜四个周边热点中，美国直接出兵干预的唯一地区是朝鲜。详细原因不再赘述，参见拙作《后金时代与中国绊索》、《由南海危机引发的思考》等。
其次，军国主义在中国尚不具备形成主流思潮的条件。国家主义与军人干政是军国主义形成的两个前提条件。国家主义（极端爱国主义）要想在民间社会占主导地位，其前提是国内真正和谐、没有官民矛盾，如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现阶段的中国，因权贵掠夺、贪腐失控和贫富悬殊所激起的官民对立，几乎可以触发二次文革，这也是中央处理薄熙来事件颇感棘手的原因之所在。未来5年内，贪腐仍将在现体制的支撑下，继续保持膨胀势头，而经济衰退更会放大贫富悬殊对民众情绪的刺激。尽管中国拥有极端爱国主义的庞大后备军（主要是底层青年），但要想掀起国家主义狂飙，仍然不容易。民生积弊与民主诉求，会长期压制极端爱国主义的抬头。军人干政的前提有两个，一是少壮派（特别是红二代少壮派）主导军委，二是军委左右“常委”。从邓提倡用自家人开始至今，经过20多年的演变，红二代升任中将以上高级军官的人数大大增加，但进入军委的还没有。钱理群先生所提到的诸多红二代将领，全部是政工干部，没有一人进入军委。军委的组成人员绝大多数是军事主官，政工干部只有2名。少壮派还主导不了军委。自刘华清卸任后，军人不再入“常”，这是第三代领导人的明智之举，并由第四代保持至今。因此，军委左右不了常委。习-李接班后，会否改变江-胡两代的这种安排方式，从而使得军人干政的第一个前提成立，不太好说，可能性存在，但不会一步到位。
第三，警惕日本的故事在中国重演。上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经历了极其血腥的过程。形成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即民间社会的极端爱国主义思潮，早就具备了。从1578年丰臣秀吉（1536-1598）提出“图朝鲜，窥视中华”算起，到1924年内藤湖南（1866-1934）发表《新支那论》为止，日本民间的侵华理论探索，持续了将近350年。在民间支持下，从1921年开始，到1936年“二二六兵变”时截止，少壮派军官共杀害了四位压制军国主义的文官首相。1921年11月4日，首相原敬被杀；1930年10月14日，首相滨口雄幸被打伤，几个月后不治身亡；1932年5月15日，杀死前首相犬养毅；1936年2月26日，杀死前首相斋藤实，现任首相冈田启介侥幸逃生，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治派”军人上台，日本从此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可以说，军国主义是被日本民众抬上政坛的。不是中国官方所说的一小撮，而是一大堆。反而是那‘一小撮’开明的政治家如犬养毅、原敬、斋藤实、滨口雄幸、高桥是清等人极力制止战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结局最终是两败俱伤。”（拙作《七七感想——羊化教育何时休？》）钱理群先生提到张木生等人，以中国“有100万亿的国内资产、100万亿的国外资金”做赌注，鼓噪红二代将领们干惊天动地的事，的确值得警惕。
第四，太子党左右中央，搞军事独裁，会有怎样的结局？先让我们接续第三节来说“庚子之变”。1900年（庚子年），在义和团势力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满清太子党认为其力量可用，便极力渲染义和团之神功，怂恿慈禧对外开战。端郡王载漪甚至伪造洋人的照会，以激怒太后宣战；并与庄亲王载勋一道，带领拳民入宫，企图捕杀不愿对外宣战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喝止。慈禧最终还是于6月21日颁布《宣战诏书》，对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同时开战。8月12日，通州失守，“太后言将殉国，并令皇帝自尽”。15日凌晨三点，慈禧“着蓝色夏衣，头挽便髻，一如汉人，近于乡间妇女”，带着光绪，逃往西安。城破后，权贵及民众均死伤惨重。仅举两例。同治皇后的父亲崇绮自缢，老母妻妾幼子被其长子活埋。醇亲王载沣未婚妻全家自尽。事后，慈禧以反过来帮助洋人剿灭义和团并签订赔银高达10亿两（含息）的《辛丑条约》为条件，换取八国罢兵。主战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载澜、溥静、刚毅、英年、毓贤、廷雍等，均遭惩办。幸运的是，清楚中国实力的地方督抚们，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并未响应慈禧的战争动员令，纷纷向各国重申和平诚意，发起“东南互保”倡议，避免了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争的泥潭。（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11-12篇）
事变倒逼着慈禧，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1901-1905年的五年，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连续颁布了一系列上谕，实行新政，史称“清末新政”。内容涉及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刑律、编练新军、兴办商务、振兴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等多个方面。1905年，慈禧开始考虑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
回到现实。无论是才学还是资历，都不足以支撑他们指挥军队搞冒险的红二代，空有舍我其谁的架势，自以为拥有国家权力的天然继承权，实际上民众已经不买账。如果他们真的学习日本当年的少壮派或庚子年载漪、载勋之流的堂吉诃德派，冒然兴兵，一心上位，以实现其所谓的救党之宏图，其结局将会与庚子之变类同：中国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倒退），但会大大加快民主化进程。尽管这是一种最不合算的民主，但却比红二代们所追求的“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来得真实可信。
老红卫兵，是最早的红卫兵，也是最后的红卫兵。五到十年之间，当他们带着恋恋不舍的眼神离开上层舞台的时候，中国必将彻底告别红卫兵时代。告别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5、结语
杨恒均先生的父亲这样评价自己教过的老三届学生，“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杨恒均《生日感怀：后悔做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一位经常随团出国旅游的朋友，多次对我说：签证、登机、上车、吃饭、分配客房，等等场合，不守规矩的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也就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话虽有些绝对，但也揭示了某种现实。
对文革一代的现状与未来，犀利公有一个基本判断：文革中的大学生（65岁以上）已经基本退休；文革中的中学生（51-64岁），普通人大多已退休，但红色贵族出生的老红卫兵却将要登上中国的最高舞台，为红卫兵表演最后一场戏；文革中的小学生（50岁以下），也就是笔者杜撰的“文革后们”（1962年以后出生的），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担，他们是中国未来转型成败的关键力量之一。
如此高看“文革后们”，缘于几点判断：文革中没有罪恶、没受污染，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知识较新、眼界开阔、年富力强，对现体制的弊端认识较深。活跃在网坛、致力于民主启蒙的像杨恒均先生这样的诸多“公知”们，也为我的这一判断提供了一些佐证。老红卫兵们即将全面登台，似乎不可逆转，但全面掌权却存在变数，不能忽视“共青团们”，也不能忽视“文革后们”。当然，中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80后们，他们的觉醒至关重要。他们学会争取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终将带来整个国家的自由。
就民族特性和公民社会的生长速度而言，依靠体制外的民主力量成长起来之后再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是相当艰难的，更不用说既得利益集团，一直在顽固地阻碍公民社会的壮大。因此，体制内的民主力量相当可贵，像胡德平先生，以及《对》文提到的秦晓先生，还有一些钱理群先生担忧的“面目含糊不清”的老红卫兵们，即便我们不能奢望他们加入民主宪政的阵营，但也有可能成为党内民主的推动者。
来源: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