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北京房山，在北车营村街道中，五台各式各样的汽车被山洪冲击到排洪渠中拧在一起。
一户人家的外墙被洪水推到，浸湿的衣服被晾在残垣断壁上。此家庭失去一个八个月婴儿和孩子的妈妈。
南韩继村附近一辆汽车，被从道路旁冲到附近的石料厂。
北车营村泄洪渠内躺侧躺着一台白色轿车，几乎被泥沙掩埋。
房山灾情。图片来源：网友供图
房山区常乐寺村，从上游冲下来的环卫车，村民纷纷表示此车不是本村的车，不知从哪里来。
房山区河北镇，被洪水推到的果树。
一位村民在洪水中捞起砖块，准备加固自己家的围墙。
浙江人沈伟发的儿子坐在自己家的超市里看着这个烂摊子，沈伟发开在北车营的的超市被洪水席卷，据沈伟发的估计损失达五十余万元。
力量巨大的山洪在原本平坦的村中心冲出一个大坑，柏油路面被扒光。北车营村东、北、西三面环山，村子位于谷底。
房山灾情。图片来源：网友供图
房山灾情。来源图片：网友供图
房山灾情。来源图片：网友供图
房山灾情。来源图片：网友供图
部分铁路的路基被暴雨所冲毁。
房山灾情
北车营村街道，五台各式各样的汽车被山洪冲击到排洪渠中，拧在一起。
村民陈利在查看被山洪侵袭过后的房间，山洪从前门进入房间，从窗户冲出，并将窗户卷走。
房山灾情
少年军校门前的积水淹没了几台轿车
7月22日，被水淹后的少年军校基地一片狼藉。
房山灾情。图片来源：网友供图
房山灾情。图片来源：网友供图
少年军校门前的道路被山洪冲毁，救援人员守在这里帮助学员和老师撤离学校。
北车营村中心的一个凉亭前一辆小面包车几乎被山洪拍扁。
房山灾情
房山区常乐寺村，被洪水摧毁的汽车。
房山灾情。图片来源：网友供图
房山灾情
房山区政府发布官方消息，截至7月22日15:30，房山区共转移受灾群众21690人。图为7月22日，北京房山，一座被洪水冲毁的桥。
7月22日，北京房山，抢险人员在拒马河上的二渡桥施工，试图恢复该桥的通行。
7月22日，北京房山，少年军校门前的积水淹没了几台轿车。
7月22日，北京房山，洪水将房山境内的S328省道一段护栏冲毁。
7月22日，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檀木港村。
7月22日，北京市，房山青云店镇，一户遭遇洪水的人家讲家中的物品搬到面包车上，一家人暂时安顿下来。
7月22日，北京房山。今年90岁高龄的村民冯老太爷一身泥巴呆坐在自己凌乱的家中。在他的记忆中，北车营村在民国26年遭遇过一次山洪，但也没有这次的大。
7月23日中午11:49分，受暴雨影响，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东南章有一池塘下储油罐泄漏，并伴有燃烧。
风流人物不舍昼夜 奥运村里不为人知的性运会(图)
文章来源: 体育看台 于
全天候监控器保护的奥运村
美国飞碟射击选手约什-拉卡托斯(Josh Lakatos)在悉尼夏季奥运会才开到一半的时候撞到了一个难题。鉴于飞碟与步枪射击项目已经全部结束，美国奥委会及代表团的随队官员们勒令拉卡托斯与他的队友们立即上缴其在奥运村内三层住所的钥匙并马上滚回美国。可是，拉卡托斯还不想走。四年前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参赛经验告诉他，奥运村的狂欢才刚刚开始，拉卡托斯可不愿意当个错过激情派对的蠢蛋，他请求一位女佣放任自己撬开一所已经清空寓所的门锁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随便你。”短短几个小时内，拉卡托斯成功占据空屋的消息已在奥运村内不胫而走。
拉卡托斯的故事绝非特例。事实上，每两年一次出现在地球某个角落的奥运村早已声名远播。在这座城中之城，高、中、低层居屋林立，同时拥塞着密密麻麻的咖啡厅、理发店、商场、舞厅、电视休息室，各色物品可谓应有尽有，除了隐私。几乎成为标准配置的室友驱使着村民们迅速涌向拉卡托斯开发的私人空间。在始作俑者将一楼的一个套间划为私人空间后，一帮敏捷的美国田径队“匪徒”当晚便迅速抢占了剩余的宝贵资源。随后的形势令拉卡托斯大开眼界：“第二天上午，一些看上去来自北欧国家的4x100米接力女选手整队整队地走出那栋房子，身后紧随着我们的小伙子。上帝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女孩昨晚早些时候还在我们眼前的赛道上风驰电掣！” 随后的八天里，涌入这所被称为“射手屋”的男女奥运选手们如过江之鲫，屋里的奥克利粗呢袋很快“套满为患”。这些来自奥运村热心医疗服务机构的小可爱令拉卡托斯幡然醒悟：“我居然在奥运村里开了一家该死的慰安所！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荒淫的景象。”
人不风流枉奥运
冬奥会期间入住奥运村的运动员多达2700名，夏季奥运会奥运村更收容了超过一万名选手，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俱乐部。而这俱乐部的会籍只能授予那些拥有傲人天赋或将自己虔诚奉献与强度为常人难以企及的竞技生涯的精英(当然，这只是我们常人的想法啦)。但是， 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组织者如同在街市买菜一般大方采购避孕药的做法黯淡了精英们顶上圣徒的光环。延至悉尼奥运会期间，事先预备的七万个安全套已经跟不上趟了，组织者不得不匆忙加购两万个以满足运动员们强劲的需求。此后，每届奥运会的安全套订单均以十万起计。
谈到奥运村的故事，巴塞罗纳奥运会游泳项目两金一银一铜得主萨默－桑德斯(Summer Sanders)一语带过：“往事如烟不必提。”，而这也正是诸多过往与现役奥运选手奉行的座右铭。但只要你锲而不舍地追问下去，那些前尘往事也必不如烟。很快你就能窥出端倪，原来奥运游戏远远不限于竞技场，无论冬夏。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足冠军队成员，门将霍普-索罗(Hope Solo)一语道破天机：“性，无所不在。”世界纪录保持者，伦敦奥运会选手瑞安-洛克特(Ryan Lochte)更直接给出了具体的估算：“我认为大约有70%到75%的选手乐在其中，要知道，有时人们就是随性而行。”
你，准备好了吗？
通常在奥运会开幕式前一周，随着参赛队的陆续入住，游戏便悄悄拉开序幕。悉尼、雅典、北京的三朝元老，水球队长托尼-阿泽维多(Tony Azevedo)将之比作大学的迎新营，这位即将出征伦敦的老将如此形容道：“紧张，却又超级兴奋，每个人都在蠢蠢欲动，寻找猎物。”
或许这并不符合你对奥运精英们生活的期待，但却是人之常情。在封闭环境中熬过严苛集训的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一旦挣脱了记者与父母的桎梏，放虎归山，赛前的激素水平如何能不破表？无节制的饮食、骤减的训练量驱使他们肆无忌惮地发泄过剩的精力，北京奥运会游泳选手埃里克－尚特奥(Eric Shanteau)在进军伦敦前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知道，奥运村根本就是“一派蛮荒景象，如同一个吞噬你的巨大熔炉”。作为许多人奥运村生活的第一站，餐厅曾中上演的戏码令女足运动员布兰蒂－查斯丹(Brandi Chastain)记忆犹新，“那是我刚到亚特兰大的时候，嘈杂的欢呼声吸引我们一路望过去。天哪，两名几乎全裸的法国手球运动员竟公然在餐桌的另一头互相喂饭！这究竟是个什么鬼地方！”无独有偶，在三届奥运会上斩获两金一银的前女足选手，ESPN评论员茱迪－佛蒂非常认同“高中食堂”的比喻，“只是每个人都如此赏心悦目，我们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草草进食，细细品味，怪自己太早成家。”
在奥运村的每一个角落，彩旗飘扬、乐声沸反盈天。“但和普通酒吧不同，共同点令我们的交流更加顺畅自在。”索罗回忆道，“一句你是玩什么的就可以让两个陌生人瞬时找到话题，击拳示好。”北京奥运会铜牌得主，BMX小轮车手吉尔－金特纳认为这样的交际意大利人特别受落：“那些帅哥们总是门户洞开，身着丁字裤来回穿梭显摆。”实际情况正如美国标枪选手布劳克斯－格里尔谈道的：“每个女孩都是热裤胸罩，小伙子仅着底裤，摆明了跃跃欲试。别看生就一副娃娃脸，他们的身体早已熟不可耐！”在北京，就连未成年的体操女孩都同共用训练房的水球与柔道男孩打得火热。当时年仅二十的银牌得主艾莉西亚－萨科拉莫尼(Alicia Sacramone)已经担负起了训导员的职责，她回忆道，“我的社交活动几乎全在一个装满及胸冰水的大桶里展开。比我小的女孩们常常试图通过谈论异性的身体挑起话题，我就得装腔作势地训斥道，你们还真说得出口，把你们的眼睛从人家屁股上挪走！” 可是，很快人们就会发现，“奥运村还真如艾莉丝漫游的仙境一般，是个梦幻般的童话国度，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你可以赢得金牌与荣誉，也可以与最性感的尤物共度春宵。”94年冬奥会高山滑雪选手，现奥运会记者嘉里-欣博格的描述着实诱人。不管你的品味如何，奥运村总能让你如愿而归。一位游泳男选手对女足姑娘情有独钟，“她们打扮得像摇滚明星，辣透了！”；金特纳念念不忘男子体操的小伙子们，“他们就像一个个可爱的小毛怪！”；萨科拉莫则有自己的心头好，“要说身材还得看游泳和水球选手，他们可不是盖的！跑步男生？平时看上去总象在做贼，鬼鬼祟祟的。可你还别说，一当他们进入战斗态，简直能够迷死人！”
不过，梁园虽好，诸位可得挑好时机，选好方式。索罗直言，“如果缺乏自律，奥运村随时可以将你吞噬。”面对挑战，有人选择按部就班，办完正经事再开锣，有的人则将性事纳入赛前热身的常规流程。对此，铅球比赛银牌与铜牌得主、美国运动员约翰-戈迪纳(John Godina)自觉在亚特兰大便已对深夜联谊中朋友们集体消失的把戏见怪不怪，却被在悉尼时的室友震到了。他与那位标枪手的宿舍很快美女云集，香肩玉背美不胜收，戈迪纳感慨道，“恍若置身赌城，你得学会闭嘴。”他的舍友正是格里尔，这位金发帅哥每天要接待三位“来访”的女士，包括一位多才多艺的撑杆跳选手与前火炬手、一位“有强烈支配欲”的跨栏姑娘和一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天才”游客；有时约会之间仅相隔数个小时。在格里尔看来，他的许多伙伴都同自己一样，在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奥运会前的“特训”。事实上他也几乎做到了，在因膝伤退赛之前，格里尔投出了雅典奥运会预赛的最好成绩，或许如他所言，“我在竞技中追逐快乐，如果正好同哪个姑娘看对了眼，我的世界霎时间变得完美，比赛自然不在话下！”尽管如此，一些教练仍然试图通过实行夜间十一点后的宵禁、限制酒精饮料消耗、禁止异性探访卧室(美国游泳队的规定)压制深夜活动。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曾经勇夺两金四银一铜的女飞鱼阿曼达-比尔德(Amanda Beard)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正与另一位选手交往，她的经验是“人们愿意走上一英里找寻偷欢之所。”许多四处巡游的运动员将之归结为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简单需求，哪怕这关系维持的时间再短都好。对于绝大多数选手而言，通向奥运的漫漫征途都须孤单前行，与电影明星们的排场大相径庭，唯有奥运会方能提供一个觅得知己的良机。阿泽维多坦承：“每日朝六晚五的枯燥训练令我们连鬼影都见不到，想想看那种凄惨景象。现在好了，压力消失了，碰上的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嘭！一切就这么发生了……”
上吧！
游泳选手总是这场游戏的幸运儿，他们通常早早收官，这便意味着洛克特们将有大把时间“找个当地小酒馆和足球辣妹们开怀畅饮”不过，在雅典，他的队友玩得更过火，直接在阳台上打起了野战，引来骂声一片。洛克特大笑道，“其他队伍还以为是我干的，一点不留口德，但我是无辜的。真的，我一向保守得很。”有鉴于此，泳队教练在北京奥运会赛事结束后专门召集队员开会提醒他们注意操守，但在金牌得主库仑-琼斯(Cullen Jones)看来，这一席训导无异于“鸡同鸭讲，我们的唯一反应是，噢，这可确实挺丢人的。”
尽管奥运村外赞助商举办的派对花红酒绿，但选手们最想要的，还是把狂欢带回自家住所。很快，完成赛事的选手与尚在备战的运动员间的对峙已经锋芒毕露。瑞士游泳运动员多米尼克-梅特切里(Dominik Meichtry)对此调侃道：“当我们早上六七点才歪戴帽子，醉醺醺地从俱乐部晃回来时，对田径队的哥们深感同情。尽管与整装待发的他们相比，我们看上去就像一帮窝囊废。”随着各项赛事逐一落幕，狂欢持续升温。被拒之门外的室友屡见不鲜，当你看到门把上的短袜，你就应该明白，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家伙。佛蒂描述道，很快，“这场游戏便演变为优秀基因的疯狂派对。”索罗对此深有同感，并感叹于运动员们的超人耐力，“我们都是极端分子，聚精会神的训练后紧随的是毫无节制的滥饮与性爱。在这一生一遇的盛会，每个人都想留下特别的记忆，不管是性、狂欢还是竞技。我见识了许多公开的性爱，在草地上，在楼宇间，他们把自己弄得凌乱不堪。”如果希望拥有一点私人空间，选手们通常会向经纪人或到访的朋友临时借用宾馆的房间。一位美国女士透露，“这时候如果你晒一晒你的奖牌，一切都能水到渠成，这就是窍门。”但奖牌也并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期间，两位德国雪橇选手试图拿着奖牌当钱用，却被欣博格果断拒绝，“他们讲明拿金牌换乐子，我开玩笑地回绝道，谢谢，但我只想玩汤米-莫(Tommy Moe)的奖牌。”德国人对于集体派对的热衷在奥运村中并不鲜见，一位滑雪运动员便向我们讲述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期间的一个故事，六名运动员，“一些德国人，加拿大人和奥地利人”，一同前往惠特勒奥运村外的居所寻欢，“结果，他们把深夜浴池派对搞成了浴池狂欢。”
在戈迪纳看来，“这是一次异国他乡的露水情缘，他们都觉得分开后余生不必相见。”欣博格所见略同，“说到底，就是追寻新鲜感。奥运选手天生就是冒险家，乐衷于寻求挑战，比如与操异种语言的人做爱。”这种探险的感觉有时强大到可以超越一切。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期间，三朝元老，四枚奥运跳水金牌获得者格雷格－洛加尼斯(Greg Louganis)才是个刚刚出道的初哥，年方16，在与前苏联男孩们交好后不久便加入了他们的卧室派对。被俄罗斯人性解放程度深深震撼的洛加尼斯回忆道，“比赛一结束，我们的菜单上就只剩了鱼子酱、伏特加和俄国香槟，简直可以倒转地球。一开始，我还没搞清楚状况，文化的差异使我觉得俄罗斯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一些。但很快我就看上了一个男孩，我蜷缩在他的大腿上，他紧紧地拥抱着我，那种感觉异常安全。可是，我们没能继续发展下去，他很快和另一位同性队友搭上了线。”结婚？想都别想……
最后狂欢 却是未完待续……
闭幕式前夜，所有赛事都已经结束，所有一切都将重新洗牌，东道主选手通常都会掀起狂欢的高潮。悉尼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好榜样，澳大利亚垒球队与女足的姑娘就在篝火晚会上玩过了火，澳大利亚女足姑娘艾丽西亚－弗格森(Alicia Ferguson)开玩笑说，“谁知道奥运村的家具那么好烧，我们惊动了消防员，还好他们都很随和，由着我们围绕着奥运村专属篝火呼朋引伴。”激情不分男女，加拿大男子曲棍球队在家门口拿下温哥华奥运会金牌后，休息室沸反盈天，“路过时，你会以为那是一帮高中生在开派对。”银牌得主美国队队员，NHL职业选手鲍比－瑞恩(Bobby Ryan)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我喝着酒，看着许多不知来历的人起哄，很快就开始上演限制级镜头了，战场随即转入里屋。”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错过的派对：闭幕式。弗格森回忆道：“他们通常把我们往体育场一扔，吆喝道，去吧，尽情狂欢买醉，肆意寻乐！我们和一些加拿大人还真就这么干了！”而这些你永远不会在电视上看到。在整场闭幕式上，所有的运动员自行其是，在竞技场内外痛饮作乐。而经历了贯穿整个奥运会的最长赛程的美国女足也终于得以在这场派对中尽情放松。查斯丹说：“轮到我们了，我们已经心急火燎，明早离去前，我们要尽情享受这最后的24小时！”北京奥运会后，这些姑娘们直接将好莱坞搬到了北京城。索罗补充道：“也许我不该说出来，但你知道吗，迎接我们的庆祝会一个接一个，文斯-沃恩和喜剧明星斯蒂夫-拜恩都来了。然后我们决定将派对开回奥运村，我们向保安展示我们的奖牌，引开他们的注意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未经查验身份的人马开进了奥运村，这是你们前所未闻的吧。当然，我还可能暗度陈仓，把某位先生带进卧室又偷偷送出，天知道，这是我的奥运小秘密呢！最绝的事情？莫过于通宵狂欢后卸去艳装，穿回运动服在早晨七点上《今日秀》电视通告，不用说，那形象简直是一团糟！”
对于大多数奥运选手而言，闭幕式后派对便要告一段落。可是总有一些不寻常的家伙，他们还要一路欢歌回家。2000年从悉尼飞往洛杉矶的一趟联航航班由于要运载将近100名奥运选手，不得不在启程前发出告示：“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哪位乘客希望在航程间睡个好觉请与前排乘客交换座席，奥运选手将全部在后排就座。”形势由此开始失控。。。飞机上，拉卡托斯结识了一位姑娘，并在“50排左右的座位上销魂了半个小时”，他回忆道：“每个人都很快融入欢庆的气氛，乘务员的饮料车总是空载而归。格里尔则与一位她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奥运选手在洗手间激战了一番，“我们刚好都去洗手间，然后。。。正起劲时，我却无意中按亮了求助灯，实在无瘾！”幸运的是，在飞行助理确认了他们的奥运选手身份后，放任他们继续“呆了那是相当长的一段时光。”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这样的故事自然早已在许多伦敦奥运选手们的耳旁心尖徘徊多时，洛克特便是其中一员，“上一次奥运会，我有女朋友，是在大错特错！这一次，我单刀赴会，伦敦的故事必定相当动人，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同样的誓言也从400米卫冕冠军梅瑞特口中脱出，“值得纪念的奥运会少不了那些故事，在北京的时候我太封闭了，这一次，伦敦要记住的不仅仅是我在赛道上的传奇。”同样的，泰勒-芬尼(Taylor Phinney)也期待着在伦敦改写历史。北京奥运会期间，这名年仅18岁的美国自行车神童夜复一夜地坐在阳台上，冲上一层的女子体操队露台扔一些肖恩-约翰逊(Shawn Johnson)被禁口的饼干条。谈到当时年仅16岁的约翰逊，芬尼有些落寞，“她就是一位超级明星，而我只是茫茫人海中的无名单车手。”在约翰逊赢得金牌并与父母搬去宾馆后，芬尼鼓足勇气冲到宾馆大厅，在那里，他们合上百叶窗来了深情一吻。可能正是这殚精竭虑的相思剥夺了小伙子夺牌的希望，“听上去有点蠢，但我真的忘了还有比赛这回事！”
鉴于职业要求必须满世界骑行，芬尼与约翰逊仅能通过skype维持寻常联络。但芬尼对于伦敦的期待仍然高企，因为六月退役的约翰逊将应赞助商的要求前往伦敦。依然不知如何是好的芬尼反复倒腾着“我会尽可能多和她在一起，也会尽力避开其他女孩。”要这么说，他连奥运村也得躲得远远的了。
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的俄罗斯现状
太让人震惊了
文章来源: anakin 于
（一）
我和先生于2006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圣彼得堡登上游船。游船名为基洛夫号，是86年德国造，现属于瑞典旅游公司。因为是瑞典旅游公司，所以游船上的雇员来自世界各地，有俄国人，德国人，瑞典人，罗马尼亚人，……根据俄国航海法，内河航行的沟通语言是俄语，所以，俄国内河的外国游船必须雇用俄国人为船长。内河游船的规模比江海的游轮小多了，我们的游船总共住有177名游客，还有七十多名游船工作人员。
当地导游达莎骄傲地说，“我们俄国人民历尽苦难，我们经历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共产主义统治，我们终于争取到今天的民主自由。我真幸运，再不用像我祖母那样为了一磅面包早上五点起床去排队。”车上的游客都笑了，我听到麦克风前达莎的格格笑声。
下车后我走向达莎，问道，“达莎，听你刚才的话，你很喜欢民主自由制度啊？”
她仰着年轻的笑脸说，“当然，民主自由多好啊！我祖母给我讲了许多苏联时期没有自由的可怕故事。”
我问，“你祖母还健在吗？”
她说，“还健在。”
我问，“她也拥护改革，民主自由制度吗？”
达莎肯定地点头说，“是的。”
我又问，“可我听说有些俄国老百姓有怨言，有怨言的都是哪些人呢？”
她说，“都是些老一代人，年轻人怨言少。”
我又问，“老一代人都抱怨什么呢？”
她说，“老一代人抱怨经济转型后的金融危机经济萧条使他们的储蓄贬值化为乌有了。其实，他们以前的工资都不高，也没多少储蓄。再说，他们的住房现在都归他们私有了，这就扯平了，我们年轻人都得自己买房呢。”
我又问，“听说你们的医疗都是全免费呢！”
达莎突然严肃起来，脸一板手一晃说，“医疗方面政府搞得不好，我们有怨言，要求改革呢。”
我说：“都是什么怨言呢？”
达莎说，“这太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总之，我们人民正与政府交涉，要求提高质量。”
站在旁边一直听我们说话的跟船导游艾瑞娜说，“明天开船后，船上会有一些有关俄国政治经济的讲座，你一定会感兴趣。”我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正想了解这些呢。包括俄国的社会福利，教育福利，养老福利等。”艾瑞娜说，“开船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谈论这些。”
在圣彼得堡观光两天，我们没有看见大兴土木的建设，没有看见高层建筑，更没有看见任何外国的有名大旅店，导游说，建十层以上的楼要经市政府批准，控制得很严。圣彼得堡市政府非常重视保护环境和保护文化，因此圣彼得堡没有什么大工业，环境也没有遭到污染破坏。城市空气清新，街道干净，圣彼得堡完美地保留了她原有的古雅辉煌的美。
我走向跟船导游艾瑞娜，与她碰杯并开始我感兴趣的话题。我说道，“我听说苏联时期的小学都免费提供午餐。现在还是这样吗？”
她说，“现在还是这样。”
我问道，“农村的小学也是这样吗？”
她说，“学校属于政府经营的机构，农村的学校也是政府办的，当然也提供免费午餐。”
我又问，“养老福利如何？”
她说，“女人五十五岁，男人六十岁就可以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手续领取养老金。有些人还有额外福利，如军人，有两个以上小孩的妇女，或在化工厂等有污染的工厂从事危险工作的人员，他们可以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
我问，“农民，家庭妇女有没有养老金？”
她说，“当然有。养老是社会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只要到了年龄线，农民和家庭妇女也一样有养老金。连那些成天不工作的醉汉到老了都有养老金呢。这方面人人平等。不同的是，一辈子高薪工作的教授或医生的养老金比一辈子没工作过的家庭妇女的养老金高。”
我点头称是，说，“这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俄国近十年的经济萧条没有饿死人的问题，因为你们有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我说，“我还想知道你们国家的教育福利。”艾瑞娜笑着说，“你问对人了，我这方面非常熟，不过现在到了吃饭时间了，我们明天再谈。”
晚上吃饭时，我从其他游客那知道，艾瑞娜虽然年轻，但她已经是主修商学的博士生了，怪不得她自夸熟悉教育福利呢。
(二)
8月26日，一上午没有上岸的活动。早餐后米沙先生的讲座却让我们不但愉快地度过上午时光而且还受益非浅。米沙先生是四个组中一个组的跟船导游，同时也是个演说好手，他演说的题目是“苏联解体及俄国政治”。
首先，米沙先生简单介绍了俄国的扩张侵略历史及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由来。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对外扩张，征服了一系列邻近的其他民族。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它后来仍采取对外扩张的路线。从1919年至1944年，苏联先后吞并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国、阿塞拜疆国、格鲁吉亚国、爱沙尼亚国、拉脱维亚国、立陶宛国、图瓦共和国等国家。苏联时期，苏共政府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残酷处决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并对十几种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
米沙先生接着简单介绍了苏联解体前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
政治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干部阶层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主义化和腐败，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政干部群体，逐渐蜕变成为一个与人民利益对立的特权阶层，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日益上升。
经济上，由七十年代开始，前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每况愈下：1971-75年，苏联只有百分之五点七增长、1976-80仅有百分之四点三、而1981-85年则下降到百分之三点六的增长。同样地，国民生产净值由1971-75年的百分之四点四增长下降到1981-85年的百分之二点一。由此可见，苏联的经济萧条早已存在，只不过由于发达的重工业和不断的军备竞赛拉动了GDP，从而掩盖了老百姓生活贫困这一根本问题。
米沙说，苏联长期的经济停滞和政治腐败使人民思变之心日愈强烈。戈尔巴乔夫在一九八五年三月成为苏俄总书记时，针对眼前的经济严重萧条的状况，曾说到：“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wejustcantgoonlikethis)。以后几年，苏联一直处于政治在变革中，而经济改革成效不大的状况。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是前苏联的关键时刻。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软禁了当时正在黑海畔渡假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试图保住苏维埃政权，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终止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戈尔巴乔夫没想到的是，虽然自己在政变结束后恢复了职务，但联盟中央已经无法控制在平息政变的过程中大大加强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势力。
这时，人们都清楚地看到，苏联——这个原本靠暴力扩张而联盟的国家随着苏共控制的日益减弱而轰然瓦解已成必然。
1990年和1991年春天，立陶宛、格鲁吉亚决定脱离苏联。1991年8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决定脱离苏联（虽然没有遵守法定程序）。1991年9月，塔吉克斯坦也决定独立。1991年10月，土库曼斯坦决定独立。这样，到1991年12月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苏联。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5日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中央“做出艰难然而诚实的决定，即自行解散”。从1991年8月22日至11月6日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作为全联盟组织的苏共都停止了活动。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在这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乌克兰公民支持乌克兰宣布独立。
1991年12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称为俄罗斯联邦，并采用白、蓝、红三色旗为国旗。
1991年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国协，通过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国纷纷响应。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正式解体，冷战就此完结。
米沙转而轻松地说，俄国于1991年制订了新宪法，俄国的宪法是借用了法国和美国的宪法而制定的。俄国与分离出去的各国关系从占领的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
米沙说，俄国国家政体与美国类似，议会(杜马)分上下院，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总统直选产生，四年一期，最多可连任两期。俄国是个尊重人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俄国的个人产权得到法律保护。
由于俄罗斯摒弃共产党的过程是民意的反映。因此，即使在1991到1998年俄罗斯人民经受连续7年的经济萧条时，俄罗斯人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
俄罗斯已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举行了四次总统选举，俄国共产党随着一次次选举不断溃退，到2004年大选中，普京获得71．31%的选票，而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哈里托诺夫只获得14．7%的选票。
最后，米沙神秘地笑着说，“你们如果问我，俄国现在是不是民主制度，我不知道，我不想过早下结论，历史会作出最好的回答。”
散会后，我问米沙，“俄国的新闻自由的情况如何，现在民办媒体的比率是多少？”他说，“民办和政府官办媒体几乎是50%对50%。”我又问，“你是否担心那些官办媒体可能还会误导民众？”他严肃地说，“我不担心，因为政府已经不能控制舆论了。”
听完演讲，我和先生兴奋地边讨论边走向餐厅用午餐。我吃着丰盛的午餐，对先生说，“中国百姓受误导，直到现在还说俄国经济怎么怎么糟糕。所以我在圣彼得堡观光的两天中，有意观察是否有街头要饭的，我没发现一个。可我回北京时，要饭的随处可见。”先生说，“你有没有感到，米沙的演讲完全没有官方色彩，全是他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我说，“那当然啦。我听讲时就清楚地感觉到俄国的言论自由。这个私人公司游船上的工作人员来自世界各地，谁会限制米沙的言论？”
午餐后的活动是上岸，我们的船已经不知不觉地在一个叫曼楚基(Mandrogy)的美丽小岛旁靠岸。我们在小岛上漫游了两个小时。小岛很小但风景秀丽，步行几个小时就能把小岛游遍，小岛没有工业，没有农业，只有一二百个居民，因为小岛已经完全成了个供游人参观的旅游岛，岛上的居民全是受雇于旅游公司的雇员，他们一定迷恋这小岛的诱人美丽才选择在这孤独小岛上安家落户。岛上仅有的一条土路贯通小岛但没有公共交通，我们看见几辆私人汽车停在路边。小岛上唯一的篮球场上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当地高中生模样的少年在打篮球。岛上唯一的一个学校是个神话般美丽的小木楼，虽然岛上孩子为数不多，学校仍提供从小学到高中的全套教育。我的先生对俄国的教育赞不绝口，说，“一个小岛能为几十个孩子配备这么齐全的教育，可以看出俄国政府是多么重视教育。”
这使我想起要去找艾瑞娜问俄国教育的情况。从小岛回到船上，基洛夫号启航后，我找到艾瑞娜，在酒吧坐下后，我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我说，“上次谈到俄国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次我想知道俄国百姓如何支付学费。”
艾瑞娜说，“我们相信，什么改革也不会改掉俄国教育免费的福利。政府一直负担俄国小学到高中的学费，所以这里我只谈大学的学费，俄国大学分公立和私立两种。在俄国，公立大学占大学总数的90-95%，所以说俄国现有的私立大学非常少，只占5-10%。政府负担所有公立大学学生40%的学费，另外60%的学费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决定减免。学费减免情况根据入学考试的分数，所以学费在入学前就已决定了，大学入学考试是全国统一，学费福利标准也是全国统一。俄国大学入学考试有四到五门，专业不同，入学考试的课程和门数会有区别，学医的考生要考五门。入学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学费全免，入学考试分数中等的学生根据学分高低决定免多少百分比的学费，入学考试分数仅仅通过的学生可以入学但自负60%的学费。”
“以俄国一流大学莫斯科大学为例，莫斯科大学90%的学生是学费全免的免费生(freestudents)。免费生所免的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只象征性地交一点)，书费(由图书馆提供)三项。”
“莫斯科大学还有10%的学生需要自己付60%的学费，40%由政府付。那些马失前蹄考分不高的学生宁可交60%的学费也原意进莫斯科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
“俄国其他一流大学的学费福利与莫斯科大学大致相同。二三流学校中全免学费的学生的比例比莫斯科大学低得多。所有公立大学免费学生总数平均起来看，学费全免的免费生是50%，自费生(付60%学费的学生)和部份免费生也占50%。学习不好家里有钱的孩子只好去私立大学。有一些人，不管学习好坏学费都全免，如孤儿，残疾人，部队服役期满的复员军人。俄国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费都是全免，由国家负担。”
艾瑞娜说到俄国教育不但如数家珍，而且是由衷的骄傲。我知道她是莫斯科生，莫斯科长的女孩，而且是莫斯科大学的优秀生，没花家里钱一路读到博士，两年前自己还在莫斯科郊区买了公寓房，当初二十万美元成交，现在已经涨了两倍多了。她说，像她这么成功的年轻人是多数。船上四个导游中的另一个叫莱娜的女孩，与艾瑞娜小学就是同桌，考研究生上补习班时又是同桌。看着这些幸福成功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只有羡慕不已。
同时，我告诉艾瑞娜我的感觉，她们这些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的不断进步和成功离不开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艾瑞娜说，“是的，俄罗斯高校学生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免费学生比率也居世界第一位，俄罗斯约有300万人在大学和各种学院里免费学习，这比整个西欧所有国家同类数字加在一起还要多。”
艾瑞娜又补充说，“尽管俄罗斯普通百姓的收入与西方比不是很高，但是，俄罗斯的福利制度使俄罗斯城乡差距并不十分明显。除了高校免费教育，中小学免费教育外，我们有全民免费医疗，我们还有住房免费福利，以及居民生活用水电的水电免费福利，公共交通津贴福利等数不清的各种福利。这些福利大大地降低了百姓的生活负担。靠着这些福利，我和我的同龄朋友们不但挺过了俄国近十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还一路完成了高等教育。”
我感叹地说，“是啊，你们的政府在改革中没有抛弃人民。在十年经济萧条的煎熬中，政府没有把经济改革的危机转嫁给人民，你们的政府和人民一起承受着同样的煎熬，政府没有因为这么巨大的危机而放弃政府自己应尽的责任。”艾瑞娜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同意。
(三)
8月27日早上8点，我们的基洛夫号又停泊在一个叫克芝(Kizhi)的美丽小岛旁。这个小岛过去住有几十户农家，经过集体农庄的经营不当和德国侵略的破坏，这里的农民放弃这里的生活陆续流进城里去谋生。现在小岛已经没有农业而完全成为一个供旅游参观的岛了。我们参观了一个当初富农住的大房子。
我们看到，那个富农家中的一切生活用品都原样未动，当初用的所有农具，雪橇都在一楼的宽大的农具室中成为展品，当地导游告诉我们，这个大房子的主人在共产革命早期就隐姓埋名跑到莫斯科去谋生了。导游感慨地说，“从这个农民的农具和家庭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富农当初工作是多么勤劳努力。”
在小岛参观了三个小时回到船上，我决定还是去找艾瑞娜聊我感兴趣的话题来打发时间。这次我想了解的是俄国百姓的收入和付税情况。
艾瑞娜说，“俄国的税收是最简单的，施行的是简便易行的统一低税收制度。俄国税收是一刀切，无论收入高低，个人付税都是13%，企业付税都是26%，无累进比例。”
转到收入话题时，艾瑞娜调皮地笑了。她说，“俄国百姓的收入是最难说清的。我敢说，除了自己摆摊卖货的人外，无论是在政府还是私人公司工作的人，每个人都得到两项收入，一项是正式要交税的收入，还有一项是属于公司的各种补助津贴，属不用交税的收入。如果再考虑那些政府的福利和津贴的话就更说不清了。总之，现在俄国百姓的收入普遍都高。2005年俄罗斯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
我说，“我来俄国前看了一些介绍俄国的文章。根据俄国社会灰色收入和各种福利补助，有些经济学者按照来源于各方面的资料分析得出，俄罗斯人均GDP应该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这个水平。”
艾瑞娜表示同意，说：“俄罗斯刚公布的公务员月均工资接近1.1万卢布(28卢布为一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们的津贴和福利就已有5000美元年收入了。俄国税收低，福利高，有些福利是别的国家百姓想不到的。比如，除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这两个大头外，许多人享有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打电话、免费疗养等优惠福利，自2005年1月1日起，政府发布《关于以津贴取代优惠》的文件，政府现在改用现金补贴的方法来支付享受这些福利的公民。还有，许多人的住房都是国家送的，住房虽然私有化了,但物业管理、房屋修缮仍由国家承担。政府本来计划对物业实行有偿管理，但遭到所有百姓的反对。我们的水、电、气等费用都是政府负担的。年收入1000美元在俄罗斯属最低生活费标准，这个收入的人群大约是2000万人，不足全国人口总数的14%。这个低收入人口的百分比与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基本相同。由于俄国的高福利低税收制度，使百姓有消费信心，再加上俄国百姓对经济前景看好，所以花钱速度快，购买力高。这样刺激了内需，所以，现在的俄国市场很有活力。”
看到这个商科博士生对俄国市场信心十足，我不禁问到，“改革后，俄国经历了十年经济低迷的漫长岁月，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认为俄国的经济很糟，那么俄国是什么时候经济好转的呢？”
她肯定地说，“2000年是转折点，到2003年就明显好转。”
我笑着说，“你两年前就买了公寓，你真不亏为学商的啊。”
她骄傲地笑着说，“俄国经济才刚刚开始好转，俄国经济仍有潜力，我很看好俄国经济。”
我突然想起达莎对医疗质量不满的情景，就问艾瑞娜，“你还记得圣彼得堡当地导游达莎与我谈起医疗时的不满吗？她说百姓正与政府交涉要改革医疗呢。”
艾瑞娜说，“是啊，百姓对医疗怨言最多。由于医疗系统是政府每年拨款，医疗系统渐渐地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反正医院服务质量无论好坏政府都拨款，医生干好干坏一样挣钱，不会失业。所以现在人民和政府达成共识，人民一方多付一些钱选择服务好的医生，这种方法可以刺激医生的积极性。由此政府初步定出两种医疗保险，一种是全免医疗保险，一种是病人自己付少量钱，病人有选择权的医疗保险。现在大多数百姓都选择付少量钱的保险。不过，医疗还在改革中，现在只是刚开始。”
晚饭时，与同桌的同游聊天儿，一位女士说，“俄国游船旅游业只有夏天三个月的经营时间，所以船上工作人员在这三个月以外的其他时间都或做别的工作或去上学。这些给咱们端盘子的服务女生都是利用暑期工作的大学生。艾瑞娜也是利用暑期工作的博士生。”
晚饭后，我和先生照常在甲板上观看两岸的风景，已是夜里十点，外面还像白天一样。看着两岸一望无际的郁郁葱葱的森林，先生感叹不已地说，“我们已经沿河走了两天两夜了，两岸看不到头的茂密的森林就没断过，看看人家的环境保护，真不错啊！”我说，“是啊，沿河一路上，我没看到一家工厂。”
(四)
第二天，8月28日早上9点，米沙主办的第二次讲演给我们船上的生活再次增添色彩。
他讲演的题目是“俄国1917-1985年的历史和经济”。
他先简洁明了地向我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并介绍列宁如何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拿着当时德国政府的钱潜入俄国，趁着俄国人民刚刚推翻沙皇，年轻的过渡政府还不稳的混乱时期，进行了武装革命，推翻了当时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达十一个月的民主过渡政府，暴力夺取了政权。米沙还讲到，列宁取得政权后，对反抗的农民，士兵，市民进行了严酷的镇压和杀戮。米沙接着又给我们介绍了斯大林时期残酷的肃反运动。他总结说，1941年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苏联的高级将领竟已经被斯大林快杀光了，出于无奈，斯大林不得不解放了朱可夫等剩下的一些没杀的高级将领，仓促应战。米沙沉痛地说，“斯大林只顾搞肃反杀人，对战争丝毫没有准备。在军队装备严重不足，将领人才严重缺乏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可想而知，我们的勇气和牺牲都是非常巨大的。”
米沙接着给我们讲了赫鲁晓夫统治时期。
赫鲁晓夫1953─1964年当政时期，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13.2%，普通人生活明显改善。他颇有平民风格，当政时不搞“形象工程”，大量建造站台简陋的地铁，建造速度比斯大林时代快一倍以上，解决了莫斯科边缘地区的交通难题。斯大林时代造的“高干楼”、“高知楼”，只是让本来就住得不错的精英们锦上添花罢了；而赫鲁晓夫为普通百姓大造廉价的五层楼，虽然现在被嘲讽为“赫鲁小楼”，面临拆迁，但是在60年代，这些有热水、有浴室的房子圆了数千万人的住房梦。
米沙说，赫鲁晓夫最令人震惊的政治作为是他冒着巨大阻力彻底揭露了斯大林的所有杀人恶行。这一举动不但震惊了政治局的苏共高官而且也震惊了所有苏联百姓。随之，赫鲁晓夫停止再搞“肃反”“反革命医生案件”之类的严酷斗争，结束了警察恐怖，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这一宽松举措改变了以后历届苏共政府的政治行为，自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虽然经过漫长的勃烈日涅夫政治倒退时期，但是苏共再也没有犯过群体屠杀人民，屠杀不同信仰群体，屠杀反对派的恶行。因此，斯大林时期群体迫害屠杀所造成的恐怖以及在人们心中埋下的对苏共的仇恨渐渐淡漠。这也就是为什么苏共在政治改革后的民主制度下还能苟延残喘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
米沙遗憾地说，但是，赫鲁晓夫是死后唯一没有葬在红场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被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在他的坟前，矗立着曾被他当众侮辱过的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设计的黑白相杂大理石墓碑，这没有碑文的半黑半白的墓碑似乎要印证赫鲁晓夫的一生功过间杂。
米沙接下来简单地介绍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他说，从1964年到1982年，勃烈日涅夫统治苏联十八年，勃烈日涅夫时期在经济上是“停滞时期”，在政治上是“倒退腐败时期”。
勃烈日涅夫统治初期，苏联表面看起来很繁荣，这种繁荣其实只是赫鲁晓夫时期积极改革的后坐力，以后的苏联则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政治上，勃烈日涅夫对其前任赫鲁晓夫时期的宽松体制采取公开大倒退，他恢复了思想控制，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勃烈日涅夫晚年的苏联政府变成了没有自我完善能力的僵化腐朽的统治集团。
取代勃烈日涅夫的是另一位久病缠身的安德罗波夫，他只活到1984年2月，后来上台的契尔年科也是病体缠身。直到他在1985年3月因病去世之后，苏联领导层才大胆地任命了年轻，富有活力的戈尔巴乔夫。
米沙最后给我们讲了苏联十几年与美国搞星球大战军备竞赛的情况，他总结说，“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所经历的近十年的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当然，把这套老旧的国家机器换新确实需要时间和代价，但是苏联1991年政治经济转型后的经济萧条并不完全是由于民主制度转型和自由经济转型造成的，它更是七十多年来苏联只重视重工业，不重视轻工业，不重视百姓的生活，以及十几年大搞军备竞赛把苏联本就不富裕的国民经济消耗殆尽而造成的。它更是勃烈日涅夫十八年长期的毫无作为的经济停滞政治腐败和耗资巨大的阿富汗战争造成的。”
(五)
8月29日早餐后，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去音乐厅听讲座，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只好用折叠椅坐在旁边。
维多丽亚的讲座配有幻灯片，比米沙站在台上干讲更有吸引力。屏幕上一开始打出题目“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配上戈尔巴乔夫大学时的近照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没想到戈尔巴乔夫年轻时竟如此英俊。
更没想到维多丽亚一开讲就语出惊人，她说，“戈尔巴乔夫虽然在西方，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还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他在俄国百姓中声誉并不高。在俄国，百姓抱怨他，反对他的的声音压倒了西方称赞他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执政时期，经济一直萧条，百姓生活不好，致使俄国普通百姓看不到西方政治家们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维多丽亚转而开始介绍戈尔巴乔夫的家庭和学业。她一边一片一片地放着戈尔巴乔夫的家庭照片，一边讲述他的成长过程。
戈尔巴乔夫1931年在俄罗斯边疆斯塔夫罗波尔出生，父亲是集体农庄庄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共产党员。戈尔巴乔夫从小活泼向上，聪明好学。1950年，已是候补党员的戈尔巴乔夫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并以全优成绩被莫斯科大学录取，获得包括住宿在内的全免费生待遇。
1950至1955年，五年莫斯科大学法律专业的训练，使戈尔巴乔夫无论从学识还是思想都得到大跳跃地发展。除此之外，他还是领取最高个人助学金加里宁助学金的优等生。
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和外祖父在斯大林早期的清洗运动中均被杀害。戈尔巴乔夫大学的头三年正值“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当时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清洗和“反对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运动”。当时的同学把戈尔巴乔夫当成“持不同政见者”。
戈尔巴乔夫自传中写到，“当时的气氛是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全国各地一样，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学校当成科学思想的准则。当时教学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他们不能独立思考、分析、对比。”
1953年，戈尔巴乔夫大学三年级时，斯大林去世。社会生活不久便出现了第一批“解冻”的征兆。“医生案件”被中止了，《真理报》及其他报纸开始刊登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及其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容的文章。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解冻”现象。大学的课程愈来愈有意思，课堂讨论、学生小组的活动也愈来愈活跃。戈尔巴乔夫说，“党的领导机关和其他机关虽说是放松了手中的意识形态缰绳，却决不打算完全撒手。”
戈尔巴乔夫在大学中最幸运和成功的事情当属他的初恋的成功。这个曾立志要刻苦学习不在大学期间谈恋爱的年轻人，在一次聚会中见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四年级生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时彻底瓦解。经过一年的追求和热恋，戈尔巴乔夫打败了众多对手，于1953年9月，与莫斯科大学男生们普遍认为高不可攀的美丽公主赖莎结婚。
导游维多丽亚讲到这时，接连打出赖莎大学时的近照，和戈尔巴乔夫与赖莎结婚聚会时的照片。结婚时，没有婚纱，没有庄重的仪式，有的只是学生宿舍中年轻同学们无忧无虑的欢闹。看着照片中穿着宽大新西服的年轻英俊的戈尔巴乔夫灿烂的笑脸，我们这些听众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戈尔巴乔夫后来提到他见到赖莎那一刻后的情景时说，“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坦率地说，在那几周时间里,我连学业都放弃了，我越来越频繁地光顾赖莎的宿舍，尽管我还是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和测验。”
以后四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无论是面对贫困还是挫折，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着她的丈夫。
1955年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回到自己的边疆家乡斯塔夫罗波尔，在省城担任区团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那时，戈尔巴乔夫家乡的省城一片破败，整个城市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的马路，没有三层以上的楼房，几乎所有的两层小破楼的顶部都被住户加盖了一个木房来解决住房的紧张。戈尔巴乔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间11平米的出租小屋，小屋内唯一的家具是个锈迹斑斑，破旧不堪，中心已快塌到地面的铁床。戈尔巴乔夫买了两把椅子，这个家就算安置停当。赖莎停止了快要完成的莫斯科大学硕士学业，也来到边疆斯塔夫罗波尔落户，两人的财产则是十几大箱书。
戈尔巴乔夫领到第一份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双高筒胶布靴，因为他大部份工作时间是下乡，他常年住在乡下很少回家，每天都要在泞泥的乡路上奔波。而赖莎则多年承受着一人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的辛苦。
1956年春天，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秘密会议报告公布，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和赫鲁晓夫的报告。戈尔巴乔夫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示赞同赫鲁晓夫的报告和他的勇气。同时，他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惶失措。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些人根本不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坚持说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那些人是罪有应得。这个说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在30年代经历过血腥大屠杀大清洗的边疆区！”
1956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团委干满了一周年后被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以后戈尔巴乔夫一直上升为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并一直干到1962年4月。这段时间戈尔巴乔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和挫折，他后来说，他在斯塔夫罗波尔任第一书记期间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
这段时间戈尔巴乔夫不但对边疆建设贡献巨大，而且对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极权主义的问题不是独裁者的坏性格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没有最起码的法制制度，单纯的反“个人崇拜”只能使国家用一种崇拜代替另一种崇拜。
1963年1月1日戈尔巴乔夫被调到新成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去当组织部长，戈尔巴乔夫更喜欢这个接近底层，能干实事的职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戈尔巴乔夫与当地人民一起改变了一个最贫穷农庄苦干沟的面貌。使这个列宁集体农庄成为边疆区的一个先进农庄。原先随处可见的不透光的破败茅草房不见了，到处是质量良好、设备齐全的房屋。街道铺上了沥青路面，有了学校、图书馆、医院、漂亮的文化宫。前些年逃往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后来，申请加入这个著名农庄的人排起了长队。而省城的巨大变化更不在话下，省城还建成了备有大型飞机起落跑道的飞机场。
1967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社会学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这一年戈尔巴乔夫也在农学院经济系毕业。此后戈尔巴乔夫便青云直上，1970年，戈尔巴乔夫升为农业部部长，197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4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以及青少年事务执行委员会主席。1978年进入中央书记处，1979年进入政治局。在政治局内他认识了他的同乡、克格勃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在此后数年内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提携人和支持者。
进入苏共中央后，戈尔巴乔夫对底层人民的关心和对农业发展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屡屡碰壁和挫折后，他失望地看到，他身历其中的是一个极端腐败，严重僵化，老朽没落的集团和政权。
70至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使他能够经常出国访问，他先后访问了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这些旅行很深地影响了他的政见和对社会和制度的认识。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对罗马的法律尤其入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人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能够制定出这样清楚的法律准则，它为后来的欧洲文明缔造者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又成了对市场和平民社会进行调节的基本原理。而我们苏联到了改革期间、到了20世纪末，却还在证明这二者的必要性。”
1983年，戈尔巴乔夫向中央请求去加拿大访问，他说，我必须去看看加拿大的农业，我一直想弄清，促使获得如此高效益的那根发条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赴加拿大进行7天访问。在温哥华郊区，他参观了国立畜牧研究中心、温室种植园、农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温莎区大载重量飞机制造厂。随后又前往多伦多，去加拿大最大的畜牧和粮食产区艾伯特省，参观了卡尔加里近郊的几个大型畜牧场，那里长年在草场上露天饲养肉用牲畜。戈尔巴乔夫还访问了艾伯特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农场，并与农场主聊天了解经营情况。这个只雇用两三个固定工的农场主经营超过两千公顷的土地，农场奶牛的年出奶量每只约4700公斤，农场拥有各式各样的技术设备，遮阳篷下备有检修装置，谷仓是铝质的，还有两幢楼房、多辆汽车。戈尔巴乔夫临离开前问了农场主最后一个问题，他问农场主去年一年经营结果如何。农场主为难地看着陪同的加拿大农业部长，部长笑着说：“你就实说吧。”农场主答道，“如果说实话，我只能说，没有政府的津贴和贷款，我就没法过日子。”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和发达，离不开农民个体的自由经营，更离不开政府的实际有效的财政支持。
1985年3月11日，五十四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年轻的共产党总书记。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不到三年时间，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高层领导，数位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在死亡，那凝滞着老人血液的体制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我清楚看到历史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
讲到这里，导游维多丽亚连续打出“戈尔巴乔夫重要国事活动”一览表。我目不暇接，不能全部记下。大概国事如下，从1985到1991，戈尔巴乔夫与美国领导人有五次会面。1986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共产主义报纸上批判斯大林主义。1987年，戈尔巴乔夫开始介绍他的政治改革的想法，吸收非党员进入政府上层监督政府，提出政府要透明公开化。1988年从阿富汗撤军；同年宣布，在苏联，撤销包括党史在内的所有中学大学历史课程考试，因为这些历史都被改写了。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了“苏共支持舆论多元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88年12月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改革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接着在1990年2月苏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并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设置；随后，1990年3月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确立了多党制原则。1990年7月苏共28大又改革苏共政党体制，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
维多丽亚特说，“我们当时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戈尔巴乔夫试图走进群众中与群众交谈而被保安挡住的镜头。我们听说戈尔巴乔夫最初在上层很难传播他的开明自由思想，所以他很想把他的自由思想讲给民众。其实，早在勃烈日涅夫时期，共产党就已威信扫地，苏联老百姓早就对共产党轻蔑厌恶，讽刺嘲笑共产党已是百姓茶余饭后餐桌上的时髦行为。所以，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的自由思想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
维多丽亚介绍说，戈尔巴乔夫最初倡导的主要思想是政府要公开透明。他的名言是“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
戈尔巴乔夫认为，最应该公开透明的区域是政府一直视为要严格保密的两个“禁区”。第一个“禁区”是国家财务预算，特别是军事预算。第二个“禁区”是生态环境。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政府为了弥补赤字，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用人民的资金。人民更不知道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比国民收入计划增长数和实际增长数高出50％至100％。还有，人民群众无法想像环境破坏对大自然和人类造成的灾难有多大。
尽管突破这两个“禁区”异常艰难，戈尔巴乔夫还是在苏共历史上第一个做到了让人民有机会获得与自己相关的全部真相，而不是个别的、精心筛选过的片断消息。政府透明公开化使一直对政治冷漠，惧怕政治的民众有了参与政治的热情，老百姓一下子意识到，原来这些政治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
导游维多丽亚特别遗憾地提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反酗酒运动遭到百姓普遍激烈的反对。
维多丽亚不停地讲着，屏幕上不停地放出我们从没见过的照片，戈尔巴乔夫与家人在一起，戈尔巴乔夫与萨契尔夫人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夫妇与里根夫妇在一起。还有被我先生后来称为“震撼”的一张照片，照片表现的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苏共保守派政变那天莫斯科街上的情景，叶利钦站在停在莫斯科大街的坦克上，对着几个屏息静听的民众挥手演讲，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痛苦地双手捂脸蹲在叶利钦的腿旁。
击败政变使叶利钦名声大震，叶利钦随即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1991年6月，叶利钦在全民大选中高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
维多丽亚最后说，“戈尔巴乔夫虽然不如叶利钦受俄国百姓欢迎，但是，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俄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民主制度，我们百姓也不会有今天的自由，我也不会自由地站在这里演讲。你们也不会来俄国旅游和听我这个普通人的演讲。为这一切，我想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
全场静了一会，突然爆发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站起来鼓掌对维多丽亚表示感谢。
散会后，我向维多丽亚问道，“中国官方报纸的记者今年三月份采访了戈尔巴乔夫，这位记者后来写出报导，报导的大标题是‘戈尔巴乔夫后悔了，搞民主化是惨痛教训’。你怎么看这个报导？”维多丽亚马上说，“戈尔巴乔夫后悔？！这不可能！戈尔巴乔夫绝不会后悔，他只是说，‘我在改革上犯有错误’，但他从没有表示过后悔"
我和先生于2006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圣彼得堡登上游船。游船名为基洛夫号，是86年德国造，现属于瑞典旅游公司。因为是瑞典旅游公司，所以游船上的雇员来自世界各地，有俄国人，德国人，瑞典人，罗马尼亚人，……根据俄国航海法，内河航行的沟通语言是俄语，所以，俄国内河的外国游船必须雇用俄国人为船长。内河游船的规模比江海的游轮小多了，我们的游船总共住有177名游客，还有七十多名游船工作人员。
当地导游达莎骄傲地说，“我们俄国人民历尽苦难，我们经历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经历了七十多年的共产主义统治，我们终于争取到今天的民主自由。我真幸运，再不用像我祖母那样为了一磅面包早上五点起床去排队。”车上的游客都笑了，我听到麦克风前达莎的格格笑声。
下车后我走向达莎，问道，“达莎，听你刚才的话，你很喜欢民主自由制度啊？”
她仰着年轻的笑脸说，“当然，民主自由多好啊！我祖母给我讲了许多苏联时期没有自由的可怕故事。”
我问，“你祖母还健在吗？”
她说，“还健在。”
我问，“她也拥护改革，民主自由制度吗？”
达莎肯定地点头说，“是的。”
我又问，“可我听说有些俄国老百姓有怨言，有怨言的都是哪些人呢？”
她说，“都是些老一代人，年轻人怨言少。”
我又问，“老一代人都抱怨什么呢？”
她说，“老一代人抱怨经济转型后的金融危机经济萧条使他们的储蓄贬值化为乌有了。其实，他们以前的工资都不高，也没多少储蓄。再说，他们的住房现在都归他们私有了，这就扯平了，我们年轻人都得自己买房呢。”
我又问，“听说你们的医疗都是全免费呢！”
达莎突然严肃起来，脸一板手一晃说，“医疗方面政府搞得不好，我们有怨言，要求改革呢。”
我说：“都是什么怨言呢？”
达莎说，“这太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总之，我们人民正与政府交涉，要求提高质量。”
站在旁边一直听我们说话的跟船导游艾瑞娜说，“明天开船后，船上会有一些有关俄国政治经济的讲座，你一定会感兴趣。”我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正想了解这些呢。包括俄国的社会福利，教育福利，养老福利等。”艾瑞娜说，“开船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谈论这些。”
在圣彼得堡观光两天，我们没有看见大兴土木的建设，没有看见高层建筑，更没有看见任何外国的有名大旅店，导游说，建十层以上的楼要经市政府批准，控制得很严。圣彼得堡市政府非常重视保护环境和保护文化，因此圣彼得堡没有什么大工业，环境也没有遭到污染破坏。城市空气清新，街道干净，圣彼得堡完美地保留了她原有的古雅辉煌的美。
我走向跟船导游艾瑞娜，与她碰杯并开始我感兴趣的话题。我说道，“我听说苏联时期的小学都免费提供午餐。现在还是这样吗？”
她说，“现在还是这样。”
我问道，“农村的小学也是这样吗？”
她说，“学校属于政府经营的机构，农村的学校也是政府办的，当然也提供免费午餐。”
我又问，“养老福利如何？”
她说，“女人五十五岁，男人六十岁就可以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手续领取养老金。有些人还有额外福利，如军人，有两个以上小孩的妇女，或在化工厂等有污染的工厂从事危险工作的人员，他们可以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
我问，“农民，家庭妇女有没有养老金？”
她说，“当然有。养老是社会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只要到了年龄线，农民和家庭妇女也一样有养老金。连那些成天不工作的醉汉到老了都有养老金呢。这方面人人平等。不同的是，一辈子高薪工作的教授或医生的养老金比一辈子没工作过的家庭妇女的养老金高。”
我点头称是，说，“这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俄国近十年的经济萧条没有饿死人的问题，因为你们有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我说，“我还想知道你们国家的教育福利。”艾瑞娜笑着说，“你问对人了，我这方面非常熟，不过现在到了吃饭时间了，我们明天再谈。”
晚上吃饭时，我从其他游客那知道，艾瑞娜虽然年轻，但她已经是主修商学的博士生了，怪不得她自夸熟悉教育福利呢。
(二)
8月26日，一上午没有上岸的活动。早餐后米沙先生的讲座却让我们不但愉快地度过上午时光而且还受益非浅。米沙先生是四个组中一个组的跟船导游，同时也是个演说好手，他演说的题目是“苏联解体及俄国政治”。
首先，米沙先生简单介绍了俄国的扩张侵略历史及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由来。
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对外扩张，征服了一系列邻近的其他民族。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它后来仍采取对外扩张的路线。从1919年至1944年，苏联先后吞并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国、阿塞拜疆国、格鲁吉亚国、爱沙尼亚国、拉脱维亚国、立陶宛国、图瓦共和国等国家。苏联时期，苏共政府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残酷处决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并对十几种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
米沙先生接着简单介绍了苏联解体前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
政治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干部阶层不可避免的日益官僚主义化和腐败，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政干部群体，逐渐蜕变成为一个与人民利益对立的特权阶层，人民群众不满情绪日益上升。
经济上，由七十年代开始，前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每况愈下：1971-75年，苏联只有百分之五点七增长、1976-80仅有百分之四点三、而1981-85年则下降到百分之三点六的增长。同样地，国民生产净值由1971-75年的百分之四点四增长下降到1981-85年的百分之二点一。由此可见，苏联的经济萧条早已存在，只不过由于发达的重工业和不断的军备竞赛拉动了GDP，从而掩盖了老百姓生活贫困这一根本问题。
米沙说，苏联长期的经济停滞和政治腐败使人民思变之心日愈强烈。戈尔巴乔夫在一九八五年三月成为苏俄总书记时，针对眼前的经济严重萧条的状况，曾说到：“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wejustcantgoonlikethis)。以后几年，苏联一直处于政治在变革中，而经济改革成效不大的状况。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是前苏联的关键时刻。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软禁了当时正在黑海畔渡假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试图保住苏维埃政权，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终止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戈尔巴乔夫没想到的是，虽然自己在政变结束后恢复了职务，但联盟中央已经无法控制在平息政变的过程中大大加强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势力。
这时，人们都清楚地看到，苏联——这个原本靠暴力扩张而联盟的国家随着苏共控制的日益减弱而轰然瓦解已成必然。
1990年和1991年春天，立陶宛、格鲁吉亚决定脱离苏联。1991年8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决定脱离苏联（虽然没有遵守法定程序）。1991年9月，塔吉克斯坦也决定独立。1991年10月，土库曼斯坦决定独立。这样，到1991年12月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外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已经事实上脱离了苏联。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25日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中央“做出艰难然而诚实的决定，即自行解散”。从1991年8月22日至11月6日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和作为全联盟组织的苏共都停止了活动。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在这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乌克兰公民支持乌克兰宣布独立。
1991年12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改称为俄罗斯联邦，并采用白、蓝、红三色旗为国旗。
1991年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国协，通过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国纷纷响应。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正式解体，冷战就此完结。
米沙转而轻松地说，俄国于1991年制订了新宪法，俄国的宪法是借用了法国和美国的宪法而制定的。俄国与分离出去的各国关系从占领的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
米沙说，俄国国家政体与美国类似，议会(杜马)分上下院，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总统直选产生，四年一期，最多可连任两期。俄国是个尊重人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俄国的个人产权得到法律保护。
由于俄罗斯摒弃共产党的过程是民意的反映。因此，即使在1991到1998年俄罗斯人民经受连续7年的经济萧条时，俄罗斯人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
俄罗斯已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举行了四次总统选举，俄国共产党随着一次次选举不断溃退，到2004年大选中，普京获得71．31%的选票，而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哈里托诺夫只获得14．7%的选票。
最后，米沙神秘地笑着说，“你们如果问我，俄国现在是不是民主制度，我不知道，我不想过早下结论，历史会作出最好的回答。”
散会后，我问米沙，“俄国的新闻自由的情况如何，现在民办媒体的比率是多少？”他说，“民办和政府官办媒体几乎是50%对50%。”我又问，“你是否担心那些官办媒体可能还会误导民众？”他严肃地说，“我不担心，因为政府已经不能控制舆论了。”
听完演讲，我和先生兴奋地边讨论边走向餐厅用午餐。我吃着丰盛的午餐，对先生说，“中国百姓受误导，直到现在还说俄国经济怎么怎么糟糕。所以我在圣彼得堡观光的两天中，有意观察是否有街头要饭的，我没发现一个。可我回北京时，要饭的随处可见。”先生说，“你有没有感到，米沙的演讲完全没有官方色彩，全是他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我说，“那当然啦。我听讲时就清楚地感觉到俄国的言论自由。这个私人公司游船上的工作人员来自世界各地，谁会限制米沙的言论？”
午餐后的活动是上岸，我们的船已经不知不觉地在一个叫曼楚基(Mandrogy)的美丽小岛旁靠岸。我们在小岛上漫游了两个小时。小岛很小但风景秀丽，步行几个小时就能把小岛游遍，小岛没有工业，没有农业，只有一二百个居民，因为小岛已经完全成了个供游人参观的旅游岛，岛上的居民全是受雇于旅游公司的雇员，他们一定迷恋这小岛的诱人美丽才选择在这孤独小岛上安家落户。岛上仅有的一条土路贯通小岛但没有公共交通，我们看见几辆私人汽车停在路边。小岛上唯一的篮球场上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当地高中生模样的少年在打篮球。岛上唯一的一个学校是个神话般美丽的小木楼，虽然岛上孩子为数不多，学校仍提供从小学到高中的全套教育。我的先生对俄国的教育赞不绝口，说，“一个小岛能为几十个孩子配备这么齐全的教育，可以看出俄国政府是多么重视教育。”
这使我想起要去找艾瑞娜问俄国教育的情况。从小岛回到船上，基洛夫号启航后，我找到艾瑞娜，在酒吧坐下后，我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我说，“上次谈到俄国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这次我想知道俄国百姓如何支付学费。”
艾瑞娜说，“我们相信，什么改革也不会改掉俄国教育免费的福利。政府一直负担俄国小学到高中的学费，所以这里我只谈大学的学费，俄国大学分公立和私立两种。在俄国，公立大学占大学总数的90-95%，所以说俄国现有的私立大学非常少，只占5-10%。政府负担所有公立大学学生40%的学费，另外60%的学费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决定减免。学费减免情况根据入学考试的分数，所以学费在入学前就已决定了，大学入学考试是全国统一，学费福利标准也是全国统一。俄国大学入学考试有四到五门，专业不同，入学考试的课程和门数会有区别，学医的考生要考五门。入学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学费全免，入学考试分数中等的学生根据学分高低决定免多少百分比的学费，入学考试分数仅仅通过的学生可以入学但自负60%的学费。”
“以俄国一流大学莫斯科大学为例，莫斯科大学90%的学生是学费全免的免费生(freestudents)。免费生所免的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只象征性地交一点)，书费(由图书馆提供)三项。”
“莫斯科大学还有10%的学生需要自己付60%的学费，40%由政府付。那些马失前蹄考分不高的学生宁可交60%的学费也原意进莫斯科大学这样的一流大学。”
“俄国其他一流大学的学费福利与莫斯科大学大致相同。二三流学校中全免学费的学生的比例比莫斯科大学低得多。所有公立大学免费学生总数平均起来看，学费全免的免费生是50%，自费生(付60%学费的学生)和部份免费生也占50%。学习不好家里有钱的孩子只好去私立大学。有一些人，不管学习好坏学费都全免，如孤儿，残疾人，部队服役期满的复员军人。俄国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费都是全免，由国家负担。”
艾瑞娜说到俄国教育不但如数家珍，而且是由衷的骄傲。我知道她是莫斯科生，莫斯科长的女孩，而且是莫斯科大学的优秀生，没花家里钱一路读到博士，两年前自己还在莫斯科郊区买了公寓房，当初二十万美元成交，现在已经涨了两倍多了。她说，像她这么成功的年轻人是多数。船上四个导游中的另一个叫莱娜的女孩，与艾瑞娜小学就是同桌，考研究生上补习班时又是同桌。看着这些幸福成功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只有羡慕不已。
同时，我告诉艾瑞娜我的感觉，她们这些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的不断进步和成功离不开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艾瑞娜说，“是的，俄罗斯高校学生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免费学生比率也居世界第一位，俄罗斯约有300万人在大学和各种学院里免费学习，这比整个西欧所有国家同类数字加在一起还要多。”
艾瑞娜又补充说，“尽管俄罗斯普通百姓的收入与西方比不是很高，但是，俄罗斯的福利制度使俄罗斯城乡差距并不十分明显。除了高校免费教育，中小学免费教育外，我们有全民免费医疗，我们还有住房免费福利，以及居民生活用水电的水电免费福利，公共交通津贴福利等数不清的各种福利。这些福利大大地降低了百姓的生活负担。靠着这些福利，我和我的同龄朋友们不但挺过了俄国近十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还一路完成了高等教育。”
我感叹地说，“是啊，你们的政府在改革中没有抛弃人民。在十年经济萧条的煎熬中，政府没有把经济改革的危机转嫁给人民，你们的政府和人民一起承受着同样的煎熬，政府没有因为这么巨大的危机而放弃政府自己应尽的责任。”艾瑞娜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同意。
(三)
8月27日早上8点，我们的基洛夫号又停泊在一个叫克芝(Kizhi)的美丽小岛旁。这个小岛过去住有几十户农家，经过集体农庄的经营不当和德国侵略的破坏，这里的农民放弃这里的生活陆续流进城里去谋生。现在小岛已经没有农业而完全成为一个供旅游参观的岛了。我们参观了一个当初富农住的大房子。
我们看到，那个富农家中的一切生活用品都原样未动，当初用的所有农具，雪橇都在一楼的宽大的农具室中成为展品，当地导游告诉我们，这个大房子的主人在共产革命早期就隐姓埋名跑到莫斯科去谋生了。导游感慨地说，“从这个农民的农具和家庭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富农当初工作是多么勤劳努力。”
在小岛参观了三个小时回到船上，我决定还是去找艾瑞娜聊我感兴趣的话题来打发时间。这次我想了解的是俄国百姓的收入和付税情况。
艾瑞娜说，“俄国的税收是最简单的，施行的是简便易行的统一低税收制度。俄国税收是一刀切，无论收入高低，个人付税都是13%，企业付税都是26%，无累进比例。”
转到收入话题时，艾瑞娜调皮地笑了。她说，“俄国百姓的收入是最难说清的。我敢说，除了自己摆摊卖货的人外，无论是在政府还是私人公司工作的人，每个人都得到两项收入，一项是正式要交税的收入，还有一项是属于公司的各种补助津贴，属不用交税的收入。如果再考虑那些政府的福利和津贴的话就更说不清了。总之，现在俄国百姓的收入普遍都高。2005年俄罗斯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
我说，“我来俄国前看了一些介绍俄国的文章。根据俄国社会灰色收入和各种福利补助，有些经济学者按照来源于各方面的资料分析得出，俄罗斯人均GDP应该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这个水平。”
艾瑞娜表示同意，说：“俄罗斯刚公布的公务员月均工资接近1.1万卢布(28卢布为一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们的津贴和福利就已有5000美元年收入了。俄国税收低，福利高，有些福利是别的国家百姓想不到的。比如，除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这两个大头外，许多人享有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打电话、免费疗养等优惠福利，自2005年1月1日起，政府发布《关于以津贴取代优惠》的文件，政府现在改用现金补贴的方法来支付享受这些福利的公民。还有，许多人的住房都是国家送的，住房虽然私有化了,但物业管理、房屋修缮仍由国家承担。政府本来计划对物业实行有偿管理，但遭到所有百姓的反对。我们的水、电、气等费用都是政府负担的。年收入1000美元在俄罗斯属最低生活费标准，这个收入的人群大约是2000万人，不足全国人口总数的14%。这个低收入人口的百分比与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基本相同。由于俄国的高福利低税收制度，使百姓有消费信心，再加上俄国百姓对经济前景看好，所以花钱速度快，购买力高。这样刺激了内需，所以，现在的俄国市场很有活力。”
看到这个商科博士生对俄国市场信心十足，我不禁问到，“改革后，俄国经历了十年经济低迷的漫长岁月，直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认为俄国的经济很糟，那么俄国是什么时候经济好转的呢？”
她肯定地说，“2000年是转折点，到2003年就明显好转。”
我笑着说，“你两年前就买了公寓，你真不亏为学商的啊。”
她骄傲地笑着说，“俄国经济才刚刚开始好转，俄国经济仍有潜力，我很看好俄国经济。”
我突然想起达莎对医疗质量不满的情景，就问艾瑞娜，“你还记得圣彼得堡当地导游达莎与我谈起医疗时的不满吗？她说百姓正与政府交涉要改革医疗呢。”
艾瑞娜说，“是啊，百姓对医疗怨言最多。由于医疗系统是政府每年拨款，医疗系统渐渐地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反正医院服务质量无论好坏政府都拨款，医生干好干坏一样挣钱，不会失业。所以现在人民和政府达成共识，人民一方多付一些钱选择服务好的医生，这种方法可以刺激医生的积极性。由此政府初步定出两种医疗保险，一种是全免医疗保险，一种是病人自己付少量钱，病人有选择权的医疗保险。现在大多数百姓都选择付少量钱的保险。不过，医疗还在改革中，现在只是刚开始。”
晚饭时，与同桌的同游聊天儿，一位女士说，“俄国游船旅游业只有夏天三个月的经营时间，所以船上工作人员在这三个月以外的其他时间都或做别的工作或去上学。这些给咱们端盘子的服务女生都是利用暑期工作的大学生。艾瑞娜也是利用暑期工作的博士生。”
晚饭后，我和先生照常在甲板上观看两岸的风景，已是夜里十点，外面还像白天一样。看着两岸一望无际的郁郁葱葱的森林，先生感叹不已地说，“我们已经沿河走了两天两夜了，两岸看不到头的茂密的森林就没断过，看看人家的环境保护，真不错啊！”我说，“是啊，沿河一路上，我没看到一家工厂。”
(四)
第二天，8月28日早上9点，米沙主办的第二次讲演给我们船上的生活再次增添色彩。
他讲演的题目是“俄国1917-1985年的历史和经济”。
他先简洁明了地向我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并介绍列宁如何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拿着当时德国政府的钱潜入俄国，趁着俄国人民刚刚推翻沙皇，年轻的过渡政府还不稳的混乱时期，进行了武装革命，推翻了当时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达十一个月的民主过渡政府，暴力夺取了政权。米沙还讲到，列宁取得政权后，对反抗的农民，士兵，市民进行了严酷的镇压和杀戮。米沙接着又给我们介绍了斯大林时期残酷的肃反运动。他总结说，1941年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苏联的高级将领竟已经被斯大林快杀光了，出于无奈，斯大林不得不解放了朱可夫等剩下的一些没杀的高级将领，仓促应战。米沙沉痛地说，“斯大林只顾搞肃反杀人，对战争丝毫没有准备。在军队装备严重不足，将领人才严重缺乏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可想而知，我们的勇气和牺牲都是非常巨大的。”
米沙接着给我们讲了赫鲁晓夫统治时期。
赫鲁晓夫1953─1964年当政时期，苏联工业年增长率始终保持在9.1%─13.2%，普通人生活明显改善。他颇有平民风格，当政时不搞“形象工程”，大量建造站台简陋的地铁，建造速度比斯大林时代快一倍以上，解决了莫斯科边缘地区的交通难题。斯大林时代造的“高干楼”、“高知楼”，只是让本来就住得不错的精英们锦上添花罢了；而赫鲁晓夫为普通百姓大造廉价的五层楼，虽然现在被嘲讽为“赫鲁小楼”，面临拆迁，但是在60年代，这些有热水、有浴室的房子圆了数千万人的住房梦。
米沙说，赫鲁晓夫最令人震惊的政治作为是他冒着巨大阻力彻底揭露了斯大林的所有杀人恶行。这一举动不但震惊了政治局的苏共高官而且也震惊了所有苏联百姓。随之，赫鲁晓夫停止再搞“肃反”“反革命医生案件”之类的严酷斗争，结束了警察恐怖，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这一宽松举措改变了以后历届苏共政府的政治行为，自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虽然经过漫长的勃烈日涅夫政治倒退时期，但是苏共再也没有犯过群体屠杀人民，屠杀不同信仰群体，屠杀反对派的恶行。因此，斯大林时期群体迫害屠杀所造成的恐怖以及在人们心中埋下的对苏共的仇恨渐渐淡漠。这也就是为什么苏共在政治改革后的民主制度下还能苟延残喘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
米沙遗憾地说，但是，赫鲁晓夫是死后唯一没有葬在红场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被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在他的坟前，矗立着曾被他当众侮辱过的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设计的黑白相杂大理石墓碑，这没有碑文的半黑半白的墓碑似乎要印证赫鲁晓夫的一生功过间杂。
米沙接下来简单地介绍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他说，从1964年到1982年，勃烈日涅夫统治苏联十八年，勃烈日涅夫时期在经济上是“停滞时期”，在政治上是“倒退腐败时期”。
勃烈日涅夫统治初期，苏联表面看起来很繁荣，这种繁荣其实只是赫鲁晓夫时期积极改革的后坐力，以后的苏联则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政治上，勃烈日涅夫对其前任赫鲁晓夫时期的宽松体制采取公开大倒退，他恢复了思想控制，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勃烈日涅夫晚年的苏联政府变成了没有自我完善能力的僵化腐朽的统治集团。
取代勃烈日涅夫的是另一位久病缠身的安德罗波夫，他只活到1984年2月，后来上台的契尔年科也是病体缠身。直到他在1985年3月因病去世之后，苏联领导层才大胆地任命了年轻，富有活力的戈尔巴乔夫。
米沙最后给我们讲了苏联十几年与美国搞星球大战军备竞赛的情况，他总结说，“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所经历的近十年的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当然，把这套老旧的国家机器换新确实需要时间和代价，但是苏联1991年政治经济转型后的经济萧条并不完全是由于民主制度转型和自由经济转型造成的，它更是七十多年来苏联只重视重工业，不重视轻工业，不重视百姓的生活，以及十几年大搞军备竞赛把苏联本就不富裕的国民经济消耗殆尽而造成的。它更是勃烈日涅夫十八年长期的毫无作为的经济停滞政治腐败和耗资巨大的阿富汗战争造成的。”
(五)
8月29日早餐后，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去音乐厅听讲座，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只好用折叠椅坐在旁边。
维多丽亚的讲座配有幻灯片，比米沙站在台上干讲更有吸引力。屏幕上一开始打出题目“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配上戈尔巴乔夫大学时的近照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没想到戈尔巴乔夫年轻时竟如此英俊。
更没想到维多丽亚一开讲就语出惊人，她说，“戈尔巴乔夫虽然在西方，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还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他在俄国百姓中声誉并不高。在俄国，百姓抱怨他，反对他的的声音压倒了西方称赞他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执政时期，经济一直萧条，百姓生活不好，致使俄国普通百姓看不到西方政治家们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维多丽亚转而开始介绍戈尔巴乔夫的家庭和学业。她一边一片一片地放着戈尔巴乔夫的家庭照片，一边讲述他的成长过程。
戈尔巴乔夫1931年在俄罗斯边疆斯塔夫罗波尔出生，父亲是集体农庄庄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共产党员。戈尔巴乔夫从小活泼向上，聪明好学。1950年，已是候补党员的戈尔巴乔夫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并以全优成绩被莫斯科大学录取，获得包括住宿在内的全免费生待遇。
1950至1955年，五年莫斯科大学法律专业的训练，使戈尔巴乔夫无论从学识还是思想都得到大跳跃地发展。除此之外，他还是领取最高个人助学金加里宁助学金的优等生。
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和外祖父在斯大林早期的清洗运动中均被杀害。戈尔巴乔夫大学的头三年正值“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当时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清洗和“反对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运动”。当时的同学把戈尔巴乔夫当成“持不同政见者”。
戈尔巴乔夫自传中写到，“当时的气氛是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全国各地一样，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学校当成科学思想的准则。当时教学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他们不能独立思考、分析、对比。”
1953年，戈尔巴乔夫大学三年级时，斯大林去世。社会生活不久便出现了第一批“解冻”的征兆。“医生案件”被中止了，《真理报》及其他报纸开始刊登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及其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容的文章。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解冻”现象。大学的课程愈来愈有意思，课堂讨论、学生小组的活动也愈来愈活跃。戈尔巴乔夫说，“党的领导机关和其他机关虽说是放松了手中的意识形态缰绳，却决不打算完全撒手。”
戈尔巴乔夫在大学中最幸运和成功的事情当属他的初恋的成功。这个曾立志要刻苦学习不在大学期间谈恋爱的年轻人，在一次聚会中见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四年级生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时彻底瓦解。经过一年的追求和热恋，戈尔巴乔夫打败了众多对手，于1953年9月，与莫斯科大学男生们普遍认为高不可攀的美丽公主赖莎结婚。
导游维多丽亚讲到这时，接连打出赖莎大学时的近照，和戈尔巴乔夫与赖莎结婚聚会时的照片。结婚时，没有婚纱，没有庄重的仪式，有的只是学生宿舍中年轻同学们无忧无虑的欢闹。看着照片中穿着宽大新西服的年轻英俊的戈尔巴乔夫灿烂的笑脸，我们这些听众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戈尔巴乔夫后来提到他见到赖莎那一刻后的情景时说，“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坦率地说，在那几周时间里,我连学业都放弃了，我越来越频繁地光顾赖莎的宿舍，尽管我还是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和测验。”
以后四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无论是面对贫困还是挫折，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着她的丈夫。
1955年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回到自己的边疆家乡斯塔夫罗波尔，在省城担任区团委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那时，戈尔巴乔夫家乡的省城一片破败，整个城市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的马路，没有三层以上的楼房，几乎所有的两层小破楼的顶部都被住户加盖了一个木房来解决住房的紧张。戈尔巴乔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间11平米的出租小屋，小屋内唯一的家具是个锈迹斑斑，破旧不堪，中心已快塌到地面的铁床。戈尔巴乔夫买了两把椅子，这个家就算安置停当。赖莎停止了快要完成的莫斯科大学硕士学业，也来到边疆斯塔夫罗波尔落户，两人的财产则是十几大箱书。
戈尔巴乔夫领到第一份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双高筒胶布靴，因为他大部份工作时间是下乡，他常年住在乡下很少回家，每天都要在泞泥的乡路上奔波。而赖莎则多年承受着一人在家带孩子操持家务的辛苦。
1956年春天，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秘密会议报告公布，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和赫鲁晓夫的报告。戈尔巴乔夫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示赞同赫鲁晓夫的报告和他的勇气。同时，他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惶失措。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些人根本不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坚持说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那些人是罪有应得。这个说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在30年代经历过血腥大屠杀大清洗的边疆区！”
1956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边疆区团委干满了一周年后被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团委第一书记。以后戈尔巴乔夫一直上升为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并一直干到1962年4月。这段时间戈尔巴乔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和挫折，他后来说，他在斯塔夫罗波尔任第一书记期间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
这段时间戈尔巴乔夫不但对边疆建设贡献巨大，而且对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极权主义的问题不是独裁者的坏性格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没有最起码的法制制度，单纯的反“个人崇拜”只能使国家用一种崇拜代替另一种崇拜。
1963年1月1日戈尔巴乔夫被调到新成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去当组织部长，戈尔巴乔夫更喜欢这个接近底层，能干实事的职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戈尔巴乔夫与当地人民一起改变了一个最贫穷农庄苦干沟的面貌。使这个列宁集体农庄成为边疆区的一个先进农庄。原先随处可见的不透光的破败茅草房不见了，到处是质量良好、设备齐全的房屋。街道铺上了沥青路面，有了学校、图书馆、医院、漂亮的文化宫。前些年逃往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返回家园。后来，申请加入这个著名农庄的人排起了长队。而省城的巨大变化更不在话下，省城还建成了备有大型飞机起落跑道的飞机场。
1967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社会学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这一年戈尔巴乔夫也在农学院经济系毕业。此后戈尔巴乔夫便青云直上，1970年，戈尔巴乔夫升为农业部部长，197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4年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以及青少年事务执行委员会主席。1978年进入中央书记处，1979年进入政治局。在政治局内他认识了他的同乡、克格勃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在此后数年内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提携人和支持者。
进入苏共中央后，戈尔巴乔夫对底层人民的关心和对农业发展的热情仍然不减当年，屡屡碰壁和挫折后，他失望地看到，他身历其中的是一个极端腐败，严重僵化，老朽没落的集团和政权。
70至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使他能够经常出国访问，他先后访问了意大利，比利时，法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这些旅行很深地影响了他的政见和对社会和制度的认识。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对罗马的法律尤其入迷。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人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能够制定出这样清楚的法律准则，它为后来的欧洲文明缔造者们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又成了对市场和平民社会进行调节的基本原理。而我们苏联到了改革期间、到了20世纪末，却还在证明这二者的必要性。”
1983年，戈尔巴乔夫向中央请求去加拿大访问，他说，我必须去看看加拿大的农业，我一直想弄清，促使获得如此高效益的那根发条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赴加拿大进行7天访问。在温哥华郊区，他参观了国立畜牧研究中心、温室种植园、农场、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温莎区大载重量飞机制造厂。随后又前往多伦多，去加拿大最大的畜牧和粮食产区艾伯特省，参观了卡尔加里近郊的几个大型畜牧场，那里长年在草场上露天饲养肉用牲畜。戈尔巴乔夫还访问了艾伯特一家规模相当大的农场，并与农场主聊天了解经营情况。这个只雇用两三个固定工的农场主经营超过两千公顷的土地，农场奶牛的年出奶量每只约4700公斤，农场拥有各式各样的技术设备，遮阳篷下备有检修装置，谷仓是铝质的，还有两幢楼房、多辆汽车。戈尔巴乔夫临离开前问了农场主最后一个问题，他问农场主去年一年经营结果如何。农场主为难地看着陪同的加拿大农业部长，部长笑着说：“你就实说吧。”农场主答道，“如果说实话，我只能说，没有政府的津贴和贷款，我就没法过日子。”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和发达，离不开农民个体的自由经营，更离不开政府的实际有效的财政支持。
1985年3月11日，五十四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年轻的共产党总书记。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不到三年时间，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高层领导，数位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在死亡，那凝滞着老人血液的体制已经不再具有生命活力。我清楚看到历史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
讲到这里，导游维多丽亚连续打出“戈尔巴乔夫重要国事活动”一览表。我目不暇接，不能全部记下。大概国事如下，从1985到1991，戈尔巴乔夫与美国领导人有五次会面。1986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共产主义报纸上批判斯大林主义。1987年，戈尔巴乔夫开始介绍他的政治改革的想法，吸收非党员进入政府上层监督政府，提出政府要透明公开化。1988年从阿富汗撤军；同年宣布，在苏联，撤销包括党史在内的所有中学大学历史课程考试，因为这些历史都被改写了。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了“苏共支持舆论多元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88年12月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改革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接着在1990年2月苏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并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设置；随后，1990年3月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确立了多党制原则。1990年7月苏共28大又改革苏共政党体制，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
维多丽亚特说，“我们当时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戈尔巴乔夫试图走进群众中与群众交谈而被保安挡住的镜头。我们听说戈尔巴乔夫最初在上层很难传播他的开明自由思想，所以他很想把他的自由思想讲给民众。其实，早在勃烈日涅夫时期，共产党就已威信扫地，苏联老百姓早就对共产党轻蔑厌恶，讽刺嘲笑共产党已是百姓茶余饭后餐桌上的时髦行为。所以，戈尔巴乔夫认为他的自由思想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
维多丽亚介绍说，戈尔巴乔夫最初倡导的主要思想是政府要公开透明。他的名言是“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
戈尔巴乔夫认为，最应该公开透明的区域是政府一直视为要严格保密的两个“禁区”。第一个“禁区”是国家财务预算，特别是军事预算。第二个“禁区”是生态环境。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政府为了弥补赤字，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用人民的资金。人民更不知道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比国民收入计划增长数和实际增长数高出50％至100％。还有，人民群众无法想像环境破坏对大自然和人类造成的灾难有多大。
尽管突破这两个“禁区”异常艰难，戈尔巴乔夫还是在苏共历史上第一个做到了让人民有机会获得与自己相关的全部真相，而不是个别的、精心筛选过的片断消息。政府透明公开化使一直对政治冷漠，惧怕政治的民众有了参与政治的热情，老百姓一下子意识到，原来这些政治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
导游维多丽亚特别遗憾地提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反酗酒运动遭到百姓普遍激烈的反对。
维多丽亚不停地讲着，屏幕上不停地放出我们从没见过的照片，戈尔巴乔夫与家人在一起，戈尔巴乔夫与萨契尔夫人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夫妇与里根夫妇在一起。还有被我先生后来称为“震撼”的一张照片，照片表现的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苏共保守派政变那天莫斯科街上的情景，叶利钦站在停在莫斯科大街的坦克上，对着几个屏息静听的民众挥手演讲，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痛苦地双手捂脸蹲在叶利钦的腿旁。
击败政变使叶利钦名声大震，叶利钦随即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1991年6月，叶利钦在全民大选中高票当选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
维多丽亚最后说，“戈尔巴乔夫虽然不如叶利钦受俄国百姓欢迎，但是，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俄国就不会有今天的民主制度，我们百姓也不会有今天的自由，我也不会自由地站在这里演讲。你们也不会来俄国旅游和听我这个普通人的演讲。为这一切，我想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
全场静了一会，突然爆发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站起来鼓掌对维多丽亚表示感谢。
散会后，我向维多丽亚问道，“中国官方报纸的记者今年三月份采访了戈尔巴乔夫，这位记者后来写出报导，报导的大标题是‘戈尔巴乔夫后悔了，搞民主化是惨痛教训’。你怎么看这个报导？”维多丽亚马上说，“戈尔巴乔夫后悔？！这不可能！戈尔巴乔夫绝不会后悔，他只是说，‘我在改革上犯有错误’，但他从没有表示过后悔"
| 惨烈：共产党杀自己人比国民党杀的还多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7月23日14:49:1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 我采访中共“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人王盛荣时，曾引用杨尚昆一句感叹：共产党杀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都多。但后来没有找出杨尚昆原话的出处，于是放弃引用。最近却查到，被批为“中共喉舌”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共产党杀自己同志比国民党杀的还多》的文章 老高按：数年前，我采访中共“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人王盛荣时，曾引用了杨尚昆的一句感叹：共产党杀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都多。后来新泽西的一位我素所尊重的好友，痛斥我胡说八道，追问我出典何在。而我竟没有找出杨尚昆原话的出处。这当然要怪我自己当时对学术规范太不在意，没有及时记录。这是从文学转到历史的过渡之症。现在我已经懂得了学术规范的重要，重要引文都会注明来源。 这句话在查到原文之前，我不再引用。但，绝非我编造。后来我查到，被批为“中共喉舌”“毛左大本营”的《环球时报》，发表标题为《共产党杀自己同志比国民党杀的还多》的文章，这句话与杨尚昆的话异曲同工。这篇韩三洲评述邱会作回忆录的文章，原标题为《邱会作在“肃反”中死里逃生》，文中说： 1945年党的七大在讨论到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就这一句话，立即震动了全场。不少代表纷纷接著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有代表控诉：“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我们对邓发的肃反政策很愤怒！” 会场还在发言，已经有一些同志哭开了，有的还边哭边述说。对政治保卫局杀人的事，绝大多数都可以说出残酷的例子。有位代表说：“1934年秋，我们三军九师部队有位连长，上午打仗负了重伤，腿都断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连长拉去杀了。因为腿断了不能走，硬是两个人拖出去杀了。”这个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场出现了失声痛哭、擦抹眼泪的悲惨景象。 对于肃反滥杀无辜的问题，有代表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追查邓发的责任！”话音一落，全场此起彼伏地发出“同意”的响应。会议结束时，陈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说：“我们今天的会提出了过去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代表团一定向大会主席团报告。”平时散会时，大家都是很活跃的，但这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都心情沉重地离开会场。 过了两天，毛泽东亲自来到邱会作所在的华中代表团，就苏区肃反问题讲了一次话：一、被错杀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们悼念他们；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将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应在当地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以烈士对待；三、肃反问题是错误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邓发的责任问题。 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到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之后，就基本上停止。但是共产党杀共产党，却又延续了几十年，又杀了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今天我们说“共产党杀自己同志比国民党杀的还多”，应该並不是夸大其辞吧！ 关于中共“肃反”的罪行，已经有很多文章根据中共党史档案资料，披露出真相。我今天想起这件事，是因为刚刚读到明镜历史网刊发的《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一文。现转贴于下。 关于夏曦犯下的滔天罪行，最早我是在三十年前白桦的话剧《今夜星光灿烂》中得知的。那部剧作，写了几个同是十八岁的红军战士之死，正面写到了“左”倾路线造成的惨重灾难，给我巨大的心灵震撼——今天当然我不会只认为是“左”倾路线造成的惨重灾难了。 后来我查阅过有关党史资料，2005年有一篇《夏曦在湘鄂西“肃反”的前前后后》写得催人泪下，怒火盈胸。在以多维记者的名义写王盛荣的专访文章时，写到“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罪行，关于夏曦，我引用了这篇文章的有关资料，还写到张国焘、陈昌浩：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者无法统计，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其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杀了三千多人，其中甚至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夏曦在位只有两年多一点，竟然杀掉数万红军官兵和群众，他是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夏曦同张国焘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去给张当助手的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沈泽民当鄂豫皖中央分局副书记，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堪称帮凶。仅1931年秋天两个月，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指战员就被杀掉十分之一，达2500多人。1933年3月，红二十五军内一次就逮捕3900人，当即杀掉2500人。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活活勒死，另一个军首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1933年6月以后，张国焘、陈昌浩又在新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大屠杀，杀了红四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另一领导人曾中生在红军中威望很高，他们不敢公开杀，是长征途中在张国焘住房里被用绳子勒死的…… 这些史实，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不忍卒读。 有位中共高官“红二代”旧识，看到我的这篇专访后打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当年是“红小鬼”，也险险乎死在夏曦手中——恰巧刚刚从部队转到地方当县里儿童团总队长，才逃过一劫。他告诉我，在洪湖的烈士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与其他烈士是分开的，单独挂在另一面墙上。他还证实了我原来得知的情况：当夏曦后来在行军中涉水过河，脚下一滑被浪卷走时，就在他身边的警卫员没有任何人伸以援手搭救他，眼睁睁看着他被淹死。 写到夏曦，写到张国焘，其实三十年代共产党杀自己人杀得最凶、最早的，还是毛泽东。抓AB团、富田事件，现在已经有很多文章披露了真相，各位不妨在网上检索。 当年这些中共党人，不是神，也不是魔，然而，不论其初衷多么不同——从最高尚到最卑劣——他们却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左右了中共的走向，共同写下了一出大悲剧，包括他们个人的悲剧。而其中像夏曦，不论当权者将他供奉在什么样堂皇的先烈祠里，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应该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何立波，《文史精华》2006年第2期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规模比较大的有中央苏区的肃“AB团”运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赣东北苏区的“肃反”运动、陕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等等。湘鄂西苏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既包括湘鄂西苏区地方上的“肃反”，也包括湘鄂西主力部队红3军中的“肃反”。
一个看上去这么纯朴的革命者夏曦，怎么会变成大杀自己人的魔王？ 夏曦大权独揽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改造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夏曦被中央任命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之所以能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给湘鄂西党和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是与夏曦到达湘鄂西后所犯的严重“左”的错误密不可分的。 夏曦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在党的五大上，夏曦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接替李维汉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31年3月，夏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不是湘鄂西苏区第一个搞“肃反”的人。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3军政治委员邓中夏执行“左”的路线，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 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布成立。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缺乏经验和威信的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初到湘鄂西的夏曦在反“围剿”、苏维埃政权建设、游击队以及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许多的工作。但他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不作调查研究，就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实行的是“右倾不斗争的上山、逃跑”主义。 夏曦掀起反富农斗争，重新分配一切土地。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 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与夏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控制军队和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夏曦错误做法的万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夏曦的地位得到巩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在湘鄂西全面推行。随着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路线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一大批不同意、怀疑、反对错误路线的苏区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到了无情打击和迫害。 夏曦大搞“火线肃反” 7月，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无中生有地称“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他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将党内不同意见和“改组派”联系起来。为了进行“肃反”，夏曦和以他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各级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凌驾于党委之上，只要夏曦、杨光华等分局个别领导人同意，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5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尔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一说为孙子涛）。 尽管“肃反”工作已经扩大化，但是临时中央还不满意，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非常不够”，这使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愈演愈烈。夏曦此后更加专断，往往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把对临时中央和对自己有意见的人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加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而实际上被杀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下来的几个女同志，只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 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杀害的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的高级干部众多。他们之中有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按：周小康大搞“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干部，但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参见贺彪著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因严厉的刑讯逼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的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东晓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已经壮烈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第一次“肃反”结束后，12月19日，省委书记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胡说什么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第二次“肃反”运动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了10万大军向湘鄂西苏区发起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在襄北、襄南同时发起进攻，企图将红3军逼到长江、襄河之间歼灭。受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夏曦严重失误，提出“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的错误口号，使红3军伤亡很大，反“围剿”斗争失败，湘鄂西的几个根据地也损失殆尽。 但夏曦认为，洪湖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改组派”及其反革命派别的破坏，因而继续坚持“肃反”。因突围时电台的丢失，红3军与中央苏区的通讯完全中断，使得刚愎自用的夏曦更加我行我素，独断专横。 8月下旬，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很艰苦，没有东西吃，只能吃柿子、核桃、高梁杆子等。而夏曦还是不断地杀人，进行“火线肃反”。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有的指挥干部在火线上负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所谓的“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此次“肃反”共逮捕241人，处死14人，而实际数字远远不至于此。 曾任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6军政委的柳直荀对夏曦的乱杀人表示不满，给他写信提出质疑，被夏曦认为是“危险分子”。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石头投入湖中?熏“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 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这对于夏曦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3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在第二次毛坝会议上，夏曦说：“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同志的指示。……我们今后要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另外要解散现有的党、团组织，创造新的红军……”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 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担任主席的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是半个。政治机关也取消了，一切党的基层组织都陷于解体的局面。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未完待续） 四次“肃反”红3军只剩下3000余人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在金果坪“公审”后加以杀害。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著《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段德昌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抄写了于谦的《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将它贴在石洞上。英勇就义前，段德昌慷慨地说：“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1952年，毛泽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未能幸免于难。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五六月间，是在第三次“肃反”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一共逮捕了172人”，“处死刑的41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 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小关（按：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红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不只夏曦有责任，关向应也是有责任。”（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关向应对于自己在这一时期执行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心情一直很沉痛。抗战期间，他在延安养病时，曾经向毛泽东坦诚地谈了自己的错误。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利用自己的威望，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一位红军将领在被杀前质问夏曦：“那么多为创建红军、创建苏区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会反革命呢？”夏曦竟然荒谬地回答：“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的。”红3军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夏曦的头脑发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连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3个（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在1933年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为止，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后共逮捕了三千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实际数字远远不止此。经过4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但萧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说还有4000余人）。红3军的枪支也所剩不多，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在1934年11月，“最近在湘西窜扰之贺匪约有枪二三千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人均不到1支枪。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 谢觉哉曾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是湘鄂西苏区的“四大文豪”（还有周逸群、万涛、孙之涛）之一。他曾就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写过一首诗：“‘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红3军“肃反”错误的纠正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了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这是一次在红2军团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是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使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得以实现，挽救了红3军。 夏曦在会上态度消极悲观，一言不发。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扩大化方面、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8月4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后呈报给中央的决议中，夏曦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第五次“肃反”计划被取消，持续两年多的错误的“肃反”终于停止。 10月2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等率领的红6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3军（会师后恢复红2军团的编制）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11月上旬，在攻克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后，两军召开了联席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当时对夏曦的某些批评是不恰当的，如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在组织处理上，夏曦的职务也全被撤销。夏曦承认了错误：“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但他又有若干意见：“我不是敌人派进来的，不是蓄意破坏革命，是执行路线上的严重错误”（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夏曦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我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来电中就夏曦的问题作处批示，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主要是离开湘鄂西苏区后“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肃反“走到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取消党与群众的组织”。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在湖南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了红2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对夏曦的批评是对的，但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在3月31日来电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5月，到红6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夏曦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贵州七星关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5岁。夏曦落水时，有战士看见了，但是因为夏曦的“肃反”乱杀人，战士们都是气愤不已，没有人愿意去营救他。 对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工作期间的情况，2002年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评价道：“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对于夏曦的一生，贺龙评价说：“夏曦，是两头小，中间大。”萧克评价道：夏曦“两头好，中间错”；“到红6军团工作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好，我同王震同志都很尊重他，一直到他牺牲时，他的表现都很好。就说中间错吧，是执行六届四中全会错误路线，尤其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在这段期间也不能一概否定，如枫香溪会师后建立了黔东特区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肃反问题，在中央批评了湘鄂西分局以后，他就改正了。” “肃反”扩大化的深刻原因 中共党内的“肃反”斗争，是受共产国际大背景深刻影响的。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议提出：“各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派的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以右派叛徒和托派叛徒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代理人。”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和军阀的同时，“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1931年8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明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大规模地开展工作，来揭露右倾机会主义所有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都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1930年上半年提出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开展肃反工作。中央苏区首先开始肃反运动，对所谓“ＡＢ团”“改组派”斗争。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进一步要求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ＡＢ团。共产国际反“右倾”、“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的指示，成为王明等人发起苏区“肃反”运动的理论依据。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ＡＢ团”及改组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得力的工具，“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9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这是王明临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之前亲自执笔起草的文件，毛泽东说它是王明路线“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王明等人在这个“纲领性”的决议案中要求，红军“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1931年4月和6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分别在武汉和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和向忠发两人的叛变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9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他离开上海前，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指定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次组织变动，为博古等人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也为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1月12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认为“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ＡＢ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向各苏区发出指示，“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强调各苏区“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本来，夏曦在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下达前就已经逮捕了一批“改组派”，但是临时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批评在湘鄂西中央分局“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形同虚设”，“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ＡＢ团、白极会、硬化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一一党内秘密文件》）。在临时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2年1月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决定将“肃反”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加强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清洗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因该马上执行。” 虽然说“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个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极大的关系。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相比，湘鄂西苏区“肃反”造成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夏曦个人人品不好，利用自己执掌“肃反”大权来摆威风、要手段，甚至挟嫌报复、排除异己，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夏曦极为不满。贺龙回忆说：“战士们看到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呀。”“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的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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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共产党杀自己人比国民党杀的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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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07月23日于 [史地人物] 万维 |
| 我采访中共“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人王盛荣时，曾引用杨尚昆一句感叹：共产党杀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都多。但后来没有找出杨尚昆原话的出处，于是放弃引用。最近却查到，被批为“中共喉舌”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共产党杀自己同志比国民党杀的还多》的文章 老高按：数年前，我采访中共“28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后一人王盛荣时，曾引用了杨尚昆的一句感叹：共产党杀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都多。后来新泽西的一位我素所尊重的好友，痛斥我胡说八道，追问我出典何在。而我竟没有找出杨尚昆原话的出处。这当然要怪我自己当时对学术规范太不在意，没有及时记录。这是从文学转到历史的过渡之症。现在我已经懂得了学术规范的重要，重要引文都会注明来源。 这句话在查到原文之前，我不再引用。但，绝非我编造。后来我查到，被批为“中共喉舌”“毛左大本营”的《环球时报》，发表标题为《共产党杀自己同志比国民党杀的还多》的文章，这句话与杨尚昆的话异曲同工。这篇韩三洲评述邱会作回忆录的文章，原标题为《邱会作在“肃反”中死里逃生》，文中说： 1945年党的七大在讨论到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就这一句话，立即震动了全场。不少代表纷纷接著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有代表控诉：“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我们对邓发的肃反政策很愤怒！” 会场还在发言，已经有一些同志哭开了，有的还边哭边述说。对政治保卫局杀人的事，绝大多数都可以说出残酷的例子。有位代表说：“1934年秋，我们三军九师部队有位连长，上午打仗负了重伤，腿都断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连长拉去杀了。因为腿断了不能走，硬是两个人拖出去杀了。”这个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场出现了失声痛哭、擦抹眼泪的悲惨景象。 对于肃反滥杀无辜的问题，有代表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追查邓发的责任！”话音一落，全场此起彼伏地发出“同意”的响应。会议结束时，陈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说：“我们今天的会提出了过去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代表团一定向大会主席团报告。”平时散会时，大家都是很活跃的，但这次会议结束后，代表们都心情沉重地离开会场。 过了两天，毛泽东亲自来到邱会作所在的华中代表团，就苏区肃反问题讲了一次话：一、被错杀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们悼念他们；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将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应在当地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以烈士对待；三、肃反问题是错误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邓发的责任问题。 国民党杀共产党，杀到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之后，就基本上停止。但是共产党杀共产党，却又延续了几十年，又杀了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今天我们说“共产党杀自己同志比国民党杀的还多”，应该並不是夸大其辞吧！ 关于中共“肃反”的罪行，已经有很多文章根据中共党史档案资料，披露出真相。我今天想起这件事，是因为刚刚读到明镜历史网刊发的《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一文。现转贴于下。 关于夏曦犯下的滔天罪行，最早我是在三十年前白桦的话剧《今夜星光灿烂》中得知的。那部剧作，写了几个同是十八岁的红军战士之死，正面写到了“左”倾路线造成的惨重灾难，给我巨大的心灵震撼——今天当然我不会只认为是“左”倾路线造成的惨重灾难了。 后来我查阅过有关党史资料，2005年有一篇《夏曦在湘鄂西“肃反”的前前后后》写得催人泪下，怒火盈胸。在以多维记者的名义写王盛荣的专访文章时，写到“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罪行，关于夏曦，我引用了这篇文章的有关资料，还写到张国焘、陈昌浩： 1932年4月，夏曦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这一次被屠杀者无法统计，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其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肃反”，杀了三千多人，其中甚至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夏曦在位只有两年多一点，竟然杀掉数万红军官兵和群众，他是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夏曦同张国焘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去给张当助手的陈昌浩任红四军政委，沈泽民当鄂豫皖中央分局副书记，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堪称帮凶。仅1931年秋天两个月，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指战员就被杀掉十分之一，达2500多人。1933年3月，红二十五军内一次就逮捕3900人，当即杀掉2500人。军长许继慎被用绳子活活勒死，另一个军首长周维炯被乱棍打死。1933年6月以后，张国焘、陈昌浩又在新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大屠杀，杀了红四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另一领导人曾中生在红军中威望很高，他们不敢公开杀，是长征途中在张国焘住房里被用绳子勒死的…… 这些史实，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不忍卒读。 有位中共高官“红二代”旧识，看到我的这篇专访后打电话告诉我：他父亲当年是“红小鬼”，也险险乎死在夏曦手中——恰巧刚刚从部队转到地方当县里儿童团总队长，才逃过一劫。他告诉我，在洪湖的烈士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与其他烈士是分开的，单独挂在另一面墙上。他还证实了我原来得知的情况：当夏曦后来在行军中涉水过河，脚下一滑被浪卷走时，就在他身边的警卫员没有任何人伸以援手搭救他，眼睁睁看着他被淹死。 写到夏曦，写到张国焘，其实三十年代共产党杀自己人杀得最凶、最早的，还是毛泽东。抓AB团、富田事件，现在已经有很多文章披露了真相，各位不妨在网上检索。 当年这些中共党人，不是神，也不是魔，然而，不论其初衷多么不同——从最高尚到最卑劣——他们却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左右了中共的走向，共同写下了一出大悲剧，包括他们个人的悲剧。而其中像夏曦，不论当权者将他供奉在什么样堂皇的先烈祠里，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应该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何立波，《文史精华》2006年第2期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全国各个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规模比较大的有中央苏区的肃“AB团”运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赣东北苏区的“肃反”运动、陕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等等。湘鄂西苏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贺龙语）。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既包括湘鄂西苏区地方上的“肃反”，也包括湘鄂西主力部队红3军中的“肃反”。
一个看上去这么纯朴的革命者夏曦，怎么会变成大杀自己人的魔王？ 夏曦大权独揽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向各根据地派遣了中央代表，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改造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夏曦被中央任命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之所以能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给湘鄂西党和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是与夏曦到达湘鄂西后所犯的严重“左”的错误密不可分的。 夏曦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在党的五大上，夏曦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接替李维汉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31年3月，夏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不是湘鄂西苏区第一个搞“肃反”的人。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3军政治委员邓中夏执行“左”的路线，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 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布成立。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缺乏经验和威信的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初到湘鄂西的夏曦在反“围剿”、苏维埃政权建设、游击队以及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许多的工作。但他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不作调查研究，就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实行的是“右倾不斗争的上山、逃跑”主义。 夏曦掀起反富农斗争，重新分配一切土地。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 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与夏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控制军队和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夏曦错误做法的万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夏曦的地位得到巩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在湘鄂西全面推行。随着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路线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一大批不同意、怀疑、反对错误路线的苏区党和红军的干部，遭到了无情打击和迫害。 夏曦大搞“火线肃反” 7月，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无中生有地称“改组派在苏区内颇活动”，他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将党内不同意见和“改组派”联系起来。为了进行“肃反”，夏曦和以他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各级肃反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凌驾于党委之上，只要夏曦、杨光华等分局个别领导人同意，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5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被夏曦认为是“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团以上干部有28人。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尔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一说为孙子涛）。 尽管“肃反”工作已经扩大化，但是临时中央还不满意，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非常不够”，这使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愈演愈烈。夏曦此后更加专断，往往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把对临时中央和对自己有意见的人视为“反国际”、“反中央”、“反中央分局”，加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而实际上被杀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贺龙回忆：“夏曦白天捉人，夜里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下来的几个女同志，只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 在第一次“肃反”中，夏曦杀害的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的高级干部众多。他们之中有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建人之一、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按：周小康大搞“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干部，但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参见贺彪著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因严厉的刑讯逼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的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东晓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已经壮烈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也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第一次“肃反”结束后，12月19日，省委书记杨光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胡说什么周逸群还没有死，秘密会见过蒋介石，等等。 第二次“肃反”运动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了10万大军向湘鄂西苏区发起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在襄北、襄南同时发起进攻，企图将红3军逼到长江、襄河之间歼灭。受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夏曦严重失误，提出“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的错误口号，使红3军伤亡很大，反“围剿”斗争失败，湘鄂西的几个根据地也损失殆尽。 但夏曦认为，洪湖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改组派”及其反革命派别的破坏，因而继续坚持“肃反”。因突围时电台的丢失，红3军与中央苏区的通讯完全中断，使得刚愎自用的夏曦更加我行我素，独断专横。 8月下旬，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很艰苦，没有东西吃，只能吃柿子、核桃、高梁杆子等。而夏曦还是不断地杀人，进行“火线肃反”。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3军指战员。有的指挥干部在火线上负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所谓的“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1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此次“肃反”共逮捕241人，处死14人，而实际数字远远不至于此。 曾任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6军政委的柳直荀对夏曦的乱杀人表示不满，给他写信提出质疑，被夏曦认为是“危险分子”。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石头投入湖中?熏“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 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这对于夏曦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3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在第二次毛坝会议上，夏曦说：“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同志的指示。……我们今后要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另外要解散现有的党、团组织，创造新的红军……”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 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担任主席的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是半个。政治机关也取消了，一切党的基层组织都陷于解体的局面。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未完待续） 四次“肃反”红3军只剩下3000余人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在金果坪“公审”后加以杀害。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著《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段德昌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抄写了于谦的《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将它贴在石洞上。英勇就义前，段德昌慷慨地说：“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1952年，毛泽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未能幸免于难。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五六月间，是在第三次“肃反”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一共逮捕了172人”，“处死刑的41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 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小关（按：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红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不只夏曦有责任，关向应也是有责任。”（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关向应对于自己在这一时期执行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心情一直很沉痛。抗战期间，他在延安养病时，曾经向毛泽东坦诚地谈了自己的错误。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7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利用自己的威望，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一位红军将领在被杀前质问夏曦：“那么多为创建红军、创建苏区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会反革命呢？”夏曦竟然荒谬地回答：“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的。”红3军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夏曦的头脑发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连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3个（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在1933年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为止，湘鄂西苏区和红3军中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后共逮捕了三千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实际数字远远不止此。经过4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3军，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但萧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说还有4000余人）。红3军的枪支也所剩不多，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在1934年11月，“最近在湘西窜扰之贺匪约有枪二三千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人均不到1支枪。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 谢觉哉曾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是湘鄂西苏区的“四大文豪”（还有周逸群、万涛、孙之涛）之一。他曾就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写过一首诗：“‘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红3军“肃反”错误的纠正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了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这是一次在红2军团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是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使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得以实现，挽救了红3军。 夏曦在会上态度消极悲观，一言不发。 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扩大化方面、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8月4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后呈报给中央的决议中，夏曦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第五次“肃反”计划被取消，持续两年多的错误的“肃反”终于停止。 10月24日，任弼时、王震、萧克等率领的红6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3军（会师后恢复红2军团的编制）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11月上旬，在攻克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后，两军召开了联席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当时对夏曦的某些批评是不恰当的，如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在组织处理上，夏曦的职务也全被撤销。夏曦承认了错误：“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但他又有若干意见：“我不是敌人派进来的，不是蓄意破坏革命，是执行路线上的严重错误”（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夏曦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我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来电中就夏曦的问题作处批示，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主要是离开湘鄂西苏区后“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肃反“走到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取消党与群众的组织”。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在湖南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了红2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对夏曦的批评是对的，但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在3月31日来电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5月，到红6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夏曦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贵州七星关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35岁。夏曦落水时，有战士看见了，但是因为夏曦的“肃反”乱杀人，战士们都是气愤不已，没有人愿意去营救他。 对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工作期间的情况，2002年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评价道：“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1932年5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对于夏曦的一生，贺龙评价说：“夏曦，是两头小，中间大。”萧克评价道：夏曦“两头好，中间错”；“到红6军团工作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好，我同王震同志都很尊重他，一直到他牺牲时，他的表现都很好。就说中间错吧，是执行六届四中全会错误路线，尤其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在这段期间也不能一概否定，如枫香溪会师后建立了黔东特区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肃反问题，在中央批评了湘鄂西分局以后，他就改正了。” “肃反”扩大化的深刻原因 中共党内的“肃反”斗争，是受共产国际大背景深刻影响的。1930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议提出：“各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派的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以右派叛徒和托派叛徒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代理人。”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和军阀的同时，“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1931年8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明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大规模地开展工作，来揭露右倾机会主义所有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都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1930年上半年提出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开展肃反工作。中央苏区首先开始肃反运动，对所谓“ＡＢ团”“改组派”斗争。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进一步要求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ＡＢ团。共产国际反“右倾”、“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的指示，成为王明等人发起苏区“肃反”运动的理论依据。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ＡＢ团”及改组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得力的工具，“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9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这是王明临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之前亲自执笔起草的文件，毛泽东说它是王明路线“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王明等人在这个“纲领性”的决议案中要求，红军“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1931年4月和6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分别在武汉和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和向忠发两人的叛变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9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他离开上海前，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指定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次组织变动，为博古等人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也为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1月12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认为“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ＡＢ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向各苏区发出指示，“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强调各苏区“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本来，夏曦在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下达前就已经逮捕了一批“改组派”，但是临时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批评在湘鄂西中央分局“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形同虚设”，“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ＡＢ团、白极会、硬化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一一党内秘密文件》）。在临时中央的一再催促下，1932年1月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决定将“肃反”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加强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清洗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因该马上执行。” 虽然说“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个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极大的关系。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相比，湘鄂西苏区“肃反”造成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夏曦个人人品不好，利用自己执掌“肃反”大权来摆威风、要手段，甚至挟嫌报复、排除异己，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夏曦极为不满。贺龙回忆说：“战士们看到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呀。”“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的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