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还需不需要人民监督 ——五问温家宝总理
2012年7月12日 温家宝总理：
您好！ (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如果被称为主人的人民没有监督被称为公仆的政府官员的权力，就不能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被国民党评价为“积极主动有创造性”，远远优于同时期其他政治力量成员的表现，靠的就是党内外的有效监督。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监督不但有效甚至有些过头；党组织对党外群众的监督十分重视，延安时期一位骂老天咋不霹死毛泽东的老农被毛泽东亲自下令释放；来自敌人的监督就更直接了，稍微出点错就得付出代价。可以说，没有党内外的监督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赖以成功的廉洁高效。
解放后，国内的敌人大大减少，做一个共产党人的风险变小了，收益却增大了，搞政治投机的人也就随之多了起来。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理想主义者还很多，长期战乱让百姓心有余悸，普遍觉悟较高，问题还不明显。随着战乱记忆的慢慢消失，理想主义者成为略带贬义的名称，加之文革后人们因为担心被误解为整人普遍不愿多管别人的事，中国人的纪律性开始减弱，这时最需要监督，可是监督却越来越薄弱。中央虽然对此三令五申，文件下达了不少，纪委，监察部，反贪局等部门越来越多，可是贪腐现象也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这不是用一句通货膨胀可带过去的。
经济发达是不是一定要伴随着贪污腐化呢？新加坡、瑞士、德国等国家说不。改革开放与打击贪腐也并不矛盾，要求根除人民深恶痛绝的丑恶现象不是反对改革，更不是要回到极左路线，不要资本主义的草不等于要社会主义的草。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如果不能由共产党铲除，反共反华势力就将乘虚而入，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道德制高点。失去道德制高点，就要面对失道寡助了，苏联建立初期的情报工作很少用钱买，各国革命者义务为苏联出力。阿贝尔曾与美国一位核科学家接头，拿到情报后还向对方要了100美元，当时的100美元啊！后来苏联因为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失去了道德制高点，不但情报大都靠买，连燕子和罗密欧策略这样的下三滥招数都用上了。“不怕赤手空拳，只要和十三亿人民血肉相连”，这句话如果党不能践行，让其他势力拿去了，将反共反华与维护百姓民生相结合，事情就复杂了。那时候不管将对方打成嫖客还是吸毒人员都没用，至少造成中国社会道德的普遍下滑。
人是有自主思维能力的，特别是在信息化社会，媒体对负面消息的报道多少不能决定道德制高点的归属，有人说《新闻联播》都可以治疗抑郁症了。道德制高点的归属由百姓的口碑体现，由当事方的作为决定。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知识界普遍左倾，因为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比。革命战争年代以及解放初期，众多国际友人无偿援华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国民党的恶习和惰气，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而不是媒体的宣传。
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仅靠政府内部的监督就行了吗？会计兼任出纳，自己监督自己是大忌。纪委官员出事的少吗？依靠有良心的官员不行吗？关键是如何判断官员是否有良心？近年来被判刑的官员在位时请不说他们有良心？官员有良心就能保证不办错事？毛主席下乡调查时突然停车向当地大队要红烧肉以检验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哪知当地政府准备充分，还是应付过去了。温总理，常委最近不是在搞调研吗？相信所到之处一定是鲜花朵朵盛开，人民群众齐心向党，马路牙子都放射出万丈光茫，我就遇过领导要来视察前一天城卫部门动用洒水车洗人行道，你们要视察的地方一周前当事人就接到通知了，这样的调研可信吗？那些被安排在领导周围的群众糊弄的是领导还是老百姓？
为什么不能依靠媒体呢？中国的媒体都是吃财政饭和政策饭的，他们哪有胆子监督政府官员。重庆以亮点茶楼、白宫以及沙坪坝区的金龙玉凤为代表的大量色情场所公开经营多年，除了2000年左右有一家报纸报道过，就再也没消息了，亮点茶楼照开不误，连名字都没改，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搞笑的说法，我在这里不方便说，如果中央派人来，我可以汇报汇报。中国文人的士大夫气快没了，礼失求诸野，只有依靠人民！得发动群众监督一切权力，做事有个成本问题，搞定全体中国人民相对于搞定反腐的官员，难度要大得多。
普通百姓发出声音的最佳途径是网络。网络具有的天然优势是其他途径无法相比的，人民看到不合理现象时可以将消息发到网上，很容易做到匿名发表，为什么要匿名呢？实名举报被打击报复的例子多了，那程维高什么什么的就不多说了。一旦上网，消息扩散很快，越封杀越传得离谱，让有关人士防不胜防。可是近来出了种说法，说有人通过网络造谣用鼠标扰乱中国，规定网络红人不能上电视，仿佛网络成了洪水猛兽，万恶之源。难道中国共产党不能在网络世界纵横捭阖？养了这么多的网监，还怕敌人搞破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什么时候少了敌人的宣传破坏？直到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制空权和制电磁权都掌握在敌人手里，敌人从空中撒传单，放空飘，通过广播进行反动宣传，广大人民相信了吗？当初在延安时那么困难，几十个人搞的广播电台，胜过了国民党耗费巨资建立的中央广播电台，难道博古带领的那几十个人都是超能战士？很多事情不是靠说，只要共产党扎扎实实地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人民自然分得清谁是好人。所以，网络不可怕，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并善于运用人类所有的新生事物武装自己，只要不是在网上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就不要管得太严。
近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白会民提出网络反腐不等于网络举报，网络反腐者应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网络反腐是就某事公开发贴将事情搞得人人皆知，网络举报就是通过网络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白会民说这番话的原意我不知道，但是这些话有阻止网民通过网络监督政府的作用，这些话可以理解为，群众通过网络到政府相关部门举报可以，在网上发贴公开要举报的事情就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如果有些人对案件说得不准确，或是没充分证据，就要以诽谤或诬陷罪被处理。其实无论是网络反腐还是网络举报都在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人们大都做好了准备，很多人都知道程维高一类人打击报复揭露其丑行的郭光允一类人的事。为什么人民不愿意向有关部门举报而选择在网上发贴将事情搞大呢？因为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很多事都没下文了，程维高和郭光允间发生的这一类事情，大家在网上搜搜，查查相关媒体报道就知道有多少了。一旦将事搞大，盖子往往就没法捂了。如果要制止网络监督，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坚决顶住压力，对一些事实明白、证据确凿的以网络反腐形式爆出的案子不闻不问，不过此举将使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是在拒绝人民监督，是在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是反党反人民的罪行。现在政府官员涉及的违法犯罪大都具有相当的隐蔽性，有的官员将贪来的钱让妻子和后人在国外消费，人民只能指出现象，不能要求群众监督时拿出法律上立得住的证据，只要群众说的事存在就可以了。比如当初重庆的色情业发达，只要到街上一看就知道了，不能要求举报人拿出嫖娼的全程录相，那是在开玩笑。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接受这样的监督，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做仆人的不要想舒坦。
在人民的监督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样应被纳入监督范围，温总理，您说是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常委面对另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监督时，如果感觉自己被诽谤了，可以运用法律武器反击。特别是那些在西南政法大学读过法律专业的领导应该知道劳教本身就是违法的，最关键是违宪了。监督不能只是针对中下层政府官员，刑不上大夫是封建思想，早在民国时期此说法在理论上就被唾弃了，百姓最恨的就是对人马列主义对已自由主义的道学先生。《竞选州长》一向被作为嘲讽美国假民主的样本，可是我们看到里面的被诽谤者起诉对方了吗？西欧和美国的政治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因为人民对他的监督以诽谤罪起诉对方的？何况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客。近来美国爆出在拍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时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模拟人头被当作道具枭首示众，也没见小布什起诉剧组，也没见美国政府判剧组人员劳教。一个政治人物连这点心胸都没有，还能做什么？延安时期诅咒毛主席的老农放在现在会不会被劳教一年呢？聪明人要厚道，富贵者要宽容。
现在一说就是维稳，什么事都先提维稳。我们首先要明确，维稳维的是什么稳，是社会上不出现游行示威、武装暴动算稳定还是人民心态稳算稳定？苏联解体前，社会上也没出现大的游行示威，更别说什么武装暴动了，如果这就是稳定，安德罗波夫同志建立的第五局维稳工作做得很好。可是，苏联还是解体了，突然间人民都起来反对苏共的领导，堂堂的总理、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为挽救苏联共产党而搞的政变连理应政治可靠的阿尔法部队都招呼不动，确实稳定，不动如山。前苏联表面上的稳定下涌动的是人民愤怒，老大妈们向政变士兵的枪上插花，呼吁他们放下武器。社会要稳先得人心稳，人心稳就得让人民气顺，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就是让人民气不顺。不管人民是因为红眼病还是因为正义感，也不管气不顺的人有了机会是不是会做得更过分，反正人民气不顺，气不顺心态就不稳。因此，维稳维的是人民的心态稳。
维稳的手段很重要，将上访户拘禁，关押，劳教，劳改都不是办法，暴力能解决民怨问题的话，事情就简单了。清政府大力扩军，最终成功推翻清政府的主力恰恰是他们倚为长城的新军。捂盖子更不行，此举往往成为一些不法官员掩盖罪行的借口，结果往往是小事变大事，最后大到无法收拾，真出事了，顶在前面的永远是最高官员。因此，王立军与文强，谁的稳维得好，大家应该知道。
世界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有矛盾很正常，关键是及时解决。当前中国人的民意表达途径有多少呢？选举？每年到了时候街上会摆出选举的摊子，没多少人理会，谁知道那些候选人是怎么提出的？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所在地的区长镇长是谁。媒体？前面说了，基本没用。因此，无论是为了维稳还是为了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效率及效能，都必须依靠人民通过网络对中国共产党及政府进行监督。
历代丢掉政权的统治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忽视老百姓，但真到了危急时刻，靠得住的还是老百姓，站在俄罗斯凛冽的寒风中支持俄共的大都是当年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前苏联低层人民，只是大都白民苍苍，年青人没多少信俄共的话，因为那七十多年俄共犯的错多了点，还坚持不改。同样坚持的还有清朝政府，立宪拖了许多年后，终于组织了个以满清贵族为主的内阁，将百姓当傻子糊弄，连士绅都对这帮人失望了。垮台后，八旗子弟们先将老本吃光用光，祖上有钱的，挖自家祖坟，他们叫“起灵”，没钱的，拉洋车，做妓女，艰难度日，不知他们恨不恨那帮只知拖时间的王爷们？那些口头上对党无比忠诚的官员不一定就是共产主义好战士，中国人最知道西瓜靠大边，有些人表面上站在政府一边，实则做的全是坑害政府的事情，从孔繁森到王宝森的转变之突然有时让人很难接受，还是以前苏联为例，曾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靠倒卖假酒发家成为俄罗斯七寡头之一，苏联时期的乌克兰高官的儿媳妇季莫申科靠公公的势力在私有化浪潮中只顾自己发财不为苏共复兴出力。当初借维护共产党的利益为名镇压人民祸害苏共的是他们，苏共下台后，大发国难财掠夺民脂民膏的也是他们，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请温总理调查一下厅级及厅级以上官员的子女中有多少已移民，如中国与这些国家开战，对方会多不少人质，要是提前通知他们撤，国家机密就会泄露。这事在社会上到处传，说什么的都有。政府最好每年对政府官员进行仪器和药物测谎，看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否坚定，有无在工作中贪赃枉法，一向号称尊重人权的美国政府都这样做，中国政府如此做了不会引起非议。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学课本上的《曹刿论战》点破了战争取胜的必要条件——“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不管如何庙算，即使武器装备先进如美国，战争最终还是得靠广大的官兵在前线厮杀，而广大官兵的主要由普通人家的子女组成，要他们勇敢作战先要让广大人民气顺。所以，战前一定要平反冤狱、惩治恶霸。试想，如果一个军人的直系亲属在后方受到不公平对待却不能得到解决，当一个军人的姐妹在后方被千人骑万人压饱经蹂躏，他还会安心保家卫国吗？他心里想的是如何打倒那些欺压亲人的混蛋，如何救出那些被利诱或被强迫从事卖淫活动的姐妹。什么笑贫不笑娼，那都是少数人的哗众取宠，没见哪家的父母因为女儿卖淫了大摆宴席庆祝的。这个时候任何督战队都没用，要是有用，国民党也不会转进台湾了。我不了解利比亚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如果利比亚人民如同阿富汗人民支持塔利班一样支持卡扎菲，利比亚不会乱。拉登殒了，美国战略重点将东移，要不是拉登，十年前美国就会这么做了，中国未来十年的日子不会好过，可不可以一战就看百姓的心态稳不稳了。
鉴定古玩的都知道，每一个朝代开国时的东西都气势磅礴，盛世的东西更是精美绝伦，越往后越不行，政府的效能与效率都在下降。那些朝代的政事人民基本没有监督的途径，权贵们的后代自小生长在富贵环境，早忘了先辈是怎样打下江山的，加之自身缺乏磨砺，虽然颂歌人人都会唱。没人监督加之权贵们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国家自然就不行了，新一轮乱治轮回开始了。
大家都明白，建筑基础不正，任何装饰改建都没用，早晚要倒。承重墙虽然没装饰墙好看，但要是谁敢拆掉承重墙，天花板就敢掉下来砸死他。 因此，不解决好人民监督政府的问题，贸然开始所谓改革必然导致前苏联一样的下场。现在有人一说就谁谁言论偏激，请大家来看看民国时期于右任的发言及文章，与他的字一样，中正平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文章与其相比才真是偏激，特别是彭湃在海陆丰作的演讲。
有人也许是这样想的，道理我都知道，比你还先明白，只是我的房子按揭还没缴完，等我的按揭缴完了，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人人都这样想，中国就完了，人的贪欲是无穷的，要等他们捞完是不可能的。
犯错很正常，说谁从不犯错误是骂人的话，墨索里尼才永远有理。警察也一样，犯了错就应承认，文强时代重庆警察出了这么多坏人坏事，但是那些替百姓挑担子，救小孩的警察人民还是欢迎。王立军在重庆期间，警察也办了一些错案冤案，及时平反并按国家规定赔偿就行了，无损王立军与警察的名誉。人民指出了政府官员的错误后，政府还得及时改正，不能因为担心影响政府的威信就不改正。威信是什么？就是说了话有人信，下了指令有人自愿服从。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如何，群众对政府指令的态度，大家也知道。有错不改，死撑到底的政党不会有什么威信。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老百姓真不好伺候，要求越来越多。对生活永不满足的追求是人类的美德和天性，一个仆人不能满足主人的需求，就应主动离开，不能抱怨主人要求太多。有的人也许会说，你说的我都知道，我已下了文件了，主要是下面不执行，我没责任。政府官员工作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下文件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下面不执行就说明该名政府官员失职了。如的某个企业请了个中层管理者，啥事不干，就只管发文件，下面执没执行他也不管，出了问题他说没他的责任，说：“我都打招呼了，他们不听。”这人还能用吗？
下面是我的事情简介。
我是重庆市公民，因在网上发贴履行公民监督政府官员的义务被劳教一年。我的贴子内容是一个以古代为背景的故事，说某官员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出事，他要么有问题要么是运气不好，没有指名点姓，更没有说对方一定有问题，我用的是选言命题——要么•••要么•••，参加过公考的人都应知道选言命题的定义。我用的是文言文写的，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看不懂，能看懂文言文的，如对中国当前政局不了解还是看不懂。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也不敢保证推论正确，为了既提醒了中央，又在推论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能够给当事人带来最小的伤害，为此我还用了拆字的办法。聪明人要厚道，富贵者要宽容，政治人物的心胸应宽广如海。
我发的贴根本就没违法，况且劳教本身就是违法的，处我劳教是违法的，温总理身边的法律专家们应知道我此说法的法律依据，我暂不列出相关法律条文。如此重大的法律漏洞存在如此久，足以说明政府的效率和效能出了大问题。
温总理，我曾给您寄过不下三十封信，收信地址是永定门西大街甲一号国务院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不知您看过没有？补充一点，我不姓方。请温总理或是负责此事的首长看信的原文，最新的版本是重庆来信0504版本，事情经过与平反的法律依据里面都写得有。
我为办理平反，什么途径都尝试了。最终，沙坪坝区公安分局通知我起诉他们，我到沙坪坝区法院后，沙坪坝区法院的人又通知我应起诉重庆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我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立案时，对方根本不接材料。我又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咨询，他们告诉我，只要我拿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拒绝受理我的案子的裁定书就可以到高院申请再审。问题就卡在这里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既不受理我的案子也不开拒绝受理的裁定书，一中院立案庭一位梁姓工作人员的说你这样怎么能行？态度很不好。我没和他争论，但我明白为什么法院门口要有警察站岗，要有安检门，延安时期马锡武专员开庭可没这么多讲究。经过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他们通知我打（023）67679096找监察部门解决问题，监察部门的人说立案庭这样做是不对的，给了我一个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庭的电话。我打去，没人接，我问监察部门的人，他说可能是出去学习了，让我等等，我问还有其他电话没有，他说没有。现在打去，还是没人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绕了一大圈，事情回到了原点，中国共产党打天下时可不是这样的工作作风。
温总理，我先声明，在提审时我迫于形势说了一些违心话，我坐过老虎凳的，那些笔录有些不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就此接受测谎或吐真剂测试，同时我请求对国保支队和承办警察就我的案子作的笔录做痕检，看有没有改动。不知抓我时出现的那些网监部门的支队长、总队长和国保支队的人敢不敢就以前有没有徇私枉法、收受贿赂，有没有受他人之托办我的案子，有没有对我的案子夸大案情，接受测谎或吐真剂测试？他们敢不敢就他们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思想接受测谎或吐真剂测试？我敢。当政府公务员的是有坚定的理想还是混饭吃得看行动，最爱提人权的美国也常对自己的政府工作人员做此类测试，不敢保证没一个漏网，但确实能发现很多问题。
重庆如果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就不会出那么多事，其他不说，仅以色情业为例，重庆市以亮点茶楼、白宫和沙坪坝区的金龙玉凤为代表的色情场所多年来公开经营，亮点茶楼最初开在一号桥，离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不足1000米，离市府市委不足2000米，后来迁到黄花园，离市府市委更近了，那些国保部门，网安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警察们很难说不知道，他们是否犯了玩忽职守罪？就是那些在市府市委工作的人很难说不知道，这么近的事都不知道，证明对民生不关心，是严重的失职。这些色情场所存在大量强迫卖淫现象，打黑时曾解救出一位被亮点茶楼打残后非法拘禁的女子，网上有照片，温总理可以搜搜。
温总理以关心民生、宅心仁厚著称，所以我向您求援，我随时配合调查。
不愿意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党不能说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我相信中国共产党还是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请温总理为我平反，同时按国家规定的113元/天进行赔偿。
我这两年一直在相关部门的关注下，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和自称来自网安总队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赵龙警官知道怎么找到我。 博讯 “集體總統制”是什麼玩意兒？ 林保華
今年7月4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胡鞍鋼的文章“9常委制
度 中國特色『集體總統制』”。胡鞍鋼是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11年前以發表“一個中國，四個世界”走紅，展示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
激起人們對“胡溫新政”的期望，他也成為胡錦濤的智囊。
然而胡溫執政10年，中國的貧富差距未有明顯改善，這期間胡鞍鋼沒有什
麼吸引人的論述，只是為中共政策進行辯護而已。而在18大前夕忽然發表
這篇文章，顯然也是要釋放出某些信息，尤其是在《人民日報》發表。
海外的評論認為胡鞍鋼如此肯定9常委，顯然是要說明18屆的政治局常委
將維持目前的9人。但是如果只局限在這點，顯然低估了胡鞍鋼要表達出
來的意思。它更深遠的意義應該是說，中國既然已經創造出這樣好的制度
，也就是符合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那麼還需要進行政治改革嗎？這完全
符合胡錦濤“維穩”的保守思想。
為了肯定這個制度，胡鞍鋼在文章一開始就說：“過去10年是中國全面發
展的『輝煌十年』，不平凡的10年。”這10年就是胡錦濤的10年。對這個
10年這樣吹捧，完全失去知識分子應有的風骨而成為統治集團的吹鼓手。
當然，胡鞍鋼列舉這10年“崛起”的成就，例如北京奧運、世博會等等，
然而他怎麼沒有列出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在這10年也翻了幾番，抓捕維權人
士比江澤民時代更甚，包括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還在獄中；也忘了
三聚氰胺及一系列危害人體健康的偽劣商品風波；還有一系列貪腐事件；
這是哪門子的新政？今年經濟的下行，以致一個月內緊急降息兩次，難道
可以與過去10年經濟的某種畸形發展切割開來？
尤其是如果有了這樣良好的集體總統制，那麼曾經為海外親共人士所吹捧
的領導人接班形式已經制度化，為何還會出現王立軍、薄熙來事件？薄熙
來的“唱紅打黑”在全國掀起的惡浪，又為了什麼？薄熙來、谷開來“紅
二代”的“共產共妻”也“輝煌”到國際領域；而“中國威脅論”在中國
周邊國家流行，掀起圍堵中國的熱潮，又是怎麼一回事？
拋開這些宏觀問題，就“9常委”的“集體總統制”來就事論事，也是站
不住腳的。首先，為何9個常委就是最好的制度？難道7個、11個就不行？
有什麼理論根據？按人口比例，還是9字是“長長久久”的吉祥數字？我
們所知道的是，16大開始的9人常委，經過長期的討價還價，到16大召開
前一天才決定的，江澤民得以他的人馬的絕對優勢控制政治局常委會，
架空胡錦濤。如今胡錦濤也認為這個數字最有利於他？
其次，把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制度（不管是多少人），說成是“集體總統
制”，是非常荒謬的說法。因為政治局常委是黨的制度，總統是國家的制
度，怎麼可以混淆？那不是公然以黨代政，把國家主席與副主席放在什麼
地位？
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是“主席”，應該是“集體主席制”，為何胡鞍鋼要扯
上“總統”？現在也看不出明年的全國人大會議會改主席為總統。因此要
解釋胡鞍鋼的這個做法，不要忽略文章的發表日期是7月4日美國國慶節，
再看題目的“中國特色”，顯然要以“中國總統”與“美國總統”、中國
獨裁制度與美國民主制度來分庭抗禮。
但是胡鞍鋼的最終目的，恐怕還是針對習近平。江澤民有“核心”的稱號
，胡錦濤不是“核心”，但是還有“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
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的公式化表態，但是一旦是“集體總統制”，總書記
只是9分之1總統，那只要“團結在9個總統周圍”，習近平的名字大可拿
掉。
今年3月31日《北京日報》發表“總書記不能凌駕中央”的文章，是該報
社長梅寧華的傑作，他是薄熙來的人，藉此攻擊胡錦濤。但是越接近18大
，被攻擊的就是即將在位的習近平了。
因此胡鞍鋼這篇文章是胡錦濤授意寫的，還是胡鞍鋼拍馬之作，關係到黨
內的派系互動與未來走向。但是最要緊的還是觀察未來的9常委是不是9頭
鳥，這關係到中國的前途。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林保華所做的評論 2012.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