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毛氏一伙精心策划、旨在毁灭知识精英的极残酷运动。经中央解密档案披露，全国共划右派3，178，470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278,932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国家多年培养、积蓄的专家学者、技术骨干、知识精英，几乎一网打尽。这些人遭受歧视，不再被信任，受到最严厉惩处。在流放、劳教、劳改、入狱过程，大批死于非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反右后果严重，影响深远。这确属中国知识分子的空前浩劫。对于这场反右斗争，官方出于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将其划为历史禁区，不许人们回忆、言说；当局极力捂盖、篡改历史；误导愚民。在此情况下，我们不能等待、依靠史家、名人来写历史。经历过那场苦难的志士，人人有责，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为时代留下作证的证言。从而让社会了解认识反右流放真相，并可供史家作为征引、佐证。我们不写，任其湮没，就对不起自己遭受的苦难。凤藻先生在流放五十多年之后，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对时代和社会做出交代，是极具价值的奉献。
     眼下大陆是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有的人为了出版回忆录，不惜违心美化北大荒的劳改实况，甚至近乎谄媚歌颂，自作多情地把被整肃描绘成“娘打孩子”，以求通过政审出版。世界上哪有娘，即便是后娘，能狠毒地把孩子往死里打！？如此作品只能迎合官方所需，而误导坑害读者。有正义感、有良知者，绝不为此。不是吗，有人宁可回避大陆出版社，到香港出版，或自费印刷。我相信，有价值的著述，绝不会为时代湮没。夜明珠总有出土之时。
     《纪实》，通过作者的记忆与深思，把当年右派流放北大荒，劳改的方方面面，如实地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首先在劳动上，农场管教人员，对待右派歧视、敌视、、凶狠。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没有休整喘息机会，做农活时，早4点起床，晚上戴星月收工。日劳动12小时，有时放“卫星”，24小时连轴转，一天干两天活。修水库时，浑身滚得像泥猴。风雨天不能出工时，安排“休整山路。清理排水沟”“反正不能让你闲着”。对待右派比劳改犯还凶狠。
     生活环境恶劣。经常居住于草棚、马架子、猪圈、马号、草坯茅舍，等等。冬季酷寒，零下四十多度；夏季高热，常四十度左右。经常遭受蚊子、小咬、牛虻、蛇、狼等的袭扰~。调动频繁，疲于奔命。1959年雨季开始，进入挨饿时期。伙食极差，经常“每顿饭只给两个带米糠的小窝窝头”。无副食，汤无油星。“终日吃不饱，睡不好，还要干活，。。。。死亡在威胁着我们每个人，人人处于绝望之中。”“到了最后一年，也就是1960年，这种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做法，使得我们每个人成了目光呆滞、行动迟缓、表情冷淡、一声不吭，只知道干活的机器人”“身子浮肿、面有菜色”；“两眼发黑、头晕目眩”；“自己心知，从垂危到死亡，只是一步之差了。似乎已经看到了鬼门关。”《纪实》透露了一些死于北大荒的难友，如朱奇卓、陈伯龙、张建淼、刘湖琛、马镜亮、屠双、刘琛，等等。他们含冤死于流放劳改，是难以瞑目的。
     《纪实》所述，正是流放北大荒右派的切身经历。实践再次证明，所谓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完全是一种宣传，欺骗。一方面盛赞劳动说：劳动神圣、劳动光荣、评选劳模；另一方面却又用劳动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实行监督劳动、劳动教养、劳动改造。两者水火不容，无法自圆其说。北大荒的流放右派，根本无时间坐下休憩，谈何学习？已经到了懵懵懂懂、不知世事的愚昧状况。带来的政治书籍都被扔掉，或用做手纸。所谓改造的必由之路，成了走向毁灭之路。有许多人青春划右，斑白改正，毁掉一生；改正后搞个五十岁左右的老伴，连个儿女都没能留下；断了香火，晚景凄凉。毛邓一伙，为了一党之私和固权需要，把苦难血泪播撒社会民间，真是罪孽深重，死有余辜。
     《纪实》中记载了外交部林依萍的几句话：“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是冤枉的，我们有什么罪？应当相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事实就这么简单明确。然而中共只对右派给予改正，迄今没能彻底平反，更没能赔礼道歉、退回错扣的工资、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反右过去五十五年了，这些遗留问题依然挂在那里。“三公”消费、世博、奥运、面子工程、大把撒钱援助非亚拉国家，毫不吝惜地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咋就没钱解决自己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呢！？让人百思莫解。最近杭州五七老人戴传熹、杨光琦等二三十人，到浙江省信访局要求发还错扣工资，讨个说法，竟遭到该局门警殴打。此事引起社会各界舆论愤怒声讨。中共错划右派，错扣工资，久欠不还，还对讨要的耄耋老人大打出手，这是甚么世道？还有无公理正义？读此《纪实》，我们作为流放劳改道路上，经历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不能不对杭州五七老人被打事件更加义愤填膺！该事件显示，五七难友已被逼到墙角，没有退路，没有回旋余地了。我们只有坚决为维护五七老人合法权益抗争到底！（注：文中引语，均摘自《纪实》）
     倪艮山 2012年7月19日.时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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