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党史文汇》，作者，张伊丽，原题为《揭秘：陈云在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前前后后》
在腥风血雨、艰难竭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央特科在获取情报、保卫中共中央安全等方面功绩卓著，并且为发展党的隐蔽战线奠定了良好基础。“隐蔽战线的统帅”中央特科的创始人周恩来，家喻户晓。相较而言，另一位特科机构领导人陈云在特科的风云岁月则鲜为人知。
临危受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并未建立保卫自身的各种武装。因此，也未专门设立负责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的机构。可以说，早期的中共中央还“不懂得情报”工作，直至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猝不及防中所酿造的惨案才让共产党瞬间惊醒，中央特科才由此应运而生。1927 年4 月11 日夜到12 日清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党和人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先以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随后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致使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死街头。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内，被杀害者300 多人，被逮捕者500 多人，5000 多人流亡失踪。在此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往武汉，并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引起周恩来和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重视，大家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有效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1927 年，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三人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指挥以情报、保卫工作为着重点的中央特科。
在建立初期，中央特科就明确了其主要任务：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在机构设置上，特科共开设四个科：一科为总部，后来称总务科，科长洪扬生。该科主要负责中央机关的
庶务工作。凡是中央召开的会议和设立的秘密机构及接头地点，都由一科负责。二科是情报科，科长陈赓。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三科是行动科，科长由顾顺章兼任。该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四科是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科长李强。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
新建立的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站在敌我军事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渗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掌握了敌人致命的要害部门，截获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这些正如国民党人士后来所说：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内应”，“掌握了特务机关全盘活动机密，及时从中统最机密档案中得到共党叛徒、奸细活动的正确情报，不必费多大气力及时镇压，有时还能事先发现国特行动计划而做到先发制人”。
1931 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于武汉被捕叛变。这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所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顾顺章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机密，熟知中央领导人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这样巨大的变化所引起的内部收缩，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特科工作面临重大调整。
为了整顿特科，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陈云在协助周恩来处理顾顺章叛变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机智果断，他本人又具备中央规定的上述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但是在6 月21 日又发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很难继续存身。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去。这时，陈云在危难之际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陈云回忆说：“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又称书记——引者注），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
绝地反击
1931 年5 月，陈云临危受命，正式担任中央特科书记。如何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成为特科新领导人陈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一严峻考验，他灵活机动、周密部署、绝地反击，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纠正观念，精简机构。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得特科内部人员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一方面，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产生动摇，在敌人自首政策的诱惑下开始密谋叛变投敌；另一方面，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面对敌特日益猖獗的破坏活动，相当多的战友按捺不住报仇雪恨的情绪，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敌人作斗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向来以“冷静、沉着”著称的陈云并没有慌乱阵脚，而是首先通过细致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他强调：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根据目前的现状，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在陈云的坚强领导下，特科工作又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
与此同时，由于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吸取教训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内部组织的调整：首先，他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转移上海；其次，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最后，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以确保特科工作人员的身份安全。“当时特科同志之间，除相互之间有一二人的联系外，并无其他联系。”
（二）深入社会，隐秘工作。特科组织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动，就必须依靠全体党员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来掩护特科工作，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随时防止敌人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扩大情报来源，争取社会支持，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广泛地跟上海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这些人中有社会名流如董健吾、杨度等，也有普通店员、邮递员等。这些革命的同情者利用其合法的社会职业为中央特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陈云改变了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以真实的公开职业掩护自己，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去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在深入群众的基础上，陈云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间小商铺，分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比如，他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个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来搬，很方便，是仓库，又做商店，又接头”。
对于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慨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三）将计就计，深入敌营。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的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计就计，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特机关，在其内部建立情报点。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批准。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保障特科骨干的人身安全，陈云和潘汉年经过商议后决定：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后，如无法掩藏身份，在不帮助敌人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或者在适当时候潜逃回部队。
“假自首”政策的实行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为特科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骨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大多数经党批准向敌人“自首”的干部在脱离敌人魔掌后，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与敌人的斗争中。更为重要的是，该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敌人的视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虑，放慢了向特科进攻的脚步。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信任，将其秘密处死。
（四）保卫中央，惩凶除恶。中央特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的安全，设法营救被捕的战士。1932 年11 月，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因遭受敌人的秘密围捕而潜藏于鲁迅家中。中共中央为了确保他们二人的安全，特别委派陈云在一个雨夜将瞿秋白夫妇从鲁迅家中安全转移。在《一个深晚》一文中，陈云详细记述了与鲁迅会面的情景，并称赞鲁迅是“爱护我们党，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牛兰事件”中，陈云及其领导的中央特科为成功营救牛兰夫妇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陈云所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面对特务和叛徒的嚣张气焰，为了鼓舞战士们的革命士气，陈云遵照中央指示，召集潘汉年等人商议，决定在短期内对敌人的首恶分子，用武力手段予以镇压。经过陈云等人的周密部署和多方努力，一名敌方的特务首脑被成功刺杀。公开镇压敌特首脑的胜利，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开辟了崭新的突破口，此举更令敌特和叛徒大受震撼，有力地打击了敌方的嚣张气焰，就进一步为中共情报机构分化、争取和利用他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中国需要政治新思维 | 2012-07-23 23:12:20 |  | |
记得2008年7月的时候，我在《大国游戏》的系列中的几个系列中，着重探讨了中国的基层政府的腐败问题和改进的对策。
不过我在七十八节中提到的社会必须兼顾保护个人努力成果和防止阶层固化，今天看来还是很有意义。
“本来，任何一个社会，在考虑如何维持其稳定和变化的平衡时，都必须面对两个考量：一是如何创造出足够的流动性，让穷人能通过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会中出头；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会行为的损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这个社会就没有了目标和公义，因为大家随时都会对社会的财富分配不满而要求重新洗牌，那么任何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就毫无价值，因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一个是儿子的平等继承权，使中国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有钱人通常会多娶老婆，然后众多的儿子分家，就难以形成一个超级大富豪。当然现在不可能这样做了，只能通过高遗产税，劝人为善多捐款来解决。另一个是教育平等权和科举制度，给予任何有志向的穷苦人，一个奋斗的机制。再加上对外战争立军功，都给了人们一个向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体制，通常是在这些机制中，实在没有能力过关斩将，才会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个多次落第的秀才。”
这个看法，经历了西南故事，大家应该更加明白其中的含义。
在第八十节中，我曾经提到：
“本来，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自然会牵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论是对矿山的开采，还是水库的修建，还是新的商品房开发，必然会对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台。在这个分大饼的过程中，既然没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须留有一点冲突的空间。比如说贪婪的企业主，懒惰的政府公务员，和得势不饶人的山民，都会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在这种情势下，政府执法部门应该置身于事外，不能轻易的变成任何一方随意动用的私器，不能成为企业主无法同工人谈判妥协，或者是政府人员失去耐心粗暴对待市民的私人保镖力量。
执法公权力被黑势力渗透，或者是无止境的乱用，就会形成政治，经济和暴力的一体化，是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最大破坏。官商警力被少数人操纵，就会是地方的政府管制彻底破产，一旦事情闹大，而当地政府无法封锁消息的时候，非地方的武警和军队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员和钦差大臣就匆忙的出来救火，平定局势。如果一旦省级权威失效，大概中国传统的哥老会和红枪会就会应运而生。
如何解决这个困局呢？其实并不难，第一点是削减地方的警力，严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来解决民事纠纷。把地方的治安权重新给予地方联防，由地方自己财政解决警察薪水问题。如果乡政府不能再粗暴的运用警力来面对刁民，看你还敢不敢不和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点是大幅度削减政府行政工作职位，把大多数冗员赶进社会，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让地方上的能人们可以自己出头，形成各种可以由其人际关系，靠其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协调各方利益的人士出来发挥影响力。第三点，以经济鼓励大城市的年轻人向中小城市搬迁，对中国的中西部进行税收优惠，提高政府的公务员素质。”
然后在后面的第八十一节和八十二节中，我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政府的“维稳压倒一切”的思维的不明智性。
“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可以初见端倪，即是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而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动荡。
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在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上，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
“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
“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可以趋缓，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一个高速的GDP数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数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里饭多了，可是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激化了。”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不要变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锋。而且对一个地方的有限的乱局不要过度反应，乱用重典。恶人需要恶人磨，苛吏，恶官，这类所谓的“国家罗汉”，也必须由暴民，刁民去制约，大不了烧几个地方政府的大楼，事后对违法犯纪的官吏和暴民同时秋后算账，反而对长治久安有好处，打完这些官民两边的害群之马，理性的温和的当地势力才可能抬头。”
那么反观当年中央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采取了我推荐的政策的反面。
这个政策，就是政法委中的公安一系压过检察和法律两系，不少县级和以上的政府里面，公安局长开始兼任政法委书记，或者成为常委。
公安体系的坐大，自然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的必然结果。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宣传这个毛主席说的阎王殿也同时坐大。结果就是该做的宣传工作不好好去做，导致舆论的话语权丧失，几十万皇家饭，搞不过微薄上几句谣言。还得靠自干五们来消炎。
而这帮宣传同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面贡献没有，却通过删贴子，封帐户这些做法，惹得新一代的小年轻情绪波动。简直和公知们交相辉映，不分伯仲，把对方恶心过来的小白们，又毫不客气的恶心给对方。
而抬出大刑伺候的暴力公安，则没有将稳定局面的紧张状态减轻多少。因为很简单，有了公安的头阵，再加上武警的后备，地方老爷们哪里还需要关心小民的怨愤呢。本来我的建议，就是慎用警力，限制武警的动用，迫使地方老爷们必须和小民们达成妥协，结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号召下，稳定就压倒了民怨，你不就越来越多的小民躁动了。
这种局面，在花儿开的时候，就越加明显。结果就是海外反对派的不理智动作，反而成为情治和政法系统坐大的契机，反而导致了希望软性处理和解决国内矛盾的思维，受到重创。
好在这种恶化的趋势，终于开始在党内形成了共识。新的处理国内矛盾的方式，开始从广东的乌坎到四川的什邡，出现了一些苗头。
本来解决国内的矛盾，应该靠的是推行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治理官僚腐败、争取人民支持等等正道上面。而中国的老百姓，又不是那么笨，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而且还知道有理有节，比如乌坎村的同学们，就把海内外的公知们玩了一把。
对这样的人民，只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心态，有难处有问题，也可以请求人民的谅解，自然就可以将紧张的情况缓解。其他的偏门，比如舆论管制和暴力威慑，只应当在非常时期，针对少数的敌对人群，不能成为平时依赖的法宝。
不过忘羊补牢，犹未为晚，希望董事会的新组成，把非正道的功能降低一个级别。然后从上到下，好好拨乱反正一下，当是国家之福。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