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之路 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近期发生的薄熙来事件、江苏启东群体性事件等使其更具有特殊性，备受各界关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发表文章分析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改革的紧迫性，感觉到了不改革的危险性。如果不改革，一定会出事情，而且肯定是大事情。
郑永年7月31日在《联合早报》发表题为“十八与中国的改革问题”的文章如下：
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表大会来临之际，中国国内各方都会给予高度的关注。但今年尤其特别，从很多方面来看，人们对十八大的关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常态。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重要因素。首先，在中国，党代表大会年是政治年。不过，今年的政治年有其特殊性。每次换届自然产生不确定性，但今年在重庆薄熙来事件之后，不确定性似乎增加了许多。其次，人们尽管也关心最高领导层的组成，但更关心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年来改革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感到失望。也可以理解，人们对今天的失望越大，对明天的期望也会更大。再次，在个人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还是社会群体，人们总觉得这个社会的很多方面已经出了问题，并且问题很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改革的紧迫性，感觉到了不改革的危险性。如果不改革，一定会出事情，而且肯定是大事情。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有一种强烈的“改革难”的感觉。谁都想改，但就是改革不动。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这是人们普遍的感受。各种其它的感觉，例如无奈和焦虑都源于此。
为什么会出现“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局面?说得简单一些，这种局面是中国政治体制两个核心的方面出现了问题，一是思想意识问题，二是权力结构问题。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任何政治制度下，改革避免不了涉及到三步，即先要有改革的思想意识或者改革共识，然后再根据思想意识来制定政策，然后再进行政策的执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进程也是这样。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凡是成功的改革都由这三步组成。反之，如果这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改革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失败。
从思想意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改革话语极其分化，也就是没有任何共识。不仅民间和政府之间呈现高度分化，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政府内部不同机构、不同利益之间也如此。社会层面，不同力量努力寻找各种思想资源，来论证自身的改革话语——有向中国传统寻找思想资源的，一些人诉诸于毛泽东时代的“新民主主义”，另一些人诉诸于传统的“儒家宪政主义”;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群体更多，包括民主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民间各社会群体的改革话语，明显呈现出“乌托邦”的倾向性，所有这些充满价值观的思想流派所强调的，都是中国的改革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也就是说，各群体所讨论的是规范性问题。相比之下，政府内部的分歧则主要表现在利益之争上，政府官员对实际利益的关注，甚于对任何主义的关注。他们可以诉诸于民间所提倡的各种主义，接受哪种主义或者拒绝哪种主义，取决于哪种主义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民间社会对改革的方向没有任何共识，更加剧了政府内部受利益驱动的“改革”。这和1980年代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改革之初，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有改革的强烈要求，并且社会各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改革就是要脱离毛泽东体制。社会的改革共识，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党内改革派官员往往能够和社会力量结成隐性的“改革同盟”，艰难地把改革往前推进。
利益集团意志强大
但现在局面则不一样了。社会没有改革共识，而体制内既得利益则根据自身的利益而进行各种“改革”。社会越没有改革共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意志就越强大。结果怎样呢?强势社会群体越来越强，而弱势群体则越来越弱。很多年来，尽管执政党高层也在主张改革，但实际上很多改革都是官僚阶层主导。官僚本来是执行者，现在则成为了政策制定者。如果考察一下产业、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等领域所进行的“改革”，人们不难发现这一点。很多美其名为“改革”的政策，都是各个官僚阶层或者既得利益，为了追求私利而形成的特殊政策，而绝非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真正的改革。
中国面临的官僚绑架政府改革的情形和日本有点类同。多年来，日本改革难以进行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执政党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大权落到了本来仅仅是政策执行者的官僚手中。因此，日本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决策权和政策实施权的分离。当然，中国的情况比日本的更甚，因为中国各级政府和各种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国有企业为一体。政经一体化更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在改革不动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整体社会利益就愈遭损害。也同样重要的是，从历史上看，既得利益只会追求眼前短期利益，很难看得到自己长远利益。很显然，无论是社会整体利益的获得，还是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追求，都需要经过改革。
如何推进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难题。要回到1980年代的社会共识已经很难。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各阶层除了追求自己狭隘和短期利益之外，很难超越自身的利益，看到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时，除非再次发生革命，中国也很难再次出现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会不时出现，但绝非政治强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进行改革，近年来各方所讨论的“顶层设计”变得非常重要。
顶层设计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讨论，但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顶顶层设计”问题，也就是顶层的权力结构问题。和其他政治制度比较，中国政治制度有其自身的优势(另文论述)，但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简单地说，中国政治体制表现出过多的内部多元主义，过少的外部多元主义。也就是说，在体制内部权力过于分散，而对体制外，权力则过于集中。
体制内权力过于分散
任何政治体制，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主义，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确立政治责任制。要达到这个目标，内部权力要相对集中，而外部权力则要相对分散。内部权力的集中有利于政治责任制的确立，外部权力分散则是这份政治责任的落实，也就是权力担当者(内部)对社会(外部)的责任。
如果在政治强人时代，中国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现在的体制则是相反，即内部权力过于分散，权力内部有太多的相互制衡。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规模问题。在强人政治时代，常委的规模不是问题，因为不管多大或者多小，权力总是落在主要领导身上。但在强人政治后，情况也不同了。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五人，发展到后来的七人，再发展到现在的九人。这种扩张尽管有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客观要求所需，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常委过大，很难运作;常委之间有分工，但少有协调。有人说，中国是“集体总统制”。不过，集体总统制在实际操作层面的最后结局，必然就是没有总统，执政党党内的集体负责，也往往演变成实际上的集体不负责任的局面。
权力过于分散，体制运作的效率就成为大问题，政治责任也就无从确立，国家的整体利益也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
人们也可以再举一个内部权力过于分散的例子，那就是反腐败机构。从机构设置来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是最强有力的。党、政府、人大等几套班子都有各种各样的反腐败机构，但腐败继续横行。为什么?就是没有机构承担反腐败的责任。反腐败的任务分散在多个机构中，谁来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经典故事“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实反映。在新加坡和香港，一个规模不大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出一个清廉政府来，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反腐败机构却反腐败不力呢?就是因为没有机构负责任。各个机构互相矛盾、互相扯皮、互相推卸责任的局面，反而为腐败提供了很多机会。
内部权力要集中。改革和做事情是要权力的，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中国现存体制意在从内部制衡权力，结果什么样的改革都成为不可能。但是，也要看到，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权力的腐败也是可以预见的。这就要求在集中内部权力的同时，要向体制外和社会分权。要保证内部权力不腐败，保证内部权力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向社会分权。内部权力相对集中，有助于顶层改革意志的确立、改革力量的动员和政策的落实，而外部分权则可以防止强势社会群体对顶层施加过度的影响，有助于顶层决策更能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从世界政治发展历史看，少些内部多元主义，多些外部多元主义，必然要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辛灏年：“五胎”说李敖 李敖要是跟我相比的话，那是个坐在牢房里也能骂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人，我是一个坐在牢房外面也不敢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人。我对此不想再作太多的说明，因为大陆来的朋友都懂我的意思。但我想说的是，李敖根本上就是个「祸胎」，具体地说，就是「五种祸胎」。
第一、李敖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实际上他一向是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的。1949年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对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蒋介石，有天生的厌恶之情；对49年占领了中国大陆、貌似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有天生的欢喜之情，虽可以理解，但却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胚胎。这种人，在台湾七十多岁的人中间，并不少见；在中国大陆七十多岁的人中间，以前也并不少。李敖最近去大陆，已经公开地说他是「归队」，也就是说他不是回国，而是「回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他在复旦的讲话已经将他和共产党的思想感情关系交待得够清楚的了。所以说他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就一点不牵强。只是他「无幸」待在大陆，否则，他这个共产主义胚胎，是会成长起来的，并且一定会害人不浅（后面我还要说到）。
第二、李敖是威权民主的怪胎。49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1950年就开始在台湾实行县长的选举，后来连台北市的市长都是选出来的，而且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共产党在大陆，四十多年后才开始搞非政权性质的「村选举」，还没搞好（甚至还是假选，选的人不合共产党的意，或者不是共产党的人，就要废选、甚至抓人，比如最近广东的太石村事件）。可是，五十年代以后的台湾，面对的最大威胁是共产党天天喊着要「解放」它，所以，安全对于台湾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一个政权，面对着共产党的持续干扰、颠覆和威胁，面对着曾在三、四十年代大陆泛滥过的红色思潮又要企图卷土重来，面对着自己又必须坚持从来就有的基本民主理念，那么，台湾怎样才能保得住？台湾怎样才能走向民主和富强？于是，蒋介石吸取了他49年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教训，在一九四六年已经建成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恢复「训政」。所谓训政，就是一边推动地方自治，一边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国民政府。前者是为训练人民用权，后者则是为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内忧，特别是专制的公然复辟和变相复辟。这就是所谓的「威权政治」、但却是「威权民主政治」，也是蒋介石「威权统治」的由来。因为它的目的，还是要「走向民主宪政」，而不是「走回专制」。虽然，超越了训政的范围就是专制，越过了威权的限度就是独裁。但是，三十年代，共产派、所谓的自由派都骂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却也说明了他虽然推行训政，却没有「过界」而成为专制。所以，49年后，台湾一批号称「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当他们依然要像在大陆一样穷追猛打地批判、否定、直至要与大陆的共产党「里应外合」，意在推翻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时，那个威权民主政治下的国民党蒋介石就要对他们实行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你想骂，我也可以给你骂，但你们也不要骂得、闹得太过份。雷震的那个《自由中国》杂志，出版了27期，期期都骂蒋介石国民党，直到第27期，实在是骂得太过分了，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已经对台湾的安全和安宁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了，才把他抓了起来，把杂志停掉了。这在大陆是不可思议的事，连一期也出不来。能够让他出版27期，骂27期，已经表现了这个政权本身确实尚拥有一个基本的民主理念，尚提供了一个起码的言论自由环境。把雷震抓起来，停了他的杂志，是为了台湾的安全，是为了不再重蹈被共产党颠覆的失败命运。因为共产党还在天天喊着要解放台湾，对岸的大炮还在天天瞄准着台湾岛。可是，人的同情心总是在「在野」这一边。就这么一抓一放，一放一抓，李敖们的名气也变大了，胆子也变大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胆子倒「变小」了，只要事不关大局，只好继续让他骂。因为威权民主政治还是要表现出：「我们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这才是我称他是一个威权民主政治的原因。他既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却又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和民主内容。李敖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被培养成的一个「怪胎」。你们看李敖，开口就是下流，下笔就带龌齰，脏话烂话，满纸都是。我想问大家，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全世界自由民主政治成熟的国家里面，哪有学者像这个样子的？这是起码的修养嘛。反过来，在中国大陆，你能找到一个李敖吗？十三亿人中，当真找不到一个比李敖聪明的人吗？不，但就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谁都不敢啊！如果有，共产党早就灭了他的「十族」了！所以我说他是国民党蒋介石威权民主政治下的一个怪胎。
第三、李敖是台湾社会的一个坏胎。大家都知道储安平这个人，他在1947年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在骂国民政府、在骂老蒋，我们是嫌他给我们的自由还不够多，我们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他给骂倒了，真的是共产党掌了权，恐怕我们就连想骂一句话的可能都没有了」。是的，49年以后他再也不敢骂了，也没有机会给他骂了，先是打了右派，被送去劳教放羊去了，最后死在红卫兵的乱棍之下（也有资料说他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些曾经骂国民党骂上了瘾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只要稍稍正派一点的，哪一个有好下场？没有一个。就是不正派的，也几乎没有好下场。但李敖不一样，李敖在台湾却骂蒋骂出了名。实际上，李敖是遇到给他骂的蒋介石就拚命地骂，骂到蒋介石死了他还在骂。可是，你看他到了大陆，竟是一个讲演不如一个讲演，东扯西拉，做丑作怪，他真敢骂吗？他只敢羞羞答答地抱着「毛着」做挡箭牌，但胡锦涛连这个挡箭牌也不给他。有人说李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结果是什么？是「必被红旗所打倒」。但李敖根本就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是在「举着红旗捧红旗」，你看他在关键的「六四」等问题上的鲜明「拥共」立场和胡说八道──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专制的卫道士，是不是跃然在大陆了？
李敖是个坏胎。他坏在哪里？就坏在他在台湾竟然成了威权民主政治下的英雄。但在绝没有言论自由的大陆，他只敢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死也不敢逞英雄。他对凶恶的共产党，根本就不敢真正地吠一次；可是他对于给了他自由、给了他骂的台湾，他却吠到今天，咬到今天，咬紧台湾的脚后跟，绝不肯松开一点点。所以我说他是台湾的一个坏胎。
第四、李敖是马列中国的一个毒胎。李敖曾说：「你们不要看我在台湾是反蒋英雄，就认为我在大陆就一定是反毛英雄，我在大陆说不定比姚文元的地位还要高，我会是另外一个李敖。」这就是说，在什么环境下，这个人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在另一个环境下，他可以变成和他自己相反的样子。实际上，他在心里面是非常害怕共产党的。他可以在威权民主制度下做英雄，但他也可以在共产制度下做狗熊，甚至于可以踏着别人的鲜血往上爬。他自认在大陆，是一个能够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爬得还要高的人。姚文元是什么人？姚是个毒胎嘛，是个坏人嘛。大家知道，在大陆说你像姚文元，那就是在骂你嘛！一个靠耍笔杆子、帮助毛泽东江青把知识分子与无辜人民推向「文化大革命」火坑的人，当然是个毒知识分子，坏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他就是毒胎和坏人。但李敖之所以是红色中国的一个毒胎，还因为今天共产党捧他的目的，一是要利用他来破坏大陆人民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反思，要李敖这个从台湾来的反蒋英雄，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向大陆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控诉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来肯定──「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今天共产党骂国民党蒋介石已经没有人听了，反过来，大陆人民在说蒋介石好，称他是民族英雄！也就是说，共产党要请一个爱共产党、恨蒋介石、讨厌过去国民党（不是今天投共的国民党）的「台湾自由派」，来为自己的罪行背书，来帮助它继续对大陆人民实行欺骗。如此恶毒的用心，自然也就使李敖成了马列中国的毒胎了！
第五，李敖最后必将成为死胎。因为李敖一旦遇上了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制度，一个高度文明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就根本没有市场了，这个「五胎俱全」的祸胎，就一定会死的。他只是威权民主制度下的一个令人恶心的记录，是大陆共产专制统治下一个令人生恨的玩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一个最坏的典型，却必将成为真正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死胎，并且永远不再有「投胎」的机会。倘能如此，那才是中华文明之福。
（2012/07/27 发表）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