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上官天乙綜合報道︰人民日報海外版文章指出，美國政府正在著手打入中國第三產業，滲透中國社會基層。中國真正的挑戰不是眼前，而是未來5-10年；真正的難題不是國際和周邊局勢，而是內部的體制變革和社會生態；真正的威脅不是軍事沖突，而是金融、社會、網絡、外交等非軍事麻煩。
文章建議將國家安全防範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軍事沖突風險轉向國內體制機制完善和經濟社會再造。
新華網7月31日旋即轉載了這篇題為“中國真正的挑戰在哪里”的文章。作者袁鵬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隸屬于國家安全部，現任國安部長耿惠昌曾在九十年代初擔任該機構前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的負責人。
袁鵬認為，中美目前的博弈只是序曲，真正的戰略較量還在後頭。未來3-5年，將是各主要大國脫困療傷的關鍵期。5年以後美歐諸國渡過難關，對中國的戰略沖擊才能真正展開。
目前美國也將更多利用非軍事手段滯緩或干擾中國崛起進程，獲取戰略實利，實現國力重振，確保霸權地位。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重在實現有利于美國主導的亞太格局的再平衡，而非同中國的全面對抗；重在利用中國同相關國家的主權矛盾盡快完成新一輪亞太戰略布局，而非過早卷入同中國的軍事沖突。
其主要手法包括︰以人民幣匯率為突破口、以金融保險市場開放為階段性目標，全面打入中國第三產業，以期在掌控中國發展命脈的同時牟取巨大經濟金融利益；以“網絡自由”為旗號，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以強化同盟國關系、提升伙伴關系、分化離間中國同朝、巴、緬關系、重啟美俄關系等方式，壓縮中國崛起的戰略空間；以“海、空、天、網”等“全球公域”問題為抓手，推進相關對話、制定相關準則，以期實質性弱化中國在上述領域對美的戰略挑戰。
（圖︰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是中國現行的五大宗教，而佛教、道教等中國傳統宗教的復甦是中國“宗教現象”的一大特色。調查認為，中國宗教信徒增多與現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關，同時，新形勢下新涌現的一系列社會矛盾也是宗教復活的一大因素。）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說，袁鵬文章在中國網絡上引起了不少的討論和爭議。一般認為，他的分析有有兩種可能的解讀，一是所謂西方滅我之心不死，繃緊反和平演變的意識形態神經，排外恐外。
另一種可能的解讀是，既然西方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突破點“改變”中國，則中國應以“法治、信仰自由、政治自由、言論開放和社會正義”為目標，進行穩妥有效的社會政治改革，轉向國內體制機制完善和經濟社會再造。
就在上述文章發表的前一天，據BBC中文網報道，美國國務院在30日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責埃及、中國和一些歐盟國家侵害宗教自由。報告說，在轉變期，一些社會中的宗教少數派的權利成為突出問題，宗教自由被壓制會加劇社會緊張。
報告還說，中國政府對宗教自由的尊重和保護在2011年惡化。特別是在藏傳佛教寺院，宗教活動受到更多限制。
（中國否認在西藏限制宗教自由，稱是合法管理） 中國官方新華社當即回擊，說是對中國等國的宗教狀況“妄加評論”，是“不顧中國的宗教現狀，主要以海外媒體有偏見的報道或一些反華組織提供的歪曲報告為依據”。並辯護說，中國政府在西藏和新疆的所作所為是“合法進行宗教管理和為維護西藏、新疆等地社會穩定和國家領土完整而采取的正義舉措”。
新華社還表示中國歷來反對“美國等西方勢力企圖借宗教問題干涉別國內政的做法”。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戴維•皮林3月26日文章指出，中國最後一位皇帝其實是毛澤東。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最重要的功績之一就是，讓整個國家體制不再圍繞一個權傾一世、讓人們狂熱崇拜的政治強人運轉。
鄧小平當然也握有很大權力，但他不像毛澤東。鄧小平對個人崇拜非常警惕。上世紀90年代初繼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權力比鄧小平更弱。而缺乏個性、有些刻板的中國現任領導人胡錦濤，比前幾任的權力都更小。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建立了一種集體領導制，上層精英們通過尋求共識來執政。這一體制的頂層是由9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一層是由25人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美國報告︰在中國的藏傳佛教寺院宗教活動受到更多限制） 文章說中國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有讓公眾表達意見的場所。中共領導人對針對腐敗、污染、官員不稱職和社會不公之類問題的批評非常敏感——如今這些批評之聲還主要集中在網絡上。中共有時會選擇壓制異見，尤其是當批評聲音對中共自身的合法性提出質疑時。但對公眾圍繞其它問題——比如大連興建石化廠或溫州高鐵事故——發出的不滿聲音，中共卻可能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包容。
不過中國共產黨實在太大太復雜，很難始終保持統一口徑。薄熙來事件就是一個見證。再比如在2010年，中國體制內的一些力量（包括一些前軍隊將領）在南中國海問題上表現出了更強硬立場，危及到中國多年“微笑外交”的成果。
對共識的挑戰也來自中共黨外。隨著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提高，這部分人群開始積極以行動問責一些社會問題，從核電站選址，到一些地方官員的不稱職。甚至在農村，人們也開始更多地反抗黨內腐敗，最知名的就是廣東省烏坎村。
而眼下正值黨內為十年一度的換屆做準備，中國經濟也面臨從投資導向轉向消費導向的大轉型。
薄熙來像曹孟德 重慶普羅大眾也陷入兩難
2012-07-31 明鏡網
如何看待薄熙來事件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本身是獨立的，它和“陰謀家”沒有必然的關系，這就如同這個“陰謀家”出現在廣東，也不能就此徹底否定廣東模式一樣。我們中國人習慣于把政治事功與道德混為一談。這個問題在西方早就解決了。
“薄熙來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有點像歷史上的曹孟德，在危機時代特別容易脫穎而出，這樣的人膽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遵守體制內游戲規則，有時目空一切，做事不擇手段，但也確有想像力，往往能別開生面。”蕭功秦認為，在社會尚未出現危機的常規時期，這種人往往容易被官僚體制邊緣化、受到體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類人往往在社會或官僚體制出現危機時，特別能得勢，一旦得勢，就會為所欲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曹操和薄熙來就存在某些相似處。
薄熙來下台前，在重慶老百姓中有相當的支持度，蕭功秦指出，薄熙來出事，重慶人感情上覺得薄熙來仍是不錯的，一方面，薄熙來用特立獨行的方式把重慶搞大，另一方面，薄熙來與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認的關聯，所以重慶普羅大眾也陷入兩難。
“說實在話，薄熙來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說他掌了權就會有計劃地搞文革復闢，那是言過其實，人們之所以有這種印像，實際上也是薄熙來所信賴的極左派如張宏良、孔慶東之流‘害’了他。”
但問題的關鍵是，薄熙來已經習慣了用“左”的手段借力發力，習慣用左的方式來提升人氣，獲得權力，從大搞廣場式的形式主義的唱紅就可以看出來，正因為如此，在未來權力道路上，當薄熙來遇到許多阻力時，為了打破阻力，是否會習慣成自然地用過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來達到目標?既然以左派姿態上台，也自然會去滿足左派對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態上也已經被左的那一套辦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擔心一旦薄熙來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導彈一樣，越來越左，來一個打遍天下無對手，所向無敵。中國剛從文革災難中走出來，再也不希望出現另一次文革災難。人們對薄熙來未來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這也是有道理的，這正是問題的關鍵。
人們說，薄熙來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也消除了一個隱患。蕭功秦認為這話也有道理，雖然薄熙來未必就是搞真左，而是以形式上的左作為動員手段，來獲得權力，但這就會如同打嗎啡上了癮一樣，形成對左的路徑依賴。這是我們從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毛澤東晚年也是如此，這是理解薄熙來事件揭示的歷史意義所在。
威權政治到民主制度的過渡要經過五步邏輯
當談到重慶模式本質上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模式時，蕭功秦認為，可將其理解為從改革以前的全能主義轉化過來的特殊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這個資本主義利用了市場經濟，而國家在其中又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它更接近于東亞集權政治與競爭市場相結合的“凝聚性資本主義”，但在國家對經濟的整合程度上，在組織資源以實現國民經濟重大目標的能力上，在國家與企業家合作的程度上，國家顯得更為強勢，這與中國從全能主義國家轉型的歷史背景有關。強國家——弱社會是它的特點，它的優點與缺點均與這種結構有關。
關于權威主義如何過渡成公民社會的問題，蕭功秦解釋，如果權威主義有一個向民主過渡的理性目標，它就是一個良性的威權體制，它就有一種理性選擇的可能性，這種選擇可以概括為五步邏輯。
第一步是改革者掌權，這是鄧小平撥亂反正已經做成的事，第二步是經濟轉型，也就是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並進而導致經濟起飛，這是江澤民、朱熔基時代做的事，第三步，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上，利用國家的財富收入進行民生建設，以克服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兩極分化與貧富不均，胡溫體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事，重慶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第四步就是讓市場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多元利益團體自我組織起來，發展公民社會團體，這種社會的自主組織力量，用他的話來說，是一種政府以外的多元整合能力。作為政府善治的一個補充。他希望習近平時代能開創公民社會發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