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伟先生9月16日在京病逝*
9月16日原中國《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伟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胡績伟先生1983年9月因在“清除精神汙染”运動中被整肅，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职務，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卫委员會副主任委员。1989年“六四”後，被撤銷一切职務， “留党察看” 連續六年。
*姚監复：見胡績伟最後一面，囑轉告高瑜“給十八大写文章，要求平反‘六四’”*
胡績伟先生逝世前五天，他的好友、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監复先生曾前去医院看望，胡績伟先生在病危中留下囑托。
我請姚監复先生讲讲他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況。
姚監复：“最後一次見他是9月11日下午，医生決定把他從北京医院六層的普通病房搬到心髒科的重病監護室，這时家屬和医生護士不希望我再去打扰他。
他在床上看見我来了，希望跟我讲讲话，我做的第一個事就是把鮑彤簽了字的《鮑彤文集》給他看。”
鮑彤先生是原中共中央委员、政治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陽的政治秘書。
姚監复：“因爲他前一段在杂志《爭鳴》上看見了《鮑彤文集》出版，他就问我‘能不能问鮑彤要這本書？’我就跟鮑彤说了。等鮑彤有了書以後，7日給我後，我11日就去給他。他看後笑了‘谢谢！’然後我就把這書交給他女婿保管。
這时候医生和家屬都说‘胡老不要讲话’，因爲他處于病危状態，隨时可能心髒都會出问題。這时候他把我拉過去，招手叫我到他跟前，別人都说‘不要讲话’，他说‘我还要说一句’，就说‘姚監复，你告訴高瑜，叫她写文章給十八大，要十八大爲六四平反’。
這时候就換床，要推着這床出去到八層樓，我就跟着他們一起到重病監護室把他放好以後，我说‘我要走了’，他又说了一遍‘你告訴高瑜，叫她写文章給十八大，爲六四平反’。這是我在場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话。他心裏想的还是爲‘六四’平反，还是想的那些‘六四’的死難者和受難者。”
*姚監复：家人設靈堂，親友吊唁。胡績伟遗囑不作告別仪式、不開追悼會*
姚監复：“胡績伟先生的家屬告訴我，他自己有准備，不開任何追悼會、告別仪式。我希望说，我們能不能有几個人……告訴我們时間，我們去看最後一眼，家裏人说‘只有家屬去，老人家決定了的’。”
主持人：“他家中吊唁的情況您知道嗎？”
姚監复：“我是9月18日和20日两次去靈堂向胡老致敬。我看見在胡績伟微笑的遗像前，放着他們家裏人送的花圈。女兒胡飛飛（胡雪滔）和女婿代全家的、胡績伟夫人狄沙送的，希望老人安息。
旁邊有于光远送的一個大花圈，另外徐良英、林京跃、王德禄、程宏、还有我送的花圈，我們覺得他是推進胡赵改革、爭取自由民主的一個鬥士。胡德平、胡德華、王雁南……他們胡赵的第二代也来了。
打電话的除了《人民日報》的和胡績伟其他的親友以外，还有严明复、胡啓立電话吊唁。《人民日報》的同仁送了很多花圈，来探望的也多。《炎黃春秋》杂志社和社長送了两個大花圈，杜導正原老社長和夫人送了花圈……我看到擺了不少白色菊花爲主的大花圈。中間有胡老的大照片，微笑地看着大家，我們去的人都三鞠躬。
雖然没有公布這個信息，只有《人民日報》離退休辦公室發了一個簡單的訃告，也没有公布他的生平。”
*姚監复：胡績伟晚年思想升華，著述在港出版，遗憾不能在中國大陆公開發行*
姚監复：“胡老後来的夫人狄沙（原来《大百科全書.音樂卷》編輯）幫他編了十几本書書，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把胡老這几年写的書編輯出版了，在香港出的。
我做了一點事就是這五、六年幫他整理了一下他坐在輪椅上或沙發上口述、我写出来以後他改，有的改了五稿，第五稿跟第一稿完全不一樣了，最後由鮑樸的新世紀出版社出了一本《胡赵新政啓示录——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這本書等于把他最後的思想……包括升華的思想，對新民主主義的肯定、不足和批判，最後提出‘要廢除一個党、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党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最後，馬克思恩格斯對时代判斷錯了，不應該是無産階级社會主義革命的时代，而應該是资産階级民主主義革命时代，不應該消滅资本家、资産階级、私有財産、私有制。他的思想的變化和結論写在這本書上，能在生前出版，2012年1月出版，我覺得他心裏是比較高兴的。当然這本書被有關部門認爲是‘非法出版物’，不能在中國大陆公開發行是很遗憾，他也覺得很遗憾。”
*胡績伟在“心靈之旅”受訪回放：憶“清汙”中、“六四”後受批判*
胡績伟先生十年前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采訪，憶1983年“清除精神汙染”和1989年“六四”後受到批判。
請聽胡績伟先生的一段谈话录音——
胡績伟：“‘清除精神汙染’搞了28天，胡耀邦（等）几個人、萬裏他們出来，最後 把‘清除精神汙染’制止了。可是到了‘六四’的时候，因爲我同情學生，他們就说我是‘支持學生暴亂’，那么這樣一来，就把我同王若水（原《人民日報》副總編）在《人民日報》展開一個大的批判运動。”
*高瑜：我理解胡績伟先生遗愿——爲“八九民运”平反，谴責“六四屠杀”*
胡績伟先生在生命的最後时日、在医生禁止讲话的情況下，請姚監复先生轉告高瑜女士“写‘十八大’的时候，要提出爲‘六四’平反”。我采訪了現在在北京的原《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资深記者高瑜女士。
高瑜：“胡績伟先生去世。因爲我到韓國……他這次住院，最後了，医生不让讲话，他还说‘轉告高瑜’，说让我向十八大呼籲，就是要爲‘六四’平反。老先生最後是用了大家习以爲常的這種（说法）‘平反’，我認爲他的意思呢，應該是這樣理解——爲‘八九民运’平反，要谴責‘六四屠杀’。”
*高瑜：9月20日去胡績伟家靈堂吊唁，帶去鮑彤手書挽聯*
9月20日下午，高瑜女士到胡績伟先生家中靈堂吊唁。
高瑜：“我們今天约的下午三點半到胡老家。中午我們是和鮑彤先生餐聚。鮑先生只能夠出来吃飯，你要说我們来開研討會什么，都不允許。”
鮑彤先生親筆書写一幅挽聯——“哲人其萎，績伟先生千古，鮑彤敬挽”。鮑彤先生將挽聯交朋友轉送胡績伟先生家中靈堂表達哀悼。
高瑜女士給我發来了照片。
高瑜：“你看鮑彤那字多漂亮，看他對胡績伟的悼念，写的挽聯。我們就給他帶去了，飛飛（胡績伟先生的女兒）他們特別高兴。可是（官方）已經跟鮑彤打招呼了，说‘你們希望到什么地方去旅游？’要給‘出北京’了，他就准備走了。”
*鄭仲兵：悼念胡績伟，党不要你，恰是你的光榮、正确、伟大。因爲你是屬于人民的*
主持人：“能不能請您讲讲当天到胡績伟家中靈堂吊唁的情況？”
高瑜：“我們去的时候，屋裏擺滿鲜花，而且几大本的‘簽名簿’，我看有五、六本，好像都滿了。我們的花篮就挨着赵紫陽的女兒王雁南和她的丈夫王志華的一個花篮。白顔色挽帶的是胡耀邦家的。最上邊，就是胡老的像下邊有三個……最邊上是一幅手写的悼詞；中間是馮媛……就是王若水的遗孀，她在厦門大學教書，寄来的悼念紀念卡；最右邊是吳國光夫婦寄来的悼念卡片。我從来没見過這么樸素的靈堂。就是一些花圈，有些挽聯貼到墙上了，今天我們帶去鮑彤写的挽聯，旁邊是鄭仲兵的，就是我給你寄過去的文字。”
鄭仲兵先生写的是：悼念胡績伟，党不要你，恰是你的光榮、正确、伟大。因爲你是屬于人民的。三十年前，你就提出：人民高于党，人民性高于党性，《人民日報》要代表人民對党進行輿論監督；你攜秦川、王若水真的把這個党報辦成了人民的報纸。你是人民日報第一人！你活了九十六歲，你还將世代活在中國人民心中！學生鄭仲兵2012年9月17日。”
还有一個是李洪林夫婦的，都是改革派的知识分子，而且写的都非常感人。”
*高瑜：家人表示，胡績伟遗骨不進“八寶山革命公墓”*
高瑜：“我再跟你讲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今天上不去網，不然我就写一條推特：今天去的代表官方的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在《人民日報》副社長吳恒權陪同下到胡績伟家吊唁，说‘八寶山給胡老留着一個位置’，但是胡績伟的家人他的親生骨肉飛飛（女兒胡雪滔）夫婦回答‘不！’就是‘不進八寶山’。我就想發這樣一條推。”
*高瑜：，共産党這么改造人洗腦，但共産党裏有一個胡績伟，说明你們是失敗的*
高瑜：“胡績伟的思想觀念這五年發生了非常大的飛跃，從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共産党人的思想，完全變成一個追求憲政民主的、接受普世價值憲政理念的老知识分子。他有了這種變化，我要说，我更看到人性是不可泯滅的，你共産党這么樣的改造人、洗腦，但是共産党裏面有一個胡績伟，说明你們是失敗的。”
*宋永毅：胡績伟先生生前最後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爲我們的數據庫作序*
聽到胡績伟先生逝世的消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國当代史研究專家宋永毅先生说：“我覺得有很多话要说。那么，人家要覺得奇怪了‘你又没跟他見過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有他生前写的最後一篇文章。這是今年4月爲我們写的很長的一篇文章，爲我們即將出版的《中國“大跃進”、“大饑荒”數據庫》所作的三千多字的序文。你想想看，以他96歲的高齡写三千多字，這已經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我先讲一點背景。我們有一個大的數據庫計劃，就是中國当代政治运動史數據庫、实際整個上是從1949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毛澤東时代的。已經出版有《“文革”數據庫》、《“反右”數據庫》。第三個是《中國“大跃進”、“大饑荒”數據庫》。
爲前面两個數據庫作序的一是余英时教授，第二個是李銳，李銳老，這次我們就考慮，覺得那些党內寶貴的‘九十（歲）老人’，希望他們能在仙逝之前也給我們留下些文字。
当时我就考慮到請胡績伟先生。我跟他没有見過面，但是我通過朋友向他提出。他住在医院裏，但是他立刻欣然答應。他说，我們所作的這個工作他也知道，是非常有意義的，是極其有利于人民和曆史的浩大工程。所以他说，這個對当代及後人深入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共産党史具有極爲重要的價值，因爲以史爲鑒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宋永毅：德高望重的胡績伟先生的道德文章*
宋永毅：“他總共写了三稿，最後一稿写好後，他又專門托人到美國来打電话，告訴我，他不希望把他的序立刻送出去發表。他讲了個理由我很感動。他说，這個序應当和我写的關于這個數據庫的‘前言’一起發表。他说‘因爲這個數據庫是你們這些海外華人學者的心血之作，所以我不能抢了你們的風光’。
实際上，就他這樣一個德高望重的前輩給我們写序，是增加了我們的風光。但是你看，他考慮的很仔细。他不僅是文章写得严謹仔细，他發表這樣一篇序，他都很仔细地從我們這個角度来考慮问題，這個使我特別感動。
現在很少有這樣的道德文章了。文章有的人可以做得好，但道德有的人是不行的。”
*吳國光：悲痛。我與太太同去看望胡績伟先生的心愿未能实現，成遗憾*
聽到胡績伟先生逝世的消息，原《人民日報》评論部主任編輯、現加拿大維多利亚大學教授吳國光先生表達他的心情。
吳國光：“当然是很悲痛，也很遗憾。我本来是想前两年回北京的话，找個機會去看看他。但是因爲……你知道我的太太廖曉英也是他的學生，我就想一起去看。廖曉英不是經常有機會回中國去，所以我想等我們一起回去的时候帶孩子去看他老人家，這個機會就一直没有找到。他雖然是96歲的高齡，這几年感覺他的身體好像雖然有些毛病，但是还滿有精神，挺好的，没想到這么快就走了。”
主持人：“您的太太是胡績伟先生名下的研究生……”
吳國光：“我也代她表達對老人家的這種思念和悼念吧。”
*吳國光：胡績伟先生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和“新闻立法”非常值得曆史記載*
吳國光：“胡績伟先生這樣一個官方人物的身份来讲，我覺得他有两個事情是非常值得曆史記載。
一個就是他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這個当然还是戴着鎖链跳舞了，在中國共産党這樣一個新闻媒體往往是强調党性的，什么都要遵從党的意志；那《人民日報》呢，它又宣稱是人民的，至少有‘人民’那么两個字。中國共産党也宣稱它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它也不能不提出‘人民性’這個東西。從延安时期，中國共産党建立了一套控制新闻的模式之後，党性和人民性之間的矛盾就成爲一個主導中國新闻界的非常重大的線索。
胡績伟先生在經過文革的磨難和反思之後，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人民性是高于党性的’。這实際上是在‘党性、人民性’這個框架裏，對党性是一個顛覆性的挑战。他對中國媒體、中國新闻理論的贡獻，這個当时在現实中来说也让我們感覺很振奮，從理論上来说，也是一個突破性發展。
第二點就是他在離開《人民日報》之後，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去，他就開始思考新闻立法的问題。在1989以前当中國社會科學院新闻研究所所長的孫旭培先生，他的硕士論文就是写新闻自由的。我想，他那篇論文應該是1949年之後中國的第一篇系统地討論新闻自由的論文。這個意義上我想，即使胡績伟不是他名義上的導師的话，如果说是他精神上的某種導師，我想孫旭培先生應該會承認的。
胡績伟先生致力于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新闻自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了中國的新闻立法這樣一個項目。
当然這個項目曆經三十多年，没有任何進展，也没有任何成功。現在有很多人也反省说，在当前這個法律的框架、政治現实下，即使有了新闻立法，恐怕也是约束新闻界，而不是赋予新闻界更多的權利。胡績伟先生在推動新闻立法這點上，也是有曆史性贡獻、值得記入曆史的。”
*吳國光：胡績伟先生1989年要求“人大”行使權力制约政府施政，是生命亮點*
吳國光：“胡績伟先生在1989年作爲一個人大常委會的委员，当然也是個人大代表，他對于自己的責任…這樣一個曆史性責任的體認，我覺得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他当时能夠站出来，要求全國人大通過合乎憲法的這樣一個權力，来對政府当时的施政加以制约，来反映人民的呼聲，我覺得這不僅是非常勇敢的，也是非常有見地的，我想這也是胡績伟先生生命中的一個很大的亮點。”
*吳國光：胡績伟先生最後23年思想達新高度，反思共産革命，留給後人精神財富*
吳國光：“胡績伟先生最後的23年，我覺得是他個人反思的一個光輝的頂點。特別是最近一些年，我是越来越敬佩這位老人家。他在他這一代人，1989年之後的生命的晚期，我覺得他的思想開始走上新的高度。他對于現體制的反思，他對于整個中國共産主義革命經曆的反思，特別是中國共産党最近三十年改革以来曆史的反思，我覺得都是留給後人的一筆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
（“紀念胡績伟先生”專題節目待續）
以上自由亚洲電台“心靈之旅”訪谈節目由张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采訪編輯、主持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