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倒了。倒不倒是路线问题，怎么倒是娱乐问题。
给薄的那些罪名怎么看都是娱乐。当初倒陈希同，连办公室摆的别人送的礼物都计上了，最后搞个贪污额55.5万余元。后来陈良宇涨价了，240万元。目前物价飞涨，县级官员都能贪2个亿，你就是将薄熙来的贪污数目弄上5亿，对于目前普遍贪污的中国官场来说都是娱乐。至于和女性有不正当的关系，那就更娱乐了。一来，薄熙来已经和谷开来分居，二来薄熙来没有强奸，你拿什么律条判他？只不过要是将那些女人尤其是名女人名单公布出来，全国人民估计要多看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了。
这不是给薄熙来鸣不平。俺个人认为薄熙来该倒，原因是他的政治理念。看看现在的朝鲜现状，你要将中国拉回老毛时期，怎么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薄被双开以后，有人欢喜，有人悲伤，都是正常现象。一个人倒了，如果不能产生一些这样的效果，那他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了。不过，悲伤和欢喜的人都有不同的理由。
网上的人和薄熙来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少，很多情绪大多和他的政治理念有关。一些人由薄倒台的事联想到中国的未来，认为薄熙来的倒台会让中国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时代，还对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认为他会开辟一个新纪元。
野狼认为，这种看法现在看来实属过于乐观。这倒不是我对习近平的改革意图有怀疑。从近一个月的事情看，习近平确实有改革愿望，决不会像胡锦涛那样“不折腾”停滞不前，但愿望的实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
30年前老邓的改革现在看看要容易得多。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否定文革，否定老毛的经济模式。当一大帮在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占据领导权的时候，文革的否定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个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让老毛的思想从放置四海而皆准的地位上拉下来。然后对错就以邓的话为标准了。邓小平没怎么动国体政体，只在经济方面的分配问题上开刀。通过宽松政策，农民多打了粮食，工人多拿了奖金，乐乐呵呵的，谁还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即使有一些保守势力出来搞点噪音，都是无关痛痒的了。
这种模式搞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玩了。改革初那种一个政策就能给人民发饭票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现在你想完善某个经济机制，在给部分人制造好处的时候，必须要损害另一部人的利益。而且好多需要改革需要完善的地方还是改革后形成的东西。比如行业垄断，天平倾向国有大企业并不是30年前的东西。举个例子，京杭大运河上的运输业，以前个体户可以在沿途自建小码头和仓库，后来政府看到这东西赚钱，就搞个政策说这东西不规范，要政府出面搞。结果，那些小码头就消失了，船都要停到政府搞得大码头上。其结果收费提高了，运输成本上去了，因为政府要用这个赚钱弄GDP。如果现在你要动这个的话，地方小政府能不给你阻力？
医院也是如此。虽然现在可以有私立医院，但他们不能也不敢发展到可以动大手术的规模。不是这东西不赚钱，而是一出医疗事故，你就麻烦了。遇到后台硬的医闹，医生护士给他下跪都不行，如果你没和有关部门搞好关系，关门歇业都完不了事。国营大医院就不同了，他们有政府的警力和法院的保护。
这些都是小事了，大的垄断比如铁路，中石油中石化，几乎就是政府从民众手中拿钱的提款机。你要改改这些东西，正在其中发财的那些人愿意？
温家宝常常提出的体制改革实际上还是这些机制完善的东西。说是改革，其实只是完善。与30年前分田，鼓励私人开工厂比，只能算小手术。现在这些小手术做起来都非常困难，你能觉得政治体制改革会顺利？
然后，我们看看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吧。之所以需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原因就是不改革政治体制，你想完善现有体制的小手术都做不了。你不搞立法司法改革，让所有的人都受法律的保护和监督，你能保证那些小码头不被政府吃掉？你不让党也受法律的监管，地方那些一把手想欺负谁就欺负谁会受到遏制？你不搞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地方上的那些贪腐会被揭示出来从而犯罪者得到惩罚？
其实，吴邦国将政治改革的内容用另一种形式说出来了。吴委员长有个著名的讲话，叫“五不搞”，那就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要施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搞上面这些不搞的东西。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共产党一党专制，结果是什么？党有绝对权力，地方党的书记有绝对权力。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哪天你小码头小医院让他看不惯了，他一个文件就让你完蛋。你不限制这种权力，就无法完善现有体制，更谈不上要改变现有体制了。
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也就是要听一种思想，谁的思想，自然是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习近平上来了，听习近平的，薄熙来上来了，就听薄熙来的。哪天毛新宇上来了，能不听他的吗？连这个都不搞，还改革什么？
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三权不分立，法律自然不能有绝对的权威。看看现在判王立军薄熙来，是法律说的算，还是习近平说了算？三权不分立，政府权力就不能控制，立法、司法就是摆设。既然是摆设，政府和官员就会用它为他们服务。至于两院制的意义就更明显了，那是保护‘三权分立’的手段。
不搞联邦制。 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不过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各地如果需要不同的法律，搞搞它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不搞私有化，哈哈，这个太离谱了。真要不搞这个，那只能回到1976年前了。这个提法实质上就是全面否定老邓的改革。
除了以上内容外，新闻和言论自由自然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吴委员长没提出来是因为现有的中国宪法上明文说：公民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实际上，宪法上虽然有，但人民并没有得到这个权力。不然，怎么会有异见者被关进监狱？但是，如果不把这个权力交给人民，人民怎么能够会有其它权利。比如立法，你连话都不让人讲，谁来立法呢。
然后，我们看看要进行以上改革内容的阻力吧。别的不说，就共产党和其手下的政府需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如果干不好会被人民请下台，你就知道那阻力该有多大了。这些，习近平真准备好了？
18大后中国经济政策将有重大变化 新领导人较开放
新一任中国领导人年轻时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掌握政权后如何来制定各种政策，预计这将是他们各种政策制定的基点。在这个基点上，其政策的民生性或政策出发点更多的是关注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或中低收入民众的利益。
9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十八大将在11月8日召开。中国共产党重大的权力交接将在十八大上完成。可以说，十八大后，随着中国新一任的国家领导人上任，中国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将会出现重大变化。而这种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将决定了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十八大的召开将成为举世瞩目的事情。
因为，就目前的信息来看，中国新一任的领导人将是以习近平与李克强为主导。如果以他们为主导，那么新一任领导人的出身与背景、生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上一任领导人有很大差别。而正是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上任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又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新一任的领导人多数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而这一代的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事件，要算是上个世纪60年末到70年代初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了。而新一代的领导人有不少都是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历者。作为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第一次离开父母亲来到中国社会最底层生活最为艰苦的农村，不仅亲身经历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就如我们许多人上大学不仅在大学学习各种文化与知识，更重要在于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一样。而新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形成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比如，美国最大连锁超市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为何要以造福穷人为目标，就与他年轻时的经历有关。乔布斯的苹果产品也是如此。因此，新一任中国领导人年轻时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掌握政权后如何来制定各种政策，预计这将是他们各种政策制定的基点。在这个基点上，其政策的民生性或政策出发点更多的是关注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或中低收入民众的利益。可以说，这不仅是中国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有了这个基点，未来中国的各种经济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
新一任领导人心态较开放
其次，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第一代与第二代的中国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军事强人出身，如毛泽东、邓小平等；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领导人则多以是理工科与工程师的背景，如江泽民、胡锦涛等。而新上任的领导人多数是社会科学之背景，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科学，而且其中有几人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专业知识与理论的不同，也可能决定了他们治理国家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会与以往有很大差别。而且从现代国家所要求的专业知识与背景来看，社会科学知识的优势则成了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因为，这些知识正好是要求人们从社会的角度来了解我们现实生活与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比如发达国家许多领导人的专业知识都具有法律及经济学背景。
第三，新上任领导人其开放的态度可能与上几代领导人也会有很大不同。因为，新上任的领导人其中有直接到欧美名牌大学学习过的，也有改革开放初期就到欧美国家访问过的。如习近平在1980年代就到过美国。他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科学技术水平及人民状况等很早就有了解。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这会促使他们从之后更加会关注发达国家各方面的进展，增加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在这过程中，不仅他们相应的知识在不断积累，而且他们开放的心态也在学习与演进过程中。而这种开放心态对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四，新上任的领导人个人工作经验与阅历也与上一任领导人有很大不同的。新一任领导人多数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这样，他们不仅得到工作上的磨练，也积累工作上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整个国家机器是如何运作，其中有那些优势与不足，应该了解得更为清楚。如果这样，他们更应该知道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哪里入手。这些就是这一任新的领导人与上一任领导人不同的地方。很大程度上，这些特点与差别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中国经济走向与发展，影响中国将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治理国家。
对于现实的经济生活来说，还得看新一任的领导人在现在的知识与经验背景下如何来应对当前中国经济生活最为重要的三大问题。一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对于这个经济增长点，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从李克强最近的谈话来看，中国城市化将未来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增长点）；二是未来中国经济中最大风险是什么，新政府将采取方式来应对与规避（对于这点在《十二五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纲要》有所透露）；三是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大障碍或阻力是什么（当前中国党内十分盛行的严重的贪污腐败）。
应该说，新一任的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置这三大问题将成为他们特质与优势能否体现的关键。不过，从最近习近平与李克强的言论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新一任的政府对这三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思路，现在的问题是就在于在他们上任后把这明确的思路如何转化可操作的具体政策了。
