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左起)张学良、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在南京合影
七十年前，枪声响彻了寒夜中千年幽梦的华清池，一个少壮的太子党和一个地方军阀，策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绑架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军政统帅。这一起中国近代史最大的绑票案，从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事实上也改变了世界，更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几代中国人的命运，这是当时的策划着和被绑者都所始料不及的。当然，这件事情最积极的意义是推动了中国反侵略的抗日战争，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抵御外侮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并重新树起了中国的大国形象，跻身于美英法苏列强之林。
历史不存在假如。
如果有假如的话，我们见证的将是另一条轨迹。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没有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中国抗日战争的时间表会推迟，甚至连二战也可能完全会是另外一场格局，因为在中国当时的国际关系中最好合作伙伴是德国。德国是一战之后惟一不附加政治条件和中国开展经济、军事合作的国家，中国认为德国是中国“国际化发展”的首选，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中国则拥有钨，锑等丰富的战略资源。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同时德国的统一政治模式也是蒋介石本人效仿的典范。1936 年两国制定了一个三年计划，旨在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工业基础，包括生产75MM的火炮、狙击步枪瞄准镜、芥子气等生化武器在内先进军备等。但是，中日战争的提前爆发，终止了十年来中德良好的合作关系。1940年德、日、意签约形成轴心国，1941年7 月，德国承认汪伪傀儡政权，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蜜月最终结束，随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同年12月，中国加入同盟国并对德宣战。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在始，今天的世界又会呈现怎样一付面貌呢?无论如何，伟大的中华民族与同样伟大的日尔曼民族化友为敌，细细想来，终是历史一件憾事。
一九三○年，张学良、宋霭龄、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在一起(从左至右)。资料图片
回到西安事变，这更是一出扑朔迷离、云山雾罩的隔夜戏。粉墨登场的有各色人等，军阀杨虎城、财阀宋子文、看客阎锡山、中共周恩来、特务戴笠、洋人端纳、还包括匪兵甲、匪兵乙等等等等，但其核心主角是张学良、蒋介石和宋美龄。
有人说：张学良没有输给了蒋介石，而是输给了宋美龄。
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汉卿
张学良说：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
蒋介石说：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须以国家为重。
宋美龄说：你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你要对他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走开台湾，我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了’。
张学良还说：只要夫人活着，我就要把秘密守住。
这是一个什么秘密?
1925年东北军打败孙传芳后，首次进入上海。纨绔子弟遭遇花花世界，自有一番风流。当他第一次和宋美龄见面时，宋当时未婚，在上海也是知名闺秀，才貌双馨的美女。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少帅一见面，立刻为她出众的气质倾倒，称她为“美若天仙”，宋美龄也为张学良的风度倾倒，称他为“莱茵河畔的骑士”，此后两人频频约会，宋美龄带着这位关外年轻的“胡帅”出入于上海的社交界，而从少年起就在青年基督教会接受过洋派熏陶的张学良也礼仪得体，风度翩翩，跳舞、游泳、高尔夫球，无不老道精通。两人一时成为十里洋场的最耀眼的明星。他们非常愉快。
少帅晚年回忆这段往事，不忌讳赵一狄女士在场，情不自禁地脱口对采访他的美籍学者王书君说：“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这些蒋介石都不知道）。”那时蒋介石也几乎同时也在追求宋美龄，不过蒋介石当时只是个上校，当然也是一颗冉冉飙升的政治明星。
有记载的是，张学良在上海渡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令人揣测的是，这段时光带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愫。在国势动荡、兵荒马乱的岁月，婚姻的背后维系的是利益甚至是江山。
当张学良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安置到西安城的一间公馆后，蒋介石的第一句话就是：汉卿，在华清池的五间厅里，还遗落一个文件包，那是我随时随地带着的，是机密，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呀!张学良立即赶到那里，幸好包还在，张学良觉得有必要打开看看——结果，他震惊了。里面除了秘密的军事调防计划，还有张学良几年来，一直给宋美龄写的书信。当然，这些信完好无损，显然没有被打开过。
后来，在西安事变风波过去以后，蒋介石独自去了上了一趟钟山，他焚烧了一批信件……
再后来，1945年在陪都重庆，宋美龄用笔名写的一部3万来字的爱情小说——《往事如烟》。
蒋介石与张学良
“夫人是我的保护神。”西安事变发生后，原本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张学良，转眼成了蒋介石眼中绝对不能饶恕的罪人。张学良始终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不杀他，是因为有宋美龄的“保护”。
张学良曾说：“西安事变后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了解，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JOHNSON写的，他写道：宋(指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即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都公布出去’。”
在张学良的眼里，宋美龄是“绝顶聪明”且“近代中国找不出第二个”的优秀女性，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语言。张学良在此后撰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曾明确说：“如果夫人事变之前就在西安，也许不一定会发生西安兵变。”这是为什么？学界认为，出身的相似、年龄的相似、通英文、受过西方教育的相似，使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肯定有比蒋介石多得多的共同语言。
张获得自由后曾有一句感慨：“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这句话，对形容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2001年10月，张学良在夏威夷檀香山病逝。消息传到美国，与“少帅”交往70多年的宋美龄悲痛不已。已行动不便的她，随即交代辜振甫和其夫人严倬云代表她，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追思礼拜与公祭。追悼会上，辜夫人将一束署有“蒋宋美龄”的十字架鲜花，置于“少帅”灵前。
中国处于大变革前夕 不政改势将爆发革命？(图)
薄熙来案发以来，全国官民议论纷纷，也反射到中共高层与太子党，主张宪政改革的人越来越多，经济形势也不妙，传称只待有人登高一唿。
十年前曾预言中国将在二○一一年底崩溃的美国学者章家敦，不久前再次断言中共的崩溃就在今年。当初认为这位华裔学者是危言耸听的人，现在不得不佩服他预言的准确性。
去冬以来，中国舆论朝野和左中右各派都开始大谈中国的危机和变局，认为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潜伏多年的权力斗争可能一触即发，二○一二年将成为中共危机四伏的关口，中国已走到不得不变，不变就动乱的十字路口，危言耸听甚至比十年前的章家敦更甚。
民间怨声载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唿
目前的中国是否进入了又一个四人帮倒台前的中国，或六四发生前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向何处去?
●今年2月8日《炎黄春秋》在北京召开春节联谊会，中共体制内的不少民主派人士参加。社长杜导正致辞。背景是习仲勋生前给《炎黄春秋》的题辞。
四月五日中共民主派的言论重地《炎黄春秋》召开了一场有关薄熙来事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座谈会，不止一位讲者认为中国已在大变的前夕，人心思变，现今的“维稳”局面已维持不下去了。他们认为民间应该与总理温家宝改革的唿吁互动。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现在的形势有点像文革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需要变了。他说，民间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在议论国事，全民关心政治，全面议论政治，这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的事。
《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不管是被称之为“左”还是被称之为右的人，也不管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从“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唿声。
社长杜导正说，当前，国内各种矛盾比较复杂，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重庆事件。在这个大环境下，首都政治思想界很活跃，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都在强调政改紧迫性的问题。
陆德说不改革势将爆发革命
副社长杨继绳也认为中国现在处于大变革前夕，民间怨声载道，只待有人登高一唿。他说，今天和一九六六年相比，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特权也严重得多。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弥漫污染着整个社会，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杨继绳还说：“毛泽东逝世三十六年了，可能这两句话(“打到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今天还有号召力。如果有人登高一唿，回应的人一定不会少。”
曾担任中共中宣部长二十二年的中共元老陆定一的儿子，APEC亚洲院士陆德说，中国经济转型喊了二十年转不过来，当前的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不励志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革命。
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炎黄春秋》民主派自然主张中国推行宪政民主改革，实现民主化。
杨继绳指出，现在有多种思潮都想影响政治改革的方向。能够影响政治改革的主要是三种：一是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其子刘源现在大力推销)，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中国模式”;三是搞宪政民主。他说，现在社会矛盾这么尖锐，维持现状恐怕是不行了。现在只剩下另外两种力量在博弈，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还是宪政民主。
徐庆全认为，在改革的路径上各派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现在中共高层中间也有唿吁政改的诉求。他说：温总理的几次讲话，唿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给他的感觉是一种来自“庙堂之高”的唿吁;而在“江湖之远”的民间，这种唿声则更加强烈。
李锐将向中央提五点政改建议
已高龄九十六岁的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在会上说，他将向中央上书，提出他的五点改革建议：完善选举制度，党代表由党员直选，各级党委和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差额选举产生;实行党政分开;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党领导人离职后停止特殊待遇，废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转任，已经离职的领导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工作，不应当享受原来生活、保安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炎黄春秋》这个圈子的人唿吁政治改革已多年，不足为奇，但现在中共体制内对此很少发言者也开始公开要求政改。例如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五月十二日在上海高校主办的“名家讲堂”演讲时也罕有地高声疾唿中国改革已到十字路口，非政革不可。他说无论从中国内部的挑战，还是人类进步本身，政治体制改革已不可能再拖下去。这也算是另一种来自中共庙堂要求政改的唿声。
不少分析家指出，中国目前面临大变局的原因，不但是人心思变，也与经济发展已到瓶颈有关，最近各项经济数字呈现下滑趋势。
经济发展二○一七年可能崩溃
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陆德即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到顶，他预计如此下去到二○一七年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中国将出现动乱。他说，“据我的研究预测，我国到二○一七年，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个大的坎，或者大的冲击，有三条主要经济曲线将发生拐点，一条我们二○一七年人口红利趋于零(人口红利指的是年轻人的劳动力增长，比不过老年人的增加速度);第二条曲线，如果我们在“十二五”规划内不能实现工资的倍增计划，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将要逼近零点六，零点六这条线在经济学上称“动乱线”;第三条曲线，二○一七年附近我们的投资拉动转换效率将低于百分之六十，投资这匹马也不行了。所以留给我们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单纯搞经济体制的改革，近二十年了，越来越推不动，我们应该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温家宝决定大力为经济输血
甚至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也报导说，中国经济前景不妙，有可能出现危机。该报海外版五月二十二日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教授说，“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全都出现危机。”徐洪才称，欧洲因欧债危机外需求不足，中国出口明显萎缩。同时因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进口原料上涨，亦削减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投资方面，对经济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前几年四万亿元投资已结束，房地产有关的投资也在萎缩。而消费方面则因股市、房市下跌，民众财富效应减弱，消费意愿也因此而萎缩。西方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近期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景气“派对”是否已经结束。
中国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稳定，共产党政权经受不起一次经济萧条。大陆网上披露，现在各地政府都为维稳伤透脑筋，维稳的费用支出越来越大，在敏感日子，如人代会党代会前后、国家大节日前后、清明前后、六四前后、地方政府的领导天天担惊受怕，怕民众上访民众聚会。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湖北召开六省“防经济下滑”紧急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把经济增长放在更加重要位置。中共已决定采用一切可能手段为经济输血，再加大国家投资，放松对楼市的限购、限贷政策。因此一至四月份，中国新增项目增长八千多个，仅四月发改委批准项目就多达三百二十八个，近乎去年同期的两倍。铁道部宣布已获两万亿的银行授信。有分析家指出，在投资方面，上次投入的四万亿已用完，现在要拉动经济没有四十万亿将毫无反应。而且政府大印钞票，可以肯定将会进一步推高已引发民怨的通货膨胀，扩大贫富差距，中外学者对中共输血政策的效果均不表示乐观。
太子党活跃，支持胡温倒薄
但《人民日报》这篇警告中国经济发生危机的讲话，国内官方媒体并未转载，可能是因为不符官媒报喜不报忧的调子。
中国在大变革前夕，中共太子党近来相当活跃，但并非铁板一块，派系和政治倾向分歧很大。与《炎黄春秋》往来密切、主张中国走“宪政民主”道路的有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叶剑英子女叶向真、叶选宁、陆定一之子陆德、陶铸女儿陶斯亮、马文瑞女儿马晓力等，习近平的姐姐习桥桥有时也会前往赴会。今年《炎黄春秋》新书团拜，特地将中共储君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生前为《炎黄春秋》的题字“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印成大字作为会场布景，拉习家大旗作虎皮。在中共这次权力斗争中，他们均表态支持胡温习中央。据说叶选宁还是最早出来要求中央处理薄熙来，免除薄熙来职务的太子党人物。这一派太子党的领军人物是胡德平，他们还主张平反六四。
另一位太子党，邓小平时代八大元老之一彭真的儿子傅洋在这次中共权力斗争中，也为强烈反薄熙来的人物。遭薄熙来迫害的律师李庄即是傅洋的北京康达律师行的重量级刑辩律师。李庄在北京被重庆来人抓走后，傅洋曾亲到重庆交涉，还接受记者访问，说反对刑讯逼供。有朋友认为他对强硬的薄熙来姿态太低，他解释说：要让他充分暴露。
据北京消息人士说，在薄熙来垮台后，这一派太子党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大增，将成为决定中国未来政局走向的其中一股重要力量。至于对中国民主化有多大推动力，则要拭目以待。
学者：我们现在无法断言胡宗南是否是中共特工(图)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2月8日第B01版，作者：钱恋水，原题：“最好的特工永远不会被发现”
最好的特工是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的。他们不会留下档案，他们的行动基本来自口谕和私下安排。台湾、香港和大陆至今还有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的子女也可能继承了父辈的衣钵，继续潜伏。为了安全，他们的真实情况可能永远不会公之于众。——徐有威
随着《潜伏》、《悬崖》等剧集的热播，谍战剧掀起了新一轮的收视高潮。观众喜欢看谍战剧，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剧情节紧凑、悬念迭起，更因为它们使观众得以窥见埋藏多年的特工战中的冰山一角。那么，这些剧作中反映的，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真实，又有多少是艺术加工呢？历史上的特工，究竟面目如何?
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特工史的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有威认为，现今屏幕上出现的一批谍战剧的历史真实度和作为影视作品的艺术性都比早年的同体裁作品高出许多，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政治氛围的开明，国共两党不断公布当年材料，以及艺术再造技巧的提高。至于真实特工的面貌以及工作性质是否确如剧中所演，徐教授说，“最好的特工是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的。”
东方早报：1938-1945年间，国民党、共产党和日伪特工战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其广度和深度是否和现在热播的这些谍战剧所表现的一样波及面广且意义重大？
徐有威：历史上这一时期的特工战，其广度和深度确实如影视剧中所表现的一样严峻和残酷。举个简单例子，有很多人说胡宗南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务：曾经他的驻扎地离毛泽东只有200米到400米，毛泽东甚至能够听到胡部队的马嘶。而且在关键时刻，胡宗南突然命令撤军，并没有发动致命攻击。当然，我们现在仍然无法断言胡宗南到底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务，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特工战确实像这些影视剧中所表现的一样意义重大。
东方早报：现在这些谍战剧的历史真实度有多高？
徐有威：这一批谍战剧的历史真实性是比较高的。这些剧抓住了特工战的大历史背景以及基本指向，真实性和可看性比早年的一些谍战剧如《黑三角》等要高很多。
当然，作为艺术作品，在细节的处理上不可能做到处处真实。但是对现在的影视剧编剧来说，只要认真查阅已经公布的材料，已经足以写出接近历史真实的剧本。不过，根据公开材料写出的谍战剧本，反映的多是中下级特工人员。
东方早报：为什么现在这些谍战剧的历史真实性比早年的作品高出很多？
徐有威：原因主要是：一，中国大陆的政治氛围日趋宽松，即使是主旋律作品，也可以不必让国共两党戴上正邪分明的脸谱。还原历史，再现历史，成为可能。二，这些年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都在逐步公布当年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公开，为影视剧的选材提供了很好的来源。当然，还有艺术再造技巧的提高。
东方早报：历史上真实的特工是什么样的？剧中的人物有多少是来源于历史事实？特工的结局又是怎么样的？
徐有威：好比我刚才提到的胡宗南的例子，最好的特工是永远都不会被发现的。他们不会留下档案，他们的行动基本来自口谕和私下安排。台湾、香港和大陆至今还有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的子女也可能继承了父辈的衣钵，继续潜伏。为了安全，他们的真实情况可能永远不会公之于众。
东方早报：你对通过影视剧向观众呈现这段历史怎么看？
徐有威：这样很好。把这段特殊的历史通过艺术的形式再现，对大家都有贡献。特工组织作为一项国家功能，其存在有其现实意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在上海大学开设了一门“二十世纪中国特工史”的课程，最多时候有近200名学生选修。对学生来说，不虚构的历史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在历史大背景和大方向真实的情况下，进行举一反三，艺术加工，从而吸引关注，是让大众了解历史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