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助母
解放后父亲的工资收入大幅下降，又开始接受政治审查，全家人生活开始窘迫无计，特别是1954年，父亲辞职退居家中，失业无收入，母亲开始一点点变卖陪嫁时的细软支撑全家生活。
母亲胡定珍，祖上是松江府的名门望族，其祖父胡公寿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晚年寓居上海南市老城厢，传世的书画名作，与后来的任伯年、吴昌硕作品一样，成为我国美术史上的艺术瑰宝。母亲与父亲婚后和睦相敬。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流淌着末代贵族的血脉，富有大家闺秀气质，略读诗史，知书识礼。我的祖母顾氏出身上海昆山名门顾家，也非常认同这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大儿媳。在我们九个子女眼中，母亲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她的坚韧与顽强。母亲进了刘家门，几乎没有过上几天安稳舒适幸福的日子，一直为全家老少操劳操心。她任劳任怨，勤俭持家。在解放前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国民党匆忙逃离上海，物价飞涨，一麻袋的金圆券买不到一袋米，父亲在救济总署供职的一份工资还养不活全家人，只得在夜晚再去南京西路国际饭店旁的大沪舞厅兼职当稽查队长，才勉强维持生活。家中保姆已用不起了，全家的家务都落在母亲身上。日子越来越艰难，即使有长兄、姐微薄的工资贴补，家中也入不敷出了，懂事的辉哥，时年十六岁，刚读初二，他主动辍学离开大同中学，于1952年进入沪东造船厂当学徒工。
三哥性格坚毅，喜动，脑瓜子灵活。小时候很调皮，时时出新点子淘气，爬树、翻屋顶、踢球、掏鸟窝、打弹子，不是踩碎人家屋顶瓦片、就是打碎人家玻璃窗，常惹父母亲生气，周围邻居都喊他“捣蛋鬼”“小强盗”。叔叔购置的江阴街63号是个单独的有栋二层楼洋房的大院子，里面住了四户出身不好的富裕人家，还有一家小工厂，我们家住在最高处，跨出窗户就是人家屋顶，高低连成一片。三哥喜欢爬屋顶，这是他的乐趣，他说，站得高，看得远。父母平时教育子女很严，因为三哥的调皮经常有邻居上门告状，所以父亲下班就常常狠狠打他，以致结婚时带在手上几十年的一只贵重的玉镯都打断，辉哥长大后提起此事还后悔自责。三哥不仅顽皮，而且从小倔强有叛逆反抗性，遭父亲打罚后，会跑出去不回家，都由母亲与二姐找回家。父亲没办法怕教育不好他，通过外国牧师朋友，送他到离家很远的宝山教会学校去住读。想不到这对辉哥起了很大变化，在牧师的诱导教诲下，他开始认识到是非善恶，学会仁爱之心，顽皮的个性开始收敛，并喜欢上学习英语。从教会学校住读出来的三哥变得举止礼貌、知书达礼。父亲曾以身试法告诉我们，自己在银行工作几十年离不开一手好字与一口流利英语。他说：“写一手好字与会讲外语，是将来闯社会必须要的功夫”。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三哥与二姐都练出一手端正飘亮的楷书。后来辉哥转入市区大同中学读书，很快被选为少先队中队长，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升旗手。
辍学进工厂的辉哥离开父母的呵护，独立闯荡社会，好像变了一个人，更知晓不少事理。他埋头苦干，勤奋好学，虚心钻研技术，博得师傅、同事、上级尤其是厂里的苏联专家的好评。三年没到就提前满师，后又钻研船舶放样技能，很快在船体车间担任放样技术工作，逐步晋升为四级技工，并受到苏联专家器重。他不仅技术能干，而且思想进步，1956年7月入了团，不久担任了船体车间团支部书记。他当时二十出头已是四级半工六十六元工资，比两个姐姐都高。但他深感自己学识浅薄不足，为了更进一步提高技术，他考进总工会办的夜中专进修。
当辉哥满师后有了工资，立即意识到父母的艰辛，家中还有四个弟妹在求学，自己已不幸辍学进厂学徒，不能让弟妹再步自己后尘，失学担误了前程。自己必须为家庭承担重任，帮母亲持家。从此，他月月开薪，第一时间就送给母亲，自己仅留下简易的生活费，从初始的三十元、四十元到四十五元，月月从未断过。因为忙于工作又要晚上读夜校，辉哥难得回家，但为了不让母亲担忧钱币不足，每月开薪就托人当日捎来，四哥文正经常定日定时赶到永嘉路嘉善路的石库门弄堂某号的灶头，间接从他同车间的戴眼睛技术员手中拿到工资，回家交给母亲。正由于感受了辉哥的言传身教，四哥文正参加工作后，同样年年月月从不耽搁汇上三十元给母亲，直到结婚成家。
青年右派
195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难以忘却的一年，千万知识分子从此蒙难下地狱，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悲伤年代。这一年对我们家也是个转折年。
1956年5月，我们家从南市区江阴街乔迁至大姐申请的江南造船厂住房，四哥文正和三姐文珠也转到卢湾中学上学，五哥文龙和我在日晖小学读书，父亲在家歇业，被居委会动员义务在日晖小学担承夜间扫盲学校负责人，母亲操持家务，同时照看几个小外甥。本来一家其乐融融，温馨兴旺地过太平日子，却不料随着黑云压顶的所谓反右斗争，也残酷摧垮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1957年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向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及一切腐败作风毫不留情地开火。辉哥那时仅二十岁，作为优秀的团员青年、工人骨干，船体车间最年轻的工长，也随着运动浪潮，热情的响应党团组织号召，帮党整风提意见。
辉哥兴奋地给二哥文兵写信：
“二哥，我现在已经不是你过去想象中的兄弟了。目前我们的生活还相当艰苦，但弟妹都勤奋读书，所以我们家有希望，有前途。我现在调离车间，在技术科当检验员了。最近党中央要整顿党风，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共产党的运动真及时，党风再不整顿，共产党就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帮助党将党内的腐败风气整顿乾净……”
他一个初出茅庐的纯洁无知的火热青年，凭着一股爱国爱党爱政府的热情，写了一些揭露厂领导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的大字报，特别是把厂长抛弃了革命战争的患难妻子、与刚入厂工作的大学生勾搭成奸之事写成大字报，贴在了进出工人最多的中心船坞码头。这下如炸弹掀起轩然大波，厂长无地自容，拍案大怒，责令厂保卫科厂团委施加压力，要辉哥写检查，撤回大字报，向厂长赔礼认错。辉哥坚持不理，认为写得都是事实，拒不妥协低头。于是被厂里划为右派分子，撤去工长职务，开除团籍。这弥天大祸压得他迷茫不解，不就是他听从党团号召举事实帮助个别人改正错误，咋变成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了？辉哥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对“右派”结论的残酷现实，他无法用一厢情愿的想法哄骗自己。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从此开始默默地在车间干最脏最累的工作，接受所谓的改造。在家里他又无奈受到当志愿军的二哥指责，不许他影响弟弟妹妹。
自戴上右派帽子变为另类人，辉哥的性格一改原来的活跃勤奋、乐于助人，变得沉默寡言、面无笑容，只知埋头苦干、小心谨慎，不敢出头露面恐遭人非议。曾有次，他告诉四哥文正，因连日的阴雨，单位宿舍至厂区的道路淤泥泞滑，他穿着长筒胶鞋，身上穿的是二哥的旧军装，但被他染成黑色，头上戴着他平时喜爱的有压舌的学生帽，被某同事笑喻，“你这身着装好似电影里的德国纳粹盖世太保”，他当时一惊，事后，他发誓再也不戴帽子了。
反右后期，党中央知道反右已扩大化，因此纠正工人阶级不宜戴右派帽子，故按政策为辉哥平反、恢复团籍。但已经泼在他身上的污水臭气已牢牢缠绕不散，他将永远是另类遭人冷眼相待。而运动过程中的“帮助”、检查、批斗、孤立、改造、监督已深烙在他心灵深处。同时，那些被定为“反社会主义”的千万无辜受迫害、或被开除公职、下农村监督劳动、进劳改农场或入狱监禁的右派的遭遇令辉哥揪心，悲痛时时撞击他的心灵。辉哥是个热血青年，他为此心愤不平却无可奈何。他要呐喊声讨，可铁幕暴政压抑他沉默不可言，他只能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他又咽不下这口气，他对四哥文正说，“我一定要分辩是非，弄明白这是一回什么事？为什么要我承担莫明其妙的罪责？究竟这反右运动的起端、根源、目的是什么回事？”他下决心要明白道理，不做糊涂虫。
反右前，三哥曾组织四哥和珠姐、慧姐共同学习过毛选，每人配备一套，定期学习某一卷某一篇文章，相互交流、写感想、谈心得。以至四哥也像他一样在毛选上划划写写，反映自己的看法和心得，但后来四哥怕这套毛选在文革时被别人发现大作文章，偷偷烧毁了。
三哥在熟读毛选基础上，又开始普读马恩列斯和其它相关的哲学书籍。三哥从各大旧书店购买了《资本论》、《反杜林论》、《马恩书信录》、《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费尔巴哈、黑格尔、傅立叶、欧文……等人著作。三哥一直认为，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但他发觉读马列、联共（布）党史也有陷阱，读多了使人无力分辨真伪，满脑壳里装的是浆糊，即使有“智”也“明”不起来。所以他开始放弃了研究马列。
辉哥从厂办夜中专毕业，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他向厂方申请继续报考夜大学，因厂方无夜大，就同意他去报考夜大外读。沪东造船厂在浦东，他每星期三个晚上下班后步行到庆宁寺，过摆渡赶到浦西虹口上外读夜校，尽量节约车费。在学习紧张或考试阶段，他怕夜里迟到，无奈向住闵行的二姐借用了自行车，一过紧张阶段就还给二姐，因为他知道，这辆自行车是二姐一家人每天必用的交通工具，他不忍心长期借用下去，而宁愿自己步行上夜校。
为此他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省吃省用，一年到头穿着工作服，除此就是二哥文兵留下的几套褪了色的军装，衣服鞋袜补丁许多，但总是洗得清清爽爽。有一次他厂里工作忙，一双袜子破了请二姐文慧补一下。慧姐翻来翻去发现已无法再补了，就买了一双新袜送给他。但辉哥却无论如何不肯接受。他因为自己失去了学习机会，所以自己尽量节省零花钱，积极培养弟妹读书，甚至连每月的理发费也节省了，叫同事帮忙剪一剪，更不用说那时年轻人追求的跳舞看电影等娱乐，这一切对他来说几乎都绝缘。为多些钱买书和多些时间学习，辉哥宁可替同事做夜班，挣几角夜班费及白日可在宿舍里读书。
五十年代未到六十年代初，公私合营后还留下一些旧书店，管理不像国营新华书店那么严格，有大量旧书刊物出售。三哥的业余爱好与时间都花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些旧书店业主与收废书报的人，特意请他们帮忙收集外国政要等名人传记，他还专门收集了56年至57年的文艺报、文艺月刊、小说月刊、诗社、收获、世界知识等刊物，说这里有短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好文章。在家里他收藏了不少从建国初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包括52年批判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反右的各种书刊杂志，特别是被这些政治运动批判打倒的人的原著。上海淮海中路旧书店与福州路上各种书店是他淘精神粮食的地方。61年辉哥去嵊泗工作后，每次从舟山回上海探亲，他总去那里淘宝，带走整捆喜爱的旧书。
62年全国情况更糟，农村农民个个吃杂粮挖野菜苦度饥荒，又严禁逃荒，各处均有饿死人的情景，城市也大告不妙。辉哥联想到58年大跃进，人为地违反科学违背自然，大兴砍伐森林，大肆吹捧全民炼钢，胡扯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59年毛泽东又举大棒将以彭德怀为首的一批老干部定为右倾反党分子。辉哥告诉我们，这纯粹是毛泽东持个人独裁大权，打击压制报复彭德怀。彭早年因不听从毛消极抗日独自发动百团大战和抗美援朝时长子毛岸英被炸死两事，毛一直对其耿耿于怀，这次正好彭德怀上万言书撞上枪口，毛翻脸不认人，施杀手将其打入地狱。辉哥又对我们谈及右派被斗的冤屈，说这是毛泽东一大阴谋，毛先散播全国一片详和，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欢迎党内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不同意见，发表各种观点、政见，给党参考、借鉴，故意低姿态虚心接受，而当广大党内外人士推心置腹、敞开心扉把多年积压的不满牢骚一股脑讲出来后，毛与一班事先设计好的当权者立即翻脸不认人，无情地举起大棒痛下杀手。此举将各在野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清除出局，另扶植了一批投机钻营、溜须拍马的卑鄙小人与傀儡摇旗呐喊，奉旨颠倒黑白、控制言论，对毛连篇累牍地歌功颂德，将事实真相埋在一片血泪之下。翻来覆去的谎言蒙蔽了善良的分不清是非的群众。毛还将全国各地发表民主派人士不同言论的报纸刊物改组、收编或停刊，把全国变成了一言堂。
辉哥特别崇敬鲁迅先生的为人，正气正直，不畏权威不畏强权，不怕人非议。他钦佩鲁迅先生历史知识渊博，纵论封建皇帝，抨击文字狱，怒斥暴政愚民。他说，鲁迅先生一贯力主人性为本，这就必尊奉个性而张扬精神，他多次阐明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四要有思想，不要苟活做奴隶，要理直气壮地获得生存的权利，这是国家社会的基石。要达到人人温饱，社会才可良性发展，要让百姓畅诉心声、表达思想，发表意见，才能展现社会的平等自由、和睦兴旺。辉哥又指出，鲁迅晚年1932至1934年参加“左联”中已与共产党领导的社团就当时的文艺革命路线各抒己见，出现分歧，矛盾加重，以至受到围攻、批判，直到破裂分手，又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如果鲁迅有幸活到现在的话，凭他的为人，凛然正气、思想卓然、独立的民主民生之人生观，必然也将被戴上大右派帽子。
辉哥除十分敬重鲁迅先生的人品才学，还十分推崇巴金先生，而同为巴金的四川老乡、同一时代的郭沫若，辉哥却十分鄙视他，视之为御用帮闲文人，专门奉承吹捧毛泽东。他说，巴老正直，敢面对权贵直抒心中所想，不奴媚粉饰，违心曲奉，欺人欺世。57年巴老在解放日报敢大胆直言，对当时文艺工作的弊病，例如违反艺术规律，不讲艺术民主、不重视实践检验、不顾人民群众喜爱的、不充分调动发挥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等不良现象都提出严肃的批评，他主张作协最好让作家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少领导指示规定，靠领导的指示、把艺术品视作工业品限定时间、赶任务是写不出艺术作品的。对当时文艺界出现压制艺术民主，老是提着棍子到处乱打人的恶劣现象，作了直言不讳尖锐的揭露。
辉哥说，以姚文元为首的极左思潮的弄潮儿就说假话、大话、以浮夸恶劣的极左评论全面否定巴老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甚至连鲁迅先生也被全盘否定，说鲁迅不写辉煌的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农民起义，却写愚昧的落后的农民阿Q，又写一个不觉悟的顺从命运摆布的祥林嫂，而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写五四时期先进的共产党革命者的光辉形象？所以说鲁迅先生就不是一个革命思想家。
辉哥还崇敬学者兼记者的邹韬奋先生，他倡办《生活周刊》、《生活日报》，书写“忆萍踪迹”等游记，把周游世界的经历、见闻、他国的社会制度、民众的生活、风俗人情及科学发展、学校文化一一展现给国民一睹，使国民看到了光明，了解了新的世界，明白同样是人类为什么人家是那样地生活，而国民又是处于水深火热的艰难困苦的饥饿生活。四十年代，美国在二次大战战火的考验下，全国克服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不忘为国捐躯亲人的崇高胸怀，民众一心奋起重建家园，国家欣欣向荣、社会安定，国会、政府、法院三权分立，富人穷人平等、自由、民主，凡法无明文规定的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讲。教学、医疗、福利人人共享，科学昌盛。韬奋先生访问大学，考察学院校风与学术、学生生活、学生与教授的关系，与大学生一起去海滩畅游，令他吃惊的是男女一起裸泳，开放程度令他目瞪口呆，对比祖国仍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封闭，正如天地之差。而报刊媒体言论自由，哪怕批评、谩骂政府、当权名流都不用惧怕飞来横祸，更不怕因文字、言论而遭罪难。
辉哥通过一位位前辈学者文人的眼睛、思想了解世界，反思现状。
辉哥将重新得到的团徽邮寄给二哥，告诉他蒙受的冤案平反了，但他也由此清醒，再也不要这团徽了，他将轻装走自己的路了。
探索真理
辉哥订阅《世界知识》丛书，从中获悉现实世界发生的变化，他从每期介绍的外国知名政治人物、学者、专栏作家的文章里，向我们介绍肯尼迪、戴高乐、尼赫鲁、赫鲁晓夫、苏加诺、李普曼、基辛格、……诸人的经历、见解、观点、成就，使我们从中得到点拨、启发、感受。辉哥通过知识丛书的介绍，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了解欧洲历史上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著名的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凯恩斯等。通过学习，辉哥了解到，马克思在欧洲人们仅尊他为经济学者，他的资本论仅属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辉哥从马尔萨斯人口论联想到，中国学者马寅初提倡节育有利中国发展却遭到愚昧盲目的批判、打击，从而使我国人口骤增几亿，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随着二次大战结束，世界各地在苏联斯大林与国际共产联盟支持下，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亚洲有中国、朝鲜、越南、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领导的八百万名共产党在议会起着举足轻重的力量，印共、缅共、锡共也都不可忽视。欧洲更以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政党为该国第一大党。可是好景不长，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很快地刺激欧洲诸国的经济复兴，加上欧洲诸国民族根深蒂固的民主、自由传统和以人为本的宗教意识，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衰落，昙花一现。辉哥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形势，并为此深深反省，不再深信以专政牺牲民权、控制言论、剥夺民众自由、践踏民众意志的社会制度会长久维持下去。他一再让四哥去旧书店寻觅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家的专著、唯物主义的哲学书籍。
他从了解英国国家制度看出其议会制与我国人大、政协之明显的差异和优劣。我们的政府是根据政党意志作出决断，采取行动行使权力。而议会是依据人民推举的代表，以人民的权利制定法律，制约政府的权力。议会的主要职权是立法、监督财政和监督政府，规范官员行事。凡是公民，只要不是被法律禁止的事都可以做，即“法无明文者不为罪”。从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著作中，辉哥清醒明白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独立、互相制约对一个国家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民权是国家社会的根本，只有人人平等自由，社会才和谐文明，国家才繁荣富强。
辉哥从中世纪索尔斯伯利之约翰的“政治家之书”了解：当一个君主不依据法律掌政而堕落成为一个暴君的时候，用暴力推翻他是合法的合理的。
马丁路德宣称，当一个政府破坏了法律，堕落成暴君的时候，老百姓就没有义务服从它了。
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主张，“人民有权拿起武器反对任何篡夺残害人民的行为。”
法国作家法朗索瓦•奥特芒认为，“在统治者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的联系，当政府破坏那个契约的时候，人民就可以起来反抗暴政。”
德国法学家约翰•阿尔图斯在他的“政治论”中说，主权作为最高的国家权力来自其全体成员的自愿的集合，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如果它不义地超越法律或者暴虐地行使这种权力，那人民就可以不服从，并且完全有理由反抗和起义。
辉哥将这些学者名人的观点联系中外历史，发现中外暴政专政最终都落得被推翻的下场。
十七世纪，英国有两个君主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由于专制行为而被废黜。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残暴，就有陈胜吴广起义；隋炀帝无德荒淫被唐李渊征伐，元末暴政引发红巾军起义，民国孙中山又推翻腐朽的满清。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极雄辩地说，最强有力的人物也决不能强大到永远作主宰，他只能试图把暴力变成权利，把服从变成义务罢了。暴力是非法的，人民有权利推翻它。
美国费城大会的独立宣言宣称人民的神圣权利，下列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生来是平等的，造物主把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赋予了所有的人，在这些权利中，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证这些权利，就在人们当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全部权利都来自被统治者的许可。我们认为，只要任何政府形式倾向于破坏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组它或废除它，组成新政府。”
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赋予了后代如下的原则“当政府蹂躏人民的权利的时候，对人民来说，起义就是它最神圣的权利和最重大的责任。”
自由不能祈求，只能靠利剑来争取。
辉哥读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丛书，悟感到共产主义社会是遥不可及的空想，因为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根本达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要素，即高度发达的科技为保障的物质文明、物产丰富、用不完耗不尽的能源，同时民众要具备高度文明的道德思想，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品质，人人平等、个个自由，不欺压人、不贪小利，自觉遵循社会公德，与世无争知足常乐。
62年中苏大国“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联盟分裂，撕破脸皮、论战、互相攻讦、互指修正。辉哥对我们说，其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利害关系，什么主义统一、制度相同，这都是一时一事利益相同，而民族的不一、文化差异、疆地差异、物质盈亏、人口多少、领导人的品质优劣都决定国家的利害，当其彼此利害矛盾不可调和时就必然分道扬镳或冲突争斗。辉哥通过阅读大量的马恩列斯等著作反思毛泽东思想，就感到许多难以融合之点，同时意识到毛泽东本身不是正统马列主义者，他是农运家，他的身上深烙我国特有的封建帝王意识，他的处事、作风、手段、谋略无不反映我国传统的封建的文化思想。
他还从苏俄十九世纪解放运动时期伟大人物、学者、作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等人吸取了不少知识，获得了很多灵感，他更佩服十二月革命党人的革命斗志，无畏西伯利亚的寒冷艰难、困苦的劳役流放，前仆后继为俄罗斯解放运动贡献青春的血与肉。
辉哥特别推崇赫尔岑的自由民主思想。赫尔岑特别重视文学创作，指出文学是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最好的武器，因为革命家没有言论自由，而文学作品却可以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来揭发社会的黑暗，号召人民大众起来斗争。其《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就是一例。他理解欣赏赫尔岑为寻求一人革命道路，摆脱国内恶劣的环境，选择出国去开展救国途径，因为赫尔岑在国外所寻找的，不是悠闲，不是休息，不是个人的安全，在这里，“我的言论不受检查，我是你们自由的喉舌”。赫尔岑在国外出版《北极星》、《钟声》期刊、《俄罗斯之声》文集，不断发表政评文章及有深刻的政治思想性又有高度的艺术性的杂文，都是诙谐讽刺、切中时弊的作品，如匕首刺中当局的要害，后来还增加了副刊“审判下”、“大众议场”专栏。这促使辉哥谈及以后如自己出国就要像赫尔岑似地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驳”专栏，鼓动大家动笔写文章揭露国内垄断言论、控制媒体、压制人民呼声的专制独裁罪行。
他还开始向中国古代传统的孔孟儒家文化探索研究，研读先秦诸子百家书籍，通读了《史记》，《资治通鉴》……。他从中国传统儒法思想对比中，看到了毛更多的法家的暴力影子与专制手段。
辉哥沉浸在中外古今知识文化的海洋里，钻进了现代文明思想的智慧宝库中。他每看一本书都认真研读，并摘录要点，用红笔钩划出来，同时写上评语、感想及联想其它书籍关联内容的意见。
陪父亲受审
父亲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年后，1958年春天，徐汇人民法院发传票来，责令父亲去法院接受审判。法院传票是由派出所户籍民警送来的。
而对这突如其来的传唤，父亲顿时傻了眼，连说：“怎么还要审判我？！”母亲沉默了多时，最后还是劝父亲：“去就去吧，听他们怎么说，耐着心，忍住气。”是啊，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能经得住上法庭遭折腾吗？
那时文辉哥已被划右派，他年轻气盛，为老父亲抱不平，又担心老人在法院上身体撑不住，自告奋勇地陪父亲上法庭。
法院开庭那天，主审员宣布刘宗汉的犯法罪行，除了国民党专员属“反革命”罪证外，又说他在上海沦陷时期结识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管丕诚，又介绍了长子刘文德参加军统特务组织……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不断加到我父亲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铁定了，一介书生的父亲即使能说会道也申辩不清。一大堆“罪名”犹如一桶桶污水，倾泻到父亲头上，现场旁听者，尤其一些街道、里弄干部个个表露对“反革命分子“的气愤填膺。
此时，三哥刘文辉霍地站立起来，手指主审员，大声地说：“主审员同志，请实事求是地评判我父亲！父亲刘宗汉确曾当过国民党的专员，但那是为了救济苦难的老百姓；父亲刘宗汉确实认识管丕诚，但不知道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父亲刘宗汉更没有介绍我大哥参加特务组织……”三哥一口气地为父亲辩护。但是主审员拍着审判台制止他发言，场内法警也急忙跑到三哥座位处，严厉地摁着他肩头训斥：“坐下，坐下，不许吵闹！”主审员随即宣读了“徐汇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刘宗汉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地监督劳动，管制改造！
一生忠厚本分、热心公益事业，为救援抗战后贫穷上海与解放区作出过贡献，为解放后新上海建设出过力的父亲，在日盼夜思的新中国却当头一棒被打成了“反革命”。一个解放前夕就把二儿子送给共产党参军，抗美援朝、负伤立了功的“光荣之家”，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之家”。
父亲被监督劳动后，早上八点前到里弄专政组报到，然后在家住的日晖四村内扫垃圾、掏阴沟。从此，年过花甲的老父亲，在里弄里低着头，从早到晚扫不完的垃圾，掏不尽的阴沟。在工人新村人人可以侮辱、糟蹋他的人格、肉体，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骂他、打他、体罚他，非但不会受法律的制约，反而说是一种“站稳阶级立场的革命行动”。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年复一年，日晖四村居民都知道有一个姓刘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无限期监督管制劳动。居委会与派出所干部说，这是一个现存活靶子，能让几百户工人阶级时刻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且因阶级斗争需要，刘宗汉历史反革命帽子永远不能摘。
父亲在母亲的眼皮底下躬腰屈背、低声下气地干脏活，眼看着年逾花甲的老爱人给人凌辱、欺压，母亲痛心万分。每天早上父亲身穿破旧衣衫，左手提竹丝大扫帚，右手拖着通阴沟的铁棒跨出家门时，母亲总要轻轻地嘱咐他：“注意身体，手脚慢点，当心安全。”父亲点头应诺。望着老爱人缓步离去的背影，母亲轻轻叹口气，默默无语，又回身操劳起家中事务。
这天父亲照例出门去了，母亲正在家中拣洗青菜，准备烧中饭。突然，派出所民警与两位里弄干部走进家门，母亲强颜地接待他们。
“刘宗汉的历史罪行太严重，要不是政府宽大处理，早该抓起来坐监牢！”民警开门见山地说道：“政府政策区别对待，对你们家属还是一视同仁，不作反革命看待，只是要求你们同他划清界限，协助政府对他监督改造。”民警一脸严肃表情，右手指着母亲教育道。
母亲双目对视，沉默不语，气氛显得尴尬。
“胡大姐本来是我们里弄小组长、卫生委员，”一位年长的里弄干部和颜悦色地打破沉默，“老刘出了问题，胡大姐向来思想进步，肯定会划清界限的。”
“胡阿姨你不必紧张，政府也不会来麻烦你家庭”，另一位年老的里弄干部插嘴道，“只是希望你经常来里委会，告诉告诉我们，老刘在家里的日常表现，帮助帮助老刘早日改造好。”
在他们轮番的威胁、劝告下，母亲默然听后，莫明无奈地回答说：“谢谢你们的关照。我这个快要六十岁的老太婆，从来不关心老头子的事情。家里子女一大堆，老头子多年失业，日常吃穿拮据，家务紧张得忙不过来。现今老头子监督劳动，反正靠政府与大家教育帮助……。”
民警与里弄干部走后，母亲轻轻而有力地关上家门，吁了一口长气，喃喃自语：“划清界限？——痴人说梦话，四十多年生活在一起，划得清吗？！老头子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心里最清楚！”生性倔强的母亲当他们耳边风。
记得上海刚解放时，父亲工作安稳了三四年，母亲也兴高采烈，除了当好家，还主动走出家门，去里弄参加服务社会的工作，当上了里弄小组长、卫生委员。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辞辛劳地给居民群众做好事。可惜好景不长，父亲因肃反中查出问题退职回家后，母亲也只好辞去了里弄工作，靠变卖自己的陪嫁度日。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时常有人背后骂她“反革命婆娘”。由于父亲长年在里弄被管制劳动，天天在母亲的眼皮底下遭人指戳、奚落，还要受居委会干部、派出所人员时常训斥，母亲心痛，含着眼泪往肚里咽，表面上还要同邻居们若无其事地相处，心头的压力如千钧沉重。尽管民警、里弄干部一次又一次上门来训导她“协助政府监督刘宗汉”，她却置若罔闻，从未去派出所、里委会说过父亲的一举一动，她坚信“老头是好人”。对于母亲来说，这需要多大的抗压精神来应付！
在这“反革命家属”中，从母亲开始到我们九个子女，无不遭受厄运连连的打击，到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更大的暴虐、残酷的狂风暴雨当头袭下。
助兄拓荒
因父亲“历史反革命”问题受株连的，首当其冲是大哥刘文德。大哥虽非父母亲生，但视同己出，与其它八位弟妹也感情深厚。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我国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座处鸭绿江边，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东市，急需招聘大批有经验的商业人员为志愿军提供给养，安东市市长亲临上海招聘。在父亲的支持下，1951年大哥毅然去了安东，就职于安东市百货公司。
在安东，大哥到鸭绿江桥头送别二哥文兵赴朝参战，后又在那里迎来了负伤兄弟回国。对于这样爱国爱党的人，党却没有放过他。这时，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受审查退职回家，虽说尚未公开戴帽子，但已株连到大哥了。解放初，文德大哥因为失业一年多，无钱添置解放后时兴的“解放装”，随身穿着原有的高级毛料西装与长袍去东北，这在那里十分显眼。“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就对大哥进行政审。大哥解放前夕从善后救济总署解职失业，在抗战期间又曾在父亲就职的园园织造所楼上认识管丕诚，并拜师学过推拿针灸。运动工作组对他反复审查，要他坦白交代其中有无阴谋活动。大哥如实向组织上说清了这些历史真相，绝无任何政治阴谋可言。在“三反”“五反”将要结束时，工作组负责人公开说明，“刘文德经过调查没问题。”有了这样的政审结论，大哥心头如石头落地，心情轻松了，又可以奋发工作了。殊不知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当时父亲在上海家里尚未戴帽，大哥自然可以轻松过关了。一旦父亲情况突变，大儿子的灾难也接踵而来。
1956年父亲在上海被内定“历史反革命”后，特别是57年反右开始，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大哥随即又被揪出来审查。政治运动确实教育人、锻炼人，使许多专业从事这一“职业”的政工干部们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当时安东市百货公司党总支书记王宣传和保卫科长潘长符就是这类干将。他们从内查外调中增长了历史知识，知道解放前浙江实业银行是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惨案”、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大财阀，它的后台大老板是英国军火鸦片商沙逊。天哪！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惨案”是1927年，英国沙逊其人其事更早已久远，其时大哥至多在襁褓中，国际大亨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不，有，王书记与潘科长们很会牵线搭桥法。他们清楚地知道，刘文德父亲、历史反革命刘宗汉曾在浙江实业银行当过高级职员，父传子承，这条反革命线索已很显然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名叫章乃器的人，现是全国大名鼎鼎的反动大右派，当年在浙江实业银行也是高级职员后升经理，并与刘文德父亲关系十分密切，这条线更粗壮了，顺藤摸瓜，完全可以摸准刘文德这个反革命、反动分子的黑瓜了。更加要害的是，当年章乃器离商从政，脱离浙江实业银行后，接替他位子的是个名叫杨彭年的高级职员，杨彭年者，恰好又是刘文德的岳父。这下子“反革命黑瓜”刘文德完全彻底露出面目。你想，父亲是反革命，岳父肯定是个反动资本家，又缠夹着章乃器那个大右派，刘文德又在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做过事，不是反革命也是反革命，不反动也反动了。
王书记与潘科长经过审慎周密的调查分析，顺藤摸瓜，终于从隐藏极深处挖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其战果辉煌，谁都兴奋无比。于是随即组织一批打手们，把刘文德押上台，连续作战了六个下午，批斗、恐吓、摁头，喝令刘文德老实坦白反革命历史。大哥坚定地站着，横眉冷对这批疯狂的逼供信者，一再申辩自己从未参与过什么反革命活动，也绝无有过任何政治反动言行，自己是爱国爱党的，二弟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立功受表彰……
六个下午连续斗审下来，王书记与潘科长碰上了一块硬骨头，啃都啃不动，不由傻了眼。他们或许自知有点玄乎牵连，难以服众。于是由潘科长出面对大哥个别谈话，硬的不行，就用软的利诱：“刘文德，只要你交代了同章乃器的关系，就可以提拔你，加你的工资。”大哥勉为其难地回答：“提拔、加工资当然好，可惜我与章乃器实在不认识，他与家父、岳父同在实业银行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怎能与他有什么关系呢？”大哥还明确表示，“请将我放到群众中去交代！”说得一心想“抓大案”“立大功”的潘科长失了望，泄了气，束手无策了。
办法还是有的，毕竟是党组织的书记与保卫科长，他们不辞数千里辛苦，风尘仆仆从东北赶来上海，径直找到已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父亲，逼令父亲交代是怎样把大儿子送进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已被无产阶级专政铁拳袭击得昏天暗地的老父亲，心怀万分冤屈，明知同来人抗衡毫无用处，不如违心地瞎涂几句似是而非的东西应付他们吧，于是老父亲这样写道：
“1944年我介绍儿子刘文德给解放后才知道的军统特务分子管丕诚相识，并提供进步人士黑名单，名单中有章乃器七君子、刘权、倪判焕。”
明眼人一看这份所谓“交代”，都会笑掉大牙的。其一，章乃器固然是世人闻名的反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七君子”之一，却是民主人士，而刘权在当时却是个十足的大汉奸，1950年已被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了，倪判焕又是“小汉奸”，前后矛盾混乱，能说是一份真实材料吗？其二，章乃器受国民党军统特务毒打迫害，以致被投入国民党监牢，那是1937年的事，距离父亲所写的1944年，风牛马不相及。其三，父亲所写到刘权与倪判焕，实是父亲同他们开玩笑。安东市百货公司党组织拿着这份“交代”，如获至宝，回到安东，又对大哥狠斗恶批，结果发觉所谓“进步名单”后二位是汉奸，被刘宗汉戏弄了，只有加紧拷逼大哥交代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管丕诚的黑关系。大哥坚持“无话奉告”，顽强抵抗，结果不了了之。大哥总算可以继续上班，但已被调动岗位，每天打扫卫生，档案上明白写着“内控改造”。
1962年春，辉哥从嵊泗船厂捎来口讯，要五哥文龙去预售星期日早晨到无锡石塘湾车票四张，我明白大哥刘文德从遥远的东北回来了。
1961年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城市工矿企业动员广大工人职工为国家分忧解难，精简下乡务农。名义上是自觉自愿写申请，实际内部早已定了名单，上了名单的人谁不写申请就个别动员。凡是所谓的“内控对象”、“历史问题待查对象”，平时向领导多提意见的人，统统列入下乡名单，大哥自然被安排在首批名单上。大哥给辉哥写信，倾述窘迫处境，想全家回老家无锡洛社南刘巷务农。辉哥即写信让读大学的珠姐到南刘巷老家调查联系。我家自祖父在上世纪初带父亲闯上海谋生已五十年了，很少回家，更不用说置田地了，老家留下一些旧屋早被人民公社占用没收。珠姐回乡先找二位叔伯堂哥陈述大哥情况，征得他们同意帮忙与生产大队联系，同意接纳大哥一家回乡务农。组织发给大哥400元安家费，把他一脚从东北市踢到了无锡老家乡下。当时老家乡下，房无一间完整不漏雨的瓦房，田无一分可以自己耕种的土地，拿到的所谓安家费，还够不上大哥一家六口几个月的口粮。
辉哥请假去无锡大哥处前，从嵊泗带回来一个面粉袋，母亲还以为是土特产，打开一看是一根根又粗又黑的山芋干。三哥吩咐母亲晚上给弟妹当晚餐，同时他叫母亲用糕点票去买一盆高级饼干。山芋干没煮前我们放在嘴里咬都嫌牙齿痛，母亲放锅里煮烂后，我们吃起来除了有点甜味还是很难吞咽下去。辉哥告诉我们，在嵊泗岛老百姓每天吃的主要就是这东西，还有野菜树皮。并且他还告诉我们，收听到海外信讯，大陆内地广大农村正发生大饥荒，饿死不少人。三哥指着桌面上放的二盆高级饼干与山芋干对我们兄妹说，现在大哥一家在无锡农村同样吃山芋干，而我们在上海还能凭票吃到高级饼干。你们好好想想，应该怎样帮助大哥一家，明天我带你们兄弟三人去大哥处好好去体验一下。
父亲老人家热泪盈眶地说，政府在政审他个人历史问题时，曾强逼他诬陷曾介绍大儿子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组织一事，由此连累过文德，深表内疚，边说边脱下穿在自己身上多年的一件旧丝棉背心，要求带给文德，暖暖心窝。母亲对虽不是自己亲生但胜似亲生骨肉的文德甚挂念，说多年未见不知他一家大小可好，特意省下一些全国粮票，并买了几大包古巴砂糖、伊拉克蜜枣捎去，愿他们全家老小甜甜蜜蜜。大姐把厂内发的节存下来的光荣牌肥皂包了好几条，二姐将积余下的白纱手套，尚未使用的工作毛巾包了一捆，三姐去商店买了几斤城隍庙奶油五香豆和什锦水果糖，大家又把大哥去东北时留在上海家中的煤油炉、钢精锅、瓢等大小生活用品收拾好，还带上了笨重的半包水泥、铁丝铁钉、木锯斧子、榔头推刨、凿子泥刀、老虎钳等工具，把大小衣杂严严实实地装在几个行李箱包内。
清晨，因节日期车票紧张，我们四人只能搭乘棚车赴无锡。车内人满为患，我们只得移到人少的放尿桶的角落，然后摊开英文课本，由辉哥将刚从上外夜大学来的英语知识辅导我们，当我们朗朗上口跟随辉哥读英语时，周围乘客均大为惊奇而不解，此情境我们至今历历在目。
辉哥还对着一本《世界知识》杂志，给四哥解释美国与古巴的“猪湾事件”，什么猪湾啊？幼小的我和五哥还以为是养猪猡呢。当时古巴政府卡斯特罗用武装力量镇压了打算推翻他、期望夺取政权的海外武装组织，卡斯特罗标榜自己忠于马列主义，是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断然与英国绝交和苏联打得火热，全面接受赫鲁晓夫给予的军事、经济援助，企图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似乎在美国领地的后院堆放一堆炸药导火线，这是当时冷战时期相当危险的信号。文辉哥平时关注着世界动态，且能洞察了解国内外形势变化，他崇尚民主、自由、平等，反对专制独裁，像现今发生的猪湾事件中，他对卡斯特罗那样专制独裁的暴虐行为深表谴责，同时为曾流亡海外归来国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遭受流血献身的人们感到无比惋惜。
辉哥经历过陪父受审，所以对于大哥的遭受株连、蒙受冤屈，最能理解。善解人意的辉哥还想到大哥一直生活在城市从无务农经验，一家六口人一定面临着极大困难。他觉得救兄长之急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在大哥回老家的第一个周日就带我们三人来无锡。我们在车上无瑕欣赏野景，下了车全无倦意，肩挑背扛行李直奔大哥家。踩在泥泞的田埂小道，走了一阵，终于见到早在田间等候多时的大哥一家。环顾破屋四周，屋顶漏光又有漏雨的斑迹，墙体千穿百孔，地下稀泥泞滑，外无门帘，倾塌的灶头，空荡荡的鸡兔羊棚，令人看了心酸。隔壁的远房亲戚大宝、锡芳阿哥闻听上海来客，纷纷端来长板凳给我们，客气地与我们寒暄了一阵子，他们真诚地表态，愿意伸出情谊之手，支撑文德哥一家重建家园。
我们都感到信心倍增，辉哥历来有股雷厉风行的作风，说干就干，大家取出水泥和工具，借来长梯木凳，就地取材，四哥和侄子用带来的工具砍了棵梧桐树，剖开将就打了门框，又找了些薄板制了扇简易门，修复了窗户。大家一起平平嘭嘭干得热火朝天。大半天下来，屋顶瓦片盖严实了，前后门窗装配齐了，洼洼坑坑的地平整好了。我们又穿铁丝编竹片，涂泥墙，把四周墙体刮了又刮，大嫂一再催促我们歇一会，辉哥扫视了一下四周，总算可以把屋内的活告一段落了。大家喝上几口稀粥，嚼几口山芋，又迫不急待地要大哥领路，去看看生产队不久刚分的自留荒地，越过几个河坎，池塘，来到自家的田地，我们又用借来的锄、锹翻土开沟，直至天渐渐暗了下来才歇手。
刚才还在围着灶头递柴烧火的幼小侄女侄儿见我们满身泥灰扛着锄头回来，忙端着小板凳让座，手捧热气腾腾的南瓜稀饭请我们喝，文辉哥赶紧捧出上海带来的五香豆、水果糖，放进她们受冻开裂的小手心里，我的眼眶不禁潮湿了，大哥大嫂也都热泪盈眶地向我们叙述他们在东北的几年中，如何把儿女拉扯成长，特别是近两年受欺被审查的心酸日子，如今无奈之下被迫回家务农，可害苦了小辈..
夜深了，我们三人倒在草铺上很快就和着衣入睡了，因为第二天分别要上课上班。醒来还听到三哥在对大哥嫂做思想工作，因为当时农村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使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大哥回乡后绝望不已，差点要自杀。翌日凌晨，我们为没有把歪斜的灶头重新整修好就要离开而遗憾，于是把带来的工具全留给了大哥，文辉哥塞给大嫂一些钱和三十斤全国粮票，并说：“留给你们解解燃眉之急，以后每月我将会寄些补贴来，千万不要饿坏了孩子们。”
血浓于水，手足连心，文辉哥在往后的日子里，毫不食言，每月准时给大哥寄上十元钱和十斤粮票，这对处在极度贫困、生活压得几乎要精神崩溃的大哥一家，真可谓雪中送炭啊。直到65年自然灾害恢复期，大哥一而再再而三地关照“家里略有改善、情况好转，勿再寄来”，才终止。
回上海的路上，我与五哥疲惫地坐在地上睡着了，醒来看到辉哥站了四小时，一直捧着一本英语书在教四哥朗读。
教诲弟妹
我因患小儿麻痹症造成左腿残疾，母亲特别疼爱我，却又对我要求特别严格。母亲常谆谆教导说：“雨弟你脚残疾了，但做人的一颗良心不能残疾，要同正常人一样健康活泼。身残心不残，性格要炼得比正常人更加坚毅、顽强。能比别人多几倍、十倍付出，照样可以自强不息，大有作为。”我自小左右两脚高低相差六公分，左腿肌肉萎缩。十岁前基本不能走长远点路，到小学两年级还是母亲或二姐背着去学校，放学后又要被背着回家。三年级才开始可以一拐一拐行走。尽管我走路很吃力，母亲却不许我用拐杖，说：“为了你将来生活能自立，现在非得要让你多吃点苦不可。”在上学与回家路上，我走路经常摔跌，有几次跌得鼻青眼肿。哥姐们请母亲给我用拐杖，母亲还是硬着心不同意。我多次发现，当母亲嘴上说“不同意”时，总要回过头去，熬忍一下即将淌出的眼泪。
母亲的一生历经无数劫难。作为一个妻子，她无微不至地体贴丈夫，全力支持父亲在动乱的社会中求生存、谋发展，不当汉奸，不去台湾，不留香港，直至上海解放；作为一个母亲，她对我们九个子女，既仁慈爱护之至，又教养严格有加。母亲有二位哥哥，思想进步，早年投身民主革命，一直是母亲最敬重的人，大哥胡定城辛亥革命时参加黄花岗起义牺牲。二哥胡定国曾领导过上海南汇泥城农民革命暴动，又参加国民革命北伐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二哥所在部队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将军指挥下浴血抗战，定国舅舅率部英勇作战不幸牺牲。母亲一直视两位哥哥为胡门骄傲，经常以他们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子女，从小培育儿女们自强自立精神。我越来越懂得母亲是硬在嘴上，疼在心里，母亲是在刻意培养我的意志力和独立性格，逼着我锻炼出独立行走独立生活的本领。果然，我终于达到了母亲的理想目标，从不依赖拐杖而能行走自如了。尽管有时还很吃力，走不满100米就会出汗，心跳气急脚发软。我还是照母亲的严要求去做，逐渐适应下来了。
说起我进学校读书，曾有一番周折。早在进幼儿园时，母亲跑了好几家，都因我残疾而婉言拒收。后来母亲扛出了“光荣家庭”、“革命军属子弟”等牌子，才使一家好心的幼儿园长感动而收入了。七岁上小学时，同样遇到麻烦，学校看见是残疾儿童，都感到为难，母亲亦用“军属子弟”的办法，硬要校方照顾入学。也许我勤奋读书，行走再困难也决不旷课一天，功课一直优秀，由此感动了校长与班主任老师，所以我在小学里颇受老师与同学的关心爱护，我也常以“哥哥是光荣军官，自己是光荣军属子弟”而自豪。
但不知哪一天起，门上常贴着的“光荣家庭”锦字红幅给撤去了，老父亲时常要去派出所听训话，里弄干部常来我家门口转来转去，而且学校的老师对我冷眼看待，同学中有些顽皮的小朋友时不时对我指指戳戳，我一旦不满表示反抗，他们竟齐声大喊：“小跷脚，反革命子弟！”我真不明白，原本光荣的“军属子弟”，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子弟”？放学回家，我问母亲，她默默无声；我问父亲，他长吁短叹。只有三哥文辉拉住我说：“别去伤爸爸妈妈心了，全是冤枉的。”又说：“你只顾好好念书，别人说什么都不去睬他！”我嘴上说“听三哥的话”，心里却从此忐忑不安，始终弄不明白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情。少年时代我不敢与同学争辩与反抗，“反革命子弟”几个字像一把刀深深扎在我的心里，让我流泪、心滴血。
上初中那年，我从一个要好同学嘴里得知他父亲在中山医院当医生，而中山医院骨科非常有名，他们从国外引进一种治疗青少年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方法，用打骨钉方式剌激残疾的腿骨加速增长，来帮助尚未成年的青少年医治腿长短。但这笔医疗费很贵，几乎要三哥一年工资，年幼的我天天跟母亲吵着要去治疗。当母亲告诉我家里很难付得起这笔医疗费时，我便写信给外地的三哥求他帮忙。当时三哥工资是六十六元，每月寄回家四十五元，我真不知道三哥是怎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我凑足这笔昂贵的治疗费的，因为他没有减少每月给母亲的一分钱。母亲担心追问他时，他回答说是向同事借的钱，但他会通过加班逐步还清债务。他说只要小弟有一丝治疗成功的机会，不应该放弃让他失望。想不到开刀住院治疗后还是没有成功，迄今为止我左腿关节里还打了几个进口钢钉。
当我长大后行走一跷一跷被人嘲讽时，又开始爱虚荣，我向母亲提出要定做特制的高帮皮鞋，减少两只脚跷的程度让人少嘲笑我，而这种带特殊钢板材料的皮鞋很贵，我又去信求三哥。记得三哥给我回信说：如果能医治好你的腿我会答应你，如果仅仅是为了走路好看，你应体谅母亲，了解家里不富裕的情况。他告诉我：你已经十几岁即将读高中，应该懂得家庭的贫穷，父母的艰难。人的自尊与尊严不在外表，而是内心品格。他给我寄了一些残疾人成才之路的书，给我介绍美国总统罗斯福得小儿麻痹症坐轮椅的故事与保尔•科察金身残志坚的故事。他教我学会怎样忍耐别人的讽刺，培养我从小不卑不亢的品质。记得他用漂亮的毛笔字给我写了一段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必先苦其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并一字一句为我解释，他一再强调人自小要吃苦耐劳，坚持忍受，不抱怨，培养坚强毅力、磨练自己的品行，将来才能立足社会，才能有出息可闯一番事业。
三哥的肺腑之言震撼了我，也震撼了其它两位哥哥。一般生理残疾的人往往自卑、乖戾、愤世，但在母亲的严格教诲和三哥的引导下，我脚残心不残，从来不自卑，头脑更灵活，自小养成了好强好胜不服输的秉性，对恶势不屈服，言行举止文明，内心富有道德修养。我年青时走在路上，经常会碰到各种欺侮与作弄残疾人的坏现象，甚至一些无知无识的人莫名其妙骂我“阿跷”“跷脚”。面对这样的凌辱，我往往停住脚步，既严厉又心平气和地回敬道：“请你讲话文明些，大家要讲礼貌有教养！”说得对方脸红耳赤，赶快溜走。因为母亲与三哥的教诲，让我明白了身体残疾了这是既成的事实，悲悯哀怨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更要紧的是必须注重心理素质的培养，不能因为身体的残疾再产生一颗不健康的心！回想少年时代，高士其、吴运铎、海伦•凯勒、保尔•柯察金——这一系列中国的、外国的人名字，通过三哥的讲述，一个个嵌入我的脑海，给了我多少力量啊！这一切是我少年生活道路上的盏盏灯火！中学毕业后进入工厂，我也从未把自己当残疾人、自卑胆小，从未向领导提出要任何照顾，反而重活干在最前头，难事挺身而出。
过后不久，辉哥就设法凑足了钱，为我订制了新皮鞋。
记得我在初中时，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记一位最尊敬可爱的人”，我写的就是三哥刘文辉。照理说，我的作文应该写曾给家庭带来光荣的二哥刘文兵。因为文兵哥是个党员、军官，抗美援朝战场负过伤，立过功，一身正气，仪表堂堂，像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所写的，是英勇顽强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是我作文记述的却是当时已戴上右派帽子的三哥，我很细腻地描写了三哥怎样教诲我做一个身残心不残、一个自尊自强自立的人，我举了很多生动事例，这篇作文后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诵，老师很奇怪我有这样一个品行才华如此优秀却当工人的哥哥，事后追问我三哥是否是共产党员？我隐瞒事实真相，都不敢告诉老师三哥是个右派分子。
三哥不像我们，他青少年时代就经历了国家与家庭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从小崇拜父亲与叔叔一手漂亮的字体和一口流利的外文，目睹叔叔自已开外贸公司与当亚洲远东社名记者及父亲在银行界的经历，钦佩他们都只有高中文化，没有上过大学，全靠勤奋自学成才，挤进上流社会。加上辉哥好学上进的品行，自十六岁踏上社会，就一直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学习父辈追求独立与刻苦自学的品质。
在兄妹四人中，受辉哥影响最早最深的要属四哥了。由于年龄关系，辉哥对这个大兄弟也最早倾注了思想启蒙。记得58年四哥学三哥榜样，体谅母亲持家艰辛，初中毕业后悄悄放弃升学去工厂报名当学徒。三哥知道后很生气，责怪兄弟不应该学他走辍学之路。但为了使这个十六岁就踏上社会独立谋生的弟弟不迷失方向，上班第一天，辉哥请假亲自扛着行李送他到厂报到。再三叮嘱勉励他人生之路要谨慎，要作个正直刚强之人，并送给他一个“侃士”的外号。为了扶正这个大兄弟，有相当一段时间他规定四哥每天从沪西到他浦东的造船厂单身宿舍，同住同学习，他将自己从夜大学来的知识一点一滴面授给四哥，帮他走上自学自强之路。
辉哥为帮助几个弟妹的健康成长，尤其是为了促使弟弟们努力学习，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便利条件。当五哥文龙考取徐汇中学读高中后，每日走读，因离家太远至少要走一个多小时，而乘公交车家中就要额外多支出一笔交通费。于是，辉哥连续几月多做夜班挣夜餐费，星期日也不休息挣加班费，为五哥在旧货商场购置了一辆老式脚刹自行车，供他每日来回学校读书。
为了能打破长期封闭落后的困境，能不断听到获悉外面的世界，他常常鞭策激励自己，如饥似渴地读背写英文，辉哥当时去外文书店与旧书店搜寻了当时名目繁多的英语教材，如：英语语法、简易英语、常用英语、英语发音、英语单词记牢法、英语前置词、英语名词、单词、形容词、动词等等十几本参考书。他订阅了人民日报英文版周刊，经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英语广播。我至今记得一件事：1963年秋某一天，我家来了几个外国人，他们手里拿着一张地址，带着一些礼品一路上叽里哇啦地找上门，招来不少邻居注目。母亲听不懂外文，叫我去找在里弄挖阴沟的父亲，父亲来后用英文交流才明白了，原来这是辉哥二年前在沪东造船厂相识的几个印度大学生，他们在船厂实习时，惊讶辉哥作为一个工人英文讲得这么好，而且了解印度与西方，在工作与生活中比翻译还帮上忙，更仗义的是辉哥为其中一人住院输了血。他们非常佩服辉哥这位年轻有为的中国人，所以几年后来上海又找上门来。父亲答应帮他们尽快联系上刘文辉。几小时后，派出所民警就上门来责问父亲，外国人找你们什么事？他们是哪个国家人？你必须讲清楚。当得知事情原因后，民警严厉警告父亲：你们要注意自己反动身份，不准与外国人接触，否则没有好日子过。
辉哥这种锲而不舍学英语的劲头打动了五哥，影响了他学外语的浓厚兴趣。当时在徐汇高级中学高中念书的五哥，用辉哥教他的方法学俄语，将新单词句型写在比手掌还小的本本上，利用每天上学时步行的时间，就沿着肇嘉浜路的绿化大道边走边背，果然行之有效，在俄语学习上大有长进，一度担任俄语课代表。后来，五哥高中毕业，因政治因素考不进大学，又一时找不到工作，待业在家，辉哥毫不在乎，鼓励五哥不要气馁，要振作起来藐视现实环境强加的磨难，在家自学。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必有所成。同时支持他去广慈医院附近一个日侨老师那里学日语，并帮他购置了一大批日文教材书籍，一支持就是二年。他希望五哥读完初级班，再报考上海外语学院继续进日语班深造下去。他告诉五哥，中国近代革命家几乎大多数是在日本留学与政治避难的。他把自己知道的从辛亥革命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秋瑾、到同盟会的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还有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刽、再到文豪鲁迅等许多人的留日经历告诉五哥。
辉哥还叫四哥跟他学英语、叫妹妹文珠在交大深造俄语、甚至要安排我长大去学法语。实质上他不仅在为自己也为我们弟妹设计人生之路。
尽管五哥很努力学习，但在“千万不忘阶级斗争”的64年，像五哥与我这样出身反革命家庭的子女要考取大学非常困难。辉哥就给我与五哥都定了自学读书计划，开列了一大批中外名著目录，要我们根据他的指导，发奋攻读。辉哥鼓励说：“古今中外不少大文学家、大作家、大学者，都不是大学里读出来的。如高尔基，他上的是‘社会大学’，但成了大作家。”
五哥再次落榜后想放弃继续读日语中级班，因为他看到三哥完全是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他付昂贵学费太辛苦。好在这个日籍李老师非常欣赏五哥的刻苦，更佩服有这样一个有远见的哥哥在艰辛培养兄弟，加上五哥课余帮老师张贴日语班广告，日语老师就主动减低了一些学费。跟李老师学日语时间一长，五哥知道这位日籍上海人，曾是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派驻过韩国、蒙古、苏联，略懂几国文字。65年初李老师突然被公安局抓去，说是怀疑他是日本间谍，当时跟五哥一起学日语的人都有偷偷出国目的，课堂也就此树倒猢狲散。五哥感到考大学无望就去了云南支边。当五哥去云南工作时，辉哥每月隔周总要邮寄些书刊、剪报，旁边附上他那刚劲有力的特有的笔迹所书的心得体会、独特见解和批注。当时定期的有世界知识、航空科学大众，不定期的有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辉哥不断地灌溉抚育着远方的弟弟，拓宽他的知识视野，还特别关照要在工作空闲时经常翻翻日语教材，温故知新。
1966年，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哥也被分配到茫茫的高山丛林中，白天穿草鞋奔波好几个生产队，晚上就地找一家农民歇宿，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公社所在地集中们汇报工作，几乎是换了个环境，与外联系少了，特别是文革初，外面是轰轰烈烈，五哥却如沉浸在死潭里。辉哥最痛恨当局封锁外界消息，实行愚民政策，虽然当时自己已蒙受冤屈，被政府戴上“现反帽子”，工资也停发了，他体谅五弟的处境，居然咬咬牙，从仅有的积蓄中购置了一台牡丹牌6波段半导体收音机，这对于工薪阶层可谓昂贵的奢侈品，辉哥却毫无顾忌地寄给了五哥，勉励他不要在闭塞的环境中做一个愚昧无知的糊涂虫，可见文辉哥是多么关心远在外省的兄弟啊。
辉哥从沪东船厂调到舟山群岛的嵊泗船厂后，长年坚持在大海游泳，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身体非常好，春节回上海探亲，每次看到他总是衣服穿得很少，用冷水洗脸冲凉。冬天他最反对弟弟们赖在被窝里睡懒觉，反对母亲用热水瓶给我们取暖，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非拉我们早起。他逼我们用冷水洗脸，教我们从小学游泳，当时上海很少有泳池，他为五哥在徐汇区市跳水池付很贵的学费去参加训练班。记得三哥曾跟我们说：夏天游泳是一个“爽”字，冬天是一个“练”字，是锻炼人的意志、毅力、胆量与勇敢，他的教诲使我们得益匪浅，也让我与五哥迄今为止六十多岁还坚持冬泳。我五十多岁时还得过上海第六届残运会50米与100米两项自由泳第一名。
辉哥爱书如命，他常对我们说书是他的精神食粮，辉哥留给我们的好书何止百千本，可惜后来都被红卫兵烧毁或抄走。但有一本《革命烈士诗抄》小册子被四哥千方百计保存着，哪怕辗转千里赴四川十四年，都不离身。在这本烈士诗抄中留下三哥很多手迹，在致读者首页上，他用常用的那支大号关勒铭金笔浓浓注上：“致哀！致敬！这正是我崇敬之心的写照，难道我们个人的暂时的烦恼能与这些高贵品德比拟吗？！”在第四页，他钩划了瞿秋白赴难诀别词“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夏明翰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在第五页划出杨超就义壮语：“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吉鸿昌在刑场留下的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刘绍南在刑场高唱的壮烈歌 “……豪杰！铡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我说党，我决不说，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绝”。陈然的自白书：“……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三哥还教我们读文言文，背诵屈原、建安七子、唐宋八大家、范仲淹、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李清照的诗词。韩愈的“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李清照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三哥告诉我们，一个有志男儿就要读这类诗词，它能培养你从小为民为国的壮志凌云。他的教诲一直使我们兄弟聆听在耳，时时鞭策在心。他在我们兄弟心目中不仅是位和蔼的兄长，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严师。
辉哥不仅对家人关怀备至，对旁人也乐于相助，尤其重社会道德，重师生之情。三哥有位过房娘外婆，是位勤劳善良的女性，我们叫她“好婆”，带过三哥几年。三哥工作后，每年春节年初一必定一早拎了礼品登门拜年。好婆总说：“每年第一个登门向我拜年的必是文辉。”并感叹万分说：“我带过他三年，他回报了我十几年的孝心，真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好青年。”另一位孙蕙芳老师，她是三哥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三哥在孙老师耐心教导下，变成优秀生，屡受孙老师的赞扬。由于他有正义感，敢批评个别同学的不良风气，帮助弱小同学，受到众多同学的拥护，被同学们选为中队长。三哥工作后，一直不忘恩师之情、众同学之谊，每年暑假与春节，都由他组织同学去团拜老师，十几年从未间断。孙老师从教三十多年，桃李满天下，她特别喜欢三哥，说：“我每年生日必收到刘文辉的祝贺信，每年春节最早来拜年的必是刘文辉，不是他带领一群同学来，就是他本人来。这是我教育出来的最懂礼仪的好学生。”
愿我的博客给你带来这方面的启示：请看刘文忠的官方网站http://liuwenzhong.org（帮你了解世界各国与文革历史）
刘文忠的BLOG（了解世界各国与文革历史）
http://blog.sina.com.cn/liuwenzhong兄弟之争
1963年寒假中，辉哥又叫我到无锡老家乡下大哥处去体验生活。我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看到大哥家住房依然破旧简陋，看着像猪圈一样的农舍，看着侄子侄女们吃的是山芋、南瓜、野菜烧的稀粥，我掉下了泪。晚上大嫂与三个侄女睡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破舍里，我与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个人去一处荒无人烟的半岛上看夜，以补贴几个工分口粮。白天，十四岁的大侄女带着三个幼小弟妹，去铁路边捡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曾不断上诉无锡县委，申请困难补助。来人一看他家一贫如洗，确实是当地村里穷得最叮当响的特困户，但却说，刘文德档案袋里塞着“特嫌”的结论，是“内控改造”对象，不属于政策补助对象。大哥被说得欲哭无泪，冤苦万分。
我就所见所闻写了一份《无锡农村南刘巷农民穷困生活考察报告》，如实反映被三年自然灾害逼向贫困、饥饿、潦倒的当地农民生活境况，不少人暗中诅骂“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暗中怨骂共产党。不知怎么，这事让二哥文兵知道了，他把我叫到苏州严肃批评了一顿，并说我“小小年纪，中辉哥毒太深”，警告我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毁了自己。我没有接受二哥的忠告，只知一心跟着三哥的思路走。
春节期间，二哥文兵也返沪探亲，同三哥文辉一见面，就提起了我写的这份报告。那天午饭后，二哥、三哥与我一起，相聚在家中，各人泡好一杯茶，把房门关上，郑重其事地讨论起来。
“三弟，你叫小弟文忠去无锡老家体验农村生活，作点调查研究，我不反对，……”二哥一向胆小谨慎，说起话来思路严谨。他凭着政治敏感，先肯定了我去农村的行为，但话锋立即一转，“可是调查研究，首先要遵循毛泽东思想，要吃透党的政策精神，不该单凭个别事例，偏听偏信，把新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人民公社化的现代农村一团抹黑，把农民生活说得这样贫穷潦倒。这是否定了国家大好形势，是个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好在我们兄弟间家里看看，否则一旦传出去，就会闯大祸，被组织上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
“调查研究，确实要观点正确，”三哥文辉听了二哥吓人的“大帽子”，一点不惊慌，呷了口茶，平心静气地回答说：“最正确的观点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小弟文忠到无锡老家文德大哥处亲眼目睹缺衣少粮、艰苦贫困的实际情况，又看到农村中许多农民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几乎都在贫苦的生死边缘上挣扎。小弟如实记录下来，这难道是人为的给农村、农民抹黑吗？事实是，家乡群众生活很穷，很苦，很不好，怎能昧着良心大喊‘形势一片大好’呢？从实际出发，调查报告，如果让组织上知道了，正好给他们反映了民众的呼声，怎可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呢？是谁向谁斗争呢？……”
“你这是在强辩！”二哥不让三哥说完，迫不及待地打断话头，神情严肃地教训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召开不久，毛主席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借着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困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猖狂地向党反攻倒算。明明是天灾，你却指使小弟去暴露农村的阴暗面，不正是迎合了这股反动思潮吗？岂不是又犯了政治立场错误了吗？”
三哥反驳道：“三年自然灾害不是‘天灾’，是‘人祸’，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的。所谓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强国梦’，是狂妄自大、是愚弄人民。今天的中国上面号召下指标，下面就跟风并造假，大跃进完全是伪科学，是涸泽而渔。”
三哥不以为然地讥笑二哥，“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做惯了党的驯服工具，毫不懂得人有自己的脑袋，应该独立思考。请问二哥，你了解老家乡下吗？你去看过大哥家情况吗？没有，你不想看，也根本不了解当今农村与农民的实际贫穷苦境，只听信党的教导，不准老百姓说真话。客观事实是，无锡乡下农村贫苦万分，如说是‘阴暗面’，客观存在着，为什么不能去暴露出来，向当局者进谏呢？这不是向党进攻，而是爱护党，爱护新社会的积极行动。”
“爱护党、爱护新社会，就应该事事跟共产党走，句句听毛主席话！”二哥提高了声调，指着三哥与我的面，严肃正经地说：“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而且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具有的品质……”
“跟党走，听毛泽东的话，”三哥急起打断他的话，大声地回驳道，“父亲不是这样吗？他不当汉奸，不去台湾，送你去参军，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结果呢？他还不是被党、被毛泽东极左路线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湾，响应党的号召，做好抗美援朝后方给养，去安东工作，结果呢？还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内控分子’？！再说，二哥你是党的基层干部，明知毛泽东设‘阳谋’要陷害广大知识分子，号召给党整风完全是‘引蛇出洞’，你为什么不提醒自己兄弟一声，眼看我竟成了出洞之蛇？！难道你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站稳了阶级立场，连兄弟手足之情，父母养育之恩都忘了吗？你是盲目地跟党走，盲目地听毛泽东话，全然是愚昧、盲从、奴隶相！”
“大弟啊，家中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做哥哥的不同你辩论，”二哥摆出一副兄长的威势，断然地刹住三哥激昂慷慨的申诉，“我只说你一点，你这个人，自小调皮捣蛋，当年江阴街弄堂里邻居都说你是‘捣蛋鬼’、‘小强盗’，你向来强词夺理、自作主张，从小挨父亲打特别多，父亲怕教育不好你，强迫把你送进宝山教会学校住读，不准回家，你忘了？你记得吗，小时候竟会爬上屋顶，奔上奔下，故意唬人，一贯不听大人们的教导，从小叛逆反抗，长大后老脾气不改，处处别出新裁，样样自由主义。你戴上右派帽子能怪谁，只怪你自己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反抗上级，怀疑党的政策。你就吃亏在性格倔强好胜，自以为是，你这种叛逆反抗早晚害死自己。我对你早已失望了！问题是你在影响、毒害四弟、五弟与小弟他们。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都会坏在你手里！……”。
二哥对兄弟姐妹的要求是：做个革命青年、爱国者，首先要热爱共产党与毛主席。三哥却反驳说，二哥宣扬的是“党文化”、“党天下”，凭什么理由做个爱国者必须爱共产党，难道党的领袖是个独裁者暴君我也要爱他？三哥把建国以来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胡适、反胡风、反右、反右倾一场又一场运动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人为灾难一一列举给我们兄弟听。
对于二哥与三哥的分歧与争论，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老父亲连声叹息，明智倔强的老母亲则默默不语，老人家只担心骨肉反目，兄弟分裂。我与四哥、五哥嘴上不说，心里却佩服三哥的敢想敢说、敢做敢为、实事求是的正义态度，一次又一次被他独立思考、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的精神所感染敬佩，自觉或不自觉地照他说的那样去学着做。从表面上看，二哥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功臣，曾给我家带来过荣誉的党员干部，代表着党的路线，千方百计教化我们，而内心深处，我们兄弟姐妹多数是同情父亲、大哥与三哥的不幸遭遇，在思想上是站在三哥一边的。
父亲失业后，母亲培育年幼四兄妹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两位兄长二哥文兵和三哥文辉，当时二哥不仅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而且十几年现役党员军官身份，更是为刘家政治门面添了光彩，我们兄妹年幼都曾沾过光，特别是父亲，如果不是二哥的身份关系，他的命运可能会更惨。但二哥是长期在解放军部队里洗脑培养出来的干部，他已经自觉地把理念、行动完全融入共产党的每一项政策中去，他属于那种十分虔诚的马列信徒，连灵魂也交给了“救世主”的好党员。他不理解大兄弟辉哥被打成“右派”历经苦难的切身感受，不认同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认识，更不允许激烈的反抗精神，所以长时期对毛泽东极左路线执迷不悟，赤胆愚忠，甘愿做一个驯服工具论者。凭着二哥政治觉悟，他非常担心辉哥影响三个弟弟，他更认识到辉哥不像父亲一样会忍受屈辱，这个兄弟性格耿直、刚毅而不屈无畏，劝不醒也拉不回。他认为辉哥是刘家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引爆，总有一天出大事。他想保护家庭与弟妹不要卷进政治灾难的漩涡，极力主张我们远离辉哥，所以他与辉哥的矛盾与争论就不可避免地产生。
孤岛谋逃
辉哥在沪东船厂是最年轻的工长，团干部、技术革新能手，曾是厂里的青年榜样，事迹上过解放日报，57年大字报又使他成了这万人大厂的少数几个工人右派，早就是厂里有名的工人知识分子。但他却一直想找机会摆脱上海这个阶级斗争漩涡中心的万人大厂。机会终于来临，1961年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背景下，上海沪东造船厂接到上面支持偏远海岛前线的任务，急需技术骨干支持建船厂，当时有二地求援，一个是北方葫芦岛船厂，另一个是当时还属上海管辖的嵊泗列岛的嵊泗船厂。那时厂里工人谁也不想离开这全国有名的条件优越的大船厂，都不愿去环境恶劣没有吃没有玩的荒岛，偏偏三哥这刚摘帽的工人右派，全厂第一个报名，而且坚决要去嵊泗船厂。而来寻求技术支持的当地厂长与书记，看到刘文辉工资比他俩还高，都拼命争抢这个上海大厂技工，简直当他是块宝。
谁也想不通辉哥为什么要去那里吃苦。
唯有四哥知道。
辉哥临近夜大毕业时，国内正处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神州大地一片灾难，到处只见嗷嗷待哺的饥饿民众，政治迫害也越发严重，随着他的独立思想越来越成熟，他不愿再被困在这个思想上受钳制迫害、没有自由的专制国度里，他想寻找机会出国，而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普通老百姓很少有机会能出国，更别说一个出身于“历史反革命”家庭的年轻的右派了。他在无法正途出国的环境下，决心走赫尔岑流亡救国之路，冒险偷渡出国。考虑到北方、西北方都与苏联交界不是理想之地方，西南边的诸小国都是落后的军阀割据的混乱社会，也不适宜定居，香港弹丸之地，被国家控制得紧紧的不容易走得通。北方葫芦岛比较落后，语言风俗与沪差别较大，而嵊泗当时属上海市，户口工资均与上海同等待遇，且嵊泗面临东海，出海渔民多，每年经常发生渔民乘出海捕鱼机会，出国投生。于是同四哥商量后，辉哥毅然放弃上海的生活环境，到陌生的困苦贫穷的海岛小船厂工作，以寻找出国的机会。临走时，辉哥送四哥诗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辉哥选择离沪奔赴生活条件艰苦、交通闭塞的海岛上一个仅能制造机械渔船的小船厂工作，家中亲人都不满意此举动，连他关系密切的同学们都不理解。他这一班同学自毕业各奔东西，初中、高中、大学，却长年保持联系，一年总有一次假期定时聚会。辉哥有两个至交，上外教授关可光、交通大学教授张永清，彼此感情深厚、赤胆相诚，义结金兰，人称“刘关张”，当时都力劝他不要离沪，可他又怎能透露他的苦衷，他不能影响他们的前途，在“一人犯法，三代亲属朋友遭殃”的连坐苛政下，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去了嵊泗不久，四哥就因基本建设下马而回家自谋出路，三哥为了要四哥搭档做帮手偷渡出境，叫四哥至他们船厂在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附近的弄堂里的驻沪办事处邱科长处，申请到他们船厂做木工，只因某种原因没被录取。
辉哥从61年开始在嵊泗孤岛上生活整六年，舟山当时是个穷地区，嵊泗列岛更是一些小岛，居民主要靠出海捕鱼为生，生活艰苦，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就是船厂工人文化知识都缺乏。因为岛上没有娱乐，业余时间船厂工人生活单调，不是酗酒就是赌博或追当地姑娘为乐趣。为了专心致志自学，他搬出工厂集体宿舍，在附近渔民家独自租房居住。
他每天下班后独自一人出海游泳，往千百米外的海岛来回游，几年锻炼下来能在海上游出万米以外。他开始精心一步一步为自己积蓄力量与物色志同道合的人，他甚至偷偷摸摸学习航海技能。他当时是厂里技术极别最高的技师，由于辉哥在嵊泗厂工作出色，与人和善，又有修养，许多人佩服他的才学和人品，受到大家敬重。厂领导知道他在工人中的威信比他们还高，也对他刮目相看。
辉哥非常聪明，自己安装了高性能短波收音机，由于嵊泗列岛靠近公海，所以能方便收听到海外讯息。他长期收听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
辉哥自到封闭的小岛上工作后，每日除了八小时工作外，业余时间就全身心的扑在看书学习上。他如饥似渴地撷取知识，靠每次回沪探亲后背回二麻袋学习材料，已远远满足不了他的学习进度所需的数量。他不断催促四哥每星期日或平时晚上至新华书店尤其是一些旧书店淘觅他开列所需的书籍，及时邮寄给他。当时印刷品邮资非常便宜，我们常通过邮寄印刷品夹以书信方式联系。同时这也是可源源不断满足他求知如渴的要求，供应他大量知识的源泉。
62年“古巴危机”，美苏因为苏联在古巴修建核导弹基地而引发惊动世界的核危机，整个世介面临一触即发的核大战而惊恐万分的时候，而我们中国却如同在铁幕内，言论被封锁，神州大地亿万民众都木痴木呆。辉哥因在深夜收听到美国之音而大吃一惊，即来函告诉四哥，要他不显风声的密切注意政局动态，静观变化，保护家庭安全。事后，他又来信告知，“古巴危机”因肯尼迪的强硬反应，封锁古巴、断绝苏联船只靠岸，检查来往船只货物，最后逼使古巴拆除基地建筑，苏联撤回导弹，才解解除了危机。同时又痛斥毛泽东不顾民众死活，竟然狂言“中国不怕核战争，哪怕中国因核战争死亡两亿人，中国还有四亿人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来犯”，还痴心妄想以小米加步枪的落后手段对付美国。
通过这次世界危机的经历，辉哥更迫切要摆脱那种任人摆布没有自由民主的囚居环境。他加紧策划出海的行动。他来信告诉四哥，他经过认真观察审核，结识了一位同姓的三十九岁的船老大刘敬德，他掌控一条出海捕鱼的械器渔船，船上有七八个人。随着交情的深厚，二人攀谈越来越投机，并义结金兰，已密商劫船出海。
辉哥在第一时间得知肯尼迪遇剌身亡消息后，告诉我们全世界为之震惊、惋惜，沉痛悼念，而中国领导人却庆贺，当时胡乔木还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哀三尼不幸”，作三首打油诗讽刺调侃。辉哥愤慨不平，责之不公，在来信附上三首反其义的诗，赞扬肯尼迪睿智英明、胆略超人，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是个在国内政治得人心的好总统。他在旁注解一段话：这三首诗如能偷偷寄到美国投稿就好了，至少表明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受毛泽东欺骗的，在毛统治下有头脑清醒的民众。诗的内容是颂扬肯尼迪睿智英明、胆略超人，迫使苏共从古巴撤走导弹，取得东西方冷战的关键胜利，为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三哥说肯尼迪是美国最杰出总统之一，他说了一个故事给我们听：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为抗议政府，带领十万民众向华盛顿进军时，作为当权者肯尼迪非但没有派兵镇压，反而对手下人赞叹马丁“他太棒了！”当权者对反对派如此欣赏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如在中国恐怕早就血流成河。
四十多年后，当我在华盛顿参观肯尼迪纪念馆时，看到美国人民评价自己的四十多位总统中，肯尼迪排名居前十位。我想起三哥的评价，觉得他真了不起，在当年如此闭塞的中国大陆就有这样的眼光。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国媒体一致攻击诋毁印度总理尼赫鲁。三哥告诉我们其实尼赫鲁是个非常了不起人物，他早年留学英国毕业于著名的牛津大学，是个非常杰出的政治革命家，他坚毅不拔追求和发扬光大国父甘地的非暴力运动，领导国民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民主自由国家，印度的独立解放几乎没有流血，也不搞政治运动内斗内耗，他深受印度人民的爱戴。他与毛泽东一样，应该说在两大国中都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可是这俩人在取得胜利果实后走了两条不同道路，一个为建立民主法制的印度贡献了一切；另一个却变本加厉走独裁专制之路，并野心勃勃要搞世界革命。
随着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逐渐在世界散布流传后，其反作用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让各成员国阵脚大乱，惊慌惶恐，而对于一贯倾向西方、有民主自由根基的东欧诸国更是政治气氛高涨，民众要求明了是非，还政于民，终于形成“波兰事件”、“匈牙利暴动”。出于整个社会主义政营的稳固、共产党专政的制度存在的需要，毛泽东气急火燎地迫使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革命，用血腥手段迫使人民屈服低头，仍苟活暴政下。而毛泽东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加强镇压国内异己分子，掀起了使国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遭难长达三十年的反右斗争运动，过后又对苏公开翻脸，反目为仇，进行一系列的所谓“批驳修正主义论战”。
三哥从海外电台收听到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揭露暴政期斯大林残害了二千万苏联人民，令世界震惊，造成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民运高潮不断。三哥曾对赫鲁晓夫有不俗评价，认为他像中国历史上的韩信，忍入跨之辱，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等待斯大林的去世。三哥告诉我们：毛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事件得出教训，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用阶级斗争的高压政策控制人民，国内才能太平。所以毛泽东在共产国际阵营掀起了“九评苏共”，称赫鲁晓夫走的是修正主义道路，并且无中生有地捏造中国党内也有修正主义路线与集团，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想解决斯大林来不及解决的问题，铲除党内外一切反对他的力量，还炮制了一个荒谬绝伦的百分比理论，说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是阶级敌人必须打倒，毛比斯大林主义还斯大林。辉哥每谈起这些就血脉贲张，气愤万怒。他预言：这个社会早晚要变、要垮，因为它不人道、失民心，其存在是少数权威统治广大平民百姓，靠愚弄人民、强暴人民、欺骗人民而存，民心不可欺，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辉哥说：斯大林与毛泽东是同一体制下的暴君，把斯大林推下神坛的是赫鲁晓夫，他相信毛死后中国同样有赫鲁晓夫式人物把毛拉下神坛。他说：历史不是靠狂人独夫、暴君用残害百姓为代价来创造的，这种倒行逆施终将被时间巨轮辗压得粉碎。
62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的新闻报导欢庆鼓励，发出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欢呼。三哥从美国之音收听到：毛泽东为了发展原子弹花了四十亿美金，这在当时中国是笔巨大开支，如果用这些钱进口粮食挽救当时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国的三千八百万灾民就不会饿死。西方认为核原子弹落在专制独裁者手中将是人类的不幸，所以一直对专制国家的核原子建议持抵制和打压的态度。57年毛泽东向苏联老大哥扬言，中国政府不怕打核战争，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还大言不惭地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58年底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更荒唐地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辉哥每听到这些真实的揭露内心充满了悲愤。
在大陆全封闭时期，中国人对世界双眼摸瞎、一无所知，一谈海外就害怕株连成里通外国的特务、间谍。三哥却为我们兄弟长期订了一本《世界知识》丛书，因为他认为国内唯有这本书刊还能透露出一点海外世界的信息。他通过这本世界知识丛书加上自己在嵊泗收听到的海外电台广播信息，世界和国内形势的同样内容在他分析下我们得到完全不一样的解释。记得世界知识一篇文章揭露了所谓“美国垄断资本家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聚敛大财富，还美名倡办了两个大基金”。当时中国人根本不懂基金是怎么回事？三哥告诉我们海外基金大多数是为社会福利事业服务，并大笔出资捐赠慈善机构，教会、学校、医院等公众事业。这些大资本家都是基督徒，通常他们都会把每年十分之一以上收入捐献社会，而企业也能获得免税。辉哥甚至梦寐将来有朝一日他有钱，也要设立一个“刘氏基金”，以资助有志好好学习的穷苦人。
三哥当时传给我们兄弟的这些海外讯息和看法，绝对是犯戒和危险的，所以他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在外乱讲。而旁观的父亲凭他的社会经验一直警告我们：“你们兄弟三人紧跟老三，总有一天倒大霉”，幸亏四哥五哥文革前离开上海，最后的厄运只临降在三哥与我身上！
不久，他又来信告诉四哥，他和刘老大已密议出海计划，即乘渔船到沪复兴岛船厂大修的机会，等船大修好要返回嵊泗之前，辉哥就赶来沪上船，借口搭船同回嵊泗，那时船因不捕鱼，只有三四人，找机会喝酒会餐时，用安眠药迷倒不知情的水手。要四哥接到上船的通知时，立刻吩咐龙弟忠弟并带领玉姐的三个外甥建岗建强建鸣一齐上船，连夜开航，出吴淞口，进入东海，折入公海后，直航日本。等到了日本，设法取得日方谅解，同意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申请政治避难，然后让不知情的船员返回嵊泗，以后再设法转美国避难。
经过63、64二年的筹划，计划眼看可实施时，嵊泗地区开展了四清运动，渔民停航封船，接下来是没完没了的学习讨论、检举揭发、交代、批斗，防线也随着崩垮。65年，辉哥来信告诉四哥，“情况不妙，计划实行不了，你自己脱身吧。”这样，正好里弄动员四哥去内地支持三线建设，四哥征得辉哥同意，报名进川工作。
66年春节，四哥返沪探亲，与辉哥在家面晤。辉哥说，他可能有麻烦了，但应不至太大。
那年初一，全家聚在家中，原江阴街的老邻居马家爷叔也来探望父母，晚餐中与大姐夫谈及辉哥年已三十还未结婚成家，大姐夫就乘机请老邻居帮忙，找另一老邻居陈家安宁小姐或蒋家莎菲小姐说媒。她俩都同辉哥从小青梅竹马，相互熟悉，可以慢慢发展感情。辉哥一口回绝，说结婚言之过早，家中父母还得他赡养，等忠弟也出道，他就可卸担子，议论成家之事。可是，父母亲、马家爷叔、大姐夫一再规劝说，珠、正、龙三弟妹已被你和兵哥、玉姐、慧姐扶持多年，已出道就业，接了你们班，在家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你就不必再推脱了。当时，被父母兄弟一致的劝说施压，他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经深思熟虑，他告诉四哥，现在他自身安危不保，怎可连累人家姑娘。第二天清晨，他逼大姐夫立即打电话告诉马家爷叔，因文辉考虑再三，现暂不想谈论婚姻大事，请勿去陈蒋二家说亲。
辉哥拒绝提亲，并非他是个没有情感追求的人，记得他拜读了鲁迅先生的文集后，十分佩服先生的学问才智，更崇敬他的品行和骨气，视他为楷模，甘为孺子牛。他在信中曾谈及鲁迅先生提倡的选妻六字标准：“明智、贤慧、健美”。他曾说过，将来找终生伴侣也要能志同道合，追随他毕身奋斗，为国为民谋求民主民生民权的自由平等社会，又是贤内助，能刻苦耐劳同命运共患难，又是携子事亲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辉哥自57年蒙冤戴上右派帽子后，眼看同学同事一个个先后成家，根本就无暇顾及自己，立志先探索人生道路的真谛，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不立业宁毋成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