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福州市警方統一清查全市娛樂服務場所，僅僅用了5天時間，共清查了5064家，13324名性陪侍小姐，由于清查風聲提前洩露，大多數場所老闆獲知後将小姐藏匿起來，所以從這次清查萬名小姐的輝煌戰績中，折射出背後隐藏的更大的“輝煌”，那就是僅福州一市，賣淫小姐應在10萬以上！

“賣淫”這個詞是極具中國特色的官方用語，它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曆時三年的“嚴打”之中的“三大戰役”。在這之前，中國，以至世界上沒有這個詞，中國古代用“妓女”、“婊子”、“窖姐”一言以蔽之，1949年以後稱之曰“流氓”，與賄賭、無賴、猥亵奸污婦女混爲一談，法律定語中杜絕了“妓女”的存在，曾經有外國記者問周恩來：“中國有沒有妓女”，周恩來答道：“有！在台灣。”

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法定意義上“妓女”沒有了，但實際意義上“妓女”卻一直沒有消滅，隻不過更隐蔽，更深藏不露而已。

大至在文革中期，随着大批初高中甚至小學畢業、肄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遠離都市，遠離父母，“小才大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群男男女女的革命接班人就有相當一部分人放縱了自由的身心，開始了淫蕩的生活，那時侯十七八歲的女知青流産、與某某造反派司令、革命樣闆戲宣傳隊隊長、農村的大隊書記、民兵連長、生産隊隊長、會計、記工員及其公子哥兒出點“事情”，是十分頻繁的。

内蒙古有個大隊，插隊的全部是上海知青，有許多知青受不了塞北的苦，想回城做臨時工，俨然土皇帝的大隊書記大權在握，凡是有求與他的人，男的要送禮，女的要獻身；他珍藏着一疊手帕，共有三十多隻，每隻手帕都寫了一個女知青的名字，上面揩着與她初夜的紅血和精水；直至80年代後期，這個書記才被揭發出來，案情大白于天下，爲世人所唾罵。

然而，這樣的事情豈止此大隊一家？那些沒揭發出來的，揭發了沒公開的就多得多了。由于當時沒有“報道”和“統計”，究竟有多少男人睡過女知青，有多少女知青讓男人睡了，成爲一段曆史疑案。

十多年後，這些從性生活中獲得甜頭的男男女女的“知識青年”們，帶着上山下鄉培養出來的“性知識”回到了城裏，“性文化”也随之“回城”了，并在城市的黑暗角落裏“生根、開花、結果”，綻放出中國性産業早春的第一批新蕾。

這些作爲偉大的革命導師毛主席親自培養和造就的無産階級革命接班人的知識青年，一回到城裏，就出現了一場引起全社會關注的“處女膜”問題、“孽債”問題，全社會都大談、奢談處女膜，報刊雜志、廣播電視、街頭畫廊連篇累牍發布某某醫生、專家的權威報告：

“處女膜不是貞操的唯一标志”

“性交不是處女膜破裂唯一的原因”

“你是愛她還是愛的處女膜？”

“愛是心靈的碰撞，隻要真心愛她，有沒有處女膜還重要嘛？”

“沒想到建國三十多年了，封建王朝早就被推翻了，有些人頭腦中的封建流毒卻至今還在作怪，還在用封建統治階級玩弄女人的所謂的‘貞操觀’來控制、擺布女人，動不動就将女人打入‘冷宮’， 處女膜已經嚴重摧殘着新時代的女性，全社會都要站起來與這種封建思想作鬥争，保護這些無辜的姐妹們，實現真正的婦女解放！”

這場處女膜大讨論變成了一次“階級”、“政治”的問題，最終已徹底摧毀道德底線爲終結，赢得了一次巨大的勝利，從此再提起處女膜的人就成了社會的另類，人民的公敵；從此，貞操不再重要，女人，尤其是“開放”的女人獲得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徹底、最深刻、最具深遠影響的“解放”，爲性産業随後而至的高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到1983年，性産業已成燎原之勢，在這一年的“嚴打”鬥争中，全國共抓捕到從事性交易的“女流氓”23萬多人，爲了不在法律上體現中國存在妓女，隻對組織、容留、介紹、脅迫“婦女賣淫”的團夥進行了從重處理，槍斃一大批、重判一大批、注銷城市戶口一大批；而對實際從施妓女工作的賣淫女隻視爲“流氓”，對照懲治“男流氓”強奸猥亵調戲婦女的相關法律條文，予以“相應”的判決。

然而，從這以後，雖然嚴打一類的戰役時常打響，而女流氓卻越打越多，這種治标不治本的嚴打，打的隻是出頭鳥，作爲孵化、培育這些鳥兒的龐大孵化場的社會，卻在嚴打之外。道德底線毀滅、貞操觀崩潰、全社會唯利是圖，人的一生每時每刻都要與錢糾纏，隻有拼命賺錢才能保證生活的最低标準，房子不知啥時拆、工作不知啥時有、收入不知啥時高、學費不知啥時低、身體不知啥時病，生活的無依靠、不實在、不安全感，金錢的壓力和恐懼，一骨碌的充滿了全民心靈，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家庭，孵化、培育的，豈止隻是賣淫鳥？還有貪官污吏、奸商惡霸、嫖客賭棍、文痞科賊、藝妓流寇……

因此，人們不要驚呼當今妓女多了、貪官多了、奸商多了、文痞多了，還有更多的癌細胞在後頭等着發作呢！

僅以妓女爲例，伴随着嚴打的戰鼓，性産業特飛猛進，進入90年代後，更是發展迅猛。

北京市警方于1999年夏季賣淫的黃金季節，實施了對小發廊、洗浴中心等藏污納垢場所曆時三個月的“7、8、9集中清理整頓”，僅僅在清理之初的兩次行動中，就查處到色情場所6000多家；2006年7月北京市警方再次集中警力對小發廊、小歌舞廳、小洗浴、小酒吧、小電玩錄像廳等“五小場所”進行整治，查處妓嫖兩方共4101名人，查處各類賣淫的場所1866家。

這些被查處的賣淫場所，小的能容納三五名、十來名妓女招攬生意，大的則可容納上百名妓女同時接客，它們管理嚴謹，服務高檔，生意興隆，聲名遠播京郊，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赴京開會辦事的“射會”各界嫖友“莅臨指搗”。據警方秘密偵察，推斷目前有近30萬名賣淫女從偉大祖國的四面八方雲集在首都北京，從事法定意義中沒有的妓女工作。

作爲天子腳下的北京雖然如此“繁華”，卻遠遠比不上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州、深圳，因爲“開放”較内地早得多的原故，也因爲是改革開放的試驗田的原故，其“開放”程度之深，色情場所和提供性服務的“小姐”數目之大，已經是十分驚人的了，在該地區從事色情服務的“小姐”數目當在百萬之衆，且全社會整體聯通，發展成爲由黑社會、腐敗的黨政官員、賣淫團夥相互勾結，有組織地通過酒店、娛樂休閑中心等場所，半公開地向嫖客提供性服務。有的官員“官文化”濃厚，組織性服務也不忘過一把“官瘾”，仿照黨政部門的建制、規章條例來管理“小姐”， 有的開“編前會”，有的頒布了“五條禁令”，有的爲了妓嫖兩界“工作方便”，将“小姐”像公安局的民警似的“挂牌服務”，嫖客可以任意挑選“小姐”，可以在性交中途突然要求調換“民警”，“參政議政”、“民主評議”某某“民警”的服務，以便提高“小姐”隊伍的“工作”能力，爲大酒店及其幕後官員在激烈競争的“性市場”中永立不敗之地、源源不斷地赢來豐厚利潤。

在浙江，僅杭州一家大型歌舞廳每天都集結了小姐及嫖客三四百人，天天俨然東北大的牲口市場逢到趕集的大喜之日，由于杭州、諸暨、浦江等地對“小姐”需求之大，在“人民群衆”便在義烏一帶自發形成了一個“小姐”批發市場，從制售假冒僞劣的小商品發家的義烏，從小商品市場繁榮，帶動了“小姐” 市場繁榮，義烏總是走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領先一步發家緻富。

“小姐市場”在義烏市勞動力市場内就有25家，而地下交易場所則有 40多家，“小姐”大都在地上鋪了一張席子，躺着坐着等待色情場所的老闆們、“嗎咪”們、“保保”們來挑選，“小姐”們都熱望自己被選中，個個淫蕩地招呼、叫喊“嗎咪”。

“嗎咪”們則像相馬的伯樂，瞪着挑剔的大眼掃視“小姐”， 一挑姿色，二挑容貌，三挑肥瘦，相中一匹後，又像陝北大爺買驢子似的在她們屁股上、大腿上、奶子上使勁兒捏幾把，又拉開嘴巴看牙齒是否白亮整齊，掀開衣服看肚皮是否白嫩，有無妊娠紋，然後再順便問問：“家是哪裏的？多大歲數了？以前有沒‘做’過？在哪些地方‘做’過的？”

“小姐”們都說“‘做’過的，跳舞、唱歌、洗浴、洗頭都‘做’過的，客人可喜歡呢，嗎咪選了我，保證生意興隆，日進鬥金。”

“嗎咪”們哈哈大笑，交易在快樂中前進了一步，有的“老闆”提出“試一試吧”，“小姐”則爽快地答應，“嗎咪”就與“市場”老闆談妥，帶上幾個“小姐”到附近賓館開下房間，“老闆”與“小姐”試上一回，如果滿意，交易就成了，“小姐”們總是十分賣力，一齊脫光衣服使出全身本領逢迎“老闆”，這樣的“試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

一批批“小姐”就這樣批發出去了，市場交易卻天天紅火，全年流動在這裏的“小姐”人數在20萬人次以上，每個“小姐”每次進場的報名費爲100元，色情場所進場的招聘費爲每個“小姐”100元，市場全年交易額突破4000萬元，同時還帶動了交通、通訊、餐飲、賓館、休閑、服裝、首飾、坤包、女鞋、整形、塑身、美容、美發、攝影、醫療業的整體興旺，全年綜合流向義烏的錢财突破1億元，極大地推動了義烏以至浙江經濟的騰飛。

在武漢，官員們看到“小姐”富得流油好不動心，出奇制勝頒布“小姐”必須審領“就業登記證”，每證包括衛生局體檢、勞動局職教培訓、公安局審查、頒證單位認定、證件工本費，合計400多元，僅此一項，爲該市賺得“财政收入”3000多萬元，極大地優化了武漢三鎮的政府辦公環境和公務員的收入水平。

在太原，全市公開登記的歌舞廳有5000多家，經過曆次“清理整頓”，尚有3000多家，其“小姐”之令人歎爲觀止，僅市區20多家大型歌舞城及60多家大型桑拿浴場，就擁有“小姐”10萬人，其密度之高可謂全球領先！

放眼中華大地，直接戰鬥在性服務一線的巾帼女傑已突破800萬人，由此而帶動的中介、餐飲、服飾、賓館、美容、醫療、交通、通訊、性場所的經營服務人員，突破2500萬人，整個“性産業”從業人員突破3300萬人，人均年收入近3萬元，從業人員全年總收入突破9000億元，占全國國民經濟總收入的7.8%左右，占國内社會生産總值12.3%左右！

此外，還有一大批以“小秘”、“二奶”的形式“隐身”戰鬥在性産業的“秘密陣線”上的“隐形妓女”們，從廣州到東莞，沿途成群成簇、連綿起伏的山間别墅，形成十分壯觀的“二奶村”，這些别墅中多爲港台客商包租的“小姐”；這樣的高檔别墅公寓在上海、北京、杭州、蘇州、青島、大連……，到處都能見到，據不完統計，全國的“小秘”、“二奶”已突破200萬人，她們養尊處優，生活奢侈，過着神仙一般的日子，人均年收入都在20萬元左右，全國總收入突破4000萬元。

無論是“小姐”還是“小秘”、“二奶”，她們的消費水平都十分高檔、前衛的，早些年“小姐”必配的尋呼機已經被眼下的高檔手機取代，至于出門打的、租住民房、公寓，購置高檔服飾、化妝品，帶動賭博、吸毒、醫療、藥品、性保健品、餐飲、旅遊、賓館、家裝、家具的繁榮，更是有目共睹的，全國“性産業”每年帶動1萬億的消費是國家有關部門專門調研過的不争的事實，中華大地一片淫光閃閃，山舞淫妝，原馳嫖相，香風豔雨日夜吹拂，蔚爲壯觀！

1999年夏季的“789集中整治”和國務院下半年頒發的《娛樂場所管理條例》直接導緻了這一年國内生産總值增長迅度下滑了1%！

進入2000年以後，“有關部門”對“性産業”有所松動，公安部将賣淫從颠覆國家政權、反共反華、殺人、放火、吸毒、詐騙等一類案件下降到三類案件，通知全國公安戰士日常工作以一二類案件爲主，一般不獨立抽調警力偵查三類案件，隻有當上級有特别通知、或者有群衆舉報時，才抽調警力偵查，且對妓女從抓住之日起上溯六個月以前的賣淫活動不再追究，對妓嫖雙方以罰款爲主，以此補充公安系統經費不足，對揭發較多妓女的嫖客，和揭發嫖客較多的妓女，因其爲公安赢得經費貢獻突出 ，且對今後籌措經費有益，所以予以酌情從輕處罰。

許多嫖客成爲“治安耳目”，許多妓女成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積極分子”，許多色情場所的老闆成爲“依法治市先進人物”。 看看如今私營企業成立黨委、工會，這在10年前是不能想像的，真不知道再過10年，可否在歌舞廳、桑拿浴裏也成立個什麽委啊會的？

本人從2002年開始配合“有關部門”暗裏調查“性産業”，曆時三年，踏遍千山萬水，深入都市色情場所、公安局、看守所、勞改農場，采訪了數以千計的小姐、老闆、幹警、管教幹部，記錄了近30萬字的“性産業”檔案，整理了近10萬字的材料，還向一家公安幹警舉報了兩個妓女與另一個公安幹警“包二奶”的真實案情，這個幹警接了我的報告後，不敢與我在公安局的辦公室裏做筆錄，開車接我到他家中吃了一頓豐盛的夜飯，酒酣耳熱之際笑盈盈拉着我的手說：“你說的這些事情是個人作風問題，不屬于治安處理範圍，我們會内部處理這件事的，謝謝你對我們的關心，今後我們合作，你有什麽案子直接告訴我，不要對公安上其它人說，更别到社會上說，注意保守秘密，我會爲你向局黨委申請記功嘉獎的。”

我心裏老不自在，酒沒過瘾就離開了他家，氣乎乎找到其中一個妓女的租住房裏，拉着她繼續吃酒，就在這時，一群公安戰士破門而入，把我當嫖客抓上了警車，随後押着這名妓女上了另一輛車子。

上了車後我憤怒地要他們打電話給那個幹警，他們到了公安局後才打電話，不一會兒就将我和妓女同時放了，我興奮地拉着她說：“看來這麽大的天下就是你最好！”她溫存地看着我說：“你愛我啦？”我一時說塞。

後來那幹警多次請我爲他舉報幾個“小姐”拿點獎金用用，但我至此再也沒向公安舉報過任何“小姐”以及幹警、官員、奸商什麽人；多少次想把真實的記錄交給“有關部門”，但又怕傷害這些可憐的小姐，那天要是沒我去吃酒，那位“小姐”真不知會被幹警們整成什麽樣子，這些可憐的“小姐”啊，我常常喝得酪酊大醉，在深夜裏爲她們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