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藏。第二年5月，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中国官方说，这项协议的签署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然而，在8年以后的1959年，当时的西藏领导人，贵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西藏首府拉萨随后发生了一场伤亡惨重的事件。中国官史称之为“西藏平叛”，流亡海外的藏人则将其称之为“和平抗暴”。

达赖喇嘛为何出走？60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究竟真相如何？中国官方和流亡藏人各执一词。美国华人学者李江琳查阅大量史料，走访了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几百名流亡藏人，并和这段历史的关键见证人达赖喇嘛有过5个小时的谈话。2010年，李江琳的《1959拉萨！》一书面世，力求重建那段历史的原貌。在此李江琳为您解开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西藏及周边藏区的那些历史谜团。

56年汉藏关系恶化 解放军拉萨备战

1950年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与此同时，他与中国派驻西藏的高级军政官员也有频繁的接触。然而，1959年3月10日，当他准备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一场演出时，却受到拉萨民众的强烈阻挠。数以万计的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恳求他不要前往军区司令部。

李肃：达赖喇嘛当时跟西藏军区也好，跟中共在西藏的工作委员会，应该有很多的联系。双方应该有很多的交流。看一场演出应该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同时，达赖喇嘛原来也去过北京。为什么这一次看演出就说不行了，为什么这一次就说要把他劫持到北京，以前到北京也没说要劫持他啊？

李江琳：其实你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开始对整个事情做详细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它给我同样的疑惑。为什么54年他去北京的时候，拉萨市民没有阻止他。他们很担心，可是没有阻止他。为什么到了59年的时候玩儿了命地要阻止他。实际上后来我在访谈的时候也问过这些当事人。当时拉萨是怎么样的状况？要理解它的背景和当时拉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实际上拉萨在56年的时候，两方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达赖本人告诉我，他57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4月份回到拉萨的时候，他发现大昭寺对面的中方的机构，房顶上已经修了工事。他走的时候还没有。修工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备战。

李肃：准备打仗。

李江琳：昌都（位于西藏东部）在56年夏天开始有暴动，使得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紧张。解放军一下子就开始备战了。

达赖56年访印有意不归

画外音：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通过这些运动，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到了1956年，信心大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向西藏周围的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但是遇到藏人的激烈抵抗。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21岁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印度，参加佛祖释加牟尼2500年诞辰庆典。就在达赖喇嘛动身前往印度的5天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说：“要估计到达赖喇嘛可能不回国”，并指示开始备战。毛泽东说：“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

李江琳：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印度尼赫鲁的情报局长，他在70年代的时候出版过一套回忆录。根据这里面的资料，他就讲到当时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已经通过他本人达了一个意思，就说达赖喇嘛有意留在印度不回去。

李肃：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达赖喇嘛56年的时候动了这个想法，不想从印度回来了？

李江琳：简单地说是发生了战争。为什么我说它是战争，而不是镇压，因为它不是用警察，而是用了正规军，而且是野战军。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资料，最早发生暴动的实际上是云南，云南迪庆，现在的香格里拉那一带地区。但是有关的资料非常少，我只找到了德庆县的一些资料。到了1956年2月在（四川）甘孜州的色达县，也就是现在发生过藏人自焚的色达县，它是一个纯牧区，就发生了藏人的暴动。四川和云南对藏民的反抗的镇压，轰炸寺庙等等，使得达赖喇嘛觉得似乎他呆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

“民主改革”激起藏人暴动

李肃：为什么藏民要暴动呢？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迫使他们来奋起反抗呢？

李江琳：这就谈到“民主改革”是怎么回事。我最早做研究的时候就注意到“民主改革”这是一个词。它的内容是什么？我就开始调查“民主改革”。我们不管它叫什么，名项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它的内容。

李肃：按说从字面上讲，“民主改革”应该是好事嘛。

李江琳：对，字面上看上去是好事。因为我想不通，民主改革显然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会不顾性命地去反抗。因为当时藏人手里有枪。然后我就去调查“民主改革”的内容和方式。发现它跟内地进行的土改、政反还有肃反、合作化其实全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区别。方法也一样——批斗。藏语里面没有“斗争会”这个词。它只能设法用藏语来音译一个汉语的“斗争”这个词。斗争这种行为，开斗争会这种行为对藏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画外音：李江琳在《1959拉萨！》中写道：“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仅1956年一年，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波及43个县，450多个乡，数万藏民逃往拉萨。”

李肃：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共上层领导知不知道在藏区里面进行的所谓“民主改革”激起了当地藏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吗？

李江琳：知道，非常清楚。

李肃：他们很清楚？

李江琳：轰炸理塘、乡城、巴塘寺院的飞机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秘密武器。1953年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10架图-4。

李肃：那是轰炸机了。

李江琳：对，而且是远程重型轰炸机，因为别的轰炸机上不了高原，路途短。它必须是远程，而且能够携带大量的集束炸弹，才能到那个地方。图-4这个轰炸机团不是由地方军区控制的，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也就是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图-4飞机是不能动用的。但是图-4飞机第一次实弹的作战就是在藏区，在四川，四川的甘孜地区。中央军委下令不可能不经过中央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动用这个飞机，中央不可能不知道。

画外音：1956年，在印度的流亡藏人报纸《西藏镜报》刊登了这样一幅画，描绘了四川理塘寺被轰炸的场面。英文和藏文说明写道：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杀死了我们好几千热爱自由、勇敢、武器不足的康巴人，并且摧毁了寺院……

“改造”西藏 中共1950年的既定政策

李肃：中国官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上层曾经有过的观点是和平改造，和平土改也好，社会改造也好，是可能的吗？

李江琳：他们在公开的文件上是这么说过。

李肃：那有没有秘密的文件呢说另外的事情呢?

李江琳：我们知道的就是《范明回忆录》里面他是讲到过，他得到过张国华从北京打来的秘密电话，是1955年下半年。那个时候毛泽东给西藏工委的指示是要开始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而且是建立在打的基础上改。

李肃：在55年已经说了。

李江琳：对，55年下半年，大概11月左右吧，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

李肃：但是在周边的省区做的民主改革激起了藏人的强烈反抗，对不对？

李江琳：对。

李肃：既然已经激起了这些反抗，为什么还想着要在西藏继续进行这些东西呢？

李江琳：这是它既定的方针。1950年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一个电报，发给彭德怀等人的中央电报，里面就讲到西藏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加以占领，并且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也就是说西藏不仅是占领的问题，它还有改造的问题。这个改造是势必要进行的，包括在《十七条协议》中也提到了社会改造的问题，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怎么改造，什么时候开始改造。对西藏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从开始决定要占领西藏一直到59年，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是说什么时候改，用什么样的方式改的问题。但是后来有一个所谓的“六年不改”的推迟。这个“六年不改”有多重因素。其中有一重公开的因素，是为了争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来。也就是说不是不做，而是延缓。

毛泽东保证“六年不改” 周恩来亲赴印度劝回达赖喇嘛

李肃：周恩来曾经到了印度，也去访问的时候，跟达赖喇嘛面谈了几次，劝他回来。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李江琳：他其实还有一次不仅是跟达赖喇嘛谈话，还跟他的哥哥、跟他的家人也谈过话，这是达赖喇嘛的自传里写到的。中方资料里没有提到过这些。达赖喇嘛的哥哥实际上是向周恩来有很多的抱怨，说你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对藏人这样的镇压。周恩来也对达赖喇嘛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解释，比方说理塘，解放军被包围了，我们去空投粮食，实际上那就远不止空投粮食。

画外音：2009年6月3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李江琳专访时回忆了50多年前在印度和周恩来的会晤。周恩来给他带来了毛泽东“六年不改”的口信。

达赖喇嘛说：“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周恩来和贺龙来看我。其实本来他们可以透过印度政府，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见我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六年，六年以后，什么时候改革，再去考虑。”

达赖喇嘛说，当时贺龙还亲自到他在德里住的地方来，并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雪山狮子如果在雪山上是狮子，但是这个狮子到了平地，会变成一条狗。”

李江琳：总的说来，周恩来对他的谈话就两个精神。第一个是向他表示中央的精神，你们要叛乱，我们就坚决平叛，这是硬的一手；软的就是我们可以承诺，我们六年不改。以后要改的话，一定经过你们的同意。同时他跟尼赫鲁也有过两次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对尼赫鲁也施加了一些压力，胡萝卜加大棒，使得尼赫鲁变成不愿意接受达赖喇嘛的流亡。这时候他没办法，他只能回去。

四省藏区的大屠杀

李肃：也就是说当年中国上层的决策是用强力的镇压来推行改革。

李江琳：对。中国的民族政策在1958年循化事件之后有一个重大改变。改变了原来一直都强调地方干部要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到了58年的时候，整个的政策理论改变了。改变成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当它被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以后，所有的反抗、抵抗——这种抵抗不一定是武装抵抗，包括藏人逃亡，就是说我不接受人民公社，赶着畜生跑了，可以说是消极抵抗，都被认为是叛匪。只要是叛匪，那么就成了阶级敌人。于是消灭他们就是正当的，符合他的理论的。所以在它的理论框架下，对这些的解释是符合它的思维方式。

李肃：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青海省的循化事件，你说在那个之后，政策有重大转变。那次事件是什么事件，为什么能够造成政策的重大转变呢？

李江琳：循化它不是一个藏族自治县，它是一个撒拉族自治县。它主要的居民是以信仰回教的，就是伊斯兰教的撒拉人为主，其中大约有两万居民是藏人。中共要开始在这些地方成立牧业合作社，因为农业合作社是第一步，牧业合作社是第二步。成立合作社的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了防止藏人的反抗，就把民族宗教上层人物用学习班、开会等等名义扣押起来。这时候他们扣押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谁呢？是副县长，我们翻译得不准确的就叫作活佛，加乃化活佛。这位活佛，藏语叫仁波切，他曾经当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年幼的时候。所以他在藏人中有非常崇高的威望。他被叫进学习班里面，被关起来了。藏人要求释放他。大批的藏人、几千人赶到县城，把政府的大楼包围起来，要求释放他。同时撒拉族里面有大概两个人，他们组织了一些人。撒拉族人也在反抗合作化，他们也加入。这个过程中就失控，发生了抢劫，发生了把土改工作团的组长打死，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然后青海省委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叛乱来对待。于是就派了两个团的解放军，有的说是一个团的民兵，一个团的解放军，总之武装力量是两个团，在半夜的时候渡过黄河，把县城包围起来，然后就开枪。当时要求释放仁波切的藏民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

李肃：有多少人呢？

李江琳：据说有几千人。详细的不是太清楚。这场被称为平叛的战斗大概打了4个小时。解放军打了4个小时才发现，对方没有还击能力，几乎没有还击能力。这个事件过后，我们所知道的数据，在内部资料中，是在这4个小时中，以藏人为主的死伤人数是700多。随即当天下午就开始大搜捕。一个下午抓了2000多人。其中主要是撒拉族人，也有好几百藏人。这个就是循化事件。这个循化事件里有一个现象就是藏人和撒拉人死伤700多。那么中方死伤多少人呢？据我所知是７个，而且没有解放军的伤亡。这就说明对方是没有还击能力的，而且死的是干部、工作组的这些人。它是在战斗之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战斗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所以循化事件就起实质而言，应该是一场大屠杀。

李肃：如果说循化事件是打死的多数是平民，在藏区进行的镇压行动被打死的是不是也是平民？还是说不是平民，真正的是叛匪了？

李江琳：我不用叛匪这种词。我用的词是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为什么用这个概念？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有武器的，尤其是牧民。牧民几乎是每家都有枪。没有枪就没办法生存。放牧的时候一家人，他们叫做藏圈，几户人家，有时候是一户人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会在方圆几十里地的时候就有一户人。他放羊，或者放他的牦牛的时候，草原上有狼，他必须要能够保护自己。没有武器他是很难生存的，所以他们家家都有。而且历史上还有各个部落的冲突。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武装冲突。不是说解放军来了他们才有枪，他们本来就有枪。那时候还没有收缴，他们还有武器。于是这些部落有武装反抗的；也有人少、枪少，他们觉得他们无法反抗，于是他们就武装逃亡。他们逃亡的时候，在路上解放军追他们，他们出于自保，会跟解放军短暂的交火。这种情况都有。但是这些情况最后一概都被称为叛匪。当被称为叛匪的时候，他们还划成了全叛区、半叛区。划成全叛区的地方格杀勿论，不管男女老少。还有一点，大部分的人后来不是死于战争本身，而是死于监禁。战场上抓的人后来全部被关进监狱。青海还有一个很恶劣的事，叫防叛。

李肃：防止叛乱。

李江琳：这个部落我哪怕缴枪了。我承认我不打。我也打不过，我也不打。你说缴枪我就缴枪，你说合作社我就合作社，也没能幸免。

李肃：顺着政策走也没有幸免。

李江琳：也没有幸免。他们的男人，青海的很多部落，特别是像果洛和玉树，这一类的被称为全叛区的地方，他们的部落中，成年男性，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成年男性被全部抓走了，导致这些被抓走的人中大批死于监狱。从目前来看，仅仅是1958年用在青海的飞机就有600多架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用于运输物资，而是用于直接作战，用于轰炸和扫射。到了59年3月，这个战火实际上烧到了离拉萨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

达赖喇嘛看演出之谜

画外音：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六年不改”，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时值1959年3月。

李肃：他去西藏军区看演出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呢？

李江琳：谁邀请了达赖喇嘛这个事情到目前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也是一个谜之一吧。1959年2月7号，那一天是藏人传统中的一个节日，是除夕的前一天，也就是新年的前两天。这个节叫做驱鬼节。这一天他们习惯上是要跳羌姆，这是一种戴着面具的宗教舞蹈。自从51年解放军进入以后，每年他们在布达拉宫跳羌姆的时候都会邀请中方的最高官员一起观看，因为它有宗教性质也有文化性质。59年驱鬼节的这一天正好是公历的2月7日。那一天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所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是最高领导人。应邀参加观看羌姆的是西藏军区副司令邓少东。他带着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两个去参加。邀请看演出的事件就发生在他们两方在观看这个宗教舞蹈的对话当中。

画外音：1988年，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题为《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真相》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1959年（藏历土猪年）‘破九跳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谭政委和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可以随时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去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李江琳：中方资料引用得比较多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的说法，但是阿沛当时不在场。

李肃：他不在场，并不知道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李江琳：对，他不在场。这个我特别向达赖喇嘛求证过。就是他当时在不在场。所以我对到底是谁邀请的，我的结论是它是在一个闲谈中，就像我和你聊天的过程中无意说出来的。说出来以后，当时并没有决定日期，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达赖喇嘛当时在忙着考试，对于他来说，去看演出这件事，在当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事后他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主要的事情。对这件事情反复强调的倒是中方的资料，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是达赖喇嘛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它没有说出整个看演出这个谈话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连邓少东本人都未必记得当时到底谈了什么。他们说话是通过翻译的。

达赖喇嘛警卫之谜

李肃：在决定了达赖喇嘛要去军区看这场演出之后，双方的官员做了一些安排。在这些安排中，据藏人的说法，说西藏军区提出来达赖喇嘛到军区来的时候不能带警卫，尤其是不能带有武器的警卫。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李江琳：在藏方的资料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不止一个人。尤其直接的当事人是达赖喇嘛警卫团长。他被叫到军区去，由邓少东告诉他这个安排。从藏方的资料来看，这件事情应该发生过，因为不止达赖喇嘛本人，达赖喇嘛的警卫团长说过，其他的人也说过。这件事给他们的震动很大。那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应邀到军区去。

李肃：哦，这是第一次到军区。

李江琳：对。他从来没有去过军区。我其实也想到，如果是筹委会邀请他，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到了军区去，不带武器到军区去，在当时处在几乎是准战争状态之中，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李肃：这件事情中方有没有承认过，我们是说过达赖喇嘛不让带警卫来。中方的资料里面有没有说？

李江琳：没有。只有阿沛说过一句话，说境外藏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他否认。但是我的书里对他有分析。他并没有否认带不带警卫这件事，他回避了。但是在这一点上，中方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达赖喇嘛如果去军区的话，警卫怎么安排。所有的中方资料中都没有看见。

画外音：前西藏噶厦政府噶伦、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2009年在《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一文中这样写道：“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时候，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按照常规，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

李肃：根据你的调查，你认为当时西藏军区是不是提出来不让他带警卫去？

李江琳：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藏人的回忆中它不是一个孤证。它是一个从当事人，到旁边听说的人，到直接传播消息的人，都有相同的说法。而且他们都认为达赖喇嘛去军区不让带警卫是直接导致藏人认为中方有阴谋的一个主要根据。

画外音：达赖喇嘛在接受李江琳采访时回忆说：9号的时候，代本，就是当时的藏军团长，也是警卫的主要负责人，我们一起去的地方，他要提前去看一下。当时代本去了司令部那边，去看明天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怎么去……代本去了司令部以后，他得到非常不好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到司令部之前有一座桥，有一条河。他们提议说，藏军明天不能过这座桥。平常我外出的时候有藏军陪伴，藏军不能过这座桥，就在桥那边停下来。我的警卫也不能带枪，不能带任何武器。

李肃：当时达赖喇嘛有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问题表示过担忧，不让我带警卫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啊，有这样的想法吗？

李江琳：没有。从资料看来，在警卫团长的回忆录中他提到，他回来以后向达赖喇嘛汇报不让带警卫的事。这件事情使他非常犹豫。他感觉到不对。他向达赖喇嘛汇报的时候，达赖喇嘛犹疑了片刻，然后就认为没关系，这个不会有什么情况。

李肃：达赖喇嘛反倒认为是没有事情？

李江琳：对。达赖喇嘛不认为不带警卫这件事对他构成威胁。

李肃：但是这件事情对整个藏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江琳：对。

李肃：为什么呢？

李江琳：因为类似的事件当时在1959年之前，在周边四省的藏——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藏区普遍地发生。这个有一份文件。由李维汉、杨静仁和汪锋他们3个人去甘肃和青海去调查58年甘南藏民暴动原因的时候，回来的时候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画外音：这份1958年4月3日提交的报告说：“解放以来，我们对藏人中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开过杀戒。省委同志提出在这次平息叛乱中捉获的叛乱头人一律关起来，待叛乱平息后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理，情节较轻的一般不再给“官”坐（做），较重的判刑，首恶分子大张旗鼓地杀几个。我们认为这样做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甘南杀几个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李江琳：这个文件就被中央转发到了各个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在内，而且得到了执行。各个地区、包括各个县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之后，引起来藏人极大的恐慌。发生的事件就是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大喇嘛、大头人突然间都得到通知邀请去看电影、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所以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来藏人的联想，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发生在周边四省的这些事情，由各地逃到拉萨的难民带到拉萨。拉萨路人皆知，大家都知道各个地区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在59年3月10号的时候达赖喇嘛要去看演出，他们立刻想到西藏军区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诱捕达赖喇嘛。

李肃：而且是不准带警卫。

李江琳：对，所以这里面有它的一个内在逻辑。

李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中方让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演出，到提出来不让带警卫，这都是阴谋的一些组成部分呢?

李江琳：应该这么说，整个的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两方都有一整套的阴谋论。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一个阴谋。但是从目前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能证实双方有阴谋。

李肃：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证实任何一方有阴谋。

李江琳：对。后来发生的是另外一回事。3月10号事件本身是一个突发事件。没有任何足够的资料、强有力的资料证明中方请达赖喇嘛是一个阴谋，或者藏人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阴谋。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西藏地方政府组织叛乱了吗？

李肃：中国的官方史料里还说了一个情况，当时西藏的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厦政府，强令每一家、每一户都必须至少出一个人去包围达赖喇嘛的住处，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去看演出。这个情况有吗？

李江琳：是不是挨家挨户的，我从各个藏人的，我自己采访的，以及我看到的资料中都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说的是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口口相传。有些人是走到路上看到一大群人往那个方向走，他们就问：“你干什么？”人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们也跟过去了。有些是在街上看见，也确实是有一些噶厦的下层官员带了人去，也确实是有。

李肃：中方的说法似乎是要证明这场所谓的暴乱、叛乱是有组织的、是由上层组织的，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来实施的。你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是有组织的，哪怕是下层的官员进行有组织活动？

李江琳：就3月10日这一天，数万民众到罗布林卡这一点上，有一定的组织。这个组织是怎么开始的呢？是3月9号的晚上。我访谈的藏人参与者中，最早赶到罗布林卡的是3月9号晚上，是一些康巴人。他们最早听说这个消息。他们最早赶到。第二天是各种各样的人。这仅仅是3月10号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件事情，这个有一定程度的组织。但是不是说从2月7号就开始，因为2月7号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决定哪一天去。

李肃：实际上噶厦政府可能是在达赖喇嘛的指示下，宣布达赖喇嘛不去军区看演出了，因为几万民众围在那个地方不让他去。他就决定不去了，而且宣布了说我不去了，大家散去吧。这个情况是事实吗？

李江琳：是事实。这个不仅是我采访的当事人，在宫墙外面的人。他们都说了有这么回事，而且还告诉了我具体的地点。我问过他们很细节的，就是他出现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就是罗布林卡宫殿的正门。门上面是可以上去的。（他们在）门楼顶上拿了一个扩音器。他们在不同地点的人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最有力的资料是西藏军区出版的这个资料集，叫《平息西藏叛乱》里面。里面登载了一个噶厦工作日记。这个日记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

李肃：这个日记是噶厦政府的日记还是西藏军区的日记？

李江琳：是噶厦政府每天的工作日记。它在工作日记里就提到了这一点。

李肃：如果说民众围困罗布林卡是下层人士有组织的活动的话，让民众散去实际上是上层人士主张的。

李江琳：对。

李肃：这个事实中国官方的史料里面有记载吗？

李江琳：没有。这也是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很多细节，而且是关键的细节被忽略掉了，而且是被删除掉了，使得历史就变成更外一种状态了。

李肃：现在看来当时的噶厦政府呼吁民众散去是没有产生效果。民众并没有散去，对不对？

李江琳：当时是没有散。后来到下午的时候，据当事人讲，很多住在拉萨的人就回家了。

李肃：既然有很多人已经散去了，那个事件后来怎么又激化了呢？

李江琳：当时有部分人散去了。大部分散去的人是家住在拉萨的当地人，因为他们有家。他们到了傍晚的时候就回家了。但是3月10号事件发生是在新年后不久，而且是传召法会之后不久。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每年到藏历新年，原来是有传召大法会。这个法会是它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期间，大量的其他地区的人会到拉萨来，来朝圣，或者来听经。这时候拉萨的人口一下会增加很多。在3月10号发生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其中有很多不是拉萨来的，是康区，四川逃过来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已经打了3年了，所以有很多人逃过来。青海也有少量，安多也有少量人逃过来。这些人后来带着帐篷，就在宫墙外面安营扎寨了。他们在那里坚持了10天。所以后来拉萨战役中很多被打死的人，有很多是这类的。

李肃：后来这个事件发展到藏民们开始喊西藏独立的口号，要求西藏独立，要求汉人滚出去，这是怎么激发出来的？

李江琳：他们认为只要汉人在那里，达赖喇嘛就不会安全。

李肃：开始是不让达赖喇嘛去，后来已经是公开地反汉人，反汉人的政府，要求西藏独立，这个是怎么变化的？

李江琳：实际上西藏独立的这个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它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就开始了。但是它比较集中于精英层、官员层，受过教育的。他们有比较明确的观念。而且还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观念。有一种说法就是，在西藏始终存在着“亲汉派”和“亲英派”，这是过于简单的说法，但是它也说明一点，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在1959年3月10号这一天，由普通的民众提出要求汉人离开，西藏要独立，西藏是西藏人的，这个观点倒是产生得比较新。实际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据我所知，当时西藏，至少在拉萨，就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两个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的很多成员都是一些年轻人，有些是僧人，有些是军人，也有藏军，也有一些是噶厦的中下级官员，不是上层。上层都是统战对象，也都是既得利益者。

李肃：也就是说上层实际上对当时的现状还挺满意的，是这样吗？

李江琳：对。他们没有理由去反对。我的书里面写过一个数字。他们跟西藏贸易总公司做生意，贸易额很高。他们都富了。大洋滚滚而来。

李肃：先富起来的是他们。

李江琳：他们本来就富，然后就更富。所以这些物价飞涨对他们并没有伤害。伤害的是底层的人，中下层的人，特别是下层的人。这些人最后是拉萨事件以及各个地方反抗的主要力量。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反抗的年轻人和加入这种秘密组织的很多人，他们是在北京受过教育。

李肃：实际上是中国当时的上层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从小让他们到汉人的地方去上学，学习汉语，学习政治，但是他们接受教育以后反倒更要反抗，这是为什么呢？

李江琳：它不是所有的都这样。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以后，他们才知道土改是怎么回事，中共的社会改造是怎么回事。这不仅是中共，也是汉人意识上的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就是我们认为这样是最好的，别人势必也认为这样最好。很多这种社会改造的方式和结果，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学了以后，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有一部分在外面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回来以后反而成为反抗力量，加入反抗。他认为这不是我想要的西藏的未来。

结束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西藏周边藏区的暴力冲突给藏人和汉人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围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正是这些暴力冲突在西藏形成的必然结果。

1959年3月发生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至今仍然让藏汉双方都耿耿于怀。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作出了出走的决定？被中国军队消灭的数千名被称为“叛匪”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请关注下篇，将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

金融时报：温家宝已经尽失权威 人们在呼唤强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