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这轮钓鱼岛之争祸起日本。今年以来，从命名钓鱼岛周边部分岛屿，到石原慎太郎抛出“购岛设想”，再到日本自卫队“夺岛计划”，日本政府准备实现钓鱼岛“国有化”，日本企图霸占钓鱼岛的野心愈加强烈和迫切。可是，同时兼任《日中新闻》社长的韩晓清对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前述做法只字不提，反而颠倒因果，污蔑中国保钓人士激化中日矛盾。
《人民日报》子报《环球时报》网站8月27日以《韩晓清：保钓人士登岛是爱国还是害国？》为题全文转载后，韩晓清的文章随即轰动互联网，同时引起中国民众愤怒。不知道该文是代表《人民日报》的立场，还是《环球时报》的立场，还是韩晓清的一家之言？
8月15日下午，14名香港“保卫钓鱼岛”的人士，乘坐一艘从香港始发的渔船，到达钓鱼岛海域，在冲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的围堵后，其中5人举着中国国旗和香港旗、台湾旗登上了钓鱼岛，当即被在岛上守候的30多名日本海上保安厅及日本入国管理局的人员逮捕，并被带上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送到冲绳那霸入国管理局关押。两天后被强制送还。这几位香港保钓人士于8月18日夜到达香港时，在香港机场受到了一些香港人士的热烈欢迎。
这次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的行动又一次将稍有缓和的日中关系推到激烈对抗的境地。由此引发的中国国内各地的游行示威和愤青们的尖锐口号把日中国交恢复40周年的各种纪念气氛冲得一干二净。
近日来，在日华人，特别是一些关心中国发展，关心中华民族命运，关注日中关系发展的有知者，对日中关系的走向和未来忧虑重重。日中两国如何相处？谁在决定和影响日中关系的未来？如何认识和解决钓鱼岛问题？目前中国最急需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什么？对于现阶段日中关系有关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几个观点供读者参考，议论。
第一，日中关系的稳定对中国极端重要。30年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都和日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政府间长期低息贷款（ODA）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北京机场、浦东机场、铁路干线、港口建设、整备、大型火力发电厂、重要钢铁项目等都是在日本的长期低息贷款ODA项目援助下建成的。胡锦涛国家主席在访问日本时，对日本朋友讲到：“没有日本的ODA援助项目，就没有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认识到，现在中国是比30年前发展了，经济实力是增强了，但是中国并不是世界强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实力还是很低，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需要50年，甚至100年才能在各项主要指标上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目前中国最急需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什么？是夺回钓鱼岛吗？显然不是。中国当前最急需，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对应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各种严峻的挑战。
日中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必然要影响日中经济关系和经济交流。
最近几年，日本国内经济低迷，日元币值升高，促使大量的日本企业的产业向海外转移。但是相当多的日本企业没有选择中国，而是选择了越南、泰国、印尼等。笔者在采访中，问过一些日本企业的高层决策人为什么没有把企业转向中国？回答是日中政治关系不稳定，对日中关系的未来没有信心。泰国、印尼的劳动成本和中国相差不大，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中国，但是从长远利益考虑，还是没有选择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的贡献。同时，必须认识到，把日本企业推向越南这样恶毒的国家，其后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第二，关于钓鱼岛问题，笔者认为，自古以来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在各种场合已经再三重申了中国的严正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私下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转让给日本是非法的、无效的。
同时笔者也认为，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敏感的，上几代人留下来的领土争执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也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既然中国的清王朝没有解决好钓鱼岛的问题，既然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政治伟人也没有提出好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还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先放一下，让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去解决，他们比我们聪明”。
今年是日中国交恢复40周年。40年前的1972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决定恢复日中关系时，并没有忘记钓鱼岛问题。只是毛主席、周总理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大局考虑，决定恢复日中国交，建立日中友好关系第一重要。历史证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非常正确。如果没有当时的当机立断恢复日中关系，就没有后来的日本的日元借款（ODA），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现代化。
邓小平在签定日中友好条约时，以政治伟人的气魄和胸怀，提出的“搁置钓鱼岛争议，由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去解决”的方针是明智和智慧的方针。
钓鱼岛本来只是一个有争议的无人岛，钓鱼岛问题本来只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香港、台湾、大陆这些所谓的保钓人士一拨又一拨、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在钓鱼岛上被逮捕，被押送，被日本入国管理局根据日本入管法规定判处强制送还等行动，通过世界各国的各种媒体向全世界传达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信息，即日本在有效地控制着钓鱼岛，日本在钓鱼岛有效地行使着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
几乎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也不管他们对中国国内现行政治体制持什么样的立场，也不管他们在当地是富豪还是穷人，他们具有的生理的本能和天生的民族意识都会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表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的立场。同样，几乎任何一个日本人，不管他是政治家、资产家、还是劳动者、平民百姓，不管他对现政府是支持或反对，出于他们的生理本能和天生的民族意识也会毫不犹豫的表明尖阁岛（中国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这是日本中国两个民族认识上的差距，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领土争执问题，钓鱼岛问题绝对不是，也不能按右翼和左翼的观点来认识、来划分和来解决的问题。日本共产党和其他左翼人士、团体也从来没有表示过钓鱼岛是中国的立场。难道可以由此来推断，全体日本人民都是右翼，全体日本人民都是反华吗？
所以，既然现在还不是日中两国解决钓鱼岛的时机，那么，就不要去一次又一次触动两国人民共同敏感的神经，就不要去一次又一次挑战两国人民忍耐的底线。
第三，现阶段，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抓住百年以来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快速增强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真正走进世界最强国家的行列。对中国来讲，目前这种相对和平的战略发展机遇实在难得，百年不遇。而且，如果在重大问题上处理不当，有可能瞬间失去。尽管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各国都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文明等所谓普世的价值观，但是世界各国的游戏规则还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强者为王，弱者为寇”。从美国称霸世界，想打谁就打谁、想灭亡谁就能灭亡谁的残酷现实看，所谓国际法是为弱者制订的。当今世界还是靠实力说话，靠实力定乾坤。
目前，中国邻居，印度、俄国，甚至越南、韩国都在拼命抓紧一切机遇和可能，加速发展经济实力，以期与中国抢占战略制高点。中国剩下的时间并不多。因此，如果在现阶段提前提出解决钓鱼岛问题，与日本彻底闹翻，只能使中国失去战略发展的机遇，做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后悔莫及的蠢事。
目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生存环境非常严峻。中国需要稳定、平静、友好的日中关系。在过去30年里，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资金来源和技术来源，也是中国商品的最大销售市场。今后，日本的对华投资、技术转让、技术引进和日本的市场，对中国来讲仍然非常重要，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华人一定要认清。什么是对中国生死攸关的大局，坚定不稳地维护和稳定日中友好关系，尽全力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由此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香港、台湾、大陆所谓的保钓人士所做的登陆钓鱼岛行动，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都不是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
环球时报口风急转 斥拔旗是胡来 网友:你播下的种子
《环球时报》在28日的社评中称，目前尚不清楚该男子的身份与国籍。如果他像日本媒体怀疑的那样是中国人，我们要对他也对公众说，这是胡来，而且很笨很蠢。日本驻华大使在汽车上插国旗是他的外交权利。任何驻中国的外国大使也都可以把他们国家的旗帜插在他们的汽车上。同样，中国驻日本大使以及驻各国大使在驻在国出行时，也都可以在汽车上插上五星红旗。制止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只能受到舆论的谴责。
文章指责拔一面小汽车上的日本国旗属于顽童的过家家之举，并称要拔的是某些势力在环中国地区挥舞的那面无形的旗。中日之争是盘大棋，靠匹夫之勇，中国什么事都办不成。
不过就在发表此文的前一天，《环球时报》却刊发了另一篇文章，言辞激烈地指出，解放军海上演习是对日本的回答。
文章称，本近来对岛屿争端的态度越来越激烈，不断把钓鱼岛之争朝军事对抗的预期里推。无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想向国民展示强硬，还是他们想吓唬中国人，他们都在擦东亚一根很危险的火柴。日本应当清楚，中国人心中潜伏着自甲午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的被日本军事侵占之恨，走在崛起路上的中国，决不会允许自己今后再对日本有新的军事耻辱。如果中日发生新战争，它一定是中国人在心理上洗刷一个多世纪耻辱的战争。无论其他什么样的战事，都不如中日战争更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了。
文章警告日本别主动逼中国。日本国内有“厌华”，有对中国的“警惕”。事实上，中国民间反过来对日本的厌恶要多少有多少，如果搞中日之间的民意对决，中国人一定会众志成城。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充分疯狂，以为它的感受是世间唯一合法、甚至唯一存在的感受，那么它必将付出巨大代价。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多评论者看来，这一事件正是《环球时报》长期鼓吹的“商业民族主义”的产物。媒体人安替反问“这种人不是贵报的忠实读者吗？”著名律师斯伟江也质疑“这不是你《环球时报》播下的种子吗？”
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杨锐此前因发表排外言论引起争议，但他也认为日本大使遇袭事件“是火上浇油，警惕有人挑拨”。他甚至援引费迪南大公遇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例，呼吁“中国所有爱国者更要冷静”。这种论点具有相当代表性。在批评声音中，也有一部分不谈对错，只是出于纯粹的策略考虑，认为眼下局势中发生针对日本大使的袭击行为，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或者“授人以柄”。
总体来看，各界公众人物极少有第一时间为袭击者辩护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依然有为数不少的网民为这一举动叫好，在发言门槛较低的新浪微博上，有众多草根网民称日本大使“活该”，此举是“长中国人志气”，甚至要为袭击者“记功”、“送锦旗”，更有人援引当年李鸿章赴日谈判遇刺的事例，认为是“一报还一报”。
但是观察家担忧，尽管大众媒体对类似事件尚能保持理性和克制态度，但用民族主义“狼奶”喂养大的部分民众已形成既定的思维模式。中国政府用民族主义维系合法性，但很可能造成“回旋镖效应”，投出的武器反过来伤到自己，当对外关系出现问题时，在高亢的民族主义调门和现实的政策应对之间，将会进退失据，反而损害执政合法性。而民众在仇外情绪支配下的义和团式激进行为，尤其是类似“临时起意”的事件，则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