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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南海的高層在擔心什么?
發佈時間: 8/7/2012 1:10:26 AM 被閲覽數: 57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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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的高層在擔心什么?


 

端宏斌:爲什么政府高層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故事要從一則微博说起,著名經濟學家華生在几個月前發了一條微博:
  
     “去海裏見老領導,被推薦讀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爲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么顺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没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复。”
  
     他見的這個老領導就是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只要在網上簡單搜索,你就會發現王在各種場合對不同的人推薦此書。不僅是他,央行的副行長也在推薦此書。據说京城的高層前段时間都在熱讀該書,那么這本書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看到《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書名,總覺得非常眼熟,仔细想了想,這不就是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衆》序言中所提到的那句名言: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的出處嘛。其实不僅追求自由是假,追求平等也是假的,霍姆斯说過:對于那種追求平等的熱情,我毫無尊重之感,因爲這種熱情對我来说,只是一種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我找来此書開始看起来,書並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書中提到的“大革命”就是指法國大革命,由于這場革命稱得上是天翻地覆,因此相關的反思書籍不勝枚舉,那本著名的《烏合之衆》就是其中之一,不過托克維爾的視角略有不同。看完此書,我算是徹底明白了政府高層到底在擔心什么,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社會状況,同現在的中國实在是太像了!
  
     托克維爾出版此書的时間是1856年,距離法國大革命爆發(1789年)僅67年,原本他还准備写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後就因病去世。他出身貴族,短短的一生就經曆了五個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國、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國、法兰西第二帝國),他曾經是法國的外交部長,出于對政治的失望,後期就安心写作。托克維爾写完此書之後就被淹没于曆史之中,國外掀起托克維爾的研究熱潮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兒。
  
     《舊制度與大革命》讲的是法國大革命到底爲什么會發生。在曆史教科書裏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说辭。讀者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鬧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這么回事。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欧洲國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農奴制,而法國的農民恰恰是這些國家中境況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輕的,這几乎顛覆了史學家的觀點。革命並非從压迫最深的地方爆發,而是從最輕的地方爆發,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無法忍受。
  
     以法國的近鄰德意志爲例,那时候的農民等同于農奴,農奴不得離開領主的莊园,如若敢私自離開,就要被通緝,抓回来之後还要受到懲罰。農奴的地位终身無法改變,职业也不得更改,能否結婚还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时間要爲領主服勞役。農奴的土地不能隨意買賣,土地上種什么还要領主说了算,死後土地也不能全給兒子繼承。
  
     可是類似的情況在法國早就不存在了,農民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土地,農奴制早已經絕迹,農民不僅不是奴隸,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農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有一位法國评論家写過這么一段话:“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熱衷于成爲地産主。在法國,下層百姓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貸給別人还是投入公積金,都是爲了購置土地。”
  
     看到這裏你再想一想中國,几乎所有中國人都熱衷于購買住房,住房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出售,目前中國的住房自有率已經是全球最高,調查顯示,中國自有住房拥有率高達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在中國,下層老百姓的所有積蓄,基本上都是爲了購買住房。雖然中國已經有了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個人都在喊“買不起房子”。
  
     法國這邊是拥有土地的自由農民,德意志那一邊是没有土地的農奴,爲什么封建權利在法國人這邊會激發起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給出了两個解釋,第一是法國農民已經變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國農民已經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统治。試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農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種負擔同他又有何幹?德意志那邊的農奴認爲世界本就是如此,雖然他也痛恨領主,但更多的是害怕。農奴從没想過要推翻整個體制,来個大革命,有這種大膽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産力,但最终却變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國國王)的財政總監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維持一家人生計的土地被平均分給5-6個孩子,這些孩子以及他們的家庭此後完全無法依靠土地生存。”這又變成了經典的“馬爾薩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産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飯吃的年輕人最终要走上街头。
  
     大革命將路易十六送上了斷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榮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絕非人們印象中的殘暴统治者。例如,國王的獵物在狩獵區邊缘毀坏了農民的莊稼,國王还表示應該予以賠償。並非是國王自己損毀了農田,而是國王在狩獵區饲養的野獸幹的。
  
     路易十六雖然是一國之主,但公衆輿論對國王的影響非常大,據说他自己实際上服從于公衆輿論,不斷地向輿論咨詢,對其表示敬畏。大多數外國人很難想象公衆輿論在法國的權威地位,很難理解這股甚至能對國王發號施令的無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後来的研究發現,当时的法國正在進行飛速的改革,農民的自由、平等和財産,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護。
  
     有趣的是,在這位開明、民主的國王统治下,社會的不滿情緒正在加劇,民衆的仇恨情緒並非只針對國王,而是針對一切舊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说: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爲人們的處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無怨言,忍受着難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減輕,他們就將其猛力的抛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几乎總是比它之前的政權更好。在法國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國家)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看到這裏,让我們再来想一想現在的中國,毫無疑问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是人民對于社會的不滿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最常見的一句抱怨就是:“這全都是體制的錯!”在30年前,你很難想象公衆輿論能夠左右高層決策,而現在政府最常幹的一件事就是給網絡流言辟謠。在30年前,老百姓對于報纸上的東西是深信不疑,而現在人們甯可相信網絡謠言。現在没有人會否認整個社會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變得越来越無法忍受了。比如,政府官员抽高價烟,被放上網之後,就丟了官。這在西方國家根本不會出現的事情,在中國却發生了。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誰?不是國王、不是大臣、不是貴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這裏你是不是感覺很吃驚?法國的知识分子同德國的完全不同,德國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純粹的哲學,但法國的知识分子非常熱心于公共事務,因此你完全可以稱他們爲法國的“公知”。
  
     這些法國公知看到社會上特權泛濫,自然而然的覺得特權没有存在的理由,並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這樣的思想。他們對一切舊事物和傳统感到厭惡,准備用新的蓝图重建整個社會。但是他們没有一個人拥有從政的經曆,一切僅僅存在于他們的大腦之中。正因爲他們脫離实際,因此他們對于自己的這套理論盲目相信,並充滿熱忱的加以傳播。法國公知對于伴隨着革命而来的破坏,連想都没想過。同樣是因爲愚昧,法國民衆對于公知言聽計從,衷心拥戴。
  
     想想看,納税人深受攤派之苦,聽公知说人人均應平等,当然很是振奮;一個農民,種的莊稼被貴族養的馬吃了,他聽说一切特權都應受到谴責,自然是欢呼雀跃。就這樣,每個老百姓都成了哲學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態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國家的輿論導向,搖身一變成了政治領袖,没人能夠與公知爭奪這個地位了。
  
     公知不但獲得了底層民衆的認可,还獲得了很多貴族的支持,不少貴族紛紛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事业。這些貴族們完全忘掉了,一旦這些理論受到普遍承認,就不可避免的轉化爲政治激情和行動,最终要打破整個舊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貴族們一邊享受着繳税豁免權和其他種種特權,一邊又大力的抨擊這些舊制度如何的荒謬,貴族們正在親手埋葬他們自己。作者的评價是“舊制度的上層階级竟然這樣盲目的促進自己的滅亡”,你是怎么也無法相信的。
  
     看到這裏,你是不是又覺得中國的現实几乎是法國当年的翻版?中國的公知們完全没有任何的行政經驗,但是他們全都堅信自己的理論能夠让每個中國人更好,並用種種美麗的口號来獲取民衆的支持。在網絡上,他們有着呼風喚雨的地位,數以千萬計的粉丝對他們言聽計從,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被当做了真理。而體制內的人,一邊享受着特權,一邊却紛紛抨擊整個體制。而老百姓呢,没人關心具體的问題應該怎么解決,大家都只關心“你是不是我們一夥的。”變成了純粹的站隊游戏。就這樣,整個社會上下一齊在努力,准備推翻這個體制。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聰明的人,也没能預料到大革命的爆發,但是他們此前的所作所爲,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革命之後,人們所期待的東西没有一個到来,来臨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繼處死路易十六之後,斷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間,僅巴黎一地就處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羅伯斯庇爾被處死的时候,著名的劊子手夏爾桑松已經砍掉了2700個腦袋。斷头台的“榮譽”也逐漸從高層走向平民,據勒龐描述,被砍头的農民和工人就有近萬人。斷头台的效率驚人,21名吉倫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務官用了35分钟,54名紅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學之父,著名法國化學家拉瓦錫,因爲税務官的身份也被砍头。在臨死前,他做了最後一項实驗,他和劊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後,意识还能維持多久,他说腦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劊子手仔细數了數,一共眨了15下。不過這一说法不見于正史。


  
     写到這裏,相信你已經明白政府高層在擔心什么了,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社會同当下的中國有着驚人的相似。要说法國大革命有啥成就?估計最直接的就是成就了拿破侖,让他当上了皇帝。王副總理说:“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没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复。”會不會一語成谶?  
  
(中南海的高層在擔心什么? 全文完)

 

 

死存亡之際 李克強的枕邊書談革命不可避免
 
 
2012-08-06  明鏡網
 

  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室主任、經濟學家羅小朋指出,溫家寶在

其任期的最後兩年,以中共領導人前所未有的方式,對中共黨天下的危機發出了警告,對執迷不悟的胡錦濤和其他中共寡頭,溫宣示了與之決裂的態度。他應該知道,他想撇清自己是徒勞的,且有大言惑眾之嫌。但毫無疑問的是,溫對空喊話的政治游戲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中共黨天下的危機,已臨近生死存亡之際。

       在“中共18大與黨天下的總理難題”一節中,他詳細對比了李克強與前任中共領導人在知識結構、交友層次和底層經歷等等方面的異同,

  羅小朋說,在這個意義上,即將執政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比胡溫要幸運許多。雖然他們也必須謹言慎行,但互聯網技術整個改變了中國所有人生活的信息和知識環境,同時,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交往自由也比胡溫要大許多。其中一個因素就是高干子弟進入最高領導層。他們一向有交往自由的特權,而在新的政治形勢下,他們很難不讓別人也比較自由地交往。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羅小朋得知,李克強去年讀了托克維爾生前最後一部重要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

  “這個消息讓我感到震驚,也十分興奮,因為這件事傳遞了許多重要信息。首先,這說明中共最高領導人不僅知道治國該讀什麼書,而且敢讀這些書,甚至不怕別人知道他們在讀這些書。這是一個飛躍,說明元老一代離去後,中共領導人的素養正在走出低谷.其實胡錦濤並不是不知道需要搞社會改革,但他根本沒有能力做這件事。因此,指責胡錦濤不作為也有點不厚道,因為你不能指責一個無能的人不作為。在這個意義上,胡犯了和趙同樣的錯誤,就是接下了自己本不該接的位子,”羅小朋說︰

  「李克強讀大革命這本書還說明,雖然新一屆領導人比胡溫更有治國能力,但他們知道自己面臨的是比胡溫嚴峻得多的挑戰,在他們的任期內,中國有爆發革命的現實可能。胡錦濤剛性維穩的結果,是把一個空前爆炸性的局面交給了習李。如果說一年以前許多精英對中國爆發革命的現實可能性還存有懷疑,在阿拉伯之春之後,這種懷疑已不復存在。相反,對革命的恐懼和憂慮開始在中國精英中流行。我們已經從民間精英中看到了這種跡象。韓寒年底前發表的三篇博文,蕭翰對社會革命概念的批判以及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的長文對“民粹民主”的批判,都讓我們看到了那個大革命幽靈的影子。而李克強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則表明這個幽靈也正在中南海里徘徊。」

  羅小朋指出,此書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法國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導致法國大革命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央集權。盡管法國的歷史和國情與中國完全不同,但此書的讀者一定會有同樣的感受,那就是臨近革命的法國與當今的中國有太多相似之處。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由于人性相同,中央集權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化和精神時尚的後果是相同的,無論什麼時代,無論哪個民族和國家,都逃脫不了中央集權內生的邏輯。

  「對我來說,托克維爾揭示的中央集權的財政邏輯、行政邏輯和社會邏輯,極其令人震撼,因為它和94年稅改以後中國的演變邏輯非常相似。這種演變的邏輯起點是中央隨意地,無節制地增加稅收,而且當年法國的增稅和朱基94年稅改一樣,是由“秘密決議來確定。這樣,直接稅逐年增長,而人們卻事先听不到任何風聲。”(見該書92年版72頁)中央政府無節制地增加收入,必然後果是行政機構無序膨脹。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新機構,只盤剝和瓜分收入,卻不提供服務。于是,賣官蠰爵盛行,這在當年的法國是公開的,而在當今的中國則是公開的秘密。中央政府瘋狂斂財的必然結果,是侵害所有自治機構和個人權利,分化社會,窒息自由。這首先是因為中央集權不可能做到稅負公平,而只可能把最重的稅負,加之于最窮和最弱勢的群體,也就是加到農民身上。臨近革命的法國如此,94年以後的中國也一樣。這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托克維爾告訴我們,在一個存在市場和各種特權的社會,中央集權的財稅體制之所以會催生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不僅在于特權的擴大,更在于特權與責任日益分離。這正是94年稅改後我們在中國看到的趨勢。在這種財稅體制下,享有特權的人一方面有更多機會撈取錢財,另一方面卻沒有動力,也沒有權力去做好事,去維系特權者和弱勢者之間的道德依存,從而使社會各階層之間和各階層內部全面走向隔離,也就是出現我們現在常說的“社會原子化”。」

  雖然羅小朋並沒有得出甚至支持“中國在劫難逃,必將發生一場大革命”的結論,但他指出,如果中國精英不能夠認真對待這種現實的可能性,不能從托克維爾深邃的思想中學到最重要的東西,中國確實很可能發生一場破壞力極大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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